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博篇 18、以退为进，争取主动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那还算只有蒋介石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他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宁汉合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战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衹有静镇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这不仅记载了他当时的处境，而且还表达了他以退待机的应对之策。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和尚恭维他：“从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对他的心思。蒋介石此时看似轻闲，实际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动要求“下台”，是要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某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超脱纷争，待时机成熟后，他再出山收拾残局，以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因此，他“下野”后，仍紧紧掌握着权柄的另一端，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电台与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誰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无名之辈，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从黄埔系挑选出的，他们只听从校长，铁心保蒋。虽然何应钦心怀二心，趁蒋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控制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嫡系部队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脚。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坚决“挺蒋”的。蒋介石下台，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账，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的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境。军事上，桂系主力第七军伤亡很大，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他们根本指挥不动，面对唐生智东进和北洋军阀抵抗的重重军事压力，加上经济上的尴尬处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总司令”虽威风八面，但并不好当。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唯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员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的母亲，终于得到应允，他能够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在国事家事上都有丰富的收获。
12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评析：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多次的“以退为进”的表演。与他初涉政坛主动的退相比，这一次的退是被动的退，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却实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暂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权力。
就这场政治斗争而言，蒋介石以退为进是一高招，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以守为攻，使政敌不得不臣服。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为而治，他在静中有动，退中求进，意在一个“求”字，通过自己设局，给对手设下陷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通过近臣心腹，掌握权柄的另一端，为出山埋下伏笔；出访日本，一举两得，得到取胜的重要筹码。他在权力游戏圈内，比同类要高一筹。
事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他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宁汉合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战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衹有静镇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这不仅记载了他当时的处境，而且还表达了他以退待机的应对之策。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和尚恭维他：“从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对他的心思。蒋介石此时看似轻闲，实际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动要求“下台”，是要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某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超脱纷争，待时机成熟后，他再出山收拾残局，以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因此，他“下野”后，仍紧紧掌握着权柄的另一端，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电台与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誰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无名之辈，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从黄埔系挑选出的，他们只听从校长，铁心保蒋。虽然何应钦心怀二心，趁蒋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控制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嫡系部队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脚。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坚决“挺蒋”的。蒋介石下台，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账，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的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境。军事上，桂系主力第七军伤亡很大，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他们根本指挥不动，面对唐生智东进和北洋军阀抵抗的重重军事压力，加上经济上的尴尬处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总司令”虽威风八面，但并不好当。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唯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员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的母亲，终于得到应允，他能够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在国事家事上都有丰富的收获。
12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评析：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多次的“以退为进”的表演。与他初涉政坛主动的退相比，这一次的退是被动的退，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却实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暂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权力。
就这场政治斗争而言，蒋介石以退为进是一高招，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以守为攻，使政敌不得不臣服。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为而治，他在静中有动，退中求进，意在一个“求”字，通过自己设局，给对手设下陷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通过近臣心腹，掌握权柄的另一端，为出山埋下伏笔；出访日本，一举两得，得到取胜的重要筹码。他在权力游戏圈内，比同类要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