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博篇 9、大势不察，大诈难成
所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是蒋介石实现其独裁统治惯用的招术。抗战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在国内的独裁统治得到强化。然而，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到了，大造反共舆论，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然而，大势不察，大诈难成气候。
事例：
从1943年起，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出现对他空前有利的形势，这不仅在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对蒋强化统治更加有利。英、美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有权出席国际会议并与苏、英、美等国平起平坐。这对蒋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而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也使其视为战后维持独裁统治的阻碍。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立场、观点及其内外政策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来说明这个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竭力以封建伦理来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书的核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全书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蔑马列主义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声言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不久，借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机，组织国民党所操纵的团体，大肆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国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军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等等。接着，蒋介石找张治中谈话，提出要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并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在重庆国民党会谈的林彪带回延安。张治中分析：这是蒋介石趁第三国际解散之机有“招降”的幻想。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旨在“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独裁、反共。会上，蒋介石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对于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套决议案，进一步确定了反共方针。一套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燕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1945年7月7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7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19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在内外的压力下，未能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具体办法，只得草草收场。
评析：
抗战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有两个相关联的变化过程，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内，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扩张，而其政敌的势力与影响在萎缩；另一个变化过程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在此消彼长。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政权逐渐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使自己的力量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国共两党共存共荣，这是大势，然而，蒋介石却视共产党的发展为心腹之患，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大势不察，大诈难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表明，蒋介石有独揽大权之心，但无驾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仅仅依靠诈术，难成气候。
事例：
从1943年起，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出现对他空前有利的形势，这不仅在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对蒋强化统治更加有利。英、美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有权出席国际会议并与苏、英、美等国平起平坐。这对蒋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而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也使其视为战后维持独裁统治的阻碍。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立场、观点及其内外政策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来说明这个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竭力以封建伦理来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书的核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全书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蔑马列主义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声言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不久，借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机，组织国民党所操纵的团体，大肆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国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军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等等。接着，蒋介石找张治中谈话，提出要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并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在重庆国民党会谈的林彪带回延安。张治中分析：这是蒋介石趁第三国际解散之机有“招降”的幻想。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旨在“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独裁、反共。会上，蒋介石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对于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套决议案，进一步确定了反共方针。一套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燕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1945年7月7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7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19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在内外的压力下，未能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具体办法，只得草草收场。
评析：
抗战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有两个相关联的变化过程，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内，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扩张，而其政敌的势力与影响在萎缩；另一个变化过程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在此消彼长。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政权逐渐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使自己的力量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国共两党共存共荣，这是大势，然而，蒋介石却视共产党的发展为心腹之患，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1943年3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大势不察，大诈难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表明，蒋介石有独揽大权之心，但无驾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仅仅依靠诈术，难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