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命科学真知探索卷 宇宙异次元空间和神灵界的奥秘探索
－审判达尔文第八章前生物进化－
当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路易斯安那州给予科学创造论平等待遇的法案时，大法官安东尼·斯凯利亚不同意法院多数法官的决定。他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包括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应该有权在他们学校提出任何对进化论不利的科学证据”。古尔德对这话觉得诧异，为什么一位像斯凯利亚这样的饱学之士（该法官曾在数所有名的大学任过教职），居然会有原教旨主义者掌握对进化论不利的科学证据这样的荒谬想法。于是古尔德就在斯凯利亚法官撰写的意见中寻找解释，结果他觉得答案是因为这位法官认为进化论是关乎生命来源的一套理论。
古尔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要更正“斯凯利亚法官的误解”，试图澄清此事。他说：“进化论不是研究生命最终极的来源，不是得知生命最深奥意义的途径。”探讨生命最初是怎样在地球上出现的，这是其他科学的任务，因为进化论只研究生命产生之后的变化。这位法官不明白进化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严格限定，所以才会产生误解，以为对进化论可能有任何合乎理性的异议。
其实，斯凯利亚法官用“进化”一词，是与科学家的用法一致的棗不但包括生物进化，也包括“前生物进化”或“化学进化”，这个理论是要试图解释生命如何从无生命的化学元素进化而来。生物进化只是宏大的自然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后者要解释从宇宙大爆炸以来的一切东西的来源，然而却不容许造物主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如果达尔文主义者要把造物主拒于千里之外，他们必须对生命来源有自然主义的解释。
对“前生物进化”的臆测，在《物种起源》问世不久，就开始由达尔文的德国支持者恩斯特·海克尔首先开河。但达尔文自己也于1871年在这方面作了一些贡献。他在一封信上说：
常有人说目前地球上早就具备了当初产生头一个生物的条件。假如（啊！多么不肯定的假如！）我们能想象在某一个温暖的小湖中，具有各式各样的氨、磷酸盐类、光线、热能、电能等等，一种蛋白质化合物得以形成，并经历种种复杂的变化。这种物质如在今天产生的话，它会立刻被破坏或被吸收。然而，在当时生物还没有出现之前却不会这样。
罗伯特·夏皮罗在1986年著的书中注意到达尔文上面这段似乎不经意的说法，“竟然与今天的知识相当符合，如果不是因为他有远见，就是说明多年来生命来源的研究没有什么进步”。25年前，“前生物进化”的研究似乎骤然就要看到一项惊人的成就，但今天这学问恐怕不比达尔文在世时进步多少。
要解释当初生命如何开始，最基本的难题是生物的结构太复杂了。仅从理论上说，除非生物已经存在，而且能够繁殖，不然达尔文式的选择毫无设计的功能。达尔文的信徒可想象一个变异了的啮齿动物（rodent）会在脚趾之间产生了网状组织，因而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上取得优势，这特征在一群动物中遗传下去。加上继续的变异后，也许最后产生了会飞翔的有翼动物。然而这想法要全靠这啮齿动物必须繁殖后代，来继承变异后的特征。但是化学元素却不会产生后代，因此必须要有化学作用来让“繁殖”与“选择”发挥其功能。
50年代的早期，当斯坦利·米勒还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哈罗德·尤里手下做研究生时，化学进化论这项研究达到最高的成果。在一些模拟地球早年状况的气体中，米勒用电流产生火花而得到分量极少的两种氨基酸。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所以后者有时被称为生命的建筑原料。在以后的实验中，化学家用米勒和尤里的实验模式得到了其他氨基酸以及更复杂的化合物。因此某些乐观的人士就下结论说，建造生命需要的化学元素，在地球早期就已大量存在了。
原来早在20年代时，俄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奥巴林及英国科学家霍尔丹等人已经推出一套关于化学进化的学说，而米勒及其老师尤里所做的实验“部分地”证实了该理论。奥巴林及霍尔丹的理论模式首先假定地球早年的大气层中有一种完全是“还原性”的气体，诸如甲烷、氢、及氨，但很少或甚至毫无氧气。其次，他们推论，地球上的能量，譬如像米勒所用的电火花，可能使那些气体互相作用成为生命所必需的有机化合物。然后，霍尔丹说：“这些化合物积累起来，直到当年原始海洋变成如同热烘烘但浓度不算高的汤羹。”这些词句经常出现在这种科学“传说”和一般公众展览中，成为早期地球生命的源头。最后，这个理论最重要的也是最神秘的一点，是生命就莫名其妙地从原始汤羹中变化出来了。
上述米勒和尤里实验的有限度的成功后，不久就是科学界庆祝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纪念的1959年，这时真是新达尔文主义以为可标榜凯旋的高氵朝期，同时也是原子能最受尊崇的时期，人们以为一切奥秘都可用科学研究来解释。当年的乐观气氛让人以为在实验室里已创造了生命，几乎好像电影《科学怪人》的弗朗肯斯坦医生所用的方法一样！然而，到了80年代，专家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来检讨奥巴林和霍尔丹的化学进化理论的每一项细节。
地球化学家今天让我们知道，地球早年的气层可能并非具有像米勒实验中所模拟的纯粹“还原性”的气体。就算在最理想的实验状况中，有些生命构造必需的化合物都无法产生。令人最气馁的批判来自一些化学家，他们指出地球初期产生的有机化合物会继续被毁坏而不能用来“建造”生命，这简直等于把原始汤羹弄糟了！严格来说，原始汤羹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既然如此，则在还原性气体中通过电火花制成微量的氨基酸，与生命来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虽然上述说法对米勒、尤里实验的评价不高，我目前暂时不理会这点，免得在讨论问题主要上分心。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早期地球上具有生命构造所必需的化合物，我们还是面对死路一条，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原始汤羹中互碰互撞的化合物会有产生生命的趋向。虽然今天用高明的科技可以复制生命系统中的某些部分，但科学家用尽他们的智慧尚且不能直接从氨基酸及糖类制造出细胞来，那么当年还没有科学家智慧的时候，怎能施出这样的招术呢？
最简单又能独立生存的生物是单细胞细菌，可说是一种最小型的、极其复杂的结构，最具尖端科技的太空船与活细胞相比，只显出太空船的粗糙。就算我们看比细菌简单不知多少万倍的东西（例如核酸），假定它可以开始达尔文式的进化，就算可能经过了数以亿年计算的光阴，借偶然机遇组成构造的概率，实在低得荒谬无比。
在此我不必举出实际的数字，因为指数对一般读者来说是太难以想象的。我且用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说过的比喻来逼真地指出其概率低小的程度。他说生命从原始汤羹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机会，好比“一阵旋风吹到一片充满各种破铜烂铁的废物堆之后，突然组成了一架波音747飞机”。全靠偶然机遇来制造任何东西，简直就是自然主义者描述的“神迹”。
其实达尔文主义者不是必须用科学来解释这神迹，因为当他们进入最大困境时可以施出哲学辩论的招术。显然，生命是存在的，如果自然主义式的过程是唯一可接受的解释，任何难题迟早可以迎刃而解。任何人只要用信心作为观点，最气馁的情况可以转化成为最有利的武器。举例来说，生命似乎在40亿年前就已以细胞方式出现，也许地球一冷却，细胞生命就存在。换句话说，在自然主义论调中可以自己复制的化合物，及以后进化成复杂的细胞结构，必须在地质年代极短暂的时期内形成。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就不会被短少有限的时日所困扰，他认为宇宙中其他像地球的行星必定也有生物进化。他的理由是：既然地球上早就有生物，那么生命从无机物进化而来，必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可能还是有人并非如此轻易满足于这种说法。于是就有学者利用宇宙学的“人类原则”来遮掩低得无比的概率。这原理先把宇宙的观察者棗人类棗作为出发点。这些学者认为当初生命进化的条件若不具备，我们人类今天就不会存在来谈论这题目。他们认为人类知识还是有限，因此觉得生命进化而来的概率太低，但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宇宙。在无限多的宇宙中，最低概率的事情至少会发生过一次，而我们刚好在无穷宇宙中的某一个角落，这里就刚好具备了生命自然而然进化而来的充足条件。
查理·道金斯可说是具有达尔文的本领棗善于把对自己不利之点变成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他甚至诡辩地宣称生命自然进化虽然概率极低，但这对他们自然主义的信念是有利的。他认为人类的思想特点刚好需要一项如同“神迹”的理论，因为“进化的过程使人类的头脑有主观性的意念，会想到概率之低微。这特别适合年龄不超过100年的动物。”
科学家不能在实验室中仿制生命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这使道金斯觉得大受鼓舞。科学家同样无法仿制生物的广进化棗从低等生物进化到高等生物。如果制造生命是轻而易举的事，自然界必已不断地重演生命从无到有进化而来的过程，在别的行星亦必定如此。既然事实并非如此，从理论上可预期在实验室仿制是很困难的。
既然有人需要用上述的诡辩来说服别人，可见研究生命来源的实验必定是差得一塌糊涂！那些仍然忠于科学方法来研究这题目，而并不依赖强词夺理方式的学者，必须寻找生物遗传系统尚未产生之前的进化过程。今天生物必须具有的是三种互相牵连的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及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是用来积存遗传信息，及传递信息给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则负责管理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执行细胞中的化学作用。一套生命自然进化的理论必须假定当初只有三种物质中一种的存在及繁殖。那最先出现的是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还是蛋白质呢？而最先出现的分子在另两种缺位的情况下又怎样运作和进化呢？
这些问题构成了今天研究生命来源的主题，而目前有数种不同的理论要争取人们的注意。我在此只很简单地描述几项较领先的理论，因为很多其他的书已详述这类研究，而大家都公认并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具有充分的实验证据。
有一段时期最流行的学说是所谓“裸基因”，或称为“先有核糖核酸”理论。
换句话说，就是核糖核酸不知怎的就照本身的构造而衍生自己，以后再演化成为最简单的生物。核糖核酸受推崇被放在这地位上，是因为它不但能够具有遗传的信息，而且还有点像蛋白质似的，有触媒（catalyst）的功能。在这种构想下，核糖核酸也许开始了最原始生命的进化，最后还形成了脱氧核糖核酸及蛋白质。
当然，能够想象或构想一个理论，与可能用实验证明出来，还有天壤之别！从本书前面几章我们知道：就算经过了几十亿年，达尔文式的选择功能并没有足够力量，可以使一个分子或一个细胞演变成以后数以万计的复杂植物动物。虽然一般研究生命来源的化学家，对生物进化的达尔文主义深信不疑，但是，他们也深知，早年地球上核糖核酸靠自己繁殖形成的学说是充满疑难的。在1989年的《自然》周刊上，一位学者g．f．乔伊斯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来讨论这学说的层层困难。他的结论是“rna可能在生命开始前就已产生之说，其说服力并不强。因为它很难在初期地球上大量地自然形成。”像其他曾经被认为有前途的学说一样，“先有核糖核酸”的理论无法在详细察验下立足。
乔伊斯认为，核糖核酸是在某一种较简单的遗传系统下进化而来，而这系统今天已不存在。在一本有趣的书，名叫《生命来源的七项线索》（sevencluestotheoriginoflife）中，凯恩斯検访芩固岢隽艘桓龈挥邢胂罅Φ囊饧k淙谎涤械愎忠欤故侨衔ね恋慕峋逵心持中灾剩梢宰魑谢吧淼摹翱笪锷薄8荽锒闹饕宓纳柘耄匀谎≡窕崞切┬式细叩酿ね粮粗莆铮蚨崖菲毯茫糜谢衔镒詈舐6狭巳恳糯案粗频墓δ埽灾侣荼湮跗诘纳?/p>
对我来说，以矿石作为原始生命的来源，很富想象力，但这学说毫无任何实验性的证据。德国生物化学家克劳斯·多斯说过：“对于每天面对实验事实的生物化学家及分子生物学家来说，这矿土为生命来源的理论，是不可思议的。”平常，这样的话早就可以成为唾弃这理论的理由，然而很多科学家仍认真地考虑这个学说，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理论可以代替！
其他还有诸如“先有蛋白质”的想法，曾经一度失势，但现在又好像卷土重来，因为“先有核糖核酸”的说法遭到了太多的批判。的确，没有实验证据支持任何一种理论，反而为毫无限制的臆测打开了大门（只是创造论却不被考虑）。在1988年的一篇对各种生命来源学说的评论中，多斯的结论是“目前每一项这类的学说，不管理论或实验，若不是不得要领，就是显示我们的无知。”上述乔伊斯1989年的长篇论文在作总结时，提到研究生命来源的科学家，已经习惯于接受“没有意义的实验结果”，与非常刻骨铭心的挫折感！
既然在实验上取得成果的前途不佳，有些科学家干脆就从计算机模拟方式下手，以免碰到实验性的障碍。1990年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自然而然的自身组合”，是根据一项前提：非常复杂的有动力性的系统，就算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压力，照样可以变成井井有条的状况。看起来似乎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所抵触，因为这个定律说明万物都越变越乱，就是所谓“熵”（entropy）
的数值越来越高。但是因为地球不断向太阳支取能源，所以热力学定律还可让自身组合的现象产生。举例来说，在自然界就经常看到深具结构性的雪花或矿物晶体。况且，一般科学家已经假定生命是自生自发而来，以后不断进化到更复杂的结构。果真如此，那么万物当然需要具有自发性的自我组合能力了。
运用这种假设，科学家可以设计一些电脑模式来模拟生命起源及其进化。至于这模式与现实有何关联，倒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根据《科学》杂志上乔伊斯教授的看法，“提倡自我组合学说的人，都承认其理论只是建筑在抽象的数学原理及新颖的电脑模式上，而不是基于经验性的资料及实验结果上。他们这种研究，要说服主流的生物学家，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把无法解决的项目假定成为事实，是逃避难题的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把难题推移到太空去！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这位脱氧核糖核酸构造的发现人之一，就干脆采用这策略。他非常了解细胞生命惊人的复杂结构，也深深知道，从地球开始形成到现在，很难有足够的时间让无机物进化成生物。因此他就猜想，在别的行星上可能有较适宜的条件促成化学进化。
这策略免不了引起另一个难题：生命如何从别的行星运载到地球来？他与一位同事勒斯利·奥格尔合写了一篇论文，以后又自己出版了一本专书，来提倡一个叫做“有方向的泛生源论”的理论。他的想法是，在别的行星上，有一个超文明的民族，深恐他们自己会灭种，就用太空船把最简单的初期生物运送到地球上来。因为离开地球太远，这些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无法亲自前来，所以只能运送类似细菌的生物来。因为后者有强韧的生存力量，所以并没有在无情的太空旅途及环境中消灭掉。
这泛生源论有什么科学证据呢？克里克的书上说，如果他的理论是对的，世上的细菌细胞应该突然出现，而不会有任何比这些生物更简单形式的前身。另外，我们也会预料地上最早期的生物只是稍有相似关系而已，其实是应该非常殊异分明的。因为这生物的前身只存在于原来出发地的行星上，所以地球上找不到它们的更简单的祖先。克里克认为地球上的情况正是如此：古细菌（archaebacteria）与真细菌（eubacteria）非常不同，不可能在地球上有限的时间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然而它们却有共同的遗传系统，所以势必有一个祖先在别的星球上。任何想讥笑这理论的人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克里克学说中看不见的外星人，其实不次于世上达尔文主义者要搬弄出来的生物祖先，两者同样是隐然无形的！
克里克最蔑视的就是那些在生命起源这个题目上把功劳归于一位超自然的造物主而不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可惜他的“有方向的泛生源论”还不是一样？既然外星人无法亲自来到地球，人类照样无法亲自旅行到他们的星球去观察生命的来源。看来以科学方法研究生命来源是毫无前途的，好像上帝认为者只是属于自己的事似的。
像克里克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家，还得捧出无法查证的外星人来做幌子，恐怕我们非问不可：化学进化是否面临死路一条？尽管实验没有结果，但是很多科学家还有充足的信心认为这个难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解决。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信念，就需要考察这个领域中的最基本的思想问题棗科学家看生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在上述《生命来源的七项线索》一书中，
如果生命的定义是“借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物质”，当然科学家会满有信心也有理由预期最后总会有进化方式的解释。如果达尔文在1859年解释了复杂多样的生物如何从最简单的单细胞进化而来，那么日新月异的科学更能探讨最原始生命的来源。可是，万一达尔文错了，万一自然选择并没有达尔文主义者想象的超越的创造力量，那么化学进化论者的努力必定徒然，正像中古时期的炼丹术士要把铅变成金一样！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生物有其内在的灵巧，看起来好像是全部被设计而来，好像是有目的……一个最明显的特色，乃是我们能想象的最简单的生物，与地球当初能形成的物质，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最麻烦的是生物运作时，没有复杂的功能就无法生存。
“转译”（translate）而制造蛋白质。他用的词语与别的作者讨论生命来源时用词相同，差不多每人都强调，生命看起来是被设计的，是有目的的，而最简单的生物细胞就具有无比的复杂构造，必须每一复杂的部分恰好配合，才能使细胞继续生存。他们讨论蛋白质的产生，所用的词语简直就是智慧生命互相沟通时的描述，包括“信息”、“程式”、“语言”、“资讯”、“密码”、“解码”、“图书馆”等等。
为什么不能爽快地考虑一项明显的可能性棗生命是一位有智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科学绝对不会因此而走投无路，因为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诸如遗传信息是如何详细地传达，整个生命系统如何运作等等。科学家不会因此失去启发性的研究任务，唯一失去的是以为对自然界能够完全操纵的狂想。他们会面对一项可能性棗在自然界背后，有另外的实在是超越科学的。
然而，他们绝对不肯容纳这可能性。理由是什么，且看以下两章，自有分晓。
－审判达尔文第九章科学的规则－
1981年，阿肯色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要让“科学创造论”与“进化科学”得到同等的待遇。反对这法案的人立刻上诉，要求法院宣告该法案不符合联邦宪法，因而开始了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决斗。
阿肯色州的这项法案出自一些不太精明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怎样在他们非常狭隘的原教旨派之外取得同情与支持。结果他们面对的是要维护科学及自由派宗教人士的联合反击，因为后者深怕极端性宗教有太大的影响。这联合阵线不但包括教育家和科学家，也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令人注目的基督教及犹太教中主要宗派的领袖和团体。
联合阵线也得助于美国最大的一家法律公司中专门从事法庭辩护的律师们。这些专家很精巧地训练科学家和宗教领袖出庭作证，要说服法官同意一件事，就是“科学创造论”是荒谬的，是不值得考虑的。这样正统科学界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
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威廉·奥弗顿法官把作证人的内容综合起来，尤其是用一位相信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鲁斯的见证，来说明“科学”一词的定义，鲜明地否认“科学创造论”为科学。奥弗顿法官一开始就说明科学乃是“科学界所接纳的任何事物”，当然他指的是官方科学界。这个定义本身非常不清楚，但法官继续指出科学的五项基本特征：
是被自然规律引导的；
是用自然规律解释的；
是在经验领域中可以试验的；
它的答案是暂时性的，不一定有终极答案；
它是可以被证伪的（falsifiable）。
根据奥弗顿法官的看法，“科学创造论”不能满足这些标准，因为它要依靠超自然，因此是无法试验的，无法被驳斥推翻，无法靠自然定律来解释的。奥弗顿特别引用了支持“科学创造论”的一位科学家杜昂·吉什的一段话，来说明“科学创造论”其实是非科学的：
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创造，用什么方法创造，因为上帝用的方法在今天自然宇宙不再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上帝的创造为“特创”（specialcreation）。我们无法借科学研究来发现上帝所使用的创造手段。
同时奥弗顿法官愤慨地否认科学创造论者的主张：“相信一位创造者与接受进化论为科学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奥弗顿认为这意见“触犯了很多人的宗教观”。
有些科学哲学家感到奥弗顿的定义非常不妥，他们暗示说：鲁斯教授和其他作证的专家这次用哲学的花言巧语就把这位法官迷惑了！这些评论家指出，科学家们很少承认他们的科学信念（包括他们对进化论的信仰）是“暂时性的”，而且很多时候科学家也研究一些自然定律无法解释的现象，万有引力就是一个例子。最后，评论家看到“科学创造论”也有非常具体经验性的主张（诸如地球年龄短少、全球性的洪水、特创论），而主流科学界却认为这些说法已被证实为错误。同一个学说怎能又是错误，又无法“被证为错”呢？
如果说哲学家对法官及鲁斯教授的定义不满意，这定义却使当前科学界雀跃。具有首席地位的《科学》杂志兴奋地把法官的意见全部登载出来，这篇文章把科学家如何看待他们行业的观点作了个总结。当我们讨论科学包括什么和排斥什么的时候，可以以此文章为出发点。
我对那些照圣经字面解释的创造学说不感兴趣，我对创造观念的看法也不像杜昂·吉什那么狭隘。如果有一位万能的造物主，他可能在短短的一周内创造万物，也可能在亿万年的悠长岁月中让生物进化出来。他可能用科学无法知晓的手段来创造，也可能用一些方法，一些经过科学研究而略知一二的方法。
创造最重要的特色不是时间的长短或造物主采用的手段，而是有设计和目的性。宽泛的说，“创造论者”就是相信宇宙（特别是人类）是经设计而有，是具有某种目的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把辩论的题目如此拟定，问题就变成：主流科学是否反对自然界是经设计而来，是带有目的性的？如果反对的话，根据是什么呢？
奥弗顿法官被说服，认为广义的“创造”与科学的“进化”并没有冲突。这点他错了，或说他误解了。当进化论生物学家用“进化”一词时，他们并非指一个曾经被超自然的造物主（或可能被造物主）控制的过程。他们明指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进化，纯粹是唯物的过程，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举例来说，辛普森用下面的语言来表达“进化的意义”：
虽然有些细节还待研究澄清，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生物界的客观现象是可以用纯粹自然主义来解释的，甚至我们能恰当地用一个被滥用过的名词棗唯物主义来解释。这些现象很容易从生物群类中有别的繁殖增长看出来（这点是现代观念中自然选择原则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由于遗传过程中偶然机遇的相互作用……人类是一个毫无目的的自然过程的产品，这过程从来就没有把人类的出现当作一个最后的目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科学界在这种论调上有深谋远虑的计划，故意使这观念有点混淆不清，所以我一定要强调，辛普森的观点并非是他专门研究的科学以外的个人观点。相反的，他只是清楚地阐明达尔文主义对“进化论”的定义而已。同样的论调在无数书报文章中表达出来，就算不是很直接明显的表达，其含义也是无处不被透露的。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主流科学界的官方观点中，上帝在进化中是毫无作用的。
“有神进化论”或“神导进化论”被达尔文主义者完全排斥，因为他们把科学与一套称为“自然主义”的哲学观点连在一起。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完全由物质因果关系支配的封闭系统，不受任何“外来”非物质因素的干涉。虽然自然主义并不明目张胆地否认神的存在，但却否认一位超自然的主宰会影响任何自然事件（例如进化过程），也否认它可以与我们这些自然界生物有任何的沟通来往。科学自然主义有同样的看法，它的大前提可以简述如下：仅仅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换句话说，一位没有什么作用的上帝，就是我们无法可靠地认识的上帝，实在毫不重要。
自然主义不是达尔文主义者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他们整个科学系统就是以它为基础。我们已经看到，要说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能创作崭新的生物种类，或曾经创作新的种类，基本上毫无证据可言。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变异及选择的功能可以产生翅膀、眼睛或头脑，不是因为有任何可以观察到的证据，而是因为引导他们的哲学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能力来成就这一切。因此，达尔文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宇宙中没有造物主。
奥弗顿法官对科学定义的头两点阐明科学委身于自然主义，其他三点则表达科学效忠于经验主义。一个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坚持他的结论必须建造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类证据作为支持，即使最珍爱的理论，也必须抛弃。有时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被误认为是同一样东西，其实是大不相同的。在达尔文主义领域中，科学的这两项基本原则是冲突的，互不相容的。
冲突的起因，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所带来的“创造”，与上帝的超自然创造一样，是无从观察的。当然，自然选择的功用的确存在，但没有人能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可以成就达尔文主义者标榜它能成就的千变万化的功能。不管“进化”到底如何发生过，整套化石记录作证，它绝不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想象的渐进式的使生物种类繁殖产生的过程。在某个族类中细微的修饰变更上，达尔文主义还算符合经验主义的理论。至于解释复杂的生物如何从最原始的东西演变而来，达尔文主义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如果经验主义有无上的价值，达尔文主义很久以前就该专心限于“微进化”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却丝毫不会产生任何在神学或哲学上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自限，不表示就等于接受创造论（就算是最宽泛的创造论）。而这种自限却暗示，科学界在1859年以后产生了过分冲动的热忱，以为已经解决整个自然界的奥秘，没有想到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如果达尔文主义者接受经验主义的重要性，他们仍然可以寄望以后有一天能用自然主义解释一切，然而如今他们却非承认自己错误不可。
这种勇于认错的态度迟迟仍未出现，因为经验主义到底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价值。他们不顾一切地要保持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同时还要保持被标榜为唯一知识来源的“科学”至上的名声。没有达尔文主义，自然主义的科学无法描述自然界万物的产生。操纵及垄断自然主义科学界的达尔文信徒认为在这事上不能让步，否则他们藐视的“假先知”或“江湖郎中”就会趁科学大门大开之际蜂拥而进。
为了防止这大难临头，维护自然主义的人必须排除一切与自己哲学不同的学说，来执行所谓科学研究规条。在此之后，下一步最关键的行动乃是把“科学”提高到与真理同等的地位，而宣告“非科学”等于幻想。然后，他们就可大耍手段，使那些本来就被他们预先排除的学说理论，让人们误认为已被科学驳斥了。既然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设立了规条，他们可以不用理会那些要求达尔文主义拿出证据来的评论家，因为后者被认为根本“不懂科学的运作”。
在此我并不是暗示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这样做是故意欺骗。反之，普遍来说。由于他们长久浸淫于自然主义的假定前提中而对他们理论中专断的成分毫不自觉。举例来说，让我们仔细考察以下这段话，引自海因茨·帕格尔斯所写的《理性之梦》棗一本讨论科学推理的书：
[科学实验]方法的能力非常强大，科学家对自然界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该方法。他们发现，整个宇宙的构造，的确是建筑在我称之为“宇宙密码”（ode）的看不见的普遍性的规律上的，是按一位神明（demiurge）的蓝图而造成。这些规律的例子包括量子学说及相对论、化学分子结构及化合的原则。当科学家发现这些密码时，他们其实就是翻译该神明的隐藏信息，以及他创造宇宙的秘诀。没有任何人间智慧能把信息整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有如此奇异的想象力，有时甚至简直就是诡异！这一切必定来自一位自然界以外的智慧者！
……到底上帝就是这信息，或者他写下了信息，或者这信息自己书写，对我们的生命都毫不重要。我们可以安心地抛弃传统的神明观念，因为没有科学证据说明自然世界有一位造物主，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在自然法则背后有一种旨意或一个目的。甚至连地球上的生物现象，虽然好像强烈地显示是有一位造物主所设计的，但这些都能够用进化论来解释。（帕格尔斯在此叫读者考察古尔德和道金斯的书来寻找证据。）总之，我们有了“信息”，却没有发信者。
上面引述的头一段告诉我们，宇宙一切看来好像按计划设计而来，明显到连像帕格尔斯这样的无神论者都注意到，甚至对之礼赞，将造物主称为某种“神明”。然后在第二段却不经意地说，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造物主的存在。这两段引述的文字是很好的例子，让我们了解自然主义科学家的心态，因为帕格尔斯提出了最具关键性的要点：本来好像是创造主存在的证据，却是一文不值。因为他认为在自然律以外的事物，就算有证据，却是被当作彼此矛盾的。但是反过来说，所谓“进化”的证据（就算仅包括微进化及自然生物的分类学关系），却把“设计”的可能性排除了。自然主义的哲学把帕格尔斯的心思完全控制到这个地步，甚至当他面对及描述智慧设计的证据时，竟然视若无睹。
一般来说，“造物主的旨意”时完全处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外的。更清楚地说，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在自然定律之外有没有一种超越的旨意或目的。然而，对一个科学自然主义者而言，“超出科学之外”等于是在实在之外。
因此，自然主义的科学家一面可说他们并无意牵涉上帝或宗教的讨论，但一面却毫不犹豫地宣告宇宙是毫无目的的，他们觉得这说法并没有违背良知。别人认为不了解某些奥秘的原因，是科学受限制的缘故，但这却被自然主义者扭曲为现实的限制，他们觉得若在科学领域之外另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思想的来由，出自科学家惯于用“范式”（paradigm）来指引他们的研究方针。根据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托马斯·库恩的著名模式，科学的进步与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奇的“间断平衡”进化论相似，库恩的“常规科学”（normalscience）经过了一段稳定时期，就被“范式转换”所中断，换言之，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取代了另一种。正如其他哲学理论，我认为库恩的模式要小心地应用才行。但不管这模式在描述科学原则时有什么不周到之处，它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达尔文主义的方法论。
库恩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范式”，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假设，而是一种兼受文化偏见及科学观察所影响的意识形态。根据库恩的看法，“任何时期科学界共同持守的信念，总免不了包涵被个人经验和历史事件所左右的专断的成分在内。”科学家也与常人一样，他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受到产生科学“模式”的假设和思想的影响。
当“范式”为多数科学家接受之后，便成为科学研究的全盘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说，它决定了要问什么问题和收集什么资料。当“范式”还没有被批判被挑战时，“常规科学”就可以致力于作出理论的和实践的结论，甚至也要解决一些与本身“范式”并不相符的困惑问题。科学于是在这期间大为进步，因为科学家都同意要做的是什么，及应如何进行去作这些研究，他们不会因一些对基本假定的悬疑而受干扰。根据库恩的看法：
我们如果细心察看，就可发现，无论以前或现在的实验室里，“常规科学”好像总要把自然万象装入一个事先塑造好的相当没有伸缩性的箱子里，这箱子是根据当时的“范式”而制成的。这时科学的目标完全不想去发掘新的现象；实际上，那些不能装入该箱子的东西，常常根本不会被注意到。科学家也不想去发明新的理论，他们也常常不能容纳别人发明的理论。因此“常规科学”的研究只不过是要更清晰表达当时“范式”所带来的现象及理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有些“困惑”越来越难解决，因此慢慢地变成为例外或反常的事物（anomalies）。只要科学研究还能成功地解决其他的问题，这些例外并不威胁当时称霸的“范式”。有时一项可能使人觉得不是很适合的“范式”，却也可以引导一门科学前进。如此经过很悠长的时日，科学家才肯相信，目前“范式”所具备的观念，无法解决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难题。然而，照库恩所说的，全盘委身于某一“范式”虽然为科学带来成功，也带来危机：
因为“假定”了科学界知道宇宙是怎么一回事，就促成了科学家花费很多时间从事其“常规科学”的研究。科学事业很多的成功，是因为科学界花很大的代价去维护上述“假定”。“常规科学”经常压抑一些基本的新发现，因为害怕妨碍了它对某些“范式”的忠心。但是，只要对“范式”具有专注的热忱，常规科学的研究必定不让新发现被压抑得太久。
人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依照目前的常规范式去作研究，会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这时危机就出现了，科学研究领域好像显得很混乱而多有困惑。然而再过一段时期，当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常规科学又得以信心百倍地继续前进。
上文提到奥弗顿法官为科学下定义时，引用波普尔的一项原则，就是说科学理论应该可以用科学方法证伪（falsifiability），然而库恩的说法却不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要去试验察看每一项假设或每一项理论，看它是否可以用科学证伪，是不可能的事。每一项假设或理论的背后均有其假定的大前提，库恩称之为“范式”的，就是这些大前提的总和，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世界观”（worldview）。
“范式”本身并非一项独立的假设，因为如果实验证明不了，假设可以抛弃掉；“范式”是综合性地对宇宙的看法，连那些例外的事物，科学家也通过“范式”的眼睛去观察。根据库恩的说法，例外的事件从来不会推翻一项“范式”，因为维护它的科学家会用尽巧计临时增添新的假设来解释那些例外的证据。一个“范式”会如此称霸科学界，一直到有新的“范式”代替它为止。不然的话，“拒绝一个范式，却没有别的去取代它，就等于拒绝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在联邦最高法院所援用的针对“消极辩论”（negativeargumentation）的规则，就是运用这套逻辑。
当一个新的“范式”成立，不只是能解释以前的例外事物，它甚至造成整个科学界的观点改变，使人觉得本来以为是例外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不需解释的“同义反复”，即被认为非如此不可的真理。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会推崇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同义反复，或者干脆宣布它是一个不需要经过实验证明、逻辑上不言自明的命题。对他们来说，该主义的学说是“非如此不可”的真理。既然如此，任何对达尔文主义不利的反证，他们都一概不感兴趣。
库恩接着描述一些从实验得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一般人都按照所受的训练去看一切事物；而他们认为不应该出现的，即会视若无睹，连最好的科学家也不例外；反之，因为他们要靠推理来解释那些极其难以观察的事物，他们因此更容易受“范式”影响而产生错误的观念。
库恩又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有关天文界能看到的一些现象，一直到哥白尼创导的天文学“范式”巩固之后，才正式地被“观察”到而得到解释。当然，假若库恩用生物进化论作为个案，他一定被定罪为“创造论者”。我们已经在第四章看到，化石记录显示非常广泛持久不变的常态，而达尔文主义者却闭口不提，认为没有发表的价值。这种“坐井观天”的思维不会因科学越来越高明而丧失。反之，因为资助研究的经费越来越受政府的集中控制，科学家只好集中精神从事被眼下“范式”所左右的研究工作。
新的“范式”并不单单对一些科学问题提出不同的答案或不同的解释。新的“范式”会建议问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寻找完全不同的资料。因此，互相冲突的“范式”从某方面说是“没有共同衡量标准的”。就是说，一种“范式”的信从者很难与对方作理解性的沟通。当一项“范式”不止是特殊的科学理论，更是非常广泛的哲学观点时，库恩的“范式”解释更显得真是确凿了。
我再从个人经验中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与一个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讨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究竟是否正确，是毫无意义的。我得到的回答多半是：既然新达尔文主义是我们唯一的科学解释，它必定与真理最为接近。自然主义者通常会承认任何理论都可以改善，总有一天我们会对自然进化论有更清楚的了解。反过来说，要追问自然主义进化论本身是真是假，他们会说这是无稽之谈，自然主义进化既是唯一可以构想的对生命的解释，而生命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理论当然正确了。
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科学自然主义对科学家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哲学。它让科学几乎完全垄断了知识的生产，担保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是科学研究不能解决的。然而我要问的却是：这种哲学观点是否仅为科学家职业的偏见（虽然是可以理解的偏见），抑或是了解自然界最客观的有效方法？有人不断把自然主义进化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大众成为进化论的信徒，其关键就在于此。
如果科学自然主义要在当代文化中占优势，除了提供物质世界的信息之外，它必须有别的贡献，必须说明自然“创造”故事在精神上及道德上有什么后果。
简言之，进化论必须成为宗教。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如何完成的。
－审判达尔文第十章达尔文主义者的信仰－
国家科学院院长弗朗克·普雷斯为1984年出版的《科学与创造论棗国家科学院的意见》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告慰国人说：“认为进化论代表宗教与科学之间无法和解之冲突……是错误的。”普雷斯博士解释说：
许多宗教领袖在科学的立场上接受进化论，而不放弃宗教信仰的原则。不论怎样，正如1981年国家科学院会议的决议案所说：“宗教与科学是分立而互不相关的人类思想领域。将它们联系到一起便会导致对科学理论或宗教信仰的曲解。
该科学院所关心的，只不过是要证明它反对科学创造论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解释什么是“宗教”，或在什么情况下宗教界可以受到保护不遭受来自科学的干涉。斯蒂芬·古尔德对这问题说得更多，他反驳厄尔文·克里斯托尔所说的，目前传授的新达尔文主义“对宗教信仰有理念上的偏见”。古尔德说，大多数科学家对宗教都无敌意，因为他们的课题“并不涉及神学所关心的范围”。
科学不能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正如宗教不能判定地球的年龄一样。诚实明智的科学家（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都是）早就知道科学能解决问题的限度，以及科学方法的力量该有的范围。达尔文自己也曾感叹科学不能干涉邪恶或类似的道德问题，所以说：“狗也可以揣测牛顿的思想。让每个人尽力盼望与相信吧。”
古尔德与达尔文以上的答辩中含有很严重的问题。如果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去生活，那就是说这知识可以从宗教中获得，还是说我们不知何为善恶，好像狗不知牛顿的思想呢？每个人都可尽力去希望与相信，但有些人说希望与相信只是主观感觉的表达，除非建立在科学知识稳固的根基上，希望与信仰仅为情绪上的胡闹而已。
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康奈尔大学知名的历史教授威廉·普罗文正是这样说的。他坚持说，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接受生物进化论，“就需要在进教堂大门之前将头脑存放起来”。尤其是：
现代科学直接表明，这世界是严格地根据机械性的原则组织而成。在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有目的的原则。没有用理智可以发现的神明或设计力量……
第二，现代科学断然认为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伦理定律，没有引导人类社会的绝对原则。
第三，人是极度奇妙复杂的机器。人之成为有道德的人是由于两种基本的作用，即遗传与环境的影响。仅此而已。
第四，我们必须认定：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死了，一了百了是我们最后的终结……
最后，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意志棗在不同可能的反应中，作出不受强迫、不能预料的自由选择棗根本没有这回事……就目前所了解的进化过程来说，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真的能自由选择的生物。
古尔德向克里斯托尔郑重宣告，在支持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中，“对宗教的态度有极大的幅度的差异，从每日虔诚祈祷者至坚决的无神论者都有”。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后者远多于前者。普罗文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大多数的进化主义生物学家是无神论者，“许多人因为认识了进化的机制作用及其他科学而走上这条路”。少数认为生物学与宗教不冲突的人，“或是思想迟钝，思想分裂，或是不自觉的无神论者”。科学组织隐瞒这冲突是因为恐怕丧失科学研究经费，或因他们认为宗教有助于道德教育。普罗文指着科学院1984年的宣言，说：“这些解释还可算是权宜之计，但在理智上是不诚实的。”
当我们将混乱的名词澄清之后，协调这些言论并非难事。该科学院说“进化”与“宗教”并非无法相容，字面上是正确的。当这些名词没有确实的定义之前，任何一个词没有足够的内容当然不可能造成冲突。甚至进化与“有神”的宗教也可相容，因为神或许也可用使一类生物逐渐地进化到另一类的生物作为“创造”的方法。这样的进化并非科学家所想象的进化，但是他们不向大众坦白说明，因为对自己并无益处。
古尔德的话也同样引起错觉。许多科学自然主义者接受“事实与表面价值之区别”，不要求科学描述真实的知识一定直接导致必须之行动。另一方面，他们不认为一切伦理的言论都同样合理。一个理智的人会从确实知道的基础上开始推想，不会从未知或不确实的基础上出发。正如辛普森所解释的：
当然，有些以宗教为名，且有宗教情操的信仰仍然存在，但是因为显然与进化论冲突，所以虽然有感情的吸引力，在理智上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我认为进化与真宗教彼此相容是显而易见的，不必再加讨论。
以科学的信条将宗教划分为真宗教与伪宗教当然不算“反宗教”。但却与科学院的宣言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互不相关、分立的两个人类思想领域的看法直接相冲突。
科学自然主义者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他们从不将科学与宗教的领域放在同等严肃与重要的地位。就他们而言，科学是客观的知识；宗教只是主观的信仰。若有选择的话，理智的人接受客观的知识，而轻视主观的信仰，所以认为二者无需冲突。理性不能了解的宗教信仰（例如：一位造物主突然设法将自己的旨意向世人启示）只是幻想而已。自然主义的宗教，以科学作为事实的形象，这是控制非理性力量作有理性用途的一种方法。它可用作招募支持科学计划的工作，例如发展环境保护与医药研究等项目。
美国科学家联盟（简称联盟）招致达尔文主义者的愤怒，指责他们将科学与错误的宗教混在一起。联盟的成员是科学教师和福音派的基督徒，忠于基督又忠于科学对自然世界之研究。一些原教旨派的创造论科学家在多年前脱离联盟，不满他们不但接受地球极古之地质证据，而且接受生物进化的理论。
联盟的领导已大体接受“和谐共存说”（compatibilism，即认为科学与宗教各有不同的领域，所以互可相容）和“神导进化论”（theisticevolution）。神导进化论难下定义，但包括主张神统治自然世界，而在科学上则避免与达尔文派势力争论。但因达尔文主义者越来越鲜明地表明他们的立场及其主义在宗教及哲学上的涵义，使联盟的有神论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无论如何，和谐共存说有其限度。国家科学院1984年的小册中强烈的自然主义偏见，给大众一个印象，认为进化论的各项问题都已解决，对此联盟的领导不得不采取行动。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出版了48页有图解的小册子《在争论气氛下讲授科学：美国科学家联盟之见解》寄给数以千计的中学教师。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是鼓舞教师以开明态度教学，尤其对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保持中立，例如生命是否真的偶然出现，寒武纪大爆炸时第一批动物是怎样进化出来，人的理智与直立姿态如何进化而来等等。
撰写这本小册子的人，都天真地期望它能得到多数科学家的欢迎，改正进化论者的过分自信的态度，当他们极力说服大众不要再有任何怀疑的时候。一些官方的科学组织与创造论者处于战争状态，其政策是要求创造论者无条件投降。那些自命为科学家但又试图说服学校教师，说什么关于自然主义世界尚有些“未解决的问题”的人，将被认为是这场战争中的内奸。
报复迅速来到。加州一位专与创造论纠缠的“科学咨询者”威廉·贝涅塔，组织一群科学界知名人士加罪于联盟的小册子，指责它“企图以伪科学的系统代替真科学，去证明圣经的叙述”。《科学教师》（thescienceteacher）杂志发表了一些贝涅塔所编写的文章，标题是《科学界谴责重新精心包装的创造论》。九位知名的科学家，包括古尔德、菲秋马、埃尔德里奇及萨里奇等，对这小册子严加斥责。文中大意说联盟成员是狡诈的创造论分子，以科学客观态度为借口来掩饰圣经字字可信的信仰（biblicalliteralist）。
这些控告使小册子的作者颇感困扰，并且控告的偏颇失实使熟悉联盟的人很容易认为控告者乃蓄意歪曲。其实，也不能说狂热的科学自然主义者有意欺骗，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信仰神的人中各派系微妙的差异。就狂热的自然主义者而言，承认信神的人或为无害的感情主义者，只是口头提到神，而基本上仍持有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或为创造论者。这两方面的人都是愚夫，但后者具有威胁性。
在狂热者的眼光里，美国科学家联盟的作者具有相信创造论的充分证据，除了暗示生物新种的出现可能有上帝介入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目的不停地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呢？这样说便是创造论，况且联盟承认，自己是相信圣经权威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反对科学的进化论，必定是因为它与圣经的叙述相冲突。此外别无理由。
只是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将错误的宗教与科学联系一起是可憎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引用近代合成进化论重要发起人中的两位，即多布赞斯基和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宗教，即“进化人文主义”（evolutionaryhumanism）向人类提供“神圣责任”及“光荣机会”，促进进化过程在地球上达到最大的成就。这不只是他们的意思，不单要努力保证产子最多的品种继续产子最多，并且要促进“人体内在的潜能”得以“完全发挥”。美国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受同样的理论激励，在1933年为“宗教人文主义”发起了一场运动，它的宣言反映了当时科学自然主义者的假设，即有神宗教被淘汰之后，会引进人类社会的合作及科学进步的新时代。不久，希特勒真的实现了某些人类内在潜能的发挥。杜威的继承人在1973年承认，因为以往40年的经验，证明当时的宣言“太乐观了”。
修正的宣言不得不向现实让步，例如说，“科学有时不能带来良善，反而带来邪恶”，及“传统宗教确非人类进步的唯一障碍”，但基本的言论仍未改变，即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人类：
明智地运用科技，我们可以控制环境，战胜贫穷，大量消灭疾病，延长寿命，显著地改良人的行为，改变人类进化路线及文化发展，开启大量新能源，给人类提供到达富足与有意义人生的无穷机会。
较任何人更彻底地从进化中引出广泛的乐观主义的言论者，莫过于德日进。他是科学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叛离耶稣会的神父，在“贝尔当人”及“北京人”的发掘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德日进要使基督教现代化，将它建立在进化论的磐石上，而不建立在巴勒斯坦2000年前的传说中发生的事迹上。一些比较严谨的唯物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德日进的言论只是假意的噱头，但是对像多布赞斯基这样一些比较有心灵情操的人则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对克里斯托尔的反应中，古尔德举出“这一世纪最伟大的进化论者又是一生为正统东正教徒”的多布赞斯基，来证明进化论与宗教可以保持和谐。就多布赞斯基而言，二者更甚于和谐。在他的《进化中的人类》（mankindevolving）一书中说，达尔文已治愈了“哥白尼与伽利略造成的创伤”。这创伤是指发现人与地球不是物质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则将人置于宇宙的精神中心，因为人现在已明白进化论，并且开始有控制进化的潜能。多布赞斯基兴奋地说：“进化不再需要依靠外来命运的支配；相信它可由人依其智慧与价值而控制。”为了更详细说明，他向读者介绍德日进以下的一段话：
进化是理论、体系或假设么？全都是，它更是基本原则，一切理论，一切假设，一切体系今后都该向它屈服，满足于它然后才为真实而可理解的。进化是一道光，照明一切事物；是一个轨迹，一切思想都该依循。这便是进化。
换言之，进化是人人必须崇拜的上帝。进化会把我们带入天堂，即德日进术语中所谓的“顶点”（thepointomega）：
一切意识和谐之汇集成为类同超意识（superconscious）。在这大地上不止有无数思想单位，也有单一思想的脉络，最后形成有轨式的有效思想单位。众多单独思想的结合，并互相彼此加强，而成为一个一致的思想……在思想的维度中，如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这宇宙除了必然聚合成无可限量之外还有什么？
这些幼稚乐观的、企图塑造一个科学的宗教的思想，至今仍残留在“新世纪”运动中。但达尔文主义者今日对人类前景已倾向于较悲观的看法。1988年，梅特兰·埃迪与唐纳·约翰逊揣测“现代人”（homosapiens）将因核战争或生态剧变很快灭绝。这令人沮丧的情况，是因为科技急速发展而产生大量有毒废物，毁坏原始森林与臭氧层，及人口无限制地增加。我们无法用理智处理这些问题，因为“本质上，我们仍是容易激动的石器时代的”，只能创造科技而无法控制它。埃迪与约翰逊认为科学将能利用遗传工程设计“更好的人”。人类若要避免灭绝，必须有政治的力量控制进化，使进化成为人的选择，不再任由盲目的自然选择操纵。
这些企图将进化论作为宗教或伦理体系，并不是一时的糊涂，几乎一切知名的达尔文主义者都已一试身手。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关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幻想故事，或说是虚构的创造论。因此，很明显地，进化论可作为揣测人该怎样生活，怎样选择的基础。创造论者有理由以神的创造与神的旨意为基础。科学自然主义也有理由以进化论作基础，视人为自然的产物。
从神秘角度来说，达尔文主义将人从由高于人的力量控制其命运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类起初将自然现象，例如天气与疾病，作为皆由超自然所控制；当人类学会控制及预测自然力量时，便将较小的神明放在一边，而相信有一位统管宇宙的造物主的高度进化之宗教。
最后，古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了，现代人则获悉自己是一种没有目标、也不关心他们的自然盲目作用的产物。于是，“神死了”的结论使一些人觉得是个大损失，另一些人则以为是解放。从什么解放呢？若盲目的自然产生了有智慧控制大地能力的人种，若这能力以前因为迷信被掩蔽，那么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前景便不再有限度了。这便是1933年人文主义宣言所传达的信息。另一可能便是无目的的自然产生了无理性的力量所控制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权力便是理，人类自由只是幻想而已。统治之权属于能控制使用科学的人，所以统治者不必顾虑人民的要求，因为科学认为这要求是无理性的产物。原则上，应该促使人民要求更好的东西。让他们照常生活并非仁慈，因为容易激动的石器时代的人，若能使用科学技术便只会毁灭自己。
不管达尔文主义者采取乐观或悲观的见解，他们认为必须使人们像科学自然主义者那样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必须学会把科学看作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是改良甚至保存人类境况的唯一力量。这就要求用公共教育来做灌输的工作。下一章便会讨论。
－审判达尔文第十一章达尔文主义者的教育－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偏僻的南肯辛顿区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华丽建筑物中。为了纪念建馆一百周年，1981年对达尔文的理论作新的陈列展览。访客入馆时首先看见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
世界上有这么多种类的生物，你是否感到惊讶？
有一见解认为今日所见的生物，都由久远之前的祖先逐渐改变进化而来的。
进化怎样能发生呢？一个物种怎样会变为另一个物种？
本厅中的展览让你看到一个可能的解释，即查理·达尔文的解释。
附近还有一张海报说：“另一见解便是上帝创造一切生物，完美而不改变。”博物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肯定地说：“自然选择的进化观念，严格地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只由逻辑推论而来，并没有实验证明。又说：“若进化论是真的”，可为生物分类学家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自然界有“群体之中的小群体”。这展览的主要信息是说明，达尔文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学说，但并非不可怀疑。
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对这些相对的言辞有激烈的反应。英国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周刊的“社论与来信”栏，便成为争论的场所。一位新达尔文主义的健将霍尔斯特德开始不仅攻击这次有关达尔文的展览，而且攻击该馆对恐龙与人类进化的展览，认为这些展览的错误在于使用分支学说（cladism）的分类法，因为这种分类法假定没有一种生物可证明为他种生物的祖先。又说分支学说的文献充满了误用的“迈尔、辛普森，甚至达尔文本人的材料”。因为这些知名人士坚持“将今日所观察的作用，延伸到过去的时代，便足以解释化石记录的变化”。
霍尔斯特德指控有些展览不但达尔文主义，并且攻击进化论本身。例如“人在进化中的位置”的展览特意否认直立人猿（homoerectus）是现代人的祖先。所以“创造论者多年所坚持的信念，现在由自然历史博物馆公开地宣告了”。
但霍尔斯特德并不将这些过错归咎与创造论者，而归于马克思的信徒。他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偏爱突然改变的进化作用，而不是渐渐不断的变化，因为这样更符合他们的社会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化乃由革命性大突变而改变到另一种状态，达尔文的渐进主义则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由自由经济竞争及民主改革而逐步改良的。霍尔斯特德没有提出博物馆的科学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确实证据，但坚持博物馆“有心或无心”地怀疑达尔文的渐进主义，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指控政治动机可算为很好的娱乐。但重要的是，从前只在专业团体中表示对新达尔文主义及化石祖先存在的怀疑，今由博物馆公诸大众了。特别是有些陈列指出正统的进化论只赖某类逻辑支持而非依靠科学证据。在《自然》周刊中发表的一份报告引用了博物馆一位高级科学家向大众所作的演讲：
适者生存是句空话，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所以许多评论家说，不但进化观念并不科学，连自然选择也不符合科学。我们应否相信自然选择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某些预定前提推理来的必然结论……
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见解是一个逻辑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此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
尽管我们相信进化确实发生了，但显然我们对这问题应存开放的态度……
我们不能证明这观念是真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或许某一天有更好的学说可以代替它，但到那时才……
写报告的人说：“若这些是我们的朋友与支持者的语言，则创造论会帮我们防御仇敌。”
《自然》周刊中的一篇社论，以《达尔文死在南肯辛顿》为题，用以下的夸张词藻质问他们认定的侵犯者：
本该视为近乎达尔文主义城堡的博物馆，主持的人是否失去了勇气，更不用说失去良知了？……在向公众介绍科学时，对还在争论的题目，适当地说还遇有怀疑，谁也不会反对。但进化论对认真的生物学家而言，还有怀疑么？否则，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论，除了引起混乱之外有何作用？
这篇社论揣测说，博物馆的陈列是一班与该馆科学家不太亲切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因为多数知名的生物学家“宁愿失去右臂也不愿以‘若进化论是真的’作为一句话的开始”。这揣测激起了22位知名生物学家的愤怒，惊奇《自然》周刊会“主张将学说当作事实介绍”。这些生物学家说：“对进化论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明”，虽然有“许多间接证据，且无更佳的选择”。或许太天真了，他们结论说：“若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明天便可放弃进化论。”
信函与社论的交互反应继续了数月之久。《自然》周刊的编辑迟迟才发觉，达尔文主义在科学家中较他们所想象的更难一致，于是在一篇关于正当怀疑之范围的主要文章中，采取了较温和的路线。这篇以煽动性的《进化论的真实性有多少？》为题的文章，因作出让步而令大众惶惑，且较博物馆的陈列更使达尔文主义者吃惊。那些编辑先阐明卡尔·波普尔曾说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而且不能证伪，又不明智地承认这评论在“技术上的正确性”，再勉强地解释说，“进化论并非毫无经验证据支持”及“形而上学的学说也不一定是拙劣的理论”。
该编辑的文章进而承认，“大部分的人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怀疑”。因此鼓励博物馆向怀疑者挑战，阐明争论之处。他们将怀疑者分为两类：“有些人怀疑达尔文主义出乎令人敬重的立场，另一些人认为生物发生的过程实由超自然的作用而来。后者的理论甚至不是形而上学，简直就是不科学的”。这篇文章最后说，为了不致令科学家气馁，“怀疑主义运动”（即认为科学理论没有绝对的真实性）不要“太深化”。虽然《自然》周刊主张消除一切成见，但坚持“有一成见是可容许的且是必要的，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信念；即一切可观察的现象都可以用理论来解说”。
《自然》周刊的评论不仅暗示达尔文主义属于形而上学的系统，由信仰支持，还因鼓励博物馆引起大众怀疑达尔文主义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而招致责难。这样无法下台时，该周刊在数星期之后发表另一篇文章企图平息风波。它肯定说，虽然“没有生物学者会否认上帝造人的可能性，若有人这样相信，那么他也会认为达尔文所观察的机制也是上帝所选择的创造方法”。博物馆的责任不是为迎合怀疑者，而是为进化论辩护：
面对宗教与神秘派有组织的压力，进化论者也需要表达自己见解的组织。这些见解应该赢得热烈拥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不应该降格为政治宣传的片面说辞与故作高深。对愿意听的人有适当的信息，而不需要与辨别过细的科学哲理家长久争辩。
相信分支学说者在这场辩论中也有所得。特别尖锐的是斯·纳尔逊的信：
在这行业中较有宣教士心志者的惊讶下，分支学说者不将化石作为特别启示，而将化石当作好似与其他生物标本一样，试图作适当的解释，有关细节更是如此。这样的作风对外人而言虽然合理，但化石学家们不情愿地碰到分支学说时，对他们感情的打击（我见过次数多得不计其数了），好似一个持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牧师遇见一个不速之客，说圣经不过是许多好书之一而已。我只要说现在有一种建立在巩固基石上的教会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将《物种起源》当作许多好书中的一本，已经足够将参观博物馆的群众引入歧途了。一位为达尔文主义何无神论辩护又以思想清晰而著名的哲学家安东尼·弗卢后来解释说，这场插曲都肇因于“公仆”（指博物馆的科学家）的背信。因为他们有责任介绍已成立的真理，而不该传播非正统的意见使大众惶惑。他公开指责这些傲慢自负者，“滥用公共机构的资源，去向参观这些公共陈列的外行人，推销自己宠爱的理论（分支学说），好似它已被有资格判断的专家们所公认。而这些外行人大多数是无邪的青年”。
弗卢报告说，“这些讨厌的材料已逐渐被收回”。正如这段话暗示，博物馆已经在压力下投降了。博物馆的发言人致函《自然》周刊解释说，馆员避免以教条式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企图不幸“给人的印象与目的相违”，录象片中说适者生存是一句空话的一段，已马上剪去，并将继续肃清其余的陈列。
当我1987年去该博物馆参观时，陈列已不再令观众感觉达尔文的理论尚有争论之余地了。例如在达尔文陈列厅入口处，那块写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等词句的罪大恶极的广告牌，已被以下这段使人恢复信心的告示所取代：
当我们将自己与化石中的亲属相比较时，便会发觉人已经进化的证据。
达尔文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一种观点，就是一切生物，都经极长久的时间逐渐演变而来。
这便是我们说的进化。
许多人认为进化的理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
起初陈列“模棱两可的话”给人对达尔文主义有足够怀疑的印象，但没有清楚说出那可以怀疑的是什么。后来博物馆发言人在接受访问时解释说，那怀疑并不指化石中缺乏中间型生物，或在寒武纪初期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或解释遗传密码来源的困难，或育种实验中变化之限度，或“有希望之怪物”的争论，或间断平衡之争论，或剧变灭种之重要性。当初的陈列在有见识的批评家眼光中，已分明是一种掩饰，而非明白说出达尔文主义的难处。虽然如此，博物馆的发言人说，现在与20年前的进化陈列时已大不同了，当时的馆长（加万·德·比尔爵士）“写过一本小册子，提到今日进化已被接受为事实，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别无其他。就他来说，重要的观念已经成立，没有再需要思考的余地了”。
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教育家向青年提出进化的证据时倾向于使用含糊之词，并非实际由于创造力者的反对。向易受影响的人讲授进化论，用可能引起怀疑的言语，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极愤怒的。例如解释间断平衡的辩论时，必会给怀疑者一个印象，即达尔文主义者无法从化石中找出广进化的证据，因而作不充分的辩解。不管专家怎样热烈坚持，他们只辩论进化的速度，而不关注进化是否真的发生了。但少数聪明的青年会觉悟，因为没有逐步递变的事实，进化可能缺乏证据。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讲授进化不是为鼓励未成熟的心灵或已成熟者去思考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其他可能性。
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包括创造论者以及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团体。70年代初期，创造论者说服州教育局采取“反教条政策”。但此后科学教育家进行反击，他们迫使教育局颁布明白条文，训令学校根据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解来讲授进化。
教育局在多次辩论之后，1989年初颁布了《讲授科学的政策宣言》（policystatementontheteachingofscience）。虽然目的在于鼓励在课室及教科书中对进化有更多的讲解，但没有这样明白的说出。因为这些教育家要对科学作一笼统的宣言，而不承认进化论是一特殊的个例，包括宗教与哲学上的问题，与其他科学领域有异。
表面上，《政策宣言》是合理且宽宏大量的。开始说，科学是探究自然界可观察的事实，与可以试验的假设；不是研究神圣的创造、终极目的，或终极因由。这些非科学的题目该划归到文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政策宣言》着重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而非强迫信仰，所以不论讲授科学或别的课题，都不该采用教条方式。《政策宣言》甚至重复说明信仰与理解的重要区别：“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公民，学生不必完全接受在自然科学课程中所讲解的一切，但必须明白科学思想中的重要线索，包括方法、事实、假设、理论以及定律”。
《政策宣言》又继续解释说，科学的事实、理论、或假设，都可以由试验而作取舍；这一点与信仰或教条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没有试验的标准，所以不能在科学课室中讨论。并且说，科学教师在职业上必须坚守科学阵地，应该将科学以外的课题敬重地请学生与家长或牧师讨论。
若不知道知识与信仰微妙差异的人，会以为《政策宣言》是保护相信创造论的学生的权益，假使他们“理解”进化论的话，可以质问它的真实性。这是误解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如果理解进化论而又真的不信是不可能的，好像理解算术而将二乘四作为七一样。对达尔文主义者而言，纯自然主义的进化是该学习的事实，并不是可以质询的见解。只要不影响他人，一个学生可以默默不信，但学生或教师都不得在课室中讨论不信的理论。
《政策宣言》不是为着保护异议者，而是在表面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系统中，为自然主义之进化作为事实讲授，作哲理上的辩护。这辩护认为科学因其方法的可靠性应受另眼看待。科学上的事实与理论不断受试验，哲学有或宗教教条“至少部分基于信仰，不受科学试验与反驳”。虽然促进信仰不符教育目标，推广知识却是教育责任。凡明白个中含义的人都知道，这些含糊的言词都为着这一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属于知识不属于信仰，所以反对的人是出于无知；消除无知才是教育所应有的目标。
继《政策宣言》之后的课程指导叫做《科学体制》（scienceframework）。《科学体制》告诉教科书的出版商，若要争取庞大的加州市场，必须怎样做。它口头说，教学必须使用非教条式原则，但却有明显的信号要求讲授进化，去说服学生相信正统的进化理论为目标。该理论的重大困难则被忽略或漠视了。又要求教师向学生重新肯定科学是可靠的，它是自我更正的事业；对进化论所谓根据科学的反驳已被科学团体考虑后而拒绝了，所以进化是“已被接受的科学事实”。
这些文件中的言词好似在蓄意隐瞒事实，而非表彰事实。例如《科学体制》没有承认科学无法证明随机的突变与选择怎能产生复杂的生物构造，反而将自然选择与适应作无谓的分别：
自然选择与适应是两个不同的观念。自然选择指适应环境的生物特征在后代中有更好的表现……适应乃是生物因环境刺激的反应作用，由于自然选择而改变构造与行为。
对于古生物学家无法鉴定任何大类生物的祖先，便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抹煞了：“寻求彼此关系最近的种类生物进化的相互关系，重于寻求祖先。”关于广进化的速度颇为难堪的争论，也只用一句话掩饰：渐进的变化除了例外之处，是一般的规律。
虽然生物的改变是逐渐而经过极长久的时间，但有些生物巨大的改变，在地球历史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这包括进化、多样化，以及许多化石物种之灭绝。
最后，《科学体制》以图表说明细胞色素c系列中分歧的规律性。这所谓“分子时钟”的现象，与根据于自然选择的预测相反，所以需要发明另一个分子进化理论去解释。但《科学体制》却说，图表中显示氨基酸系列在分子进化中变化率的规律性，它的结果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测。
在《科学体制》的前言中，作者赞扬科学是一个“探求欢乐的无限旅程”，并强调激发学生进行科学探求的兴奋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这兴奋的感觉却不可涉及进化的基本问题。他们可鼓励学生考虑从事生物工程事业，但解决进化之奥秘是不能的事，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坚持它根本没有奥秘。那“有趣的观念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只能谈细节了。
《科学体制》最可取之处，就是请教师及教科书的作者不要用一些言语来暗示科学理论要根据主观成分或信众的多寡而定。
不该对学生说，“许多科学家”这样想或那样想。科学并非由票数决定，而是由证据决定。也不该向学生说，“科学家相信”。科学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乃是有没有可受观察及客观理解的证据……让学生知道在科学领域中的任何问题中，极不能因某重要人士如此说（权威）或因历来都是如此说法（传统）而决定。
但是《科学体制》马上自相矛盾，将“进化”仅含糊地指为“通过时间的变化”。因为含糊的观念是不能由观察与客观理性试验的。《科学体制》劝我们相信这含糊的观念，是因为许多科学家这样说：“进化是一个已被接受的科学解释，所以在科学家群体中，更甚于重力与电子流动的理论，不加争辩。”诉诸权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教育家们，不能公开揭示进化论乃至直截了当地基于《政策宣言》中所谓的哲学信条上。这信条是无法由科学方法试验与反驳的。
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相信，这宇宙是纯由物质因果运作的封闭系统；又相信对生物界奇妙的、好似为某些目的而设计的现象，科学该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若是没有这些假设，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推论出各大类的生物都有共同祖先，或推论随机的突变与自然选择，能代替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这两个基本的信条都是不能试验的，所以根据《政策宣言》都不能在科学课堂中讨论。
发起在公立学校向学生进行灌输运动，可能是达尔文主义者战术的严重失策。过去，在中学教科书中进化论的材料较少，只是说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它。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或研究生院的学生才严肃讨论进化的科学证据。许多外行的人很少有机会知道，多少哲学以科学的名义讲解。即便知道内情，也无法作有效的反抗。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自己要求公立学校“多讲授进化论”而改变了这得意的情况。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公立学校应该竭力说服学生相信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要他们公正地指出使进化论难堪的证据。但在公立学校所作的是公众的事，即使创造论者也有权指出教科书或其他教材中的错误或含混躲闪之处。当局的压力可能一时有效，但坚决的反抗者终会说服大众，给他们对证据发言的机会。当圣经原教旨派以外的群众知道，达尔文主义者那样顽强地反抗一切对神的信仰，及达尔文主义极少科学证据，达尔文主义者会后悔脱离当初的掩护所了。
－审判达尔文第十二章科学与伪科学－
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对认识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廿世纪早期，年轻的波普尔住在维也纳城，那里的学术界由各种基于科学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如马克思斯主义，弗洛伊德（freud）与阿德勒（adler）等精神分析学派。这些意识形态普遍地被接受为自然科学的合法支派，并且因为似乎有很大的解释力而吸引了许多知识份子。波普尔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
会有类似理智的转变或得到启示的作用，令你看见那些门外汉所看不见的新真理。当你的眼目一旦开启，便可到处看见求证的实例，这世界充满了对理论的肯定。不管事情怎样发生都合乎其说。所以真理彰彰，不信的人显然是不愿看见明白的真理。拒绝的人或因与他的阶级利益冲突，或因“未经分析的抑制”而渴望寻求医治……。马克思的信徒翻开报纸在每页中都可找出他们对历史观点的证明。不但在新闻中、也在介绍新闻的方式——表示报馆的阶级偏见，当然更在报纸没有报道的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强调，他们的理论经常为“临床观察”所证实。
波普尔发觉，显然可以解释每件事的理论，实际上没有解释任何事。若工资降低，那是资本家要剥削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若工资提高，那是资本家要以贿赂来挽救腐败的制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预料的。精神分析者可以解释人为什么要谋杀，又可同样灵巧地解释为什么有人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活别人。无论如何，波普尔认为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理论，应该在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之外作出冒险性的预测。当预测很有可能失败的时候，预测的成功才真正有份量。
当波普尔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所用的方法，和爱因斯坦所用的治学方法相比，就得了很深的印象。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地以他的普通相对论（generaltheoryofrelativity），冒反证之危险，作出对实验结果的大胆预测。若结果不如预测，他的理论便会失去权威了。弗洛伊德派的人则不同，他们只去寻找求证的例子，并且将理论作成可以普遍适应的东西，所以任何事都可作为证明。马克思曾作出特殊的预测，例如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当所预测的事没有发生时，他的信徒们便修正理论，使它仍然可以作出解释，而不论所发生的事是正是负。
波普尔不止解决了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伪科学怎样不同的特殊问题，还着手解决了什么是科学、它与哲学或宗教怎样区别等更基本的问题。从前培根（francisbacon）系统地将科学视为归纳之操练。这模式已久为人接受，认为科学家设计理论是为了解释已有的实验数据，进而累积更多的证据来求证理论。但怀疑派的哲学家，特别是休谟（davidhume），则对能否用一系列所观察到的事实，来建立概括性定律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我们有限的经验中，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可以重复发生许多次；但继续观察下去则常有例外，而与常规冲突。这可能性不只限在理论上。科学家因那看似无懈可击的牛顿物理学华厦，在现代技术进步、有新观察方法时崩溃，而目瞪口呆。
以归纳法作为科学的基础不止在哲学上不妥当，事实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家并不照这模式作业。在科学的工作中，理论的设计常先于实验和数据的收集，而不是反方向进行的。波普尔说：“观察常是选择性的，它需要一个目标，确实的任务，兴趣，观点及问题。”若无理论，科学家便不知如何设计实验，或何处寻求重要的数据。
波普尔令人鼓舞的贡献乃在于推翻归纳法、形容科学的是从对世界的幻想或臆测出发。臆测可能全部或局部错误，但若充分明晰而可受评判地说出来，则可提供探究的。不是只要在世上寻找正面的例子，因这些是一定可以寻见的；而是要寻找反面的证据，故此知道需要更新更好的解释而藉之进步。
波普尔将他的重点以一句卓越的格言表示：“错误的科学理论，在其热望被视为正确的理论时被出卖了。”在某些个例中，这热望由于发现者的骄傲，他以手头一切的技巧去保护他的理论，因为与他的职业名誉攸关。就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而言，这热望由于认识世界而得的安全感所致。许多将自己的一生事业建立在那些理论上的人，在该理论被攻击时便觉得个人受威胁。这惧怕令他们不分好坏，不择手段，只要能保护他们的理论不被推翻便可。
波普尔提议以推翻的标准作为试验来分别科学与非科学；后者包括伪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些名词曾有些混乱，因为一般用法将科学作为某些主题的探究，例如，物理或生物为科学；历史与文学则为非科学。但波普尔的逻辑认为，科学的身份基于附从者对批评的态度甚过基于主题的不同。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可能使用教条或回避方式，就方法而言是不科学的。反之，历史学家或文学家可能将论文中的意义明晰表达而邀人反驳，这便是使用科学方法了。何处理论接受严谨的实际考验，何处便有科学；何处只实行保障理论而非考验，便没有科学。
“形而上学”这一概括的名词也有混乱。波普尔将一切无法实际试验的理论都归于这类。或许读者以为波普尔将“形而上学”的一切都作为胡说八道。但这是“逻辑实证论”（logicalpositivism）时髦的见解，而非波普尔的见解。逻辑实证论者将一切思想都以科学标准来衡量，因此认为可以证实的言论才有意义。把无法证实的言论，例如“奸淫是不道德的”之类，作为无意义的喧哗，或作为仅是个人爱好的表达而已。
波普尔激烈反对逻辑实证论。他认为若将形而上学放弃，则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宇宙性的陈述，例如普通科学大定律，是无法求证的。（我们怎能求证在整个宇宙中熵永远增加呢？）波普尔认为从形而上学中，即从对世界的想象臆测中，科学产生了。举个例说，占星术与古时的神话曾有助于天文学之发展。科学探究之要点不是直接拒绝形而上学的论调，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企图将之化为可以实际试验的理论。
波普尔坚持说形而上学屡屡重要而有意义，虽然不能科学化地试验，但可受人评判，取此舍彼都可说出理由。波普尔甚至说，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等伪科学家，也有宝贵的洞察力，将来可能在实际的心理学界中有他们的地位。波普尔对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是无稽之谈，仅是说他们在临床检查中，让自己随时可以找到正面的证据而欺骗了自己。
由于这些复杂因素，自然科学与其它可贵的理智活动，其推翻的标准可以一致。波普尔的贡献乃在提倡不必为科学划出界线，但要强调对科学家或非科学家同样重要的，而常被忽略的理智上之正直。他告诉我们不必惧怕做错，不要遮盖已做错的事；不要躲避在易于解释一切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安全错觉中。
我们若用波普尔的格言来判断达尔文主义者的作风，会有什么结果呢？达尔文自己虽较坦白地承认：证据对他的理论要点难于一致。但最后每一难处他都以高调的词藻去解决。他形容《物种起源》是“一冗长的辩论”。辩论的中心便是认为共同祖先是很合理的，所以严谨的试验是不需要了。达尔文没有提出冒险性的实际试验，所以这科学的开头便错了。他领先以理论化解化石记录；引用人工选种繁殖为证据但不提及它的限度；将微变与巨变的重要分别抹杀，因此自己树立了以辩护代替求证的传统。
遗传递变是达尔文的中心思想，后来被人称为“进化的事实”，从起初便受保护，没有经过实际的试验。达尔文曾让某些问题作为有待解决的题目。例如将自然选择视为生物改变的机制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但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已成为教条乃是事实；而有关改变过程的争论延续到今日，已将注意力从这事实上转移了。
中心思想是极重要的，因为进化的“事实”与达尔文的学说并没有真正不同。当我们断定不同种类的生物，在遥远的过去里都有共同的祖先相联系时，我们便作出很多有关祖先怎样发展新器官、怎样披上新形状的暗示。在百、千万年时间里，祖先产生后嗣的生殖作用，都与我们目前所观察的相同。生物只能产生同种的生物，所以大改变只有聚积历代的小差异而来。这样逐步建造复杂的器官，必须有某些力量的指使，而这力量必只是自然选择。细节或可争论，但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都在祖先遗传的观念中暗示出来了。
科学家这样不辨是非地接受共同祖先的观念，有什么动机呢？我们只能揣测。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无疑使专业科学家的声望大增。自动进步的观念也与那时代的精神相符，甚至吸引了宗教领袖的大力拥护。无论如何，科学家尚未严谨考验进化论之前便已接受了它，进而利用一切权威说服大众。纯自然作用足以从细菌中产生人，从一堆化合物中产生细菌。进化论科学成为专找符合的证据，以解释排除反面证据的事业了。
当新达尔文合成论（neo-darwiniansynthesis）成功之时，它下降为伪科学便完全实现了；1959年在芝加哥庆祝《物种起源》出版百周年纪念中，它达到受崇拜的目的。这时达尔文主义不只是生物学中的理论，也是科学自然主义宗教中的要旨。它有自己伦理的目标，及用社会与遗传工程救世的计划。在芝加哥的大会上，朱里安·赫胥黎是最受尊敬的讲员。他毫无拘束地高奏凯旋：
将来的历史家或会将这百年纪念周，作为这大地历史上一段重要而有决定性时期的缩影。在这时期中，进化作用在好奇的人身上，开始自我知觉了。这是第一回在公开场合中坦白面对事实，即各方面的实质都在进化，从原子与星宿至鱼类花草，从鱼类花草至人类社会及价值观，的确，一切实质都是单一的进化作用……。
在进化的思想式样中，超自然没有地位也无必要。这大地不是被造而有的，而是进化而来的。一切动植物也是如此，包括我们自己——精神与灵魂及脑子与身体。宗教也是进化来的……。
最后，进化的眼光使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不很明白）新宗教的面貌。它必兴起服事将来世代的需要。
这些见解当然远超任何实验科学所能证明的。为了支持这世界观，达尔文主义者不得不用波普尔所警告的，追求真理者应当避免不正当的策略。他们最重要的计谋，便是将“进化”作为含糊之词，欺诈运用。
“进化”一词在达尔文主义者的用法中，包涵一个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在这体系里，无需创造主的参与，物质自己进化，组织到目前复杂的状态。但“进化”也指远较适度的观念，例如微进化或生物之间彼此相似。深色飞蛾在背景的树皮深色时，会在飞蛾群体中占优势，所以显示进化。同时将话语一转，便说人由细菌以纯自然遗传而来。若老练的批评家看穿群体中的变异与巨变无关时，则达尔文主义者便否认微进化的证据，而指出生物彼此相似为“进化的事实”。或者他们说在生物的分布中，外围岛屿的物种近似附近大陆上的物种。因为“进化”指许多不同意义的事，所以任何例子都可引为证明。其诡计仍是以证明最起码的意义，作为证明形而上学的整个系统。
自然选择名词的使用可以巧妙地使它或明或暗。当没有不友善的批评者在场时，达尔文主义者将自然选择作为创造的力量，解释任何的改变成不变。但当批评者要求实验求证时，达尔文主义者会说，科学家已发现另一机制，特别是在分子的层面；因之将自然选择贬为次要而避免考验。即使对理论有一些健康的辩论，进化的事实是不容置疑了。当批评者的目标被转移时，“盲目的造表者”又用后门回来了。达尔文主义者会解释说，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怀疑达尔文自然选择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另一因素促成生物外形适应的特征。
当反面的证据无法否认时，达尔文主义者便临时设立新的理论来反抗。菲秋马的教科书告诉大学生说，“达尔文较任何人更能给一切生物……下结论，即变异性而非稳定性乃自然定律”。所以化石记录中遍在的稳定性被他及化石学家漠视了。除非将稳定性扮成“间断平衡”的证据，否则是不能公诸大众的。“间断平衡”初听好像是新理论，实际只是达尔文主义的微小修改而已。达尔文主义者也可将稳定性解释为稳定性淘汰，或发生过程之约束，或多样进化，因此，正如变异性一样，稳定性也变成达尔文主义所期望的了。
达尔文主义者有时会寻找正面证据，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找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或弗洛伊德分析要杀父亲而娶母亲的病人一般。达尔文主义者找到了更多微进化的例子，或生物自然相似的另些样本，或可能含有现代哺乳动物祖先的化石群。但是反对共同祖先理论的证据他们从来寻不到。因为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这些证据是不存在的。“进化的事实”是定义上的确实，所以反面的知识是无意义的，一般也是不可发表的。
若达尔文主义者有意采用波普尔的科学探究标准，便需将“共同祖先”的定义作为需要实验证实的假设，而不得作为生物彼此相似之逻辑推理的结论。生物间相似的式样，包括一致的遗传密码，实有共同因素的涵义。生物有共同点正告诉我们生物在许多不同场合中藉机遇进化而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相似可能由于共同祖先，可能由于非聚积微变而改变的祖先，也可能由于科学知识范围之外未曾考虑的作用而致。不管怎样倒唯物论者的胃口，共同祖先只是假设，而不是事实。因为是假设，它该受注意尊重。所以根据波普尔，我们必须加以严谨的试验。
若要那样做便该预测，若共同祖先的假设是真的话我们该找到什么。到目前为止，达尔文主义者只在找正面的证据。它的结果显示波普尔的警言“证明若由于冒险性预测的结果方可重视”何其可贵。至于一百多年来化石的探究，若达尔文已预先作出冒险性预测的话，他便不至预测单一的“祖先群”如兽孔目（therapsids）或凑杂的东西如始祖鸟，为广进化仅有的证据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只去寻找正面的证据，才会将这些例外的样本视为证据。达尔文主义者前未预测到所谓分子时钟的分子关系极具规律性；但当他们将理论大幅修改以迎合这新证据之后，便说这分子时钟现象“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
经波普尔的原则分析之后，达尔文主义者所引用的求证例子实似反证的例子。但我们在此不需急于作裁决。若达尔文主义者将共同祖先改为科学的假设，进而鼓励寻求反面的证据，则更多的反面证据自会出现。对达尔文主义最后的裁判，便可因此无虑地让科学界自己慎密思考。当然科学界必须证实他们愿意不存成见地探究这问题。
成见是主要的难题，因为科学界的领导者认为他们正与宗教的基要派作垂死的斗争。他们将所有相信有创造者参与这世界的人都当作基要派的教徒；并且认为这些人是开明、自由之威胁，更是支持科学研究经费之威胁。科学自然主义成为荒诞的创造故事时，达尔文主义扮演了与基要派作战的观念上的重要角色。为着这缘故，科学界尽心保护达尔文主义而不去试验它，进而歪曲科学探究之规则，以帮助达尔文主义。
若达尔文主义的目的在乎说服大众在自然世界之上没有超越的意向和智慧，则他们这目的对科学探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限制。第一，科学家不能考虑一切的可能性，只能考虑在那些符合狭窄的自然主义哲学的范围中探索。例如他们在探究遗传资讯时无法假定，可能是智慧传达的产物。第二，科学家不可反证达尔文主义中的要旨，如自然选择的创造力；除非他们有其它视为可以接受的选择。这规则是必要的；因为自然主义的拥护者，必须随时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可用，才可避免相反的哲学观念生根。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热衷于被视为正确，以致采用了错误的科学观念。科学的同僚让他们逍遥于伪科学的道路上，乃因许多科学家不了解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探究之方法与科学自然主义的哲学计划之间的分别。科学家难于分别二者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惧怕自然主义哲学的削弱，会导致宗教狂热的滋长。但是不论科学参加什么别的目标——宗教、政治、种族——之后，科学家本身必然沾上狂热。当科学家回想前辈所犯的错误时，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他们难于相信：自己的同僚今日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暴露达尔文主义可能是伪诈，并不暗示支持别的理论，更不是支持基于宗教教条的伪科学。接受波普尔的挑战乃是踏出知识的第一步，即是承认无知。“证伪”不是科学的失败而是科学的解放。“证伪”可以除去成见的赘累，让我们重新自由地寻求真理。
当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路易斯安那州给予科学创造论平等待遇的法案时，大法官安东尼·斯凯利亚不同意法院多数法官的决定。他认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包括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应该有权在他们学校提出任何对进化论不利的科学证据”。古尔德对这话觉得诧异，为什么一位像斯凯利亚这样的饱学之士（该法官曾在数所有名的大学任过教职），居然会有原教旨主义者掌握对进化论不利的科学证据这样的荒谬想法。于是古尔德就在斯凯利亚法官撰写的意见中寻找解释，结果他觉得答案是因为这位法官认为进化论是关乎生命来源的一套理论。
古尔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要更正“斯凯利亚法官的误解”，试图澄清此事。他说：“进化论不是研究生命最终极的来源，不是得知生命最深奥意义的途径。”探讨生命最初是怎样在地球上出现的，这是其他科学的任务，因为进化论只研究生命产生之后的变化。这位法官不明白进化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严格限定，所以才会产生误解，以为对进化论可能有任何合乎理性的异议。
其实，斯凯利亚法官用“进化”一词，是与科学家的用法一致的棗不但包括生物进化，也包括“前生物进化”或“化学进化”，这个理论是要试图解释生命如何从无生命的化学元素进化而来。生物进化只是宏大的自然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后者要解释从宇宙大爆炸以来的一切东西的来源，然而却不容许造物主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如果达尔文主义者要把造物主拒于千里之外，他们必须对生命来源有自然主义的解释。
对“前生物进化”的臆测，在《物种起源》问世不久，就开始由达尔文的德国支持者恩斯特·海克尔首先开河。但达尔文自己也于1871年在这方面作了一些贡献。他在一封信上说：
常有人说目前地球上早就具备了当初产生头一个生物的条件。假如（啊！多么不肯定的假如！）我们能想象在某一个温暖的小湖中，具有各式各样的氨、磷酸盐类、光线、热能、电能等等，一种蛋白质化合物得以形成，并经历种种复杂的变化。这种物质如在今天产生的话，它会立刻被破坏或被吸收。然而，在当时生物还没有出现之前却不会这样。
罗伯特·夏皮罗在1986年著的书中注意到达尔文上面这段似乎不经意的说法，“竟然与今天的知识相当符合，如果不是因为他有远见，就是说明多年来生命来源的研究没有什么进步”。25年前，“前生物进化”的研究似乎骤然就要看到一项惊人的成就，但今天这学问恐怕不比达尔文在世时进步多少。
要解释当初生命如何开始，最基本的难题是生物的结构太复杂了。仅从理论上说，除非生物已经存在，而且能够繁殖，不然达尔文式的选择毫无设计的功能。达尔文的信徒可想象一个变异了的啮齿动物（rodent）会在脚趾之间产生了网状组织，因而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上取得优势，这特征在一群动物中遗传下去。加上继续的变异后，也许最后产生了会飞翔的有翼动物。然而这想法要全靠这啮齿动物必须繁殖后代，来继承变异后的特征。但是化学元素却不会产生后代，因此必须要有化学作用来让“繁殖”与“选择”发挥其功能。
50年代的早期，当斯坦利·米勒还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哈罗德·尤里手下做研究生时，化学进化论这项研究达到最高的成果。在一些模拟地球早年状况的气体中，米勒用电流产生火花而得到分量极少的两种氨基酸。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所以后者有时被称为生命的建筑原料。在以后的实验中，化学家用米勒和尤里的实验模式得到了其他氨基酸以及更复杂的化合物。因此某些乐观的人士就下结论说，建造生命需要的化学元素，在地球早期就已大量存在了。
原来早在20年代时，俄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奥巴林及英国科学家霍尔丹等人已经推出一套关于化学进化的学说，而米勒及其老师尤里所做的实验“部分地”证实了该理论。奥巴林及霍尔丹的理论模式首先假定地球早年的大气层中有一种完全是“还原性”的气体，诸如甲烷、氢、及氨，但很少或甚至毫无氧气。其次，他们推论，地球上的能量，譬如像米勒所用的电火花，可能使那些气体互相作用成为生命所必需的有机化合物。然后，霍尔丹说：“这些化合物积累起来，直到当年原始海洋变成如同热烘烘但浓度不算高的汤羹。”这些词句经常出现在这种科学“传说”和一般公众展览中，成为早期地球生命的源头。最后，这个理论最重要的也是最神秘的一点，是生命就莫名其妙地从原始汤羹中变化出来了。
上述米勒和尤里实验的有限度的成功后，不久就是科学界庆祝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纪念的1959年，这时真是新达尔文主义以为可标榜凯旋的高氵朝期，同时也是原子能最受尊崇的时期，人们以为一切奥秘都可用科学研究来解释。当年的乐观气氛让人以为在实验室里已创造了生命，几乎好像电影《科学怪人》的弗朗肯斯坦医生所用的方法一样！然而，到了80年代，专家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来检讨奥巴林和霍尔丹的化学进化理论的每一项细节。
地球化学家今天让我们知道，地球早年的气层可能并非具有像米勒实验中所模拟的纯粹“还原性”的气体。就算在最理想的实验状况中，有些生命构造必需的化合物都无法产生。令人最气馁的批判来自一些化学家，他们指出地球初期产生的有机化合物会继续被毁坏而不能用来“建造”生命，这简直等于把原始汤羹弄糟了！严格来说，原始汤羹可能根本没有存在过；既然如此，则在还原性气体中通过电火花制成微量的氨基酸，与生命来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虽然上述说法对米勒、尤里实验的评价不高，我目前暂时不理会这点，免得在讨论问题主要上分心。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早期地球上具有生命构造所必需的化合物，我们还是面对死路一条，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原始汤羹中互碰互撞的化合物会有产生生命的趋向。虽然今天用高明的科技可以复制生命系统中的某些部分，但科学家用尽他们的智慧尚且不能直接从氨基酸及糖类制造出细胞来，那么当年还没有科学家智慧的时候，怎能施出这样的招术呢？
最简单又能独立生存的生物是单细胞细菌，可说是一种最小型的、极其复杂的结构，最具尖端科技的太空船与活细胞相比，只显出太空船的粗糙。就算我们看比细菌简单不知多少万倍的东西（例如核酸），假定它可以开始达尔文式的进化，就算可能经过了数以亿年计算的光阴，借偶然机遇组成构造的概率，实在低得荒谬无比。
在此我不必举出实际的数字，因为指数对一般读者来说是太难以想象的。我且用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说过的比喻来逼真地指出其概率低小的程度。他说生命从原始汤羹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机会，好比“一阵旋风吹到一片充满各种破铜烂铁的废物堆之后，突然组成了一架波音747飞机”。全靠偶然机遇来制造任何东西，简直就是自然主义者描述的“神迹”。
其实达尔文主义者不是必须用科学来解释这神迹，因为当他们进入最大困境时可以施出哲学辩论的招术。显然，生命是存在的，如果自然主义式的过程是唯一可接受的解释，任何难题迟早可以迎刃而解。任何人只要用信心作为观点，最气馁的情况可以转化成为最有利的武器。举例来说，生命似乎在40亿年前就已以细胞方式出现，也许地球一冷却，细胞生命就存在。换句话说，在自然主义论调中可以自己复制的化合物，及以后进化成复杂的细胞结构，必须在地质年代极短暂的时期内形成。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就不会被短少有限的时日所困扰，他认为宇宙中其他像地球的行星必定也有生物进化。他的理由是：既然地球上早就有生物，那么生命从无机物进化而来，必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可能还是有人并非如此轻易满足于这种说法。于是就有学者利用宇宙学的“人类原则”来遮掩低得无比的概率。这原理先把宇宙的观察者棗人类棗作为出发点。这些学者认为当初生命进化的条件若不具备，我们人类今天就不会存在来谈论这题目。他们认为人类知识还是有限，因此觉得生命进化而来的概率太低，但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有多少宇宙。在无限多的宇宙中，最低概率的事情至少会发生过一次，而我们刚好在无穷宇宙中的某一个角落，这里就刚好具备了生命自然而然进化而来的充足条件。
查理·道金斯可说是具有达尔文的本领棗善于把对自己不利之点变成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他甚至诡辩地宣称生命自然进化虽然概率极低，但这对他们自然主义的信念是有利的。他认为人类的思想特点刚好需要一项如同“神迹”的理论，因为“进化的过程使人类的头脑有主观性的意念，会想到概率之低微。这特别适合年龄不超过100年的动物。”
科学家不能在实验室中仿制生命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这使道金斯觉得大受鼓舞。科学家同样无法仿制生物的广进化棗从低等生物进化到高等生物。如果制造生命是轻而易举的事，自然界必已不断地重演生命从无到有进化而来的过程，在别的行星亦必定如此。既然事实并非如此，从理论上可预期在实验室仿制是很困难的。
既然有人需要用上述的诡辩来说服别人，可见研究生命来源的实验必定是差得一塌糊涂！那些仍然忠于科学方法来研究这题目，而并不依赖强词夺理方式的学者，必须寻找生物遗传系统尚未产生之前的进化过程。今天生物必须具有的是三种互相牵连的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rna）及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是用来积存遗传信息，及传递信息给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则负责管理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执行细胞中的化学作用。一套生命自然进化的理论必须假定当初只有三种物质中一种的存在及繁殖。那最先出现的是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还是蛋白质呢？而最先出现的分子在另两种缺位的情况下又怎样运作和进化呢？
这些问题构成了今天研究生命来源的主题，而目前有数种不同的理论要争取人们的注意。我在此只很简单地描述几项较领先的理论，因为很多其他的书已详述这类研究，而大家都公认并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具有充分的实验证据。
有一段时期最流行的学说是所谓“裸基因”，或称为“先有核糖核酸”理论。
换句话说，就是核糖核酸不知怎的就照本身的构造而衍生自己，以后再演化成为最简单的生物。核糖核酸受推崇被放在这地位上，是因为它不但能够具有遗传的信息，而且还有点像蛋白质似的，有触媒（catalyst）的功能。在这种构想下，核糖核酸也许开始了最原始生命的进化，最后还形成了脱氧核糖核酸及蛋白质。
当然，能够想象或构想一个理论，与可能用实验证明出来，还有天壤之别！从本书前面几章我们知道：就算经过了几十亿年，达尔文式的选择功能并没有足够力量，可以使一个分子或一个细胞演变成以后数以万计的复杂植物动物。虽然一般研究生命来源的化学家，对生物进化的达尔文主义深信不疑，但是，他们也深知，早年地球上核糖核酸靠自己繁殖形成的学说是充满疑难的。在1989年的《自然》周刊上，一位学者g．f．乔伊斯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来讨论这学说的层层困难。他的结论是“rna可能在生命开始前就已产生之说，其说服力并不强。因为它很难在初期地球上大量地自然形成。”像其他曾经被认为有前途的学说一样，“先有核糖核酸”的理论无法在详细察验下立足。
乔伊斯认为，核糖核酸是在某一种较简单的遗传系统下进化而来，而这系统今天已不存在。在一本有趣的书，名叫《生命来源的七项线索》（sevencluestotheoriginoflife）中，凯恩斯検访芩固岢隽艘桓龈挥邢胂罅Φ囊饧k淙谎涤械愎忠欤故侨衔ね恋慕峋逵心持中灾剩梢宰魑谢吧淼摹翱笪锷薄8荽锒闹饕宓纳柘耄匀谎≡窕崞切┬式细叩酿ね粮粗莆铮蚨崖菲毯茫糜谢衔镒詈舐6狭巳恳糯案粗频墓δ埽灾侣荼湮跗诘纳?/p>
对我来说，以矿石作为原始生命的来源，很富想象力，但这学说毫无任何实验性的证据。德国生物化学家克劳斯·多斯说过：“对于每天面对实验事实的生物化学家及分子生物学家来说，这矿土为生命来源的理论，是不可思议的。”平常，这样的话早就可以成为唾弃这理论的理由，然而很多科学家仍认真地考虑这个学说，是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理论可以代替！
其他还有诸如“先有蛋白质”的想法，曾经一度失势，但现在又好像卷土重来，因为“先有核糖核酸”的说法遭到了太多的批判。的确，没有实验证据支持任何一种理论，反而为毫无限制的臆测打开了大门（只是创造论却不被考虑）。在1988年的一篇对各种生命来源学说的评论中，多斯的结论是“目前每一项这类的学说，不管理论或实验，若不是不得要领，就是显示我们的无知。”上述乔伊斯1989年的长篇论文在作总结时，提到研究生命来源的科学家，已经习惯于接受“没有意义的实验结果”，与非常刻骨铭心的挫折感！
既然在实验上取得成果的前途不佳，有些科学家干脆就从计算机模拟方式下手，以免碰到实验性的障碍。1990年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自然而然的自身组合”，是根据一项前提：非常复杂的有动力性的系统，就算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压力，照样可以变成井井有条的状况。看起来似乎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所抵触，因为这个定律说明万物都越变越乱，就是所谓“熵”（entropy）
的数值越来越高。但是因为地球不断向太阳支取能源，所以热力学定律还可让自身组合的现象产生。举例来说，在自然界就经常看到深具结构性的雪花或矿物晶体。况且，一般科学家已经假定生命是自生自发而来，以后不断进化到更复杂的结构。果真如此，那么万物当然需要具有自发性的自我组合能力了。
运用这种假设，科学家可以设计一些电脑模式来模拟生命起源及其进化。至于这模式与现实有何关联，倒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根据《科学》杂志上乔伊斯教授的看法，“提倡自我组合学说的人，都承认其理论只是建筑在抽象的数学原理及新颖的电脑模式上，而不是基于经验性的资料及实验结果上。他们这种研究，要说服主流的生物学家，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把无法解决的项目假定成为事实，是逃避难题的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把难题推移到太空去！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这位脱氧核糖核酸构造的发现人之一，就干脆采用这策略。他非常了解细胞生命惊人的复杂结构，也深深知道，从地球开始形成到现在，很难有足够的时间让无机物进化成生物。因此他就猜想，在别的行星上可能有较适宜的条件促成化学进化。
这策略免不了引起另一个难题：生命如何从别的行星运载到地球来？他与一位同事勒斯利·奥格尔合写了一篇论文，以后又自己出版了一本专书，来提倡一个叫做“有方向的泛生源论”的理论。他的想法是，在别的行星上，有一个超文明的民族，深恐他们自己会灭种，就用太空船把最简单的初期生物运送到地球上来。因为离开地球太远，这些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无法亲自前来，所以只能运送类似细菌的生物来。因为后者有强韧的生存力量，所以并没有在无情的太空旅途及环境中消灭掉。
这泛生源论有什么科学证据呢？克里克的书上说，如果他的理论是对的，世上的细菌细胞应该突然出现，而不会有任何比这些生物更简单形式的前身。另外，我们也会预料地上最早期的生物只是稍有相似关系而已，其实是应该非常殊异分明的。因为这生物的前身只存在于原来出发地的行星上，所以地球上找不到它们的更简单的祖先。克里克认为地球上的情况正是如此：古细菌（archaebacteria）与真细菌（eubacteria）非常不同，不可能在地球上有限的时间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然而它们却有共同的遗传系统，所以势必有一个祖先在别的星球上。任何想讥笑这理论的人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克里克学说中看不见的外星人，其实不次于世上达尔文主义者要搬弄出来的生物祖先，两者同样是隐然无形的！
克里克最蔑视的就是那些在生命起源这个题目上把功劳归于一位超自然的造物主而不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可惜他的“有方向的泛生源论”还不是一样？既然外星人无法亲自来到地球，人类照样无法亲自旅行到他们的星球去观察生命的来源。看来以科学方法研究生命来源是毫无前途的，好像上帝认为者只是属于自己的事似的。
像克里克这样有名望的科学家，还得捧出无法查证的外星人来做幌子，恐怕我们非问不可：化学进化是否面临死路一条？尽管实验没有结果，但是很多科学家还有充足的信心认为这个难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解决。我们如果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信念，就需要考察这个领域中的最基本的思想问题棗科学家看生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在上述《生命来源的七项线索》一书中，
如果生命的定义是“借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物质”，当然科学家会满有信心也有理由预期最后总会有进化方式的解释。如果达尔文在1859年解释了复杂多样的生物如何从最简单的单细胞进化而来，那么日新月异的科学更能探讨最原始生命的来源。可是，万一达尔文错了，万一自然选择并没有达尔文主义者想象的超越的创造力量，那么化学进化论者的努力必定徒然，正像中古时期的炼丹术士要把铅变成金一样！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生物有其内在的灵巧，看起来好像是全部被设计而来，好像是有目的……一个最明显的特色，乃是我们能想象的最简单的生物，与地球当初能形成的物质，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最麻烦的是生物运作时，没有复杂的功能就无法生存。
“转译”（translate）而制造蛋白质。他用的词语与别的作者讨论生命来源时用词相同，差不多每人都强调，生命看起来是被设计的，是有目的的，而最简单的生物细胞就具有无比的复杂构造，必须每一复杂的部分恰好配合，才能使细胞继续生存。他们讨论蛋白质的产生，所用的词语简直就是智慧生命互相沟通时的描述，包括“信息”、“程式”、“语言”、“资讯”、“密码”、“解码”、“图书馆”等等。
为什么不能爽快地考虑一项明显的可能性棗生命是一位有智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科学绝对不会因此而走投无路，因为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诸如遗传信息是如何详细地传达，整个生命系统如何运作等等。科学家不会因此失去启发性的研究任务，唯一失去的是以为对自然界能够完全操纵的狂想。他们会面对一项可能性棗在自然界背后，有另外的实在是超越科学的。
然而，他们绝对不肯容纳这可能性。理由是什么，且看以下两章，自有分晓。
－审判达尔文第九章科学的规则－
1981年，阿肯色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案，要让“科学创造论”与“进化科学”得到同等的待遇。反对这法案的人立刻上诉，要求法院宣告该法案不符合联邦宪法，因而开始了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决斗。
阿肯色州的这项法案出自一些不太精明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怎样在他们非常狭隘的原教旨派之外取得同情与支持。结果他们面对的是要维护科学及自由派宗教人士的联合反击，因为后者深怕极端性宗教有太大的影响。这联合阵线不但包括教育家和科学家，也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令人注目的基督教及犹太教中主要宗派的领袖和团体。
联合阵线也得助于美国最大的一家法律公司中专门从事法庭辩护的律师们。这些专家很精巧地训练科学家和宗教领袖出庭作证，要说服法官同意一件事，就是“科学创造论”是荒谬的，是不值得考虑的。这样正统科学界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
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威廉·奥弗顿法官把作证人的内容综合起来，尤其是用一位相信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哲学家迈克尔·鲁斯的见证，来说明“科学”一词的定义，鲜明地否认“科学创造论”为科学。奥弗顿法官一开始就说明科学乃是“科学界所接纳的任何事物”，当然他指的是官方科学界。这个定义本身非常不清楚，但法官继续指出科学的五项基本特征：
是被自然规律引导的；
是用自然规律解释的；
是在经验领域中可以试验的；
它的答案是暂时性的，不一定有终极答案；
它是可以被证伪的（falsifiable）。
根据奥弗顿法官的看法，“科学创造论”不能满足这些标准，因为它要依靠超自然，因此是无法试验的，无法被驳斥推翻，无法靠自然定律来解释的。奥弗顿特别引用了支持“科学创造论”的一位科学家杜昂·吉什的一段话，来说明“科学创造论”其实是非科学的：
我们不知道上帝如何创造，用什么方法创造，因为上帝用的方法在今天自然宇宙不再使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上帝的创造为“特创”（specialcreation）。我们无法借科学研究来发现上帝所使用的创造手段。
同时奥弗顿法官愤慨地否认科学创造论者的主张：“相信一位创造者与接受进化论为科学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奥弗顿认为这意见“触犯了很多人的宗教观”。
有些科学哲学家感到奥弗顿的定义非常不妥，他们暗示说：鲁斯教授和其他作证的专家这次用哲学的花言巧语就把这位法官迷惑了！这些评论家指出，科学家们很少承认他们的科学信念（包括他们对进化论的信仰）是“暂时性的”，而且很多时候科学家也研究一些自然定律无法解释的现象，万有引力就是一个例子。最后，评论家看到“科学创造论”也有非常具体经验性的主张（诸如地球年龄短少、全球性的洪水、特创论），而主流科学界却认为这些说法已被证实为错误。同一个学说怎能又是错误，又无法“被证为错”呢？
如果说哲学家对法官及鲁斯教授的定义不满意，这定义却使当前科学界雀跃。具有首席地位的《科学》杂志兴奋地把法官的意见全部登载出来，这篇文章把科学家如何看待他们行业的观点作了个总结。当我们讨论科学包括什么和排斥什么的时候，可以以此文章为出发点。
我对那些照圣经字面解释的创造学说不感兴趣，我对创造观念的看法也不像杜昂·吉什那么狭隘。如果有一位万能的造物主，他可能在短短的一周内创造万物，也可能在亿万年的悠长岁月中让生物进化出来。他可能用科学无法知晓的手段来创造，也可能用一些方法，一些经过科学研究而略知一二的方法。
创造最重要的特色不是时间的长短或造物主采用的手段，而是有设计和目的性。宽泛的说，“创造论者”就是相信宇宙（特别是人类）是经设计而有，是具有某种目的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把辩论的题目如此拟定，问题就变成：主流科学是否反对自然界是经设计而来，是带有目的性的？如果反对的话，根据是什么呢？
奥弗顿法官被说服，认为广义的“创造”与科学的“进化”并没有冲突。这点他错了，或说他误解了。当进化论生物学家用“进化”一词时，他们并非指一个曾经被超自然的造物主（或可能被造物主）控制的过程。他们明指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进化，纯粹是唯物的过程，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举例来说，辛普森用下面的语言来表达“进化的意义”：
虽然有些细节还待研究澄清，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生物界的客观现象是可以用纯粹自然主义来解释的，甚至我们能恰当地用一个被滥用过的名词棗唯物主义来解释。这些现象很容易从生物群类中有别的繁殖增长看出来（这点是现代观念中自然选择原则最重要的因素）。另外，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由于遗传过程中偶然机遇的相互作用……人类是一个毫无目的的自然过程的产品，这过程从来就没有把人类的出现当作一个最后的目标[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科学界在这种论调上有深谋远虑的计划，故意使这观念有点混淆不清，所以我一定要强调，辛普森的观点并非是他专门研究的科学以外的个人观点。相反的，他只是清楚地阐明达尔文主义对“进化论”的定义而已。同样的论调在无数书报文章中表达出来，就算不是很直接明显的表达，其含义也是无处不被透露的。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主流科学界的官方观点中，上帝在进化中是毫无作用的。
“有神进化论”或“神导进化论”被达尔文主义者完全排斥，因为他们把科学与一套称为“自然主义”的哲学观点连在一起。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完全由物质因果关系支配的封闭系统，不受任何“外来”非物质因素的干涉。虽然自然主义并不明目张胆地否认神的存在，但却否认一位超自然的主宰会影响任何自然事件（例如进化过程），也否认它可以与我们这些自然界生物有任何的沟通来往。科学自然主义有同样的看法，它的大前提可以简述如下：仅仅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换句话说，一位没有什么作用的上帝，就是我们无法可靠地认识的上帝，实在毫不重要。
自然主义不是达尔文主义者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他们整个科学系统就是以它为基础。我们已经看到，要说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能创作崭新的生物种类，或曾经创作新的种类，基本上毫无证据可言。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变异及选择的功能可以产生翅膀、眼睛或头脑，不是因为有任何可以观察到的证据，而是因为引导他们的哲学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能力来成就这一切。因此，达尔文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宇宙中没有造物主。
奥弗顿法官对科学定义的头两点阐明科学委身于自然主义，其他三点则表达科学效忠于经验主义。一个优秀的经验主义者坚持他的结论必须建造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类证据作为支持，即使最珍爱的理论，也必须抛弃。有时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被误认为是同一样东西，其实是大不相同的。在达尔文主义领域中，科学的这两项基本原则是冲突的，互不相容的。
冲突的起因，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所带来的“创造”，与上帝的超自然创造一样，是无从观察的。当然，自然选择的功用的确存在，但没有人能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可以成就达尔文主义者标榜它能成就的千变万化的功能。不管“进化”到底如何发生过，整套化石记录作证，它绝不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想象的渐进式的使生物种类繁殖产生的过程。在某个族类中细微的修饰变更上，达尔文主义还算符合经验主义的理论。至于解释复杂的生物如何从最原始的东西演变而来，达尔文主义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如果经验主义有无上的价值，达尔文主义很久以前就该专心限于“微进化”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却丝毫不会产生任何在神学或哲学上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自限，不表示就等于接受创造论（就算是最宽泛的创造论）。而这种自限却暗示，科学界在1859年以后产生了过分冲动的热忱，以为已经解决整个自然界的奥秘，没有想到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如果达尔文主义者接受经验主义的重要性，他们仍然可以寄望以后有一天能用自然主义解释一切，然而如今他们却非承认自己错误不可。
这种勇于认错的态度迟迟仍未出现，因为经验主义到底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价值。他们不顾一切地要保持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同时还要保持被标榜为唯一知识来源的“科学”至上的名声。没有达尔文主义，自然主义的科学无法描述自然界万物的产生。操纵及垄断自然主义科学界的达尔文信徒认为在这事上不能让步，否则他们藐视的“假先知”或“江湖郎中”就会趁科学大门大开之际蜂拥而进。
为了防止这大难临头，维护自然主义的人必须排除一切与自己哲学不同的学说，来执行所谓科学研究规条。在此之后，下一步最关键的行动乃是把“科学”提高到与真理同等的地位，而宣告“非科学”等于幻想。然后，他们就可大耍手段，使那些本来就被他们预先排除的学说理论，让人们误认为已被科学驳斥了。既然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设立了规条，他们可以不用理会那些要求达尔文主义拿出证据来的评论家，因为后者被认为根本“不懂科学的运作”。
在此我并不是暗示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这样做是故意欺骗。反之，普遍来说。由于他们长久浸淫于自然主义的假定前提中而对他们理论中专断的成分毫不自觉。举例来说，让我们仔细考察以下这段话，引自海因茨·帕格尔斯所写的《理性之梦》棗一本讨论科学推理的书：
[科学实验]方法的能力非常强大，科学家对自然界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来自该方法。他们发现，整个宇宙的构造，的确是建筑在我称之为“宇宙密码”（ode）的看不见的普遍性的规律上的，是按一位神明（demiurge）的蓝图而造成。这些规律的例子包括量子学说及相对论、化学分子结构及化合的原则。当科学家发现这些密码时，他们其实就是翻译该神明的隐藏信息，以及他创造宇宙的秘诀。没有任何人间智慧能把信息整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有如此奇异的想象力，有时甚至简直就是诡异！这一切必定来自一位自然界以外的智慧者！
……到底上帝就是这信息，或者他写下了信息，或者这信息自己书写，对我们的生命都毫不重要。我们可以安心地抛弃传统的神明观念，因为没有科学证据说明自然世界有一位造物主，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在自然法则背后有一种旨意或一个目的。甚至连地球上的生物现象，虽然好像强烈地显示是有一位造物主所设计的，但这些都能够用进化论来解释。（帕格尔斯在此叫读者考察古尔德和道金斯的书来寻找证据。）总之，我们有了“信息”，却没有发信者。
上面引述的头一段告诉我们，宇宙一切看来好像按计划设计而来，明显到连像帕格尔斯这样的无神论者都注意到，甚至对之礼赞，将造物主称为某种“神明”。然后在第二段却不经意地说，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造物主的存在。这两段引述的文字是很好的例子，让我们了解自然主义科学家的心态，因为帕格尔斯提出了最具关键性的要点：本来好像是创造主存在的证据，却是一文不值。因为他认为在自然律以外的事物，就算有证据，却是被当作彼此矛盾的。但是反过来说，所谓“进化”的证据（就算仅包括微进化及自然生物的分类学关系），却把“设计”的可能性排除了。自然主义的哲学把帕格尔斯的心思完全控制到这个地步，甚至当他面对及描述智慧设计的证据时，竟然视若无睹。
一般来说，“造物主的旨意”时完全处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外的。更清楚地说，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在自然定律之外有没有一种超越的旨意或目的。然而，对一个科学自然主义者而言，“超出科学之外”等于是在实在之外。
因此，自然主义的科学家一面可说他们并无意牵涉上帝或宗教的讨论，但一面却毫不犹豫地宣告宇宙是毫无目的的，他们觉得这说法并没有违背良知。别人认为不了解某些奥秘的原因，是科学受限制的缘故，但这却被自然主义者扭曲为现实的限制，他们觉得若在科学领域之外另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思想的来由，出自科学家惯于用“范式”（paradigm）来指引他们的研究方针。根据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托马斯·库恩的著名模式，科学的进步与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奇的“间断平衡”进化论相似，库恩的“常规科学”（normalscience）经过了一段稳定时期，就被“范式转换”所中断，换言之，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取代了另一种。正如其他哲学理论，我认为库恩的模式要小心地应用才行。但不管这模式在描述科学原则时有什么不周到之处，它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达尔文主义的方法论。
库恩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范式”，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假设，而是一种兼受文化偏见及科学观察所影响的意识形态。根据库恩的看法，“任何时期科学界共同持守的信念，总免不了包涵被个人经验和历史事件所左右的专断的成分在内。”科学家也与常人一样，他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受到产生科学“模式”的假设和思想的影响。
当“范式”为多数科学家接受之后，便成为科学研究的全盘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说，它决定了要问什么问题和收集什么资料。当“范式”还没有被批判被挑战时，“常规科学”就可以致力于作出理论的和实践的结论，甚至也要解决一些与本身“范式”并不相符的困惑问题。科学于是在这期间大为进步，因为科学家都同意要做的是什么，及应如何进行去作这些研究，他们不会因一些对基本假定的悬疑而受干扰。根据库恩的看法：
我们如果细心察看，就可发现，无论以前或现在的实验室里，“常规科学”好像总要把自然万象装入一个事先塑造好的相当没有伸缩性的箱子里，这箱子是根据当时的“范式”而制成的。这时科学的目标完全不想去发掘新的现象；实际上，那些不能装入该箱子的东西，常常根本不会被注意到。科学家也不想去发明新的理论，他们也常常不能容纳别人发明的理论。因此“常规科学”的研究只不过是要更清晰表达当时“范式”所带来的现象及理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有些“困惑”越来越难解决，因此慢慢地变成为例外或反常的事物（anomalies）。只要科学研究还能成功地解决其他的问题，这些例外并不威胁当时称霸的“范式”。有时一项可能使人觉得不是很适合的“范式”，却也可以引导一门科学前进。如此经过很悠长的时日，科学家才肯相信，目前“范式”所具备的观念，无法解决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难题。然而，照库恩所说的，全盘委身于某一“范式”虽然为科学带来成功，也带来危机：
因为“假定”了科学界知道宇宙是怎么一回事，就促成了科学家花费很多时间从事其“常规科学”的研究。科学事业很多的成功，是因为科学界花很大的代价去维护上述“假定”。“常规科学”经常压抑一些基本的新发现，因为害怕妨碍了它对某些“范式”的忠心。但是，只要对“范式”具有专注的热忱，常规科学的研究必定不让新发现被压抑得太久。
人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依照目前的常规范式去作研究，会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这时危机就出现了，科学研究领域好像显得很混乱而多有困惑。然而再过一段时期，当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常规科学又得以信心百倍地继续前进。
上文提到奥弗顿法官为科学下定义时，引用波普尔的一项原则，就是说科学理论应该可以用科学方法证伪（falsifiability），然而库恩的说法却不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要去试验察看每一项假设或每一项理论，看它是否可以用科学证伪，是不可能的事。每一项假设或理论的背后均有其假定的大前提，库恩称之为“范式”的，就是这些大前提的总和，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世界观”（worldview）。
“范式”本身并非一项独立的假设，因为如果实验证明不了，假设可以抛弃掉；“范式”是综合性地对宇宙的看法，连那些例外的事物，科学家也通过“范式”的眼睛去观察。根据库恩的说法，例外的事件从来不会推翻一项“范式”，因为维护它的科学家会用尽巧计临时增添新的假设来解释那些例外的证据。一个“范式”会如此称霸科学界，一直到有新的“范式”代替它为止。不然的话，“拒绝一个范式，却没有别的去取代它，就等于拒绝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在联邦最高法院所援用的针对“消极辩论”（negativeargumentation）的规则，就是运用这套逻辑。
当一个新的“范式”成立，不只是能解释以前的例外事物，它甚至造成整个科学界的观点改变，使人觉得本来以为是例外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不需解释的“同义反复”，即被认为非如此不可的真理。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会推崇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同义反复，或者干脆宣布它是一个不需要经过实验证明、逻辑上不言自明的命题。对他们来说，该主义的学说是“非如此不可”的真理。既然如此，任何对达尔文主义不利的反证，他们都一概不感兴趣。
库恩接着描述一些从实验得来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一般人都按照所受的训练去看一切事物；而他们认为不应该出现的，即会视若无睹，连最好的科学家也不例外；反之，因为他们要靠推理来解释那些极其难以观察的事物，他们因此更容易受“范式”影响而产生错误的观念。
库恩又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有关天文界能看到的一些现象，一直到哥白尼创导的天文学“范式”巩固之后，才正式地被“观察”到而得到解释。当然，假若库恩用生物进化论作为个案，他一定被定罪为“创造论者”。我们已经在第四章看到，化石记录显示非常广泛持久不变的常态，而达尔文主义者却闭口不提，认为没有发表的价值。这种“坐井观天”的思维不会因科学越来越高明而丧失。反之，因为资助研究的经费越来越受政府的集中控制，科学家只好集中精神从事被眼下“范式”所左右的研究工作。
新的“范式”并不单单对一些科学问题提出不同的答案或不同的解释。新的“范式”会建议问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寻找完全不同的资料。因此，互相冲突的“范式”从某方面说是“没有共同衡量标准的”。就是说，一种“范式”的信从者很难与对方作理解性的沟通。当一项“范式”不止是特殊的科学理论，更是非常广泛的哲学观点时，库恩的“范式”解释更显得真是确凿了。
我再从个人经验中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与一个自然主义的科学家讨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究竟是否正确，是毫无意义的。我得到的回答多半是：既然新达尔文主义是我们唯一的科学解释，它必定与真理最为接近。自然主义者通常会承认任何理论都可以改善，总有一天我们会对自然进化论有更清楚的了解。反过来说，要追问自然主义进化论本身是真是假，他们会说这是无稽之谈，自然主义进化既是唯一可以构想的对生命的解释，而生命是显然存在的，那么理论当然正确了。
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科学自然主义对科学家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哲学。它让科学几乎完全垄断了知识的生产，担保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是科学研究不能解决的。然而我要问的却是：这种哲学观点是否仅为科学家职业的偏见（虽然是可以理解的偏见），抑或是了解自然界最客观的有效方法？有人不断把自然主义进化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大众成为进化论的信徒，其关键就在于此。
如果科学自然主义要在当代文化中占优势，除了提供物质世界的信息之外，它必须有别的贡献，必须说明自然“创造”故事在精神上及道德上有什么后果。
简言之，进化论必须成为宗教。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如何完成的。
－审判达尔文第十章达尔文主义者的信仰－
国家科学院院长弗朗克·普雷斯为1984年出版的《科学与创造论棗国家科学院的意见》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告慰国人说：“认为进化论代表宗教与科学之间无法和解之冲突……是错误的。”普雷斯博士解释说：
许多宗教领袖在科学的立场上接受进化论，而不放弃宗教信仰的原则。不论怎样，正如1981年国家科学院会议的决议案所说：“宗教与科学是分立而互不相关的人类思想领域。将它们联系到一起便会导致对科学理论或宗教信仰的曲解。
该科学院所关心的，只不过是要证明它反对科学创造论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解释什么是“宗教”，或在什么情况下宗教界可以受到保护不遭受来自科学的干涉。斯蒂芬·古尔德对这问题说得更多，他反驳厄尔文·克里斯托尔所说的，目前传授的新达尔文主义“对宗教信仰有理念上的偏见”。古尔德说，大多数科学家对宗教都无敌意，因为他们的课题“并不涉及神学所关心的范围”。
科学不能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正如宗教不能判定地球的年龄一样。诚实明智的科学家（我相信我们大多数都是）早就知道科学能解决问题的限度，以及科学方法的力量该有的范围。达尔文自己也曾感叹科学不能干涉邪恶或类似的道德问题，所以说：“狗也可以揣测牛顿的思想。让每个人尽力盼望与相信吧。”
古尔德与达尔文以上的答辩中含有很严重的问题。如果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去生活，那就是说这知识可以从宗教中获得，还是说我们不知何为善恶，好像狗不知牛顿的思想呢？每个人都可尽力去希望与相信，但有些人说希望与相信只是主观感觉的表达，除非建立在科学知识稳固的根基上，希望与信仰仅为情绪上的胡闹而已。
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康奈尔大学知名的历史教授威廉·普罗文正是这样说的。他坚持说，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接受生物进化论，“就需要在进教堂大门之前将头脑存放起来”。尤其是：
现代科学直接表明，这世界是严格地根据机械性的原则组织而成。在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有目的的原则。没有用理智可以发现的神明或设计力量……
第二，现代科学断然认为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伦理定律，没有引导人类社会的绝对原则。
第三，人是极度奇妙复杂的机器。人之成为有道德的人是由于两种基本的作用，即遗传与环境的影响。仅此而已。
第四，我们必须认定：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死了，一了百了是我们最后的终结……
最后，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意志棗在不同可能的反应中，作出不受强迫、不能预料的自由选择棗根本没有这回事……就目前所了解的进化过程来说，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真的能自由选择的生物。
古尔德向克里斯托尔郑重宣告，在支持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中，“对宗教的态度有极大的幅度的差异，从每日虔诚祈祷者至坚决的无神论者都有”。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后者远多于前者。普罗文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大多数的进化主义生物学家是无神论者，“许多人因为认识了进化的机制作用及其他科学而走上这条路”。少数认为生物学与宗教不冲突的人，“或是思想迟钝，思想分裂，或是不自觉的无神论者”。科学组织隐瞒这冲突是因为恐怕丧失科学研究经费，或因他们认为宗教有助于道德教育。普罗文指着科学院1984年的宣言，说：“这些解释还可算是权宜之计，但在理智上是不诚实的。”
当我们将混乱的名词澄清之后，协调这些言论并非难事。该科学院说“进化”与“宗教”并非无法相容，字面上是正确的。当这些名词没有确实的定义之前，任何一个词没有足够的内容当然不可能造成冲突。甚至进化与“有神”的宗教也可相容，因为神或许也可用使一类生物逐渐地进化到另一类的生物作为“创造”的方法。这样的进化并非科学家所想象的进化，但是他们不向大众坦白说明，因为对自己并无益处。
古尔德的话也同样引起错觉。许多科学自然主义者接受“事实与表面价值之区别”，不要求科学描述真实的知识一定直接导致必须之行动。另一方面，他们不认为一切伦理的言论都同样合理。一个理智的人会从确实知道的基础上开始推想，不会从未知或不确实的基础上出发。正如辛普森所解释的：
当然，有些以宗教为名，且有宗教情操的信仰仍然存在，但是因为显然与进化论冲突，所以虽然有感情的吸引力，在理智上站不住脚。无论如何，我认为进化与真宗教彼此相容是显而易见的，不必再加讨论。
以科学的信条将宗教划分为真宗教与伪宗教当然不算“反宗教”。但却与科学院的宣言认为宗教与科学是互不相关、分立的两个人类思想领域的看法直接相冲突。
科学自然主义者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他们从不将科学与宗教的领域放在同等严肃与重要的地位。就他们而言，科学是客观的知识；宗教只是主观的信仰。若有选择的话，理智的人接受客观的知识，而轻视主观的信仰，所以认为二者无需冲突。理性不能了解的宗教信仰（例如：一位造物主突然设法将自己的旨意向世人启示）只是幻想而已。自然主义的宗教，以科学作为事实的形象，这是控制非理性力量作有理性用途的一种方法。它可用作招募支持科学计划的工作，例如发展环境保护与医药研究等项目。
美国科学家联盟（简称联盟）招致达尔文主义者的愤怒，指责他们将科学与错误的宗教混在一起。联盟的成员是科学教师和福音派的基督徒，忠于基督又忠于科学对自然世界之研究。一些原教旨派的创造论科学家在多年前脱离联盟，不满他们不但接受地球极古之地质证据，而且接受生物进化的理论。
联盟的领导已大体接受“和谐共存说”（compatibilism，即认为科学与宗教各有不同的领域，所以互可相容）和“神导进化论”（theisticevolution）。神导进化论难下定义，但包括主张神统治自然世界，而在科学上则避免与达尔文派势力争论。但因达尔文主义者越来越鲜明地表明他们的立场及其主义在宗教及哲学上的涵义，使联盟的有神论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无论如何，和谐共存说有其限度。国家科学院1984年的小册中强烈的自然主义偏见，给大众一个印象，认为进化论的各项问题都已解决，对此联盟的领导不得不采取行动。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出版了48页有图解的小册子《在争论气氛下讲授科学：美国科学家联盟之见解》寄给数以千计的中学教师。这本小册子的主要目的是鼓舞教师以开明态度教学，尤其对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保持中立，例如生命是否真的偶然出现，寒武纪大爆炸时第一批动物是怎样进化出来，人的理智与直立姿态如何进化而来等等。
撰写这本小册子的人，都天真地期望它能得到多数科学家的欢迎，改正进化论者的过分自信的态度，当他们极力说服大众不要再有任何怀疑的时候。一些官方的科学组织与创造论者处于战争状态，其政策是要求创造论者无条件投降。那些自命为科学家但又试图说服学校教师，说什么关于自然主义世界尚有些“未解决的问题”的人，将被认为是这场战争中的内奸。
报复迅速来到。加州一位专与创造论纠缠的“科学咨询者”威廉·贝涅塔，组织一群科学界知名人士加罪于联盟的小册子，指责它“企图以伪科学的系统代替真科学，去证明圣经的叙述”。《科学教师》（thescienceteacher）杂志发表了一些贝涅塔所编写的文章，标题是《科学界谴责重新精心包装的创造论》。九位知名的科学家，包括古尔德、菲秋马、埃尔德里奇及萨里奇等，对这小册子严加斥责。文中大意说联盟成员是狡诈的创造论分子，以科学客观态度为借口来掩饰圣经字字可信的信仰（biblicalliteralist）。
这些控告使小册子的作者颇感困扰，并且控告的偏颇失实使熟悉联盟的人很容易认为控告者乃蓄意歪曲。其实，也不能说狂热的科学自然主义者有意欺骗，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信仰神的人中各派系微妙的差异。就狂热的自然主义者而言，承认信神的人或为无害的感情主义者，只是口头提到神，而基本上仍持有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或为创造论者。这两方面的人都是愚夫，但后者具有威胁性。
在狂热者的眼光里，美国科学家联盟的作者具有相信创造论的充分证据，除了暗示生物新种的出现可能有上帝介入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目的不停地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呢？这样说便是创造论，况且联盟承认，自己是相信圣经权威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反对科学的进化论，必定是因为它与圣经的叙述相冲突。此外别无理由。
只是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将错误的宗教与科学联系一起是可憎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引用近代合成进化论重要发起人中的两位，即多布赞斯基和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宗教，即“进化人文主义”（evolutionaryhumanism）向人类提供“神圣责任”及“光荣机会”，促进进化过程在地球上达到最大的成就。这不只是他们的意思，不单要努力保证产子最多的品种继续产子最多，并且要促进“人体内在的潜能”得以“完全发挥”。美国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受同样的理论激励，在1933年为“宗教人文主义”发起了一场运动，它的宣言反映了当时科学自然主义者的假设，即有神宗教被淘汰之后，会引进人类社会的合作及科学进步的新时代。不久，希特勒真的实现了某些人类内在潜能的发挥。杜威的继承人在1973年承认，因为以往40年的经验，证明当时的宣言“太乐观了”。
修正的宣言不得不向现实让步，例如说，“科学有时不能带来良善，反而带来邪恶”，及“传统宗教确非人类进步的唯一障碍”，但基本的言论仍未改变，即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人类：
明智地运用科技，我们可以控制环境，战胜贫穷，大量消灭疾病，延长寿命，显著地改良人的行为，改变人类进化路线及文化发展，开启大量新能源，给人类提供到达富足与有意义人生的无穷机会。
较任何人更彻底地从进化中引出广泛的乐观主义的言论者，莫过于德日进。他是科学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叛离耶稣会的神父，在“贝尔当人”及“北京人”的发掘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德日进要使基督教现代化，将它建立在进化论的磐石上，而不建立在巴勒斯坦2000年前的传说中发生的事迹上。一些比较严谨的唯物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德日进的言论只是假意的噱头，但是对像多布赞斯基这样一些比较有心灵情操的人则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对克里斯托尔的反应中，古尔德举出“这一世纪最伟大的进化论者又是一生为正统东正教徒”的多布赞斯基，来证明进化论与宗教可以保持和谐。就多布赞斯基而言，二者更甚于和谐。在他的《进化中的人类》（mankindevolving）一书中说，达尔文已治愈了“哥白尼与伽利略造成的创伤”。这创伤是指发现人与地球不是物质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则将人置于宇宙的精神中心，因为人现在已明白进化论，并且开始有控制进化的潜能。多布赞斯基兴奋地说：“进化不再需要依靠外来命运的支配；相信它可由人依其智慧与价值而控制。”为了更详细说明，他向读者介绍德日进以下的一段话：
进化是理论、体系或假设么？全都是，它更是基本原则，一切理论，一切假设，一切体系今后都该向它屈服，满足于它然后才为真实而可理解的。进化是一道光，照明一切事物；是一个轨迹，一切思想都该依循。这便是进化。
换言之，进化是人人必须崇拜的上帝。进化会把我们带入天堂，即德日进术语中所谓的“顶点”（thepointomega）：
一切意识和谐之汇集成为类同超意识（superconscious）。在这大地上不止有无数思想单位，也有单一思想的脉络，最后形成有轨式的有效思想单位。众多单独思想的结合，并互相彼此加强，而成为一个一致的思想……在思想的维度中，如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这宇宙除了必然聚合成无可限量之外还有什么？
这些幼稚乐观的、企图塑造一个科学的宗教的思想，至今仍残留在“新世纪”运动中。但达尔文主义者今日对人类前景已倾向于较悲观的看法。1988年，梅特兰·埃迪与唐纳·约翰逊揣测“现代人”（homosapiens）将因核战争或生态剧变很快灭绝。这令人沮丧的情况，是因为科技急速发展而产生大量有毒废物，毁坏原始森林与臭氧层，及人口无限制地增加。我们无法用理智处理这些问题，因为“本质上，我们仍是容易激动的石器时代的”，只能创造科技而无法控制它。埃迪与约翰逊认为科学将能利用遗传工程设计“更好的人”。人类若要避免灭绝，必须有政治的力量控制进化，使进化成为人的选择，不再任由盲目的自然选择操纵。
这些企图将进化论作为宗教或伦理体系，并不是一时的糊涂，几乎一切知名的达尔文主义者都已一试身手。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关乎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幻想故事，或说是虚构的创造论。因此，很明显地，进化论可作为揣测人该怎样生活，怎样选择的基础。创造论者有理由以神的创造与神的旨意为基础。科学自然主义也有理由以进化论作基础，视人为自然的产物。
从神秘角度来说，达尔文主义将人从由高于人的力量控制其命运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类起初将自然现象，例如天气与疾病，作为皆由超自然所控制；当人类学会控制及预测自然力量时，便将较小的神明放在一边，而相信有一位统管宇宙的造物主的高度进化之宗教。
最后，古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了，现代人则获悉自己是一种没有目标、也不关心他们的自然盲目作用的产物。于是，“神死了”的结论使一些人觉得是个大损失，另一些人则以为是解放。从什么解放呢？若盲目的自然产生了有智慧控制大地能力的人种，若这能力以前因为迷信被掩蔽，那么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前景便不再有限度了。这便是1933年人文主义宣言所传达的信息。另一可能便是无目的的自然产生了无理性的力量所控制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权力便是理，人类自由只是幻想而已。统治之权属于能控制使用科学的人，所以统治者不必顾虑人民的要求，因为科学认为这要求是无理性的产物。原则上，应该促使人民要求更好的东西。让他们照常生活并非仁慈，因为容易激动的石器时代的人，若能使用科学技术便只会毁灭自己。
不管达尔文主义者采取乐观或悲观的见解，他们认为必须使人们像科学自然主义者那样理解这个世界。人们必须学会把科学看作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是改良甚至保存人类境况的唯一力量。这就要求用公共教育来做灌输的工作。下一章便会讨论。
－审判达尔文第十一章达尔文主义者的教育－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偏僻的南肯辛顿区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华丽建筑物中。为了纪念建馆一百周年，1981年对达尔文的理论作新的陈列展览。访客入馆时首先看见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
世界上有这么多种类的生物，你是否感到惊讶？
有一见解认为今日所见的生物，都由久远之前的祖先逐渐改变进化而来的。
进化怎样能发生呢？一个物种怎样会变为另一个物种？
本厅中的展览让你看到一个可能的解释，即查理·达尔文的解释。
附近还有一张海报说：“另一见解便是上帝创造一切生物，完美而不改变。”博物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肯定地说：“自然选择的进化观念，严格地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只由逻辑推论而来，并没有实验证明。又说：“若进化论是真的”，可为生物分类学家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自然界有“群体之中的小群体”。这展览的主要信息是说明，达尔文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学说，但并非不可怀疑。
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对这些相对的言辞有激烈的反应。英国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周刊的“社论与来信”栏，便成为争论的场所。一位新达尔文主义的健将霍尔斯特德开始不仅攻击这次有关达尔文的展览，而且攻击该馆对恐龙与人类进化的展览，认为这些展览的错误在于使用分支学说（cladism）的分类法，因为这种分类法假定没有一种生物可证明为他种生物的祖先。又说分支学说的文献充满了误用的“迈尔、辛普森，甚至达尔文本人的材料”。因为这些知名人士坚持“将今日所观察的作用，延伸到过去的时代，便足以解释化石记录的变化”。
霍尔斯特德指控有些展览不但达尔文主义，并且攻击进化论本身。例如“人在进化中的位置”的展览特意否认直立人猿（homoerectus）是现代人的祖先。所以“创造论者多年所坚持的信念，现在由自然历史博物馆公开地宣告了”。
但霍尔斯特德并不将这些过错归咎与创造论者，而归于马克思的信徒。他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偏爱突然改变的进化作用，而不是渐渐不断的变化，因为这样更符合他们的社会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化乃由革命性大突变而改变到另一种状态，达尔文的渐进主义则很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由自由经济竞争及民主改革而逐步改良的。霍尔斯特德没有提出博物馆的科学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确实证据，但坚持博物馆“有心或无心”地怀疑达尔文的渐进主义，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指控政治动机可算为很好的娱乐。但重要的是，从前只在专业团体中表示对新达尔文主义及化石祖先存在的怀疑，今由博物馆公诸大众了。特别是有些陈列指出正统的进化论只赖某类逻辑支持而非依靠科学证据。在《自然》周刊中发表的一份报告引用了博物馆一位高级科学家向大众所作的演讲：
适者生存是句空话，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所以许多评论家说，不但进化观念并不科学，连自然选择也不符合科学。我们应否相信自然选择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这是从某些预定前提推理来的必然结论……
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见解是一个逻辑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此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
尽管我们相信进化确实发生了，但显然我们对这问题应存开放的态度……
我们不能证明这观念是真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证明它是假的。或许某一天有更好的学说可以代替它，但到那时才……
写报告的人说：“若这些是我们的朋友与支持者的语言，则创造论会帮我们防御仇敌。”
《自然》周刊中的一篇社论，以《达尔文死在南肯辛顿》为题，用以下的夸张词藻质问他们认定的侵犯者：
本该视为近乎达尔文主义城堡的博物馆，主持的人是否失去了勇气，更不用说失去良知了？……在向公众介绍科学时，对还在争论的题目，适当地说还遇有怀疑，谁也不会反对。但进化论对认真的生物学家而言，还有怀疑么？否则，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论，除了引起混乱之外有何作用？
这篇社论揣测说，博物馆的陈列是一班与该馆科学家不太亲切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因为多数知名的生物学家“宁愿失去右臂也不愿以‘若进化论是真的’作为一句话的开始”。这揣测激起了22位知名生物学家的愤怒，惊奇《自然》周刊会“主张将学说当作事实介绍”。这些生物学家说：“对进化论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明”，虽然有“许多间接证据，且无更佳的选择”。或许太天真了，他们结论说：“若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明天便可放弃进化论。”
信函与社论的交互反应继续了数月之久。《自然》周刊的编辑迟迟才发觉，达尔文主义在科学家中较他们所想象的更难一致，于是在一篇关于正当怀疑之范围的主要文章中，采取了较温和的路线。这篇以煽动性的《进化论的真实性有多少？》为题的文章，因作出让步而令大众惶惑，且较博物馆的陈列更使达尔文主义者吃惊。那些编辑先阐明卡尔·波普尔曾说达尔文主义是形而上学，而且不能证伪，又不明智地承认这评论在“技术上的正确性”，再勉强地解释说，“进化论并非毫无经验证据支持”及“形而上学的学说也不一定是拙劣的理论”。
该编辑的文章进而承认，“大部分的人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怀疑”。因此鼓励博物馆向怀疑者挑战，阐明争论之处。他们将怀疑者分为两类：“有些人怀疑达尔文主义出乎令人敬重的立场，另一些人认为生物发生的过程实由超自然的作用而来。后者的理论甚至不是形而上学，简直就是不科学的”。这篇文章最后说，为了不致令科学家气馁，“怀疑主义运动”（即认为科学理论没有绝对的真实性）不要“太深化”。虽然《自然》周刊主张消除一切成见，但坚持“有一成见是可容许的且是必要的，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信念；即一切可观察的现象都可以用理论来解说”。
《自然》周刊的评论不仅暗示达尔文主义属于形而上学的系统，由信仰支持，还因鼓励博物馆引起大众怀疑达尔文主义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而招致责难。这样无法下台时，该周刊在数星期之后发表另一篇文章企图平息风波。它肯定说，虽然“没有生物学者会否认上帝造人的可能性，若有人这样相信，那么他也会认为达尔文所观察的机制也是上帝所选择的创造方法”。博物馆的责任不是为迎合怀疑者，而是为进化论辩护：
面对宗教与神秘派有组织的压力，进化论者也需要表达自己见解的组织。这些见解应该赢得热烈拥护，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不应该降格为政治宣传的片面说辞与故作高深。对愿意听的人有适当的信息，而不需要与辨别过细的科学哲理家长久争辩。
相信分支学说者在这场辩论中也有所得。特别尖锐的是斯·纳尔逊的信：
在这行业中较有宣教士心志者的惊讶下，分支学说者不将化石作为特别启示，而将化石当作好似与其他生物标本一样，试图作适当的解释，有关细节更是如此。这样的作风对外人而言虽然合理，但化石学家们不情愿地碰到分支学说时，对他们感情的打击（我见过次数多得不计其数了），好似一个持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牧师遇见一个不速之客，说圣经不过是许多好书之一而已。我只要说现在有一种建立在巩固基石上的教会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将《物种起源》当作许多好书中的一本，已经足够将参观博物馆的群众引入歧途了。一位为达尔文主义何无神论辩护又以思想清晰而著名的哲学家安东尼·弗卢后来解释说，这场插曲都肇因于“公仆”（指博物馆的科学家）的背信。因为他们有责任介绍已成立的真理，而不该传播非正统的意见使大众惶惑。他公开指责这些傲慢自负者，“滥用公共机构的资源，去向参观这些公共陈列的外行人，推销自己宠爱的理论（分支学说），好似它已被有资格判断的专家们所公认。而这些外行人大多数是无邪的青年”。
弗卢报告说，“这些讨厌的材料已逐渐被收回”。正如这段话暗示，博物馆已经在压力下投降了。博物馆的发言人致函《自然》周刊解释说，馆员避免以教条式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企图不幸“给人的印象与目的相违”，录象片中说适者生存是一句空话的一段，已马上剪去，并将继续肃清其余的陈列。
当我1987年去该博物馆参观时，陈列已不再令观众感觉达尔文的理论尚有争论之余地了。例如在达尔文陈列厅入口处，那块写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等词句的罪大恶极的广告牌，已被以下这段使人恢复信心的告示所取代：
当我们将自己与化石中的亲属相比较时，便会发觉人已经进化的证据。
达尔文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一种观点，就是一切生物，都经极长久的时间逐渐演变而来。
这便是我们说的进化。
许多人认为进化的理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冲突。
起初陈列“模棱两可的话”给人对达尔文主义有足够怀疑的印象，但没有清楚说出那可以怀疑的是什么。后来博物馆发言人在接受访问时解释说，那怀疑并不指化石中缺乏中间型生物，或在寒武纪初期复杂的生物突然出现，或解释遗传密码来源的困难，或育种实验中变化之限度，或“有希望之怪物”的争论，或间断平衡之争论，或剧变灭种之重要性。当初的陈列在有见识的批评家眼光中，已分明是一种掩饰，而非明白说出达尔文主义的难处。虽然如此，博物馆的发言人说，现在与20年前的进化陈列时已大不同了，当时的馆长（加万·德·比尔爵士）“写过一本小册子，提到今日进化已被接受为事实，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机制，别无其他。就他来说，重要的观念已经成立，没有再需要思考的余地了”。
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教育家向青年提出进化的证据时倾向于使用含糊之词，并非实际由于创造力者的反对。向易受影响的人讲授进化论，用可能引起怀疑的言语，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极愤怒的。例如解释间断平衡的辩论时，必会给怀疑者一个印象，即达尔文主义者无法从化石中找出广进化的证据，因而作不充分的辩解。不管专家怎样热烈坚持，他们只辩论进化的速度，而不关注进化是否真的发生了。但少数聪明的青年会觉悟，因为没有逐步递变的事实，进化可能缺乏证据。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讲授进化不是为鼓励未成熟的心灵或已成熟者去思考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其他可能性。
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不同的团体，包括创造论者以及一大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团体。70年代初期，创造论者说服州教育局采取“反教条政策”。但此后科学教育家进行反击，他们迫使教育局颁布明白条文，训令学校根据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解来讲授进化。
教育局在多次辩论之后，1989年初颁布了《讲授科学的政策宣言》（policystatementontheteachingofscience）。虽然目的在于鼓励在课室及教科书中对进化有更多的讲解，但没有这样明白的说出。因为这些教育家要对科学作一笼统的宣言，而不承认进化论是一特殊的个例，包括宗教与哲学上的问题，与其他科学领域有异。
表面上，《政策宣言》是合理且宽宏大量的。开始说，科学是探究自然界可观察的事实，与可以试验的假设；不是研究神圣的创造、终极目的，或终极因由。这些非科学的题目该划归到文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政策宣言》着重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理解，而非强迫信仰，所以不论讲授科学或别的课题，都不该采用教条方式。《政策宣言》甚至重复说明信仰与理解的重要区别：“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公民，学生不必完全接受在自然科学课程中所讲解的一切，但必须明白科学思想中的重要线索，包括方法、事实、假设、理论以及定律”。
《政策宣言》又继续解释说，科学的事实、理论、或假设，都可以由试验而作取舍；这一点与信仰或教条有所区别，因为后者没有试验的标准，所以不能在科学课室中讨论。并且说，科学教师在职业上必须坚守科学阵地，应该将科学以外的课题敬重地请学生与家长或牧师讨论。
若不知道知识与信仰微妙差异的人，会以为《政策宣言》是保护相信创造论的学生的权益，假使他们“理解”进化论的话，可以质问它的真实性。这是误解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如果理解进化论而又真的不信是不可能的，好像理解算术而将二乘四作为七一样。对达尔文主义者而言，纯自然主义的进化是该学习的事实，并不是可以质询的见解。只要不影响他人，一个学生可以默默不信，但学生或教师都不得在课室中讨论不信的理论。
《政策宣言》不是为着保护异议者，而是在表面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系统中，为自然主义之进化作为事实讲授，作哲理上的辩护。这辩护认为科学因其方法的可靠性应受另眼看待。科学上的事实与理论不断受试验，哲学有或宗教教条“至少部分基于信仰，不受科学试验与反驳”。虽然促进信仰不符教育目标，推广知识却是教育责任。凡明白个中含义的人都知道，这些含糊的言词都为着这一点：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属于知识不属于信仰，所以反对的人是出于无知；消除无知才是教育所应有的目标。
继《政策宣言》之后的课程指导叫做《科学体制》（scienceframework）。《科学体制》告诉教科书的出版商，若要争取庞大的加州市场，必须怎样做。它口头说，教学必须使用非教条式原则，但却有明显的信号要求讲授进化，去说服学生相信正统的进化理论为目标。该理论的重大困难则被忽略或漠视了。又要求教师向学生重新肯定科学是可靠的，它是自我更正的事业；对进化论所谓根据科学的反驳已被科学团体考虑后而拒绝了，所以进化是“已被接受的科学事实”。
这些文件中的言词好似在蓄意隐瞒事实，而非表彰事实。例如《科学体制》没有承认科学无法证明随机的突变与选择怎能产生复杂的生物构造，反而将自然选择与适应作无谓的分别：
自然选择与适应是两个不同的观念。自然选择指适应环境的生物特征在后代中有更好的表现……适应乃是生物因环境刺激的反应作用，由于自然选择而改变构造与行为。
对于古生物学家无法鉴定任何大类生物的祖先，便轻描淡写地用一句话抹煞了：“寻求彼此关系最近的种类生物进化的相互关系，重于寻求祖先。”关于广进化的速度颇为难堪的争论，也只用一句话掩饰：渐进的变化除了例外之处，是一般的规律。
虽然生物的改变是逐渐而经过极长久的时间，但有些生物巨大的改变，在地球历史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这包括进化、多样化，以及许多化石物种之灭绝。
最后，《科学体制》以图表说明细胞色素c系列中分歧的规律性。这所谓“分子时钟”的现象，与根据于自然选择的预测相反，所以需要发明另一个分子进化理论去解释。但《科学体制》却说，图表中显示氨基酸系列在分子进化中变化率的规律性，它的结果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测。
在《科学体制》的前言中，作者赞扬科学是一个“探求欢乐的无限旅程”，并强调激发学生进行科学探求的兴奋感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这兴奋的感觉却不可涉及进化的基本问题。他们可鼓励学生考虑从事生物工程事业，但解决进化之奥秘是不能的事，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坚持它根本没有奥秘。那“有趣的观念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只能谈细节了。
《科学体制》最可取之处，就是请教师及教科书的作者不要用一些言语来暗示科学理论要根据主观成分或信众的多寡而定。
不该对学生说，“许多科学家”这样想或那样想。科学并非由票数决定，而是由证据决定。也不该向学生说，“科学家相信”。科学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乃是有没有可受观察及客观理解的证据……让学生知道在科学领域中的任何问题中，极不能因某重要人士如此说（权威）或因历来都是如此说法（传统）而决定。
但是《科学体制》马上自相矛盾，将“进化”仅含糊地指为“通过时间的变化”。因为含糊的观念是不能由观察与客观理性试验的。《科学体制》劝我们相信这含糊的观念，是因为许多科学家这样说：“进化是一个已被接受的科学解释，所以在科学家群体中，更甚于重力与电子流动的理论，不加争辩。”诉诸权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教育家们，不能公开揭示进化论乃至直截了当地基于《政策宣言》中所谓的哲学信条上。这信条是无法由科学方法试验与反驳的。
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相信，这宇宙是纯由物质因果运作的封闭系统；又相信对生物界奇妙的、好似为某些目的而设计的现象，科学该提供自然主义的解释。若是没有这些假设，达尔文主义者无法推论出各大类的生物都有共同祖先，或推论随机的突变与自然选择，能代替一位有智慧的设计者。这两个基本的信条都是不能试验的，所以根据《政策宣言》都不能在科学课堂中讨论。
发起在公立学校向学生进行灌输运动，可能是达尔文主义者战术的严重失策。过去，在中学教科书中进化论的材料较少，只是说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它。大学生物专业的学生或研究生院的学生才严肃讨论进化的科学证据。许多外行的人很少有机会知道，多少哲学以科学的名义讲解。即便知道内情，也无法作有效的反抗。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自己要求公立学校“多讲授进化论”而改变了这得意的情况。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公立学校应该竭力说服学生相信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要他们公正地指出使进化论难堪的证据。但在公立学校所作的是公众的事，即使创造论者也有权指出教科书或其他教材中的错误或含混躲闪之处。当局的压力可能一时有效，但坚决的反抗者终会说服大众，给他们对证据发言的机会。当圣经原教旨派以外的群众知道，达尔文主义者那样顽强地反抗一切对神的信仰，及达尔文主义极少科学证据，达尔文主义者会后悔脱离当初的掩护所了。
－审判达尔文第十二章科学与伪科学－
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对认识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廿世纪早期，年轻的波普尔住在维也纳城，那里的学术界由各种基于科学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如马克思斯主义，弗洛伊德（freud）与阿德勒（adler）等精神分析学派。这些意识形态普遍地被接受为自然科学的合法支派，并且因为似乎有很大的解释力而吸引了许多知识份子。波普尔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
会有类似理智的转变或得到启示的作用，令你看见那些门外汉所看不见的新真理。当你的眼目一旦开启，便可到处看见求证的实例，这世界充满了对理论的肯定。不管事情怎样发生都合乎其说。所以真理彰彰，不信的人显然是不愿看见明白的真理。拒绝的人或因与他的阶级利益冲突，或因“未经分析的抑制”而渴望寻求医治……。马克思的信徒翻开报纸在每页中都可找出他们对历史观点的证明。不但在新闻中、也在介绍新闻的方式——表示报馆的阶级偏见，当然更在报纸没有报道的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强调，他们的理论经常为“临床观察”所证实。
波普尔发觉，显然可以解释每件事的理论，实际上没有解释任何事。若工资降低，那是资本家要剥削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若工资提高，那是资本家要以贿赂来挽救腐败的制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预料的。精神分析者可以解释人为什么要谋杀，又可同样灵巧地解释为什么有人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活别人。无论如何，波普尔认为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理论，应该在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之外作出冒险性的预测。当预测很有可能失败的时候，预测的成功才真正有份量。
当波普尔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所用的方法，和爱因斯坦所用的治学方法相比，就得了很深的印象。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地以他的普通相对论（generaltheoryofrelativity），冒反证之危险，作出对实验结果的大胆预测。若结果不如预测，他的理论便会失去权威了。弗洛伊德派的人则不同，他们只去寻找求证的例子，并且将理论作成可以普遍适应的东西，所以任何事都可作为证明。马克思曾作出特殊的预测，例如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但当所预测的事没有发生时，他的信徒们便修正理论，使它仍然可以作出解释，而不论所发生的事是正是负。
波普尔不止解决了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伪科学怎样不同的特殊问题，还着手解决了什么是科学、它与哲学或宗教怎样区别等更基本的问题。从前培根（francisbacon）系统地将科学视为归纳之操练。这模式已久为人接受，认为科学家设计理论是为了解释已有的实验数据，进而累积更多的证据来求证理论。但怀疑派的哲学家，特别是休谟（davidhume），则对能否用一系列所观察到的事实，来建立概括性定律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我们有限的经验中，一件事与另一件事可以重复发生许多次；但继续观察下去则常有例外，而与常规冲突。这可能性不只限在理论上。科学家因那看似无懈可击的牛顿物理学华厦，在现代技术进步、有新观察方法时崩溃，而目瞪口呆。
以归纳法作为科学的基础不止在哲学上不妥当，事实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家并不照这模式作业。在科学的工作中，理论的设计常先于实验和数据的收集，而不是反方向进行的。波普尔说：“观察常是选择性的，它需要一个目标，确实的任务，兴趣，观点及问题。”若无理论，科学家便不知如何设计实验，或何处寻求重要的数据。
波普尔令人鼓舞的贡献乃在于推翻归纳法、形容科学的是从对世界的幻想或臆测出发。臆测可能全部或局部错误，但若充分明晰而可受评判地说出来，则可提供探究的。不是只要在世上寻找正面的例子，因这些是一定可以寻见的；而是要寻找反面的证据，故此知道需要更新更好的解释而藉之进步。
波普尔将他的重点以一句卓越的格言表示：“错误的科学理论，在其热望被视为正确的理论时被出卖了。”在某些个例中，这热望由于发现者的骄傲，他以手头一切的技巧去保护他的理论，因为与他的职业名誉攸关。就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而言，这热望由于认识世界而得的安全感所致。许多将自己的一生事业建立在那些理论上的人，在该理论被攻击时便觉得个人受威胁。这惧怕令他们不分好坏，不择手段，只要能保护他们的理论不被推翻便可。
波普尔提议以推翻的标准作为试验来分别科学与非科学；后者包括伪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些名词曾有些混乱，因为一般用法将科学作为某些主题的探究，例如，物理或生物为科学；历史与文学则为非科学。但波普尔的逻辑认为，科学的身份基于附从者对批评的态度甚过基于主题的不同。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可能使用教条或回避方式，就方法而言是不科学的。反之，历史学家或文学家可能将论文中的意义明晰表达而邀人反驳，这便是使用科学方法了。何处理论接受严谨的实际考验，何处便有科学；何处只实行保障理论而非考验，便没有科学。
“形而上学”这一概括的名词也有混乱。波普尔将一切无法实际试验的理论都归于这类。或许读者以为波普尔将“形而上学”的一切都作为胡说八道。但这是“逻辑实证论”（logicalpositivism）时髦的见解，而非波普尔的见解。逻辑实证论者将一切思想都以科学标准来衡量，因此认为可以证实的言论才有意义。把无法证实的言论，例如“奸淫是不道德的”之类，作为无意义的喧哗，或作为仅是个人爱好的表达而已。
波普尔激烈反对逻辑实证论。他认为若将形而上学放弃，则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宇宙性的陈述，例如普通科学大定律，是无法求证的。（我们怎能求证在整个宇宙中熵永远增加呢？）波普尔认为从形而上学中，即从对世界的想象臆测中，科学产生了。举个例说，占星术与古时的神话曾有助于天文学之发展。科学探究之要点不是直接拒绝形而上学的论调，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企图将之化为可以实际试验的理论。
波普尔坚持说形而上学屡屡重要而有意义，虽然不能科学化地试验，但可受人评判，取此舍彼都可说出理由。波普尔甚至说，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等伪科学家，也有宝贵的洞察力，将来可能在实际的心理学界中有他们的地位。波普尔对他们的批评，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是无稽之谈，仅是说他们在临床检查中，让自己随时可以找到正面的证据而欺骗了自己。
由于这些复杂因素，自然科学与其它可贵的理智活动，其推翻的标准可以一致。波普尔的贡献乃在提倡不必为科学划出界线，但要强调对科学家或非科学家同样重要的，而常被忽略的理智上之正直。他告诉我们不必惧怕做错，不要遮盖已做错的事；不要躲避在易于解释一切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安全错觉中。
我们若用波普尔的格言来判断达尔文主义者的作风，会有什么结果呢？达尔文自己虽较坦白地承认：证据对他的理论要点难于一致。但最后每一难处他都以高调的词藻去解决。他形容《物种起源》是“一冗长的辩论”。辩论的中心便是认为共同祖先是很合理的，所以严谨的试验是不需要了。达尔文没有提出冒险性的实际试验，所以这科学的开头便错了。他领先以理论化解化石记录；引用人工选种繁殖为证据但不提及它的限度；将微变与巨变的重要分别抹杀，因此自己树立了以辩护代替求证的传统。
遗传递变是达尔文的中心思想，后来被人称为“进化的事实”，从起初便受保护，没有经过实际的试验。达尔文曾让某些问题作为有待解决的题目。例如将自然选择视为生物改变的机制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但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已成为教条乃是事实；而有关改变过程的争论延续到今日，已将注意力从这事实上转移了。
中心思想是极重要的，因为进化的“事实”与达尔文的学说并没有真正不同。当我们断定不同种类的生物，在遥远的过去里都有共同的祖先相联系时，我们便作出很多有关祖先怎样发展新器官、怎样披上新形状的暗示。在百、千万年时间里，祖先产生后嗣的生殖作用，都与我们目前所观察的相同。生物只能产生同种的生物，所以大改变只有聚积历代的小差异而来。这样逐步建造复杂的器官，必须有某些力量的指使，而这力量必只是自然选择。细节或可争论，但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都在祖先遗传的观念中暗示出来了。
科学家这样不辨是非地接受共同祖先的观念，有什么动机呢？我们只能揣测。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无疑使专业科学家的声望大增。自动进步的观念也与那时代的精神相符，甚至吸引了宗教领袖的大力拥护。无论如何，科学家尚未严谨考验进化论之前便已接受了它，进而利用一切权威说服大众。纯自然作用足以从细菌中产生人，从一堆化合物中产生细菌。进化论科学成为专找符合的证据，以解释排除反面证据的事业了。
当新达尔文合成论（neo-darwiniansynthesis）成功之时，它下降为伪科学便完全实现了；1959年在芝加哥庆祝《物种起源》出版百周年纪念中，它达到受崇拜的目的。这时达尔文主义不只是生物学中的理论，也是科学自然主义宗教中的要旨。它有自己伦理的目标，及用社会与遗传工程救世的计划。在芝加哥的大会上，朱里安·赫胥黎是最受尊敬的讲员。他毫无拘束地高奏凯旋：
将来的历史家或会将这百年纪念周，作为这大地历史上一段重要而有决定性时期的缩影。在这时期中，进化作用在好奇的人身上，开始自我知觉了。这是第一回在公开场合中坦白面对事实，即各方面的实质都在进化，从原子与星宿至鱼类花草，从鱼类花草至人类社会及价值观，的确，一切实质都是单一的进化作用……。
在进化的思想式样中，超自然没有地位也无必要。这大地不是被造而有的，而是进化而来的。一切动植物也是如此，包括我们自己——精神与灵魂及脑子与身体。宗教也是进化来的……。
最后，进化的眼光使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不很明白）新宗教的面貌。它必兴起服事将来世代的需要。
这些见解当然远超任何实验科学所能证明的。为了支持这世界观，达尔文主义者不得不用波普尔所警告的，追求真理者应当避免不正当的策略。他们最重要的计谋，便是将“进化”作为含糊之词，欺诈运用。
“进化”一词在达尔文主义者的用法中，包涵一个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在这体系里，无需创造主的参与，物质自己进化，组织到目前复杂的状态。但“进化”也指远较适度的观念，例如微进化或生物之间彼此相似。深色飞蛾在背景的树皮深色时，会在飞蛾群体中占优势，所以显示进化。同时将话语一转，便说人由细菌以纯自然遗传而来。若老练的批评家看穿群体中的变异与巨变无关时，则达尔文主义者便否认微进化的证据，而指出生物彼此相似为“进化的事实”。或者他们说在生物的分布中，外围岛屿的物种近似附近大陆上的物种。因为“进化”指许多不同意义的事，所以任何例子都可引为证明。其诡计仍是以证明最起码的意义，作为证明形而上学的整个系统。
自然选择名词的使用可以巧妙地使它或明或暗。当没有不友善的批评者在场时，达尔文主义者将自然选择作为创造的力量，解释任何的改变成不变。但当批评者要求实验求证时，达尔文主义者会说，科学家已发现另一机制，特别是在分子的层面；因之将自然选择贬为次要而避免考验。即使对理论有一些健康的辩论，进化的事实是不容置疑了。当批评者的目标被转移时，“盲目的造表者”又用后门回来了。达尔文主义者会解释说，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怀疑达尔文自然选择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另一因素促成生物外形适应的特征。
当反面的证据无法否认时，达尔文主义者便临时设立新的理论来反抗。菲秋马的教科书告诉大学生说，“达尔文较任何人更能给一切生物……下结论，即变异性而非稳定性乃自然定律”。所以化石记录中遍在的稳定性被他及化石学家漠视了。除非将稳定性扮成“间断平衡”的证据，否则是不能公诸大众的。“间断平衡”初听好像是新理论，实际只是达尔文主义的微小修改而已。达尔文主义者也可将稳定性解释为稳定性淘汰，或发生过程之约束，或多样进化，因此，正如变异性一样，稳定性也变成达尔文主义所期望的了。
达尔文主义者有时会寻找正面证据，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找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或弗洛伊德分析要杀父亲而娶母亲的病人一般。达尔文主义者找到了更多微进化的例子，或生物自然相似的另些样本，或可能含有现代哺乳动物祖先的化石群。但是反对共同祖先理论的证据他们从来寻不到。因为就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这些证据是不存在的。“进化的事实”是定义上的确实，所以反面的知识是无意义的，一般也是不可发表的。
若达尔文主义者有意采用波普尔的科学探究标准，便需将“共同祖先”的定义作为需要实验证实的假设，而不得作为生物彼此相似之逻辑推理的结论。生物间相似的式样，包括一致的遗传密码，实有共同因素的涵义。生物有共同点正告诉我们生物在许多不同场合中藉机遇进化而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相似可能由于共同祖先，可能由于非聚积微变而改变的祖先，也可能由于科学知识范围之外未曾考虑的作用而致。不管怎样倒唯物论者的胃口，共同祖先只是假设，而不是事实。因为是假设，它该受注意尊重。所以根据波普尔，我们必须加以严谨的试验。
若要那样做便该预测，若共同祖先的假设是真的话我们该找到什么。到目前为止，达尔文主义者只在找正面的证据。它的结果显示波普尔的警言“证明若由于冒险性预测的结果方可重视”何其可贵。至于一百多年来化石的探究，若达尔文已预先作出冒险性预测的话，他便不至预测单一的“祖先群”如兽孔目（therapsids）或凑杂的东西如始祖鸟，为广进化仅有的证据了。因为达尔文主义者只去寻找正面的证据，才会将这些例外的样本视为证据。达尔文主义者前未预测到所谓分子时钟的分子关系极具规律性；但当他们将理论大幅修改以迎合这新证据之后，便说这分子时钟现象“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
经波普尔的原则分析之后，达尔文主义者所引用的求证例子实似反证的例子。但我们在此不需急于作裁决。若达尔文主义者将共同祖先改为科学的假设，进而鼓励寻求反面的证据，则更多的反面证据自会出现。对达尔文主义最后的裁判，便可因此无虑地让科学界自己慎密思考。当然科学界必须证实他们愿意不存成见地探究这问题。
成见是主要的难题，因为科学界的领导者认为他们正与宗教的基要派作垂死的斗争。他们将所有相信有创造者参与这世界的人都当作基要派的教徒；并且认为这些人是开明、自由之威胁，更是支持科学研究经费之威胁。科学自然主义成为荒诞的创造故事时，达尔文主义扮演了与基要派作战的观念上的重要角色。为着这缘故，科学界尽心保护达尔文主义而不去试验它，进而歪曲科学探究之规则，以帮助达尔文主义。
若达尔文主义的目的在乎说服大众在自然世界之上没有超越的意向和智慧，则他们这目的对科学探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限制。第一，科学家不能考虑一切的可能性，只能考虑在那些符合狭窄的自然主义哲学的范围中探索。例如他们在探究遗传资讯时无法假定，可能是智慧传达的产物。第二，科学家不可反证达尔文主义中的要旨，如自然选择的创造力；除非他们有其它视为可以接受的选择。这规则是必要的；因为自然主义的拥护者，必须随时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可用，才可避免相反的哲学观念生根。
达尔文主义者因为热衷于被视为正确，以致采用了错误的科学观念。科学的同僚让他们逍遥于伪科学的道路上，乃因许多科学家不了解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探究之方法与科学自然主义的哲学计划之间的分别。科学家难于分别二者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惧怕自然主义哲学的削弱，会导致宗教狂热的滋长。但是不论科学参加什么别的目标——宗教、政治、种族——之后，科学家本身必然沾上狂热。当科学家回想前辈所犯的错误时，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他们难于相信：自己的同僚今日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暴露达尔文主义可能是伪诈，并不暗示支持别的理论，更不是支持基于宗教教条的伪科学。接受波普尔的挑战乃是踏出知识的第一步，即是承认无知。“证伪”不是科学的失败而是科学的解放。“证伪”可以除去成见的赘累，让我们重新自由地寻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