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鸡毛 老父八十
老父说他老人家今年八十，这样的说法叫人有些诧异。他老人家是1929年生人，按照北方风俗，“男做进、女做满”，也应该是明年，但老爷子的话谁也不敢违抗，今年就今年，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家里的绝对权威。
老父是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大磐石村人。老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三：其一，易县是清西陵所在地，说明风水好；其二，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发生于此，说明这里的男人全是铮铮铁骨；其三，走出了我老父他老人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所以才有了我们宜昌的王家。
我没有回过老家，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带着弟弟回去过，留下很多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印象。我就从他们无数次的回忆之中，勉强拼凑起老家的写意图：村口的老槐树的书也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家是简陋的土坯房，人很多，除了奶奶，全是男性，很热闹的。吃饭的时候，一人一碗小米粥，一张煎饼；晚上，热炕上齐刷刷躺着四个半大的小伙子，门前的拒马河清澄见底，不远处，太行山巍然耸立。
老爷爷家有四个儿子，大伯一生务农，据说身体一直很硬朗；二伯是参军走的，从解放军到志愿军，从东三省到朝鲜半岛，已经是师长的他没能胜利凯旋，成了为国捐躯的烈士；父亲在家排行老四，从小心灵手巧，读书成绩好，又是儿童团长，还编得一手好凉席，后来就跟着干部工作团南下了；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们称为六叔。
老父的前半生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从通讯员、干事开始，没几年就平步青云，先后当上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有些老人告诉我，肃清的枪毙犯人的布告上就是我父亲签署的大名。反右运动是老父的第一次挫折，他被罢官免职，发配到东山苗圃劳动改造，在那里，他的一条腿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被马车压断过。
我的记忆完全是只零破碎的，父亲的形象几乎看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那时很忙，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家出门了，然后是母亲，我也要上幼儿园；我晚上玩累了，躺在外婆被窝里呼呼睡着了，他还没回家。我只记得母亲把我们兄弟俩领到一条街上，路灯闪烁着，她指着一个瘦高的男人对我们说：“叫爸爸。”
那时，老父已经被平了反，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我记得那时我们度过的一段最温馨的家庭生活。放学了，背起书包就飞奔回家，父亲已经把窝窝头蒸好了，玉米面的，黄橙橙的，甜滋滋的，楼梯的转弯处有一个老人在唱：“小燕子，穿花衣”，那是在南正街的事；后来是解放路，父亲绘声绘色的给我们念那本小说《智取华山》。
第二次对老父的打击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批斗，不是来自那些挥舞着枪支冲进我家抓人的造反派，而是由于我的不幸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他不得不在宜昌和武汉之间来回奔波，那个时候，我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父亲得照顾我的全部的吃喝拉撒，还得应付造反派的责难，说实话，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父亲身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
老父是坚强的。一次又一次的被困难打倒，一次又一次的从挫折中站起来，那是一种百折不回的刚强和坚持到底的韧劲。文革期间，他老人家主持了工交办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主持公检法，直到改革开放的副市长、人大副主任。老父带着北方汉子特有的直爽与倔强，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在当今这种社会里，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就显得有些孤芳自赏。
母亲患病瘫痪以后时很痛苦而又无奈的，一个以精干强悍而组成的女强人的内心的确很伤心的。这时就显现出老父温情脉脉的另一面了。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里，都能看见他老人家握着母亲消瘦的手，喃喃地对她说些琐碎的家常话，那种温馨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很令人羡慕的。
老父是伟大的。他老人家首先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面前，我们兄弟俩人至少在表面上是服服帖帖的，而且试图把这种威严继承发扬光大，弟弟成功了，我失败了；他老人家有些独往独来的气质，对于自己认定的目的，一定力争实现，而我们兄弟俩人似乎有些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这样一比，我们就是很惭愧的；他老人家是勤劳勤俭的典范，即使是古稀之年，也依然在做着一些超乎想象的事情，我们在他面前是有些汗颜的；他老人家都八十岁高龄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敏捷、走路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入老年以后，一直采取“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而我是力不从心，弟弟是乐得当甩手先生；他老人家性格直、脾气暴，有时候慷慨陈词，那是他老人家高兴，有时候沉默寡言，那是他老人家不愉快，这一点我们兄弟俩人倒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只是没有他老人家那么爱憎分明，也没有他老人家那样一如既往。
在老父八十寿辰之际，写下了以上一段话，也算作是一个庆贺，儿子的一个期盼。祝
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是我们王家那面猎猎飘扬的大旗！
（2007年1月17日农历冬月二十九）
老父是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大磐石村人。老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有三：其一，易县是清西陵所在地，说明风水好；其二，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发生于此，说明这里的男人全是铮铮铁骨；其三，走出了我老父他老人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所以才有了我们宜昌的王家。
我没有回过老家，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带着弟弟回去过，留下很多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印象。我就从他们无数次的回忆之中，勉强拼凑起老家的写意图：村口的老槐树的书也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家是简陋的土坯房，人很多，除了奶奶，全是男性，很热闹的。吃饭的时候，一人一碗小米粥，一张煎饼；晚上，热炕上齐刷刷躺着四个半大的小伙子，门前的拒马河清澄见底，不远处，太行山巍然耸立。
老爷爷家有四个儿子，大伯一生务农，据说身体一直很硬朗；二伯是参军走的，从解放军到志愿军，从东三省到朝鲜半岛，已经是师长的他没能胜利凯旋，成了为国捐躯的烈士；父亲在家排行老四，从小心灵手巧，读书成绩好，又是儿童团长，还编得一手好凉席，后来就跟着干部工作团南下了；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们称为六叔。
老父的前半生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从通讯员、干事开始，没几年就平步青云，先后当上了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有些老人告诉我，肃清的枪毙犯人的布告上就是我父亲签署的大名。反右运动是老父的第一次挫折，他被罢官免职，发配到东山苗圃劳动改造，在那里，他的一条腿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被马车压断过。
我的记忆完全是只零破碎的，父亲的形象几乎看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就是他那时很忙，我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家出门了，然后是母亲，我也要上幼儿园；我晚上玩累了，躺在外婆被窝里呼呼睡着了，他还没回家。我只记得母亲把我们兄弟俩领到一条街上，路灯闪烁着，她指着一个瘦高的男人对我们说：“叫爸爸。”
那时，老父已经被平了反，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我记得那时我们度过的一段最温馨的家庭生活。放学了，背起书包就飞奔回家，父亲已经把窝窝头蒸好了，玉米面的，黄橙橙的，甜滋滋的，楼梯的转弯处有一个老人在唱：“小燕子，穿花衣”，那是在南正街的事；后来是解放路，父亲绘声绘色的给我们念那本小说《智取华山》。
第二次对老父的打击不是来自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批斗，不是来自那些挥舞着枪支冲进我家抓人的造反派，而是由于我的不幸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他不得不在宜昌和武汉之间来回奔波，那个时候，我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父亲得照顾我的全部的吃喝拉撒，还得应付造反派的责难，说实话，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父亲身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困难，那是可想而知的。
老父是坚强的。一次又一次的被困难打倒，一次又一次的从挫折中站起来，那是一种百折不回的刚强和坚持到底的韧劲。文革期间，他老人家主持了工交办的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主持公检法，直到改革开放的副市长、人大副主任。老父带着北方汉子特有的直爽与倔强，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在当今这种社会里，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就显得有些孤芳自赏。
母亲患病瘫痪以后时很痛苦而又无奈的，一个以精干强悍而组成的女强人的内心的确很伤心的。这时就显现出老父温情脉脉的另一面了。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里，都能看见他老人家握着母亲消瘦的手，喃喃地对她说些琐碎的家常话，那种温馨是感人至深的，也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很令人羡慕的。
老父是伟大的。他老人家首先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面前，我们兄弟俩人至少在表面上是服服帖帖的，而且试图把这种威严继承发扬光大，弟弟成功了，我失败了；他老人家有些独往独来的气质，对于自己认定的目的，一定力争实现，而我们兄弟俩人似乎有些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这样一比，我们就是很惭愧的；他老人家是勤劳勤俭的典范，即使是古稀之年，也依然在做着一些超乎想象的事情，我们在他面前是有些汗颜的；他老人家都八十岁高龄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敏捷、走路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入老年以后，一直采取“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而我是力不从心，弟弟是乐得当甩手先生；他老人家性格直、脾气暴，有时候慷慨陈词，那是他老人家高兴，有时候沉默寡言，那是他老人家不愉快，这一点我们兄弟俩人倒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只是没有他老人家那么爱憎分明，也没有他老人家那样一如既往。
在老父八十寿辰之际，写下了以上一段话，也算作是一个庆贺，儿子的一个期盼。祝
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是我们王家那面猎猎飘扬的大旗！
（2007年1月17日农历冬月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