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大顺 13．羊城三行
对于广州，我自认为是熟悉的，因为我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季，我和我们厂的浙江来的陈师傅站在长沙火车站售票大厅排队买票。已是夜晚时分，售票大厅的人依然还多，但我们终于买到了票，外面下着雨，还有风，很冷的，我裹着军大衣也感到寒气袭人。我们就跑到离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家水饺店里，一杯酒，花生米，炒猪肝，水饺，一边用酒精暖和身躯，一边静静地听着车站钟楼敲响《东方红》乐曲。
上了火车，车厢里暖和多了，我却依然穿着军大衣，舒舒服服的，我知道，夜深以后，温度就会降下来，还是会冷的。黑暗中，车行顺利，株洲，郴州，再行两个小时，就从坪石站进入广东地界。再过两个小时，车过韶关，就热得人再也坐不住了，气温越来越高，满车厢尽是解衣宽带的乘客。我想坚持，但汗水正在从额头，腋下，脊背，大腿渗出，我开始满头大汗，开始不断的向下脱衣服，军大衣，黑呢中山服，毛衣毛裤，最后只剩春装，背心，内衣，仍然热不可耐。有此一次遭遇，这才真正相信南岭是气温分水岭之说，那才真是冷暖两重天呢。
第一次走出广州火车站，站在火车站广场，南方开放的气息迎面扑来。熙熙攘攘的人群衣着光鲜，式样时髦，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映入眼帘，标语牌上写着繁体字，椰树，榕树，我们是第一次看见，挂着香港牌照的重型卡车呼啸着从站前的高架桥上驶过，公交车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售票员说的是粤语。很新鲜，很刺激，也有些忐忑不安，毕竟我们是第一次来，两眼一抹黑。一个讲蹩脚普通话的接站人员信誓旦旦的向我们保证，他所在的旅馆里火车站只要五分钟，我们就钻进了一辆面包车结果被拉到三元里。我们有些傻了眼，但后来也释然了，人家所说的五分钟，是车程，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步行距离。
住得还可以，是家正规旅馆，两人间，吊扇，凉席，被单，把我们眼睛都看大了，但事实证明，二十多度的温度睡凉席还是挺舒服的，只是想起如今正是冬季，还是有些不习惯。出门有车，三元里抗英纪念碑就在不远，顺路看了看，这里的先民胆子可真大。眼花缭乱的跑了不少地方，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强烈的感受到资本主义正如洪水猛兽般的袭来。我们跑到高弟街，有人拦住我们，小声告诉我们他手里有西装。我们就随着他在一些狭窄的小巷里转了好久，最后进入一间很破旧的楼房里，床上，柜里，桌上，纸箱，甚至是地下，全是走私过来的打包旧西装，满满塞满了几间屋子。我们兴致勃勃的一人挑了一件日本西装，广州人很失望，原本他满以为拉到两个北方来的衣服贩子呢，我还给妻子买了一瓶进口香水，是在南方大厦买的正宗高档货。妻子珍惜极了，用了很久，而我买的那件日本产的酱色旧西装很快就送给妻子的哥哥去了。
第二次去广州是个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在武汉乘火车长驱南下，岳阳，长沙，株洲，郴州，韶关，越过南岭，正是夏天，两边的温差不大。儿子趴在他母亲腿上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夜，清早起来，就好奇的趴在车窗上看风景，那些迅速后移的竹林，稻田，建筑，还有木棉树。儿子在问，为什么把广州称作花城？这太简单了，热带风情，一年四季树木葱郁，奇花异草此谢彼绽，故称花城。儿子又问，为何又称穗城？这可不知，真不知广州这座城还有多少别称。
走出广州火车站，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站前广场上的人群依然人满为患，人们怀着掘金的念头从五湖四海前来，再去往深圳，珠海，三亚，北海，高架桥依然如故，滚滚车流仍是呼啸向前，对面流花宾馆的门前花开正艳，水果摊贩就在我们面前叫卖芒果，橄榄，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东西。这是是我们自己找的旅馆，从火车站乘车，经过汽车客运站，在环市西路跳下车，这里安静多了，我们很容易的走进一家招待所，也是凉席，凉鞋，吊扇，薄毯。妻子好奇地问服务员：“怎么没挂蚊帐？”女服务员奇怪的望着她，反问道：“没有蚊子，挂什么蚊帐？”羞得妻子满脸红晕。
我们走进了越秀公园，高大的树木，如茵的草坪，齐腰的灌木，曲径通幽的小路，但连身体的人们，平静的湖面，点缀的亭阁，看过宏伟壮观的镇海楼，估计着这座楼所镇的是那片海域；我们从一片欢腾的游泳池旁走过，沿着林荫小道上山，越秀山不高，但一片青翠，木壳岗上的那座五羊塑像是广州的标志，炎热的太阳下，妻儿在寻找拍照的最佳角度，塑像是白色的，背景是绿色的。一人一杯可口可乐，坐在树下看山下的越秀体育场里有人不怕热，汗流浃背的在踢足球。
我们到过当时广州最著名的一处大型游乐场，离市区有段距离，有专车前往。那时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此类游乐场合，五花八门的游艺项目令人目不暇接，夸张的色彩，神奇的秘密，诱惑着孩子们不忍离去。儿子开心极了，拉着他母亲不厌其烦的排队买票，一起体验。每一样都不放过，妻子的钱袋迅速的瘪了下去。最令妻子心惊胆颤的是母子俩乘坐三环过山车，从数十米高空俯冲下来，把人倒挂在半空中，使人有种失重感觉，妻子本来就有些恐高症，也算舍命陪儿子了。
我们对广州越来越熟悉，乘车从流花宾馆到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再转弯，就是中山纪念堂。还是黝黑的中山铜像，大厅内国民党大旗赫然在目，据说孙先生就是在这里发表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还记得那部纪录片，孙先生身穿中山服，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棍，八字胡，神气十足地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沿着解放路前行，楼栋的间隙之间可以望见八角六层的六榕寺花塔，秀气极了。过了迎宾馆，公交车一路直行，就是海珠广场，我喜欢那尊威风凛凛的解放军塑像，庄严，肃穆，眺望着不远处横跨珠江的海珠大桥，由海珠广场向西，过人民大厦，看文化公园，逛南方大厦，然后坐在沙面的草坪上休息。那是一种享受，头顶是遮天盖地的大榕树，面前是闪烁万点金光的秀丽珠江，身后就是白天鹅宾馆那白色的板式高层建筑，我闭上眼睛，听着儿子在咿咿呀呀的唱着什么。
从海珠广场向东，过华侨大厦，在大沙头附近的火车售票处买到预售的回程车票，一路向北，就可以到中山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再向北，还可到先烈路上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两座墓地都是为纪念先烈的，只不过一座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座是国民党反对清王朝的罢了。我们有机会跑到广州电视台的发射塔下游玩，那是一片树林，草坪美丽得如同油画里的情景，躺在厚厚的青草丛中，吃点零食，谈谈闲话，望着朵朵白云在直插云霄的发射塔顶上飘动，那是神话般的时光。
介绍广州的花市中吹嘘：“花市里芳香四溢，人如潮涌，十里长街，华灯不夜。”我们自然也去过，那时在教育路，西湖路一带，花鸟虫草，应有尽有，但在街上摊开的数不清的地摊上，日光灯下显露的更多的却是牛仔服，皮鞋，西装；我还把他们带到高弟街，那可是闻名全国的市场，妻子却认为那些老外穿过的旧西服过于可疑，所以不肖一顾。她乐意在那些有着长长遮雨走道的古老建筑物里的一些商铺里出出进进，找寻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在我和儿子靠在街边吃冰棍的时候，她总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买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是满载而归的。
第三次去广州是一个秋天，湖南桃源郑河的夜晚已经颇有些凉意，我和我们厂的李军正在郑老爹店里喝酒，他家门口的柴灶里还闪着火光，那是在烧洗脚水，大门的门板还没上，可以看见黑夜里又开始下起雨来，青石板上反射着光，但我很高兴，采购的任务已经完成，终于可以离开了。我告诉郑老爹，明天下午就可以到长沙，后天上午我们就可以站在广州繁华的街头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到广州就是买东西，就在中心城区逛街，风风火火的游山逛水，抓紧时间买东西，买了满满一提包，满载而归的回到武汉，就住在武昌傅家坡如今五月花大酒店附近的一家旅馆。我们还是挺小心的，睡觉前，将所带的钱都藏在身下的被褥里，还看了好几个小时的《金瓶梅》，那也是我在广州一家地摊上买的一套三本集的港版洁本。一觉醒来，小偷还是光顾了，我们住在三楼，小偷是从窗户进来的，而且很从容，梁上君子还有些职业道德，把包提走的时候，还不忘把两张我们买的明天回宜的火车票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但他们没发现，在提包的侧面小包里，还有一枚我们厂的公章。
那就是我与广州最后的告别吗？
第一次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季，我和我们厂的浙江来的陈师傅站在长沙火车站售票大厅排队买票。已是夜晚时分，售票大厅的人依然还多，但我们终于买到了票，外面下着雨，还有风，很冷的，我裹着军大衣也感到寒气袭人。我们就跑到离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家水饺店里，一杯酒，花生米，炒猪肝，水饺，一边用酒精暖和身躯，一边静静地听着车站钟楼敲响《东方红》乐曲。
上了火车，车厢里暖和多了，我却依然穿着军大衣，舒舒服服的，我知道，夜深以后，温度就会降下来，还是会冷的。黑暗中，车行顺利，株洲，郴州，再行两个小时，就从坪石站进入广东地界。再过两个小时，车过韶关，就热得人再也坐不住了，气温越来越高，满车厢尽是解衣宽带的乘客。我想坚持，但汗水正在从额头，腋下，脊背，大腿渗出，我开始满头大汗，开始不断的向下脱衣服，军大衣，黑呢中山服，毛衣毛裤，最后只剩春装，背心，内衣，仍然热不可耐。有此一次遭遇，这才真正相信南岭是气温分水岭之说，那才真是冷暖两重天呢。
第一次走出广州火车站，站在火车站广场，南方开放的气息迎面扑来。熙熙攘攘的人群衣着光鲜，式样时髦，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映入眼帘，标语牌上写着繁体字，椰树，榕树，我们是第一次看见，挂着香港牌照的重型卡车呼啸着从站前的高架桥上驶过，公交车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售票员说的是粤语。很新鲜，很刺激，也有些忐忑不安，毕竟我们是第一次来，两眼一抹黑。一个讲蹩脚普通话的接站人员信誓旦旦的向我们保证，他所在的旅馆里火车站只要五分钟，我们就钻进了一辆面包车结果被拉到三元里。我们有些傻了眼，但后来也释然了，人家所说的五分钟，是车程，不是我们想当然的步行距离。
住得还可以，是家正规旅馆，两人间，吊扇，凉席，被单，把我们眼睛都看大了，但事实证明，二十多度的温度睡凉席还是挺舒服的，只是想起如今正是冬季，还是有些不习惯。出门有车，三元里抗英纪念碑就在不远，顺路看了看，这里的先民胆子可真大。眼花缭乱的跑了不少地方，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强烈的感受到资本主义正如洪水猛兽般的袭来。我们跑到高弟街，有人拦住我们，小声告诉我们他手里有西装。我们就随着他在一些狭窄的小巷里转了好久，最后进入一间很破旧的楼房里，床上，柜里，桌上，纸箱，甚至是地下，全是走私过来的打包旧西装，满满塞满了几间屋子。我们兴致勃勃的一人挑了一件日本西装，广州人很失望，原本他满以为拉到两个北方来的衣服贩子呢，我还给妻子买了一瓶进口香水，是在南方大厦买的正宗高档货。妻子珍惜极了，用了很久，而我买的那件日本产的酱色旧西装很快就送给妻子的哥哥去了。
第二次去广州是个夏天，我们一家三口在武汉乘火车长驱南下，岳阳，长沙，株洲，郴州，韶关，越过南岭，正是夏天，两边的温差不大。儿子趴在他母亲腿上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夜，清早起来，就好奇的趴在车窗上看风景，那些迅速后移的竹林，稻田，建筑，还有木棉树。儿子在问，为什么把广州称作花城？这太简单了，热带风情，一年四季树木葱郁，奇花异草此谢彼绽，故称花城。儿子又问，为何又称穗城？这可不知，真不知广州这座城还有多少别称。
走出广州火车站，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站前广场上的人群依然人满为患，人们怀着掘金的念头从五湖四海前来，再去往深圳，珠海，三亚，北海，高架桥依然如故，滚滚车流仍是呼啸向前，对面流花宾馆的门前花开正艳，水果摊贩就在我们面前叫卖芒果，橄榄，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东西。这是是我们自己找的旅馆，从火车站乘车，经过汽车客运站，在环市西路跳下车，这里安静多了，我们很容易的走进一家招待所，也是凉席，凉鞋，吊扇，薄毯。妻子好奇地问服务员：“怎么没挂蚊帐？”女服务员奇怪的望着她，反问道：“没有蚊子，挂什么蚊帐？”羞得妻子满脸红晕。
我们走进了越秀公园，高大的树木，如茵的草坪，齐腰的灌木，曲径通幽的小路，但连身体的人们，平静的湖面，点缀的亭阁，看过宏伟壮观的镇海楼，估计着这座楼所镇的是那片海域；我们从一片欢腾的游泳池旁走过，沿着林荫小道上山，越秀山不高，但一片青翠，木壳岗上的那座五羊塑像是广州的标志，炎热的太阳下，妻儿在寻找拍照的最佳角度，塑像是白色的，背景是绿色的。一人一杯可口可乐，坐在树下看山下的越秀体育场里有人不怕热，汗流浃背的在踢足球。
我们到过当时广州最著名的一处大型游乐场，离市区有段距离，有专车前往。那时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此类游乐场合，五花八门的游艺项目令人目不暇接，夸张的色彩，神奇的秘密，诱惑着孩子们不忍离去。儿子开心极了，拉着他母亲不厌其烦的排队买票，一起体验。每一样都不放过，妻子的钱袋迅速的瘪了下去。最令妻子心惊胆颤的是母子俩乘坐三环过山车，从数十米高空俯冲下来，把人倒挂在半空中，使人有种失重感觉，妻子本来就有些恐高症，也算舍命陪儿子了。
我们对广州越来越熟悉，乘车从流花宾馆到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再转弯，就是中山纪念堂。还是黝黑的中山铜像，大厅内国民党大旗赫然在目，据说孙先生就是在这里发表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还记得那部纪录片，孙先生身穿中山服，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棍，八字胡，神气十足地走在人群的最前面，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沿着解放路前行，楼栋的间隙之间可以望见八角六层的六榕寺花塔，秀气极了。过了迎宾馆，公交车一路直行，就是海珠广场，我喜欢那尊威风凛凛的解放军塑像，庄严，肃穆，眺望着不远处横跨珠江的海珠大桥，由海珠广场向西，过人民大厦，看文化公园，逛南方大厦，然后坐在沙面的草坪上休息。那是一种享受，头顶是遮天盖地的大榕树，面前是闪烁万点金光的秀丽珠江，身后就是白天鹅宾馆那白色的板式高层建筑，我闭上眼睛，听着儿子在咿咿呀呀的唱着什么。
从海珠广场向东，过华侨大厦，在大沙头附近的火车售票处买到预售的回程车票，一路向北，就可以到中山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再向北，还可到先烈路上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两座墓地都是为纪念先烈的，只不过一座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座是国民党反对清王朝的罢了。我们有机会跑到广州电视台的发射塔下游玩，那是一片树林，草坪美丽得如同油画里的情景，躺在厚厚的青草丛中，吃点零食，谈谈闲话，望着朵朵白云在直插云霄的发射塔顶上飘动，那是神话般的时光。
介绍广州的花市中吹嘘：“花市里芳香四溢，人如潮涌，十里长街，华灯不夜。”我们自然也去过，那时在教育路，西湖路一带，花鸟虫草，应有尽有，但在街上摊开的数不清的地摊上，日光灯下显露的更多的却是牛仔服，皮鞋，西装；我还把他们带到高弟街，那可是闻名全国的市场，妻子却认为那些老外穿过的旧西服过于可疑，所以不肖一顾。她乐意在那些有着长长遮雨走道的古老建筑物里的一些商铺里出出进进，找寻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在我和儿子靠在街边吃冰棍的时候，她总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买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是满载而归的。
第三次去广州是一个秋天，湖南桃源郑河的夜晚已经颇有些凉意，我和我们厂的李军正在郑老爹店里喝酒，他家门口的柴灶里还闪着火光，那是在烧洗脚水，大门的门板还没上，可以看见黑夜里又开始下起雨来，青石板上反射着光，但我很高兴，采购的任务已经完成，终于可以离开了。我告诉郑老爹，明天下午就可以到长沙，后天上午我们就可以站在广州繁华的街头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到广州就是买东西，就在中心城区逛街，风风火火的游山逛水，抓紧时间买东西，买了满满一提包，满载而归的回到武汉，就住在武昌傅家坡如今五月花大酒店附近的一家旅馆。我们还是挺小心的，睡觉前，将所带的钱都藏在身下的被褥里，还看了好几个小时的《金瓶梅》，那也是我在广州一家地摊上买的一套三本集的港版洁本。一觉醒来，小偷还是光顾了，我们住在三楼，小偷是从窗户进来的，而且很从容，梁上君子还有些职业道德，把包提走的时候，还不忘把两张我们买的明天回宜的火车票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但他们没发现，在提包的侧面小包里，还有一枚我们厂的公章。
那就是我与广州最后的告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