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五十 14．汉阳月湖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乘车沿着高高的汉水堤内的道路一直前行，路边尽是一些工厂的烟囱，还有一些低矮的平房，在长满杂草的月湖边，就是最开始的湖北假肢厂。当时不很大，前面是一所部队的医院，进入厂区，中间是被几排平房合围的一座篮球场，而那几排平房就是厂的一些车间，向后走，下一个坡，则是厂里的招待所和拥挤不堪的职工宿舍。从后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月湖的湖面和荷花。
吴叔叔是那个厂里我最熟悉的人。先是刘师傅，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人的人。而吴叔叔是他的徒弟，当时正年轻，活泼、热情，我爸爸就叫他“小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最后的疯狂的时期，我和父亲就住在招待所里，人生地不熟，每天就和他们师徒俩泡在一起，他们为解决我肘部僵硬，弯曲不能到位的问题，反复做着假关节试验，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令人感动。
回到家乡以后，我开始重新学着写字，很艰难、很笨拙，坚持下来就成功了。然后给他们写信，吴叔叔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语气充满鼓励与高兴。通信中我们变得更加熟悉，彼此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一九七二年吧，我第二次到这家厂，去做另一只假肢的时候，吴叔叔已经是厂里革委会的小头头了，他已经不在车间上班了，钳台、电镀槽前再也看不见他那矮矮的身影和微笑的眼睛了，但他已开始运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安排其他工人为我进行精心制作，还在闲暇之时和我闲谈，那次是我们兄弟俩去的，没住招待所，一直住在二姨妈家，间隔几天就到厂里去一趟。
后来，吴叔叔在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多次列举我的情况作例子，说明致残以后通过安装假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那些时候收到过不少全省各地的肢残朋友的来信，成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拼命的写回信。再以后，那座厂就从月湖堤旁搬到了武昌卓刀泉，我在一次出差途中路过武汉，曾经专程带着水果看望过吴叔叔，那个时候，他已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了，傍晚的武汉街头，我们有过匆匆的几句交谈。那是又一个夏天，繁星点点，街上的车辆、人潮川流不息。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去年，还是一个夏天。吴叔叔已经退休，带着儿女在雄楚大道办了一所康复中心，也就是另一所与原厂同样性质的工厂。那是武汉最热的日子，烈焰腾腾，地上的水泥路面就像烧红的铁皮。吴叔叔明显发福了，胖胖的，十分热情，满脸都是笑，切开了冰镇的西瓜。在他的笑意中，我读到了关怀、亲切、还有思念。
吴叔叔是那个厂里我最熟悉的人。先是刘师傅，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人的人。而吴叔叔是他的徒弟，当时正年轻，活泼、热情，我爸爸就叫他“小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最后的疯狂的时期，我和父亲就住在招待所里，人生地不熟，每天就和他们师徒俩泡在一起，他们为解决我肘部僵硬，弯曲不能到位的问题，反复做着假关节试验，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令人感动。
回到家乡以后，我开始重新学着写字，很艰难、很笨拙，坚持下来就成功了。然后给他们写信，吴叔叔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热情洋溢，语气充满鼓励与高兴。通信中我们变得更加熟悉，彼此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一九七二年吧，我第二次到这家厂，去做另一只假肢的时候，吴叔叔已经是厂里革委会的小头头了，他已经不在车间上班了，钳台、电镀槽前再也看不见他那矮矮的身影和微笑的眼睛了，但他已开始运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安排其他工人为我进行精心制作，还在闲暇之时和我闲谈，那次是我们兄弟俩去的，没住招待所，一直住在二姨妈家，间隔几天就到厂里去一趟。
后来，吴叔叔在接受《湖北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多次列举我的情况作例子，说明致残以后通过安装假肢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那些时候收到过不少全省各地的肢残朋友的来信，成天就趴在办公桌上拼命的写回信。再以后，那座厂就从月湖堤旁搬到了武昌卓刀泉，我在一次出差途中路过武汉，曾经专程带着水果看望过吴叔叔，那个时候，他已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了，傍晚的武汉街头，我们有过匆匆的几句交谈。那是又一个夏天，繁星点点，街上的车辆、人潮川流不息。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去年，还是一个夏天。吴叔叔已经退休，带着儿女在雄楚大道办了一所康复中心，也就是另一所与原厂同样性质的工厂。那是武汉最热的日子，烈焰腾腾，地上的水泥路面就像烧红的铁皮。吴叔叔明显发福了，胖胖的，十分热情，满脸都是笑，切开了冰镇的西瓜。在他的笑意中，我读到了关怀、亲切、还有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