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五十 11．赵援
赵援，我的朋友。
胖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总有些摇摇摆摆的样子，弥罗佛般的和蔼面容，话未出口笑先至，而且笑得很开朗，其中还带有些许女子般的羞怯的成分。喜静不爱动，但聪明灵慧，从小就显露出学习的天赋，成绩很好，没事就静静的独自坐在某个角落里捧着一本书。不知时间，不知饥渴，也不知疲倦。
他家住在这个宿舍二栋的一单元一楼，与我家所在的第四栋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十米。他的父亲是民主人士，曾经担任过副市长，只是文革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对儿女和妻子。他的母亲后来曾担任过早已被撤销了的城区的解放公社的党委书记，胖胖的，双下巴，眼神很严肃，每次与我相遇，老远就盯上我，大声的叫我的名字，我则恭恭敬敬的立在一旁，倾听罗阿姨（我这样称呼她）的教诲。
赵援比我小，又比我弟弟大，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是我忠实的跟屁虫。那是一九六六年底到次年的春天，学校停了课，不用上学了，红卫兵运动已经席卷全国，街上到处是墨迹斑斑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解放路两边人行道上用芦席搭成长长的大字报栏，贴上一层又一层的批判文章和宣布某某组织成立的大红通知。
我当时在宿舍里属于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不甘寂寞，也不甘落后，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是拉着赵援，建新，还有几个连名字都已经忘记的差不多同龄孩子组成的，我们找到当时宿舍的黄姓管理员，他几乎没让我们费任何口舌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某个晴朗的冬日，从一栋建筑物的厨房的小窗口里第一次伸出了一面红旗，在温暖的阳光下猎猎起舞，其上红底黄字十分醒目；红卫兵高战斗队。
我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锈迹斑斑的油印机，油腻腻的油墨，厚厚的一摞纸张，还有铁笔和钢板，就在那间不足五平方的厨房里依样画葫芦的印了许多传单，用心的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头戴军帽的侧面像，加印在自己创作和转抄的传单上，还盖上了我们战斗队的大印。入夜以后，几个人爬上海鸥商店（如今是解放路建行所在地）的楼顶，当时那座楼可是宜昌数一数二的高楼，拼命将传单撒出去，望着传单飘飘洒洒的从天而降，街上南来北往的人群全都抬起头望着我们，心里充满了满足。
当时位于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福绥路的工人文化宫，陶珠路的汉剧院，云集路的京剧院经常是红卫兵聚会的场所，每每有消息说有活动，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举着队旗，带上自己人也去赶热闹。那时两派已经开始矛盾激化了，会议正在进行，台上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台下秩序井然，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举着旗，喊着口号，来的人越来越多，把过道挤得满满当当，还冲上主席台。我有些怕了，感觉有些冷，浑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掩饰着自己，放开喉咙，和大家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后来，我出事了，战斗队也就无疾而终，但我与赵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学校复课以后，他继续读书，初中、高中、武汉上武汉大学，大学里两人书信不止，颇有些惺惺惜惺惺的味道。毕业后他随女朋友到襄樊气象学校当老师，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时候，他下海经商，几乎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淘金者。
我们的联系就变得断断续续了，我结婚时，他特地前来祝贺，对我有一个竹制的书架赞不绝口，说是去过不少婚房，就是没有书架。后来，我所在的工厂转到珍珠路以后，他也曾去过，那时他已在深圳，搞什么高楼供水设备，我不懂，他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懂。只是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将一介书生变成一个商人的。
胖胖的身躯，走起路来总有些摇摇摆摆的样子，弥罗佛般的和蔼面容，话未出口笑先至，而且笑得很开朗，其中还带有些许女子般的羞怯的成分。喜静不爱动，但聪明灵慧，从小就显露出学习的天赋，成绩很好，没事就静静的独自坐在某个角落里捧着一本书。不知时间，不知饥渴，也不知疲倦。
他家住在这个宿舍二栋的一单元一楼，与我家所在的第四栋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十米。他的父亲是民主人士，曾经担任过副市长，只是文革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对儿女和妻子。他的母亲后来曾担任过早已被撤销了的城区的解放公社的党委书记，胖胖的，双下巴，眼神很严肃，每次与我相遇，老远就盯上我，大声的叫我的名字，我则恭恭敬敬的立在一旁，倾听罗阿姨（我这样称呼她）的教诲。
赵援比我小，又比我弟弟大，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是我忠实的跟屁虫。那是一九六六年底到次年的春天，学校停了课，不用上学了，红卫兵运动已经席卷全国，街上到处是墨迹斑斑的大字报、标语口号，解放路两边人行道上用芦席搭成长长的大字报栏，贴上一层又一层的批判文章和宣布某某组织成立的大红通知。
我当时在宿舍里属于年龄比较大的孩子，不甘寂寞，也不甘落后，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是拉着赵援，建新，还有几个连名字都已经忘记的差不多同龄孩子组成的，我们找到当时宿舍的黄姓管理员，他几乎没让我们费任何口舌就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某个晴朗的冬日，从一栋建筑物的厨房的小窗口里第一次伸出了一面红旗，在温暖的阳光下猎猎起舞，其上红底黄字十分醒目；红卫兵高战斗队。
我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锈迹斑斑的油印机，油腻腻的油墨，厚厚的一摞纸张，还有铁笔和钢板，就在那间不足五平方的厨房里依样画葫芦的印了许多传单，用心的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头戴军帽的侧面像，加印在自己创作和转抄的传单上，还盖上了我们战斗队的大印。入夜以后，几个人爬上海鸥商店（如今是解放路建行所在地）的楼顶，当时那座楼可是宜昌数一数二的高楼，拼命将传单撒出去，望着传单飘飘洒洒的从天而降，街上南来北往的人群全都抬起头望着我们，心里充满了满足。
当时位于解放路的解放电影院，福绥路的工人文化宫，陶珠路的汉剧院，云集路的京剧院经常是红卫兵聚会的场所，每每有消息说有活动，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举着队旗，带上自己人也去赶热闹。那时两派已经开始矛盾激化了，会议正在进行，台上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台下秩序井然，突然有人闯了进来，举着旗，喊着口号，来的人越来越多，把过道挤得满满当当，还冲上主席台。我有些怕了，感觉有些冷，浑身都在不由自主地打哆嗦，但我努力控制着自己，掩饰着自己，放开喉咙，和大家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后来，我出事了，战斗队也就无疾而终，但我与赵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学校复课以后，他继续读书，初中、高中、武汉上武汉大学，大学里两人书信不止，颇有些惺惺惜惺惺的味道。毕业后他随女朋友到襄樊气象学校当老师，改革开放大潮兴起的时候，他下海经商，几乎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淘金者。
我们的联系就变得断断续续了，我结婚时，他特地前来祝贺，对我有一个竹制的书架赞不绝口，说是去过不少婚房，就是没有书架。后来，我所在的工厂转到珍珠路以后，他也曾去过，那时他已在深圳，搞什么高楼供水设备，我不懂，他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懂。只是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将一介书生变成一个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