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列表 达扎呼图克图世系
在拉萨城东15英里处的堆龙德庆县境内，有一座规模不大的格鲁派(黄教)小寺院，这就是达扎活佛的驻锡地—达扎寺。
一世达扎活佛是一位誉满全藏的佛学大师，在传召大法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一等佛学博士），并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席法台“甘丹赤巴”。
三世达扎活佛就是著名的亲英派分裂分子达扎·阿旺松绕。由于他曾是十三世达赖图登嘉措的参厦（侍读僧），所以在十四世达赖坐床后他便成为副经师(正经师是摄政五世热振活佛)。1941年1月五世热振活佛辞去摄政并推荐年过七十的达扎·阿旺松绕任继任摄政三年。老谋深算而又阴险冷酷的达扎在担任摄政期间勾结英帝国主义，残酷杀害了倾心祖国的热振活佛，打击和迫害一批爱国的僧俗人士，擅自设立分裂祖国的“西藏外交局”，擅派代表团参加1946年底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1948年又派分裂主义急先锋夏格巴组织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和欧美，争取帝国主义对“西藏独立”的支持。1949年7月在达扎·阿旺松赞、然巴·图登贡钦（首席嘎伦）、索康·旺钦格勒（嘎伦）、柳霞·图登塔巴（“西藏外交局”僧官总管）、索康·旺钦次登（索康·旺钦格勒之父，“西藏外交局”俗官总管）等一批分裂主义者的策划下，发生了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的事件(即“驱汉事件”)，使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疏远了。“藏独”势力的猖獗无疑对祖国统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达扎·阿旺松绕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950年11月8日昌都战役结束，内外交困的嘎厦政府中一批改革派势力积极策划让十四世达赖亲政。于是西藏统治集团请来当时西藏两位主要的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和嘎东神汉降神师，当问及怎样才能使“西藏摆脱厄运时”？乃琼曲吉和嘎东都明确表示“西藏的政教责任和使命应当由通娃顿丹(即达赖喇嘛)来承担”。当即，摄政达扎·阿旺松绕和他的心腹，达扎“札萨”丹巴塔钦面色苍白。除了辞职，他们别无选择。达扎·阿旺松绕辞职10天之后，对来看望他的官员说：“辞职对我来说再悲惨不过，就像眼中进了沙土一样疼痛。”1西藏和平解放后的1951年冬，80多岁的达扎·阿旺松绕去世于堆龙德庆县他的寺院里。
在达扎·阿旺松绕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个人与他密切相关，那就是达扎“札萨”丹巴塔钦。由于丹巴塔钦自小与达扎·阿旺绕生活在一起，因此他成为达扎·阿旺松绕的亲信，并在很大程度也可以影响达扎·阿旺松绕。
1940年，当五世热振活佛准备辞职，并推荐与他有师生之谊的达扎·阿旺松绕来代理他的摄政及正经师职位时，曾私下秘密征求了自己的政治盟友的意见。这时嗅觉灵敏的达扎“札萨”丹巴塔钦来到孜本嘎雪·曲吉尼玛家利诱道：“热振活佛要辞去摄政职务，由我家活佛(达扎·阿旺松绕)接任，两佛已经商定：我家活佛答应了热振活佛关于将你提升为嘎伦的事，我一定催请我家活佛玉成。希望你这次在我家活佛接任摄政和正经师的事上多多尽心。”1
在达扎·阿旺松绕就任摄政后，丹巴塔钦一手遮天。当时的嘎伦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达扎摄政时年纪已经很老了，平时就闭关读经，说话都不大清楚，但管家丹巴塔钦很厉害，我们（指嘎伦）有事求见摄政，他都不让。嘎厦政府任命官员，都是经过他(丹巴塔钦)转呈摄政，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摄政只是签名盖章罢。”2
丹巴塔钦还积极卖官鬻爵。1943年嘎伦朗穷娃擅离职守被革职，33岁的年轻贵族索康·旺钦格勒为谋取嘎伦这一职位，给丹巴塔钦送去了很贵重的黄金厚礼，具体数量至今仍是一个秘密。但据说这一次送的礼，其数量和价值都让拉萨上层社会感到惊讶。另据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当年索康·旺钦格勒曾私下告诉他，此次行贿用去藏银2万坪（时价折合大洋20万）。终于索康如愿以偿。当时拉萨挑水妇女传唱出这样的歌谣：
踢开牦牛，
他戴上了礼帽。
建起一堵价值三万的围墙，
他把经幡插在墙边上。1
藏区管家与活佛之间关系还有一个例子可以援引，本书作者所工作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惟一的藏区。1957年9月建州时的第一任州长松谋活佛是云南最大的格鲁派寺庙—“噶丹·松赞林”的寺主。1954年夏，松谋活佛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中甸县人民政府县长孙致和同志前往通知他参会时，他的大管家阿尼洛桑“竟气势汹汹地闯进会客室厉声说：‘不准去，那么热的天气，在汉人地方，屎屙下来就要成蛆，你想去找死’。松谋活佛只好随声附合：阿嘛，阿嘛(是，是)。”1最后还是孙致和县长和县政府的其他同志不断到寺庙做阿尼洛桑的工作，说服他后，松谋活佛才顺利地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大管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达扎·阿旺松绕活佛担任摄政达10年之久，1951年冬天圆寂后，达扎拉章开始了转世灵童的寻访。
四世达扎活佛1954年出生于拉萨，父亲土图仁却是堆龙德庆县人，母亲朗吉卓嘎是曲水县人。1957年，经寻访认定，报十四世达赖批准，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继位为四世达扎活佛，十四世达赖亲赐法名“丹增赤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2岁的四世达扎活佛与五世策墨林活佛一起被送到山南的农场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自治区政协机关工作，1981年落实政策后到西藏大学藏文班学习藏文，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自治区佛教协会工作，四世达扎活佛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自治区佛协副会长、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
一世达扎活佛是一位誉满全藏的佛学大师，在传召大法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一等佛学博士），并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席法台“甘丹赤巴”。
三世达扎活佛就是著名的亲英派分裂分子达扎·阿旺松绕。由于他曾是十三世达赖图登嘉措的参厦（侍读僧），所以在十四世达赖坐床后他便成为副经师(正经师是摄政五世热振活佛)。1941年1月五世热振活佛辞去摄政并推荐年过七十的达扎·阿旺松绕任继任摄政三年。老谋深算而又阴险冷酷的达扎在担任摄政期间勾结英帝国主义，残酷杀害了倾心祖国的热振活佛，打击和迫害一批爱国的僧俗人士，擅自设立分裂祖国的“西藏外交局”，擅派代表团参加1946年底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1948年又派分裂主义急先锋夏格巴组织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和欧美，争取帝国主义对“西藏独立”的支持。1949年7月在达扎·阿旺松赞、然巴·图登贡钦（首席嘎伦）、索康·旺钦格勒（嘎伦）、柳霞·图登塔巴（“西藏外交局”僧官总管）、索康·旺钦次登（索康·旺钦格勒之父，“西藏外交局”俗官总管）等一批分裂主义者的策划下，发生了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的事件(即“驱汉事件”)，使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疏远了。“藏独”势力的猖獗无疑对祖国统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达扎·阿旺松绕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950年11月8日昌都战役结束，内外交困的嘎厦政府中一批改革派势力积极策划让十四世达赖亲政。于是西藏统治集团请来当时西藏两位主要的护法降神师乃琼曲吉和嘎东神汉降神师，当问及怎样才能使“西藏摆脱厄运时”？乃琼曲吉和嘎东都明确表示“西藏的政教责任和使命应当由通娃顿丹(即达赖喇嘛)来承担”。当即，摄政达扎·阿旺松绕和他的心腹，达扎“札萨”丹巴塔钦面色苍白。除了辞职，他们别无选择。达扎·阿旺松绕辞职10天之后，对来看望他的官员说：“辞职对我来说再悲惨不过，就像眼中进了沙土一样疼痛。”1西藏和平解放后的1951年冬，80多岁的达扎·阿旺松绕去世于堆龙德庆县他的寺院里。
在达扎·阿旺松绕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个人与他密切相关，那就是达扎“札萨”丹巴塔钦。由于丹巴塔钦自小与达扎·阿旺绕生活在一起，因此他成为达扎·阿旺松绕的亲信，并在很大程度也可以影响达扎·阿旺松绕。
1940年，当五世热振活佛准备辞职，并推荐与他有师生之谊的达扎·阿旺松绕来代理他的摄政及正经师职位时，曾私下秘密征求了自己的政治盟友的意见。这时嗅觉灵敏的达扎“札萨”丹巴塔钦来到孜本嘎雪·曲吉尼玛家利诱道：“热振活佛要辞去摄政职务，由我家活佛(达扎·阿旺松绕)接任，两佛已经商定：我家活佛答应了热振活佛关于将你提升为嘎伦的事，我一定催请我家活佛玉成。希望你这次在我家活佛接任摄政和正经师的事上多多尽心。”1
在达扎·阿旺松绕就任摄政后，丹巴塔钦一手遮天。当时的嘎伦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达扎摄政时年纪已经很老了，平时就闭关读经，说话都不大清楚，但管家丹巴塔钦很厉害，我们（指嘎伦）有事求见摄政，他都不让。嘎厦政府任命官员，都是经过他(丹巴塔钦)转呈摄政，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摄政只是签名盖章罢。”2
丹巴塔钦还积极卖官鬻爵。1943年嘎伦朗穷娃擅离职守被革职，33岁的年轻贵族索康·旺钦格勒为谋取嘎伦这一职位，给丹巴塔钦送去了很贵重的黄金厚礼，具体数量至今仍是一个秘密。但据说这一次送的礼，其数量和价值都让拉萨上层社会感到惊讶。另据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当年索康·旺钦格勒曾私下告诉他，此次行贿用去藏银2万坪（时价折合大洋20万）。终于索康如愿以偿。当时拉萨挑水妇女传唱出这样的歌谣：
踢开牦牛，
他戴上了礼帽。
建起一堵价值三万的围墙，
他把经幡插在墙边上。1
藏区管家与活佛之间关系还有一个例子可以援引，本书作者所工作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惟一的藏区。1957年9月建州时的第一任州长松谋活佛是云南最大的格鲁派寺庙—“噶丹·松赞林”的寺主。1954年夏，松谋活佛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中甸县人民政府县长孙致和同志前往通知他参会时，他的大管家阿尼洛桑“竟气势汹汹地闯进会客室厉声说：‘不准去，那么热的天气，在汉人地方，屎屙下来就要成蛆，你想去找死’。松谋活佛只好随声附合：阿嘛，阿嘛(是，是)。”1最后还是孙致和县长和县政府的其他同志不断到寺庙做阿尼洛桑的工作，说服他后，松谋活佛才顺利地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大管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达扎·阿旺松绕活佛担任摄政达10年之久，1951年冬天圆寂后，达扎拉章开始了转世灵童的寻访。
四世达扎活佛1954年出生于拉萨，父亲土图仁却是堆龙德庆县人，母亲朗吉卓嘎是曲水县人。1957年，经寻访认定，报十四世达赖批准，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继位为四世达扎活佛，十四世达赖亲赐法名“丹增赤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2岁的四世达扎活佛与五世策墨林活佛一起被送到山南的农场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自治区政协机关工作，1981年落实政策后到西藏大学藏文班学习藏文，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自治区佛教协会工作，四世达扎活佛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自治区佛协副会长、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