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药 从两部古典的中医名著看中国医学的早期成就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余瀛鳌
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祖国医学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并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观察、分析和治疗，主要是通过中医药文献的形式予以保存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著作达一万多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
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已有蛊（腹内寄生虫病）、龋（至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且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于病症初步分类的概念。在1973年长沙马玉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方和有关针灸、经脉的著作，这是最早形式的医学文献。据考证，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间，开始出巩了专门医药文献。但由于当时中国为大小诸侯分别割据，政令互异，书不同文，书籍的抄录和传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现存的中医药文献，主要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两汉、三国以后，越来越多。其中，《内经》（一名《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十分重要的两种，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
《内经》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十八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唐代以后的传本把《针经》改称《灵枢经》）备九卷，后人补辑编次为《素问》二十四卷八十一篇，《灵枢经》十二卷八十一篇。《内经》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多方面内容，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阴阳学说，作为我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内经》中贯串于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学说从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来认识和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所谓“阴平阳秘”）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失掉人体阴阳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就会产生疾病。拿发热这个症状来说，阳盛可以引起，阴虚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备不相同。如何区别？又须结合患者发热的特点和其他临床表现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整体观念在后肚医学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
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内经》介绍脏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由心脏输送精气滋养血脉，血脉中的水谷精气，汇流于肺，所谓“肺朝百脉”；由肺（通过心）再把精气转输到全身，包括体表皮毛和体内脏腑等组织。这是对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概况的大致正确的论述。《素问》还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瘘论》）和“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举痛论》）的理论，表达了心脏和血脉的关系和血液循环概念。
解剖方面，《灵枢经·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这说明在《内经》时代已经有病理解剖的萌芽；并且可从中看出，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解剖中的客观数据。在《灵枢·肠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咽以下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
诊断方面，早在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扁鹊（名秦越人）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谈切脉，除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挠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动脉和下肢的腔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三个切脉的部位。至于望诊，经验更加丰富，内容逐步趋于完善。书中特别强调在诊病中切脉和望诊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中的片面性。
关于临床病症，《内经》叙述了四十四类共三百十一种病候，包括各科多种常见病症，如：伤寒，温病，暑病，疟疾，咳嗽，气喘，泄泻，痢疾，霍乱，寄主虫病，肾炎，黄疽型肝炎，肝硬化腹水，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种胃肠病症，衄血、呕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贫血，心绞痛，脑血管意外，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精神病，癫痫，麻风，疗毒，痔疮，血栓问塞性脉管炎，颈淋巴结核，食管肿瘤，颓气，以及一些妇科、五官科、口齿病症等。书中对一些病症阶病因、症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卓越的见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肿瘤），有“饮食不下”、“食饮人而还出”这样抓住主要症候特征的描述。关于疟疾，除有典型的症候描述外，还能明确区分单日疟、间日疟、三日疟等不同类型。脑血管意外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书中提出如急者“言不变，志不乱”，那就预后比较好；神志昏乱严重，不能说话的，预后不良。观察黄疽除皮肤、结膜和小便外，还特别注意到齿垢和指甲发黄（见《灵枢经·论疾诊尺》）。诊察水肿病也十分细致，指出轻微的浮肿先见于下眼胞（见《素间·评热病论》：“微肿先见于目下”），加重则上限胞可肿如卧蚕，并可以手指压迫肿处，观察能否回复以决定水肿的性质。当时并对多种原因所致的气喘，在怎样辨别属虚症和实症方面，已能抓住主要的病理和临床特征。对颈淋巴结核（书中称作“瘰疠”、“鼠瘘”），认为“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未上出于颈腋之间”（《灵枢经·寒热篇》），正确地衔出了它和内脏结核的关系。《内经》对于病症的论析，为后世深入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治疗方面，《内经》强调“治未病”，就是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所谓“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用带有启发性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好像是口渴了才想起打口井。那不是晚了吗？（“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不亦晚乎？”）一是指得病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认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在疾病的早期就给予有效的洽疗；所谓“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内经》在治疗学上明确表现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所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就是说凡是笃信鬼神的人，医药治病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跟他们去打交道。至于怎样治病？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别论》）的道理，以及临床上怎样掌握治本、洽标的问题。关于具体治疗，《内经》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方法是用钦针刺人脐下三寸的关元穴部位，再用筒针套人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针拔出，紧束腹部以避免手术后因腹腔压力骤变引起心腹烦“闷等症状。这种手术操作方法和术后处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学水平。此外，《灵枢·痈疽篇》记载，当脱痈（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情不能控制时，采用手术截除的应急手术，以防止它向肢体上端蔓延发展。由此可见，《内经》一书不仅具备辩证的、科学的防治观点，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治疗经验，促进了后世医学的发展。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150—219）编写的，书成于战国后期公元三世纪初。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作者张仲景在他的整个医疗活动中，提倡“精究方术”，反对用巫术治病。他主张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创用的验方），也就是他“白序”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因为作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比较全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防洽经验，并且通过他自己反覆实践验证，予以归纳和总结，奠定了各科临床的基础，使本书成为在临床医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伤寒杂病论》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诊断中的辨证方法，以及切合病情的多种治法和方药。
在诊断辨证方面，《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四诊（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分析病情。对于伤寒，把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变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除此之外，并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种辨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病情的不同表现，以及人体的抗病能力，使诊治者由此对疾病获得纲领性的认识。
这部书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辩证方法，加以有机地联系，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它的治疗原则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诊疗疾病或分析病症，讲究理、法、方、药（就是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相契合。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规范。
《伤寒杂病论》共收选方三百多个，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有的医家尊称《伤寒杂病论》方是“众方之祖”，或称它是“经方”。实践证明，其中大部分方剂确有比较高的临床疗效，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肾气丸、茵陈蒿汤、白头翁汤、大黄牡丹皮汤等等。这些著名验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依据。《伤寒杂病论》除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为主抢枚自缢，书中记载要先把人抱下来，解去绳子，盖被铺垫保暖，一人用脚踏自缢者两肩，用手挽住他的头发，不要放松，“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持臂烃屈伸之，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金匾要略·杂疗方》）配合肉桂煎汤或粥汤喂含润喉，观察他能否含咽，如能就可停止喂含，再向自缢者两耳内吹气。这种综合的抢救措施的描述，具体、生动，方法又符合科学性。全书论述治法简要，并有实效。
综上所述，充分运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病人复杂的症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是从《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和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由于受到时代和认识上的限制，《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牵强附会的论述，须予分析批判地时待。
我国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内经》以后、东汉三国以前，还有一些古典医籍，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和《难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针法、穴位等）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名著。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远、有广泛影响的古典医籍。晋、唐以后，更涌现了大批医药文献，包括医学理论专著，有关生理、病理的著作，诊断学，本草学，针灸学，方书，各科临床（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病种，如麻凤、结核等）的专著，综合性医书，养生，护理，按摩，外治法，法医，兽医专著等，这些著作的刊行，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认真钻研有关文献，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一定能发挥积极显著的作用。
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祖国医学文献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不仅数量大，种类多，并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医家对于疾病的认识、观察、分析和治疗，主要是通过中医药文献的形式予以保存和传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著作达一万多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
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已有蛊（腹内寄生虫病）、龋（至齿）等一些病症的记载，并且有了按照体表部位对于病症初步分类的概念。在1973年长沙马玉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方和有关针灸、经脉的著作，这是最早形式的医学文献。据考证，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间，开始出巩了专门医药文献。但由于当时中国为大小诸侯分别割据，政令互异，书不同文，书籍的抄录和传播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现存的中医药文献，主要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两汉、三国以后，越来越多。其中，《内经》（一名《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十分重要的两种，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
《内经》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比较完整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这部著作并非出自一时一人的手笔，而是在长时期内由许多人参与编写而成。原书十八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唐代以后的传本把《针经》改称《灵枢经》）备九卷，后人补辑编次为《素问》二十四卷八十一篇，《灵枢经》十二卷八十一篇。《内经》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卫生保健、临床病症、方药、针灸等多方面内容，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阴阳学说，作为我国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内经》中贯串于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学说从事物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对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来认识和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所谓“阴平阳秘”）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必备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失掉人体阴阳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就会产生疾病。拿发热这个症状来说，阳盛可以引起，阴虚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备不相同。如何区别？又须结合患者发热的特点和其他临床表现进行整体分析。这种整体观念在后肚医学又有所丰富和发展，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
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中用以说明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关于脏腑、经络的论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内经》介绍脏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记载。《素问。经脉别论》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的吸收，其中水谷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由心脏输送精气滋养血脉，血脉中的水谷精气，汇流于肺，所谓“肺朝百脉”；由肺（通过心）再把精气转输到全身，包括体表皮毛和体内脏腑等组织。这是对人体体循环和肺循环概况的大致正确的论述。《素问》还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瘘论》）和“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举痛论》）的理论，表达了心脏和血脉的关系和血液循环概念。
解剖方面，《灵枢经·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这说明在《内经》时代已经有病理解剖的萌芽；并且可从中看出，当时已经比较重视解剖中的客观数据。在《灵枢·肠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计的方法，度量了从咽以下到直肠的整个消化道的长度，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统计基本一致。
诊断方面，早在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扁鹊（名秦越人）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谈切脉，除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挠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动脉和下肢的腔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三个切脉的部位。至于望诊，经验更加丰富，内容逐步趋于完善。书中特别强调在诊病中切脉和望诊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中的片面性。
关于临床病症，《内经》叙述了四十四类共三百十一种病候，包括各科多种常见病症，如：伤寒，温病，暑病，疟疾，咳嗽，气喘，泄泻，痢疾，霍乱，寄主虫病，肾炎，黄疽型肝炎，肝硬化腹水，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种胃肠病症，衄血、呕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贫血，心绞痛，脑血管意外，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精神病，癫痫，麻风，疗毒，痔疮，血栓问塞性脉管炎，颈淋巴结核，食管肿瘤，颓气，以及一些妇科、五官科、口齿病症等。书中对一些病症阶病因、症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和卓越的见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肿瘤），有“饮食不下”、“食饮人而还出”这样抓住主要症候特征的描述。关于疟疾，除有典型的症候描述外，还能明确区分单日疟、间日疟、三日疟等不同类型。脑血管意外在半身不遂的情况下，书中提出如急者“言不变，志不乱”，那就预后比较好；神志昏乱严重，不能说话的，预后不良。观察黄疽除皮肤、结膜和小便外，还特别注意到齿垢和指甲发黄（见《灵枢经·论疾诊尺》）。诊察水肿病也十分细致，指出轻微的浮肿先见于下眼胞（见《素间·评热病论》：“微肿先见于目下”），加重则上限胞可肿如卧蚕，并可以手指压迫肿处，观察能否回复以决定水肿的性质。当时并对多种原因所致的气喘，在怎样辨别属虚症和实症方面，已能抓住主要的病理和临床特征。对颈淋巴结核（书中称作“瘰疠”、“鼠瘘”），认为“鼠瘘之本，皆在于脏，其未上出于颈腋之间”（《灵枢经·寒热篇》），正确地衔出了它和内脏结核的关系。《内经》对于病症的论析，为后世深入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治疗方面，《内经》强调“治未病”，就是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所谓“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预防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用带有启发性的比喻阐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好像是口渴了才想起打口井。那不是晚了吗？（“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不亦晚乎？”）一是指得病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认为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在疾病的早期就给予有效的洽疗；所谓“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内经》在治疗学上明确表现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所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就是说凡是笃信鬼神的人，医药治病的道理，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跟他们去打交道。至于怎样治病？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别论》）的道理，以及临床上怎样掌握治本、洽标的问题。关于具体治疗，《内经》运用了内服（包括药物和饮食治疗）、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方法是用钦针刺人脐下三寸的关元穴部位，再用筒针套人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针拔出，紧束腹部以避免手术后因腹腔压力骤变引起心腹烦“闷等症状。这种手术操作方法和术后处理，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学水平。此外，《灵枢·痈疽篇》记载，当脱痈（相当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病情不能控制时，采用手术截除的应急手术，以防止它向肢体上端蔓延发展。由此可见，《内经》一书不仅具备辩证的、科学的防治观点，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际治疗经验，促进了后世医学的发展。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150—219）编写的，书成于战国后期公元三世纪初。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丰富经验。作者张仲景在他的整个医疗活动中，提倡“精究方术”，反对用巫术治病。他主张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创用的验方），也就是他“白序”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因为作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比较全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防洽经验，并且通过他自己反覆实践验证，予以归纳和总结，奠定了各科临床的基础，使本书成为在临床医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伤寒杂病论》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诊断中的辨证方法，以及切合病情的多种治法和方药。
在诊断辨证方面，《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四诊（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分析病情。对于伤寒，把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变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除此之外，并已具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种辨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病情的不同表现，以及人体的抗病能力，使诊治者由此对疾病获得纲领性的认识。
这部书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辩证方法，加以有机地联系，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它的治疗原则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诊疗疾病或分析病症，讲究理、法、方、药（就是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相契合。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规范。
《伤寒杂病论》共收选方三百多个，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有的医家尊称《伤寒杂病论》方是“众方之祖”，或称它是“经方”。实践证明，其中大部分方剂确有比较高的临床疗效，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肾气丸、茵陈蒿汤、白头翁汤、大黄牡丹皮汤等等。这些著名验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依据。《伤寒杂病论》除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为主抢枚自缢，书中记载要先把人抱下来，解去绳子，盖被铺垫保暖，一人用脚踏自缢者两肩，用手挽住他的头发，不要放松，“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持臂烃屈伸之，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金匾要略·杂疗方》）配合肉桂煎汤或粥汤喂含润喉，观察他能否含咽，如能就可停止喂含，再向自缢者两耳内吹气。这种综合的抢救措施的描述，具体、生动，方法又符合科学性。全书论述治法简要，并有实效。
综上所述，充分运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病人复杂的症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是从《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和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由于受到时代和认识上的限制，《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牵强附会的论述，须予分析批判地时待。
我国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内经》以后、东汉三国以前，还有一些古典医籍，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和《难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针法、穴位等）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名著。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远、有广泛影响的古典医籍。晋、唐以后，更涌现了大批医药文献，包括医学理论专著，有关生理、病理的著作，诊断学，本草学，针灸学，方书，各科临床（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病种，如麻凤、结核等）的专著，综合性医书，养生，护理，按摩，外治法，法医，兽医专著等，这些著作的刊行，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认真钻研有关文献，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一定能发挥积极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