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五十 24．郭会计
一九七一年，我参加了工作。是母亲去找的时任东方红公社的韦书记，那时，韦书记与时任市妇联主任的母亲，还有商业局的王局长并称这座城市的三个女强人。母亲的理由是“找个地方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韦书记就安排我进入了竹器厂，担任政治宣传员。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训练课和理论辅导班以外，就是时不时的给公社的广播站写稿件，时不时的办一期专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天下午下班以后，或者晚上七点，就在那间用摇摇欲坠的天井改成的竹器车间，也许是到处沾满面粉的制面车间的小仓库里，给那些大字不识的工人师傅（大多数是些中年男人和他们的女人）读报，讲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毛主席经常发表的最新指示传达给他们，还教他们唱毛主席倡导的《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组织我们厂不多的一些年轻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招工进厂的）唱当时风靡一时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肖华的《长征组歌》，好参加公社的文艺调演。
竹器厂就在历史悠久、并不宽敞的新街的中段，进门是一排平房，依次是办公室，门房，大仓库，左边是竹器车间，一栋很大、很老的建筑，中间还有一个破旧的天井，右边是制面车间，一台很陈旧的制面机，是粮食局加工厂退役的，产量不大，周边的饮食店要碱水面，居民要清水面，需求倒很大，一天两班，轰轰烈烈的，还自备了发电机。向右转，有一间破烂的食堂，烧的燃料就是篾黄和竹子的边角废料，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竹器小作坊，一个猪圈，一个浸泡竹子的水池，长满了跟斗虫，当时我家里养了一些金鱼，就经常到这里来捞饲料。
后来在食堂的对面，还建了一排很简单的两层楼，只不过那已经是竹器厂的末日来临前的最后辉煌了。穿过制面车间，走过一个空坝，后面有一个高高的仓库，以前是用来堆竹子的，楠竹，桂竹，山竹，水竹，每到冬天，这里就堆得满满当当。再向后走，有一座平房，那是制面车间新建的，是打算作干燥面条的炕房的，可惜，电用不起，煤耗费太大，一天都没用过，就一直将那些面条晾晒在空空的场坝上。最后面，是一个干枯的水池，青石砌成，四四方方，我厂用围墙将其围在了自己的范围之内，曾经做过堆放竹器的仓库，也有过雄心壮志，当然知道这是一处著名的古迹-——墨池书院，计划就不了了之了，只是不曾想过若干年以后，修复这里的古迹的呼声竟会如此强烈。
办公室里有两排办公桌。五张办公桌，靠墙的一边是出纳，家新，阎姐都干过；对面是郭书记的桌子；靠窗的一边是瘦削的郭会计，对面是我，侧面是精明的王厂长。郭会计是原国民党的一名小官吏，解放后曾经在民政部门工作过，打成右派以后被贬到这里劳动改造，先是在竹器车间编包装篓，后来提升到办公室当会计，竹器厂的前后几个领导私下都说他是我们公社里会计水平最高的一个。
郭会计写得一手好字，我后来办墙报就是请他写的标题；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做账的水平一流，公社系统内的不少工厂常因为账目难题而请他去破解，也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就和当时在鞋厂工作的祝会计成了绝代双雄，我就是从他那里学会做流水账，学会成本核算，学会收支平衡的。
我刚进厂的时候，由于我的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也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郭会计在我面前显得很拘束，说话轻声细语，办事小心翼翼，后来混熟了就随便多了，开始谈论工作，谈论家事，也谈论国事，不过都是国际上的事罢了，对于共产党的事，避而远之，他会对我谈旧上海的一些影片，旧中国的一些历史，也会请我到他的家里做客。他的老婆没有给他生儿育女，抱养了一个瘦小的女孩，心疼得了不得。郭会计身体不好，总是咳嗽，吐很浓的痰，却总是抽两毛钱一包的《圆球》，我还过去的总是《红菊》。
拨乱反正以后，他的右派份子得到了平反以后，先在公社里呆过一段时间，还是回到民政部门工作，我们那时都忙，也很少见面，就慢慢断了联系，不过他恢复名誉以后不久就病逝了，但是他总算熬到亲眼看到了这一天，比起那些早早就不在人世的人们而言，还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竹器厂就在历史悠久、并不宽敞的新街的中段，进门是一排平房，依次是办公室，门房，大仓库，左边是竹器车间，一栋很大、很老的建筑，中间还有一个破旧的天井，右边是制面车间，一台很陈旧的制面机，是粮食局加工厂退役的，产量不大，周边的饮食店要碱水面，居民要清水面，需求倒很大，一天两班，轰轰烈烈的，还自备了发电机。向右转，有一间破烂的食堂，烧的燃料就是篾黄和竹子的边角废料，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竹器小作坊，一个猪圈，一个浸泡竹子的水池，长满了跟斗虫，当时我家里养了一些金鱼，就经常到这里来捞饲料。
后来在食堂的对面，还建了一排很简单的两层楼，只不过那已经是竹器厂的末日来临前的最后辉煌了。穿过制面车间，走过一个空坝，后面有一个高高的仓库，以前是用来堆竹子的，楠竹，桂竹，山竹，水竹，每到冬天，这里就堆得满满当当。再向后走，有一座平房，那是制面车间新建的，是打算作干燥面条的炕房的，可惜，电用不起，煤耗费太大，一天都没用过，就一直将那些面条晾晒在空空的场坝上。最后面，是一个干枯的水池，青石砌成，四四方方，我厂用围墙将其围在了自己的范围之内，曾经做过堆放竹器的仓库，也有过雄心壮志，当然知道这是一处著名的古迹-——墨池书院，计划就不了了之了，只是不曾想过若干年以后，修复这里的古迹的呼声竟会如此强烈。
办公室里有两排办公桌。五张办公桌，靠墙的一边是出纳，家新，阎姐都干过；对面是郭书记的桌子；靠窗的一边是瘦削的郭会计，对面是我，侧面是精明的王厂长。郭会计是原国民党的一名小官吏，解放后曾经在民政部门工作过，打成右派以后被贬到这里劳动改造，先是在竹器车间编包装篓，后来提升到办公室当会计，竹器厂的前后几个领导私下都说他是我们公社里会计水平最高的一个。
郭会计写得一手好字，我后来办墙报就是请他写的标题；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做账的水平一流，公社系统内的不少工厂常因为账目难题而请他去破解，也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就和当时在鞋厂工作的祝会计成了绝代双雄，我就是从他那里学会做流水账，学会成本核算，学会收支平衡的。
我刚进厂的时候，由于我的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也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郭会计在我面前显得很拘束，说话轻声细语，办事小心翼翼，后来混熟了就随便多了，开始谈论工作，谈论家事，也谈论国事，不过都是国际上的事罢了，对于共产党的事，避而远之，他会对我谈旧上海的一些影片，旧中国的一些历史，也会请我到他的家里做客。他的老婆没有给他生儿育女，抱养了一个瘦小的女孩，心疼得了不得。郭会计身体不好，总是咳嗽，吐很浓的痰，却总是抽两毛钱一包的《圆球》，我还过去的总是《红菊》。
拨乱反正以后，他的右派份子得到了平反以后，先在公社里呆过一段时间，还是回到民政部门工作，我们那时都忙，也很少见面，就慢慢断了联系，不过他恢复名誉以后不久就病逝了，但是他总算熬到亲眼看到了这一天，比起那些早早就不在人世的人们而言，还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