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千古风流之恭俭尚忠德
在北宋名臣当中，富弼算是相当温良恭俭的一个。欧阳修也甚宽和，但富弼与他不同。欧公之和，在其雍雅，因为文章满腹，所以性情优容，更兼爱才励进，心胸自大；但也因为喜好文章，所以免不了性情中一段风流。而富弼之敬，纯出天性，好善嫉恶，至孝至恭，常常神色穆然。他常说：“君子与小人共处，其势必不胜。”因为如果君子不胜，无非奉身而退，可是如果小人不胜，定然不依不饶，非得结党交构，出尽千歧万辙，胜而后已。富公一生，可以从此出矣。
富弼可算是范仲淹一手提拔上来的。他年轻时，已有泱泱一派大度，仲淹一见称奇，以为大才，将他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看了他的文章，竟然就将女儿嫁了过去。当时富弼之才，有人以为考进士实在是委屈了他，到仁宗复了制科，范仲淹就要他赴考，果然中了茂材异等。未多久，范仲淹因为废后事被贬出京，富弼当然要为老师说话，结果也出判绛州，后来再迁直贤院，重为京官。等到仁宗召仲淹、韩琦入朝改革朝政，富弼副于仲淹，成为庆历新政的首脑之一。可惜新政未行而夭。
富弼处事，极周到勤恳，不过但凡忠介之士，要努力做事，就难免得罪于人。富弼也不例外，就曾在主理京中刑狱时惹得宰相吕夷简不快。吕夷简算是早一辈人，和仲淹争权，斗得如何激烈自不必说，这些个以仲淹为首的新锐们，也大都得罪过他。夷简为人老谋深算，可是不好惹的一个人物，富弼出使西夏，未必不曾吃过暗亏。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天下至理，新一代人物，要改革旧弊，总要去挖旧巢，夷简再怎样的处心积虑，终挡不过时势变迁，最终他主动辞相，虽也是因为年龄老大，其中未必没有更深的感叹。
富弼有一大政绩，便是出使西夏。仁宗时候，对西夏用兵，是朝廷第一件大事，用兵之后自然要谈和。基本上，朝廷是不想再启战端，起码暂时希望休战，而西夏虽然也愿请和，但条件却极苛刻，比如不愿称臣，想多得岁币，再想公主出嫁。而这三条里面，宋廷至多只许岁币一条。富弼为人，一大特点是诚实。他出使西夏，直言敢争，说不给就不给，宁可羁绊异地，也不肯含含糊糊的了事走人。这就是虽然平日里温良宽厚，但临大事，却能慷慨正色，莫之能屈。但是他说话又非决然无理，也懂得委婉致人。比如他对李元昊说，如果要公主出降，不过陪嫁一万币，从此无干，岂若岁币年年都有？富弼之使，可说是不卑不亢，内顺了朝廷之气，外服了西夏之民。他的名声，后来海内外推誉，其根奠于此也。
为官地方，富弼亦有建树。最著名莫过于河朔赈灾。一般人赈灾，多将灾民集于城中，等待粥饭供给，但是往往因事拖延，有人等不及粮食便先饿死，更可虑者，是人口集中，反而易发恶疾，所以虽然号称赈灾，但是真正救活之人未必很多。富弼赈灾河朔，却让百姓取野外但凡可取、可耕者用之，以物养人，到得来年，反成丰收。这样连官府的担子也轻了。自此之后，天下奉行其法。
富弼为人，虽然严肃，但极谦和礼敬，无论长少，皆持之以礼。即便做了宰相，也并不骄人。自唐以来，宰相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谓礼绝百僚，见了宰相的人，无论长幼都要恭拜，而宰相不过平立一旁，等拜过了，稍微垂下一只手算是扶人起来。来客坐得稍微一久，旁边就会有人喊一句“相公尊重”，客人就要赶紧离开。而宰相送客，从不下阶。到了富弼为相，从不理这些规矩，不管小吏布衣，皆持以为礼，且必语尽方送之出，并等到对方上马才回。一时天下传为美谈，群公争效，这宰相府的规矩，就从此绝迹。
其实当时天下，颇有一些名重于世的君子，且身居要职，譬如韩琦和富弼。以后人的眼光看，既然胸襟、抱负、才力、品德皆可相衡，自然是该公私皆笃了。可惜天下事无尽善尽美者。韩琦和富弼虽然同时为相，世人尊为“富韩”，但是这两个人却合不来。如果说富弼是北宋名臣中比较温和周到的一个，韩琦就是耿直倔强的一个。性子不同，做事方式也不同。比如富弼和韩琦同时为相时，每有中书大事，富弼便会找枢密院商议，后来富弼调枢密使，韩琦却从不会主动和他议事，除非朝廷有旨，要两府同议。甚至英宗病愈，韩琦要太后还政，此等大事，富弼却是事后方知，他对韩琦不满，也就怪不得了。其实这里面还牵涉到中书和枢密院的权力划分问题。枢密院总掌军务，宋太祖因为要抑止武人权力，所以除军务外，枢密院不干任何其它朝政。但是到仁宗时，枢密院参予其它朝务，已经成了定例，可是这似乎又只是一个约定成俗的实践，并没有明令规范，所以倒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了。韩琦自己做枢密使的时候，有话便说，有事便议，纵是事属中书，也不顾忌，就曾惹得同列不满，唯仁宗不以为意，以为他忠直。在韩琦心中，似乎枢密院预朝政并无不妥，但中书却不须主动与之商议。他性耿直，想到便做，对事而不对人（可是韩琦之性，确也容易落人口实。到他年高望重之时，未免更加专断，有人如此劾他，未必就是纯然的小人之心）。而在富弼心中，却以中书、枢密院同为宰辅，他为人周到，自然时常过往商议。他二人虽不和，好在都是正直之士，后人却不能说，这两人中必有一小人。
富弼到了后来，也是三朝重臣，神宗时候，意再拜相，却被他坚决辞去。当时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惺惺作态，不料他态度极坚决，连辞了数次，方才得以归乡。这也是要保晚节。君子立身，总得有始有终。而他退居之后，仍然关心朝政，时时上书，这一点和韩琦相同，也是不肯独善其身了。富弼居于乡里，曾有一次，市人听闻其出，随而观之，竟然致使市为之空。富公之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待他辞世，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奔走相告，或以书信相通，其得士大夫之心，又如此矣。他这一生为人，如何的尽忠尽仁，如何的守智守诚，也就可想而知了。
富弼可算是范仲淹一手提拔上来的。他年轻时，已有泱泱一派大度，仲淹一见称奇，以为大才，将他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看了他的文章，竟然就将女儿嫁了过去。当时富弼之才，有人以为考进士实在是委屈了他，到仁宗复了制科，范仲淹就要他赴考，果然中了茂材异等。未多久，范仲淹因为废后事被贬出京，富弼当然要为老师说话，结果也出判绛州，后来再迁直贤院，重为京官。等到仁宗召仲淹、韩琦入朝改革朝政，富弼副于仲淹，成为庆历新政的首脑之一。可惜新政未行而夭。
富弼处事，极周到勤恳，不过但凡忠介之士，要努力做事，就难免得罪于人。富弼也不例外，就曾在主理京中刑狱时惹得宰相吕夷简不快。吕夷简算是早一辈人，和仲淹争权，斗得如何激烈自不必说，这些个以仲淹为首的新锐们，也大都得罪过他。夷简为人老谋深算，可是不好惹的一个人物，富弼出使西夏，未必不曾吃过暗亏。但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天下至理，新一代人物，要改革旧弊，总要去挖旧巢，夷简再怎样的处心积虑，终挡不过时势变迁，最终他主动辞相，虽也是因为年龄老大，其中未必没有更深的感叹。
富弼有一大政绩，便是出使西夏。仁宗时候，对西夏用兵，是朝廷第一件大事，用兵之后自然要谈和。基本上，朝廷是不想再启战端，起码暂时希望休战，而西夏虽然也愿请和，但条件却极苛刻，比如不愿称臣，想多得岁币，再想公主出嫁。而这三条里面，宋廷至多只许岁币一条。富弼为人，一大特点是诚实。他出使西夏，直言敢争，说不给就不给，宁可羁绊异地，也不肯含含糊糊的了事走人。这就是虽然平日里温良宽厚，但临大事，却能慷慨正色，莫之能屈。但是他说话又非决然无理，也懂得委婉致人。比如他对李元昊说，如果要公主出降，不过陪嫁一万币，从此无干，岂若岁币年年都有？富弼之使，可说是不卑不亢，内顺了朝廷之气，外服了西夏之民。他的名声，后来海内外推誉，其根奠于此也。
为官地方，富弼亦有建树。最著名莫过于河朔赈灾。一般人赈灾，多将灾民集于城中，等待粥饭供给，但是往往因事拖延，有人等不及粮食便先饿死，更可虑者，是人口集中，反而易发恶疾，所以虽然号称赈灾，但是真正救活之人未必很多。富弼赈灾河朔，却让百姓取野外但凡可取、可耕者用之，以物养人，到得来年，反成丰收。这样连官府的担子也轻了。自此之后，天下奉行其法。
富弼为人，虽然严肃，但极谦和礼敬，无论长少，皆持之以礼。即便做了宰相，也并不骄人。自唐以来，宰相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谓礼绝百僚，见了宰相的人，无论长幼都要恭拜，而宰相不过平立一旁，等拜过了，稍微垂下一只手算是扶人起来。来客坐得稍微一久，旁边就会有人喊一句“相公尊重”，客人就要赶紧离开。而宰相送客，从不下阶。到了富弼为相，从不理这些规矩，不管小吏布衣，皆持以为礼，且必语尽方送之出，并等到对方上马才回。一时天下传为美谈，群公争效，这宰相府的规矩，就从此绝迹。
其实当时天下，颇有一些名重于世的君子，且身居要职，譬如韩琦和富弼。以后人的眼光看，既然胸襟、抱负、才力、品德皆可相衡，自然是该公私皆笃了。可惜天下事无尽善尽美者。韩琦和富弼虽然同时为相，世人尊为“富韩”，但是这两个人却合不来。如果说富弼是北宋名臣中比较温和周到的一个，韩琦就是耿直倔强的一个。性子不同，做事方式也不同。比如富弼和韩琦同时为相时，每有中书大事，富弼便会找枢密院商议，后来富弼调枢密使，韩琦却从不会主动和他议事，除非朝廷有旨，要两府同议。甚至英宗病愈，韩琦要太后还政，此等大事，富弼却是事后方知，他对韩琦不满，也就怪不得了。其实这里面还牵涉到中书和枢密院的权力划分问题。枢密院总掌军务，宋太祖因为要抑止武人权力，所以除军务外，枢密院不干任何其它朝政。但是到仁宗时，枢密院参予其它朝务，已经成了定例，可是这似乎又只是一个约定成俗的实践，并没有明令规范，所以倒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了。韩琦自己做枢密使的时候，有话便说，有事便议，纵是事属中书，也不顾忌，就曾惹得同列不满，唯仁宗不以为意，以为他忠直。在韩琦心中，似乎枢密院预朝政并无不妥，但中书却不须主动与之商议。他性耿直，想到便做，对事而不对人（可是韩琦之性，确也容易落人口实。到他年高望重之时，未免更加专断，有人如此劾他，未必就是纯然的小人之心）。而在富弼心中，却以中书、枢密院同为宰辅，他为人周到，自然时常过往商议。他二人虽不和，好在都是正直之士，后人却不能说，这两人中必有一小人。
富弼到了后来，也是三朝重臣，神宗时候，意再拜相，却被他坚决辞去。当时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惺惺作态，不料他态度极坚决，连辞了数次，方才得以归乡。这也是要保晚节。君子立身，总得有始有终。而他退居之后，仍然关心朝政，时时上书，这一点和韩琦相同，也是不肯独善其身了。富弼居于乡里，曾有一次，市人听闻其出，随而观之，竟然致使市为之空。富公之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待他辞世，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奔走相告，或以书信相通，其得士大夫之心，又如此矣。他这一生为人，如何的尽忠尽仁，如何的守智守诚，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