作品相关 前言之一 莫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您做过调查吗？您是不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您是不是只凭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就把《金瓶梅》这种第一等的盖世奇书打入“淫书”这个十八层地狱了呢？只要你用正确的方法来看它，它的社会价值绝对超过《红楼梦》，是该为它解禁的时候了，是该为它正名的时候了，是该为它申诉冤情的时候了，是该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谋取一席之地的时候了，是该抛弃虚伪和偏见，是该堂而皇之品评它研读它的时候了。我在此大声疾呼：《金瓶梅》为世情小说之冠，无与伦比，几个诺贝尔文学奖相加都未必比得了它的雄风伟力。我尽量用一种客观、全面的人性批判观点来为大家展现这个独一无二的“金瓶梅世界”。
孔夫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所以在这个道德治国的国度里，一本有些色情描写的古典巨著成了背人耳目的艳情小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辨明《金瓶梅》实际的文学和社会价值，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叙述的开展。在此之前，就一定要把它属不属于淫书这个命题提出来，加以辩证分析。
《金瓶梅》是淫书吗？这是一个不易回答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金瓶梅》卷首开宗明义：“读此书，生慈悲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想要做哪一种人，请君自便。笔者没有这种深邃的笔法，但是以前曾经形象地说过：“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通读，这就是一部伟大的、前不见古人的、也难有后来居上者的现实主义古典名著。假如您跳着读，像苍蝇嗜血一样只盯着床第之间的那点事儿，那就如同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硬生生地把一部名著看成了淫书。”原作者兰陵笑笑生若泉下有知，当会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的。想要怎样看，请君自便。毛主席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就是说，没有前者惊世骇俗的先驱作用，很难有《红楼梦》的后来居上和出类拔萃。从社会学和文学继承的角度来看它，会得到更大的普世价值。我会试着把二者进行比较来读，以此来印证二者的血脉相连。是想停留于表面文章，还是想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同样，请君自便。
笔者看的第一个版本是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洁本”，虽然删减了近两万字，但全书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笔触依然入木三分，这说明作者不是以宣扬色情为主要目的，而删减的部分只占全书1—2%，况且除了有个别地方存在庸俗的描写之外，好多的性关系描写是在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深刻人性的，因为这种描写背后透射出赤裸裸的人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和经济社会及私有制经济固有的丑恶，不是单纯的为描写而描写。如果要是看不出这些差别来，那么这本书还是不要读得好。要说纯粹宣扬色情文化的小说是存在，比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杏花天》、《灯草和尚》、《肉蒲团》等，确实好些描写不堪入目，比如说《肉蒲团》中床第描写占了五分之四左右，除了能看出“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因果报应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能把它还能上升到怎样的理论高度。而《金瓶梅》虽然带点色情描写，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与其他书籍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而且，一般能够让人失去原则的因素有两条：名与利——我们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且把《金瓶梅》加入一点性描写是有其卑鄙目的的话——这两种东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威力无穷。那么作者创作它首先不是为了名，因为当时创作这些稗官野史、市井小说是不入流的，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包含有一定“猥亵”的内容，很难得到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尊重，只有学术著作才是真正的“立言”，而且作者把自己的实际身份掩藏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后人只知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把研究他的真名实姓成为一个非常热点的学术问题了，我想追求名声的人不会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吧？汲汲于名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表演自己的机会，哪能讲什么清静无为呢？当然那些沽名钓誉的所谓隐士除外，“隐居”只是出山的手段。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不是为了出名。
那他是不是为了利益呢？确实，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丧尽天良，别说加入一点性描写了。我们要知道，当时没有出版市场，更没有版税一说，作者根本不会为了市场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来故弄玄虚。当然，有人说了，也不能排除作者是为了某个人创作，有这种可能。当时有种解释甚嚣尘上，认为此书是明末大学士王世贞所作，因为他的父亲王杼之死，间接上有严嵩一党的隔岸观火和落井下石，于是王世贞为了报仇，深知严嵩之子严世蕃喜读小说，这才创作此书，并把毒药浸染书角，以至于严世蕃在蘸唾液翻书时，沾染毒药而死，但实际情况则是，严世蕃是被就地正法的，关于这个情况，吴晗先生在其《的创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有详尽叙述，驳斥了这种为了报仇为了某人，才创作此书的虚妄。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如果说，目的如此简单，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的迎合某个人的龌龊心理，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洋洋洒洒写了百万字之多，以他笔力之雄健、知识之渊博，轻而易举地就可写些类似于《肉蒲团》的作品，然后在大量的床第描写之后，冠以因果轮回来掩人耳目即可。这样就又有一个问题，既然它不是为了某个人来创作的，而它的结构系统又是如此的庞大，那它能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先是在民间流传，然后经过作家的天才性创作，才成为伟大的作品的。一派拥护这个观点，一派反对，认为是个人创作，我也是一个反对派。笔者曾经操作《史记》的个性化普及版《史记之魂》，定稿时90万字，实际的创作字数远过于百万字，虽然这里包含了大量的文字垃圾，但想创作完成也绝非易事。操作大作品，就好像是建筑一座无形大厦一样，从原材料选择、夯实地基、构思蓝图、实际施工到后期装修等个个环节，细节成千上万，只有实际创造者才会心领神会，才会事无巨细俱在胸臆，如果没有事先的胸有成竹，很难有最终的精益求精，不是你不想精，而是你根本想不到一些盘根错节、前后勾连的细节。按照《金瓶梅》的千针万线、缜密思维来说，众人创作的可能性很小，你说借鉴一下当时主流文化和文人作品，这是很正常的，不足为奇。所以这还应是个人的创作。对这个问题，正文当中还有详述。
那么，这个人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不是纯粹吃饱了撑的呢？完全为了游戏笔墨？朋友，您可知道真正文学创作之艰辛，当真是搜肠刮肚、殚精竭虑，为了一点问题，能弄得花容失色、小便失禁。写一点速朽文字，玩弄风花雪月，当真是容易至极，可是如何经受起无情岁月的大浪淘沙。后人考证，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个明朝末年的大名士，这应该是正确的，不是大文豪写不出来此等锦绣文章，其胸中丘壑该是岗峦起伏、延绵千里，说不尽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让我为之目眩神惊，让我为之击节赞赏。
一般来说，名士著书有两种可能：一是肥马轻裘、玩弄笔墨，二是穷困潦倒、发愤著书。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产生，本书的作者究竟该属于那种人呢？大家知道，有“名”的人未必有真才实学，要看对这个“名士”的“名”如何定义。乾隆也算个“名”士吧，酒足饭饱、百无聊赖之余，曾经创作几万首诗词，可是有哪一首能够做到妇孺皆知、掷地有声呢？最后只成了一个附庸风雅的烂人，徒留笑柄而已。创作《恨赋》、《别赋》两篇千古绝唱的江淹先生也是“名”士吧，可尊享富贵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创作了一个成语“江郎才尽”，退出了历史舞台。乾隆是一个代表，代表了依靠现实权力攀附文学之树的无赖藤条。江淹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只能“贫贱不能移”却很难“富贵不能淫”，受到名缰利锁的所谓名人。这样的人固然不会为了钱搞这样的创作，但是也基本丧失了力透千古的遒劲之气。这样的人根本创作不了此等作品。
那似乎就是后者，一个穷困交加的人容易受到干扰和收买，但细思之下，这也基本不可能。大家知道，能与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蒲松龄这几大小说高手共同华山论剑、比翼齐飞的还能有几人？作者肯定是大学问家，他未必是道德楷模、圣人门徒，但肯定是有一定气节的，大家能相信一个毫无原则、随风就倒的软骨头会做出这样傲视今古的大事业吗？司马迁受尽屈辱、生不如死，一旦确立目标，百折不屈；蒲松龄科举梦断、生活落魄，虽然天加横逆，矢志不悔；曹雪芹先甜后苦、痛定思痛，尽管世路多艰，勇敢面对。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著书立说。这些硬骨头是不会轻易为五斗米折腰的，我们千万别用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以此作为参照标准，《金瓶梅》的作者肯定也是一个具有相似精神境界的大名士吧。有人认为这里有点猥亵描写，就骂作者祸延子孙，这在那个圣人门生统治的时代里，有情可原，如果此人是个表里如一的真君子，他无法忍受变态的正统思想受到一点点质疑和挑战，我们即使不赞成他的少见多怪，但是也要为他的道德清高大声喝彩。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道貌岸然，回到暗室之中，像我说的那样，跳着读《金瓶梅》某些章节，那么他就是假道学、伪君子、真小人了，这样更是为人不齿。
其实，《金瓶梅》作者是一个高超的画师，与吴道子、顾恺之等大师级人物在伯仲之间，只是后者用画卷，而前者用文字。作者用忠实于客观的白描手法，为我们鲜活地勾画了晚明社会的众生图，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龌龊、残忍的世界，但是它真实。我之前为什么迟迟没有系统地读《明史》，就是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读到了动态而真实的《明史》，同样道理，我迟迟没读《清史稿》，是因为我认为深刻研究《红楼梦》后可以暂缓。这样说肯定是以偏概全，但绝非无稽之谈。即使是瞎子摸象，也得到了一知半解，因为最起码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横切面，生活百态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作者知道明朝社会已经腐烂透顶，圣人文章早已成为冠冕堂皇的口号，读书人，包括那个老天的儿子，都能出口成章，可是在实际当中已经没有人遵守道德准则了。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那就只好实事求是地描写，他确实是悲观的，这部书给人一种极度的压抑感，让人感受“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冷酷。
《金瓶梅》作者是采取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法，所以他在描写成人世界时，也非常冷静和客观，但不管如何，它毕竟含有两万字左右的限制级别内容，在笔者创作《金瓶梅人物画廊》时，全部删除，只是就其主体故事进行描述和评价。
孔夫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所以在这个道德治国的国度里，一本有些色情描写的古典巨著成了背人耳目的艳情小说。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辨明《金瓶梅》实际的文学和社会价值，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叙述的开展。在此之前，就一定要把它属不属于淫书这个命题提出来，加以辩证分析。
《金瓶梅》是淫书吗？这是一个不易回答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金瓶梅》卷首开宗明义：“读此书，生慈悲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想要做哪一种人，请君自便。笔者没有这种深邃的笔法，但是以前曾经形象地说过：“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通读，这就是一部伟大的、前不见古人的、也难有后来居上者的现实主义古典名著。假如您跳着读，像苍蝇嗜血一样只盯着床第之间的那点事儿，那就如同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硬生生地把一部名著看成了淫书。”原作者兰陵笑笑生若泉下有知，当会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的。想要怎样看，请君自便。毛主席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就是说，没有前者惊世骇俗的先驱作用，很难有《红楼梦》的后来居上和出类拔萃。从社会学和文学继承的角度来看它，会得到更大的普世价值。我会试着把二者进行比较来读，以此来印证二者的血脉相连。是想停留于表面文章，还是想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同样，请君自便。
笔者看的第一个版本是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洁本”，虽然删减了近两万字，但全书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笔触依然入木三分，这说明作者不是以宣扬色情为主要目的，而删减的部分只占全书1—2%，况且除了有个别地方存在庸俗的描写之外，好多的性关系描写是在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深刻人性的，因为这种描写背后透射出赤裸裸的人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和经济社会及私有制经济固有的丑恶，不是单纯的为描写而描写。如果要是看不出这些差别来，那么这本书还是不要读得好。要说纯粹宣扬色情文化的小说是存在，比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杏花天》、《灯草和尚》、《肉蒲团》等，确实好些描写不堪入目，比如说《肉蒲团》中床第描写占了五分之四左右，除了能看出“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因果报应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能把它还能上升到怎样的理论高度。而《金瓶梅》虽然带点色情描写，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与其他书籍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而且，一般能够让人失去原则的因素有两条：名与利——我们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姑且把《金瓶梅》加入一点性描写是有其卑鄙目的的话——这两种东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威力无穷。那么作者创作它首先不是为了名，因为当时创作这些稗官野史、市井小说是不入流的，难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包含有一定“猥亵”的内容，很难得到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尊重，只有学术著作才是真正的“立言”，而且作者把自己的实际身份掩藏得密不透风，以至于后人只知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把研究他的真名实姓成为一个非常热点的学术问题了，我想追求名声的人不会如此神龙见首不见尾吧？汲汲于名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表演自己的机会，哪能讲什么清静无为呢？当然那些沽名钓誉的所谓隐士除外，“隐居”只是出山的手段。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不是为了出名。
那他是不是为了利益呢？确实，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丧尽天良，别说加入一点性描写了。我们要知道，当时没有出版市场，更没有版税一说，作者根本不会为了市场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来故弄玄虚。当然，有人说了，也不能排除作者是为了某个人创作，有这种可能。当时有种解释甚嚣尘上，认为此书是明末大学士王世贞所作，因为他的父亲王杼之死，间接上有严嵩一党的隔岸观火和落井下石，于是王世贞为了报仇，深知严嵩之子严世蕃喜读小说，这才创作此书，并把毒药浸染书角，以至于严世蕃在蘸唾液翻书时，沾染毒药而死，但实际情况则是，严世蕃是被就地正法的，关于这个情况，吴晗先生在其《的创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有详尽叙述，驳斥了这种为了报仇为了某人，才创作此书的虚妄。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如果说，目的如此简单，只是为了钱，只是为了的迎合某个人的龌龊心理，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洋洋洒洒写了百万字之多，以他笔力之雄健、知识之渊博，轻而易举地就可写些类似于《肉蒲团》的作品，然后在大量的床第描写之后，冠以因果轮回来掩人耳目即可。这样就又有一个问题，既然它不是为了某个人来创作的，而它的结构系统又是如此的庞大，那它能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样，先是在民间流传，然后经过作家的天才性创作，才成为伟大的作品的。一派拥护这个观点，一派反对，认为是个人创作，我也是一个反对派。笔者曾经操作《史记》的个性化普及版《史记之魂》，定稿时90万字，实际的创作字数远过于百万字，虽然这里包含了大量的文字垃圾，但想创作完成也绝非易事。操作大作品，就好像是建筑一座无形大厦一样，从原材料选择、夯实地基、构思蓝图、实际施工到后期装修等个个环节，细节成千上万，只有实际创造者才会心领神会，才会事无巨细俱在胸臆，如果没有事先的胸有成竹，很难有最终的精益求精，不是你不想精，而是你根本想不到一些盘根错节、前后勾连的细节。按照《金瓶梅》的千针万线、缜密思维来说，众人创作的可能性很小，你说借鉴一下当时主流文化和文人作品，这是很正常的，不足为奇。所以这还应是个人的创作。对这个问题，正文当中还有详述。
那么，这个人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不是纯粹吃饱了撑的呢？完全为了游戏笔墨？朋友，您可知道真正文学创作之艰辛，当真是搜肠刮肚、殚精竭虑，为了一点问题，能弄得花容失色、小便失禁。写一点速朽文字，玩弄风花雪月，当真是容易至极，可是如何经受起无情岁月的大浪淘沙。后人考证，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个明朝末年的大名士，这应该是正确的，不是大文豪写不出来此等锦绣文章，其胸中丘壑该是岗峦起伏、延绵千里，说不尽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让我为之目眩神惊，让我为之击节赞赏。
一般来说，名士著书有两种可能：一是肥马轻裘、玩弄笔墨，二是穷困潦倒、发愤著书。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产生，本书的作者究竟该属于那种人呢？大家知道，有“名”的人未必有真才实学，要看对这个“名士”的“名”如何定义。乾隆也算个“名”士吧，酒足饭饱、百无聊赖之余，曾经创作几万首诗词，可是有哪一首能够做到妇孺皆知、掷地有声呢？最后只成了一个附庸风雅的烂人，徒留笑柄而已。创作《恨赋》、《别赋》两篇千古绝唱的江淹先生也是“名”士吧，可尊享富贵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创作了一个成语“江郎才尽”，退出了历史舞台。乾隆是一个代表，代表了依靠现实权力攀附文学之树的无赖藤条。江淹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只能“贫贱不能移”却很难“富贵不能淫”，受到名缰利锁的所谓名人。这样的人固然不会为了钱搞这样的创作，但是也基本丧失了力透千古的遒劲之气。这样的人根本创作不了此等作品。
那似乎就是后者，一个穷困交加的人容易受到干扰和收买，但细思之下，这也基本不可能。大家知道，能与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蒲松龄这几大小说高手共同华山论剑、比翼齐飞的还能有几人？作者肯定是大学问家，他未必是道德楷模、圣人门徒，但肯定是有一定气节的，大家能相信一个毫无原则、随风就倒的软骨头会做出这样傲视今古的大事业吗？司马迁受尽屈辱、生不如死，一旦确立目标，百折不屈；蒲松龄科举梦断、生活落魄，虽然天加横逆，矢志不悔；曹雪芹先甜后苦、痛定思痛，尽管世路多艰，勇敢面对。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著书立说。这些硬骨头是不会轻易为五斗米折腰的，我们千万别用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以此作为参照标准，《金瓶梅》的作者肯定也是一个具有相似精神境界的大名士吧。有人认为这里有点猥亵描写，就骂作者祸延子孙，这在那个圣人门生统治的时代里，有情可原，如果此人是个表里如一的真君子，他无法忍受变态的正统思想受到一点点质疑和挑战，我们即使不赞成他的少见多怪，但是也要为他的道德清高大声喝彩。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道貌岸然，回到暗室之中，像我说的那样，跳着读《金瓶梅》某些章节，那么他就是假道学、伪君子、真小人了，这样更是为人不齿。
其实，《金瓶梅》作者是一个高超的画师，与吴道子、顾恺之等大师级人物在伯仲之间，只是后者用画卷，而前者用文字。作者用忠实于客观的白描手法，为我们鲜活地勾画了晚明社会的众生图，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龌龊、残忍的世界，但是它真实。我之前为什么迟迟没有系统地读《明史》，就是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读到了动态而真实的《明史》，同样道理，我迟迟没读《清史稿》，是因为我认为深刻研究《红楼梦》后可以暂缓。这样说肯定是以偏概全，但绝非无稽之谈。即使是瞎子摸象，也得到了一知半解，因为最起码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横切面，生活百态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作者知道明朝社会已经腐烂透顶，圣人文章早已成为冠冕堂皇的口号，读书人，包括那个老天的儿子，都能出口成章，可是在实际当中已经没有人遵守道德准则了。他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那就只好实事求是地描写，他确实是悲观的，这部书给人一种极度的压抑感，让人感受“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冷酷。
《金瓶梅》作者是采取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法，所以他在描写成人世界时，也非常冷静和客观，但不管如何，它毕竟含有两万字左右的限制级别内容，在笔者创作《金瓶梅人物画廊》时，全部删除，只是就其主体故事进行描述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