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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五十 17.断臂的伙伴

    那家竹器厂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虽然那所开始的时候位于新街的小厂显得很破旧,很寒酸;虽然在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厂里全是从各条街道上汇集起来的一些原来单干的竹器师傅和他们的女人们,大多都是中年人了,没有什么文化,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小业主,和我基本毫无共同语言,但能够在母亲的辅助下参加工作,来到新的环境,却使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已经与世隔绝好久了。那是1971年的冬天,我是厂里的政治宣传员,那家竹器厂当时叫东方红,后来叫西陵,新鲜了好久,而当时在厂里与我相同年龄的男孩子就是家新了。

    家新是北门外正街人,文革时在屋后面坡下的小河(现在叫三江)里面捡到一个铜雷管,敲打之中轰然爆炸,他因此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一根指头。他进厂的时间比我早一年,当时任厂里的出纳,两张破旧的办公桌相对而立,低着头写字,抬起头来就能看见他也在写字。由于同病相怜,我们两人迅速的熟悉和要好起来,有段时间里,我们甚至形影不离。就是到了今天,我还是真心地感谢他在那段时间里对我的帮助与照顾,尽管我努力在外很少喝水,尽量减少麻烦他的次数。但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那段时间里,我们都还年轻,家新就经常骑着厂里配发给他的那辆自行车,我就叉着腿坐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小小的城市里到处都留下过我们嬉笑的身影,也闪现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笑脸。他是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人情世故比我强的多,朋友也比我多,我在书本知识上则比他稍胜一筹,也认得一些上层的领导,两人有很好的互补性,于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都与对方的家人也熟悉了。

    那段时间里,我喜欢趴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写东西。当时也的确很忙,厂里的工作总结,请示报告,办刊文章,公社广播站的约稿,每天的政治学习资料,还有众多朋友的回信,从脑海中蜂拥而出的文学素材,使我不得不经常日以继夜、废寝忘食,那时正是经济大发展的时刻,新上马的项目层出不穷,电力紧张,经常停电,就点着两支蜡烛,借着昏暗的烛光继续疾书。家新也经常留下来陪我,或者歪着头练练字,或者蹲在地上修他的那辆宝贝自行车。

    后来,我恋爱了,他结婚了,他们两口子曾经热心的给我介绍过一个女子。在他家那盏吱吱作响的电石灯下,我看见那个从事环卫的女子,肥胖,臃肿,丑陋,似乎还有些弱智,简直叫人作呕,叫人避之不及,加上当时我正和那个娇小而撒娇的左家妹子屡屡约会,便不由分说地拒绝了。后来家新又介绍过一个在江南长航油库旁住的农村女子,我们一起去过她的家,人家长得什么样早就忘光了,也是无疾而终,只隐约记得油库前面就是长江,细浪拍岸,乱石耸立。

    再后来,家新开始频频参加各种残疾人运动会,是游泳项目,他不愧是“浪里白条”,争金夺银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但在厂里,他的待遇上却屡屡走下坡路,先是被撤销了出纳职务,改任职工食堂的采买,再又被贬为车间的搬运工,每天拖着板车,从九码头的加工厂拖回面粉,再后来,我们厂按照上级的部署,与一家制做钢板网的工厂合并,就开始制做各种型号的皮带运输机了,家新被分配进入沙河厂区,给生产的皮带输送机支架除锈,他开始爱钓鱼,下班后,就在沙河厂门口的小桥边试试运气。

    我们所走的路越来越不同,相处的朋友也越来越不同,就是在厂里的交际圈子也越来越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但我还是很体谅他,毕竟我们曾经同是好朋友。在竹器厂的时候,我就在厂长,书记面前极力为他讲情,让他能够搬到厂里来住,虽然只是一间小房,但他与妻子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到了沙河以后,他们夫妻俩曾经提着礼物跑来找我,我还是对厂里的领导讲了他家的情况,要求考虑人家的实际情况,就把他的工种换为内勤,专给办公室烧开水,分发报纸,轻松得很。

    我与他的遭遇绝然不同,自从参加工作,尤其是两厂合并以后,我几乎是顺风顺水,而且一路凯歌。当然,那是另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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