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后记一三 宋惠莲的刑事判决书（下之下）
本审判长说一不二，不会自食前言，如果这回再不审理完毕，就成小狗了，所以大家等着审判结果吧！
十、来兴儿与来旺儿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宋惠莲给丈夫带来了好运，比如说西门庆因为她的关系让来旺儿顶替来兴儿担任采购科主管，也同时给他带来了祸患和嫉妒，这种福祸相依的相生相克就像孪生兄弟，接踵而生。这两人的矛盾就是一个饭碗。
如果把西门府比作一家公司的话，那么这种矛盾就是由于不公正待遇和人治痼疾产生的。西门庆作为老板，和自己的女员工发生了婚外情，必定有损于个人的尊严，也极容易使这个女员工及其裙带关系范围内的人成为众矢之的。本来应该是公事公办的，可如今因为有特殊关系，办公桌被移到了床上，羡慕者有之，嫉恨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本来来兴儿和来旺儿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可来旺儿抢夺了他嘴里的肉，他难免就要产生心理不平衡，如果说自己办事失误或者来旺能力出众，如果来兴儿还有一点点男人的宽容和度量的话，应该心服口服。可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来兴儿成为添油加醋的告密者，成为卑鄙无耻的加害者。他也有可以被施加历史同情的地方，因为日子太苦，混口饭吃不容易，可也让人不齿。还是那句话：促织不吃癞蛤蟆肉——都是一锹土上人。何必呢？
所以作者现身说法：“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风气不正，权谋横行，勾心斗角，鲜廉寡耻，大都是由不公正待遇引起的，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这个故事可为管理者镜鉴。
说起来，每一个管理者都比作者清楚，只是，只是因为小妹太迷人，去他妈的管理艺术吧，老子不管什么雄心壮志、深谋远虑了。
十一、宋惠莲与惠祥等仆人的矛盾
她们之间的矛盾和男仆人之间的矛盾十分相似，本来大家都是平等相处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因为老板的照顾，这名女员工成了宝贝疙瘩，又是给她调动工作，又是给她额外奖金，而她也擅作威福，俨然以小老婆自居，颐指气使，让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元曲大师关汉卿有个作品叫《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知道刘邦底细的乡民为视角，对刘邦的做作和虚张声势进行了无情地嘲讽。在封建礼仪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仪仗都成了这位乡民的笑柄，所谓的金瓜锤在他眼里就是“甜瓜染了金黄色”，所谓的蟠龙戏珠旗也就是“蛇缠葫芦”，所谓的侍从人员就像天上的判官，面无表情，一切的一切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和农村的器物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加了一些豪华装饰而已。尤其让他气愤的是，最能装的那个大汉目中无人，“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再定睛一看，“险气破我胸脯”，原来那个不知为什么把身份证改成汉高祖的人就是拖欠自己债务的刘三。
你宋惠莲尽管和老板攀上了关系，还是那个刘三，凭什么把自己当成汉高祖？难道这样你就身份高贵了？都是一锹土上人，你凭什么这样压制我？难道你不是蔡通判府里的那个宋金莲了吗？“上灶的”是你叫的？“你恒数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罢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祥愤愤不平，她就是那个看“高祖还乡”的乡农。
然而惠祥揭露惠莲“汉子有一拿小米儿数”，也颇为牵强，惠莲反口相讥，“嫂子，你也不是什么清净姑姑儿”，惠祥只好退而求其次，“我怎不是清净姑姑儿？跷起脚儿来，比你这淫妇好些儿！”想要比惠莲好，还得翘起脚儿，如果不翘脚儿，恐怕也要平起平坐了。被月娘呵斥之后，她还不依不饶，还想和惠莲拼个你死我活，她口口声声说促织不吃癞蛤蟆肉，可在实际行动中没看出来。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尤其是看到这些弱小人物自相残杀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沉重，可悲可叹！
这种市井妇女的形象活灵活现，《金瓶梅》和《红楼梦》刻画的人物真实至极，反而是很难企及的艺术高峰。
十二、吴月娘在宽容与软弱中的矛盾
在西门庆嫖风弄月的时候，月娘善言相劝；在西门庆受李瓶儿托付要劝告花子虚不要寻花问柳时，月娘提醒他灯台照不到自身，自己好自为之才是正道；在迎娶李瓶儿一事上，她出于自私也罢，出于维护家族利益也好，总是时时提醒西门庆。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上，月娘也有过劝谏，可是她认事不明，遭遇到西门庆的呵斥，事后她抱怨这个昏君行货子只听九尾狐狸精的话，把她们这些只会说逆耳忠言的视同无物。要说她劝谏是没有错，可在“来旺儿事件”上，她的愚蠢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来旺儿真是意图刺杀西门庆，她劝他在家门里惩戒，不是包庇凶犯、姑息养奸吗？只要西门庆和宋惠莲在一个府里，上床之事就无法杜绝，如果来旺儿这个心结一直存在，她就不怕来旺儿发酒疯时再次刺杀西门庆吗？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月娘知道事实的真相，她明知道来旺儿是被冤枉的。难道西门庆和宋惠莲之间的事儿，她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以前评论过，她遇到这样一个刚愎自用、好色无度、横行霸道的丈夫，她又是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法的传统女人，她又能怎么办？西门庆的荣誉称号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如果月娘太过谏诤，拳打脚踢之事就不能施加在她的身上吗？她有太多无奈，这是我们的历史同情，然而，她的无奈之处也正是其软弱所在。
由此，产生了吴月娘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导西门庆以正，可又无能为力；一方面要保护受到冤枉、陷害、蹂躏的下人，同样是无能为力。如果像潘金莲那样是处心积虑的加害者，没有信仰，不信地狱，她不但不会有愧疚和矛盾之感，还会有一种得手后的沾沾自喜；如果像孟玉楼、李瓶儿、李娇儿那些或者隔岸观火或者自扫门前雪的人，她们对这类的伤害也基本无动于衷，因为她们只需要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至于别人的痛苦和死活，也管不了，也不关心。但月娘不是这样，她是女主人，是第二号人物，还是唯一能让这些生活艰难的小人物寻找到心理安慰和最后一棵救命稻草的人，兼且尚有仁慈之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种种因素相加，使她一方面扮演好好先生，一方面又不能坐视不管，可又回天乏力，这样她的矛盾和痛苦就会随之而至。
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完全自私主义者，是没有愧疚感的，一个麻木或悲观的遁世主义者，也很少痛苦，可是身处红尘的芸芸众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眼睁睁地看着不公正待遇吞噬着正义，挣扎着，矛盾着，痛苦着。
月娘就是其中之一，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十三、作者、笔者、读者与评论者的矛盾。
我多次提醒大家，这是我品评的《金瓶梅》，不是读者眼里的《金瓶梅》，也未必是作者想要描述的《金瓶梅》，各位“金学”评论家更是龙争虎斗。
按照张竹坡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作者是按照司马迁的笔法和文风进行创作的，他称《金瓶梅》是部《史记》，而且比《史记》更加难写，因为《金瓶梅》是把几百人合成一部传记来写，人物庞杂，事件琐碎，想提纲挈领、统筹兼顾，自非易事。当然这只是某种角度的比喻，《史记》和《金瓶梅》是两种风格，哪一部大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各有创作的难处。《史记》凝聚了司马迁父子两代的心血，他纵横万里调查研究，遍翻典籍积累素材，自己更是为《史记》殉葬了。《金瓶梅》以其容量来看，不会比《红楼梦》逊色多少，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用眼泪的结晶荟萃成书。
在没有电脑、打字机的时代，兼且需要创意、写作、修改，《金瓶梅》之成书岂会容易？一部书能耗尽一个人的心血，要了他的命。
这是从工作量上比较，再简要看看二者的创作思路和秉持的科学精神。
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史记》是个人创作，“成一家之言”，其他二十三部都是官修史书。因为是个人创作，或者说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儿，这里面就包含主观因素，区别在于，这种主观意识是符合辩证思维、科学精神的主观能动性还是随心所欲的个人意识。司马迁是人，他当然也有主观意识，但是《史记》之所以能够经受两千年的评判，就是因为它基本客观，符合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他不喜欢商鞅、秦始皇等法家人物，可他没有抹煞其历史功绩；他不喜欢刘邦，可是对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优点赞赏有加；他同情项羽，可是对项羽的“残暴好杀、失道寡助”毫无情面地批评；他喜欢汉文帝的宽仁，可是在《佞幸列传》中对他犯过的封建君王通病同样讽刺（西门庆有所谓五大优势，“潘、驴、邓、小、闲”，其中的邓，指邓通，是汉文帝宠臣，有铸钱之权。封建统治者喜怒无常，邓通的得志是滥赏的标志）。再加上不断有考古证明，《史记》基本可信。
如果说《金瓶梅》是另一部《史记》，那么它是否也能经得起推敲？它里面的人物和所揭示的人生规律可信吗？基本可信。如果说司马迁拿的是如椽巨笔，以名山大川为底色，以历史的大开大合为神韵，独自凭栏，面对无限江山，滚滚历史长河，纵情挥洒创作豪情，那么兰陵笑笑生就像一个精致的画师，悬浮在清河县的上空，密切地注视着西门府的动静，对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进行了动态的、立体的描绘，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人前之冠冕堂皇，人后之卑鄙下流，台面上的吹拉弹唱、饮食衣饰，闺房里的放纵淫行、秘密谋划，都进行了客观的描绘。他基本是客观冷静的，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笔者、读者、评论者只能从字里行间体味作者的无字之书。按照笔者浅见，他对人物的褒贬恰恰就是据实托出事实真相所带来的那种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需再评。只不过是笔者浅薄，非要把那浓郁的醇酒掺进白水以蒙骗世人，最起码也是减少了原汁原味的厚重和天然，尚需读者擦亮眼睛，辩证分析。
笔者不肯能完全读懂作者的原意，评论者之间也未必存在孰优孰劣的绝对标准，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学术研究、民主思维、儒家道德、人性本恶这些不同角度去看《金瓶梅》，当然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中国人最需要求同存异、百家争鸣的思想意识，希望读者诸君都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这种矛盾不是根本对立的，可调和。
十四、这个吃人的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
其实一个女人喜欢打扮，爱好虚荣，争强好胜，这都不是罪过，哪个是完人呢？可商品社会就是如此残酷，私有制社会必然伴随着剥削、掠夺、占有和征服，一个绝色女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未必是幸运，因为她很容易成为老爷们的进攻目标，如果她再有以上的特点，就会使她的悲惨增加广度和强度，这就是她的错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又有什么办法呢？小百姓相信命运，难道这就是命？
说起宋惠莲的堕落，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她与潘金莲一样因为早期命运的坎坷，心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态。潘金莲的表现方式就是越来越阴狠歹毒，不可理喻，而宋惠莲在失去贞操之后，就破罐子破摔，用行为放荡来报复社会和惩罚自己？尽管她宽容不足，可善良有余，所以她没有成为“潘金莲第二”，在有些是非问题上她要比潘金莲更值得敬佩。如果说贞操观念毁了惠莲，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痛恨那个万恶的封建社会，可是这种不公正时时存在，痛恨，咒骂都无济于事，只能以个体的警觉和洁身自好来规避，然而有时避无可避，那就只能是所谓的命运了。
她比金莲有是非概念，但生活的糜烂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方说从红杏出墙的原因上看，潘金莲要比惠莲强，但要从心肠歹毒与否的角度看，金莲绝对是蛇蝎美人。我们看人抓主流，所以认为惠莲还是要优于金莲的。
我们只有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参照标准来进行衡量，才可以得到中肯的结论，简单地用好人、坏人来划分人群，是骗小孩子的把戏。这种人性的复杂像团乱麻，需要牵出不同的头绪来梳理，才可以得到一条条理性的丝绦。我不认可惠莲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不管怎样说，人一死就消除罪孽了，因为她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对这个历史造成后患。然而，作为艺术形象的她是永存的，各位读者要宽恕作为个体的宋惠莲，而对作为艺术形象的宋惠莲深刻理解，思考她的得与失。
看《金瓶梅》生慈悲心者，菩萨也！
有的评论者说来旺儿老实巴交，如今受到了天大委屈，这充分说明西门庆心肠毒辣。要说西门庆卑鄙无耻基本成立，可来旺儿一点不老实。我们同情来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就在惠莲和蒋聪还是夫妻的时候，他就和惠莲好上了。虽然有可能是惠莲主动够，但男女之间的吸引，又哪能分得那么清，探究出到底谁是主动的呢？这是世上最糊涂的一笔账儿，管你是什么明察秋毫的包青天，也无法审理明白。而且他和雪娥也有那么一腿，只不过来旺儿是弱者，我们才要同情他，同情弱者是人类共同的特性。不过我们也不要把一堆屎盆子都扣在西门庆的头上，要说来旺儿之于西门庆，就像宋惠莲之于潘金莲，互相比较，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儿，宋、潘二人都不是“清净姑姑儿”，来旺儿和西门庆也都不是什么“清净公公儿”。
有的评论者通过来旺儿敢于“醉后谤讪”，认定那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战斗檄文，并以此为证据，说他有刚骨。我不同意。前文的论证说明，他不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按照他的种种表现来看，如果他富贵了，恐怕也是一个西门庆，因为他的学习榜样就是西门庆。然而要到达西门庆那种“恶的可厌”的程度，恐怕他还没有那么深的“道行”。但如果他出于忠肝义胆，想要替家主分忧，反而横遭陷害，那他确实不会成为西门庆。即便如此，来旺儿能代表正义的一方吗？不能代表。
宋惠莲、来旺儿是受害者，但他们又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也不是正义的化身。反过来再看，月娘、玉楼、雪娥、惠祥、来兴儿这些纵容者、挑战者和帮凶们，也都不是完全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月娘丧失原则有情可原，玉楼挑拨离间嫉妒作祟，雪娥一触即跳本性使然，惠祥破口大骂事出有因，来兴儿为虎作伥小民本色，所有的一切，都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坏”字来评价。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孤立无援的一叶扁舟，他们不由自主，身处漩涡，需要自保，需要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和无奈，你凭什么剥夺他们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力？凭什么对他们的一些瑕疵横加指责？凭什么要用道德大棒把同样艰难度日的这群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要说可以进行道德宣判的只有西门庆、潘金莲二人，但我们是用现代视角、民主观念来看待他们的。如果回到那个时代，西门庆（或者与他同一阶层的人。）要是知道我这样批判他，他会感觉莫名其妙，这人怎么就会小题大做呢？不就是抢占一个女人，陷害一个奴仆吗？哪一家的财主老爷、达官显贵不是三妻四妾的，至于采点野花儿、陷害个仆人，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哪一个有权有势的不是把统治权延伸到那些奴才的被窝里呢？而潘金莲要是听见我的批评，马上就会投以轻蔑的一瞥。这个社会允许一只茶壶配几只茶杯，可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我西门府里有几个如狼似虎的正头货儿，那个没人伦的猪狗还是做皮匠的，缝（逢）着的就上，你说我要是不动用点儿手段，不得整天独守空房啊？我也是女人，难道没有需求吗？况且她宋惠莲也不是省油的灯儿，我争取个人利益，究竟错在哪儿了？
谋杀武大，证据确凿，如果政治清明，西门庆、潘金莲罪责难逃；气死子虚，内外夹攻，西门庆与李瓶儿只能接受良心的谴责，可确实找不到他们实施谋杀的直接证据，无法立案，西门庆心安理得，李瓶儿最终伏法——在道德的审判席上俯首认罪。
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中，除了陷害来旺儿时有违反世俗法律之外，对宋惠莲之死，找不到他杀的明显证据，本庭无法立案逮捕，因为法律以证据说话。本审判长只能把这个卷宗转交道德的法庭，用“公平、正义、公理和生活辩证法”这些律条加以审判，现实的法律对他们没有用。
我想在那个法庭中，不管西门庆如何“神通广大”都没用，因为在那里没有贪官污吏，他的金钱铺路政策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在自然辩证规律下，西门庆色欲不减而身体每况愈下，在生活辩证规律下，西门庆绞尽脑汁得来的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是最好的判决结果吗？
宋惠莲，来旺儿，对不起，本庭不能说你败诉，不过你们胜诉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不过，你们放心，最后天道、公理会给你们一个终极说法。
这就是本审判长的判决结果，可能让大家失望了，然而我已尽力了。
宋惠莲和来旺儿是《金瓶梅人物画廊》中陈列的头两幅基本完整的人物画像。
不过宋惠莲的故事还要余波荡漾。
十、来兴儿与来旺儿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宋惠莲给丈夫带来了好运，比如说西门庆因为她的关系让来旺儿顶替来兴儿担任采购科主管，也同时给他带来了祸患和嫉妒，这种福祸相依的相生相克就像孪生兄弟，接踵而生。这两人的矛盾就是一个饭碗。
如果把西门府比作一家公司的话，那么这种矛盾就是由于不公正待遇和人治痼疾产生的。西门庆作为老板，和自己的女员工发生了婚外情，必定有损于个人的尊严，也极容易使这个女员工及其裙带关系范围内的人成为众矢之的。本来应该是公事公办的，可如今因为有特殊关系，办公桌被移到了床上，羡慕者有之，嫉恨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本来来兴儿和来旺儿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可来旺儿抢夺了他嘴里的肉，他难免就要产生心理不平衡，如果说自己办事失误或者来旺能力出众，如果来兴儿还有一点点男人的宽容和度量的话，应该心服口服。可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来兴儿成为添油加醋的告密者，成为卑鄙无耻的加害者。他也有可以被施加历史同情的地方，因为日子太苦，混口饭吃不容易，可也让人不齿。还是那句话：促织不吃癞蛤蟆肉——都是一锹土上人。何必呢？
所以作者现身说法：“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风气不正，权谋横行，勾心斗角，鲜廉寡耻，大都是由不公正待遇引起的，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这个故事可为管理者镜鉴。
说起来，每一个管理者都比作者清楚，只是，只是因为小妹太迷人，去他妈的管理艺术吧，老子不管什么雄心壮志、深谋远虑了。
十一、宋惠莲与惠祥等仆人的矛盾
她们之间的矛盾和男仆人之间的矛盾十分相似，本来大家都是平等相处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因为老板的照顾，这名女员工成了宝贝疙瘩，又是给她调动工作，又是给她额外奖金，而她也擅作威福，俨然以小老婆自居，颐指气使，让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元曲大师关汉卿有个作品叫《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知道刘邦底细的乡民为视角，对刘邦的做作和虚张声势进行了无情地嘲讽。在封建礼仪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仪仗都成了这位乡民的笑柄，所谓的金瓜锤在他眼里就是“甜瓜染了金黄色”，所谓的蟠龙戏珠旗也就是“蛇缠葫芦”，所谓的侍从人员就像天上的判官，面无表情，一切的一切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和农村的器物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加了一些豪华装饰而已。尤其让他气愤的是，最能装的那个大汉目中无人，“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再定睛一看，“险气破我胸脯”，原来那个不知为什么把身份证改成汉高祖的人就是拖欠自己债务的刘三。
你宋惠莲尽管和老板攀上了关系，还是那个刘三，凭什么把自己当成汉高祖？难道这样你就身份高贵了？都是一锹土上人，你凭什么这样压制我？难道你不是蔡通判府里的那个宋金莲了吗？“上灶的”是你叫的？“你恒数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罢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祥愤愤不平，她就是那个看“高祖还乡”的乡农。
然而惠祥揭露惠莲“汉子有一拿小米儿数”，也颇为牵强，惠莲反口相讥，“嫂子，你也不是什么清净姑姑儿”，惠祥只好退而求其次，“我怎不是清净姑姑儿？跷起脚儿来，比你这淫妇好些儿！”想要比惠莲好，还得翘起脚儿，如果不翘脚儿，恐怕也要平起平坐了。被月娘呵斥之后，她还不依不饶，还想和惠莲拼个你死我活，她口口声声说促织不吃癞蛤蟆肉，可在实际行动中没看出来。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尤其是看到这些弱小人物自相残杀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沉重，可悲可叹！
这种市井妇女的形象活灵活现，《金瓶梅》和《红楼梦》刻画的人物真实至极，反而是很难企及的艺术高峰。
十二、吴月娘在宽容与软弱中的矛盾
在西门庆嫖风弄月的时候，月娘善言相劝；在西门庆受李瓶儿托付要劝告花子虚不要寻花问柳时，月娘提醒他灯台照不到自身，自己好自为之才是正道；在迎娶李瓶儿一事上，她出于自私也罢，出于维护家族利益也好，总是时时提醒西门庆。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上，月娘也有过劝谏，可是她认事不明，遭遇到西门庆的呵斥，事后她抱怨这个昏君行货子只听九尾狐狸精的话，把她们这些只会说逆耳忠言的视同无物。要说她劝谏是没有错，可在“来旺儿事件”上，她的愚蠢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来旺儿真是意图刺杀西门庆，她劝他在家门里惩戒，不是包庇凶犯、姑息养奸吗？只要西门庆和宋惠莲在一个府里，上床之事就无法杜绝，如果来旺儿这个心结一直存在，她就不怕来旺儿发酒疯时再次刺杀西门庆吗？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月娘知道事实的真相，她明知道来旺儿是被冤枉的。难道西门庆和宋惠莲之间的事儿，她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以前评论过，她遇到这样一个刚愎自用、好色无度、横行霸道的丈夫，她又是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法的传统女人，她又能怎么办？西门庆的荣誉称号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如果月娘太过谏诤，拳打脚踢之事就不能施加在她的身上吗？她有太多无奈，这是我们的历史同情，然而，她的无奈之处也正是其软弱所在。
由此，产生了吴月娘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导西门庆以正，可又无能为力；一方面要保护受到冤枉、陷害、蹂躏的下人，同样是无能为力。如果像潘金莲那样是处心积虑的加害者，没有信仰，不信地狱，她不但不会有愧疚和矛盾之感，还会有一种得手后的沾沾自喜；如果像孟玉楼、李瓶儿、李娇儿那些或者隔岸观火或者自扫门前雪的人，她们对这类的伤害也基本无动于衷，因为她们只需要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至于别人的痛苦和死活，也管不了，也不关心。但月娘不是这样，她是女主人，是第二号人物，还是唯一能让这些生活艰难的小人物寻找到心理安慰和最后一棵救命稻草的人，兼且尚有仁慈之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种种因素相加，使她一方面扮演好好先生，一方面又不能坐视不管，可又回天乏力，这样她的矛盾和痛苦就会随之而至。
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完全自私主义者，是没有愧疚感的，一个麻木或悲观的遁世主义者，也很少痛苦，可是身处红尘的芸芸众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眼睁睁地看着不公正待遇吞噬着正义，挣扎着，矛盾着，痛苦着。
月娘就是其中之一，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十三、作者、笔者、读者与评论者的矛盾。
我多次提醒大家，这是我品评的《金瓶梅》，不是读者眼里的《金瓶梅》，也未必是作者想要描述的《金瓶梅》，各位“金学”评论家更是龙争虎斗。
按照张竹坡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作者是按照司马迁的笔法和文风进行创作的，他称《金瓶梅》是部《史记》，而且比《史记》更加难写，因为《金瓶梅》是把几百人合成一部传记来写，人物庞杂，事件琐碎，想提纲挈领、统筹兼顾，自非易事。当然这只是某种角度的比喻，《史记》和《金瓶梅》是两种风格，哪一部大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各有创作的难处。《史记》凝聚了司马迁父子两代的心血，他纵横万里调查研究，遍翻典籍积累素材，自己更是为《史记》殉葬了。《金瓶梅》以其容量来看，不会比《红楼梦》逊色多少，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用眼泪的结晶荟萃成书。
在没有电脑、打字机的时代，兼且需要创意、写作、修改，《金瓶梅》之成书岂会容易？一部书能耗尽一个人的心血，要了他的命。
这是从工作量上比较，再简要看看二者的创作思路和秉持的科学精神。
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史记》是个人创作，“成一家之言”，其他二十三部都是官修史书。因为是个人创作，或者说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儿，这里面就包含主观因素，区别在于，这种主观意识是符合辩证思维、科学精神的主观能动性还是随心所欲的个人意识。司马迁是人，他当然也有主观意识，但是《史记》之所以能够经受两千年的评判，就是因为它基本客观，符合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他不喜欢商鞅、秦始皇等法家人物，可他没有抹煞其历史功绩；他不喜欢刘邦，可是对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优点赞赏有加；他同情项羽，可是对项羽的“残暴好杀、失道寡助”毫无情面地批评；他喜欢汉文帝的宽仁，可是在《佞幸列传》中对他犯过的封建君王通病同样讽刺（西门庆有所谓五大优势，“潘、驴、邓、小、闲”，其中的邓，指邓通，是汉文帝宠臣，有铸钱之权。封建统治者喜怒无常，邓通的得志是滥赏的标志）。再加上不断有考古证明，《史记》基本可信。
如果说《金瓶梅》是另一部《史记》，那么它是否也能经得起推敲？它里面的人物和所揭示的人生规律可信吗？基本可信。如果说司马迁拿的是如椽巨笔，以名山大川为底色，以历史的大开大合为神韵，独自凭栏，面对无限江山，滚滚历史长河，纵情挥洒创作豪情，那么兰陵笑笑生就像一个精致的画师，悬浮在清河县的上空，密切地注视着西门府的动静，对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进行了动态的、立体的描绘，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人前之冠冕堂皇，人后之卑鄙下流，台面上的吹拉弹唱、饮食衣饰，闺房里的放纵淫行、秘密谋划，都进行了客观的描绘。他基本是客观冷静的，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笔者、读者、评论者只能从字里行间体味作者的无字之书。按照笔者浅见，他对人物的褒贬恰恰就是据实托出事实真相所带来的那种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需再评。只不过是笔者浅薄，非要把那浓郁的醇酒掺进白水以蒙骗世人，最起码也是减少了原汁原味的厚重和天然，尚需读者擦亮眼睛，辩证分析。
笔者不肯能完全读懂作者的原意，评论者之间也未必存在孰优孰劣的绝对标准，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学术研究、民主思维、儒家道德、人性本恶这些不同角度去看《金瓶梅》，当然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中国人最需要求同存异、百家争鸣的思想意识，希望读者诸君都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这种矛盾不是根本对立的，可调和。
十四、这个吃人的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
其实一个女人喜欢打扮，爱好虚荣，争强好胜，这都不是罪过，哪个是完人呢？可商品社会就是如此残酷，私有制社会必然伴随着剥削、掠夺、占有和征服，一个绝色女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未必是幸运，因为她很容易成为老爷们的进攻目标，如果她再有以上的特点，就会使她的悲惨增加广度和强度，这就是她的错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又有什么办法呢？小百姓相信命运，难道这就是命？
说起宋惠莲的堕落，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她与潘金莲一样因为早期命运的坎坷，心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和变态。潘金莲的表现方式就是越来越阴狠歹毒，不可理喻，而宋惠莲在失去贞操之后，就破罐子破摔，用行为放荡来报复社会和惩罚自己？尽管她宽容不足，可善良有余，所以她没有成为“潘金莲第二”，在有些是非问题上她要比潘金莲更值得敬佩。如果说贞操观念毁了惠莲，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痛恨那个万恶的封建社会，可是这种不公正时时存在，痛恨，咒骂都无济于事，只能以个体的警觉和洁身自好来规避，然而有时避无可避，那就只能是所谓的命运了。
她比金莲有是非概念，但生活的糜烂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方说从红杏出墙的原因上看，潘金莲要比惠莲强，但要从心肠歹毒与否的角度看，金莲绝对是蛇蝎美人。我们看人抓主流，所以认为惠莲还是要优于金莲的。
我们只有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参照标准来进行衡量，才可以得到中肯的结论，简单地用好人、坏人来划分人群，是骗小孩子的把戏。这种人性的复杂像团乱麻，需要牵出不同的头绪来梳理，才可以得到一条条理性的丝绦。我不认可惠莲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不管怎样说，人一死就消除罪孽了，因为她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对这个历史造成后患。然而，作为艺术形象的她是永存的，各位读者要宽恕作为个体的宋惠莲，而对作为艺术形象的宋惠莲深刻理解，思考她的得与失。
看《金瓶梅》生慈悲心者，菩萨也！
有的评论者说来旺儿老实巴交，如今受到了天大委屈，这充分说明西门庆心肠毒辣。要说西门庆卑鄙无耻基本成立，可来旺儿一点不老实。我们同情来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就在惠莲和蒋聪还是夫妻的时候，他就和惠莲好上了。虽然有可能是惠莲主动够，但男女之间的吸引，又哪能分得那么清，探究出到底谁是主动的呢？这是世上最糊涂的一笔账儿，管你是什么明察秋毫的包青天，也无法审理明白。而且他和雪娥也有那么一腿，只不过来旺儿是弱者，我们才要同情他，同情弱者是人类共同的特性。不过我们也不要把一堆屎盆子都扣在西门庆的头上，要说来旺儿之于西门庆，就像宋惠莲之于潘金莲，互相比较，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儿，宋、潘二人都不是“清净姑姑儿”，来旺儿和西门庆也都不是什么“清净公公儿”。
有的评论者通过来旺儿敢于“醉后谤讪”，认定那是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战斗檄文，并以此为证据，说他有刚骨。我不同意。前文的论证说明，他不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按照他的种种表现来看，如果他富贵了，恐怕也是一个西门庆，因为他的学习榜样就是西门庆。然而要到达西门庆那种“恶的可厌”的程度，恐怕他还没有那么深的“道行”。但如果他出于忠肝义胆，想要替家主分忧，反而横遭陷害，那他确实不会成为西门庆。即便如此，来旺儿能代表正义的一方吗？不能代表。
宋惠莲、来旺儿是受害者，但他们又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也不是正义的化身。反过来再看，月娘、玉楼、雪娥、惠祥、来兴儿这些纵容者、挑战者和帮凶们，也都不是完全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月娘丧失原则有情可原，玉楼挑拨离间嫉妒作祟，雪娥一触即跳本性使然，惠祥破口大骂事出有因，来兴儿为虎作伥小民本色，所有的一切，都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坏”字来评价。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孤立无援的一叶扁舟，他们不由自主，身处漩涡，需要自保，需要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梦想和无奈，你凭什么剥夺他们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力？凭什么对他们的一些瑕疵横加指责？凭什么要用道德大棒把同样艰难度日的这群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要说可以进行道德宣判的只有西门庆、潘金莲二人，但我们是用现代视角、民主观念来看待他们的。如果回到那个时代，西门庆（或者与他同一阶层的人。）要是知道我这样批判他，他会感觉莫名其妙，这人怎么就会小题大做呢？不就是抢占一个女人，陷害一个奴仆吗？哪一家的财主老爷、达官显贵不是三妻四妾的，至于采点野花儿、陷害个仆人，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哪一个有权有势的不是把统治权延伸到那些奴才的被窝里呢？而潘金莲要是听见我的批评，马上就会投以轻蔑的一瞥。这个社会允许一只茶壶配几只茶杯，可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我西门府里有几个如狼似虎的正头货儿，那个没人伦的猪狗还是做皮匠的，缝（逢）着的就上，你说我要是不动用点儿手段，不得整天独守空房啊？我也是女人，难道没有需求吗？况且她宋惠莲也不是省油的灯儿，我争取个人利益，究竟错在哪儿了？
谋杀武大，证据确凿，如果政治清明，西门庆、潘金莲罪责难逃；气死子虚，内外夹攻，西门庆与李瓶儿只能接受良心的谴责，可确实找不到他们实施谋杀的直接证据，无法立案，西门庆心安理得，李瓶儿最终伏法——在道德的审判席上俯首认罪。
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中，除了陷害来旺儿时有违反世俗法律之外，对宋惠莲之死，找不到他杀的明显证据，本庭无法立案逮捕，因为法律以证据说话。本审判长只能把这个卷宗转交道德的法庭，用“公平、正义、公理和生活辩证法”这些律条加以审判，现实的法律对他们没有用。
我想在那个法庭中，不管西门庆如何“神通广大”都没用，因为在那里没有贪官污吏，他的金钱铺路政策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在自然辩证规律下，西门庆色欲不减而身体每况愈下，在生活辩证规律下，西门庆绞尽脑汁得来的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是最好的判决结果吗？
宋惠莲，来旺儿，对不起，本庭不能说你败诉，不过你们胜诉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不过，你们放心，最后天道、公理会给你们一个终极说法。
这就是本审判长的判决结果，可能让大家失望了，然而我已尽力了。
宋惠莲和来旺儿是《金瓶梅人物画廊》中陈列的头两幅基本完整的人物画像。
不过宋惠莲的故事还要余波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