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建筑 唐代的长安城
考古研究所马得志
唐代都城长安，以它的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在公元七到九世纪的三百年间，长安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古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在今西安市的市区所在地，北临渭水，西有沣河，东依灞、滻二水，南对终南山，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明水秀，风景宜人，是占代中国经济区的重心。秦代统一六国建立第——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都城咸阳就设在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西汉的都城长安，却在渭水南岸。隋代重新统一中国后，在西汉长安东南营建新都。隋文帝杨坚（541—604）命令当时著名的建筑家字文恺（555—612）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开始兴建，第二年三月就迁人新都宫城，定名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大约是现在西安城（明清时所建）的七倍多，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唐建国后，仍建都在这里，改名长安城。唐代对长安城的规划布局没有大的变动，仅有局部修建和扩充。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对外贸易往来之频繁，比隋代大有发展，长安也随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城市。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从唐代开始直到今天，曾引起许多中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长安城遗址进行勘查和发掘。现在已把当年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基本上勘测清楚，给对长安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官城和皇城
长安城的建设程序，是先建“宫城”和“皇城”，后建“外郭城”。
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位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边。经过实测，宫城东西广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四百九十二米，周长八·六公里多。据记载，当时宫城的城墙高三丈五尺。宫城里有墙分隔成中、西、东三部分。西部名“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是“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中部隋时称“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又称“西内”或“大内”，是皇帝起居、办公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里的正殿名太极殿，北有两仪殿、甘露殿等，此外还有殿台楼阁几十所。宫城南边正门承天门，南对皇城的朱雀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宫城北有玄武门（西）和安礼门（东）通禁苑。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在宫城北门（西）发生的。
隋时宫殿建筑只这一处，到唐代又另外扩建了大明宫（东内）和兴庆宫（南内）两处宫殿群，总称“三内”。
长安城内地势不平，有东西向的六条丘陵岗地，俗称“六坡”。宫城所处的地方地势比较低而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宫城东北隅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给他的父亲李渊（566—635）居住。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628—683）又大加改建，规模比太极宫还大。自李治以后，历代皇帝常居大明宫（又称东内）听政。大明宫正殿名含元殿，国家大典多在这殿举行。含元殿北有宣政殿、紫宸殿，常朝在这里听政。此外，有延英殿、麟德殿等三十多所。其中麟德殿规模宏大，宫内宴会百宫和接见使节等就在这殿。从发掘的遗址来看，它可算得上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代表作。
兴庆宫也称南内，原是玄宗李隆基（685—762）做晋王的时候在兴庆坊的旧居。李隆基即位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置为宫，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竣工，此后玄宗基本上就在这里起居、听政。
皇城也称子城，建在宫城的南面，是中央官署区。东西广和宫城相等，也是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八百四十三米，局长九公里多。南面三门，正中是朱雀门，东是安上门，西是含光门。东面二门，北是延喜门，南是景风门。西面二门，北是安福门，南是顺义门。皇城里有南北向的街五条，东西向的街七条，其中最北的一条东西街，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叫做横街。文献记载横街宽三百步，合四百四十一米，经实际勘测，现仅残存二百二十米，它是长安城里一条最宽广的大街，实际上是当时承无门前举行重大庆典的一个广场。
隋大兴城的规划，把宫城皇城集中一处，布置在中轴线的北端。这无疑比过去宫廷杂处于坊里之间的都城规划分区明确，更能满足统治者防卫的需要。宫殿官府集中于城市中轴线上，也为了显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外郭城也名“罗城”。它围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城的形制非常规正，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平面呈长方形。经实测得知，外郭城东西广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米，周长达三六·七公里多。城墙高一丈八尺（合六米）。外郭城共十二座城门，每面开三门。北面中部因被宫城所占，而把北面三门开在宫城以西的位置上。南面正门明德门，东是启夏门，西是安化门：西面三门中是金光门，北是开远门，南是延平门；东面三门中是春明门，北是通化门，南是延兴门；北面三门中是景耀门，西是光化门，东是芳林门。其中南面明德门，因处于中轴线上，比其他备门的规模都大，其他各门都是三个门洞，而明德门是五个门洞，门楼五观，也更为壮观。出入城门规定“入由左，出由右”，街道按右侧通行分上下道。城里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皇城的朱雀门直到宫城的承天门，是有名的“朱雀街”；又因北端起于承天门，所以也叫作“天街”。朱雀街宽达一百五十米，是贯通京城南北的一条中轴主干道。通其他各城门的大街，实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而沿城墙的各顺城街最窄也都在二十五米左右。
各大街的两侧都有排水沟，以发掘的朱雀街的排水沟为例，沟宽三·三米，深达二·一米。这些纵横的水沟解决了长安城的排水问题。由于沟宽，而且是明沟，因此在交叉路口处都架有桥。这些大街的两侧和排水沟边都种植树木。这些行道树以榆、槐为主，株行距整齐划一，纵横成行，保养及时，如有树缺，就予以补植。这些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长安城的壮丽景色增添了异采。
长安城里笔直的南北十一条街和东西十四条街纵横交错，形成了方格网的布局。各街之间所形成的方格是里坊（隋称“里”，唐称“坊”）。唐时共有一百一十个坊，两个市（共占四坊）。由于城东南隅一坊划入曲江池，实际只有一百零九坊（文献多称一百零八坊，误以为有二坊划人曲江池）。各坊都筑有坊墙，残存的墙基宽二·五到三米左右，据此推测，坊墙高应在三米左右。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比较小，只开东西二门，坊里有东西大街一条。皇城两侧的各坊都是四面开门，里面有十字大街。各坊除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之外，还有规划整齐的纵横曲、巷和沿坊墙的顺墙街道。这些里坊，除一般市民的住宅之外，还有不少官僚府第和寺庙，它们往往占据距离官廷、官署和市场比较近的繁华区或风景优美的区域。
唐代统治阶级极其重视宗教的麻痹作用，唐长安城里宗教建筑很多，几乎每个坊里都有佛寺或道观，有的一坊之内就有三四座寺观。另外还有波斯寺、胡袄祠1，是中亚、阿拉伯各国的僧儡、商人到长安后修建的。长安城的寺观规模都很庞大，建筑宏丽，如朱雀街两侧靖善坊的兴善寺和崇业坊的玄都观，都是著名的大寺观，也是长安城里两处游览胜地。传播密宗2的青龙寺，建筑在东城延兴门里新昌坊，寺址地势高爽，风景优美。日本高僧空海、圆仁等就在这寺学法，回国后传播到日本，号称“东密之宗”。备寺大都建有佛塔，如现存的慈恩寺大雁塔和荐福寺小雁塔，至今仍是西安市的游览名胜。
各坊中还有不少的小商业店铺，如饮食业、旅馆、酒肆等以及各种手工业作坊。如靖恭坊有一条胡同名叫“毡曲”，就是造毡作坊的集中地。备坊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居民区，俨如一座座的小城市。长安城就是由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所界划出的这样一百多个排列整齐的小城市所组成的。当时的诗人白居易曾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里的这种布局。
长安城的商业区主要在东、西两市，就是隋代的“都会市”（东市）和“利人市”（西市）。它们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位置东西对称。东市经营的行业有二百二十种，四方珍奇宝货多集聚在这里。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东市失火的情形，“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由此可见市里店铺的稠密程度。西市据文献记载，有“大衣行”、“绢行”、“秤行”、“麸行”、“鞦辔行”等各种行业，商业比东市更加繁荣，西域胡商多在西市。两市都设有官暑——“市暑”、“平准局”，负责管理集市交易。
市场里由四条街的“井”字交叉，把整个市场界成九个长方形的区域，店铺按行业分片临街布置。在每方之内还有一米左右的小巷道，有的在巷道下面还有砖砌的排水暗沟，通向大街两侧的明沟。由于商业大都集中在东、西两市，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而且也成了市民消遣游玩的场所。
长安城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除官设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外，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坊里的个体手工业作坊。因此，当时长安城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手工业工人。近年来在长安城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在宫殿区和官僚住宅遗址中发现了大批金银器皿，它不仅反映当时统治阶级所过的剥削、奢侈的寄生生活，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手工业工人们伟大的创造和智慧。
烟水明媚的曲江池
长安城东南隅地势变化比较大，林木茂盛，低洼处形成水面，风景幽美，秦汉时期就成为有名的风景区，为统治阶级所占有，秦代称“宜春苑”，汉代称“乐游苑”，隋代称“芙蓉园”。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唐代因袭隋的旧称。考古实测芙蓉园遗址南北长约二千米，东西约一千四百多米，周长约七公里。曲江在唐代又经疏浚，水面范围据勘探南北约一千三百六十米，东西约五百多米，周长将近四公里。康骈《剧谈录》记载唐代曲江池的风景说：“开元中疏凿为妙境，花卉周坏，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节。江侧苑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此外，在曲江池四面建有楼亭行宫等多处，所以杜甫（712—770）的《哀江头》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的诗句。当时，唐代皇帝为了游乐，专从大明宫沿外郭城东墙修筑夹城作通道，以便往来于兴庆宫和芙蓉园。
曲江池水向西北流入晋昌坊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这两处也是长安城里的游览胜地。
除曲江池之外，为解决长安城的给排水（居民饮用水主要靠水井，城市雨水排泄靠沟渠）和航运交通问题，同时便于绿化和改善小气候，当时修建了几条渠道引水入城。在南城开凿了永安渠和清明渠。永安渠引交水北流入城，经西市的东侧又北流出城入苑，再北流注入渭河。渠的两岸都种植茂密的柳树，王建（约767—约830）《早春五门西望》诗句：“宫松叶叶墙头出，渠柳条条水面齐，就描写了宫城里的松树和永安渠两侧植柳的情况。清明渠在永安渠之东，引泬水北流经安化门西侧入城，向北引入皇城，再入宫城里注为三海（“南海”、“西海”、“北海”，都在太极宫西部）。
在城东修龙首渠，引沪河的水入城。龙首渠分两支，一支由东城春明门北流入城，向西人兴庆宫注为“龙池”，再西流入皇城，然后向北流入太极宫注为“山水池”，再北流注为“东海”。另一支于东城外北流，经城东北隅，折而西流入大明宫东内苑注为“龙首池”，然后又出而西流，经大明宫丹风门里向西出大明宫而入西内苑，到光化门东汇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这些水渠的开凿和引用，大都是为美化统治者的宫廷而设计的。同时由于渠水的便利，当时不少官僚贵族以及商贾之家都引各渠的水入第，建造私家的山池院。因此，长安城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私家园林，成为官僚以及文人骚客们饮宴兴会之所。以上三渠都是隋代筑城之后开凿的。唐代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在城西分潏水修筑了一条“漕渠”，自金光门北入城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这条清渠专为运南山的薪炭、木材等到西市东街的潭，供长安城的需要。
一座军事管制的城堡
唐代首都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人口大约一百万左右。除居民以外，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吏，游学的文人，做买卖的商贾等；此外，还有邻近各国如日本、朝鲜和中亚、阿拉伯国家的商旅和友好使节。这些流动人口最多的时候不下几万人。另外还有留居中国的侨民也近万人，其中很多人和汉人结婚，并在朝廷供职。
对于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复杂的国际城市，特别是作为封建帝国的都城，它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反映在城市规划上的这些里坊，正是军事管制的基本单位。管理长安城的最高机关是“京兆府”，设“京兆尹”一人，“少尹”二人，掌管行政和军事。下设长安、万年二县，朱雀衔以东五十四坊和东市属万年县管辖，朱雀街以西五十五坊和西市属长安县管辖。备坊设“里司”（也称“里正”）一人。宫城、皇城附近驻有大量军队，多时曾达十万多人，全城戒备森严。各城门和里坊间都设“武侯铺”驻兵把守，有“城门郎”掌管京城、皇城和宫城各城门的开闭，并设有“门仆”八百人轮番值班。各城门和各坊、市门的开闭也有严格的制度。在直通各城的六条主于大街设有街鼓，黎明时擂鼓后城门、坊门才开，开时先外而后内。日暮时擂鼓后关闭各门，闭时先内而后外。每到日暮鸣鼓之后，街上行人必须回到坊里，关闭坊门。夜有“街使”巡行查夜，各“武侯铺”的兵士都巡警监视，违禁犯夜的必严惩，有的甚至当场被杖杀。所以有“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的诗句来形容长安城宵禁的情景。每年只有正月十五到十七日三天开禁，各坊市的门可以大开，街上张灯结彩，人们可以在街上通宵游览观赏。
长安城的繁荣和覆亡
唐代都城长安的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的重大变革时期——隋代完成的。
隋大兴城的规模，是古代世界第一。它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次规划按期完成的；不是盲目扩建而有周密的计划。要建设这样一座城市，需要考虑地形、水源、绿化、交通、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许多复杂因素。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来，这个规划比较能预见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都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给予比较成功的安排。这种计划性的周密程度，当然被看作是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隋代大兴城的高度规划水平，当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在这之前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城市建设方面经验积累借鉴的结果，特别是对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的经验借鉴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隋大兴—唐长安所采取的宫城、皇城和坊市分隔、实行夜禁的城市制度和坊里制度的形式，是出于统治阶级控制和防卫的要求，是以满足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它的布局形式本身，就表明了城市的阶级性质，反映了封建社会里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斗争。
唐长安城建筑壮观，衙衡整齐，道路宽广砥直，绿树成行，渠水周流，人烟稠密，百货骈阗。经济文化的繁盛堪称楷模，引起邻国的向慕和仿效。它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孕育着新的城市生活面貌。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分水岭，是坊里制城市最高也是最后的典型。
隋大兴—唐长安人口集中，供给仰给于潜运，而不再是仅靠关中渭水盆地所能负担。隋唐两代之所以在潜运比较便利的洛阳设立东都，而唐代以后的宋代终于放弃长安，而把全国经济政治中心东移到南北运河和黄河交会地区的汴梁，经济和运输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结局是大兴城的规划者始料所未及的。此外，隋大兴城失之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唐代三百年，城南一带，所谓“围外”，始终荒凉少居民。这些，又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和城市规划的形式主义的一面。
唐代长安的繁荣，孕育着唐代长安的覆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诗句深刻揭露了唐代长安繁华表象下的残酷现实。黄巢起义所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震撼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唐代长安由此衰落，最后到公元十世纪初在军阀混战中毁亡。然而，这个伟大的古代城市所残留的遗物，永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唐代都城长安，以它的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在公元七到九世纪的三百年间，长安曾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古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在今西安市的市区所在地，北临渭水，西有沣河，东依灞、滻二水，南对终南山，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山明水秀，风景宜人，是占代中国经济区的重心。秦代统一六国建立第——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都城咸阳就设在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西汉的都城长安，却在渭水南岸。隋代重新统一中国后，在西汉长安东南营建新都。隋文帝杨坚（541—604）命令当时著名的建筑家字文恺（555—612）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开始兴建，第二年三月就迁人新都宫城，定名大兴城。大兴城的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大约是现在西安城（明清时所建）的七倍多，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唐建国后，仍建都在这里，改名长安城。唐代对长安城的规划布局没有大的变动，仅有局部修建和扩充。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对外贸易往来之频繁，比隋代大有发展，长安也随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国际城市。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从唐代开始直到今天，曾引起许多中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长安城遗址进行勘查和发掘。现在已把当年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基本上勘测清楚，给对长安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官城和皇城
长安城的建设程序，是先建“宫城”和“皇城”，后建“外郭城”。
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位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边。经过实测，宫城东西广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四百九十二米，周长八·六公里多。据记载，当时宫城的城墙高三丈五尺。宫城里有墙分隔成中、西、东三部分。西部名“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是“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中部隋时称“大兴宫”，唐代改名“太极宫”，又称“西内”或“大内”，是皇帝起居、办公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里的正殿名太极殿，北有两仪殿、甘露殿等，此外还有殿台楼阁几十所。宫城南边正门承天门，南对皇城的朱雀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宫城北有玄武门（西）和安礼门（东）通禁苑。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就是在宫城北门（西）发生的。
隋时宫殿建筑只这一处，到唐代又另外扩建了大明宫（东内）和兴庆宫（南内）两处宫殿群，总称“三内”。
长安城内地势不平，有东西向的六条丘陵岗地，俗称“六坡”。宫城所处的地方地势比较低而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宫城东北隅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给他的父亲李渊（566—635）居住。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628—683）又大加改建，规模比太极宫还大。自李治以后，历代皇帝常居大明宫（又称东内）听政。大明宫正殿名含元殿，国家大典多在这殿举行。含元殿北有宣政殿、紫宸殿，常朝在这里听政。此外，有延英殿、麟德殿等三十多所。其中麟德殿规模宏大，宫内宴会百宫和接见使节等就在这殿。从发掘的遗址来看，它可算得上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代表作。
兴庆宫也称南内，原是玄宗李隆基（685—762）做晋王的时候在兴庆坊的旧居。李隆基即位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置为宫，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竣工，此后玄宗基本上就在这里起居、听政。
皇城也称子城，建在宫城的南面，是中央官署区。东西广和宫城相等，也是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长一千八百四十三米，局长九公里多。南面三门，正中是朱雀门，东是安上门，西是含光门。东面二门，北是延喜门，南是景风门。西面二门，北是安福门，南是顺义门。皇城里有南北向的街五条，东西向的街七条，其中最北的一条东西街，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叫做横街。文献记载横街宽三百步，合四百四十一米，经实际勘测，现仅残存二百二十米，它是长安城里一条最宽广的大街，实际上是当时承无门前举行重大庆典的一个广场。
隋大兴城的规划，把宫城皇城集中一处，布置在中轴线的北端。这无疑比过去宫廷杂处于坊里之间的都城规划分区明确，更能满足统治者防卫的需要。宫殿官府集中于城市中轴线上，也为了显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外郭城也名“罗城”。它围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城的形制非常规正，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平面呈长方形。经实测得知，外郭城东西广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米，周长达三六·七公里多。城墙高一丈八尺（合六米）。外郭城共十二座城门，每面开三门。北面中部因被宫城所占，而把北面三门开在宫城以西的位置上。南面正门明德门，东是启夏门，西是安化门：西面三门中是金光门，北是开远门，南是延平门；东面三门中是春明门，北是通化门，南是延兴门；北面三门中是景耀门，西是光化门，东是芳林门。其中南面明德门，因处于中轴线上，比其他备门的规模都大，其他各门都是三个门洞，而明德门是五个门洞，门楼五观，也更为壮观。出入城门规定“入由左，出由右”，街道按右侧通行分上下道。城里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皇城的朱雀门直到宫城的承天门，是有名的“朱雀街”；又因北端起于承天门，所以也叫作“天街”。朱雀街宽达一百五十米，是贯通京城南北的一条中轴主干道。通其他各城门的大街，实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而沿城墙的各顺城街最窄也都在二十五米左右。
各大街的两侧都有排水沟，以发掘的朱雀街的排水沟为例，沟宽三·三米，深达二·一米。这些纵横的水沟解决了长安城的排水问题。由于沟宽，而且是明沟，因此在交叉路口处都架有桥。这些大街的两侧和排水沟边都种植树木。这些行道树以榆、槐为主，株行距整齐划一，纵横成行，保养及时，如有树缺，就予以补植。这些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长安城的壮丽景色增添了异采。
长安城里笔直的南北十一条街和东西十四条街纵横交错，形成了方格网的布局。各街之间所形成的方格是里坊（隋称“里”，唐称“坊”）。唐时共有一百一十个坊，两个市（共占四坊）。由于城东南隅一坊划入曲江池，实际只有一百零九坊（文献多称一百零八坊，误以为有二坊划人曲江池）。各坊都筑有坊墙，残存的墙基宽二·五到三米左右，据此推测，坊墙高应在三米左右。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比较小，只开东西二门，坊里有东西大街一条。皇城两侧的各坊都是四面开门，里面有十字大街。各坊除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之外，还有规划整齐的纵横曲、巷和沿坊墙的顺墙街道。这些里坊，除一般市民的住宅之外，还有不少官僚府第和寺庙，它们往往占据距离官廷、官署和市场比较近的繁华区或风景优美的区域。
唐代统治阶级极其重视宗教的麻痹作用，唐长安城里宗教建筑很多，几乎每个坊里都有佛寺或道观，有的一坊之内就有三四座寺观。另外还有波斯寺、胡袄祠1，是中亚、阿拉伯各国的僧儡、商人到长安后修建的。长安城的寺观规模都很庞大，建筑宏丽，如朱雀街两侧靖善坊的兴善寺和崇业坊的玄都观，都是著名的大寺观，也是长安城里两处游览胜地。传播密宗2的青龙寺，建筑在东城延兴门里新昌坊，寺址地势高爽，风景优美。日本高僧空海、圆仁等就在这寺学法，回国后传播到日本，号称“东密之宗”。备寺大都建有佛塔，如现存的慈恩寺大雁塔和荐福寺小雁塔，至今仍是西安市的游览名胜。
各坊中还有不少的小商业店铺，如饮食业、旅馆、酒肆等以及各种手工业作坊。如靖恭坊有一条胡同名叫“毡曲”，就是造毡作坊的集中地。备坊都各自成为独立的居民区，俨如一座座的小城市。长安城就是由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所界划出的这样一百多个排列整齐的小城市所组成的。当时的诗人白居易曾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里的这种布局。
长安城的商业区主要在东、西两市，就是隋代的“都会市”（东市）和“利人市”（西市）。它们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位置东西对称。东市经营的行业有二百二十种，四方珍奇宝货多集聚在这里。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东市失火的情形，“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由此可见市里店铺的稠密程度。西市据文献记载，有“大衣行”、“绢行”、“秤行”、“麸行”、“鞦辔行”等各种行业，商业比东市更加繁荣，西域胡商多在西市。两市都设有官暑——“市暑”、“平准局”，负责管理集市交易。
市场里由四条街的“井”字交叉，把整个市场界成九个长方形的区域，店铺按行业分片临街布置。在每方之内还有一米左右的小巷道，有的在巷道下面还有砖砌的排水暗沟，通向大街两侧的明沟。由于商业大都集中在东、西两市，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而且也成了市民消遣游玩的场所。
长安城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除官设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外，还有许多分散在各坊里的个体手工业作坊。因此，当时长安城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手工业工人。近年来在长安城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在宫殿区和官僚住宅遗址中发现了大批金银器皿，它不仅反映当时统治阶级所过的剥削、奢侈的寄生生活，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手工业工人们伟大的创造和智慧。
烟水明媚的曲江池
长安城东南隅地势变化比较大，林木茂盛，低洼处形成水面，风景幽美，秦汉时期就成为有名的风景区，为统治阶级所占有，秦代称“宜春苑”，汉代称“乐游苑”，隋代称“芙蓉园”。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唐代因袭隋的旧称。考古实测芙蓉园遗址南北长约二千米，东西约一千四百多米，周长约七公里。曲江在唐代又经疏浚，水面范围据勘探南北约一千三百六十米，东西约五百多米，周长将近四公里。康骈《剧谈录》记载唐代曲江池的风景说：“开元中疏凿为妙境，花卉周坏，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节。江侧苑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此外，在曲江池四面建有楼亭行宫等多处，所以杜甫（712—770）的《哀江头》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的诗句。当时，唐代皇帝为了游乐，专从大明宫沿外郭城东墙修筑夹城作通道，以便往来于兴庆宫和芙蓉园。
曲江池水向西北流入晋昌坊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这两处也是长安城里的游览胜地。
除曲江池之外，为解决长安城的给排水（居民饮用水主要靠水井，城市雨水排泄靠沟渠）和航运交通问题，同时便于绿化和改善小气候，当时修建了几条渠道引水入城。在南城开凿了永安渠和清明渠。永安渠引交水北流入城，经西市的东侧又北流出城入苑，再北流注入渭河。渠的两岸都种植茂密的柳树，王建（约767—约830）《早春五门西望》诗句：“宫松叶叶墙头出，渠柳条条水面齐，就描写了宫城里的松树和永安渠两侧植柳的情况。清明渠在永安渠之东，引泬水北流经安化门西侧入城，向北引入皇城，再入宫城里注为三海（“南海”、“西海”、“北海”，都在太极宫西部）。
在城东修龙首渠，引沪河的水入城。龙首渠分两支，一支由东城春明门北流入城，向西人兴庆宫注为“龙池”，再西流入皇城，然后向北流入太极宫注为“山水池”，再北流注为“东海”。另一支于东城外北流，经城东北隅，折而西流入大明宫东内苑注为“龙首池”，然后又出而西流，经大明宫丹风门里向西出大明宫而入西内苑，到光化门东汇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这些水渠的开凿和引用，大都是为美化统治者的宫廷而设计的。同时由于渠水的便利，当时不少官僚贵族以及商贾之家都引各渠的水入第，建造私家的山池院。因此，长安城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私家园林，成为官僚以及文人骚客们饮宴兴会之所。以上三渠都是隋代筑城之后开凿的。唐代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在城西分潏水修筑了一条“漕渠”，自金光门北入城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这条清渠专为运南山的薪炭、木材等到西市东街的潭，供长安城的需要。
一座军事管制的城堡
唐代首都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人口大约一百万左右。除居民以外，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吏，游学的文人，做买卖的商贾等；此外，还有邻近各国如日本、朝鲜和中亚、阿拉伯国家的商旅和友好使节。这些流动人口最多的时候不下几万人。另外还有留居中国的侨民也近万人，其中很多人和汉人结婚，并在朝廷供职。
对于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复杂的国际城市，特别是作为封建帝国的都城，它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反映在城市规划上的这些里坊，正是军事管制的基本单位。管理长安城的最高机关是“京兆府”，设“京兆尹”一人，“少尹”二人，掌管行政和军事。下设长安、万年二县，朱雀衔以东五十四坊和东市属万年县管辖，朱雀街以西五十五坊和西市属长安县管辖。备坊设“里司”（也称“里正”）一人。宫城、皇城附近驻有大量军队，多时曾达十万多人，全城戒备森严。各城门和里坊间都设“武侯铺”驻兵把守，有“城门郎”掌管京城、皇城和宫城各城门的开闭，并设有“门仆”八百人轮番值班。各城门和各坊、市门的开闭也有严格的制度。在直通各城的六条主于大街设有街鼓，黎明时擂鼓后城门、坊门才开，开时先外而后内。日暮时擂鼓后关闭各门，闭时先内而后外。每到日暮鸣鼓之后，街上行人必须回到坊里，关闭坊门。夜有“街使”巡行查夜，各“武侯铺”的兵士都巡警监视，违禁犯夜的必严惩，有的甚至当场被杖杀。所以有“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的诗句来形容长安城宵禁的情景。每年只有正月十五到十七日三天开禁，各坊市的门可以大开，街上张灯结彩，人们可以在街上通宵游览观赏。
长安城的繁荣和覆亡
唐代都城长安的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的重大变革时期——隋代完成的。
隋大兴城的规模，是古代世界第一。它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次规划按期完成的；不是盲目扩建而有周密的计划。要建设这样一座城市，需要考虑地形、水源、绿化、交通、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许多复杂因素。从当时历史条件看来，这个规划比较能预见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都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给予比较成功的安排。这种计划性的周密程度，当然被看作是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隋代大兴城的高度规划水平，当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在这之前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城市建设方面经验积累借鉴的结果，特别是对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北魏洛阳的经验借鉴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隋大兴—唐长安所采取的宫城、皇城和坊市分隔、实行夜禁的城市制度和坊里制度的形式，是出于统治阶级控制和防卫的要求，是以满足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它的布局形式本身，就表明了城市的阶级性质，反映了封建社会里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斗争。
唐长安城建筑壮观，衙衡整齐，道路宽广砥直，绿树成行，渠水周流，人烟稠密，百货骈阗。经济文化的繁盛堪称楷模，引起邻国的向慕和仿效。它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孕育着新的城市生活面貌。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分水岭，是坊里制城市最高也是最后的典型。
隋大兴—唐长安人口集中，供给仰给于潜运，而不再是仅靠关中渭水盆地所能负担。隋唐两代之所以在潜运比较便利的洛阳设立东都，而唐代以后的宋代终于放弃长安，而把全国经济政治中心东移到南北运河和黄河交会地区的汴梁，经济和运输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结局是大兴城的规划者始料所未及的。此外，隋大兴城失之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唐代三百年，城南一带，所谓“围外”，始终荒凉少居民。这些，又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和城市规划的形式主义的一面。
唐代长安的繁荣，孕育着唐代长安的覆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诗句深刻揭露了唐代长安繁华表象下的残酷现实。黄巢起义所代表的农民革命战争，震撼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唐代长安由此衰落，最后到公元十世纪初在军阀混战中毁亡。然而，这个伟大的古代城市所残留的遗物，永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