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沉沦 西欧封建社会（结语）
结语走出中世纪
《旧约·传道书》中说：“凡事都有它的季节，天下每个时刻都有它的一定的目的。”是的，到了本书结束的时刻。
不要以为生活只流淌在我们的笔端，那多彩的历史画卷从来就不是停止不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们对农民、贵族、骑士、商人、僧侣的生活作了相当的描述，我们的笔触涉及到田野乡村的质朴，也涉及到城市的繁复与奢华，我们刻画了一个物质的世界，也力图揭示一个精神的世界。我本希望从我的笔下流淌而出的是一幅幅流动的历史画卷，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然而我知道，一旦我将它们描绘于纸上，则它们的美丽与丑陋、生动与呆板、丰腴与瘦削、深刻与肤浅、简单与复杂等等这一切都被定格和凝固。我们在定格与凝固中把握历史，但我们更应在流动与发展中体会历史。那些制度、那些现象、那些事件，甚至那些被称为凝固音乐的雕刻艺术，它们都在时间的河流中向前。于是我们看到，那被称为晚期的中世纪社会，与其盛期相比，是一个巨大动荡的社会，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及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早期诸多特征走向式微的时期。
中世纪盛期的文明由繁荣走向衰退，由乐观走向幻灭。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信的时代。社会行为走向极端，出现了诸如反叛、纵欲、自虐、迷信等。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原先封建的那些东西，在逐渐消亡，新的东西则在渐渐升起。
人们总爱以一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某一时期的切入点，黑死病就被许多人作为封建社会前后发展的分水岭。
其实，任何解体或衰亡的种子是早已播撒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的，封建社会的衰落早就孕育在那些所谓的结构中。虽然黑死病造成了近1/3甚至更多的人口的死亡，但是研究证明，人口的减少在黑死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晚期社会的衰落在所谓中世纪盛期就已经出现。在繁荣发展的背后已经蕴涵着衰落的种子。
黑死病是两种鼠疫的通称，因其使患者身上出现黑色的斑点而得名。据信黑死病是从中亚草原传入欧洲的。
1348-1349年横扫西欧，黑死病所过之处陈尸累累，欧洲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占其总人口的1/3到1/2，甚至更多。其惨状可以从当时人的一些描述中得到反映：
父亲撇下了子女，妻子撇下了丈夫，兄弟也撇
下了兄弟。因为这种疾病似乎会通过呼吸和目光
而传染。他们死了，没有人为了钱或友情而把死
者埋葬……很多地方掘出很大很深的坑，往里面
填满死尸……我亲手把五个子女埋葬，其他很多
人也这样做。城里处处是乱泥遮盖的尸体，盖得
稀稀薄薄的，被狗拖出来吃掉。
当时人对黑死病的原因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所以在许多地方人们以宗教的游行，祈祷或自虐来祈求上帝的宽恕。“他们不论男女，很多赤足而行；有人穿上麻衣，有人在身上涂灰。他们边走边哀号，又扯头发，又用鞭子抽打自己，抽得全身鲜血淋漓。”一些人则放纵肉欲，纵情享乐。一些人则迷信巫术及妖术。更有些人迁怒于犹太人，认为是他们造成的这一切，于是许多地方的犹太人被杀，在巴塞尔许多犹太人的尸体被装在酒桶中，任其在莱茵河上漂浮。当然也有些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治疗。
一些地方的医生规定了人们的饮食应注意的事项，不能吃过期的腌制肉食、不能吃潮湿的、含水分多的凉性食品等。
医生还要求病人不可白天睡觉，应清心寡欲，肥胖者应坐在室外沐浴阳光等，有的医生要求病人用醋和酒洗澡，用醋喷洒房子等。还有的人建议用大火来纯洁空气。不知这些措施是否挽救了一些人的性命，至少教皇克莱蒙六世由于听从了用大火纯洁空气的劝告而躲过了黑死病。
黑死病对于西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一个人们普遍处于狂热激奋、躁动不安的病态之中的时期。人们神经紧张，歇斯底里或半歇斯底里。肤浅而又疯狂的欢乐、放荡无羁、挥霍无度、狂饮暴食等病态特征极其突出。这也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道德伦理的时期。庸医、巫医、男巫女巫、测心术士、药贩子一如雨后的蘑菇一般出现。到处是布道者、改革者、科学家，当然全是假的。对死亡的恐惧，对末日的恐惧，对世界的绝望，造成对生命的放纵与虐待。这些心态与行为反映在文学艺术中，就是过去的平静肃穆为现在的紧张焦躁所取代。
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农奴制度消亡了，庄园制度解体了，旧城市在衰落，贵族阶级也走向自我的衰败，封建文化也渐渐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与此同时，新的农村经济制度得到发展，新城市在兴起，民族国家在逐步发展壮大，新航路开通，文艺复兴出现。这是一个新与旧交替混杂的时代，从中人们既看到所谓的封建主义的危机，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兴起。
首先，一个社会在短期内人口减少1/3至1/2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由于黑死病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许多地方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们的劳动工资提高了，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以英国为例，许多地方小土地持有者人数都有减少，而较大的土地持有者人数则有迅速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较多的土地而家境富有起来，被人们称为约曼。所以有人认为晚期中世纪是农民的黄金时代。农村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而且表现在农奴制度的消亡。农奴制度的残酷性、落后性，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不相适应了。再加上法国有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英国有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在农民起义力量的猛烈冲击下，农奴制度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自由已经深入到农奴们的心中，任何再想把农奴当作畜类看待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了。尽管贵族们叫嚣：“你们现在是农奴，而且将来仍然是农奴”，但那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正如英国农民起义纲领中所宣称的：“我们恳求所有农奴都应得到自由，因为上帝用他宝贵的鲜血使所有人都成为自由人。”所以，农奴制度在15世纪的西欧已经基本消亡。
农奴的解放又意味着庄园的解体。庄园制度的两大支柱是自营地经营和农奴制度，这二者的灭亡就是庄园制度的解体。事实上，早在农奴制度衰亡之前，农奴所提供给庄园自营地的劳役已经越来越少了，先是有所谓的折算来将劳役地租变成货币地租，然后有农奴的逃亡，他们不愿再从领主处持有土地，尽管领主提供了较以前优惠得多的条件。
我们看到一批批的农民离开土地，冒险到外地闯荡前程。
领主已经很难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了。而自营地的经营在晚期中世纪社会动荡情形下，愈发无利可图。首先是劳动者工资成倍增加，如英国《编年史读本》中所说，“劳动者干的活少了，而且他们干得比以前差多了”，但工资却上升了。
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却在不断下降。既然物价下降，工资上涨，“土地在领主手里，故无收益”。所以在14世纪晚期。
15世纪，领主庄园自营地的出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英国贝克雷家族的托马斯·贝克雷“在1381年起义后，开始把他的土地出租。这种行动到他的继承人时，即下一个世纪开始扩展了，并且为几乎整个王国的各大庄园主所仿效”。而自营地的出租则标志着庄园的另一支柱——自营地经济消于无形。作为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庄园制度也就走向解体。“庄园的解体是晚期中世纪经济和社会史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它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特征，使农业劳动成果彻底革命化了”。
既然农奴制度已经基本消亡，庄园制度已经解体，农村社会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庄园经济为个体的农民经济所取代，领主变成了食地租者，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减少了许多政治法律的附属物，而经济特征变得更加明显。原先落在农民身上的那些象征人身依附的继承税、任意税、婚姻税等被免除了。在晚期中世纪的英国，农民以他们的持有土地的方式来称呼，有自由持有农、契约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等3类。他们以自己的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经营，于是在西欧各国出现了小农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
在农村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城市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旧的城市的衰落和新的城市的兴起。黑死病对肮脏狭窄、拥挤不堪的西欧城市的打击是巨大的。城市人口减少，工商业活动衰退。一些原本繁荣富庶的城市衰落了，如英国的约克等城市，其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急剧减少，有些手工业行会甚至难以交纳有关的税费。更有些城市交纳给国王的税金逐年递减，以至最后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在旧城市衰落的同时，新的城市则在不断兴起。新城市的发展往往以新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为前提，即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新兴城市的发展。如在英国，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工业区都出现了一些工商业城镇，在兰开夏至约克郡西区，就有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设菲尔德、兰开斯特、波尔顿等重要的新兴城市。这些城市具有强烈的专门化特征，以所在地区的商业或手工业为中心，与市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们没有旧城市的过多的束缚，行会等机构对生产经营的限制也有相当大的削弱。这些新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新的发展。
其次，城市内部经历了深刻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革。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特权阶级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种行会也排斥外来人员的进入，维持其垄断。于是城市内部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突出。所谓的中产阶级兴起了，他们是城市中的新兴力量，在与商人寡头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了城市的统治地位，他们形成城市的中坚力量，控制城市的一应事物，与新兴的王权结成联盟，在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大量的帮工学徒及其他劳动者则处于城市的最底层。
第三，城市最深刻的变化是其封建的特征中孕育了新的生产关系的种子。一些商人开始进入生产行列，以资本控制生产，成为最初的资本家。他们或者实行所谓的家内制，将原材料交给工人或农民家庭进行分散的生产，然后将成品收回出卖，于是形成了分散的手工工场经营。他们也实行集中的手工工场经营，将大量工人集中一地进行分工合作的生产。这样的生产经营明显不同于早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带有资本经营的特征。而且一些手工业者也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发展，逐渐成长为最初的资本家。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成长的两条道路：商人变成资本家，手工业者成长为资本家。当然，他们的兴起更多地是在那些新兴的城市，甚至农村。
中世纪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贵族是社会的主流和核心。但是晚期中世纪贵族已经开始走向衰败。首先表现在作为贵族制度的基础的封建制度（封君封臣制）已经渐趋消亡，封建的等级、封建的土地关系、封建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国家权力的扩展，使地方割据势力大为削弱，贵族们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大为削弱。
其次，社会的动荡所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社会行为的重大变化。封建的等级制度的藩篱被打破了，社会的阶层流动显得频繁而自由。贵族尤其是骑士作为一个武装的战斗集团，已经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战斗特权。他们成为国家的朝臣，与其他非战斗人员一起为国家行政管理出力。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旧贵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仍然固守他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奢侈腐败，生活糜烂。但他们的收入已经大为减少，往往入不敷出。因此，他们或者举债度日，或者将他们的特权逐一转让，或者也学其他人投资于商业和其他行业的经营。旧的贵族多半消失，新的贵族阶层则渐渐升起。此时，决定一个贵族命运的不是他的血统，而更多是他的力量。所以那些拥有土地、财富的新贵族成为国家的权贵。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或因经商而致富，或因从事工业生产而发家，或因租种土地而聚集了大量的钱财。他们凭着自己的财富而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形成新的政治力量。骑士制度及其所标榜的那些准则和风尚已经荡然无存了，新贵族们以其粗俗与权势而成为社会的主流。贵族的衰败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以地方分裂割据的势力存在于西欧各国（德国除外），他们成为王权的依附者，王权的支持者。而德国的贵族则努力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以及地方的管理，使地方力量得到加强，他们强化自己的领地政府，建立起比较完善和专业的管理机构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地方政府。
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出现与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们互为因果。在与封建割据势力斗争的过程中，王权与新贵族和市民结成利益同盟，使民族国家得到较好的发展。在晚期中世纪出现了新君主制。这里百年战争的作用对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1328年加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四世（1322－1328在位）去世，无子。法国贵族选举瓦罗亚的菲力普六世为国王，是为瓦罗亚王朝的开始。菲力普是查理之侄，而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是菲力普四世的外甥，声称有资格继承王位。1337年战争开始，打打停停，直到1453年才真正结束，是为百年战争。战争持续百年之久，早期英国人取得节节胜利，如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的胜利，1356年的普瓦提埃的胜利，1360年签定了布雷蒂尼和约，使英国人获得大量法国领土。15世纪初战争又起，英国人不仅取得阿让库尔战役（1415）的胜利，而且在特鲁瓦条约（1420）中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法国王位，1422年英王亨利六世成为英法两国国王。但是法国人没有被最后击跨。1429年17岁的农家姑娘贞德的出现，鼓舞了法国人的斗志。她自称听到上帝的召唤来拯救法国，她先解了奥尔良之围，后又多次打败英国人，虽然她最后由于被出卖而为英国人烧死，但法国人民的抗英斗争越来越强，英国人则节节败退。到145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在法国的领土仅剩下加莱一地了。
百年战争对英国、法国甚至整个西欧，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进行战争的是英国和法国，但卷入战争的则是西欧多种政治力量。如开战之初，英国就与佛兰德尔结成了联盟，且得到神圣罗马皇帝路易四世的支持。后来法国之所以取得胜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织的结果。百年战争之后，英国从大陆基本退出，更专注于本土。在经历了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长达30年的王位争夺的玫瑰战争之后，英国建立了都铎王朝（1485－1603），开始走向强大的历程。1法国则重新将其领土置于王国的统一控制之下，国王及国家的权威又得到尊重，出现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新君主制。在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有强有力的王权和使君主们的意图得以贯彻的有效的政府机构。君主的权力虽
1英国的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兰开斯特以红玫瑰为族徽，故称这场战争为玫瑰战争。都铎家族则利用双方的相斗而得利，建立了都铎王朝。
然受到一定的来自贵族和平民的限制，但更多的时候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令，所谓的等级会议及其他机构都是听命于君主的。像英国的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法国的路易十一世，西班牙的查理一世等，都是当时强有力的新型君主。在新君主制下，国家有发达的官僚系统，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相应的制衡机构，国家以新的与城市的联盟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全民的而非私人性质的。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中世纪晚期封建制度自我衰亡的产物，是封建制度的内在危机的产物。
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必然反映在文化上，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出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看，文艺复兴就是对封建文化的反动，是对以宗教为特征的西欧文化的否定。
在这里，那些巨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古典的文化遗产，去复兴古典的文化。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发现世界的同时发现自己。他们对人文学科极其重视，彼特拉克将自己的文艺和学术思想总称为“人学”，或人文学，以与神学相对立。他们做有益的人文研究，以期有利于人类本身。他们相信人性的崇高，对人自身的价值加以肯定，不再视自己为罪恶的。他们肯定现实生活，颂扬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伟大，与基督教的只注重彼岸的精神完全不同，他们热爱自然及世俗的社会，对生活的前途抱着光明的期望和信心。总之，他们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走向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他们从否定个人精神走向个人主义，从否定人及其生活走向承认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这一切的出现，必然对封建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只要提一提他们的名字，都令人肃然起敬。
但丁（1265-1321），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还有完成划时代作品《十日谈》的薄加丘（1313-1375），被称为“万能巨人”、“人类智慧的象征”的列奥拉多·达·芬奇（1452-1519），“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里（1469-1527），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并且文艺复兴从意大利波及整个欧洲，尼德兰有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漠（1466-1536），法国有写成文学巨著《巨人传》的拉伯雷（1494-1553），英国有《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等等。正是这些巨星的出现，晚期中世纪西欧的天空如此灿烂光明。
宗教改革也是这一变革时代的产物，如当时的人所言：“从我们的时代起，改革这个字眼鸣响在人们的耳际，以至于不管你与任何人交谈，这个主题都会在言谈中屡屡提到。”对基督教教会的反抗一直都不断发生，它们就是所谓的异端。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往往被教会称为异端，如英国著名的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和教士的权威，他还首次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然而对异端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人们对教会的不满甚至仇恨。
人们普遍感到一种进行改革的必要，也出现了为宗教改革家作准备的人物，他们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有感于教会的腐败堕落而想“对教会的生活秩序”进行改革，他们“改革的是风俗习惯，而不是改革教义”。但是人们显然不满足于这些宗教人文主义者的有限制的改革，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需求，出现了如马丁·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一群矢志追求在宗教教义领域进行改革的改革者。虽然，他们的最初的动机表现为对教会堕落的猛烈批评，但他们最终的结果是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的深刻改革，形成了所谓的新教。马丁·路德（1483-1546）于1517年10月31日钉在维登堡卡斯特勒教堂的那份《关于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激起了基督世界一场深刻而持久的革命。在瑞士苏黎世有茨温利（1484-1531）的改革，日内瓦有加尔文（1509-1564）的改革，英国有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及其继承者进行的宗教改革。形成了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英国圣公会教派三个新教教派，它们与天主教相对立，教会的统一被打破了，以基督教为根基的西欧文明及其社会也发生重大的变革。
农奴制度消亡了，城市发生深刻的巨变，旧贵族走向衰落新贵族迅速崛起，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新君主制出现，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整个欧洲大陆辐射，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局面，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欧人的眼界大开……所有这些历史变迁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封建主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新的制度、新的生活以及新的精神却在逐渐成长。一个旧的时代即将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迈着强劲有力的步伐走来。
《旧约·传道书》中说：“凡事都有它的季节，天下每个时刻都有它的一定的目的。”是的，到了本书结束的时刻。
不要以为生活只流淌在我们的笔端，那多彩的历史画卷从来就不是停止不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们对农民、贵族、骑士、商人、僧侣的生活作了相当的描述，我们的笔触涉及到田野乡村的质朴，也涉及到城市的繁复与奢华，我们刻画了一个物质的世界，也力图揭示一个精神的世界。我本希望从我的笔下流淌而出的是一幅幅流动的历史画卷，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然而我知道，一旦我将它们描绘于纸上，则它们的美丽与丑陋、生动与呆板、丰腴与瘦削、深刻与肤浅、简单与复杂等等这一切都被定格和凝固。我们在定格与凝固中把握历史，但我们更应在流动与发展中体会历史。那些制度、那些现象、那些事件，甚至那些被称为凝固音乐的雕刻艺术，它们都在时间的河流中向前。于是我们看到，那被称为晚期的中世纪社会，与其盛期相比，是一个巨大动荡的社会，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及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早期诸多特征走向式微的时期。
中世纪盛期的文明由繁荣走向衰退，由乐观走向幻灭。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信的时代。社会行为走向极端，出现了诸如反叛、纵欲、自虐、迷信等。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原先封建的那些东西，在逐渐消亡，新的东西则在渐渐升起。
人们总爱以一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某一时期的切入点，黑死病就被许多人作为封建社会前后发展的分水岭。
其实，任何解体或衰亡的种子是早已播撒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的，封建社会的衰落早就孕育在那些所谓的结构中。虽然黑死病造成了近1/3甚至更多的人口的死亡，但是研究证明，人口的减少在黑死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晚期社会的衰落在所谓中世纪盛期就已经出现。在繁荣发展的背后已经蕴涵着衰落的种子。
黑死病是两种鼠疫的通称，因其使患者身上出现黑色的斑点而得名。据信黑死病是从中亚草原传入欧洲的。
1348-1349年横扫西欧，黑死病所过之处陈尸累累，欧洲死亡人数在2500万左右，占其总人口的1/3到1/2，甚至更多。其惨状可以从当时人的一些描述中得到反映：
父亲撇下了子女，妻子撇下了丈夫，兄弟也撇
下了兄弟。因为这种疾病似乎会通过呼吸和目光
而传染。他们死了，没有人为了钱或友情而把死
者埋葬……很多地方掘出很大很深的坑，往里面
填满死尸……我亲手把五个子女埋葬，其他很多
人也这样做。城里处处是乱泥遮盖的尸体，盖得
稀稀薄薄的，被狗拖出来吃掉。
当时人对黑死病的原因一无所知，许多人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所以在许多地方人们以宗教的游行，祈祷或自虐来祈求上帝的宽恕。“他们不论男女，很多赤足而行；有人穿上麻衣，有人在身上涂灰。他们边走边哀号，又扯头发，又用鞭子抽打自己，抽得全身鲜血淋漓。”一些人则放纵肉欲，纵情享乐。一些人则迷信巫术及妖术。更有些人迁怒于犹太人，认为是他们造成的这一切，于是许多地方的犹太人被杀，在巴塞尔许多犹太人的尸体被装在酒桶中，任其在莱茵河上漂浮。当然也有些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治疗。
一些地方的医生规定了人们的饮食应注意的事项，不能吃过期的腌制肉食、不能吃潮湿的、含水分多的凉性食品等。
医生还要求病人不可白天睡觉，应清心寡欲，肥胖者应坐在室外沐浴阳光等，有的医生要求病人用醋和酒洗澡，用醋喷洒房子等。还有的人建议用大火来纯洁空气。不知这些措施是否挽救了一些人的性命，至少教皇克莱蒙六世由于听从了用大火纯洁空气的劝告而躲过了黑死病。
黑死病对于西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是一个人们普遍处于狂热激奋、躁动不安的病态之中的时期。人们神经紧张，歇斯底里或半歇斯底里。肤浅而又疯狂的欢乐、放荡无羁、挥霍无度、狂饮暴食等病态特征极其突出。这也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道德伦理的时期。庸医、巫医、男巫女巫、测心术士、药贩子一如雨后的蘑菇一般出现。到处是布道者、改革者、科学家，当然全是假的。对死亡的恐惧，对末日的恐惧，对世界的绝望，造成对生命的放纵与虐待。这些心态与行为反映在文学艺术中，就是过去的平静肃穆为现在的紧张焦躁所取代。
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期，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农奴制度消亡了，庄园制度解体了，旧城市在衰落，贵族阶级也走向自我的衰败，封建文化也渐渐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与此同时，新的农村经济制度得到发展，新城市在兴起，民族国家在逐步发展壮大，新航路开通，文艺复兴出现。这是一个新与旧交替混杂的时代，从中人们既看到所谓的封建主义的危机，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兴起。
首先，一个社会在短期内人口减少1/3至1/2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由于黑死病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许多地方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们的劳动工资提高了，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以英国为例，许多地方小土地持有者人数都有减少，而较大的土地持有者人数则有迅速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较多的土地而家境富有起来，被人们称为约曼。所以有人认为晚期中世纪是农民的黄金时代。农村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而且表现在农奴制度的消亡。农奴制度的残酷性、落后性，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不相适应了。再加上法国有1358年的扎克雷起义，英国有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在农民起义力量的猛烈冲击下，农奴制度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自由已经深入到农奴们的心中，任何再想把农奴当作畜类看待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了。尽管贵族们叫嚣：“你们现在是农奴，而且将来仍然是农奴”，但那只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正如英国农民起义纲领中所宣称的：“我们恳求所有农奴都应得到自由，因为上帝用他宝贵的鲜血使所有人都成为自由人。”所以，农奴制度在15世纪的西欧已经基本消亡。
农奴的解放又意味着庄园的解体。庄园制度的两大支柱是自营地经营和农奴制度，这二者的灭亡就是庄园制度的解体。事实上，早在农奴制度衰亡之前，农奴所提供给庄园自营地的劳役已经越来越少了，先是有所谓的折算来将劳役地租变成货币地租，然后有农奴的逃亡，他们不愿再从领主处持有土地，尽管领主提供了较以前优惠得多的条件。
我们看到一批批的农民离开土地，冒险到外地闯荡前程。
领主已经很难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了。而自营地的经营在晚期中世纪社会动荡情形下，愈发无利可图。首先是劳动者工资成倍增加，如英国《编年史读本》中所说，“劳动者干的活少了，而且他们干得比以前差多了”，但工资却上升了。
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却在不断下降。既然物价下降，工资上涨，“土地在领主手里，故无收益”。所以在14世纪晚期。
15世纪，领主庄园自营地的出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英国贝克雷家族的托马斯·贝克雷“在1381年起义后，开始把他的土地出租。这种行动到他的继承人时，即下一个世纪开始扩展了，并且为几乎整个王国的各大庄园主所仿效”。而自营地的出租则标志着庄园的另一支柱——自营地经济消于无形。作为封建制度经济基础的庄园制度也就走向解体。“庄园的解体是晚期中世纪经济和社会史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它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特征，使农业劳动成果彻底革命化了”。
既然农奴制度已经基本消亡，庄园制度已经解体，农村社会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庄园经济为个体的农民经济所取代，领主变成了食地租者，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减少了许多政治法律的附属物，而经济特征变得更加明显。原先落在农民身上的那些象征人身依附的继承税、任意税、婚姻税等被免除了。在晚期中世纪的英国，农民以他们的持有土地的方式来称呼，有自由持有农、契约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等3类。他们以自己的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经营，于是在西欧各国出现了小农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
在农村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城市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旧的城市的衰落和新的城市的兴起。黑死病对肮脏狭窄、拥挤不堪的西欧城市的打击是巨大的。城市人口减少，工商业活动衰退。一些原本繁荣富庶的城市衰落了，如英国的约克等城市，其从事工商业的人数急剧减少，有些手工业行会甚至难以交纳有关的税费。更有些城市交纳给国王的税金逐年递减，以至最后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在旧城市衰落的同时，新的城市则在不断兴起。新城市的发展往往以新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为前提，即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新兴城市的发展。如在英国，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工业区都出现了一些工商业城镇，在兰开夏至约克郡西区，就有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设菲尔德、兰开斯特、波尔顿等重要的新兴城市。这些城市具有强烈的专门化特征，以所在地区的商业或手工业为中心，与市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们没有旧城市的过多的束缚，行会等机构对生产经营的限制也有相当大的削弱。这些新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新的发展。
其次，城市内部经历了深刻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革。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特权阶级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种行会也排斥外来人员的进入，维持其垄断。于是城市内部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突出。所谓的中产阶级兴起了，他们是城市中的新兴力量，在与商人寡头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了城市的统治地位，他们形成城市的中坚力量，控制城市的一应事物，与新兴的王权结成联盟，在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大量的帮工学徒及其他劳动者则处于城市的最底层。
第三，城市最深刻的变化是其封建的特征中孕育了新的生产关系的种子。一些商人开始进入生产行列，以资本控制生产，成为最初的资本家。他们或者实行所谓的家内制，将原材料交给工人或农民家庭进行分散的生产，然后将成品收回出卖，于是形成了分散的手工工场经营。他们也实行集中的手工工场经营，将大量工人集中一地进行分工合作的生产。这样的生产经营明显不同于早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带有资本经营的特征。而且一些手工业者也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发展，逐渐成长为最初的资本家。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成长的两条道路：商人变成资本家，手工业者成长为资本家。当然，他们的兴起更多地是在那些新兴的城市，甚至农村。
中世纪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贵族是社会的主流和核心。但是晚期中世纪贵族已经开始走向衰败。首先表现在作为贵族制度的基础的封建制度（封君封臣制）已经渐趋消亡，封建的等级、封建的土地关系、封建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国家权力的扩展，使地方割据势力大为削弱，贵族们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大为削弱。
其次，社会的动荡所造成了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社会行为的重大变化。封建的等级制度的藩篱被打破了，社会的阶层流动显得频繁而自由。贵族尤其是骑士作为一个武装的战斗集团，已经渐渐失去了他们的战斗特权。他们成为国家的朝臣，与其他非战斗人员一起为国家行政管理出力。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旧贵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仍然固守他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奢侈腐败，生活糜烂。但他们的收入已经大为减少，往往入不敷出。因此，他们或者举债度日，或者将他们的特权逐一转让，或者也学其他人投资于商业和其他行业的经营。旧的贵族多半消失，新的贵族阶层则渐渐升起。此时，决定一个贵族命运的不是他的血统，而更多是他的力量。所以那些拥有土地、财富的新贵族成为国家的权贵。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或因经商而致富，或因从事工业生产而发家，或因租种土地而聚集了大量的钱财。他们凭着自己的财富而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形成新的政治力量。骑士制度及其所标榜的那些准则和风尚已经荡然无存了，新贵族们以其粗俗与权势而成为社会的主流。贵族的衰败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以地方分裂割据的势力存在于西欧各国（德国除外），他们成为王权的依附者，王权的支持者。而德国的贵族则努力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以及地方的管理，使地方力量得到加强，他们强化自己的领地政府，建立起比较完善和专业的管理机构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地方政府。
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出现与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们互为因果。在与封建割据势力斗争的过程中，王权与新贵族和市民结成利益同盟，使民族国家得到较好的发展。在晚期中世纪出现了新君主制。这里百年战争的作用对英法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1328年加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四世（1322－1328在位）去世，无子。法国贵族选举瓦罗亚的菲力普六世为国王，是为瓦罗亚王朝的开始。菲力普是查理之侄，而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是菲力普四世的外甥，声称有资格继承王位。1337年战争开始，打打停停，直到1453年才真正结束，是为百年战争。战争持续百年之久，早期英国人取得节节胜利，如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的胜利，1356年的普瓦提埃的胜利，1360年签定了布雷蒂尼和约，使英国人获得大量法国领土。15世纪初战争又起，英国人不仅取得阿让库尔战役（1415）的胜利，而且在特鲁瓦条约（1420）中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法国王位，1422年英王亨利六世成为英法两国国王。但是法国人没有被最后击跨。1429年17岁的农家姑娘贞德的出现，鼓舞了法国人的斗志。她自称听到上帝的召唤来拯救法国，她先解了奥尔良之围，后又多次打败英国人，虽然她最后由于被出卖而为英国人烧死，但法国人民的抗英斗争越来越强，英国人则节节败退。到145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在法国的领土仅剩下加莱一地了。
百年战争对英国、法国甚至整个西欧，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进行战争的是英国和法国，但卷入战争的则是西欧多种政治力量。如开战之初，英国就与佛兰德尔结成了联盟，且得到神圣罗马皇帝路易四世的支持。后来法国之所以取得胜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织的结果。百年战争之后，英国从大陆基本退出，更专注于本土。在经历了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长达30年的王位争夺的玫瑰战争之后，英国建立了都铎王朝（1485－1603），开始走向强大的历程。1法国则重新将其领土置于王国的统一控制之下，国王及国家的权威又得到尊重，出现了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新君主制。在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有强有力的王权和使君主们的意图得以贯彻的有效的政府机构。君主的权力虽
1英国的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兰开斯特以红玫瑰为族徽，故称这场战争为玫瑰战争。都铎家族则利用双方的相斗而得利，建立了都铎王朝。
然受到一定的来自贵族和平民的限制，但更多的时候国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令，所谓的等级会议及其他机构都是听命于君主的。像英国的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法国的路易十一世，西班牙的查理一世等，都是当时强有力的新型君主。在新君主制下，国家有发达的官僚系统，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相应的制衡机构，国家以新的与城市的联盟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全民的而非私人性质的。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中世纪晚期封建制度自我衰亡的产物，是封建制度的内在危机的产物。
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必然反映在文化上，这就是文艺复兴的出现。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看，文艺复兴就是对封建文化的反动，是对以宗教为特征的西欧文化的否定。
在这里，那些巨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古典的文化遗产，去复兴古典的文化。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发现世界的同时发现自己。他们对人文学科极其重视，彼特拉克将自己的文艺和学术思想总称为“人学”，或人文学，以与神学相对立。他们做有益的人文研究，以期有利于人类本身。他们相信人性的崇高，对人自身的价值加以肯定，不再视自己为罪恶的。他们肯定现实生活，颂扬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伟大，与基督教的只注重彼岸的精神完全不同，他们热爱自然及世俗的社会，对生活的前途抱着光明的期望和信心。总之，他们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走向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他们从否定个人精神走向个人主义，从否定人及其生活走向承认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这一切的出现，必然对封建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只要提一提他们的名字，都令人肃然起敬。
但丁（1265-1321），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还有完成划时代作品《十日谈》的薄加丘（1313-1375），被称为“万能巨人”、“人类智慧的象征”的列奥拉多·达·芬奇（1452-1519），“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里（1469-1527），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并且文艺复兴从意大利波及整个欧洲，尼德兰有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漠（1466-1536），法国有写成文学巨著《巨人传》的拉伯雷（1494-1553），英国有《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等等。正是这些巨星的出现，晚期中世纪西欧的天空如此灿烂光明。
宗教改革也是这一变革时代的产物，如当时的人所言：“从我们的时代起，改革这个字眼鸣响在人们的耳际，以至于不管你与任何人交谈，这个主题都会在言谈中屡屡提到。”对基督教教会的反抗一直都不断发生，它们就是所谓的异端。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往往被教会称为异端，如英国著名的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和教士的权威，他还首次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然而对异端的镇压并不能压制人们对教会的不满甚至仇恨。
人们普遍感到一种进行改革的必要，也出现了为宗教改革家作准备的人物，他们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有感于教会的腐败堕落而想“对教会的生活秩序”进行改革，他们“改革的是风俗习惯，而不是改革教义”。但是人们显然不满足于这些宗教人文主义者的有限制的改革，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需求，出现了如马丁·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一群矢志追求在宗教教义领域进行改革的改革者。虽然，他们的最初的动机表现为对教会堕落的猛烈批评，但他们最终的结果是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的深刻改革，形成了所谓的新教。马丁·路德（1483-1546）于1517年10月31日钉在维登堡卡斯特勒教堂的那份《关于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激起了基督世界一场深刻而持久的革命。在瑞士苏黎世有茨温利（1484-1531）的改革，日内瓦有加尔文（1509-1564）的改革，英国有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及其继承者进行的宗教改革。形成了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英国圣公会教派三个新教教派，它们与天主教相对立，教会的统一被打破了，以基督教为根基的西欧文明及其社会也发生重大的变革。
农奴制度消亡了，城市发生深刻的巨变，旧贵族走向衰落新贵族迅速崛起，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新君主制出现，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整个欧洲大陆辐射，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统局面，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欧人的眼界大开……所有这些历史变迁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封建主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新的制度、新的生活以及新的精神却在逐渐成长。一个旧的时代即将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迈着强劲有力的步伐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