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十三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还真把这么大智慧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做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蒋当做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又赶忙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白修德写道，“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
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还真把这么大智慧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做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蒋当做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又赶忙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白修德写道，“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
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