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西域胡语选介
敦煌文书中不仅有大量的汉语文献，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其他民族语言书写的材料，如古藏语、回鹘语、粟特语、希伯来语等等。这些语言不仅在敦煌，而且在整个西域都长期活跃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语言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更多的语言则衰落乃至消失了。记载着古代语言的文物埋没于黄沙之中，即便被人发现，其内容也无人知晓，昔日通行各国的交际工具，却一旦成了“死语言”。本世纪初，在西域探险的热潮中，大量的古代语言书写的材料重见天日，而通过几代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的努力，有些语言“起死回生”，为各个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历史、文化信息。下面，就将曾出现在敦煌以及整个西域地区的一些重要的语言做一简单的介绍。
1、吐火罗语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塔里木盆地周围就是民族错居的地区。其中，属于雅利安族系的民族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当中流行着两种语言：吐火罗语和塞语。
吐火罗语文献是用印度古文字婆罗迷文书写的。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焉耆、吐鲁番盆地高昌遗址和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大批吐火罗语佛典和摩尼教写经、医学文献、契约和籍帐文书。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叫什么名字，后来，德国语言学家缪勒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中发现一条题记。其中提到这部回鹘文写经译自吐火罗语，所以缪勒将这种未名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
语言学家惊奇地发现，吐火罗语虽然流行东方，但和印欧语系东支satem语组的语言，如梵语、婆罗钵语存在较大差异。相反，它和印欧语系西支centum语组的语言，如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很相似。此外，吐火罗语和公元前1400年左右流行于小亚的centum语组的赫梯语关系尤为密切，所以，它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之一。
婆罗谜文书写的吐火罗语有两种方言。一种流行于龟兹（今库车）或称“西部吐火罗语”、“龟兹语”；另一种流行于焉耆和高昌（今焉耆和吐鲁番），或称“东部吐火罗语”、“焉耆语”。在语言形态方面，龟兹方言较焉耆方言早。此外，有些学者认为楼兰用佉卢文书写的语言是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而在中国和中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月氏人所讲的语言也是吐火罗方言的一种。
2、塞语塞语在发现之初，人们也不知是何种语言。德国语言学家劳依曼把这类语言称作“北雅利安语”，认为是印度和伊朗语之外第三种雅利安语。后来，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发现这种语言与伊朗语接近，故称之为“东伊朗语”。最后，德国语言学家吕德斯证明这种语言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中的塞语最为接近，因而将其定名为“塞语”。这个命名已为学界广泛接受。
塞语文献都是用印度古文字婆罗谜文拼写的，主要发现于塔尼木盆地西部巴楚、和田和克里雅古代遗址和敦煌藏经洞。
目论塞语文献已经可以分出三种方言。于阗语流行于塔里木盆地西南和田河流域，行弥语流行于和田之东克里雅河流域，疏勒语流行于塔里木盆地西北喀什噶尔河流域。
于阗语材料比较丰富，于阗本土和敦煌藏经洞保存有数以千计的于阗语佛教写经、文学作品、国王法敕、契约文书、户籍帐目等等。
扜弥语是于国邻邦扜弥国的语言，流行于和田之东克里雅河流域。该王国于公元2世纪末被于阗兼并，没有留下文字材料。1968年，贝利从斯坦因收集品中发现两件与众不同的婆罗迷文书，其语言无疑属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但和其他方言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尚不能完全解读。这两件文书是斯坦因在克里雅河西岸丹丹乌里克之北热瓦克遗址发现的。这个地方属古代扜弥境域。林梅村先生认为这两件文书的语言很可能即于阗统治之后扜弥人的语言。
第三种方言的文献主要发现于喀什噶尔河下游托古孜沙来古城和图木舒克佛教遗址。起初，柯若认为，文书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于阗语。但贝利认为，它与于阗语属于不同的塞语方言。其后，英国语言学家思默瑞克（r.e.emmerick）根据文书出土地点，将其命名为“图木舒克语”。此外，林梅村先生推断该种方言即疏勒语，荣新江先生和段晴先生则认为应定名为“据史德语”。
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是以中亚商人和僧侣为媒介进行的。中亚古代语言粟特语、犍陀罗语和大夏语成为这个时期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国际通商用语。
3、粟特语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文字则是在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书基础上根据粟特语发音特点创立的。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粟特人业已活跃在撒马尔罕和楼兰之间的古代商道上。东汉初年，粟特人已深入黄河流域，并开始在长安和洛阳经商，粟特语是丝绸之路上最早的国际通商用语。
粟特文最早出现于公元2世纪左右，但粟特本土撒马尔罕仅发现过属于这个时期为数不多的粟特语铭文。现存最古老的粟特文书是在敦煌汉长城烽除遗址发现的，共八封书信，记录了洛阳遭大火焚烧及许多天竺人和粟特人因饥荒死于洛阳之事。这个历史事件究竟指洛阳史上哪个事件，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一般认为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事。
斯坦因在楼兰至和田古代遗址中发现的粟特文书，大都为商业文书。敦煌藏经洞的粟特文献主要是佛教写经。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献最为丰富，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写经、买卖契约等。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增长，粟特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丝绸之路各条路线。1933年，粟特本土塔吉克斯坦穆格山遗址发现了一批8世纪粟特文书。80年代初，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旁的石崖上又发现数以百计的粟特文题记。此外，南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和天山北麓昭苏地区的突厥石人和石碑上不断发现长篇粟特文铭文。粟特的景教士还用叙利亚文拼写粟特语。高昌古城郊外一处是教遗址曾出土叙利亚文粟特语景教文献。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还发现过一处粟特景教徒留下的粟特文题记。
4、犍陀罗语犍陀罗语属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俗语方言，采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书的变体—佉卢文书写。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后来作为中亚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
佉卢文书的语言原称印度西北俗语、中亚俗语等。后来证实这种语言起源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所以，英国语言学家贝利建议，将其命名为“犍陀罗语”，现为学界广泛采用。
大约公元2世纪末，犍陀罗语开始向帕米尔以东传播，一度成为塔里木盆地许多国家，如疏勒、于阗、楼兰和龟兹的官方语言。不过，于阗、疏勒和龟兹诸国很快改用婆罗谜文拼写各自的语言，只有楼兰人继续使用佉卢文犍陀罗语至公元4世纪末。
疏勒的佉卢文书发现于喀什噶尔河下游托古孜沙来古城。龟兹佉卢文发现于库车苏巴什古城。于阗佉卢文材料有三种：（1）汉文佉卢文双语钱币；（2）佉卢文《法句经》；（3）按于阗王纪年的kl661号佉卢文书。前两种出自和田，后一种发现于和田之东鄯善境域安迪尔遗址。然而，中国所出佉卢文书主要是在鄯善国境内尼雅、楼兰和米兰遗址发现的，目前已出士近千件文书，内容主要为国王谕令、公私往来书信、契约、籍帐和佛教文学作品。
此外，吐鲁番的吐峪沟、敦煌汉长城峰隧遗址、长安和洛阳的古代遗址都发现了佉卢文的碑铭、题记或文书。这就清楚地说明，犍陀罗语确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交际语言。
5、大夏语丝绸之路上流行的第三种国际用语是大夏语。50年代以来，一些草体希腊文镌刻的碑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中亚地区相继被发现，但铭文拼写的语言不是希腊语。1960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他证实，这些草体希腊文碑铭的语言系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由于最早的碑铭都分布在古代大夏境域，所以，他建议命名这种语言为“大夏语（bactrian）”。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语言应是吐火罗语，并建议将其命名为“真正的吐火罗语”。
目前发现的大夏语材料多数是贵霜帝国统治大夏时的碑铭，少数为[口压]哒入主大夏后的碑铭。据研究，本世纪初在楼兰发现的希腊文残片和吐鲁番发现的佛教、摩尼教写经也是用这种草体希腊文拼写的大夏语文书。
据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古语言概述》（载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133-163页）改写。部分结论与林先生原文有所不同。
1、吐火罗语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塔里木盆地周围就是民族错居的地区。其中，属于雅利安族系的民族占有主导地位。在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当中流行着两种语言：吐火罗语和塞语。
吐火罗语文献是用印度古文字婆罗迷文书写的。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焉耆、吐鲁番盆地高昌遗址和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大批吐火罗语佛典和摩尼教写经、医学文献、契约和籍帐文书。
起初，人们不知道这种语言叫什么名字，后来，德国语言学家缪勒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中发现一条题记。其中提到这部回鹘文写经译自吐火罗语，所以缪勒将这种未名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
语言学家惊奇地发现，吐火罗语虽然流行东方，但和印欧语系东支satem语组的语言，如梵语、婆罗钵语存在较大差异。相反，它和印欧语系西支centum语组的语言，如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很相似。此外，吐火罗语和公元前1400年左右流行于小亚的centum语组的赫梯语关系尤为密切，所以，它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之一。
婆罗谜文书写的吐火罗语有两种方言。一种流行于龟兹（今库车）或称“西部吐火罗语”、“龟兹语”；另一种流行于焉耆和高昌（今焉耆和吐鲁番），或称“东部吐火罗语”、“焉耆语”。在语言形态方面，龟兹方言较焉耆方言早。此外，有些学者认为楼兰用佉卢文书写的语言是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而在中国和中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月氏人所讲的语言也是吐火罗方言的一种。
2、塞语塞语在发现之初，人们也不知是何种语言。德国语言学家劳依曼把这类语言称作“北雅利安语”，认为是印度和伊朗语之外第三种雅利安语。后来，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发现这种语言与伊朗语接近，故称之为“东伊朗语”。最后，德国语言学家吕德斯证明这种语言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中的塞语最为接近，因而将其定名为“塞语”。这个命名已为学界广泛接受。
塞语文献都是用印度古文字婆罗谜文拼写的，主要发现于塔尼木盆地西部巴楚、和田和克里雅古代遗址和敦煌藏经洞。
目论塞语文献已经可以分出三种方言。于阗语流行于塔里木盆地西南和田河流域，行弥语流行于和田之东克里雅河流域，疏勒语流行于塔里木盆地西北喀什噶尔河流域。
于阗语材料比较丰富，于阗本土和敦煌藏经洞保存有数以千计的于阗语佛教写经、文学作品、国王法敕、契约文书、户籍帐目等等。
扜弥语是于国邻邦扜弥国的语言，流行于和田之东克里雅河流域。该王国于公元2世纪末被于阗兼并，没有留下文字材料。1968年，贝利从斯坦因收集品中发现两件与众不同的婆罗迷文书，其语言无疑属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但和其他方言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尚不能完全解读。这两件文书是斯坦因在克里雅河西岸丹丹乌里克之北热瓦克遗址发现的。这个地方属古代扜弥境域。林梅村先生认为这两件文书的语言很可能即于阗统治之后扜弥人的语言。
第三种方言的文献主要发现于喀什噶尔河下游托古孜沙来古城和图木舒克佛教遗址。起初，柯若认为，文书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于阗语。但贝利认为，它与于阗语属于不同的塞语方言。其后，英国语言学家思默瑞克（r.e.emmerick）根据文书出土地点，将其命名为“图木舒克语”。此外，林梅村先生推断该种方言即疏勒语，荣新江先生和段晴先生则认为应定名为“据史德语”。
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是以中亚商人和僧侣为媒介进行的。中亚古代语言粟特语、犍陀罗语和大夏语成为这个时期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国际通商用语。
3、粟特语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文字则是在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书基础上根据粟特语发音特点创立的。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粟特人业已活跃在撒马尔罕和楼兰之间的古代商道上。东汉初年，粟特人已深入黄河流域，并开始在长安和洛阳经商，粟特语是丝绸之路上最早的国际通商用语。
粟特文最早出现于公元2世纪左右，但粟特本土撒马尔罕仅发现过属于这个时期为数不多的粟特语铭文。现存最古老的粟特文书是在敦煌汉长城烽除遗址发现的，共八封书信，记录了洛阳遭大火焚烧及许多天竺人和粟特人因饥荒死于洛阳之事。这个历史事件究竟指洛阳史上哪个事件，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一般认为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事。
斯坦因在楼兰至和田古代遗址中发现的粟特文书，大都为商业文书。敦煌藏经洞的粟特文献主要是佛教写经。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献最为丰富，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写经、买卖契约等。
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增长，粟特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丝绸之路各条路线。1933年，粟特本土塔吉克斯坦穆格山遗址发现了一批8世纪粟特文书。80年代初，印度河上游丝绸古道旁的石崖上又发现数以百计的粟特文题记。此外，南西伯利亚、蒙古草原和天山北麓昭苏地区的突厥石人和石碑上不断发现长篇粟特文铭文。粟特的景教士还用叙利亚文拼写粟特语。高昌古城郊外一处是教遗址曾出土叙利亚文粟特语景教文献。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还发现过一处粟特景教徒留下的粟特文题记。
4、犍陀罗语犍陀罗语属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俗语方言，采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书的变体—佉卢文书写。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后来作为中亚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
佉卢文书的语言原称印度西北俗语、中亚俗语等。后来证实这种语言起源于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所以，英国语言学家贝利建议，将其命名为“犍陀罗语”，现为学界广泛采用。
大约公元2世纪末，犍陀罗语开始向帕米尔以东传播，一度成为塔里木盆地许多国家，如疏勒、于阗、楼兰和龟兹的官方语言。不过，于阗、疏勒和龟兹诸国很快改用婆罗谜文拼写各自的语言，只有楼兰人继续使用佉卢文犍陀罗语至公元4世纪末。
疏勒的佉卢文书发现于喀什噶尔河下游托古孜沙来古城。龟兹佉卢文发现于库车苏巴什古城。于阗佉卢文材料有三种：（1）汉文佉卢文双语钱币；（2）佉卢文《法句经》；（3）按于阗王纪年的kl661号佉卢文书。前两种出自和田，后一种发现于和田之东鄯善境域安迪尔遗址。然而，中国所出佉卢文书主要是在鄯善国境内尼雅、楼兰和米兰遗址发现的，目前已出士近千件文书，内容主要为国王谕令、公私往来书信、契约、籍帐和佛教文学作品。
此外，吐鲁番的吐峪沟、敦煌汉长城峰隧遗址、长安和洛阳的古代遗址都发现了佉卢文的碑铭、题记或文书。这就清楚地说明，犍陀罗语确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交际语言。
5、大夏语丝绸之路上流行的第三种国际用语是大夏语。50年代以来，一些草体希腊文镌刻的碑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苏联中亚地区相继被发现，但铭文拼写的语言不是希腊语。1960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终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他证实，这些草体希腊文碑铭的语言系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由于最早的碑铭都分布在古代大夏境域，所以，他建议命名这种语言为“大夏语（bactrian）”。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语言应是吐火罗语，并建议将其命名为“真正的吐火罗语”。
目前发现的大夏语材料多数是贵霜帝国统治大夏时的碑铭，少数为[口压]哒入主大夏后的碑铭。据研究，本世纪初在楼兰发现的希腊文残片和吐鲁番发现的佛教、摩尼教写经也是用这种草体希腊文拼写的大夏语文书。
据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古语言概述》（载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133-163页）改写。部分结论与林先生原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