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 剃头
宜昌从来就是把理发称作为剃头，也许就是因为以前都是挑剃头挑子的原因吧？就是后来有了理发店、理发厅乃至美发设计中心，宜昌人还是这样说。明明知道不好却又一直坚持，是不是有些顽固不化？
剃胎头是外婆带我去的。“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可是一看见师傅的刀剪就哇哇乱哭。”外婆还在的时候很喜欢给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她老人家喜欢了我一辈子，也溺爱了我一辈子，总是用含笑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讲些好玩的事：“你是个犟脾气，别人如果屁股挨一巴掌、或者嘴里塞个奶嘴马上就不哭了，可是你就是不干，哭得天摇地动的。”按照外婆的解释，最后还是等我睡着了才能顺利地给我剃了胎头，当然，还把眉毛也一并给剃了，要不如今何来一对剑眉呢？
大了些时候就是母亲领着我们两兄弟去剃头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调皮而自由自在、成天和小伙伴玩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记的小家伙。母亲总是满世界的找到我们，把我们两兄弟像是押着俘虏似的一直把我们押进理发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陶珠路中段曾经有过的一家理发店。规模还算大，中间是走道，两边全是理发的木椅。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天热的时候，店堂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大的竹扇在不停的左右摆动，墙角有一个小学徒在拼命的拉着一根绳索；冬天的时候理发店的门上会挂上厚厚的门帘，店堂里生着几盆木炭火，热哄哄、暖洋洋的，母亲就坐在长条椅上给我们织着毛衣。她的手很巧，毛线在她的指尖翻滚着，偶尔也抬起头看看我们兄弟俩的瓦盖头剃的怎么样了。
再过了些日子，就是自己出去剃头了。父亲会在家里那张方桌上放下几张小面值的钞票，望我们一眼：“今天剃头去，都乱的像鸡窝了。”我们兄弟俩就会跑到木桥街的一家理发店去。那是一家很小、店堂的墙壁因为很潮湿、贴满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画片，还有一些泛黄的报纸，地面也没有倒上水泥，一眼望过去坑坑洼洼的就像是麻脸一样。为什么会到那里理发？原因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店里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学徒。师傅只管剃头，然后拍拍我们的肩膀：“去洗头。”洗头就是那个学徒的事。他大概是不喜欢干这一行，或者是对师傅和我们这些顾客都有意见，洗头的时候漫不经心的，就会把那些带有难闻气味的肥皂水揉进我们的眼睛，剃完头出来，我和弟弟的的眼睛都被那些碱水弄得泪水汪汪，都快要睁不开眼了，就和兔子似的。之后，我有很长的时间对洗头抱有极大的畏惧就是来源于此。
住在五中的时候，我儿时的伙伴的父亲虽说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校工，却是这个学校很有名气的多面手。电工、木工、瓦工、和农工样样都行，甚至还会剃头。每到天气晴好、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两兄弟和他们家的两兄弟统统召集在一起，就在操场旁边的一棵开满红花的石榴树下给我们一个个地用手推剪剃头。说实话，伯伯的技术并不高、手艺也不好、眼睛也不行，动作又很慢，加上给四个男孩子剃头还是很要花些时间和精力的，可他从来都坚持到底，只是我们的头发经常被那把生锈的推剪给夹住，痛的人呲牙咧嘴的，可是叫是没有用的，还得坚持下去，剃完了头，伯伯会给我们从葡萄架上摘一串葡萄分着吃。当时正是上世纪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能省一个就尽量省一个，那些剃头的钱得去积攒起来去买玉米面吃，那段时候老是吃不饱，饿得快，只好让伯伯在我们头上去拔头发。
宜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理发地方就是位于解放路中段的解放理发厅。在当时那个不到六万人的城区很有些声名显赫，也是身份、文雅和时髦的象征。以至于后来改革开放开始，服务公司逐渐消亡，解放理发厅也寿终正寝之后，有些个体小店还曾经打过那块金字招牌呢。我有一个好友的父亲就是那里的大师傅，长得高大魁梧、声如洪钟，天生就是一副当官做老爷的架势，可惜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水平，却一辈子在围着地球转（宜昌土话，意思就是剃头）。因为朋友的缘故，一个下辈让朋友的父亲伺候总是不好的吧，所以我很少去麻烦他的父亲，也很少去那家店堂很大、顾客很多、香气袭人、灯光明亮的理发厅剃头。不过我的儿子的胎头倒是恭恭敬敬的请大师傅给剃的。人家嘴角叼一支烟，还在用手逗着那个小不点玩。也就是一转眼功夫，几乎还没注意、也没紧张，剃胎头就结束了，儿子就和我若干年以前一样，变成了一个头发光光、连眉毛都没有的小沙陀。
在离宜昌很远的郑家河的那条不长的石板路上曾经有过三家理发店。靠供销社的那一家最大，是供销社的主任为他的那个风人开的，因为搞得风生水起，就只有把那个女人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但不一定就万事大吉，想偷情办法多着呢，我认识的一个竹贩子就得意洋洋的屡屡得手。靠江边也有一家理发店，一个老师傅、一个可以放倒的木椅、一个木头做的洗脸架、一块破了一个角的大镜子、一个整天播放花鼓戏的收音机，自然是一些老人的谈话聚集之地。街中间，穿过那家杂货店的店面，一直向里走，里面是个小小的天井，周围的房间就是店老板的家，也是店老板女儿开的一家理发店。会烫头、会染发，全是做的女人们的生意，钱也挣得最多。那个女孩子只要一见到我就扁扁嘴：“都快变成野人了，还不来理发？”我就乖乖的跟着她去了。理发店就是她的那间闺房，那里很安静的，只有电剪在嗡嗡作响。我会闭着眼睛，任凭她的那胖胖的手指抚摸我的脸，用鼓鼓囊囊的胸部压迫我的肩膀，还会眉飞色舞的和我说些悄悄话，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就有了和这个女子进行一次秘密会谈的欲望，人家恰好也有同感，就羞答答的想去关上房门，不想对门酒店的妹子就会恰到好处的立马出现，一分钟不提前，一分钟也不推迟，就在她要关门的时候出现了。妹子是个风风火火的丫头，亲亲热热的叫一声姐姐，就坐在人家的床上哼着歌看女理发师绣的枕头套，等着我剃好头，和她一起回店吃饭。我知道她们两人心里都像明镜似的，都在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让谁得到我。
在学院街的一条巷道口有一栋灰砖的三层建筑，很破旧、很丑陋、很低调，对门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共厕所，总有些味道在天晴的时候飘过来。这栋楼的一层有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师傅是个瘦瘦的、有些忧郁、又有些多话的老年人。小店就在他的家里，里外两间，外面的一间既做生意又是厨房，里屋自然就是卧室了。我记得家里时常会有一个男孩子，我去的时候那个男生常常在睡觉，不知道是不是搞地下工作的。剃头师傅是个很健谈的人，只要我坐上他家里那把唯一的、早已破损的那种最正规的理发转椅开始，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嘴里从来没停过。国内外大事、小城故事、还有小道消息和一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牢骚话。他理直气壮的声明自己是既不办营业执照又不交税的。“凭什么？”有时候中午去剃头的时候，他刚刚放下碗，一嘴的酒味，根本不急着做生意，捧着一杯茶还在骂骂咧咧：“邓矮子给了我什么好？厂也垮了，让老子饭都吃不饱！”顿顿有酒喝，想必饭还是吃得饱的，就是有些失落感，也有些距离感。不过，听他说些话很有意思，剃头技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随着轰轰烈烈的一阵鞭炮声，唯美发艺就摇身变成了一家四川面馆，这些年一直在这里剃头的地方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就想起了那个留着短发、说话一脸笑、动作很简洁的女老板，还有那个从浙江到沙市、再到宜昌，就是想在宜昌找户人家把自己嫁出去的松滋妹子，多少有些失落感。自己就在住家的周围转了一大圈，想重新找一家理发店。我们这里的理发店倒是很多，一百米之间就有六家，全是年轻人打理，虽然欢迎光临，我却望而却步，香味很浓，技术却不怎么样。终于找到一个很简陋的小店，墙壁的粉面都脱落了，两张椅子、两块镜子、用煤火烧热水，还在门口摆了一个儿童玩的玩具。这是一个来自巫山的女子，胖胖的、穿一件红夹克、还有低腰牛仔裤，见有人进来嘴角就有了些职业性的微笑。她说是在浙江学的手艺，剃的的确很有水平，很认真也很简洁，最重要的就是她还会修面，这是我进门的时候就问过的。她用一把亮晃晃的剃刀把我脸上的汗毛和脏东西统统剃去，很仔细、很舒服、很满意，就和很久以前的感觉一样，我就真心实意的对她说了声谢谢。（2009-5-28端午节）
剃胎头是外婆带我去的。“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可是一看见师傅的刀剪就哇哇乱哭。”外婆还在的时候很喜欢给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她老人家喜欢了我一辈子，也溺爱了我一辈子，总是用含笑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讲些好玩的事：“你是个犟脾气，别人如果屁股挨一巴掌、或者嘴里塞个奶嘴马上就不哭了，可是你就是不干，哭得天摇地动的。”按照外婆的解释，最后还是等我睡着了才能顺利地给我剃了胎头，当然，还把眉毛也一并给剃了，要不如今何来一对剑眉呢？
大了些时候就是母亲领着我们两兄弟去剃头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调皮而自由自在、成天和小伙伴玩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快忘记的小家伙。母亲总是满世界的找到我们，把我们两兄弟像是押着俘虏似的一直把我们押进理发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陶珠路中段曾经有过的一家理发店。规模还算大，中间是走道，两边全是理发的木椅。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更谈不上空调，天热的时候，店堂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大的竹扇在不停的左右摆动，墙角有一个小学徒在拼命的拉着一根绳索；冬天的时候理发店的门上会挂上厚厚的门帘，店堂里生着几盆木炭火，热哄哄、暖洋洋的，母亲就坐在长条椅上给我们织着毛衣。她的手很巧，毛线在她的指尖翻滚着，偶尔也抬起头看看我们兄弟俩的瓦盖头剃的怎么样了。
再过了些日子，就是自己出去剃头了。父亲会在家里那张方桌上放下几张小面值的钞票，望我们一眼：“今天剃头去，都乱的像鸡窝了。”我们兄弟俩就会跑到木桥街的一家理发店去。那是一家很小、店堂的墙壁因为很潮湿、贴满了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画片，还有一些泛黄的报纸，地面也没有倒上水泥，一眼望过去坑坑洼洼的就像是麻脸一样。为什么会到那里理发？原因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店里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学徒。师傅只管剃头，然后拍拍我们的肩膀：“去洗头。”洗头就是那个学徒的事。他大概是不喜欢干这一行，或者是对师傅和我们这些顾客都有意见，洗头的时候漫不经心的，就会把那些带有难闻气味的肥皂水揉进我们的眼睛，剃完头出来，我和弟弟的的眼睛都被那些碱水弄得泪水汪汪，都快要睁不开眼了，就和兔子似的。之后，我有很长的时间对洗头抱有极大的畏惧就是来源于此。
住在五中的时候，我儿时的伙伴的父亲虽说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校工，却是这个学校很有名气的多面手。电工、木工、瓦工、和农工样样都行，甚至还会剃头。每到天气晴好、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两兄弟和他们家的两兄弟统统召集在一起，就在操场旁边的一棵开满红花的石榴树下给我们一个个地用手推剪剃头。说实话，伯伯的技术并不高、手艺也不好、眼睛也不行，动作又很慢，加上给四个男孩子剃头还是很要花些时间和精力的，可他从来都坚持到底，只是我们的头发经常被那把生锈的推剪给夹住，痛的人呲牙咧嘴的，可是叫是没有用的，还得坚持下去，剃完了头，伯伯会给我们从葡萄架上摘一串葡萄分着吃。当时正是上世纪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能省一个就尽量省一个，那些剃头的钱得去积攒起来去买玉米面吃，那段时候老是吃不饱，饿得快，只好让伯伯在我们头上去拔头发。
宜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理发地方就是位于解放路中段的解放理发厅。在当时那个不到六万人的城区很有些声名显赫，也是身份、文雅和时髦的象征。以至于后来改革开放开始，服务公司逐渐消亡，解放理发厅也寿终正寝之后，有些个体小店还曾经打过那块金字招牌呢。我有一个好友的父亲就是那里的大师傅，长得高大魁梧、声如洪钟，天生就是一副当官做老爷的架势，可惜没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水平，却一辈子在围着地球转（宜昌土话，意思就是剃头）。因为朋友的缘故，一个下辈让朋友的父亲伺候总是不好的吧，所以我很少去麻烦他的父亲，也很少去那家店堂很大、顾客很多、香气袭人、灯光明亮的理发厅剃头。不过我的儿子的胎头倒是恭恭敬敬的请大师傅给剃的。人家嘴角叼一支烟，还在用手逗着那个小不点玩。也就是一转眼功夫，几乎还没注意、也没紧张，剃胎头就结束了，儿子就和我若干年以前一样，变成了一个头发光光、连眉毛都没有的小沙陀。
在离宜昌很远的郑家河的那条不长的石板路上曾经有过三家理发店。靠供销社的那一家最大，是供销社的主任为他的那个风人开的，因为搞得风生水起，就只有把那个女人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但不一定就万事大吉，想偷情办法多着呢，我认识的一个竹贩子就得意洋洋的屡屡得手。靠江边也有一家理发店，一个老师傅、一个可以放倒的木椅、一个木头做的洗脸架、一块破了一个角的大镜子、一个整天播放花鼓戏的收音机，自然是一些老人的谈话聚集之地。街中间，穿过那家杂货店的店面，一直向里走，里面是个小小的天井，周围的房间就是店老板的家，也是店老板女儿开的一家理发店。会烫头、会染发，全是做的女人们的生意，钱也挣得最多。那个女孩子只要一见到我就扁扁嘴：“都快变成野人了，还不来理发？”我就乖乖的跟着她去了。理发店就是她的那间闺房，那里很安静的，只有电剪在嗡嗡作响。我会闭着眼睛，任凭她的那胖胖的手指抚摸我的脸，用鼓鼓囊囊的胸部压迫我的肩膀，还会眉飞色舞的和我说些悄悄话，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就有了和这个女子进行一次秘密会谈的欲望，人家恰好也有同感，就羞答答的想去关上房门，不想对门酒店的妹子就会恰到好处的立马出现，一分钟不提前，一分钟也不推迟，就在她要关门的时候出现了。妹子是个风风火火的丫头，亲亲热热的叫一声姐姐，就坐在人家的床上哼着歌看女理发师绣的枕头套，等着我剃好头，和她一起回店吃饭。我知道她们两人心里都像明镜似的，都在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谁也不让谁，谁也不让谁得到我。
在学院街的一条巷道口有一栋灰砖的三层建筑，很破旧、很丑陋、很低调，对门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共厕所，总有些味道在天晴的时候飘过来。这栋楼的一层有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师傅是个瘦瘦的、有些忧郁、又有些多话的老年人。小店就在他的家里，里外两间，外面的一间既做生意又是厨房，里屋自然就是卧室了。我记得家里时常会有一个男孩子，我去的时候那个男生常常在睡觉，不知道是不是搞地下工作的。剃头师傅是个很健谈的人，只要我坐上他家里那把唯一的、早已破损的那种最正规的理发转椅开始，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嘴里从来没停过。国内外大事、小城故事、还有小道消息和一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牢骚话。他理直气壮的声明自己是既不办营业执照又不交税的。“凭什么？”有时候中午去剃头的时候，他刚刚放下碗，一嘴的酒味，根本不急着做生意，捧着一杯茶还在骂骂咧咧：“邓矮子给了我什么好？厂也垮了，让老子饭都吃不饱！”顿顿有酒喝，想必饭还是吃得饱的，就是有些失落感，也有些距离感。不过，听他说些话很有意思，剃头技术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随着轰轰烈烈的一阵鞭炮声，唯美发艺就摇身变成了一家四川面馆，这些年一直在这里剃头的地方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就想起了那个留着短发、说话一脸笑、动作很简洁的女老板，还有那个从浙江到沙市、再到宜昌，就是想在宜昌找户人家把自己嫁出去的松滋妹子，多少有些失落感。自己就在住家的周围转了一大圈，想重新找一家理发店。我们这里的理发店倒是很多，一百米之间就有六家，全是年轻人打理，虽然欢迎光临，我却望而却步，香味很浓，技术却不怎么样。终于找到一个很简陋的小店，墙壁的粉面都脱落了，两张椅子、两块镜子、用煤火烧热水，还在门口摆了一个儿童玩的玩具。这是一个来自巫山的女子，胖胖的、穿一件红夹克、还有低腰牛仔裤，见有人进来嘴角就有了些职业性的微笑。她说是在浙江学的手艺，剃的的确很有水平，很认真也很简洁，最重要的就是她还会修面，这是我进门的时候就问过的。她用一把亮晃晃的剃刀把我脸上的汗毛和脏东西统统剃去，很仔细、很舒服、很满意，就和很久以前的感觉一样，我就真心实意的对她说了声谢谢。（2009-5-28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