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 一个早已解开的历史疑团
关于毛泽东在1976年元月为何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时隔这么多年，依然被历史学家、有关学者猜测和争论不休。按照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说法，她曾经就有关问题询问过毛泽东，他当时指着自己的腿回答：腿不听话（不是原文），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这仅仅是一个托词而已。而按照毛泽东最后一个护士的回忆，汪东兴曾经告诉她，鉴于主席的身体原因，中央决定在追悼会那一天不通知毛泽东。有这个可能，但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当时毛泽东的亲侄子毛远新是他和中央的联络员，从不少如今解密的谈话记录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毛远新无话不谈，而且十分信任，总理的追悼会这么大的事情不通知最高领袖，实在是说不过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他的“大管家”（毛泽东语）的告别仪式呢？为什么不去和与他并肩工作和战斗过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做最后的告别呢？为什么在那一年的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还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放鞭呢？为什么后来会发生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呢？其实，想解开这个历史疑团并不难，只要翻翻历史就明白了。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说过：“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其中一个就是长达5万多字的批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而有两个文件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当时在延安、在中共高层曾经就此对周恩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斗争。胡乔木回忆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打算印发到中央委员，但最后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这其中一定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
在这以前，还是得插说另一件时间已经更久远、现在才得到解密的往事，与当时的周恩来也许没有关系，但对于解开这个后来所发生的历史疑团却很有启发和说明、或者说是借鉴。当然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但对一些事情后来的发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伏笔和备注。
1958年2月，苏联提出和中国建立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建设费用中间苏联出大头，建成后中苏两国共管；7月21日又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共同抵御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7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时候坚决予以否定，指出这两点有关于中国的主权，指出所谓的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
“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的对尤金说：“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我们自己手里，核潜艇你们苏联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我们，就是过一万年我们自己也要搞出来。”据尤金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如此大发火，也是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的脾气，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政治问题上从来都是寸土不让和针锋相对的。
于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是1973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很平常的一次访问。不过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指出苏联的主要核设施都将打击的目标瞄准的是中国，提议中国加入美国在亚洲的防御体系，也就是“核保护伞”的范畴之内，周恩来当即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周恩来，将会谈纪要念给他听，周恩来回答得很干脆：“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下可把两个女人吓坏了，尤其是从张玉凤那里得知周恩来这两天不仅没去见毛泽东，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没通电话，更没有和中央政治局打招呼，居然敢一个人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同意加入到美国的“核保护伞”，就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赶紧去见了毛泽东。
一向强调独立自主、清高孤傲、我行我素、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拥有发言权、坚决反对将中国纳入别人的势力范围的毛泽东当时的雷霆震怒可想而知，据说还骂了不少的粗话。当天就将周恩来叫去好好地训斥了一顿，还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于是在当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指出“这是右倾投降主义。”还就此与周恩来发生了争执。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前几天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于是，从1973年11月21日开始，政治局在钓鱼台17号楼连续开会，没过几天，毛泽东又要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带话过来：“后排议员要参加批判修正主义。”因此，会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会议地点也改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赶来了，参加对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的批判。而周恩来“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其他的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副批斗的架势。”周恩来因为手颤抖，想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却遭到呵斥，连秘书也不准帮忙。据当时跟着周恩来的那些工作人员回忆，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遭到逮捕的准备。
一直到当年的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南德拉的时候也见到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也整了我。”可是毛泽东依然没有原谅周恩来的这个原则、路线上的巨大错误，在12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工作：“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直到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之后问周恩来近来如何，还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至此，那一场因为“核保护伞”而引发的一系列批周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这下就一切都明白了。
于是乎，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还在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称“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4月5日在讲话中也声称：“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18日，邓小平借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际向毛泽东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注意！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表示同意。4月23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于是乎，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就江青在197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批林批孔中搞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5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称：“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出了后来被传得家喻户晓的那句“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批评江青不和大家搞好团结，他接着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几句话开会的双方都有自己的解读，毛泽东不过就是想在两派其中平衡一下罢了。可惜，别人可没有他老人家这样好的修养和耐心，在一代伟人乘鹤西去不到一个月就用非常规手段解决了一切问题，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不过，我好像对大家讲明了那个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历史疑团，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2009/11/2）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他的“大管家”（毛泽东语）的告别仪式呢？为什么不去和与他并肩工作和战斗过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做最后的告别呢？为什么在那一年的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还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放鞭呢？为什么后来会发生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呢？其实，想解开这个历史疑团并不难，只要翻翻历史就明白了。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的时候说过：“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其中一个就是长达5万多字的批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而有两个文件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当时在延安、在中共高层曾经就此对周恩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斗争。胡乔木回忆说：“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打算印发到中央委员，但最后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这其中一定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
在这以前，还是得插说另一件时间已经更久远、现在才得到解密的往事，与当时的周恩来也许没有关系，但对于解开这个后来所发生的历史疑团却很有启发和说明、或者说是借鉴。当然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但对一些事情后来的发生留下了一个极大的伏笔和备注。
1958年2月，苏联提出和中国建立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台，建设费用中间苏联出大头，建成后中苏两国共管；7月21日又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共同抵御美国在太平洋的存在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7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时候坚决予以否定，指出这两点有关于中国的主权，指出所谓的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
“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的对尤金说：“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我们自己手里，核潜艇你们苏联有，我们也要有，你们不给我们，就是过一万年我们自己也要搞出来。”据尤金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如此大发火，也是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的脾气，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国家主权和政治问题上从来都是寸土不让和针锋相对的。
于是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是1973年11月1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很平常的一次访问。不过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基辛格指出苏联的主要核设施都将打击的目标瞄准的是中国，提议中国加入美国在亚洲的防御体系，也就是“核保护伞”的范畴之内，周恩来当即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基辛格走后的第二天，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周恩来，将会谈纪要念给他听，周恩来回答得很干脆：“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下可把两个女人吓坏了，尤其是从张玉凤那里得知周恩来这两天不仅没去见毛泽东，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没通电话，更没有和中央政治局打招呼，居然敢一个人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同意加入到美国的“核保护伞”，就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赶紧去见了毛泽东。
一向强调独立自主、清高孤傲、我行我素、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拥有发言权、坚决反对将中国纳入别人的势力范围的毛泽东当时的雷霆震怒可想而知，据说还骂了不少的粗话。当天就将周恩来叫去好好地训斥了一顿，还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于是在当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指出“这是右倾投降主义。”还就此与周恩来发生了争执。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前几天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于是，从1973年11月21日开始，政治局在钓鱼台17号楼连续开会，没过几天，毛泽东又要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带话过来：“后排议员要参加批判修正主义。”因此，会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周恩来主持变为王洪文主持，会议地点也改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也赶来了，参加对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的批判。而周恩来“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其他的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副批斗的架势。”周恩来因为手颤抖，想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却遭到呵斥，连秘书也不准帮忙。据当时跟着周恩来的那些工作人员回忆，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随时遭到逮捕的准备。
一直到当年的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南德拉的时候也见到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也整了我。”可是毛泽东依然没有原谅周恩来的这个原则、路线上的巨大错误，在12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工作：“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直到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之后问周恩来近来如何，还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至此，那一场因为“核保护伞”而引发的一系列批周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这下就一切都明白了。
于是乎，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还在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姚文元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称“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4月5日在讲话中也声称：“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18日，邓小平借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际向毛泽东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注意！毛泽东为了平衡党内一些老同志的不满，不得不表示同意。4月23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于是乎，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就江青在197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批林批孔中搞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5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称：“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出了后来被传得家喻户晓的那句“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了。”批评江青不和大家搞好团结，他接着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几句话开会的双方都有自己的解读，毛泽东不过就是想在两派其中平衡一下罢了。可惜，别人可没有他老人家这样好的修养和耐心，在一代伟人乘鹤西去不到一个月就用非常规手段解决了一切问题，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不过，我好像对大家讲明了那个毛泽东为什么不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的历史疑团，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20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