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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回(下) 狎客帮嫖丽春院

    纲:帮嫖。

    纲:西门庆欢场逐笑,众帮闲乐得逍遥。

    纲:“酒、色、财、气”,是《金瓶梅》的四大主题。最近西门先生比较忙,忙着“气”死自己的结拜兄弟花子虚,忙着把朋友妻——李瓶儿的“财”据为己有。如今大事告成,他长嘘一口,就又回到自己正常的人生轨迹上来,就是毫无休止地喝“酒”逐“色”。

    目:当天,在吴月娘的领导下,众位女眷来到李瓶儿的家中观赏花灯,潘金莲女士利用难得的抛头露面机会,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虚浮表演,不但没有增加人的羡慕感,反而在世人面前,又把西门庆这个暴发户不择手段起家的底牌显露出来。但是对潘女士来说,她自认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作为西门府中的井底之蛙,那个自封为皇帝的西门庆,在平常的日子里都游手好闲,如今正值节日,更不会独守空闺了。

    当天,他和应伯爵、谢希大两人,在家里吃完了饭,也到灯市里游玩。到了狮子街后,他知道吴月娘众人在李瓶儿家喝酒,怕应、谢二人看见,没有深入狮子街就回转了,不想正好撞见孙寡嘴和祝实念。二人赶忙向自己的“衣食父母”行礼,说:“好些天没有看见哥哥,想死我们了(想人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想酒肉和金钱。)。”当看到应、谢时,马上由晴转阴,骂道:“你们两个遭天杀的,你们找哥游玩,就不能叫上我们(同行是冤家。帮闲也面临残酷的行业竞争。)?”西门庆赶忙打圆场,说他们也是在路上偶遇的,没有事先约好。

    当提起看完灯之后的消遣时,西门庆提出要请众人到酒楼喝酒,然而在吃喝玩乐这方面,帮闲们不总是随声附和。祝实念就提出要到李桂姐家里去,他说前两天他到她那里时,她对着他哇哇痛哭(骗人!),说她从腊月到如今,身体一直不好,而大官人却一直不照面儿。如今又是正月十五,不正好过去乐一乐嘛!

    西门庆挂念晚上和李瓶儿的约会,就不打算去,可是怎么禁得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生拉硬拽,还是把他弄了去。

    西门庆和众人往李桂姐家里走,她浓妆艳抹之后,正在门口迎接。刚一进屋,祝实念作为“功臣”就高叫道:“快请三妈出来,亏了我们众人,今天才把大官人请来。”虔婆拄着拐杖出来,见面就埋怨说:“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当时习惯称嫖客为姐夫。),如何这么久不来看看姐儿?想必是另有新欢了?”祝实念插口道:“你老人家能掐会算,果然猜着儿了。我们大官人最近相中了一个绝色的婊子,每天只到那里去,想不起来你家桂姐了。刚才要不是在灯市上偶然碰见,硬拉他过来,他还不会来。你要是不信,就问孙伯修(谐音“孙不羞”,孙寡嘴的大号。)。”孙寡嘴接口说:“我得实话实说。哥最近相中的婊子,不是里面的,是外面的(这句话应该是影射李瓶儿。“里面的”应该是指“妓院里”,“外面的”应该是指“所谓的良家妇女”。尽管西门庆和李瓶儿的偷情行为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对于帮闲,这些在风月场中混饭吃的人来说,他们对男女的风流韵事具有极其敏锐的感觉。在这个圈子中,西门、李瓶的关系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西门庆没有挑明,他们不敢大肆宣扬而已。)。”西门庆听了,赶着孙寡嘴只顾打(从这个反应当中,应该是说中了他的心事,他听出了孙所要弹奏的弦外之音。我们在文字当中看不到当时人的表情,但是可以通过经验和想象模拟出来。),说道:“老妈,你千万别听这个老杀才的话。”孙寡嘴和众人笑成一块。

    说笑过后,西门庆掏出三两银子递给桂姐,说:“今天过节,这是我请众位朋友的。”桂姐不肯接,把银子递给了老妈,老妈说道:“怎么的?姐夫就笑话我们家在大节里拿不出酒菜款待众位?怎么还让姐夫花钱?难道我们院里的人就是爱钱吗(这一番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如果你要是不看后文,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可是……)?”应伯爵说道:“老妈,你依我,收了吧。快些安排酒菜让我们吃。”

    那虔婆说:“这个在理上说不过去。”一边推辞(细节之一。),一边把银子接过来揣了起来(细节之二。),并且深深地(这个形容词也是重要的细节,能让她深施一礼的原因就是因为钱。这种细节成就了《金瓶梅》的伟大。)道了一个万福,说:“谢谢姐夫的布施。”应伯爵道:“老妈,等一会儿走,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是说有一个人要去妓院,但是他准备开一个玩笑,就穿得衣衫褴褛,走入妓院。老妈一见他这个样子,半天不理睬,连茶也不给端上一杯。这人说:‘老妈,我肚子饿,给我拿点饭来。’老妈说没米了。他又说:‘没米就算了,端盆水,我洗洗脸。’老妈说没交水费,人家不给送水了(连水都没有,这种世态炎凉也太明显了。)。这人拿出十两银子放在桌子上,让她去买些米和水,老妈急三火四地说:‘一定,一定。姐夫吃了“脸”洗“饭”,洗了“饭”吃“脸”。’。”众人又是哄堂大笑。

    应伯爵又说西门庆之所以没来,是因为他看上了花子虚包占的吴银儿(虽然开玩笑的对象是吴银儿,但是还是围绕在李瓶儿的周围,应伯爵更应对这事儿心知肚明。),不要桂姐了。老妈不信,她笑道:“我不是瞎吹,拿我们桂姐和吴银儿比,还是比得过的。我家与姐夫是快刀儿割不断的亲戚(李家有李娇儿深入敌营内部做卧底。),而且姐夫是什么样的人?大风大浪见得多了,他还分不出什么高低上下?”说完,就去整顿酒席去了。

    在本书中,应伯爵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物,但是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尽管在他的笑话中充满了低级趣味,可谁又能否认,在他的笑话当中,我们往往能够听出来作者的讽谏。应该说,作者在品评自己的作品时,应该对应伯爵这个人物非常满意。

    作者的笔名叫做“兰陵笑笑生”,其重点是一个“笑”字,难道他是用一种看似游戏的笔墨,来讽谏这个社会?如果说,我们把应伯爵作为主人公的话,然后把他的故事压缩成一个中篇小说,那么他的故事就应该是一幕喜剧。

    太多的喜剧都是用一种荒诞的形式来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纲:西门庆出手阔绰,众帮闲手舞足蹈。

    目:众人正在喝酒,发现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门口探头探脑,手里拿了三四升瓜子,进来跪下后,说道:“大节里,孝敬大老爹。”西门庆认识一个叫于春儿的,就问他还有几个人,于春说还有两个在外边伺候,有一个叫段绵纱的人进来后,他认识应伯爵,就跪下来磕头。西门庆收下了他们的瓜子儿,打开钱夹,拿出一两银子,掠在地下。于春接了,会同众人趴在地下磕了个头,说道:“谢爹赏赐。”转身离开。

    这样的人,在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做“架儿”。这群人整天混迹在茶坊、酒肆和妓院当中,借着向阔客兜售食物的机会打秋风,求得一点赏赐。在原文当中有一首词来形容他们,说他们“本分少,虚头多”,说他们是在“虎口里求津唾”。在这样的环境中讨生活,每天面对三教九流,他们肯定是见风使舵,肯定是谎话连篇,我们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也要施以历史的同情。

    他们靠着做低伏小,靠着阿谀奉承,往往能得到一点残羹冷炙,就好像在“虎口里求津唾”一样,得到了一点点的赏赐。可是想要得到虎口里的残渣,必须以人格的丧失作为等价交换条件。刚才提到西门庆赏给他们银子的时候,用了一个动词,叫做“掠”,我们经常组词为“掠夺”,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扔、抛”之意。想想这个动作,是不是在喂狗的时候,出现的频率最大。

    就在这一“掠”一“抛”当中,封建等级的森严壁垒昭然若揭,这里没有一点尊重,有的只是鄙夷、蔑视以及阔佬们在重复这个动作时的得意和高高在上。

    这个动作在中国重复了两千年,这两千年中,有赏赐,有乞求,有善心大发,有感激涕零。

    唯一就是没有平等,没有自尊。

    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

    所以我说对待这些社会底层中的非主流人士,要有两种态度。我们批判,如果他们还有选择,却甘心情愿地摇尾乞怜;我们同情,如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做作的笑脸掩盖自己辛酸的泪水。我想这也是我们看待人与事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边是高朋满座,海味山珍,一边是凄风苦雨,乞求可怜,《金瓶梅》里不包含阶级斗争又包含什么?

    刚刚把这些架儿打发走,西门庆他们又重新添换酒菜,倚翠偎红,花浓酒艳。桂姐和桂卿两个一个弹筝,一个琵琶,唱了一套《霁景融和》。正唱到热闹处,又有三个人捧着一只烧鹅,提着两瓶老酒,要来孝顺西门大官人。西门庆以前就认识这三人,分别是白秃子、小张闲和罗回子。

    这些人被称为“圆社”成员,圆社类似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那时职业球员可没有现在这样风光,他们属于下九流,和“架儿”一样,也是靠着给阔佬捧场混口饭吃。也有几句话来形容他们:“穷的又不趋,富贵他偏羡。从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饱餐。赚不得大钱,他老婆常被人包占。”你看,西门庆告诉他们先在外边伺候,等自己喝完酒,再出去踢几场。不过倒是给他们一大壶酒,一碟点心和四盘嗄饭(嗄,念下。嗄饭,也是下饭,是指菜肴。),打发他们先吃。

    西门庆喝了一回酒,来到院子里踢了一场,然后李桂姐也上来比划,那些球员在旁边捧场,假意喝彩,说她的球技非常出众,让人大开眼界,并且向西门庆讨赏钱。李桂姐踢了两场下来,气喘吁吁,腰肢困乏,就从袖子里拿出春扇儿摇凉,并且和西门庆携手观看其他人的表演。

    西门庆正在这里玩耍,只见玳安骑马来接,悄悄告诉他吴月娘众人走了,李瓶儿请他早些过去。他告诉玳安,把马牵到后门等候。回到屋里,他没坐一会儿,就借口出来方便,来到后门上马便走。应伯爵派保儿去拉扯,西门庆哪里肯停,只说家里有事,一溜烟走了,只是派玳安拿了一两五钱银子打发三个球员。李家怕他是去后街的吴银儿家,派丫环跟住,直到他确实走了,这才放心。而应伯爵众人直喝到九点多才散去,他们的处事原则就是“笑骂由他笑骂,欢娱我且欢娱”。

    在这一段描写中,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下宋朝社会的市民生活风貌,同时我们也可看出,西门庆和社会各个层次交往过密,等看了后文,你更会理解这句话。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无赖、流氓,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在当时世俗标准下混得开的“成功者”,他的所作所为符合金钱社会的一般规则,他是商品经济时代的“宠儿”。他在人际交往中,不是仅仅靠着欺行霸市和为非作歹,而是非常有“手腕”,非常“大方”、非常“讲究”的。请看,他来桂姐家时,给了三两银子,给了架儿一两,给球员一两五钱,就按一两银子顶三百人民币计算,这种种出手也足够大方的了。

    但是从富人花天酒地的生活里,也能看出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他给了桂姐一千,给架儿三百,给圆社五百,就是说,他一晚上的花费就在两千元左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两千块也是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仅仅是他一掷千金的小证明,后面还有大手笔。这样他就和那些“越富越抠”的“葛朗台们”有本质区别,他用金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结果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者”。

    不过有钱人也分很多种,葛朗台那是一种极端表现,很多人花钱有规则和方法,这是一种理智的表现,无可厚非。在《红楼梦》中,王熙凤说过一句话非常耐人回味,叫“大有大的难处”,我们不要有一丝仇富心态,如果人家取之有道,当然这个道是正道,人家如何花钱是有道理的。

    相对来说,如果钱来得太容易,如果没有紧箍咒限制,如果出现像西门庆这样的情况,那么花钱的方式恐怕就要偏离轨道。西门庆的父亲给他留一笔遗产,然后他又把药业公司发扬光大,赚取巨额利润,就在一、二年之内,他又从李瓶儿和孟玉楼之处,得到了巨额的横财,并且是人财两得,你说他该有多么得意?这钱赚的多么容易?这样的钱不花岂不是罪过?

    什么样的钱花起来最潇洒?容易得来的钱。什么样的钱花起来不心疼?别人的钱。纳税人的钱花起来最最不心疼。如果是靠着智力和汗水得来的财富,我们应该绝对尊重,真正有内涵的财富持有者在花钱上是有严格规定的。

    纲:这一篇文章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宋朝的市井风貌,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

    纲:通过中国足球的发展来反思一下中国文化在传承中的弱点和失误。

    目:当时的足球和现在的有些不一样,一般是把六片“端尖腹阔”的皮缝成圆球(这种形状是不是有点像美国的橄榄球,按照笔者的推测,美国人剽窃了中国的专利权。)。如果在里面充上空气,叫做气球或者气毬,如果在里面充上轻质羽毛,就叫毛球或毛丸。西门庆众人玩的球是气球,相对于毛球来说,这应该是改良品种。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就叫“蹴鞠”,“蹴”有“踢、踏”的意思,“鞠”就是“球”的意思。当时玩球有个规则,就是球不能落地,这就好像现在踢毽子的玩法了。

    中国的足球历史源远流长。在《史记》的“苏秦列传”中,就提到过这项运动。当时足球文化最为盛行的地方是山东临淄,它在当时是齐国的首都,此时距离秦始皇统一只有一百年左右了。苏秦当时是想游说六国连横,抗拒齐国,他对齐宣王(就是让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能够混吃混喝的那人。)说,齐国地大物博,没有必要对秦国俯首帖耳,他当时说了一个情况就是“临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踏鞠”就是“蹴鞠”。)者”。这话主要是为了证明齐国国富民强。

    到了汉代,这项运动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应该是一项主流运动。有一个例子,也是出在《史记》上,在其“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名医淳于意给项处看病,千叮咛万嘱咐,“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可是项处不听,照常踢球,结果确实是吐血身亡。“狂热球迷”的疯狂由此可见一斑,汉代人对其热爱的证据也在于此。

    唐代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高峰之一,在足球器具和规则上,越发向职业化发展。

    而宋代对足球的重视更是不同凡响。有一个证据,非常能说明问题。在宋代有一个人由球星转行进入政治,虽然他个人的私欲得到了满足,但却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由此可见,足球与政治是两个领域,搞“政治足球”没有不失败的。

    这个人叫高俅。

    就是这样的足球历史催生出来的中国足球,真有一点对不起老祖宗,所以我们既要有一种崇拜祖先的传统心理,同时又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雄心壮志。

    在中国往往有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这个儿子如果不知道自重的话,往往愿意躲到老子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自己认为理所应当,也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也是老虎,看不到自己就是“狐假虎威”中的狐狸。所以我以前说过,我们中国人往往喜欢自吹自擂,说什么中国文化为世界奉献了若干。但我总是纳闷,为什么自己民族的东西非得让老外发扬光大呢?

    中国的文化是世界的,但唯独不是自己的,这是十分悲哀的。

    我们往往热衷于宣传四大发明。

    中国人发明火药,被人制成大炮,改良武器,回头屠杀中国人。

    中国人发明指南针,被西方人用来进行地理大发现,探索世界,开拓了政治视野,而中国皇帝夜郎自大,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主宰,只知道在自己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热心于政治斗争,喜欢做蝼蚁之雄。

    中国人发明纸张、印刷术,西方人用来普及教育,发展文化,中国始终没有社会教育,只有文字狱(控制思想喉舌。)、精英文化(卢梭写《忏悔录》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清王朝,当时清王朝正搞那些又臭又硬、死板僵化的八股文,而当时卢梭的语言已经可以和现代语言接轨了。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距。)和愚民政策(百姓越愚昧,越好统治。)。

    我们要有历史的同情,当时的统治者有自己的难处,也有人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只能有这种气度,但是唐朝文明也是封建文化,可是其兼容并包的气度让人乍舌。当时在长安的外国留学生高氵朝时“以万和十万计”(具体数字和出处我暂时查不到了。大家可以帮我查,我也继续查找。),现在有几个城市具有这样的宽容气质?

    我们不能轻易宽恕了中国的专制皇帝的专横跋扈和“奴才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包括中国的文化典籍,包括《孙子兵法》、《菜根谭》等,在中国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继承和重视,总是别的国家抢先开发,然后自己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讨一些残羹冷炙。据说当年商场上流行的“《孙子兵法》热”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真是太无知了。在两千多年前创作的《史记》中,其“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一个人利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成为了名垂史册的大生意人。

    他叫白圭。

    《史记》上说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我们读书和传播文化是不是关注这样的关节更有意义呢?两千年前就有的本土光辉思想,为什么非得由外国进口呢?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宣扬什么民粹主义,是说我们有眼无珠,自己守着巨大的精神宝藏,视而不见,却总想出去要饭,没有必要嘛。因为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才会有此感悟(有一句话,也要做个声明,民主思维我们必须融合西方智慧,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太过幼稚。我们中国人爱有门户之见,思维太过狭隘,只要是我们不足之处,只要不是依葫芦画瓢,只要能消化吸收,只要能据为己有符合自己的特殊性,在文化和思想上是没有优劣之分和门户壁垒的。我们学习大海吧,海纳百川,我们学习高山吧,高大巍峨,我们把自私狭隘的思维扔进茅坑里吧!)。

    光提先进个几百年有什么用?没有深度扩展和精度开发,再好的创意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要总沾沾自喜于这些屁话了。

    中国人小富即安、浅尝辄止的特性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如今的时代不允许你有这种小农经济时代的思维,尤其对于国家战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错过时代,那将是全体国人的巨大灾难。

    这是一种偏激的说法,但是有合理的成份(因为是边写作边上传,有些观点还值得推敲,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也是要到网上集思广益,然后再精益求精。不过这些都是我这十多年的思考,应该算不上信口开河,只能说有思维盲点。我以前就申明了,我的作用是抛砖引玉,引起您的思考。没有人的思想是千年不朽的,都需要就事论事、批判继承的,何况是我这种春草一般的小人物。)。

    我不知道我们在传承文化时,应该更关注一些什么东西,是关注名实之争,鸡毛蒜皮,还是关注本质内涵,大是大非?

    话题一转,包括对《金瓶梅》的认识和传承,为什么把它仅仅视为一本黄书呢?

    中国文化在传承当中究竟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要么是没有连续,要么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继承呢?

    我们一起来思考。

    从中国足球的命运和历史发展中,思考中国文化传承的命运,对于我来说,这是阅读此篇文章的大关节所在。

    中国足球成为了道具和攻击目标,敬请海涵。不过中国足球自有其他国家的足球不能取代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就是成为大家泄愤的目标。两个生人见面,骂一骂中国足球,马上就能拉近彼此距离,更有甚者,引以为志同道合。

    姑且认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是个真命题。那么中国足球的存在自有其“价值”。我们万不可等闲视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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