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沦 洛阳在中国古都中的历史地位
河南洛阳，是一座享誉天下的古老城市。以往人们曾以“九朝古都、八代陪都”的说法，来形容洛阳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然而，根据最近20年来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成果所示，早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就有太康、孔甲、帝皋和夏桀四个帝王在洛阳建都，史称斟寻阝；商汤灭夏后，又在洛阳建都，史称西毫；西周初年，周公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并让周成王迁都洛阳。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诸朝定都洛阳之后，五代的后晋也曾以洛阳为都三年。这样，洛阳实为13个王朝的国都。在当今中国诸多古都之中，洛阳是最早形成城市并贵为国都的一处，同时也是建都政权最多、建都时间最久（保守的估算，应在1100年以上）的一处。
洛阳能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是和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是远古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富于特色并自成体系的旧石器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各地史前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在黄河流域，有以挑河为中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以渭河为中心（包括豫西北和晋西南）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有以豫中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有以冀中、豫北为中心的磁山文化和后岗文化；有以黄河下游之山东段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统；有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有鄂西及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系统。在南岭和武夷山脉以南地区，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系统和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系统。在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则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如此繁复的史前文化谱系，显示出中国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发展的基本特点。然而，考古材料又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是有着先后主次之分别的。当其他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时，以嵩山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夏人，已经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嵩山周围和伊、洛河流域，他们能够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首先得益于他们地处旱地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这里的气候、土壤和植被状况，特别适合粟作农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生产持续而高速地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史前文化体系的中心位置，所以他们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许多方面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先进因素，从而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保持领先位置，发挥主导作用。
夏人立国后，今洛阳一带逐渐成为其政治中心。《逸周书·变邑篇》云：“自治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说明夏人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在今偃师市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基本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无误。与此同时，洛阳一带也成为当时最大的一处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最高成就的《河图》、《洛书》，相传就出自这里。尽管人们对“河图洛书”的年代、真伪、内容等问题长期聚讼不已，但如果据此而说洛阳是中华古老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将是没有争议的。在以后的岁月中，洛阳又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成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中心。道学、经学、理学等等，也都与洛阳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为并且长期保持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它便在历史上扮演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成为统治天下和垄断文化之正统与正宗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是其他任何一处古都所没有的，洛阳因此而拥有一种极为长久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它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多次被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选为都城，与此不无关联。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的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视洛阳为华夏文明根源的社会公识。在中国古都当中，唯独洛阳拥有、享有这份荣誉。
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高度的战略价值，是这里屡为国都的又一重要原因。从宏观上观察，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对伊阈，可达江汉；西控渑崤关中，东与黄河下游的大冲积扇相接，适扼我国古代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因其四至的道里相差无几，自古号称“天下之中”，现今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初即是指洛阳一带而言。因此，古代的洛阳确有居中御外之便。从洛阳周围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是一个小盆地，黄河及太行山构成了它的北部屏障；在其南部今嵩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中有“三涂”之险；西南部今卢氏县境内有熊耳山、东南部今登封县境内有嵩山；在其西部的豫西山地中有函谷、崤底二关；在其东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虎牢、成皋两关雄峙，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所以，洛阳在军事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对于洛阳在地理上的优势，我们的古人早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曾在洛阳营建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但在回到镐京后，他仍然为东方局势不稳而寝食不安，竟然到了“自夜不寐”的地步，最终武王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策。他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对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完成了东征战役之后，周公与召公一起，亲自主持了营建洛邑的工程并使成王迁都洛阳。东汉的大科学家、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这样描绘洛阳披山戴河的形势：“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太室作镇，揭以熊耳。”文字虽然不无夸张，但还是把洛阳得天独厚的环境揭示出来了。
古代洛阳不但有险要的地理位置，其境内的自然环境也是比较优越的。洛阳位于伊洛盆地的北部，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伊、洛、瀍、涧数条河流纵横贯穿其间，它们像脉管一样时刻不停地为洛阳输送着新鲜血液。这几条河流不但为洛阳增添了许多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河还有交通之便。在它们相继汇合的地方，形成了大片的沃土良田，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帝都王里，洛阳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其先天不足也十分明显。首先，作为一国之都，洛阳地区的面积稍显狭小，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加之洛阳周围多是山地和丘陵地，土地既少又较为贫瘠，物产不够丰富，一遇战事，便会感到这里的周旋余地太小，可资借用的人口与物质基础不够雄厚。其次，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比较薄弱，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不易，所以，历史上凡是致力于开边拓疆的帝王，大多不以洛阳为都。第三，洛阳地当交通要冲，水陆运输在古代十分发达，这对于刺激本地经济的繁荣确然有利，但每逢新旧王朝更替或天下有乱之时，这里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雄伟壮丽的都城，总会在激烈的战事中沦为废墟。例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把东汉王朝苦心经营了近200年的洛阳城焚毁殆尽；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又将魏、晋洛阳变为废墟；北朝后期，高欢与宇文泰屡次在洛阳交战，“焚城中室屋俱尽”，所以当隋扬帝在洛阳营建新都时，不得不重新在瀍河以西另择城址；安史之乱又对隋唐东都洛阳城造成严重破坏，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所以，洛阳的城市发展，经历的是一个反复毁坏又不断重建的过程，这其间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是十分巨大的。
当古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俱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时，许多统治者出于巩固江山的考虑，往往不惜代价经营洛阳，采取一些措施去弥补洛阳为都的不足之处。例如，洛阳与西安的关系十分密切，被不少帝王等同视为东西二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在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政治和军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后，洛阳做为国都的优势便不复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势则依然如故。所以，北宋以后，洛阳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时期还循着历史的惯性而保持了陪都的名义外，元、明、清三朝时，洛阳仅成为河南府所辖之城，它对于当时王朝统治的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其军事战略的价值之上。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诗句。名列我国七大古都之冠的洛阳，确实是中国古史的一段缩影，非常值得每一个热爱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去看上一看。
洛阳能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是和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是远古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富于特色并自成体系的旧石器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各地史前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在黄河流域，有以挑河为中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有以渭河为中心（包括豫西北和晋西南）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有以豫中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有以冀中、豫北为中心的磁山文化和后岗文化；有以黄河下游之山东段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统；有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有鄂西及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系统。在南岭和武夷山脉以南地区，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系统和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系统。在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则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如此繁复的史前文化谱系，显示出中国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发展的基本特点。然而，考古材料又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是有着先后主次之分别的。当其他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时，以嵩山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夏人，已经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嵩山周围和伊、洛河流域，他们能够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首先得益于他们地处旱地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这里的气候、土壤和植被状况，特别适合粟作农业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生产持续而高速地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史前文化体系的中心位置，所以他们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许多方面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先进因素，从而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保持领先位置，发挥主导作用。
夏人立国后，今洛阳一带逐渐成为其政治中心。《逸周书·变邑篇》云：“自治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说明夏人的都城，就在伊、洛河流域，在今偃师市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基本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无误。与此同时，洛阳一带也成为当时最大的一处文化中心，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最高成就的《河图》、《洛书》，相传就出自这里。尽管人们对“河图洛书”的年代、真伪、内容等问题长期聚讼不已，但如果据此而说洛阳是中华古老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将是没有争议的。在以后的岁月中，洛阳又成为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成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中心。道学、经学、理学等等，也都与洛阳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为并且长期保持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它便在历史上扮演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成为统治天下和垄断文化之正统与正宗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是其他任何一处古都所没有的，洛阳因此而拥有一种极为长久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它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多次被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选为都城，与此不无关联。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的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视洛阳为华夏文明根源的社会公识。在中国古都当中，唯独洛阳拥有、享有这份荣誉。
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高度的战略价值，是这里屡为国都的又一重要原因。从宏观上观察，洛阳处于黄河流域的中部，北依邙山，可通幽燕；南对伊阈，可达江汉；西控渑崤关中，东与黄河下游的大冲积扇相接，适扼我国古代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因其四至的道里相差无几，自古号称“天下之中”，现今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初即是指洛阳一带而言。因此，古代的洛阳确有居中御外之便。从洛阳周围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是一个小盆地，黄河及太行山构成了它的北部屏障；在其南部今嵩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中有“三涂”之险；西南部今卢氏县境内有熊耳山、东南部今登封县境内有嵩山；在其西部的豫西山地中有函谷、崤底二关；在其东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虎牢、成皋两关雄峙，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所以，洛阳在军事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对于洛阳在地理上的优势，我们的古人早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曾在洛阳营建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但在回到镐京后，他仍然为东方局势不稳而寝食不安，竟然到了“自夜不寐”的地步，最终武王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策。他对周公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对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完成了东征战役之后，周公与召公一起，亲自主持了营建洛邑的工程并使成王迁都洛阳。东汉的大科学家、家张衡在其《东京赋》中这样描绘洛阳披山戴河的形势：“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迥行道乎伊阙，邪径捷乎轘辕，太室作镇，揭以熊耳。”文字虽然不无夸张，但还是把洛阳得天独厚的环境揭示出来了。
古代洛阳不但有险要的地理位置，其境内的自然环境也是比较优越的。洛阳位于伊洛盆地的北部，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伊、洛、瀍、涧数条河流纵横贯穿其间，它们像脉管一样时刻不停地为洛阳输送着新鲜血液。这几条河流不但为洛阳增添了许多美景，而且均有灌溉之利，伊洛二河还有交通之便。在它们相继汇合的地方，形成了大片的沃土良田，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帝都王里，洛阳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其先天不足也十分明显。首先，作为一国之都，洛阳地区的面积稍显狭小，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加之洛阳周围多是山地和丘陵地，土地既少又较为贫瘠，物产不够丰富，一遇战事，便会感到这里的周旋余地太小，可资借用的人口与物质基础不够雄厚。其次，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比较薄弱，定都洛阳，制内易而御外不易，所以，历史上凡是致力于开边拓疆的帝王，大多不以洛阳为都。第三，洛阳地当交通要冲，水陆运输在古代十分发达，这对于刺激本地经济的繁荣确然有利，但每逢新旧王朝更替或天下有乱之时，这里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昔日雄伟壮丽的都城，总会在激烈的战事中沦为废墟。例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把东汉王朝苦心经营了近200年的洛阳城焚毁殆尽；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又将魏、晋洛阳变为废墟；北朝后期，高欢与宇文泰屡次在洛阳交战，“焚城中室屋俱尽”，所以当隋扬帝在洛阳营建新都时，不得不重新在瀍河以西另择城址；安史之乱又对隋唐东都洛阳城造成严重破坏，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洛阳“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所以，洛阳的城市发展，经历的是一个反复毁坏又不断重建的过程，这其间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是十分巨大的。
当古代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俱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时，许多统治者出于巩固江山的考虑，往往不惜代价经营洛阳，采取一些措施去弥补洛阳为都的不足之处。例如，洛阳与西安的关系十分密切，被不少帝王等同视为东西二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在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政治和军事重心移至北方之后，洛阳做为国都的优势便不复存在，而其原有的劣势则依然如故。所以，北宋以后，洛阳便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除了在宋、金时期还循着历史的惯性而保持了陪都的名义外，元、明、清三朝时，洛阳仅成为河南府所辖之城，它对于当时王朝统治的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其军事战略的价值之上。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的著名诗句。名列我国七大古都之冠的洛阳，确实是中国古史的一段缩影，非常值得每一个热爱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人去看上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