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术篇 53、委曲求全，退让导致国土破碎
委曲求全，源出于《汉书严彭祖传》，曰：“凡通经，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是说，要想仕途发达，最根本的是要修身养性，走“王道”，而不应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低三下四，委曲自己。后来泛指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勉强迁就，使自己受委屈。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明确地提出并践行“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
事例：
蒋介石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失败，遭到国人的谴责，被迫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1933年春，进行了长城抗战，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早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实现“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本妥协。派人与日本方面接触谈判停战问题。日本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一）要求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追击。（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蒋介石都表态支持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蒋介石在回电中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在蒋介石委曲求全的指导思想下，进一步向日本妥协退让。
1、阵前求和，签城下之盟落骂名。
5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8师师长让中方签订所谓《觉书》，提出5条，条款主要内容同上述三步停战办法，中方认为第三条含有侮辱之意，日方虽然答应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对于这样的屈辱性的《觉书》，蒋介石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这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5月底，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进行停战谈判。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茨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冈村宁茨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离日方要求只有10分钟的时候，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内容共五条，除了要求中国军队按指定地点撤军、日本对治安方面的要求外，还规定日本军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撤军行动进行监视。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极力为之辩解，参加签订协议的中方首席代表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4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塘沽协定》加以美化，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这是十足的阿q精神。
《塘沽协定》承认满洲的既定事实，在长城以南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是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
2、推进所谓“日中亲善”，日本回报的却是策动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强力获得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些气氛，便于1933年9月开始标榜“和协外交”，作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为谋求与日本的妥协，1935年1月，国民党方面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这篇文章是蒋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陈布雷执笔写成的。经陈布雷的建议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两国“不必拘泥于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扫除国交上的障碍”。他这样轻飘的几句，把日本侵占东北、热河都作为“悬案”而搁置到一边了。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中日必须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无限度地要价，逼迫太甚。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67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极力作出友好姿态，他说，日本对中国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方针。
对于日方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应，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时强调，中日两国提携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碍中国的统一。至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排货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接着，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人时说，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训示与遗策。这两次会见，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舆论。蒋介石受宠若惊，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外相的演说，是具有诚意的。他对日本记者说，广田的演说“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
为推进“中日亲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5月，南京和东京同时宣布两公馆升格为大使馆，以显示“两国国交的增进”国民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规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论和行动，不准组织反日团体，如有违者，应予严惩。
然而，蒋介石的“中日亲善”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大为称赞的日本外相的“日中亲善”的演说，只不过是日本广田内阁推行新的侵华政策的一种烟幕弹而已。随后，日本策动了华北自治运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国的国土。一些地方宣称“脱离中央”、“自治独立”，组织所谓“自治委员会”，实为日本的傀儡。又一个“满洲国”的阴魂在华北土地游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评析：
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实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延伸。搞阵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觉书》，对有明显的屈辱性的条款，他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指使中方代表与日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日方代表冈村宁茨竟然蛮横地要求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限定签字的时间，中国所受的屈辱不亚于当年李鸿章在日本东京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城下之盟，蒋介石居然自我陶醉，十足的阿q精神；推进所谓中日亲善，麻痹国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蒋介石所谓对日“委曲求全”的外交，丧失民族气节，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全”，而是国土丧失，山河破碎。
在对日外交上，蒋介石委曲求全，以忍为要。然而，一般意义上讲，“小忍”寓“大谋”，“大忍”藏“阴谋”。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好让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兵力从事反革命、反民主的军事行动，置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益而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惟日本之命所是从，丧失国格，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饶恕。
事例：
蒋介石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失败，遭到国人的谴责，被迫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1933年春，进行了长城抗战，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早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实现“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本妥协。派人与日本方面接触谈判停战问题。日本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一）要求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追击。（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蒋介石都表态支持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蒋介石在回电中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在蒋介石委曲求全的指导思想下，进一步向日本妥协退让。
1、阵前求和，签城下之盟落骂名。
5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8师师长让中方签订所谓《觉书》，提出5条，条款主要内容同上述三步停战办法，中方认为第三条含有侮辱之意，日方虽然答应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对于这样的屈辱性的《觉书》，蒋介石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这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5月底，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进行停战谈判。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茨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冈村宁茨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离日方要求只有10分钟的时候，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内容共五条，除了要求中国军队按指定地点撤军、日本对治安方面的要求外，还规定日本军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撤军行动进行监视。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极力为之辩解，参加签订协议的中方首席代表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4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塘沽协定》加以美化，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这是十足的阿q精神。
《塘沽协定》承认满洲的既定事实，在长城以南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是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
2、推进所谓“日中亲善”，日本回报的却是策动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强力获得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些气氛，便于1933年9月开始标榜“和协外交”，作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为谋求与日本的妥协，1935年1月，国民党方面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这篇文章是蒋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陈布雷执笔写成的。经陈布雷的建议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两国“不必拘泥于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扫除国交上的障碍”。他这样轻飘的几句，把日本侵占东北、热河都作为“悬案”而搁置到一边了。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中日必须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无限度地要价，逼迫太甚。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67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极力作出友好姿态，他说，日本对中国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方针。
对于日方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应，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时强调，中日两国提携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碍中国的统一。至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排货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接着，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人时说，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训示与遗策。这两次会见，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舆论。蒋介石受宠若惊，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外相的演说，是具有诚意的。他对日本记者说，广田的演说“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
为推进“中日亲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5月，南京和东京同时宣布两公馆升格为大使馆，以显示“两国国交的增进”国民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规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论和行动，不准组织反日团体，如有违者，应予严惩。
然而，蒋介石的“中日亲善”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大为称赞的日本外相的“日中亲善”的演说，只不过是日本广田内阁推行新的侵华政策的一种烟幕弹而已。随后，日本策动了华北自治运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国的国土。一些地方宣称“脱离中央”、“自治独立”，组织所谓“自治委员会”，实为日本的傀儡。又一个“满洲国”的阴魂在华北土地游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评析：
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实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延伸。搞阵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觉书》，对有明显的屈辱性的条款，他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指使中方代表与日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日方代表冈村宁茨竟然蛮横地要求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限定签字的时间，中国所受的屈辱不亚于当年李鸿章在日本东京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城下之盟，蒋介石居然自我陶醉，十足的阿q精神；推进所谓中日亲善，麻痹国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蒋介石所谓对日“委曲求全”的外交，丧失民族气节，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全”，而是国土丧失，山河破碎。
在对日外交上，蒋介石委曲求全，以忍为要。然而，一般意义上讲，“小忍”寓“大谋”，“大忍”藏“阴谋”。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好让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兵力从事反革命、反民主的军事行动，置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益而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惟日本之命所是从，丧失国格，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