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术篇 63、子承父位水到渠成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
事例：
1、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
这是也是一个近似于接力赛的过程，陈诚和严家淦先后对蒋经国接班，进行了辅佐。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1947年秋，蒋介石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国民党嫡系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一败涂地。在国民党内引起公愤，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后，1948年10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顶替前任陈仪。陈诚的这一任命，看起来是降职使用，其实，蒋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经营台湾，为今后利用这一战略基地作准备的重任交给了他。同时，还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负责人，从这时起，陈诚已开始担负起辅佐蒋经国从政的责任了。他在台湾主持政事时，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实行三五减租、货币改革、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初步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也为蒋经国在台湾立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他官居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度当选“副总统”，属于台湾国民党政界的二号人物。如此显赫的地位，在他与蒋经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与冲突。这与“二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时。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陈诚对蒋家忠贞不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陈诚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在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举棋不定时，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5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启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虽不高，但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严家淦比较符合这样的条件。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men。”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球权力平衡；在政治上，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
2．让蒋经国执掌更大的权力，增加其亲政的资本和砝码。
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说，他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他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作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1964年1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儿子掌握军权，作了长期的铺垫。现在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已经彻底地掌握台湾的军权。按照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1966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严仍兼任“行政院院长”。1969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其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3．实质性“亲政”，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1972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有人称这是老戏法重演，蒋介石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随后，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的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发布第6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赶到了较好的作用。
1975年4月，蒋介石玻豪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在“国大”上被选为“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自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评析：
蒋经国从1938年前往江西赣南涉政后，到1978年正式就任“总统”前后经历了40年。而从退台后，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算起，也有20多年。蒋氏父子交接班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稳的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更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的内乱悲剧，而且，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性”的权力交接的好处，就在于使“接班人”在实践中逐步掌控权力，增长才干，积累威权。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长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错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权力交接，使得蒋经国掌权时，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时期，非但如此，他的身体极差，几年后，行动都不便了，被称作“轮椅执政”。
另外，蒋介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蒋经国来说也是一个包袱。在号称“民国”许多年后，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这对继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负面性影响，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由于种种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然而，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例：
1、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
这是也是一个近似于接力赛的过程，陈诚和严家淦先后对蒋经国接班，进行了辅佐。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1947年秋，蒋介石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国民党嫡系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一败涂地。在国民党内引起公愤，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后，1948年10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顶替前任陈仪。陈诚的这一任命，看起来是降职使用，其实，蒋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经营台湾，为今后利用这一战略基地作准备的重任交给了他。同时，还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负责人，从这时起，陈诚已开始担负起辅佐蒋经国从政的责任了。他在台湾主持政事时，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实行三五减租、货币改革、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初步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也为蒋经国在台湾立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他官居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度当选“副总统”，属于台湾国民党政界的二号人物。如此显赫的地位，在他与蒋经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与冲突。这与“二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时。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陈诚对蒋家忠贞不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陈诚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在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举棋不定时，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5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启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虽不高，但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严家淦比较符合这样的条件。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men。”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球权力平衡；在政治上，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
2．让蒋经国执掌更大的权力，增加其亲政的资本和砝码。
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说，他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他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作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1964年1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儿子掌握军权，作了长期的铺垫。现在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已经彻底地掌握台湾的军权。按照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1966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严仍兼任“行政院院长”。1969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其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3．实质性“亲政”，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1972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有人称这是老戏法重演，蒋介石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随后，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的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发布第6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赶到了较好的作用。
1975年4月，蒋介石玻豪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在“国大”上被选为“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自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评析：
蒋经国从1938年前往江西赣南涉政后，到1978年正式就任“总统”前后经历了40年。而从退台后，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算起，也有20多年。蒋氏父子交接班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稳的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更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的内乱悲剧，而且，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性”的权力交接的好处，就在于使“接班人”在实践中逐步掌控权力，增长才干，积累威权。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长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错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权力交接，使得蒋经国掌权时，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时期，非但如此，他的身体极差，几年后，行动都不便了，被称作“轮椅执政”。
另外，蒋介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蒋经国来说也是一个包袱。在号称“民国”许多年后，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这对继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负面性影响，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由于种种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然而，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