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大顺 16．白云黄鹤的故乡（上）
江城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二姨妈以前在现在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工作，家就在总院的家属区。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忙于公务，无暇照顾我们兄弟俩，再加上从小就照看我，把我含在嘴里还怕化了的外婆也在二姨妈家，于是一到学校放暑假，我们就被送到武汉二姨妈家，一则换个环境，二则也有人照料，父母轮流接送，有时索性让家在武汉的老师带来带去，我记得五中高大魁梧的邱老师就曾经送过我们好几次。二姨妈家也有三个男孩，想想五个男孩子聚在一起，那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热闹，不说是鸡飞狗跳，起码是不得安宁吧。总院先后在汉口黄埔路和武昌武珞路的那些年代里，留下过我们多少难忘的记忆，后来我与表弟再次相逢，谈得最多的就是那时的好时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我参加大串连时又到过武汉二姨妈家，那只是坐坐就走了；一九六七年，电击事件发生，生命垂危之际从宜昌飞到武汉，就在我熟悉的总院施行的手术，那是一段黑色的记忆；一年后，我和父母来到位于汉阳月湖，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汉江边的江堤上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艰难的抉择，那是生与死的搏斗；一九七二年，我和弟弟再次来到这里，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有些踌躇满志，有空就和表弟们到处闲逛。总院那高大的五层住院部大楼的楼顶平台上，我们在此纳凉，一床棉垫，一张草席，舒舒服服的躺着，满天星斗，一道银河，晚风拂面，我们是在故事的情节中悄然入睡的。
这之后相隔了许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才以竹器厂采购员的身份在当时制面车间机修工小潘的陪同下，再次与我的第二故乡相聚，当时的宜昌汽车站刚刚从现在的建诚之星的对面的一个小院里搬到东山大道，宜昌到武汉的汽车票价不超过十元钱，时间也得近十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了，从宜昌到武汉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年都分别无数次的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到武汉，也还自己带车来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是路过而已，由此南下或者东去。那是一段繁忙而充满挑战的岁月，也是一段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时期，一直持续到竹器厂的最终停产而结束。
后来，一九九八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我们一家人（还加上他叔叔）高高兴兴地挤在一辆面包车上来到阔别已久的武汉，那时我第一次从汉宜高速到武汉，也是儿子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视线，儿子兴高采烈，我们却忧心忡忡，以后的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们当初的担忧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厌其烦地沿着这条汉宜高速跑来跑去，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乘夕发朝至的汽车而去，胡乱在武汉对付一夜，第三天傍晚再乘车返回，直到二零零三年儿子从武汉撤回了宜昌。
武汉是留下我们行程的地方，除了北上北京和西去万州，我们全家的几乎每一次出行基本上都是从武汉出发的。在漂亮的武汉港，我们买舟东去，九江，南京，上海，以及由此延伸的无锡，苏杭二州，我们也曾买舟西去，那是一个夏日，酷暑难耐，妻子决定乘船回宜；在繁忙的武昌火车站，我们登车南下，去南国的广州，到湖南的长沙，以及由此延伸的益阳，常德，就是武汉，由于我们对这个城市过于熟悉，所以我们的足迹也就踏遍了武汉三镇的许多闹市街头，旅游胜地。
我汉是留下爱情的地方，那段时间，我与那位高头大马的美女打得火热，恨不能整天粘在一起，每天相逢，眼睛里的就要熊熊燃烧起来。终于，她找到了一个理由，到武汉看望正在就读公安学校的妹妹。我们是乘火车去的，由于晕车，我们提前在汉阳车站下了车，于是也就索性在汉阳车站广场前找个住处，我们先找到的是一家防空洞改建的地下旅社，潮湿得要命，被子都有霉味，没住，决定退房，但彼此积聚的爱火使我们迫不及待的先行了一次云雨之欢才离去；再找的一家旅馆客房小得可怜，紧靠服务台，就是也得小心翼翼，生怕被女服务员听见，不过我们还是整夜乐而不疲的颠鸾倒凤。第二天我们就搬到武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那里的设备齐全，舒适多了，我们都很兴奋，关上房门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她愉快的喘息声在房间里响了很久……
我的二姨妈以前在现在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工作，家就在总院的家属区。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忙于公务，无暇照顾我们兄弟俩，再加上从小就照看我，把我含在嘴里还怕化了的外婆也在二姨妈家，于是一到学校放暑假，我们就被送到武汉二姨妈家，一则换个环境，二则也有人照料，父母轮流接送，有时索性让家在武汉的老师带来带去，我记得五中高大魁梧的邱老师就曾经送过我们好几次。二姨妈家也有三个男孩，想想五个男孩子聚在一起，那是何等的快乐，何等的热闹，不说是鸡飞狗跳，起码是不得安宁吧。总院先后在汉口黄埔路和武昌武珞路的那些年代里，留下过我们多少难忘的记忆，后来我与表弟再次相逢，谈得最多的就是那时的好时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我参加大串连时又到过武汉二姨妈家，那只是坐坐就走了；一九六七年，电击事件发生，生命垂危之际从宜昌飞到武汉，就在我熟悉的总院施行的手术，那是一段黑色的记忆；一年后，我和父母来到位于汉阳月湖，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汉江边的江堤上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艰难的抉择，那是生与死的搏斗；一九七二年，我和弟弟再次来到这里，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有些踌躇满志，有空就和表弟们到处闲逛。总院那高大的五层住院部大楼的楼顶平台上，我们在此纳凉，一床棉垫，一张草席，舒舒服服的躺着，满天星斗，一道银河，晚风拂面，我们是在故事的情节中悄然入睡的。
这之后相隔了许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才以竹器厂采购员的身份在当时制面车间机修工小潘的陪同下，再次与我的第二故乡相聚，当时的宜昌汽车站刚刚从现在的建诚之星的对面的一个小院里搬到东山大道，宜昌到武汉的汽车票价不超过十元钱，时间也得近十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从这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了，从宜昌到武汉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年都分别无数次的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到武汉，也还自己带车来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是路过而已，由此南下或者东去。那是一段繁忙而充满挑战的岁月，也是一段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时期，一直持续到竹器厂的最终停产而结束。
后来，一九九八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我们一家人（还加上他叔叔）高高兴兴地挤在一辆面包车上来到阔别已久的武汉，那时我第一次从汉宜高速到武汉，也是儿子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视线，儿子兴高采烈，我们却忧心忡忡，以后的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们当初的担忧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厌其烦地沿着这条汉宜高速跑来跑去，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乘夕发朝至的汽车而去，胡乱在武汉对付一夜，第三天傍晚再乘车返回，直到二零零三年儿子从武汉撤回了宜昌。
武汉是留下我们行程的地方，除了北上北京和西去万州，我们全家的几乎每一次出行基本上都是从武汉出发的。在漂亮的武汉港，我们买舟东去，九江，南京，上海，以及由此延伸的无锡，苏杭二州，我们也曾买舟西去，那是一个夏日，酷暑难耐，妻子决定乘船回宜；在繁忙的武昌火车站，我们登车南下，去南国的广州，到湖南的长沙，以及由此延伸的益阳，常德，就是武汉，由于我们对这个城市过于熟悉，所以我们的足迹也就踏遍了武汉三镇的许多闹市街头，旅游胜地。
我汉是留下爱情的地方，那段时间，我与那位高头大马的美女打得火热，恨不能整天粘在一起，每天相逢，眼睛里的就要熊熊燃烧起来。终于，她找到了一个理由，到武汉看望正在就读公安学校的妹妹。我们是乘火车去的，由于晕车，我们提前在汉阳车站下了车，于是也就索性在汉阳车站广场前找个住处，我们先找到的是一家防空洞改建的地下旅社，潮湿得要命，被子都有霉味，没住，决定退房，但彼此积聚的爱火使我们迫不及待的先行了一次云雨之欢才离去；再找的一家旅馆客房小得可怜，紧靠服务台，就是也得小心翼翼，生怕被女服务员听见，不过我们还是整夜乐而不疲的颠鸾倒凤。第二天我们就搬到武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那里的设备齐全，舒适多了，我们都很兴奋，关上房门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她愉快的喘息声在房间里响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