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术篇 21、早做准备，未发迹时善交人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起初仅是一个无名小辈，论资历，在国民党内虽属“首义党员”，只是小字辈，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根本不能与“元勋公民”中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派这些重量级的人物相提并论；论实力，他在一段时间里，无权、无兵、无钱，远不及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却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争权夺利的博弈中独占鳌头。其成功之道，众说纷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在权谋权术上比他的同类要高明得多。
然而，权术并非万能，正是这位精通权术的蒋某，却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本钱几乎输尽，蒋家王朝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
蒋介石的驭权之道，用权之术，五花八门，自成体系，择其主要，概略论析。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曾国藩在广结关系网方面，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对此术心领神会，很有心计。
事例：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10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当时，陈其美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他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在他的引荐下，蒋介石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见面。
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报，要他回国。蒋介石立即启程回国，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起义的陈其美会面。受令前往杭州，组织“敢死团”，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1912年2月，逃往日本避风。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杀。1914年，袁世凯派特务将他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陈尸三天，惨不忍睹。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虽然蒋的这位领路人已死，但他为蒋打通的关节起着长期效应。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甚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他了解到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对蒋介石重视，不久便派蒋介石到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担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而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蒋介石的这种哥们义气所感动，后来成为蒋介石夺“天下”，坐“天下”的中坚力量。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与戴季陶也是相识在日本，当时，戴季陶同他一样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境况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迀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为了资助戴季陶留学日本，长兄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路费，这点路费却在上海码头被流氓抢劫一空。所幸运的是，同行的四川老乡对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起东渡日本，这样，才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仅15岁。他家里接济非常有限，常常衣食无着落，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正在日本军校留学的蒋介石，就是在东京与戴季陶相识的。从此，两人难舍难分。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在上海参与了陈其美组织的起义行动，就在这时，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拥护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与陈其美在上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纽永建，不要与陈争夺这个位置，避免了一场内讧。可以说，这是戴季陶与蒋介石的首次政治上的默契。打这时候起，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成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得力帮手。
第一、蒋介石政治上发迹的举荐人。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回国的孙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无比兴奋。而孙中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记者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此后，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戴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当蒋介石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戴季陶加以引见，介绍了蒋的才能。这样，蒋介石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了，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回信，要他自忍，“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复信说：“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第二、蒋介石篡党夺权的理论制造者。戴季陶虽然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但他不赞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跨党”案，其提案虽被大会否决，但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一要职。他不仅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摄取政治资本。而且，还炮制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这对蒋介石影响极大，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进行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也是蒋介石后来当政时的护身法宝。
第三、蒋家王朝的“卫道士”和“殉葬品”。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起南京政府后，戴季陶成了蒋记王朝的重要成员，他是经蒋介石一手包办的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7人常委之一，任“五院”政制的考试院长，以“选贤任能”相标榜，为蒋介石选拔人才，不遗余力。他以东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宣传封建文化，抑制马克思主义，并借以笼络一部分封建文人，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
戴季陶始终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为己任。为了讨好蒋的欢心，即使丧失人格、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在宁汉合作之初，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当时蒋胡由于有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调和，蒋胡相安无事。谭死后，蒋胡矛盾激烈，胡准备出走，扯旗反蒋。胡汉民与戴季陶的私交颇好。但戴季陶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向蒋介石告密，致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戴季陶是蒋家王朝的忠实的卫士，在这个王朝的大厦将倾时，他却无回天之力，只好仰天长叹，1949年春天，当人民解放军将要强渡长江，直捣南京总统府，戴不得不南逃广州。此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责备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对蒋不加规劝，反而助桀为虐，应对蒋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戴季陶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他极度忧愤。2月11日，终于因服安眠药过多死亡，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当然，戴季陶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段与蒋纬国身世有关的隐秘，迄今为止，蒋纬国到底是他俩谁的儿子，还有不少版本，不少说法，可见戴蒋关系之亲密到了何种程度。
评析：
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对于曾国藩的交友术颇有心得。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结识陈其美，依靠陈其美的领路，使自己参加了革命党，有幸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接近，参加了武装起义，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后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作做了很有价值的铺垫。
“识于人未发迹之时”，这是曾国藩识人的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在人未发迹时，更少功名成分，即使有，要价也不会很高，交友的成本低廉，最为可贵的是，感情真实，如果没有极特殊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结盟牢不可破。蒋介石与未发迹的戴季陶由在日本相识，到在革命营垒相知，结下生死之交，戴季陶为蒋介石步入政坛，攫取最高权力，为巩固蒋家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蒋家王朝倾覆时，还甘当“殉葬品”。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到，蒋介石实践其祖师爷曾国藩的交友哲学，活学活用，出自于曾国藩而又胜过于曾，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这是仅就交友术而发的议论，就大方向而言，蒋介石交友的目的，起初并非完全是为了私利，那时，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也有相同的情感志趣。我们很难断言蒋介石在与陈其美、戴季陶结识之初，就是完全受功利的驱使，或者说，是“结党营私”。但是，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野心的膨胀，“结党营私”成为主导方面了。
然而，权术并非万能，正是这位精通权术的蒋某，却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本钱几乎输尽，蒋家王朝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
蒋介石的驭权之道，用权之术，五花八门，自成体系，择其主要，概略论析。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曾国藩在广结关系网方面，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对此术心领神会，很有心计。
事例：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10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当时，陈其美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他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在他的引荐下，蒋介石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见面。
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报，要他回国。蒋介石立即启程回国，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起义的陈其美会面。受令前往杭州，组织“敢死团”，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1912年2月，逃往日本避风。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杀。1914年，袁世凯派特务将他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陈尸三天，惨不忍睹。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虽然蒋的这位领路人已死，但他为蒋打通的关节起着长期效应。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甚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他了解到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对蒋介石重视，不久便派蒋介石到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担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而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蒋介石的这种哥们义气所感动，后来成为蒋介石夺“天下”，坐“天下”的中坚力量。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与戴季陶也是相识在日本，当时，戴季陶同他一样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境况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迀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为了资助戴季陶留学日本，长兄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路费，这点路费却在上海码头被流氓抢劫一空。所幸运的是，同行的四川老乡对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起东渡日本，这样，才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仅15岁。他家里接济非常有限，常常衣食无着落，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正在日本军校留学的蒋介石，就是在东京与戴季陶相识的。从此，两人难舍难分。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在上海参与了陈其美组织的起义行动，就在这时，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拥护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与陈其美在上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纽永建，不要与陈争夺这个位置，避免了一场内讧。可以说，这是戴季陶与蒋介石的首次政治上的默契。打这时候起，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成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得力帮手。
第一、蒋介石政治上发迹的举荐人。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回国的孙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无比兴奋。而孙中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记者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此后，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戴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当蒋介石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戴季陶加以引见，介绍了蒋的才能。这样，蒋介石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了，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回信，要他自忍，“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复信说：“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第二、蒋介石篡党夺权的理论制造者。戴季陶虽然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但他不赞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跨党”案，其提案虽被大会否决，但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一要职。他不仅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摄取政治资本。而且，还炮制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这对蒋介石影响极大，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进行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也是蒋介石后来当政时的护身法宝。
第三、蒋家王朝的“卫道士”和“殉葬品”。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起南京政府后，戴季陶成了蒋记王朝的重要成员，他是经蒋介石一手包办的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7人常委之一，任“五院”政制的考试院长，以“选贤任能”相标榜，为蒋介石选拔人才，不遗余力。他以东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宣传封建文化，抑制马克思主义，并借以笼络一部分封建文人，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
戴季陶始终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为己任。为了讨好蒋的欢心，即使丧失人格、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在宁汉合作之初，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当时蒋胡由于有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调和，蒋胡相安无事。谭死后，蒋胡矛盾激烈，胡准备出走，扯旗反蒋。胡汉民与戴季陶的私交颇好。但戴季陶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向蒋介石告密，致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戴季陶是蒋家王朝的忠实的卫士，在这个王朝的大厦将倾时，他却无回天之力，只好仰天长叹，1949年春天，当人民解放军将要强渡长江，直捣南京总统府，戴不得不南逃广州。此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责备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对蒋不加规劝，反而助桀为虐，应对蒋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戴季陶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他极度忧愤。2月11日，终于因服安眠药过多死亡，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当然，戴季陶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段与蒋纬国身世有关的隐秘，迄今为止，蒋纬国到底是他俩谁的儿子，还有不少版本，不少说法，可见戴蒋关系之亲密到了何种程度。
评析：
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对于曾国藩的交友术颇有心得。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结识陈其美，依靠陈其美的领路，使自己参加了革命党，有幸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接近，参加了武装起义，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后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作做了很有价值的铺垫。
“识于人未发迹之时”，这是曾国藩识人的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在人未发迹时，更少功名成分，即使有，要价也不会很高，交友的成本低廉，最为可贵的是，感情真实，如果没有极特殊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结盟牢不可破。蒋介石与未发迹的戴季陶由在日本相识，到在革命营垒相知，结下生死之交，戴季陶为蒋介石步入政坛，攫取最高权力，为巩固蒋家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蒋家王朝倾覆时，还甘当“殉葬品”。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到，蒋介石实践其祖师爷曾国藩的交友哲学，活学活用，出自于曾国藩而又胜过于曾，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这是仅就交友术而发的议论，就大方向而言，蒋介石交友的目的，起初并非完全是为了私利，那时，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也有相同的情感志趣。我们很难断言蒋介石在与陈其美、戴季陶结识之初，就是完全受功利的驱使，或者说，是“结党营私”。但是，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野心的膨胀，“结党营私”成为主导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