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治篇 65、建立基层统治网，驯化“顺民”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不仅在法统上剥夺了人民和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加强对民众的人身自由的控制，以把民众驯化成听从统治阶级摆布与宰割的“顺民”。
事例：
在全国基层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证。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这作为一种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朝，此后历代相袭，成为统治阶级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时恢复与健全。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门。
红军以广大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其险恶的军事对峙下能生存与发展。蒋介石从中感到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1931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他指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43个县试行。1932年6月，他在调动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8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推行，接着，又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等省。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1936年全国共有13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这种制度。
按照保甲制度的规定，各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国甲。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其中保设保办公处，甲设甲办公处，一乡一镇中住户过多编组有两个以上的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担任保甲长的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忠于蒋介石集团，规定年龄未满20岁、不是本地土著、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参加过“赤匪”，虽然已经准予悔过尚在管事束期内以及被判刑、“褫夺公权，尚未复权”等人员，均不得担任保长。
保长的职责是，在区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保内安宁和秩序，其任务包括，一是协助区长，监督甲长执行职务；二是教诫保内住民毋进行非法活动；三是协助军警搜捕“匪犯”；四是对所谓参加“反动”或被协从的人员，进行悔过自新监视；四是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的设备及建筑，等等。
甲长的职责是，在保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甲内安宁与秩序，其任务包括，协助保长执行职务；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检查甲内出入人员；教诲甲内住民不要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同时，制定保甲规约，强令居民遵守。
保甲组依照所谓“管、教、养、卫”原则进行活动。“管”就是清查户口，包括清查家中有无枪支等，甚至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保甲内要盘查行踪，监视居民言行，遇有可疑人员，或留客寄宿，或外出施行及归来，以及出生死亡等情况，各户长应报告甲长，“联保连坐法”；“教”，就是进行所谓“党化”教育，灌输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说教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亦即奴化教育。“养”就是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和保甲经费，以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加重百姓负担。“卫”就是将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平时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组成武装民团，参加修筑工事，警戒守护，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先后制订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各县保甲编整法》等法规，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备。
经过强化的保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使保组织更加“党化”、“特务化”、“警察化”和“军事化”。
第一，保甲制度“党化”。国民党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应当选择国民党党员及思想纯正的青年担任保甲长。《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则规定，在保甲内，应当尽量发展国民党组织，甲长应该以本党党员充任，没有入党的应设法介绍其入党；保甲长就职时，应向其上级机关及国民党举行“效忠”宣誓。
第二，保甲制度“特务化”。保甲制度的“联保联坐法”，使保甲长实际上扮演着“特务”的角色，在联保内设联保主任，这样一个基层组织，使民众完全被控制。在抗战时期，为了所谓地防止异党活动，在基层建立起特务网络。规定，在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指定乡村中所谓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的通讯工作。还规定，中统特务组织在种地的情报网，或者特务人员，要与当地保甲长中的忠实于国民党统治的人建立密切联系，以形成特务网络。这些规定，使特务政治渗透到广大乡村。
第三，保甲制度“警察化”和“军队化”。国民党统治当局制订的各种相关法规，明确要求，每个保甲长都能够兼任政治警察。1940年1月制定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系统地规定了保甲与警察、国民兵密切合作的办法，要求国民兵与警察、保甲合作，负责辖区内治安及其防止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活动，当然还包括对敌伪间谍和汉奸的防范。警察机关对保甲及国民兵要协助负责“连保连坐切结之抽查及核行”，“壮丁免役、缓役之调查”、“壮丁编组受训”、“服工役”以及“壮丁逃避兵役之查禁防止”等等。
第四，在保甲组织内实行严密的政治、武力、教育“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在保内设立保国民学校、保壮丁队，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亦即三职保长一肩挑。保长的权力涉及方方面面，成为基层的小独裁者。而且甲内实行严格的“连坐法”，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联保或乡（镇），“一人犯罪，九族皆诛”，人民完全被禁锢在保甲组织网中，毫无民主自由的权力。在保甲内实行公民宣誓制度。宣誓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效忠，原来的范围比较小，只是在中央及省级政权中工作的人员就职时，履行这种仪式。在抗战时期，这一形式作为一项制度推广到老百姓。194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公民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在行使这些权利之前，必须到本乡（镇）公所举行宣誓，表达自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心。宣誓后，经乡（镇）公所登记于公民宣誓名册，连同誓词，汇呈县政府备案。这种宣誓是一种“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效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甘当“顺民”。
评析：
保甲制度是蒋介石对民众实行严格的组织控制的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为巩固其独裁统治给人民群众套上的一副枷锁。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是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当选的大多数是那些地方豪绅、地主富农或与当权者有关系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私设公堂、鱼肉百姓，盘剥勒索，无恶不作。劳苦群众痛恨不已。当时，湖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蒋介石大独裁，贪官污吏两边排，乡长拿着生死簿，保长拿着勾魂牌。”还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诅咒说：“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保长去拿锁，县长过拿把（指印柄）。”这是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实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的控诉。
事例：
在全国基层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证。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这作为一种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朝，此后历代相袭，成为统治阶级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时恢复与健全。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门。
红军以广大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其险恶的军事对峙下能生存与发展。蒋介石从中感到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1931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他指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43个县试行。1932年6月，他在调动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8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推行，接着，又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等省。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1936年全国共有13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这种制度。
按照保甲制度的规定，各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国甲。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10户为甲，设甲长；10甲为保，设保长。其中保设保办公处，甲设甲办公处，一乡一镇中住户过多编组有两个以上的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担任保甲长的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忠于蒋介石集团，规定年龄未满20岁、不是本地土著、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参加过“赤匪”，虽然已经准予悔过尚在管事束期内以及被判刑、“褫夺公权，尚未复权”等人员，均不得担任保长。
保长的职责是，在区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保内安宁和秩序，其任务包括，一是协助区长，监督甲长执行职务；二是教诫保内住民毋进行非法活动；三是协助军警搜捕“匪犯”；四是对所谓参加“反动”或被协从的人员，进行悔过自新监视；四是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的设备及建筑，等等。
甲长的职责是，在保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甲内安宁与秩序，其任务包括，协助保长执行职务；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检查甲内出入人员；教诲甲内住民不要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同时，制定保甲规约，强令居民遵守。
保甲组依照所谓“管、教、养、卫”原则进行活动。“管”就是清查户口，包括清查家中有无枪支等，甚至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保甲内要盘查行踪，监视居民言行，遇有可疑人员，或留客寄宿，或外出施行及归来，以及出生死亡等情况，各户长应报告甲长，“联保连坐法”；“教”，就是进行所谓“党化”教育，灌输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说教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亦即奴化教育。“养”就是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和保甲经费，以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加重百姓负担。“卫”就是将甲内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平时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组成武装民团，参加修筑工事，警戒守护，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先后制订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各县保甲编整法》等法规，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备。
经过强化的保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使保组织更加“党化”、“特务化”、“警察化”和“军事化”。
第一，保甲制度“党化”。国民党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应当选择国民党党员及思想纯正的青年担任保甲长。《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则规定，在保甲内，应当尽量发展国民党组织，甲长应该以本党党员充任，没有入党的应设法介绍其入党；保甲长就职时，应向其上级机关及国民党举行“效忠”宣誓。
第二，保甲制度“特务化”。保甲制度的“联保联坐法”，使保甲长实际上扮演着“特务”的角色，在联保内设联保主任，这样一个基层组织，使民众完全被控制。在抗战时期，为了所谓地防止异党活动，在基层建立起特务网络。规定，在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指定乡村中所谓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的通讯工作。还规定，中统特务组织在种地的情报网，或者特务人员，要与当地保甲长中的忠实于国民党统治的人建立密切联系，以形成特务网络。这些规定，使特务政治渗透到广大乡村。
第三，保甲制度“警察化”和“军队化”。国民党统治当局制订的各种相关法规，明确要求，每个保甲长都能够兼任政治警察。1940年1月制定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系统地规定了保甲与警察、国民兵密切合作的办法，要求国民兵与警察、保甲合作，负责辖区内治安及其防止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活动，当然还包括对敌伪间谍和汉奸的防范。警察机关对保甲及国民兵要协助负责“连保连坐切结之抽查及核行”，“壮丁免役、缓役之调查”、“壮丁编组受训”、“服工役”以及“壮丁逃避兵役之查禁防止”等等。
第四，在保甲组织内实行严密的政治、武力、教育“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在保内设立保国民学校、保壮丁队，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亦即三职保长一肩挑。保长的权力涉及方方面面，成为基层的小独裁者。而且甲内实行严格的“连坐法”，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联保或乡（镇），“一人犯罪，九族皆诛”，人民完全被禁锢在保甲组织网中，毫无民主自由的权力。在保甲内实行公民宣誓制度。宣誓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效忠，原来的范围比较小，只是在中央及省级政权中工作的人员就职时，履行这种仪式。在抗战时期，这一形式作为一项制度推广到老百姓。1941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公民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在行使这些权利之前，必须到本乡（镇）公所举行宣誓，表达自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心。宣誓后，经乡（镇）公所登记于公民宣誓名册，连同誓词，汇呈县政府备案。这种宣誓是一种“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效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甘当“顺民”。
评析：
保甲制度是蒋介石对民众实行严格的组织控制的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为巩固其独裁统治给人民群众套上的一副枷锁。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是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当选的大多数是那些地方豪绅、地主富农或与当权者有关系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私设公堂、鱼肉百姓，盘剥勒索，无恶不作。劳苦群众痛恨不已。当时，湖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蒋介石大独裁，贪官污吏两边排，乡长拿着生死簿，保长拿着勾魂牌。”还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诅咒说：“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保长去拿锁，县长过拿把（指印柄）。”这是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实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