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沦 四川袍哥会
巴蜀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中，袍哥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民俗学与社会学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袍哥是四川方言，就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帮会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也称哥老，也称汉留或汉流，但最普遍的称呼是袍哥。为什么会称为袍哥?袍哥自己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一般来说，帮会属于秘密社会。秘密社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我国也是各地均有。但在各地，大致都是社会中少部分人的非公开性的组织。然而袍哥不同，作为我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即会党与教门）中的哥老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可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是我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也是了解巴蜀地区近代社会生活时所必须了解的。
哥老会是清代中期在四川出现的秘密社会组织，是四川本地的游民团伙“啯噜子”与从沿海传入的天地会结合之后的产物。啯噜子是以清初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垦地的游民为主要成分形成的武装团伙，至迟到乾隆初年即已有较大影响。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三）。第二年，御史柴潮生又上奏:"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军机处录副·御史柴潮生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奏》）。这种流民集团为何叫啯噜子，迄今有多种说法，我赞同这样一种解释:啯噜与轱辘、辘辘、的卢、韩卢等乃是一个词根的不同变化，其本义是快速、转动。音同或音近的不同词汇不仅在汉语中有，在汉藏语系藏语与彝语中也可以见到，意义都相近。参见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四川方言中至今仍把快速转动呼为“guoluoguoluo”，这种武装游民集团被人们呼为"啯噜子"，应是以其飘忽不定、往来迅速的特征来称呼的。也正由于最初是民间称呼，字无定例，故而在四川各种文献中又写为"啯喽子"（唐枢:《蜀籁》卷二、民国《长寿县志》卷四）、"孤露子"（民国《华阳县志》卷五）。他们携带武器在社会上"结党成群，流荡滋事"，内部有一定的纪律，有主事的首领，但全省并无统一的组织，各伙分别活动，无论水陆通衢还是深山老林，都有他们的踪迹，也有的扩展到湖北、贵州、陕西等地活动。他们强悍好斗，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但也参与船帮、盐枭、保镖等活动。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反抗清廷的意识，例如他们有不少人"割去辫发，作为记号"，就是明显的反清举动。又如川北的啯噜子崇敬晚年抗清、死于清军手下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梓潼大庙山文昌宫中保护张的塑像，"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见安洪德《除毁贼像碑记》，碑存大庙山文昌宫）。这是更明显的反清举动。也正由于上述原因，啯噜子一直被官方称之为"叛"、"乱"、"匪"、"邪"。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
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当然，也受了一些白莲教、青莲教的影响，但主要是天地会）。所以称为"哥老"，一则是"啯噜"的音转异写，二则也有兄弟之义。
由啯噜发展为哥老，是一个逐渐而长期的过程。川人李榕在《十三峰书屋文集》卷一有这样的记载: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按:江湖会是哥老会初期的另一称呼）。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行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
当啯噜子发展成为哥老之后，与原来相较有了若干变化，如模仿天地会制订了较为完善的组织与活动的成文章程，即所谓的《海底》；其成员扩大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行业，不再以游民为主；有了各自的"公口"，亦称"码头"，也就是活动范围与会务机构；内部形成了组织系统与等级制度；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费来源；在非公开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切口"即内部通用的联络隐语。
哥老会在四川所开最早的山堂是何时何地，目前很难定论。在四川袍哥中历来相传的说法，是康熙年间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而派其部将陈近南来雅州（今雅安）所开的精忠山。但近年来多数研究者认为，更为可靠的说法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是时，始有山水香堂"（刘师亮:《汉留史》）。这一次开山堂可能经过了较长的准备，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此皆江湖豪杰，并州联县，聚众开山，远近景从。清廷愈禁止，发展愈扩大，以至分支流派，开山立堂，公口码头，不可胜数。"侯少煊、雁秋：《哥老会的缘起与清王朝对它的镇压》，载《四川保路运动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如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军机处录副·同治五年五月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详后。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亦如左宗棠所说:"自顷啯噜变成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左宗棠奏疏续编》卷三三），以至于曾国藩在制订湘军营规时特地立了一条:"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余栋臣等首领都是"哥老会魅桀也"（民国《大足县志·仇教记》）。
太平天国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四川的哥老会通称为袍哥，数量有了高速的发展，不仅有无业游民、贫苦大众，还有各地的地方势力、军营官兵也纷纷参加袍哥，主持码头。无钱无势者当袍哥（四川方言中通称为"嗨袍哥"，嗨音hai）是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嗨袍哥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下齐讨口子（四川方言，即乞丐）"等民谚，说明袍哥的影响真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袍哥的组织是从开立山堂开始，开立山堂有隆重的仪式，要拜关公的圣像、歃血拜把。早期歃血是刺破中指滴血入酒，后来多用杀雄鸡代替。所谓拜把是由"香长"将香捆束成把，共"三把半"，众人在香堂中叩拜立誓。早期开立山堂多在山林寺庙，以后则在长街闹市举行。袍哥内部有各山堂基本一致的纪律（俗称为必须遵守的"红十条"与必须惩罚的"黑十条"），有"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系列与等级制度，入会者还必须视本人财力大小缴纳一定的"山价钱"（又称"码头钱"）。全川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号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号以商贾为主，礼字号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号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号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故有"仁字号一绅二粮，义字号买卖客商，礼字号又偷又抢，智字号尽是扯帮，信字号擦背卖唱"之谚。各个公口之间独立发展，但同一地区各个公口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会口"、"合会"，相互协调。袍哥原来按天地会的规矩禁止几种人参加，如降清残汉者、待诏即理发匠（因为曾助清剃发）、裁缝（因为曾改作旗装）、娼家、艺人、巫婆神汉、小偷等，但清末就已突破了这些禁区，除了旦角演员之外，不再严格限制。袍哥原来无女性参加，清末开始有女袍哥，还有女舵把子（舵把子即龙头大爷，为一个公口中的最高首领）。清末民初，还有少许外籍人士与基督教徒参加，这其中重庆的希腊人巴巴达先在奉节参加袍哥，嗨仁字号三排，后在重庆出山嗨大爷40几年，从事商贸、餐饮、电影业，是全川著名的洋袍哥。
作为一种帮会组织，袍哥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重视宗法观念，以"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根本"为榜样，相互间均称兄弟，甚至有"有饭大家同吃，有难大家同当"的口号。在某些地方，也的确能做到相互帮助，凡是袍哥，到了别的码头，只要拜了码头（拜码头有一定的规矩与隐语），也会吃住不愁，故而有"千里不要柴和米，万里不要点灯油"之谚。但是，由于大量的不同成份的人员加入，理论上的平等、共济，往往实际上是家长制、等级制，各个码头内部等级森严，甚至形同主仆，各个码头之间明争暗斗，甚至火并。加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其行动方向往往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具有较大的盲动性，易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利用。这其中，每个码头都有少数本身无正当职业，全凭在码头上混饭吃的"职业袍哥"，对社会更具有破坏性。此外，袍哥从来又有清水与浑水之别。清水袍哥不参与匪盗活动，浑水袍哥则以抢劫为生（只是不抢本码头范围，即"兔儿不吃窝边草"），基本上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武装，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更大。
袍哥在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是四川的保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早就看到了会党的反清作用，一直把会党作为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早在1899年就派人到湘鄂等地联络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共组兴汉会，由孙中山担任会长。1905年，更邀集四川袍哥大爷佘英、张树三、张百祥等人赴日本东京，共商革命大计。泸州小市义字旗堂口舵把子佘英当即参加同盟会，并任西南大都督。张树三、张百祥等也都参加了同盟会，张百祥还担任了专门联络会党的共进会会长。佘英等人返川之后，即积极联络全川各山堂袍哥，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与1909年，佘英等在川南举行了两次起义，均失败，佘英于1910年初惨死于宜宾，时年36岁。他临刑前口占一绝:"牡丹将放身先残，未饮黄龙酒不甘。同志若有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陈必：《佘英遗迹述略》，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佘英之牺牲，对点起全川袍哥的反清烈火有很大的作用。
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四川人民的血汗集股化为乌有。早已存在的反清情绪一下子冲破堤岸，被点燃成为燎原之烈火。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华阳县秦皇寺（今双流正兴乡）袍哥首领秦载赓既是安吉团（袍哥控制的民团武装）龙头，又是仁字号文明公堂口的总舵把子，与成都地区袍哥首领关系密切。1909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与同盟会员龙鸣剑积极策划反清起义。1911年，保路事起，他又担任了华阳县保路同志会会长（当时华阳县占有今成都市区的一半）。8月4日，他按袍哥仪节，邀请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并对若干重要事项作了统一布署。9月7日，清王朝屠杀群众的"成都血案"发生，第二天，秦载赓就率同志军攻至成都东外牛市口，与清军交上火，打响了第一枪，保路运动开始转入武装起义阶段。成都东路同志军以秦载赓为统领，南路同志军以新津袍哥总舵把子侯宝斋为统领，西路同志军以灌县袍哥仁字号大爷张捷先为统领。全川各地同志军也大多由袍哥大爷率领。可以说，同盟会对保路运动的组织与领导是通过袍哥为纽带进行的，四川的清政权是被以袍哥为主力的反清浪潮吞没的。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分占街巷，维持治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竟挂出袍哥山堂"大汉公"的招牌，自任大汉公的总舵把子，轮流到入城的各街口袍哥公口拜客。在尹昌衡带动之下，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周骏成立"大陆公"，巡警总监杨维成立"汉兴会"，参谋部成立"大参公"，此外，新成立的公口还有"汉军公"、"福汉公"、"从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福禄公"、"云龙公"、"同庆会"等。仅仁字旗的公口就有374个，连女袍哥公口都有20多个，成都附近各县的公口骤增300多个。在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与副都督夏之时（夏早已参加袍哥）也成立了"大汉公"的公口。仁字旗大爷唐廉江还联合全重庆各公口组织了"重庆袍哥联合会"，在梅坡萃芳园召开了全市袍哥代表大会，出版了袍界报纸《国是纸》。可以认为，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辛亥革命之后这几年，是四川袍哥的重要变革时期。广汉的袍哥大爷侯少煊这样回忆:这时的袍哥是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即是说，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了哥老）就算走运。又称为"袍哥翻身"，因为清朝禁止袍哥，那时是秘密活动；而民国则是提倡哥老的，哥老组织合法了。在这种势头下，于是人人都想当袍哥，广汉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的军军匪匪》，载《四川文史资料》第16辑。
袍哥的红极一时与大发展，可并未能使袍哥组织得以较为健康地发展。这是因为，在保路运动中，保路权、保路股，直至反抗清廷、武装斗争，这时的目标是一致的，众多袍哥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出于多年的反清意识，虽然是一哄而起，但还可以暂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缺乏政治目光的绝大多数袍哥大爷立即表现出为了私利而胡作非为，跟着大爷跑的下层袍哥更是在一阵热闹之中晕头转向。上层相互争斗，下层乘机发财。袍哥的传统是各个公口互不辖制，独行其事，故而新成立的大汉公或袍界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不可能统一各个公口的行动。就在同志军反清的战斗中，就已出现了若干痛心的火并、仇杀或叛变事件（成都地区同志军东路统领秦载赓、南路统领侯宝斋、北路领袖侯桔园都是死于袍哥之手），成都在由同志军维持治安期间，更是使成都成为实际上的无序状态，各个公口的恶棍、流氓招摇过市，赌博、贩烟、抢劫活动无处不有，连军政府大门前都有赌摊一百多个。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袍哥可以被革命力量所利用，其中也有少许仁人志士，但总的来讲，不能将袍哥视为革命力量。但是，这个"袍哥翻身"的阶段，使原来的秘密帮会得以公开化、合法化，而且大发展，却对今后袍哥组织长期控制四川基层社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袍哥在四川的确只是"红极一时"，不能持久。因为同盟会方面、立宪派方面、北洋军阀方面这几种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都在力争自己执政，都只是短期利用袍哥武装，不可能长期联合袍哥武装。1912年春，四川军政府就命令成都城内撤销各公口。滇军领袖蔡锷宣布"成都系哥老会政府，将荡平匪乱"。滇军派兵入川之后，在川南武力镇压、解散袍哥武装，同志军川南司令黄方竞被滇军在合川剖腹惨死。在这种情况下，全川几十万袍哥武装除了少数被编入政府掌握的正规军（如四川陆军第二师共12个团，基本上全是同志军）之外，全部被"释兵归农"。实际上真正归农者只有一部分，有不少人浪迹各方，成为日后军阀混战的主要兵员。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及以后的反袁护国之战，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
护国战争之后，袍哥再也未参加过统一的政治斗争，但它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并未消失。虽然四川军政府曾下令取消公口，但根据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人民有结社之自由"的条文，四川袍哥各公口对外的名称纷纷改名为某某社，龙头大爷改称社长、副社长，仍然在各地公开活动。袍哥大爷有的进入军界、政界，有的当了土匪，有的亦军亦匪，有的留在家乡成为豪绅。四川长期军阀混战，各军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都是袍哥，有的军队全师全团都是袍哥。川军中的将领如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范绍增、杨春芳、彭焕章、陈兰亭、邓国璋、李宗煌等，都是袍哥领袖。各地的民团团长、团总、团练局长，则是清一色的袍哥大爷。至于基层的乡长、保长，则基本上必须由袍哥充任，不嗨袍哥在地方上是不可能站住脚的。在四川的防区制时代（即军阀控制时代），各县县长由驻军决定，蒋介石入川之后，逐渐改由省政府任命，这些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必须是到袍哥码头向舵把子递片子、拿言语、通关节，求得合作与支持，否则不至半年就得卷铺盖，这在四川是尽人皆知的通例。
由于四川社会的基层组织全为袍哥控制，统治四川的军政大员也必须利用袍哥的力量。民国时期的四川历届督军、省长、主席，以及各军军长、各种司令，如熊克武、邓锡侯、杨森、王缵绪、唐式遵、刘文辉、刘存厚、王陵基、潘文华、田颂尧等都参加了袍哥，潘文华成立"正心社"，王瓒绪成立"怜民社"，范绍增成立"益社"，刘文辉支持其兄刘文彩组织"公益协进社"、其侄刘树成组织"至诚社"，田颂尧支持其弟田泽孚组织"武德总社"。刘湘本人表面上未嗨袍哥，但部下师旅长多是袍哥，重庆的"孝义会"实际上是重庆袍界的联络组织，发起人中不少人是刘湘部下，刘是实际上的后台。邓锡侯、王缵绪、王陵基、杨森、唐式遵等还曾发起组织了"川康大同公社"，企图将全川袍哥统一组织起来，但成立之后由于内部矛盾太多，未能达到目的，故而少为人知。
民国时期，四川到底有多少袍哥?这没有全面的统计材料，根据王纯五在《袍哥探秘》一书中搜集到的一些材料，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袍哥人数都在7万至10万之间。什邡县有袍哥8400人，占成年男子的14%。彭县有公口33个，还有半个设在监狱内。灌县金马乡全乡人口为17793人，袍哥就有近3000人。温江县有公口52个，每个公口少则百余人，多的超过3000人。夹江县有公口90个，袍哥人数为28462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宜宾是川南水陆交通枢纽，袍哥特盛，公口林立，城镇中成年男性的90%、乡村中的70%都参加了袍哥。安县是一个小县，袍哥最多时也曾达到3万余人。沙汀的名著《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以安县秀水场的袍哥茶馆（四川几乎所有袍哥公口的码头都设在自己控制的茶馆中）为原型而创作的。从全川来看，估计袍哥总人数在300万人左右，占成年男性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从军队来看，川军参加袍哥的在60%左右。个别部队比例更高，范绍增的部队从上到下是清一色的袍哥，军中均以哥子、老弟相称，是全国知名的"袍哥军"。又如邓锡侯所部主力95军，"袍哥则公开在全军合法存在，仅军直及126师，袍哥成份约占90%。673团5连共114人，袍哥有90人。全军7个团长，袍哥大爷即有6个。在全军占统治地位的袍哥势力、袍哥组织成为统治部队的有力工具"。裴田夫：《对九十五军的改造工作》（稿本），转引自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袍哥在四川的人数是如此之多，力量是如此之大，在四川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袍哥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呈现着以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愈到基层，袍哥的作用愈大。因为县以下的印把子、枪杆子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掌握在袍哥手中。地方上的征粮、抓丁、治安、交通、烟赌等等，都由袍哥控制。老百姓生活的好坏，大到有无土匪，小到年节群众文化活动的安排，都与舵把子的素质与爱好相关。如果同一地区只有一个公口，或一个总舵把子能够招呼本地区所有公口，这个地区比较安宁；假若情况相反，这一地区就绝无安宁之日。如果说四川的基层社会是袍哥的天下，此话一点也不过份。例如，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先后搞过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几次选举，袍哥在其中可谓举足轻重。重庆市首届参议会中，袍哥参议员占了80%；各县的参议员更是为袍哥所控制，如绵竹广济乡的舵把子赵祝三就是绵竹县参议会的议长。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成都的代表中蒋介石已指定有22集团军总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可成都的袍哥舵把子徐子昌偏要与孙竞选，因为他所控制的公口熙成社与同声社有8万余人。后来是由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等人出面调停，给徐以保安副司令的官职和候补国大代表的虚名，徐才把国大代表让给孙震。1948年选立法委员，丰都县的名额被南京政府圈定给了青年党，袍哥不服，通知各地罢选，投票当天，全县竟无一人敢去投票。
第二，袍哥从来是各个山堂独立行事，在民国时期仍然如此，相互之间只有联络而不可能联合。前文曾经提到，几位川军领袖想以"川康大同公社"统一全川袍哥，未能成功。重庆在抗日期间是陪都，军政大员云集，仁字号袍哥与义字号袍哥都想统一全市袍哥，但最终只是分别成立了仁字总社与义字总社，全市各公口仍未能统一。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之后，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都是只有名义而已。袍哥中少数新进曾作过以袍哥为基础组织政党的尝试，如石孝先在重庆策划"中国社会民主党"，叶道信在成都策划"中华社会党"（帮会如果公开活动，在名义上常冠以"社会"二字，因为洪帮系统的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都又称为"社会"），都未成功。当然，袍哥各公口临时性的协调与合作也是可能的，如1943年3月，为了对抗四川省主席张群有关禁止袍哥活动的计划，借宜宾的"合叙同"公口在成都设立总社、开立山堂之机，由合叙同总舵把子、负责成都警备的164师师长彭焕章出面，在成都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召开"迎宾大会"，与会袍哥上万人，其中各县大小码头来成都的代表达2800多人。1946年，成都协胜公口舵把子陈俊珊病故，四川的地方势力为了向中央方面显示实力，丧事办了七天七夜，灵堂设于大慈寺，开流水宴席一万多桌，各路袍哥前来吊孝送葬者十几万人，由36位各公口的龙头大爷抬丧，祭幛、挽联摆了几十条街。这是袍哥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的聚会。
第三，由于袍哥既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又无统一的组织领导，和过去一样，仍然可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地为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国民党政府在基层的统治必须依靠袍哥，但见到袍哥势力太大又几次企图取消与限制袍哥。1935-1937年，国民政府几次下过"查禁"、"取缔"、"惩治"袍哥的"通令"、"条例"、"章程"、"实施办法"，最后仍是一纸虚文。实际上，国民党与稍晚一点的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都在拉拢与利用袍哥，官方的军、政、警、特都在拉拢与利用袍哥，特字号的军统与中统都在拉拢与利用袍哥。1943年，属于中统系统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委方治还曾与袍哥首领田得胜、冯石竹等商议，要他们动员各堂袍哥集体加入国民党，只因军统方面坚决反对，才未变为事实。蒋介石为了利用袍哥与其他帮会，支持军统于1940年在重庆成立了有青帮、洪帮、袍哥代表参加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会址就设在重庆袍哥首领唐绍武的大宅内。据当事者回忆，蒋介石曾就此事明确指示:"四川遍地是袍哥，势力很大，必须控制四川袍哥的各县头头"；"对四川各县的袍哥组织，必须控制，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来"。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由于国民党方面各种势力的影响，袍哥在民国时期参与了很多反共、反人民的坏事。重大事件如支持军阀混战、进攻工农红军、1946年在著名的重庆较场口血案中充当打手、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1949年，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拒解放军解放四川的武装应变，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之类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装。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叛乱，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所以，从总的方面看，民国时期的袍哥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
出于袍哥队伍的复杂性与动摇性，出于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本着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的原则，对四川袍哥也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取得了若干成绩。1930年，红二军团曾改造收编了川东的一支袍哥武装，在清除其反动头目之后，有一千多人编入了第四师。1936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发布了《对哥老会宣言》，号召"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兄弟都派代表来或亲自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同时，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0月，全国哥老代表会议在陕北根据地志丹县召开，订出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1938年3月，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哥老会是抗战力量》的署名文章。根据中央的精神，四川中共党组织对可以争取的袍哥作了不少工作，为此有的党员还参加了袍哥（如眉山的熊文祥、内江的雷勋著）。1938年春，杨森的代表杜重石去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与朱德，毛泽东要他"旧瓶装新酒"，组织袍哥力量参加抗日。杜回四川之后团结川军中袍哥头面人物陈兰亭等成立了新的袍哥公口蜀德社，特别吸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加入，同时又请四川政界民主派元老张澜领衔发起，编辑出版了《大义周刊》，在四川袍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作工作，四川军界最有影响的袍哥领袖人物刘文辉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为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又率部起义，迎接解放。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在中共的影响下，于1940年在邛州开山堂，成立信义社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在各地成立分社，有袍哥弟兄数千人，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著名的红色袍哥。王于1947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2月牺牲于成都十二桥。在抗战期间，为了确保川滇运输线的畅通，国民政府交通部请求袍哥帮忙，沿途各码头以抗日大局为重，慨然允诺，从宜宾到昆明的五百多里运输线长期畅通无阻。1949年，在大批袍哥站到国民党一边抗拒解放军入川的同时，也有少数袍哥站在人民一边，迎接、配合解放军入川。如资阳袍哥舵把子张维丰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担任了川康人民游击纵队川东第一支队副司令，以后英勇牺牲。崇州的王蕴滋以袍哥大爷、参议长的身份组织了川西各县反蒋武装两三万人筹划起义，被国民党方面得知消息后，在大军包围之下，仍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与敌人激战两昼夜，兵败后退入雅安。四川著名的"袍哥军"范绍增部在1949年底以国民党的川东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2月在渠县以9个纵队的兵力宣布起义，弃暗投明，为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江油的立法委员蹇幼樵是川西北著名的袍哥大爷，1949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争取下，出任川西北山防总队队长，维持川西秩序，配合了解放军的顺利南下。
建国之后，旧社会的军、政、警、特系统被彻底摧毁，各级建立了新的政权、新的基层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等），袍哥这种基本上依附于国民党军政力量的组织没有再存在的土壤，很快就自行瓦解。
袍哥在四川存在了一百多年，于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要了解近代四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不了解当年的袍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了解四川近代社会的必修课。如果从了解今天四川社会生活来说，虽然袍哥已经消失了40多年，却不能说对今天的四川已完全没有影响了。我可以举一个一般人不太注意的现象，就是四川的方言词汇。袍哥无论清水浑水，都有一套内部使用的"切口"即隐语，俗称江湖黑话。浑水袍哥人数不多，他们使用的切口有很少数至今还保留在四川的方言词汇中，如"点水"（出卖同伙）、"划盘子"（毁人容貌）等。清水袍哥由于人数太多，他们使用的不少"切口"在当时已不再是隐语而公开使用，逐渐成为通用的语言而保留在四川的方言中，至今还在普遍使用的如"散眼子"（散漫无组织）、"臊皮"（伤了面子）、"乘火"（顶住）、"天棒"（无法无天的人）、"吃通"（到处行得通）、"抽底火"（揭露底细）、"关火"（能起决定作用）、"落教"（按规矩办事）、"操"（在社会上拉帮结派）、"扎起"（大力相助或袒护）、"放黄"（失约）、"打平伙"（共同分摊伙食钱）、、"肘起"（帮忙举荐）、"吃欺头"（捡便宜）、"扯地皮风"（散布流言）、"提口袋"（掌管钱财）等等。
袍哥是四川方言，就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帮会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也称哥老，也称汉留或汉流，但最普遍的称呼是袍哥。为什么会称为袍哥?袍哥自己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一般来说，帮会属于秘密社会。秘密社会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我国也是各地均有。但在各地，大致都是社会中少部分人的非公开性的组织。然而袍哥不同，作为我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即会党与教门）中的哥老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可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是我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也是了解巴蜀地区近代社会生活时所必须了解的。
哥老会是清代中期在四川出现的秘密社会组织，是四川本地的游民团伙“啯噜子”与从沿海传入的天地会结合之后的产物。啯噜子是以清初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垦地的游民为主要成分形成的武装团伙，至迟到乾隆初年即已有较大影响。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清高宗实录》卷二〇三）。第二年，御史柴潮生又上奏:"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军机处录副·御史柴潮生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奏》）。这种流民集团为何叫啯噜子，迄今有多种说法，我赞同这样一种解释:啯噜与轱辘、辘辘、的卢、韩卢等乃是一个词根的不同变化，其本义是快速、转动。音同或音近的不同词汇不仅在汉语中有，在汉藏语系藏语与彝语中也可以见到，意义都相近。参见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四川方言中至今仍把快速转动呼为“guoluoguoluo”，这种武装游民集团被人们呼为"啯噜子"，应是以其飘忽不定、往来迅速的特征来称呼的。也正由于最初是民间称呼，字无定例，故而在四川各种文献中又写为"啯喽子"（唐枢:《蜀籁》卷二、民国《长寿县志》卷四）、"孤露子"（民国《华阳县志》卷五）。他们携带武器在社会上"结党成群，流荡滋事"，内部有一定的纪律，有主事的首领，但全省并无统一的组织，各伙分别活动，无论水陆通衢还是深山老林，都有他们的踪迹，也有的扩展到湖北、贵州、陕西等地活动。他们强悍好斗，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但也参与船帮、盐枭、保镖等活动。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反抗清廷的意识，例如他们有不少人"割去辫发，作为记号"，就是明显的反清举动。又如川北的啯噜子崇敬晚年抗清、死于清军手下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梓潼大庙山文昌宫中保护张的塑像，"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见安洪德《除毁贼像碑记》，碑存大庙山文昌宫）。这是更明显的反清举动。也正由于上述原因，啯噜子一直被官方称之为"叛"、"乱"、"匪"、"邪"。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
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当然，也受了一些白莲教、青莲教的影响，但主要是天地会）。所以称为"哥老"，一则是"啯噜"的音转异写，二则也有兄弟之义。
由啯噜发展为哥老，是一个逐渐而长期的过程。川人李榕在《十三峰书屋文集》卷一有这样的记载: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按:江湖会是哥老会初期的另一称呼）。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行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
当啯噜子发展成为哥老之后，与原来相较有了若干变化，如模仿天地会制订了较为完善的组织与活动的成文章程，即所谓的《海底》；其成员扩大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行业，不再以游民为主；有了各自的"公口"，亦称"码头"，也就是活动范围与会务机构；内部形成了组织系统与等级制度；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费来源；在非公开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切口"即内部通用的联络隐语。
哥老会在四川所开最早的山堂是何时何地，目前很难定论。在四川袍哥中历来相传的说法，是康熙年间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而派其部将陈近南来雅州（今雅安）所开的精忠山。但近年来多数研究者认为，更为可靠的说法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是时，始有山水香堂"（刘师亮:《汉留史》）。这一次开山堂可能经过了较长的准备，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此皆江湖豪杰，并州联县，聚众开山，远近景从。清廷愈禁止，发展愈扩大，以至分支流派，开山立堂，公口码头，不可胜数。"侯少煊、雁秋：《哥老会的缘起与清王朝对它的镇压》，载《四川保路运动风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如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军机处录副·同治五年五月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详后。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亦如左宗棠所说:"自顷啯噜变成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左宗棠奏疏续编》卷三三），以至于曾国藩在制订湘军营规时特地立了一条:"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余栋臣等首领都是"哥老会魅桀也"（民国《大足县志·仇教记》）。
太平天国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四川的哥老会通称为袍哥，数量有了高速的发展，不仅有无业游民、贫苦大众，还有各地的地方势力、军营官兵也纷纷参加袍哥，主持码头。无钱无势者当袍哥（四川方言中通称为"嗨袍哥"，嗨音hai）是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嗨袍哥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下齐讨口子（四川方言，即乞丐）"等民谚，说明袍哥的影响真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袍哥的组织是从开立山堂开始，开立山堂有隆重的仪式，要拜关公的圣像、歃血拜把。早期歃血是刺破中指滴血入酒，后来多用杀雄鸡代替。所谓拜把是由"香长"将香捆束成把，共"三把半"，众人在香堂中叩拜立誓。早期开立山堂多在山林寺庙，以后则在长街闹市举行。袍哥内部有各山堂基本一致的纪律（俗称为必须遵守的"红十条"与必须惩罚的"黑十条"），有"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系列与等级制度，入会者还必须视本人财力大小缴纳一定的"山价钱"（又称"码头钱"）。全川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号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号以商贾为主，礼字号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号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号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故有"仁字号一绅二粮，义字号买卖客商，礼字号又偷又抢，智字号尽是扯帮，信字号擦背卖唱"之谚。各个公口之间独立发展，但同一地区各个公口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会口"、"合会"，相互协调。袍哥原来按天地会的规矩禁止几种人参加，如降清残汉者、待诏即理发匠（因为曾助清剃发）、裁缝（因为曾改作旗装）、娼家、艺人、巫婆神汉、小偷等，但清末就已突破了这些禁区，除了旦角演员之外，不再严格限制。袍哥原来无女性参加，清末开始有女袍哥，还有女舵把子（舵把子即龙头大爷，为一个公口中的最高首领）。清末民初，还有少许外籍人士与基督教徒参加，这其中重庆的希腊人巴巴达先在奉节参加袍哥，嗨仁字号三排，后在重庆出山嗨大爷40几年，从事商贸、餐饮、电影业，是全川著名的洋袍哥。
作为一种帮会组织，袍哥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重视宗法观念，以"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根本"为榜样，相互间均称兄弟，甚至有"有饭大家同吃，有难大家同当"的口号。在某些地方，也的确能做到相互帮助，凡是袍哥，到了别的码头，只要拜了码头（拜码头有一定的规矩与隐语），也会吃住不愁，故而有"千里不要柴和米，万里不要点灯油"之谚。但是，由于大量的不同成份的人员加入，理论上的平等、共济，往往实际上是家长制、等级制，各个码头内部等级森严，甚至形同主仆，各个码头之间明争暗斗，甚至火并。加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其行动方向往往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具有较大的盲动性，易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利用。这其中，每个码头都有少数本身无正当职业，全凭在码头上混饭吃的"职业袍哥"，对社会更具有破坏性。此外，袍哥从来又有清水与浑水之别。清水袍哥不参与匪盗活动，浑水袍哥则以抢劫为生（只是不抢本码头范围，即"兔儿不吃窝边草"），基本上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武装，对社会的危害性就更大。
袍哥在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是四川的保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早就看到了会党的反清作用，一直把会党作为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早在1899年就派人到湘鄂等地联络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共组兴汉会，由孙中山担任会长。1905年，更邀集四川袍哥大爷佘英、张树三、张百祥等人赴日本东京，共商革命大计。泸州小市义字旗堂口舵把子佘英当即参加同盟会，并任西南大都督。张树三、张百祥等也都参加了同盟会，张百祥还担任了专门联络会党的共进会会长。佘英等人返川之后，即积极联络全川各山堂袍哥，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与1909年，佘英等在川南举行了两次起义，均失败，佘英于1910年初惨死于宜宾，时年36岁。他临刑前口占一绝:"牡丹将放身先残，未饮黄龙酒不甘。同志若有继我者，剑下孤魂心自安。"陈必：《佘英遗迹述略》，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佘英之牺牲，对点起全川袍哥的反清烈火有很大的作用。
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四川人民的血汗集股化为乌有。早已存在的反清情绪一下子冲破堤岸，被点燃成为燎原之烈火。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华阳县秦皇寺（今双流正兴乡）袍哥首领秦载赓既是安吉团（袍哥控制的民团武装）龙头，又是仁字号文明公堂口的总舵把子，与成都地区袍哥首领关系密切。1909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与同盟会员龙鸣剑积极策划反清起义。1911年，保路事起，他又担任了华阳县保路同志会会长（当时华阳县占有今成都市区的一半）。8月4日，他按袍哥仪节，邀请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并对若干重要事项作了统一布署。9月7日，清王朝屠杀群众的"成都血案"发生，第二天，秦载赓就率同志军攻至成都东外牛市口，与清军交上火，打响了第一枪，保路运动开始转入武装起义阶段。成都东路同志军以秦载赓为统领，南路同志军以新津袍哥总舵把子侯宝斋为统领，西路同志军以灌县袍哥仁字号大爷张捷先为统领。全川各地同志军也大多由袍哥大爷率领。可以说，同盟会对保路运动的组织与领导是通过袍哥为纽带进行的，四川的清政权是被以袍哥为主力的反清浪潮吞没的。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分占街巷，维持治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竟挂出袍哥山堂"大汉公"的招牌，自任大汉公的总舵把子，轮流到入城的各街口袍哥公口拜客。在尹昌衡带动之下，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周骏成立"大陆公"，巡警总监杨维成立"汉兴会"，参谋部成立"大参公"，此外，新成立的公口还有"汉军公"、"福汉公"、"从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福禄公"、"云龙公"、"同庆会"等。仅仁字旗的公口就有374个，连女袍哥公口都有20多个，成都附近各县的公口骤增300多个。在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与副都督夏之时（夏早已参加袍哥）也成立了"大汉公"的公口。仁字旗大爷唐廉江还联合全重庆各公口组织了"重庆袍哥联合会"，在梅坡萃芳园召开了全市袍哥代表大会，出版了袍界报纸《国是纸》。可以认为，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辛亥革命之后这几年，是四川袍哥的重要变革时期。广汉的袍哥大爷侯少煊这样回忆:这时的袍哥是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即是说，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了哥老）就算走运。又称为"袍哥翻身"，因为清朝禁止袍哥，那时是秘密活动；而民国则是提倡哥老的，哥老组织合法了。在这种势头下，于是人人都想当袍哥，广汉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的军军匪匪》，载《四川文史资料》第16辑。
袍哥的红极一时与大发展，可并未能使袍哥组织得以较为健康地发展。这是因为，在保路运动中，保路权、保路股，直至反抗清廷、武装斗争，这时的目标是一致的，众多袍哥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出于多年的反清意识，虽然是一哄而起，但还可以暂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缺乏政治目光的绝大多数袍哥大爷立即表现出为了私利而胡作非为，跟着大爷跑的下层袍哥更是在一阵热闹之中晕头转向。上层相互争斗，下层乘机发财。袍哥的传统是各个公口互不辖制，独行其事，故而新成立的大汉公或袍界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不可能统一各个公口的行动。就在同志军反清的战斗中，就已出现了若干痛心的火并、仇杀或叛变事件（成都地区同志军东路统领秦载赓、南路统领侯宝斋、北路领袖侯桔园都是死于袍哥之手），成都在由同志军维持治安期间，更是使成都成为实际上的无序状态，各个公口的恶棍、流氓招摇过市，赌博、贩烟、抢劫活动无处不有，连军政府大门前都有赌摊一百多个。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袍哥可以被革命力量所利用，其中也有少许仁人志士，但总的来讲，不能将袍哥视为革命力量。但是，这个"袍哥翻身"的阶段，使原来的秘密帮会得以公开化、合法化，而且大发展，却对今后袍哥组织长期控制四川基层社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袍哥在四川的确只是"红极一时"，不能持久。因为同盟会方面、立宪派方面、北洋军阀方面这几种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都在力争自己执政，都只是短期利用袍哥武装，不可能长期联合袍哥武装。1912年春，四川军政府就命令成都城内撤销各公口。滇军领袖蔡锷宣布"成都系哥老会政府，将荡平匪乱"。滇军派兵入川之后，在川南武力镇压、解散袍哥武装，同志军川南司令黄方竞被滇军在合川剖腹惨死。在这种情况下，全川几十万袍哥武装除了少数被编入政府掌握的正规军（如四川陆军第二师共12个团，基本上全是同志军）之外，全部被"释兵归农"。实际上真正归农者只有一部分，有不少人浪迹各方，成为日后军阀混战的主要兵员。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及以后的反袁护国之战，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
护国战争之后，袍哥再也未参加过统一的政治斗争，但它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并未消失。虽然四川军政府曾下令取消公口，但根据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人民有结社之自由"的条文，四川袍哥各公口对外的名称纷纷改名为某某社，龙头大爷改称社长、副社长，仍然在各地公开活动。袍哥大爷有的进入军界、政界，有的当了土匪，有的亦军亦匪，有的留在家乡成为豪绅。四川长期军阀混战，各军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都是袍哥，有的军队全师全团都是袍哥。川军中的将领如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范绍增、杨春芳、彭焕章、陈兰亭、邓国璋、李宗煌等，都是袍哥领袖。各地的民团团长、团总、团练局长，则是清一色的袍哥大爷。至于基层的乡长、保长，则基本上必须由袍哥充任，不嗨袍哥在地方上是不可能站住脚的。在四川的防区制时代（即军阀控制时代），各县县长由驻军决定，蒋介石入川之后，逐渐改由省政府任命，这些县长上任，第一件事就必须是到袍哥码头向舵把子递片子、拿言语、通关节，求得合作与支持，否则不至半年就得卷铺盖，这在四川是尽人皆知的通例。
由于四川社会的基层组织全为袍哥控制，统治四川的军政大员也必须利用袍哥的力量。民国时期的四川历届督军、省长、主席，以及各军军长、各种司令，如熊克武、邓锡侯、杨森、王缵绪、唐式遵、刘文辉、刘存厚、王陵基、潘文华、田颂尧等都参加了袍哥，潘文华成立"正心社"，王瓒绪成立"怜民社"，范绍增成立"益社"，刘文辉支持其兄刘文彩组织"公益协进社"、其侄刘树成组织"至诚社"，田颂尧支持其弟田泽孚组织"武德总社"。刘湘本人表面上未嗨袍哥，但部下师旅长多是袍哥，重庆的"孝义会"实际上是重庆袍界的联络组织，发起人中不少人是刘湘部下，刘是实际上的后台。邓锡侯、王缵绪、王陵基、杨森、唐式遵等还曾发起组织了"川康大同公社"，企图将全川袍哥统一组织起来，但成立之后由于内部矛盾太多，未能达到目的，故而少为人知。
民国时期，四川到底有多少袍哥?这没有全面的统计材料，根据王纯五在《袍哥探秘》一书中搜集到的一些材料，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袍哥人数都在7万至10万之间。什邡县有袍哥8400人，占成年男子的14%。彭县有公口33个，还有半个设在监狱内。灌县金马乡全乡人口为17793人，袍哥就有近3000人。温江县有公口52个，每个公口少则百余人，多的超过3000人。夹江县有公口90个，袍哥人数为28462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宜宾是川南水陆交通枢纽，袍哥特盛，公口林立，城镇中成年男性的90%、乡村中的70%都参加了袍哥。安县是一个小县，袍哥最多时也曾达到3万余人。沙汀的名著《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以安县秀水场的袍哥茶馆（四川几乎所有袍哥公口的码头都设在自己控制的茶馆中）为原型而创作的。从全川来看，估计袍哥总人数在300万人左右，占成年男性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从军队来看，川军参加袍哥的在60%左右。个别部队比例更高，范绍增的部队从上到下是清一色的袍哥，军中均以哥子、老弟相称，是全国知名的"袍哥军"。又如邓锡侯所部主力95军，"袍哥则公开在全军合法存在，仅军直及126师，袍哥成份约占90%。673团5连共114人，袍哥有90人。全军7个团长，袍哥大爷即有6个。在全军占统治地位的袍哥势力、袍哥组织成为统治部队的有力工具"。裴田夫：《对九十五军的改造工作》（稿本），转引自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袍哥在四川的人数是如此之多，力量是如此之大，在四川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袍哥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呈现着以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愈到基层，袍哥的作用愈大。因为县以下的印把子、枪杆子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掌握在袍哥手中。地方上的征粮、抓丁、治安、交通、烟赌等等，都由袍哥控制。老百姓生活的好坏，大到有无土匪，小到年节群众文化活动的安排，都与舵把子的素质与爱好相关。如果同一地区只有一个公口，或一个总舵把子能够招呼本地区所有公口，这个地区比较安宁；假若情况相反，这一地区就绝无安宁之日。如果说四川的基层社会是袍哥的天下，此话一点也不过份。例如，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先后搞过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几次选举，袍哥在其中可谓举足轻重。重庆市首届参议会中，袍哥参议员占了80%；各县的参议员更是为袍哥所控制，如绵竹广济乡的舵把子赵祝三就是绵竹县参议会的议长。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成都的代表中蒋介石已指定有22集团军总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可成都的袍哥舵把子徐子昌偏要与孙竞选，因为他所控制的公口熙成社与同声社有8万余人。后来是由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等人出面调停，给徐以保安副司令的官职和候补国大代表的虚名，徐才把国大代表让给孙震。1948年选立法委员，丰都县的名额被南京政府圈定给了青年党，袍哥不服，通知各地罢选，投票当天，全县竟无一人敢去投票。
第二，袍哥从来是各个山堂独立行事，在民国时期仍然如此，相互之间只有联络而不可能联合。前文曾经提到，几位川军领袖想以"川康大同公社"统一全川袍哥，未能成功。重庆在抗日期间是陪都，军政大员云集，仁字号袍哥与义字号袍哥都想统一全市袍哥，但最终只是分别成立了仁字总社与义字总社，全市各公口仍未能统一。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之后，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都是只有名义而已。袍哥中少数新进曾作过以袍哥为基础组织政党的尝试，如石孝先在重庆策划"中国社会民主党"，叶道信在成都策划"中华社会党"（帮会如果公开活动，在名义上常冠以"社会"二字，因为洪帮系统的天地会、三点会、哥老会等都又称为"社会"），都未成功。当然，袍哥各公口临时性的协调与合作也是可能的，如1943年3月，为了对抗四川省主席张群有关禁止袍哥活动的计划，借宜宾的"合叙同"公口在成都设立总社、开立山堂之机，由合叙同总舵把子、负责成都警备的164师师长彭焕章出面，在成都东丁字街华瀛大舞台召开"迎宾大会"，与会袍哥上万人，其中各县大小码头来成都的代表达2800多人。1946年，成都协胜公口舵把子陈俊珊病故，四川的地方势力为了向中央方面显示实力，丧事办了七天七夜，灵堂设于大慈寺，开流水宴席一万多桌，各路袍哥前来吊孝送葬者十几万人，由36位各公口的龙头大爷抬丧，祭幛、挽联摆了几十条街。这是袍哥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的聚会。
第三，由于袍哥既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又无统一的组织领导，和过去一样，仍然可以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地为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国民党政府在基层的统治必须依靠袍哥，但见到袍哥势力太大又几次企图取消与限制袍哥。1935-1937年，国民政府几次下过"查禁"、"取缔"、"惩治"袍哥的"通令"、"条例"、"章程"、"实施办法"，最后仍是一纸虚文。实际上，国民党与稍晚一点的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都在拉拢与利用袍哥，官方的军、政、警、特都在拉拢与利用袍哥，特字号的军统与中统都在拉拢与利用袍哥。1943年，属于中统系统的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委方治还曾与袍哥首领田得胜、冯石竹等商议，要他们动员各堂袍哥集体加入国民党，只因军统方面坚决反对，才未变为事实。蒋介石为了利用袍哥与其他帮会，支持军统于1940年在重庆成立了有青帮、洪帮、袍哥代表参加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会址就设在重庆袍哥首领唐绍武的大宅内。据当事者回忆，蒋介石曾就此事明确指示:"四川遍地是袍哥，势力很大，必须控制四川袍哥的各县头头"；"对四川各县的袍哥组织，必须控制，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来"。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由于国民党方面各种势力的影响，袍哥在民国时期参与了很多反共、反人民的坏事。重大事件如支持军阀混战、进攻工农红军、1946年在著名的重庆较场口血案中充当打手、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1949年，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拒解放军解放四川的武装应变，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之类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装。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叛乱，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所以，从总的方面看，民国时期的袍哥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
出于袍哥队伍的复杂性与动摇性，出于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本着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的原则，对四川袍哥也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取得了若干成绩。1930年，红二军团曾改造收编了川东的一支袍哥武装，在清除其反动头目之后，有一千多人编入了第四师。1936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发布了《对哥老会宣言》，号召"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兄弟都派代表来或亲自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同时，向全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0月，全国哥老代表会议在陕北根据地志丹县召开，订出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1938年3月，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哥老会是抗战力量》的署名文章。根据中央的精神，四川中共党组织对可以争取的袍哥作了不少工作，为此有的党员还参加了袍哥（如眉山的熊文祥、内江的雷勋著）。1938年春，杨森的代表杜重石去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与朱德，毛泽东要他"旧瓶装新酒"，组织袍哥力量参加抗日。杜回四川之后团结川军中袍哥头面人物陈兰亭等成立了新的袍哥公口蜀德社，特别吸收了一些青年学生加入，同时又请四川政界民主派元老张澜领衔发起，编辑出版了《大义周刊》，在四川袍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作工作，四川军界最有影响的袍哥领袖人物刘文辉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为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又率部起义，迎接解放。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在中共的影响下，于1940年在邛州开山堂，成立信义社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在各地成立分社，有袍哥弟兄数千人，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著名的红色袍哥。王于1947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2月牺牲于成都十二桥。在抗战期间，为了确保川滇运输线的畅通，国民政府交通部请求袍哥帮忙，沿途各码头以抗日大局为重，慨然允诺，从宜宾到昆明的五百多里运输线长期畅通无阻。1949年，在大批袍哥站到国民党一边抗拒解放军入川的同时，也有少数袍哥站在人民一边，迎接、配合解放军入川。如资阳袍哥舵把子张维丰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担任了川康人民游击纵队川东第一支队副司令，以后英勇牺牲。崇州的王蕴滋以袍哥大爷、参议长的身份组织了川西各县反蒋武装两三万人筹划起义，被国民党方面得知消息后，在大军包围之下，仍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与敌人激战两昼夜，兵败后退入雅安。四川著名的"袍哥军"范绍增部在1949年底以国民党的川东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2月在渠县以9个纵队的兵力宣布起义，弃暗投明，为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江油的立法委员蹇幼樵是川西北著名的袍哥大爷，1949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争取下，出任川西北山防总队队长，维持川西秩序，配合了解放军的顺利南下。
建国之后，旧社会的军、政、警、特系统被彻底摧毁，各级建立了新的政权、新的基层群众组织（如农民协会等），袍哥这种基本上依附于国民党军政力量的组织没有再存在的土壤，很快就自行瓦解。
袍哥在四川存在了一百多年，于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今天我们要了解近代四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不了解当年的袍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了解四川近代社会的必修课。如果从了解今天四川社会生活来说，虽然袍哥已经消失了40多年，却不能说对今天的四川已完全没有影响了。我可以举一个一般人不太注意的现象，就是四川的方言词汇。袍哥无论清水浑水，都有一套内部使用的"切口"即隐语，俗称江湖黑话。浑水袍哥人数不多，他们使用的切口有很少数至今还保留在四川的方言词汇中，如"点水"（出卖同伙）、"划盘子"（毁人容貌）等。清水袍哥由于人数太多，他们使用的不少"切口"在当时已不再是隐语而公开使用，逐渐成为通用的语言而保留在四川的方言中，至今还在普遍使用的如"散眼子"（散漫无组织）、"臊皮"（伤了面子）、"乘火"（顶住）、"天棒"（无法无天的人）、"吃通"（到处行得通）、"抽底火"（揭露底细）、"关火"（能起决定作用）、"落教"（按规矩办事）、"操"（在社会上拉帮结派）、"扎起"（大力相助或袒护）、"放黄"（失约）、"打平伙"（共同分摊伙食钱）、、"肘起"（帮忙举荐）、"吃欺头"（捡便宜）、"扯地皮风"（散布流言）、"提口袋"（掌管钱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