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匈奴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其诞生的历史摇篮，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边疆民族。从其出现于政治历史舞台起，至其消失，前后共经历了近700年，在中国民族史上曾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以及汉族的历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匈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节匈奴的来源与兴起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多数学者认为，即鬼方、混夷、獯鬻、荤粥、猃狁、胡等的异译。《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集解》引晋的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又引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周礼·考工记》“胡无弓车”；郑玄注“今匈奴”。《吕览·审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高诱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也。”“匈奴”原义，直译汉意为“人”，或“群众”、“居民”、“土民”，义为“天帝之子”，“它起源于原始时期对天神的信仰”。《汉书·匈奴传》记述匈奴单于致汉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据王国维考证，“匈奴”二字急读为“胡”。而“胡”一词在匈奴人心目中，也以为即“天之骄子也”。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便是佐证。
匈奴族源，从其名称由来便可看出，他们与殷周以来的鬼方、獯鬻、荤粥、猃狁、胡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不等于说，前者是后者的翻版，而是说，匈奴族是在上述诸族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人民发展起来的。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曾列举匈奴异名32种，计有鬼方、鬼戎、魃方、方、畏夷、隗国、混夷、混戎、犬戎、玁允、獯鬻、荤粥、荤质等诸名目，虽不完全是确指同一族体，但与匈奴族有关则似无可非议。在匈奴共同体中，见诸记载的就有休屠（屠各）、字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其下，还有众多氏族，如挛鞮氏（虚连题氏）、呼延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韩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诸姓。因此，完全可以说，它是由戎、狄、胡多种民族成分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据现有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实，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属各氏族和部落，“自有君长”，“各分散居溪谷”，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传说为匈奴人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概括反映。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为战士。
匈奴人的氏族组织，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财富的增加，私有制关系在氏族内部的发展，宗族性质的组织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员外，还渗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东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汉人等。其中有的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有的为各个家庭所私有，充当奴隶；也有少数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被吸收为氏族成员。于是，随着氏族财富的增长，势力也不断扩大。氏族组织因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维系作用，有利于唤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壳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一直被保存着。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贫富之间的差别也愈益明显，终于促使氏族制度全面趋于瓦解。从蒙古国发掘出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极为丰富的大墓旁边，分布着陪葬品贫乏的小墓的事实，就是当时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的生动反映。
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刘向《说苑》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旋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匈奴骑兵为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赢政派遣蒙恬将兵北击，略取其“河南地”（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自是，匈奴众始“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至秦末，却又乘机“度河南”，逐渐傍近秦塞。足见其势力当时已相当强盛。
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雄心勃勃，取得政权后，首先着手巩固内部，“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接着，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又积极整顿内部，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于匈奴中部地区建立“单于庭”，管辖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直北方向广大地区，并规定把军政和对外权力由单于掌握，卑于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居左，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断狱讼，将已裁决案件禀报单于。无文书簿领、记录诸事。单于以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俗尚左，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俱置庭于驻牧地。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位于汉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直北方向；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位于汉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以西地区，与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单于、左右贤王，直至大当户，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其余各级官吏，也是各大小军事首长。除单于外，各级长官，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共24万骑；每万骑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各依部众多少以区分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下，形成强有力的统治网络。
为了强化统治，冒顿还根据匈奴族传统，规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龙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滞林，课校人畜。又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所得卤获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
上述诸措施，为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势力不断增强，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诸族；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迫献宗室女与之和亲、答允开放“关市”、结为兄弟、定以长城为界；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26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是以匈奴贵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顿为贤”。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6年），冒顿病卒。子老上单于（稽粥）、孙军臣单于（前161—126）相继嗣位。在老上和军臣统治时期，因继续奉行冒顿时制定的政策，仍与汉“约和亲”；又似中行说为师，学会计算和登记方法，实施计课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势力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放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千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赵信原是匈奴人，后因投奔汉朝，被封为翕侯。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原住于辽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带）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妻乌孙昆莫（王），拆散匈奴与乌孙的联盟；复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切断其与羌族的交通。于是匈奴势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前114—105）、孙乌师庐单于（前105—102）相继立。乌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其左大都尉使人潜告汉，阴谋将乌师庐杀死。汉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东）备应援。汉帝以其地距匈奴远，遣浞野侯赵破奴将2万骑出朔方郡西北2000里，约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动静。事将发而被发觉，左大都尉被杀，破奴为其左方兵击败被擒，全军没入匈奴。乌师庐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贤王呴犁湖继立。但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汉为缓和彼此关系，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治，徒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会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汉因欲藉其势慑服匈奴，于公元前99年（武帝天汉二年）遣广利将兵3万出酒泉击右贤王。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却险遭活捉，为配合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则被击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前77年（武帝天汉二年），复使广利领骑兵6万、步兵10万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3万出五原，公孙敖将步骑4万出雁门，企图重振骠骑将军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10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10余日，不分胜负。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子狐鹿姑单于继其位。
狐鹿姑单于在位（前96—85）时，匈奴内部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日趋腐败，而内部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废左贤王合法继承人先贤掸为日逐王引起；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贤为族人所重，恐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杀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绝按时前往会盟。及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人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而卫律及其妻颛渠阏氏则于其死后矫令更立左谷蠡王。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极为愤慨，阴谋投附汉朝，但恐不能达到目的，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告知单于。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嫁罪于卢屠王，致使二王俱离开旧游牧地，不往龙城会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
早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就渴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后因单于拘留汉使，及壶衍鞮单于继位，“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以防汉军突然袭击。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不久，又发左、右部2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因惧瓯脱王导汉军追击，率众走西北。
公元前78年（汉昭帝无风三年），右贤王、犁汙王将兵4000骑分道侵日勒（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3000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壶衍鞮单于怒，发兵2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乌桓新败，挥师蹴之，斩杀6000余人。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公主及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纪末期就与汉朝“结为昆弟”。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统治阶级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分别领兵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民闻汉兵至，纷纷远徙。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校尉常惠乃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单于怨怒，于当年冬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要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给壶衍鞮单于以沉重打击。
公元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前68—60）。虚闾权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会第二年灾荒，人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致使阶级矛盾又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纷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其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汉朝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有隙，将众数万骑归附于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欲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阻之，不听。旋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贵人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握衍朐鞮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追，被击败。以其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人，也深为左地贵人所怨。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以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与乌禅幕、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4—5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理。握衍朐鞮惭愤自杀，部众尽归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虽然据有握衍朐鞮部众，攫取统治全匈奴的权力，但由于不注意分清敌友，即位后不久，社会便陷入动乱状态，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从而成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转折点。
史载呼韩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后，即收兵返回单于庭，令“罢兵使各归故地”。又将流落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嗾右地贵人往杀右贤王。右贤王闻之，便与前单于亲信都隆奇等共议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夺取单于庭，立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屠耆单于在统治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即于次年早秋令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将2万骑屯东方，备御呼韩邪。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欲构陷右贤王（握衍胸鞮弟），捏称他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不审虚实，杀之。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惧而叛，自立为乌揭单于。右奥鞬王得报，自立为车犁单于。而乌藉都尉亦称乌藉单于。屠耆堂为讨平叛乱，使都隆奇击乌藉单于，亲统兵进击车犁单于，乌藉、车犁败，奔窜于西北地区，谋与乌揭单于会合，约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单于遣左大将、都尉统兵拒呼韩邪，自率军击车犁。车犁单于败，远遁。
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遣弟右谷蠡王等将兵击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得报，统兵6万骑击呼韩邪。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少子姑瞀楼头投奔汉朝，而车犁单于亦东返降于呼韩邪。呼韩邪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内乱迭起，又率众降汉。不久，季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于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于东部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乌藉都尉后返回单于庭。但闰振单于与郅支单于又互相攻杀。公元前54年，那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尽有其众，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单于庭为郅支所据。
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单于近臣极力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是壮士所为；“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若“臣事于汉”，则“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针对诸大臣们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据理力争。终于使呼韩邪单于采纳其建议，引众傍近汉塞，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又亲至长安朝觐汉宣帝刘询。刘询授予玺绶、冠带、黄金、锦绣、缯絮等物，使驻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汉、匈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宣告了匈、汉两大民族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代之以匈、汉合作的新局面，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统治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时，郅支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与帮助，亦遣子驹于利受入侍汉廷，并不时令人至长安贡献。汉朝虽待以厚礼，但每次赏赐俱薄于呼韩邪单于。
郅支初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再归单于庭，遂引众西向，谋攻夺定右地。不料屠耆单于弟已居其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那支并有其众。后自度无力统一匈奴，率众继续西徙，企图与乌孙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见呼韩邪附汉，杀其使，发兵佯往迎。郅支知觉，勒兵破其众。复乘势败乌揭、坚昆、丁令三国、建庭于坚昆。
郅支自以距汉地远，又怨汉助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44年（汉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复索还侍子，杀汉使司马谷吉。后知呼韩邪势渐强，率众西迁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联邦东南部一带）。中道适天气骤寒，人多冻死。及至康居，仅存3000人。康居王时欲倚之以威胁邻国，招为婿。郅支于是借康居兵，数击乌孙，深入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杀略人民，驱掠牲畜。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为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击杀。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既喜且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又至长安朝觐汉元帝刘奭，请“婿汉氏以自亲”。刘奭以后宫女王嬉（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号王嬉为宁胡阏氏，并表示愿保上谷至敦煌一带边塞。但仅过两年，单于病死。尔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谐若鞮单于（且糜胥，前20—12年）、车牙若鞮单于（且莫车，前12—8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乌累若鞮单于（咸，公元13—18年）等相继嗣位。
在复株累若鞮单于等统治期间，因各单于都恪守“传国与弟”“约令”，又能与汉朝保持较密切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其政治、经济一般都比较稳定。只是在王莽篡汉（公元9—21年）后，由于实行歧视压迫匈奴政策，并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表面平静而实际存在的矛盾又不断加剧。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性贪婪，又刚愎自用，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复杀知牙斯。于是引起了右奥鞬王比的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单于知比不服，心怀疑贰，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继之，称蒲奴单于。右奥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蒲奴单于畏汉伺其隙，遣使至渔阳求和亲。比于是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求内附。事为两骨都侯知觉，劝单于于五月龙城会盟时杀比。比惊惧，集所辖南边8部众4—5万人谋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信，奔告单于。单于发兵驰击。后因见比兵众多，未敢妄动。比知难以继续共事，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拥戴下，袭用其祖稽侯珊号，称呼韩邪单于，并于当年款五原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示“愿永为蕃蔽”。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复遣子入侍。东汉政府仿照西汉对待稽侯珊旧例，颁给黄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黄金、锦绣、缯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接济。此外，又于五原塞西80里，为之建立单于庭，旋徒云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内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公元1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比一直驻牧于匈奴南边，所领八部牧民，长期析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因而要求与汉族人民和好的愿望也较强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一种进步现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
匈奴二部，虽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纷争并未因此中止。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仍不时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韩邪单于因五骨都侯叛乱，为蒲奴单于击败，徒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汉使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南单于（呼韩邪单于）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蒲奴单于）惧，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复数遣使请和亲。汉从司徒掾班彪计议，依照从前待呼韩邪稽侯珊、那支单于行事。
公元56年（东汉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死。丘浮尤鞮单于（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虑鞮单于（汗，公元57—59年）、醞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公元59—63年）、丘除车林鞮单于（苏，公元63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公元63—85年）等相继嗣位。“时北匈奴犹盛”，不时出兵犯汉塞，汉廷每以为忧。会北单于请“合市”，致和亲，汉廷令越骑司马郑众往使。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知汉与北匈奴通款，谋往附。汉察其情状，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又遣副校尉来苗等屯五原曼柏，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骑2000谋迎骨都侯。因见汉兵严备，始退走。但此后又经常出没于汉边郡一带。
东汉王朝为维护北部边境安宁，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发缘边兵分道北征。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阙击皋林温禺犊王；窦固、耿忠出酒泉击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击句林王；来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北击。但除窦固一路外，余俱无功而还。北匈奴众纷纷远徙。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兵出击，杀数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统治集团由于经常对外掠夺，部分人众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并想摆脱其羁绊南下附汉，经上述两次战役后，遂不时有人从中脱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陆续进塞的车利、涿兵等“七十三辈”内附，就是明证。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远徒。
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匈奴左地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分别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东汉。会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书东汉王朝，请“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东汉王朝允其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军，合南单于兵北击。双方鏖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等地。北匈奴败，被杀万余人，20余万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复请出塞。左谷蠡王师子率左、右部8000骑出鸡鹿塞，再次败北单于，斩杀8000人。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于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破其众。北单于被迫逃奔康居（后复西徙，与从前西迁的匈奴人会合）。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至蒲类海，请内附于汉。汉令耿夔颁给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值窦宪罹罪被诛，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汉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击杀之，灭其众。北匈奴亡，地为鲜卑所据，余众10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时，南匈奴由于得到东汉的支持，接纳了北匈奴部分降众，故史称其“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六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公元93年（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南单于屯屠何死，前单于伊屠於闾鞮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向为单于宣及屯屠何器重，数将兵出塞，屡有建树。既为族人推重，亦颇得汉帝宠遇。安国心常怀妒忌，曾阴谋偕北匈奴降众袭杀之。师子觉察，徙居于五原附近一带驻牧，不往单于庭会盟。时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与安国不睦，崇乃偕度辽将军朱徽集西河郡等兵讨之。安国畏惧，其舅喜为惧祸及己，遂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师子初立时，北匈奴降众即有五六百人来袭，为汉安集椽王恬等击败。北匈奴降众15部20余万人胁屯屠何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略吏民。焚烧邮亭庐帐，谋渡漠北。为汉朝光禄勋邓鸿、护羌校尉任尚及师子等兵击败，部众分解为左、右两部。左部屯朔方西北，右部驻涿涂山下，相距数百里。旋左部复自相猜疑，叛而降汉，逢侯所领右部则由于鲜卑进攻，加上饥饿困迫，多为鲜卑所并，只有少部分归附于东汉。
公元98年（东汉永元十年）师子死后，万氏尸逐鞮单于檀、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先后嗣位。在檀、拔、休利等统治期间，因东汉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民变不断发生，起义农民劫官府，攻城略邑，居住于边境的氏、羌等族人民也不时聚众反抗。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影响下，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也聚众暴动，引兵进攻西河郡，并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破之。吾斯聚集亡叛，继续驰驱于边塞。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休利不能制部众，“外顺内畔，促令自杀”。吾斯等怒，立车纽为单于，引乌桓、羌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侵掠并、凉、幽、冀四州。中郎将张耽将兵败之，车纽被迫降，吾斯与薁鞮台香、且渠伯德等继续进行顽强斗争。东汉虑战火日炽，于公元143年扶立久居于洛阳的南匈奴贵族兜楼储为单于，使人将其护送南单于庭，又令马寔继续围攻吾斯。马皇先募人杀吾斯，然后乘势出击，败之。乌桓70余万人相继降。暴动以失败告终。
公元147年（东汉建元元年），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继位。居车儿对东汉虽极忠诚，但为人平庸，少威望。155年（东汉永寿元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7000人再度暴动，攻略美稷、安定等地，为属国都尉张奂击破。公元158年，南匈奴休屠各部与乌桓、鲜卑又举行暴动，亦以失败告终。
居车儿在位25年。其子孙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呼徵单于、羌渠单于相继立。羌渠单于在位时，由于东汉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而地方势力也纷纷割地自雄。公元187年（东汉中平四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令左贤王将兵出征。匈奴人民恐单于“发兵无已”，右部落遂与屠各部联合，杀羌渠。
羌渠单于被杀后，子右贤王於扶罗立，称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继位时，因反叛者惧其报杀父之仇，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放扶罗怒，谋亲往洛阳请东汉帮助，适值汉灵帝刘宏病逝，局势混乱，遂被迫率数千骑与农民起义军的中一支——白波军结合，进攻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时各地封建主为了对付起义军，纷纷结营自保。放扶罗在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为保存实力，旋决定退兵返回单于庭，但遭驱逐。他在河东郡平阳县驻了一段时间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斗争之中。
须卜骨都侯立一年而死，单于庭虚其位，以氏族首领权行其事。公元194年，於扶罗亦死，弟呼厨泉继为单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据传刘豹即是4世纪初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之父。
呼厨泉是南匈奴最后的一位单于，掌权后，曾多次受到鲜卑的袭击。公元216年，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分其众为5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
第四节4至5世纪的匈奴
公元3世纪初期，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东汉王朝内部经过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封建割据集团，历史上称之为“三国”。三国之间，为了扩充地盘，掠夺财富，又进行了长期战争。3世纪中期，吴、蜀二国先后为魏吞并，而魏国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魏咸熙二年），司马炎废曹矣，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建立初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司马氏政权是一个以士族门阀集团为核心的封建政权，其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故此后不久，社会又再度陷入危机，并导致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促使西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各族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纷纷流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西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广大流民的死活，勒令他们返回本土，终于激起了广大流民的反抗，形成波澜壮阔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当时迁居塞内的匈奴人也发生很大变化。除南匈奴外，又先后分解出屠各胡、临松卢水胡、铁弗匈奴三个重要分支集团。屠各胡与南匈奴散居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其中以居住于山西省的部分为最多、最强。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前30年间，曾联合在今山西和陕西二省建立“汉—前赵”政权。“临松卢水胡”居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5世纪前期于河西一带建立“北凉”。“铁弗匈奴”是鲜卑人与匈奴人融合后产生的一个分支群体，原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5世纪初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大夏”国。
一、汉—前赵
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西晋统治阶级由于争权夺利，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因在混战中处于劣势，引匈奴作外援，拜匈奴屠各部首领北部都尉刘渊（刘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遣之回并州去召集匈奴5部骑兵前来支援。但刘渊回并州后，并未出兵赴援，而是自称“大单于”，于离石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北）建立政权，称“汉王”，树起反晋旗帜。远近归附者数万人。
308年（西晋永嘉二年）秋，刘渊攻克平阳、河东二郡，迁都于蒲子（今山西省隰县）。继又徒平阳，进位皇帝，改元“永凤”，以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曙为龙骧大将军。时啸聚于青州、徐州的王弥，赵、魏的汲桑、石勒，上郡鲜卑人陆逐延，氏族酋长单征等，纷纷归附，拥其为反晋共主。
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病死，子刘和继位。和性“多猜忌，驭下无恩”，轻信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和之舅）、侍中刘乘谗言，为铲除异己，发兵击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刘聪因早有防备，遣兵还击，杀刘和、刘锐、刘乘和呼延攸，自立为帝，改元“光兴”，命刘乂为皇太弟，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粲兼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石勒为并州刺史、汲郡公。在统泊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又命刘曜驱兵入洛，与晋军周旋于梁、陈、汝、颍间。次年，复命呼延宴统兵27000人进攻洛阳，纵兵大掠，俘晋怀帝司马炽。316年（西晋建兴四年），令刘曜进驻关中，围攻长安。时司马邺为帝，邺败，被迫出降，西晋亡。
由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而刘聪即位后又穷奢极欲，游猎无度，经常饮宴后宫，致使朝廷“阿谀日进，货贿公行”，群臣言事，俱听任中常侍（宦官）王沈等决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加剧。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刘聪死，子刘粲嗣位，改元“汉昌”。粲为人“任性严刻无恩惠”，拒谏饰非，呢近奸佞，“好兴造宫室”。又轻信大司空靳准言，收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骥、车骑大将军刘逞等人，终于众叛亲离。靳准早有图谋，遂于是年八月，乘粲治兵于上林时将其杀害，自号大将军、汉大（一作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东晋。
刘曜得悉靳准构乱，自长安发兵往晋阳。时石勒亦引兵500屯襄陵（今山西省平阳县东南）北原。刘曜抵赤壁（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会太保呼延宴自平阳来归，于是，便在呼延宴等拥戴下即帝位，改元“光初”。曜以朱纪为司徒，呼延宴为司空，使太尉范隆以下各复本职，以石勒为司马、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公。石勒围靳准于平阳，收降巴（巴氏）、羌、羯10余万落。曜遣兵屯汾阴（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南），偕石勒共击靳准。准自度不能敌，欲谋降，为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准从弟）执杀。尚书令靳明继位。明令卜泰奉传国玺降刘曜。石勒怨怒，挥师攻靳明。明率平阳士女15000人投刘曜。曜以靳准灭刘氏宗族，将靳氏男女老少尽行处死。石勒占据平阳，焚其宫室，自归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319年（东晋大兴二年），刘曜返长安，立羊氏为皇后，子熙为太子，缮宗庙社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关陇氏、羌各族皆降服。
在刘曜建国不久，石勒于襄地亦建立“赵国”，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史称“后赵”。后赵建立后，与前赵经常互相攻战，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328年（东晋咸和三年），刘曜在洛阳战斗中兵败被杀，子刘熙偕南阳王刘胤弃长安奔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为刘虎所杀，前赵亡。部众或死或徙，留居并州及秦、雍一带的，大都散居于北魏时兴起的稽胡中。
二、北凉
在前赵灭亡半个世纪以后，临松卢水胡又崛起于张掖一带，并建立政权，史称“北凉”。
“北凉”的创建者为沮渠蒙逊。蒙逊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为姓。祖父祁复延曾为“伏地王”，父法弘为前秦中田护军。后父死，代领部曲。吕光建立后凉时，蒙逊伯父罗仇、麹粥分别为尚书和三河太守；从兄男成为将军，守晋昌；而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肩负宿卫。
397年，吕光信谗言，杀罗仇及麹粥。蒙逊素来“博涉群史”，“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不堪吕光凌辱，遂乘归葬罗仇机会，聚众起兵，攻占后凉临松郡，进屯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男成闻讯，也聚众数千，屯于乐涫（故址在今甘肃省高台县西北），败酒泉太守垒澄。继而又进军建康（在今甘肃省高台县南），遣使说服建康太守段业背吕光。397年（东晋隆安元年），段业在男成等拥立下，自称大都督、龙骤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授男成为辅国将军，蒙逊为张掖太守。399年，段业即凉王位，授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尚书右丞。后见蒙逊雄武有谋略，心存畏惧，欲疏远之。蒙逊愤恨，知无法相容，暗弄权术，于401年（东晋隆安五年），约从兄男成同祭于兰门山，但又密遣人告业，“男成欲以取假日为乱”，使业杀男成。此后，反诬段业在害忠良，集部众杀业，夺取后凉政权，自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沮渠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当蒙逊登北凉王位时，周邻地区除北魏与东晋对峙外，还有都于长安的后秦姚兴（羌族），都于苑川的西秦乞伏乾归（陇西鲜卑），都于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的南凉秃发利鹿孤（河西鲜卑）、都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后凉吕隆（氏族）、都于敦煌的西凉李暠（汉族）等国群起并立，形势极为险峻。蒙逊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先遣使奉贡于后秦，继又纳款于南凉，复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发展生产，积聚力量。经数年休养生息，势力渐强，遂逐步向外扩张。410年（东晋义熙六年），南凉王秃发候檀出兵攻蒙逊。蒙逊率兵与战于穷泉（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败其众，乘胜进围姑臧，克之。412年，蒙逊自张掖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以子沮渠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将军，录尚书事。414年，西秦河南王乞伏炽磐灭南凉，辖地与北凉相接，双方不时交兵。又多次出兵伐西凉。421年，蒙逊灭西凉，据有西凉7郡。由于与西域诸国交通，在境内大兴佛教。428年，西秦王乞伏炽磐卒，子乞伏暮末嗣位，曾多次谋进取，俱未果。433年（南朝宋元嘉十年），蒙逊病卒，子沮渠牧健（一作茂虔）继位，改元“永和”，册子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在世时（430年冬）受北魏册封；牧健嗣位后，继续奉行臣属于魏的政策，以妹兴平公主护送北魏为拓跋焘右昭仪，煮亦以妹武威公主妻牧健。439年（北魏太延五年），以牧健有轻北魏意，且与嫂通奸，拓跋焘亲征。因沮渠祖、沮渠万年相继纳款，姑臧城破，牧健被迫率文武5000人出降。武威、张掖、酒泉一带尽为北魏军所占有。牧健弟沮渠无讳、沮渠宜得奔敦煌，42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无讳以乏食率众万余户西走，命弟沮渠安周击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同年九月，又出兵夺高昌，并遣使向甫朝宋献方物，受封为都督凉州、河州、沙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河西王。
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立。460年，高昌为柔然所破，安周被杀，北凉亡。
三、大夏
“大夏”是“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在朔方建立的一个政权。所谓“铁弗”，意为匈奴父、鲜卑母之裔，即匈奴与鲜卑两民族的融合体。据史载，赫连勃勃先世，原与“汉”刘渊为近支。汉主刘聪在位时，其曾祖铁弗刘虎曾受册封为楼烦公。后刘虎死，祖务桓继立，务桓为保存实力，曾相继依附于代王什翼健、后赵石虎。
356年（东晋永和十二年），务桓死，叔祖阏陋头代立，部落多叛归悉勿祁。359年，悉勿祁死，父卫辰嗣立。卫辰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面遣子向代王朝献，一面又潜通前秦荷坚，受其册封，请入塞寄田（借地耕种），势力日张。
公元365年（东晋兴宁三年），卫辰联合贰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匈奴右贤王曹毅，出兵2万进攻秦杏城，为符坚击败，曹毅降，卫辰被擒。坚时经略中原，正需匈奴力量以供驱使，遂授曹毂力雁门公，卫辰为夏阳公，仍使其各统所部。什翼犍不满卫辰投奔苻坚，集兵往击。卫辰西走，苻坚将其护送回朔方，并遣兵戍守。374年，什翼键复遣兵往征，卫辰南奔，请援于苻坚，坚发幽、冀、并三州分道击代。什翼键令匈奴部帅刘库仁领兵迎战。库仁败，翼犍率众逃奔阴山以北。苻坚以其地分为东、西二部分，黄河以东一带归隶刘库仁，黄河以西一带归隶卫辰，各拜官爵。卫辰因列于库仁下，不久便杀秦五原太守叛，被库仁击败。苻坚为羁摩卫辰，不仅未予计较，且封之为“西单于”，令摄河西诸族庶务，筑代来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东南）供屯驻。383年，苻坚因淝水之战败归，政权分裂，西燕慕容永遂拜卫辰为大将军、朔方牧，后秦姚苌也拜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391年，卫辰因在与北魏战斗中失败为部下所杀，子勃勃（字屈孑）奔鲜卑叱干部。叱干部帅他斗伏侄阿利将其送交后秦姚兴部下高平公没弈于，被拜为安北将军、五原公，统辖三交（今陕西省榆林县西）五部鲜卑等部众。406年（东晋义熙二年），姚兴与北魏拓跋珪通和，勃勃怨怒，杀没奔于叛。因自视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乃于次年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改元“龙昇”。又仿中原汉族王朝置百官，以长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封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左仆射，乙斗为右仆射。勃勃性“贪暴无亲”。建立政权后，随即发兵进攻鲜卑薛于等三部，降其众万余人。接着，又集兵窜犯后秦三城（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以北诸戍及岭北各城。姚兴遣齐难统兵2万进击，兵败。不久，复亲自督兵与战，又败。此后，彼此间经常互相攻战。勃勃还出兵进攻南凉，俘其众27000人，牛、马数十万。411年（东晋义熙七年），勃勃举兵进攻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破姚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45000人，俘获战马20000匹；后又攻下东乡，徙其众3000余户于贰城。秦镇北参军工买德往附，拜买德为军师中郎将。
公元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勃勃因欲“君临万邦”，改元“凤翔”，并命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10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赐名“统万”（故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南白城子）。又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等物，饰以黄金，列于宫殿前。因耻祖先从母氏姓刘，乃改刘为“赫连氏”，意谓“徽赫与天连”；号其支庶为“铁伐氏”，意谓其“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以妻梁氏为王后，子赫连璝为太子，赫连延为阳平公，赫连昌为太原公，赫连伦为酒泉公，赫连定为平原公。
为了反对后秦，勃勃还相继与北燕、北凉结盟。417年（晋义熙十三年），东晋太尉刘裕灭后秦后，因急返洛阳谋篡晋，命子义真镇长安。勃勃得知，发兵乘虚进袭。次年破长安，积人头以为京观，号称“髑髅台”。筑坛灞上（长安城东灞水上），即帝位，改元“昌武”，仍都“统万”。
勃勃嗜杀成性，视人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凡有嫌忿，便亲手格杀之。臣僚中有忤视的毁其目，笑者割其唇，谏阻者则先割其舌而后斩之。尝集工匠制造兵器，器成验视；见射甲不能入，斩弓人；射之能入，斩铠匠。赫连勃勃是当时一远近闻名的暴君。
425年（南朝宋元嘉二年），勃勃死，太子赫连璝因在内部争权中被杀，次子赫连昌继立，改元“承光”。
赫连昌继位后，因兄弟间仍继续互相残杀，势力被削弱。时值北魏强盛，正谋对外用兵，遂发兵伐夏，围统万，破长安。
427年，北魏主拓跋焘再次督兵进攻统万，双方鏖战。赫连昌败，逃往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人皆被俘，损失马3o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北魏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拓跋焘仍不肯罢休，次年又令尉眷攻上邦，奚斤攻安定，擒赫连昌。拓跋焘以妹始平公主妻之，拜为常忠将军、会稽公。继又晋封秦王。但赫连昌耻居煮篱下，不久即背魏西走，于五原为北魏斥候将所击杀。
赫连昌被杀后，弟赫连定收其余众逃往上邽，并于428年春即帝位，改元“胜光”。赫连定本欲向北魏复仇，收复统万城，但因势力太弱，始终未敢实行。后闻西秦穷蹙，其王困顿难以自存，流亡于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城就食，遂于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遣叔父韦伐督兵一万攻南安。西秦王乞伏暮末被迫降，杀之。赫连定贪婪无厌，复欲击北凉沮渠蒙逊，不意中道为吐谷浑王慕容璝所截击，败，被执送平城，为拓跋焘所杀，夏亡。
自“汉——前赵”、“北凉”、“大夏”灭亡以后，“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从此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别有“北周”字文氏，“北魏”中的独孤氏，来源也是匈奴。但因与鲜卑关系较密切，将在鲜卑部分叙述），余众有的继续沦为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则流徙于边国，与汉、鲜卑、氏、羌、高车等各民族共同生活，并逐步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别上层人物，则直至隋、唐时期，仍继续活跃于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
第五节匈奴的经济和文化
一、匈奴的社会经济
匈奴人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匈奴人衣食住行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它赖以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所谓“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革，被旃裘”；“各有分地”，“随畜牧而转移”，就是其社会生活的生动概括与反映。
从现有记述中可知，匈奴人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不仅善于放牧马、牛、羊，而且驯养骆驼、驴、赢（骡）等杂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言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騱”。马、牛、羊、驴、骡是尽人皆知的牧畜。至如“橐驼”即是骆驼。“駃騠”，据《本草纲目·兽部》解释，是指牡马与驴交配所生之子，实亦骡属；或又释称骏马。“騊駼”，指青色马。“騱”，《说文》称“野马属”，也是马中的一种。
匈奴人重视养马，因为马可供乘骑、驮运、放牧牲畜，并可供骑射，是从事狩猎和战争的必需工具。据传其对外征战，往往“人兼数骑”，以备“昼夜驰突”。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并将马按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辟（赤黑色）马。如果按每人“兼数骑”计，此次战役，便需马100万余匹。牧马业之发达可想而知。
牛和羊的数量之所以较多，一是因为它们易于牧养，繁殖力强。但更重要的是其肉和奶都是牧民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此外，皮还可供制革或裘，毛可制毡。
骆驼、驴、骡等的牧养，虽不如马、牛、羊普遍，但因它们既是食用畜，又可作驮畜，故在生产中也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尤其是骆驼，俗称“沙漠之舟”，向以耐饥渴著称，可半月不饮水，负重致远又为马、牛、驴、骡所不及，其为牧民所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从有驴、骡、駃騠、騊駼、騱等的牧养来看，匈奴人显然已懂得选育良种、培养杂交牲畜和依季节变化放牧、选择草场等技术了。
关于匈奴人畜牧业生产发展情况，史籍无确切的统计材料，但从有关记载中，仍不难窥其大概。史载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率兵北击，败楼烦、白羊王时，一次就掳获马、牛、羊100余万头。前124年，卫青将兵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狼山山口）击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百万”。前71年，汉校尉常惠与乌孙联兵出击右谷蠡王，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兵破北单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又获马、牛、羊、橐驼100余万头。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匈奴人的畜牧业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
除畜牧业外，匈奴人还兼营狩猎。《史记·匈奴列传》载，“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前43年（汉元帝永光元年），居住于汉塞附近的呼韩邪单于，就因“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诸大臣劝其北归单于庭。可见狩猎在其社会生活中，是占居相当重要地位的。
匈奴人的狩猎方式，从阴山岩画及有关记述考察，大致有个人猎、群猎和集体围猎三种。个人猎、群猎属于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而集体围猎则往往是战争的同伴物，随时都可能被转变为对敌作战。
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据考古发掘证实，匈奴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有农业了。因为在蒙古国发掘的匈奴墓葬中，不仅有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还出土有盛装谷物的大型陶器。在已发掘的匈奴城镇遗址中，还出土了犁铧和石磨。汉文史籍也有匈奴人从事农业的记载。《史记·卫将军列传》载，公元前119年（汉元狩四年），卫青将兵击匈奴，在抵达寘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时，曾“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又《汉书·匈奴传》云，公元前89年（汉征和四年）秋，匈奴地区因连续数月降雨、雪，致使畜产多冻饿而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汉书·西域传》云，汉昭帝刘弗陵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派骑兵至车师“屯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一带）。及汉宣帝刘询即位，遣将军督兵击车师。时在车师屯田的匈奴骑兵4000人闻讯，主动放弃车师撤退。
在壶衍鞮单于统治时期，由于母阏氏“不正”，部众乖离，单于惧汉兵乘势发动进攻，便采纳卫律建议，建城筑楼以储存谷物，谋与移居当地汉族人民一起坚守。后因有人反对，始被迫中止。
事实说明，匈奴人是习知农业的。有的学者把匈奴农业完全视为移居当地的汉人所经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带，已逐步出现定居。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和图瓦河流域等地，公元前2世纪后，还相继出现了城镇。俄、蒙学者报道，截至1960年止，在上述地区曾先后发现匈奴城镇遗址十多处。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的伊沃勒镇，就是当时的一个设防城堡遗址。堡内不但可以驻军，还居住有从事农业的居民。从当地出土文物中，除见有大量铜器外，还有纺轮、犁铧、铜杯、铜锅、铁刀、铁片、铁钉等物。从《史记》、《汉书》中，亦有头曼城，范夫人城、赵信城、颓当城等的记载，这与考古发现，正好互相印证。
公元3世纪初年，南匈奴投降曹魏后，被安置于并州地区，由于他们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错处，促使农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不仅半农半牧的人有较大增加，弃牧从农的人也有所增长。有的甚至沦为当地豪强地主的“田客”。因而当汉—前赵、北凉、夏等相继立国时，建筑城堡便更加普遍。见于史书的就有八门城（在西河县，刘元海筑）、卧龙城（在姑臧，似为北凉筑）、盖鸟城（在姑臧，似为为凉筑）、鹅城（在清源县，刘曜筑〕、平阳城（在平阳，刘元海筑）、大于城（在文水县、刘元海筑）、西平城（在西平西，刘聪筑）、夏太后城（在洛交县，赫连勃勃筑）、灵州城（在龙武县西南，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在龙泉县，赫连勃勃筑）、甘泉城（在下邦县，赫连勃勃筑），以及黑城、统万城、白马骝城等。
农业生产的进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促使逐步与农、牧业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匈奴人的手工业，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就已使用铁器了，并广泛应用于畜牧业、农业和军事。如铁镰、铁刀、铁锌、铁镞、铁鹤嘴镐、铁马嚼、铁剑等物，就是有力的佐证。铁工具的使用，是匈奴人手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铁刀、铁剑等形制看，铁器生产估计与汉族影响有关。有些匠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
其次，是铸铜业。从蒙古国诺颜山，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土的铜铁、铜刀、铜剑、铜斧、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等的制作中，可以看出，制铜技术已相当发达，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再次，是金银制造业。匈奴人生产的金银制品，不但种类多、形制复杂，而且制作精巧，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已能从事包金、镀金、压片、锤鍱、凿孔、抽丝、焊接等多种技术。1972年在内蒙育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大批金银器，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产品。如鹰形黄金冠、黄金冠带、虎牛争斗图案的长方形黄金饰牌、镶有宝石的黄金饰牌，用薄金片压成的虎形、鸟形、羊形、刺谓形、兽头形、火炬形饰片、金锁链、金项圈等；银器有白银铸成的虎头饰件，用银片压制成的饰牌等，都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197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中，也发现不少金银器，如金项圈、金丝耳坠、金指套等。
类似的制品在漠北匈奴墓中，也有普遍发现。
制革业。匈奴人因主要从事畜牧业，故制革业在社会经济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他们不但以畜皮和兽皮制成裘，还以皮革制造铠甲（革笥）或造船（马革船）。
制陶业。从诺颜山等地匈奴墓葬中发掘的陶器看，制陶技术大都已摆脱原始的手制方法而应用轮制了。不仅款式新颖，制作精致，而且花纹也很复杂。《汉书·苏武传》载且辊侯单于弟於靬王弋射北海（贝加尔湖）时，曾赠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所谓“服匿”，就是匈奴人用以盛酒和乳浆的陶缶。据传陶缶直至南齐时还有流传。
木器业。史载匈奴人有车，并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通和军事。从阴山发现的车辆岩画看，已有战车、载物车和作为住所的车之分。《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篇云：“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扬雄传》引《长杨赋》云：“砰轒轀，破穹庐。”“胡车”、“轒轀”，都是指匈奴车。制造车辆，需要有较高的技术工匠、或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才能实现。可见当时木器业的制造技术已相当进步。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带）击败南单于万氏尸逐鞮，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134年，汉军在西域车师阊吾陆谷，狙击北匈奴，也缴获其车千余辆。一次战役，能夺取车辆数以千计，足见其生产规模已相当大。
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交易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大。由于匈奴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畜牧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都不能自给，因此为了补充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迫切要求用牲畜等物同中原人民进行交换。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卞”。自公元前133年起，匈奴与汉朝虽绝和亲，又不时发生战争，但却仍然“乐关市”，往来迄未中断。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匈奴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一直很频繁，内容也极丰富，铁器、铜器、木器、漆器、玉器、马具、服饰，黄金、丝织品等，几乎无所不有，充分反映了彼此间经济生活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
除与汉族人民交换外，其与乌桓、羌、西域各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蒙古国诺颜山匈奴墓葬，就出土了不少希腊人织造的丝织品，其中还有三幅刺绣画。
匈奴政权是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奴隶来源大部分都是从战争掠夺得来的俘虏。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广大奴隶和普通游牧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二、匈奴的文化和习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匈奴人有语言，无文字。因《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不过，从桓宽《盐铁论·论功》所云“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一作‘卷衣，），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看，则又似有文字。否则就无所谓“刻骨卷木”之说。而所谓“有以相记”、“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为无的放矢。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引述西方学者论述西迁匈奴人情况时说：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倘从后两则记载看，则“无文字”之说，似难以成立。但如果断言匈奴人有文字，则其文字是何种形态，目前又无从解答。此事仍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明。
匈奴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也有人认为，应属蒙古语族。
匈奴人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民歌优美动人。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为汉膘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北撤。此后匈奴人每过此地，便引吭高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歌词取材巧妙，寓意深远，凄切婉转，扣人心弦，不难从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歌曲。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所用。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匈奴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重要乐器。据传它最初是用卷芦叶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浑不似”，又译“火不思”、“火拨思”。据《元史·礼乐志》载，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为匈奴人所创造。箜篌则似由汉地输入。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记叙看，它一定也是匈奴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闲暇之时，彼此相聚，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此外，匈奴人也喜爱走马和走骆驼等体育活动。
匈奴人的造型艺术和绘画很有特色。强烈地体现游牧和狩猎生活的现实。在漠北诺颜山以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互搏斗的毡毯、铜饰牌、金叶和银片。有些骨器还绘有精美的兽类图案。在诺颜山“巴洛勒德墓”中，还出土了用粘土制成的马和骆驼，作俯伏状的金马，雕兽形的琥珀球；第1号墓出土了兽头铜像；第6号墓出土了木雕马、鹿，玉雕马、牛、鹿和金制兽像；第12号墓出土了绘有牧牛图案的缎子靴；第23号墓出土了饰有兽头的青铜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带角牛头等。
在出土的毡毯中，有的图案复杂，色彩艳丽；有的以各种丝线绣成，制作精细。例如在诺颜山第6号墓内出土的一块毡毯，长2.6米，宽1.95米。毡毯上覆有深棕色缎子镶边的彩缎。深棕色的贴边上绣有绿、黄、绯红等花纹。沿贴边，四周有一幅宽24—28厘米的带小方格的绣画，画面有用绿色丝线绣成的九棵树，树与树之间各有一对以各色丝线绣成的、作互相追逐状的禽兽。其中4对是鹿和鸟，5对是老虎和犁牛。沿着这幅刺绣的四周，还用绿、黄、绛、绯红等色线绣着方形、圆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纹，彩缎当中是用丝线绣成的云朵。
我国考古学者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兽形的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1962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的汉代匈奴铜器，其中的铜制立式长角鹿，头微昂，双目前视，长角分数枝，四脚直立，神态生动。还有卧式长角鹿，屈足、昂首、双眼作远眺状，两耳竖起，臀部肥硕，腹部细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优美生动，充分显示了匈奴人的艺术才华。
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正月，诸首领小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又言，“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词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祭拜偶像。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出陇西击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人用以祭祀而制作的。有的学者将“金人”视为佛像，殊非是。
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例如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欲设谋于马邑伏击匈奴。因汉朝尉史告密，使单于得以脱险。单于在事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天使他告知我）”。反之，受到挫折时，也认为是天的意志。例如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扣留苏武，禁之于大窖中，断其饮食。会天降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便以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贝加尔湖）。又如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卫律串通胡巫杀之。李广利临死时怒骂：“我死必灭匈奴。”会天数月雨雪，牲畜死亡，人民疾疫，谷稼不熟。狐鹿姑单于惊惧，便为之立祠室奉祀。
由于视天神为最高主宰，故凡设重誓或重要盟约时，往往也以天作担保。公元前43年，匈奴同汉朝会盟，便要汉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约者，将“受天不祥”。
匈奴人信“巫”。在匈奴人的思想意识中，鬼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但鬼神生活在太虚之上，人无法与之直接交往，必须通过“巫”才能窥察其意志。因而在匈奴人社会中，便有所谓“胡巫”的宗教职业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巫”通过舞蹈和咒语来显示鬼神的威权。
巫除代行鬼神意志外，还兼有医治疾病任务。例如前面提及的苏武，当被拘留时曾引刀自刺，伤重。卫律立刻召巫，为之医治。“凿地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
巫实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但在统治阶级实施重大决策时，为之占卜吉凶，还经常出谋画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简单的法律观念。法主要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极严厉。史载其制，“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它是维护匈奴奴隶制国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准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寻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员，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为了把财产保持在氏族以内”，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与氏族以外任何人结婚。《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风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种子妻后母、弟妻嫂的习俗就是氏族外婚制的产物，不仅存在于匈奴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广泛存在，是氏族制残余在婚姻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单于挛鞮氏（虚连题氏）与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就是世代相传互为婚姻的，并借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可为印证。
匈奴单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有时也将自己的子女许配给邻族王公贵族，借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驱使对方为自己服务。公元前105年，汉为联络乌孙，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妻乌孙昆莫。乌维单于为与汉争夺乌孙，亦遣女妻乌孙昆莫。公元前44年，邱支单于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实行厚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从诺颜山及内蒙古自治区匈奴墓葬发现的随葬物，也充分证实这一点。据说其贵族墓，大的长、宽俱各35米，高3.5米。随葬物除衣冠、丝织品外，尚有陶器、铁器、铜器、玉器、金银器及各种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这种厚葬习俗，发展至十六国时，奢靡之风更盛，前赵主刘曙为葬其父及妻，甚至从各地调集6万工匠，同时操作，费时100天，始建二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耗费银钱“以亿计”。正是由于匈奴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灵魂不灭观念所致。
此外，尚左，“其坐，长左而北乡”；轻老贵壮，崇尚勇敢；喜战死，耻病终；行血盟，也是其重要习俗。
第一节匈奴的来源与兴起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多数学者认为，即鬼方、混夷、獯鬻、荤粥、猃狁、胡等的异译。《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集解》引晋的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又引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周礼·考工记》“胡无弓车”；郑玄注“今匈奴”。《吕览·审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高诱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也。”“匈奴”原义，直译汉意为“人”，或“群众”、“居民”、“土民”，义为“天帝之子”，“它起源于原始时期对天神的信仰”。《汉书·匈奴传》记述匈奴单于致汉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据王国维考证，“匈奴”二字急读为“胡”。而“胡”一词在匈奴人心目中，也以为即“天之骄子也”。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便是佐证。
匈奴族源，从其名称由来便可看出，他们与殷周以来的鬼方、獯鬻、荤粥、猃狁、胡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不等于说，前者是后者的翻版，而是说，匈奴族是在上述诸族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人民发展起来的。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曾列举匈奴异名32种，计有鬼方、鬼戎、魃方、方、畏夷、隗国、混夷、混戎、犬戎、玁允、獯鬻、荤粥、荤质等诸名目，虽不完全是确指同一族体，但与匈奴族有关则似无可非议。在匈奴共同体中，见诸记载的就有休屠（屠各）、字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其下，还有众多氏族，如挛鞮氏（虚连题氏）、呼延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韩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诸姓。因此，完全可以说，它是由戎、狄、胡多种民族成分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据现有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实，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属各氏族和部落，“自有君长”，“各分散居溪谷”，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传说为匈奴人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概括反映。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为战士。
匈奴人的氏族组织，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财富的增加，私有制关系在氏族内部的发展，宗族性质的组织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员外，还渗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东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汉人等。其中有的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有的为各个家庭所私有，充当奴隶；也有少数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被吸收为氏族成员。于是，随着氏族财富的增长，势力也不断扩大。氏族组织因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维系作用，有利于唤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壳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一直被保存着。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贫富之间的差别也愈益明显，终于促使氏族制度全面趋于瓦解。从蒙古国发掘出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极为丰富的大墓旁边，分布着陪葬品贫乏的小墓的事实，就是当时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的生动反映。
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刘向《说苑》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旋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匈奴骑兵为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赢政派遣蒙恬将兵北击，略取其“河南地”（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自是，匈奴众始“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至秦末，却又乘机“度河南”，逐渐傍近秦塞。足见其势力当时已相当强盛。
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节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雄心勃勃，取得政权后，首先着手巩固内部，“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接着，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又积极整顿内部，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于匈奴中部地区建立“单于庭”，管辖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直北方向广大地区，并规定把军政和对外权力由单于掌握，卑于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居左，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断狱讼，将已裁决案件禀报单于。无文书簿领、记录诸事。单于以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俗尚左，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俱置庭于驻牧地。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位于汉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直北方向；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位于汉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以西地区，与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单于、左右贤王，直至大当户，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其余各级官吏，也是各大小军事首长。除单于外，各级长官，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共24万骑；每万骑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各依部众多少以区分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下，形成强有力的统治网络。
为了强化统治，冒顿还根据匈奴族传统，规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龙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滞林，课校人畜。又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所得卤获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
上述诸措施，为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势力不断增强，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诸族；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迫献宗室女与之和亲、答允开放“关市”、结为兄弟、定以长城为界；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26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是以匈奴贵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顿为贤”。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6年），冒顿病卒。子老上单于（稽粥）、孙军臣单于（前161—126）相继嗣位。在老上和军臣统治时期，因继续奉行冒顿时制定的政策，仍与汉“约和亲”；又似中行说为师，学会计算和登记方法，实施计课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势力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放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千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赵信原是匈奴人，后因投奔汉朝，被封为翕侯。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原住于辽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带）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妻乌孙昆莫（王），拆散匈奴与乌孙的联盟；复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切断其与羌族的交通。于是匈奴势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前114—105）、孙乌师庐单于（前105—102）相继立。乌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其左大都尉使人潜告汉，阴谋将乌师庐杀死。汉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东）备应援。汉帝以其地距匈奴远，遣浞野侯赵破奴将2万骑出朔方郡西北2000里，约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动静。事将发而被发觉，左大都尉被杀，破奴为其左方兵击败被擒，全军没入匈奴。乌师庐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贤王呴犁湖继立。但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汉为缓和彼此关系，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治，徒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会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汉因欲藉其势慑服匈奴，于公元前99年（武帝天汉二年）遣广利将兵3万出酒泉击右贤王。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却险遭活捉，为配合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则被击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前77年（武帝天汉二年），复使广利领骑兵6万、步兵10万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3万出五原，公孙敖将步骑4万出雁门，企图重振骠骑将军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10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10余日，不分胜负。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子狐鹿姑单于继其位。
狐鹿姑单于在位（前96—85）时，匈奴内部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日趋腐败，而内部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废左贤王合法继承人先贤掸为日逐王引起；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贤为族人所重，恐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杀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绝按时前往会盟。及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人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而卫律及其妻颛渠阏氏则于其死后矫令更立左谷蠡王。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极为愤慨，阴谋投附汉朝，但恐不能达到目的，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告知单于。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嫁罪于卢屠王，致使二王俱离开旧游牧地，不往龙城会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
早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就渴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后因单于拘留汉使，及壶衍鞮单于继位，“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以防汉军突然袭击。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不久，又发左、右部2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因惧瓯脱王导汉军追击，率众走西北。
公元前78年（汉昭帝无风三年），右贤王、犁汙王将兵4000骑分道侵日勒（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3000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壶衍鞮单于怒，发兵2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乌桓新败，挥师蹴之，斩杀6000余人。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公主及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纪末期就与汉朝“结为昆弟”。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统治阶级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分别领兵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民闻汉兵至，纷纷远徙。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校尉常惠乃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单于怨怒，于当年冬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要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给壶衍鞮单于以沉重打击。
公元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前68—60）。虚闾权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会第二年灾荒，人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致使阶级矛盾又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纷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其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汉朝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第三节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有隙，将众数万骑归附于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欲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阻之，不听。旋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贵人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握衍朐鞮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追，被击败。以其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人，也深为左地贵人所怨。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以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与乌禅幕、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4—5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理。握衍朐鞮惭愤自杀，部众尽归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虽然据有握衍朐鞮部众，攫取统治全匈奴的权力，但由于不注意分清敌友，即位后不久，社会便陷入动乱状态，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从而成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转折点。
史载呼韩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后，即收兵返回单于庭，令“罢兵使各归故地”。又将流落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嗾右地贵人往杀右贤王。右贤王闻之，便与前单于亲信都隆奇等共议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夺取单于庭，立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屠耆单于在统治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即于次年早秋令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将2万骑屯东方，备御呼韩邪。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欲构陷右贤王（握衍胸鞮弟），捏称他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不审虚实，杀之。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惧而叛，自立为乌揭单于。右奥鞬王得报，自立为车犁单于。而乌藉都尉亦称乌藉单于。屠耆堂为讨平叛乱，使都隆奇击乌藉单于，亲统兵进击车犁单于，乌藉、车犁败，奔窜于西北地区，谋与乌揭单于会合，约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单于遣左大将、都尉统兵拒呼韩邪，自率军击车犁。车犁单于败，远遁。
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遣弟右谷蠡王等将兵击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得报，统兵6万骑击呼韩邪。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少子姑瞀楼头投奔汉朝，而车犁单于亦东返降于呼韩邪。呼韩邪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内乱迭起，又率众降汉。不久，季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于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于东部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乌藉都尉后返回单于庭。但闰振单于与郅支单于又互相攻杀。公元前54年，那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尽有其众，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单于庭为郅支所据。
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单于近臣极力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是壮士所为；“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若“臣事于汉”，则“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针对诸大臣们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据理力争。终于使呼韩邪单于采纳其建议，引众傍近汉塞，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又亲至长安朝觐汉宣帝刘询。刘询授予玺绶、冠带、黄金、锦绣、缯絮等物，使驻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汉、匈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宣告了匈、汉两大民族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代之以匈、汉合作的新局面，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统治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时，郅支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与帮助，亦遣子驹于利受入侍汉廷，并不时令人至长安贡献。汉朝虽待以厚礼，但每次赏赐俱薄于呼韩邪单于。
郅支初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再归单于庭，遂引众西向，谋攻夺定右地。不料屠耆单于弟已居其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那支并有其众。后自度无力统一匈奴，率众继续西徙，企图与乌孙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见呼韩邪附汉，杀其使，发兵佯往迎。郅支知觉，勒兵破其众。复乘势败乌揭、坚昆、丁令三国、建庭于坚昆。
郅支自以距汉地远，又怨汉助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44年（汉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复索还侍子，杀汉使司马谷吉。后知呼韩邪势渐强，率众西迁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联邦东南部一带）。中道适天气骤寒，人多冻死。及至康居，仅存3000人。康居王时欲倚之以威胁邻国，招为婿。郅支于是借康居兵，数击乌孙，深入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杀略人民，驱掠牲畜。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为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击杀。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既喜且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又至长安朝觐汉元帝刘奭，请“婿汉氏以自亲”。刘奭以后宫女王嬉（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号王嬉为宁胡阏氏，并表示愿保上谷至敦煌一带边塞。但仅过两年，单于病死。尔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谐若鞮单于（且糜胥，前20—12年）、车牙若鞮单于（且莫车，前12—8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乌累若鞮单于（咸，公元13—18年）等相继嗣位。
在复株累若鞮单于等统治期间，因各单于都恪守“传国与弟”“约令”，又能与汉朝保持较密切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其政治、经济一般都比较稳定。只是在王莽篡汉（公元9—21年）后，由于实行歧视压迫匈奴政策，并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表面平静而实际存在的矛盾又不断加剧。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性贪婪，又刚愎自用，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复杀知牙斯。于是引起了右奥鞬王比的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单于知比不服，心怀疑贰，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继之，称蒲奴单于。右奥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蒲奴单于畏汉伺其隙，遣使至渔阳求和亲。比于是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求内附。事为两骨都侯知觉，劝单于于五月龙城会盟时杀比。比惊惧，集所辖南边8部众4—5万人谋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信，奔告单于。单于发兵驰击。后因见比兵众多，未敢妄动。比知难以继续共事，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拥戴下，袭用其祖稽侯珊号，称呼韩邪单于，并于当年款五原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示“愿永为蕃蔽”。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复遣子入侍。东汉政府仿照西汉对待稽侯珊旧例，颁给黄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黄金、锦绣、缯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接济。此外，又于五原塞西80里，为之建立单于庭，旋徒云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内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公元1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比一直驻牧于匈奴南边，所领八部牧民，长期析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因而要求与汉族人民和好的愿望也较强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一种进步现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
匈奴二部，虽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纷争并未因此中止。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仍不时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韩邪单于因五骨都侯叛乱，为蒲奴单于击败，徒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汉使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南单于（呼韩邪单于）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蒲奴单于）惧，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复数遣使请和亲。汉从司徒掾班彪计议，依照从前待呼韩邪稽侯珊、那支单于行事。
公元56年（东汉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死。丘浮尤鞮单于（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虑鞮单于（汗，公元57—59年）、醞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公元59—63年）、丘除车林鞮单于（苏，公元63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公元63—85年）等相继嗣位。“时北匈奴犹盛”，不时出兵犯汉塞，汉廷每以为忧。会北单于请“合市”，致和亲，汉廷令越骑司马郑众往使。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知汉与北匈奴通款，谋往附。汉察其情状，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又遣副校尉来苗等屯五原曼柏，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骑2000谋迎骨都侯。因见汉兵严备，始退走。但此后又经常出没于汉边郡一带。
东汉王朝为维护北部边境安宁，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发缘边兵分道北征。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阙击皋林温禺犊王；窦固、耿忠出酒泉击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击句林王；来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北击。但除窦固一路外，余俱无功而还。北匈奴众纷纷远徙。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兵出击，杀数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统治集团由于经常对外掠夺，部分人众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并想摆脱其羁绊南下附汉，经上述两次战役后，遂不时有人从中脱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陆续进塞的车利、涿兵等“七十三辈”内附，就是明证。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远徒。
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匈奴左地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分别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东汉。会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书东汉王朝，请“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东汉王朝允其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军，合南单于兵北击。双方鏖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等地。北匈奴败，被杀万余人，20余万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复请出塞。左谷蠡王师子率左、右部8000骑出鸡鹿塞，再次败北单于，斩杀8000人。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于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破其众。北单于被迫逃奔康居（后复西徙，与从前西迁的匈奴人会合）。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至蒲类海，请内附于汉。汉令耿夔颁给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值窦宪罹罪被诛，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汉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击杀之，灭其众。北匈奴亡，地为鲜卑所据，余众10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时，南匈奴由于得到东汉的支持，接纳了北匈奴部分降众，故史称其“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六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公元93年（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南单于屯屠何死，前单于伊屠於闾鞮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向为单于宣及屯屠何器重，数将兵出塞，屡有建树。既为族人推重，亦颇得汉帝宠遇。安国心常怀妒忌，曾阴谋偕北匈奴降众袭杀之。师子觉察，徙居于五原附近一带驻牧，不往单于庭会盟。时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与安国不睦，崇乃偕度辽将军朱徽集西河郡等兵讨之。安国畏惧，其舅喜为惧祸及己，遂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师子初立时，北匈奴降众即有五六百人来袭，为汉安集椽王恬等击败。北匈奴降众15部20余万人胁屯屠何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略吏民。焚烧邮亭庐帐，谋渡漠北。为汉朝光禄勋邓鸿、护羌校尉任尚及师子等兵击败，部众分解为左、右两部。左部屯朔方西北，右部驻涿涂山下，相距数百里。旋左部复自相猜疑，叛而降汉，逢侯所领右部则由于鲜卑进攻，加上饥饿困迫，多为鲜卑所并，只有少部分归附于东汉。
公元98年（东汉永元十年）师子死后，万氏尸逐鞮单于檀、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先后嗣位。在檀、拔、休利等统治期间，因东汉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民变不断发生，起义农民劫官府，攻城略邑，居住于边境的氏、羌等族人民也不时聚众反抗。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影响下，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也聚众暴动，引兵进攻西河郡，并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破之。吾斯聚集亡叛，继续驰驱于边塞。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休利不能制部众，“外顺内畔，促令自杀”。吾斯等怒，立车纽为单于，引乌桓、羌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侵掠并、凉、幽、冀四州。中郎将张耽将兵败之，车纽被迫降，吾斯与薁鞮台香、且渠伯德等继续进行顽强斗争。东汉虑战火日炽，于公元143年扶立久居于洛阳的南匈奴贵族兜楼储为单于，使人将其护送南单于庭，又令马寔继续围攻吾斯。马皇先募人杀吾斯，然后乘势出击，败之。乌桓70余万人相继降。暴动以失败告终。
公元147年（东汉建元元年），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继位。居车儿对东汉虽极忠诚，但为人平庸，少威望。155年（东汉永寿元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7000人再度暴动，攻略美稷、安定等地，为属国都尉张奂击破。公元158年，南匈奴休屠各部与乌桓、鲜卑又举行暴动，亦以失败告终。
居车儿在位25年。其子孙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呼徵单于、羌渠单于相继立。羌渠单于在位时，由于东汉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而地方势力也纷纷割地自雄。公元187年（东汉中平四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令左贤王将兵出征。匈奴人民恐单于“发兵无已”，右部落遂与屠各部联合，杀羌渠。
羌渠单于被杀后，子右贤王於扶罗立，称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继位时，因反叛者惧其报杀父之仇，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放扶罗怒，谋亲往洛阳请东汉帮助，适值汉灵帝刘宏病逝，局势混乱，遂被迫率数千骑与农民起义军的中一支——白波军结合，进攻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时各地封建主为了对付起义军，纷纷结营自保。放扶罗在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为保存实力，旋决定退兵返回单于庭，但遭驱逐。他在河东郡平阳县驻了一段时间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斗争之中。
须卜骨都侯立一年而死，单于庭虚其位，以氏族首领权行其事。公元194年，於扶罗亦死，弟呼厨泉继为单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据传刘豹即是4世纪初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之父。
呼厨泉是南匈奴最后的一位单于，掌权后，曾多次受到鲜卑的袭击。公元216年，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分其众为5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
第四节4至5世纪的匈奴
公元3世纪初期，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东汉王朝内部经过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封建割据集团，历史上称之为“三国”。三国之间，为了扩充地盘，掠夺财富，又进行了长期战争。3世纪中期，吴、蜀二国先后为魏吞并，而魏国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魏咸熙二年），司马炎废曹矣，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建立初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司马氏政权是一个以士族门阀集团为核心的封建政权，其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故此后不久，社会又再度陷入危机，并导致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促使西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各族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纷纷流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西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广大流民的死活，勒令他们返回本土，终于激起了广大流民的反抗，形成波澜壮阔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当时迁居塞内的匈奴人也发生很大变化。除南匈奴外，又先后分解出屠各胡、临松卢水胡、铁弗匈奴三个重要分支集团。屠各胡与南匈奴散居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其中以居住于山西省的部分为最多、最强。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前30年间，曾联合在今山西和陕西二省建立“汉—前赵”政权。“临松卢水胡”居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5世纪前期于河西一带建立“北凉”。“铁弗匈奴”是鲜卑人与匈奴人融合后产生的一个分支群体，原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5世纪初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大夏”国。
一、汉—前赵
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西晋统治阶级由于争权夺利，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因在混战中处于劣势，引匈奴作外援，拜匈奴屠各部首领北部都尉刘渊（刘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遣之回并州去召集匈奴5部骑兵前来支援。但刘渊回并州后，并未出兵赴援，而是自称“大单于”，于离石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北）建立政权，称“汉王”，树起反晋旗帜。远近归附者数万人。
308年（西晋永嘉二年）秋，刘渊攻克平阳、河东二郡，迁都于蒲子（今山西省隰县）。继又徒平阳，进位皇帝，改元“永凤”，以子刘和为大将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曙为龙骧大将军。时啸聚于青州、徐州的王弥，赵、魏的汲桑、石勒，上郡鲜卑人陆逐延，氏族酋长单征等，纷纷归附，拥其为反晋共主。
310年（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病死，子刘和继位。和性“多猜忌，驭下无恩”，轻信卫尉刘锐、宗正呼延攸（和之舅）、侍中刘乘谗言，为铲除异己，发兵击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刘聪因早有防备，遣兵还击，杀刘和、刘锐、刘乘和呼延攸，自立为帝，改元“光兴”，命刘乂为皇太弟，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粲兼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石勒为并州刺史、汲郡公。在统泊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又命刘曜驱兵入洛，与晋军周旋于梁、陈、汝、颍间。次年，复命呼延宴统兵27000人进攻洛阳，纵兵大掠，俘晋怀帝司马炽。316年（西晋建兴四年），令刘曜进驻关中，围攻长安。时司马邺为帝，邺败，被迫出降，西晋亡。
由于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而刘聪即位后又穷奢极欲，游猎无度，经常饮宴后宫，致使朝廷“阿谀日进，货贿公行”，群臣言事，俱听任中常侍（宦官）王沈等决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加剧。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刘聪死，子刘粲嗣位，改元“汉昌”。粲为人“任性严刻无恩惠”，拒谏饰非，呢近奸佞，“好兴造宫室”。又轻信大司空靳准言，收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骥、车骑大将军刘逞等人，终于众叛亲离。靳准早有图谋，遂于是年八月，乘粲治兵于上林时将其杀害，自号大将军、汉大（一作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东晋。
刘曜得悉靳准构乱，自长安发兵往晋阳。时石勒亦引兵500屯襄陵（今山西省平阳县东南）北原。刘曜抵赤壁（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会太保呼延宴自平阳来归，于是，便在呼延宴等拥戴下即帝位，改元“光初”。曜以朱纪为司徒，呼延宴为司空，使太尉范隆以下各复本职，以石勒为司马、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公。石勒围靳准于平阳，收降巴（巴氏）、羌、羯10余万落。曜遣兵屯汾阴（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南），偕石勒共击靳准。准自度不能敌，欲谋降，为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准从弟）执杀。尚书令靳明继位。明令卜泰奉传国玺降刘曜。石勒怨怒，挥师攻靳明。明率平阳士女15000人投刘曜。曜以靳准灭刘氏宗族，将靳氏男女老少尽行处死。石勒占据平阳，焚其宫室，自归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319年（东晋大兴二年），刘曜返长安，立羊氏为皇后，子熙为太子，缮宗庙社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关陇氏、羌各族皆降服。
在刘曜建国不久，石勒于襄地亦建立“赵国”，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史称“后赵”。后赵建立后，与前赵经常互相攻战，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328年（东晋咸和三年），刘曜在洛阳战斗中兵败被杀，子刘熙偕南阳王刘胤弃长安奔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为刘虎所杀，前赵亡。部众或死或徙，留居并州及秦、雍一带的，大都散居于北魏时兴起的稽胡中。
二、北凉
在前赵灭亡半个世纪以后，临松卢水胡又崛起于张掖一带，并建立政权，史称“北凉”。
“北凉”的创建者为沮渠蒙逊。蒙逊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为姓。祖父祁复延曾为“伏地王”，父法弘为前秦中田护军。后父死，代领部曲。吕光建立后凉时，蒙逊伯父罗仇、麹粥分别为尚书和三河太守；从兄男成为将军，守晋昌；而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肩负宿卫。
397年，吕光信谗言，杀罗仇及麹粥。蒙逊素来“博涉群史”，“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不堪吕光凌辱，遂乘归葬罗仇机会，聚众起兵，攻占后凉临松郡，进屯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男成闻讯，也聚众数千，屯于乐涫（故址在今甘肃省高台县西北），败酒泉太守垒澄。继而又进军建康（在今甘肃省高台县南），遣使说服建康太守段业背吕光。397年（东晋隆安元年），段业在男成等拥立下，自称大都督、龙骤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授男成为辅国将军，蒙逊为张掖太守。399年，段业即凉王位，授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尚书右丞。后见蒙逊雄武有谋略，心存畏惧，欲疏远之。蒙逊愤恨，知无法相容，暗弄权术，于401年（东晋隆安五年），约从兄男成同祭于兰门山，但又密遣人告业，“男成欲以取假日为乱”，使业杀男成。此后，反诬段业在害忠良，集部众杀业，夺取后凉政权，自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沮渠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骘、谢正礼为左右司马。当蒙逊登北凉王位时，周邻地区除北魏与东晋对峙外，还有都于长安的后秦姚兴（羌族），都于苑川的西秦乞伏乾归（陇西鲜卑），都于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的南凉秃发利鹿孤（河西鲜卑）、都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的后凉吕隆（氏族）、都于敦煌的西凉李暠（汉族）等国群起并立，形势极为险峻。蒙逊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先遣使奉贡于后秦，继又纳款于南凉，复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发展生产，积聚力量。经数年休养生息，势力渐强，遂逐步向外扩张。410年（东晋义熙六年），南凉王秃发候檀出兵攻蒙逊。蒙逊率兵与战于穷泉（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败其众，乘胜进围姑臧，克之。412年，蒙逊自张掖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以子沮渠政德为世子、加镇卫将军，录尚书事。414年，西秦河南王乞伏炽磐灭南凉，辖地与北凉相接，双方不时交兵。又多次出兵伐西凉。421年，蒙逊灭西凉，据有西凉7郡。由于与西域诸国交通，在境内大兴佛教。428年，西秦王乞伏炽磐卒，子乞伏暮末嗣位，曾多次谋进取，俱未果。433年（南朝宋元嘉十年），蒙逊病卒，子沮渠牧健（一作茂虔）继位，改元“永和”，册子封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蒙逊在世时（430年冬）受北魏册封；牧健嗣位后，继续奉行臣属于魏的政策，以妹兴平公主护送北魏为拓跋焘右昭仪，煮亦以妹武威公主妻牧健。439年（北魏太延五年），以牧健有轻北魏意，且与嫂通奸，拓跋焘亲征。因沮渠祖、沮渠万年相继纳款，姑臧城破，牧健被迫率文武5000人出降。武威、张掖、酒泉一带尽为北魏军所占有。牧健弟沮渠无讳、沮渠宜得奔敦煌，42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无讳以乏食率众万余户西走，命弟沮渠安周击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同年九月，又出兵夺高昌，并遣使向甫朝宋献方物，受封为都督凉州、河州、沙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河西王。
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立。460年，高昌为柔然所破，安周被杀，北凉亡。
三、大夏
“大夏”是“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在朔方建立的一个政权。所谓“铁弗”，意为匈奴父、鲜卑母之裔，即匈奴与鲜卑两民族的融合体。据史载，赫连勃勃先世，原与“汉”刘渊为近支。汉主刘聪在位时，其曾祖铁弗刘虎曾受册封为楼烦公。后刘虎死，祖务桓继立，务桓为保存实力，曾相继依附于代王什翼健、后赵石虎。
356年（东晋永和十二年），务桓死，叔祖阏陋头代立，部落多叛归悉勿祁。359年，悉勿祁死，父卫辰嗣立。卫辰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面遣子向代王朝献，一面又潜通前秦荷坚，受其册封，请入塞寄田（借地耕种），势力日张。
公元365年（东晋兴宁三年），卫辰联合贰城（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匈奴右贤王曹毅，出兵2万进攻秦杏城，为符坚击败，曹毅降，卫辰被擒。坚时经略中原，正需匈奴力量以供驱使，遂授曹毂力雁门公，卫辰为夏阳公，仍使其各统所部。什翼犍不满卫辰投奔苻坚，集兵往击。卫辰西走，苻坚将其护送回朔方，并遣兵戍守。374年，什翼键复遣兵往征，卫辰南奔，请援于苻坚，坚发幽、冀、并三州分道击代。什翼键令匈奴部帅刘库仁领兵迎战。库仁败，翼犍率众逃奔阴山以北。苻坚以其地分为东、西二部分，黄河以东一带归隶刘库仁，黄河以西一带归隶卫辰，各拜官爵。卫辰因列于库仁下，不久便杀秦五原太守叛，被库仁击败。苻坚为羁摩卫辰，不仅未予计较，且封之为“西单于”，令摄河西诸族庶务，筑代来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东南）供屯驻。383年，苻坚因淝水之战败归，政权分裂，西燕慕容永遂拜卫辰为大将军、朔方牧，后秦姚苌也拜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391年，卫辰因在与北魏战斗中失败为部下所杀，子勃勃（字屈孑）奔鲜卑叱干部。叱干部帅他斗伏侄阿利将其送交后秦姚兴部下高平公没弈于，被拜为安北将军、五原公，统辖三交（今陕西省榆林县西）五部鲜卑等部众。406年（东晋义熙二年），姚兴与北魏拓跋珪通和，勃勃怨怒，杀没奔于叛。因自视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乃于次年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改元“龙昇”。又仿中原汉族王朝置百官，以长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封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左仆射，乙斗为右仆射。勃勃性“贪暴无亲”。建立政权后，随即发兵进攻鲜卑薛于等三部，降其众万余人。接着，又集兵窜犯后秦三城（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以北诸戍及岭北各城。姚兴遣齐难统兵2万进击，兵败。不久，复亲自督兵与战，又败。此后，彼此间经常互相攻战。勃勃还出兵进攻南凉，俘其众27000人，牛、马数十万。411年（东晋义熙七年），勃勃举兵进攻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破姚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45000人，俘获战马20000匹；后又攻下东乡，徙其众3000余户于贰城。秦镇北参军工买德往附，拜买德为军师中郎将。
公元413年（东晋义熙九年），勃勃因欲“君临万邦”，改元“凤翔”，并命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10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赐名“统万”（故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县西南白城子）。又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等物，饰以黄金，列于宫殿前。因耻祖先从母氏姓刘，乃改刘为“赫连氏”，意谓“徽赫与天连”；号其支庶为“铁伐氏”，意谓其“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以妻梁氏为王后，子赫连璝为太子，赫连延为阳平公，赫连昌为太原公，赫连伦为酒泉公，赫连定为平原公。
为了反对后秦，勃勃还相继与北燕、北凉结盟。417年（晋义熙十三年），东晋太尉刘裕灭后秦后，因急返洛阳谋篡晋，命子义真镇长安。勃勃得知，发兵乘虚进袭。次年破长安，积人头以为京观，号称“髑髅台”。筑坛灞上（长安城东灞水上），即帝位，改元“昌武”，仍都“统万”。
勃勃嗜杀成性，视人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凡有嫌忿，便亲手格杀之。臣僚中有忤视的毁其目，笑者割其唇，谏阻者则先割其舌而后斩之。尝集工匠制造兵器，器成验视；见射甲不能入，斩弓人；射之能入，斩铠匠。赫连勃勃是当时一远近闻名的暴君。
425年（南朝宋元嘉二年），勃勃死，太子赫连璝因在内部争权中被杀，次子赫连昌继立，改元“承光”。
赫连昌继位后，因兄弟间仍继续互相残杀，势力被削弱。时值北魏强盛，正谋对外用兵，遂发兵伐夏，围统万，破长安。
427年，北魏主拓跋焘再次督兵进攻统万，双方鏖战。赫连昌败，逃往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人皆被俘，损失马3o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北魏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拓跋焘仍不肯罢休，次年又令尉眷攻上邦，奚斤攻安定，擒赫连昌。拓跋焘以妹始平公主妻之，拜为常忠将军、会稽公。继又晋封秦王。但赫连昌耻居煮篱下，不久即背魏西走，于五原为北魏斥候将所击杀。
赫连昌被杀后，弟赫连定收其余众逃往上邽，并于428年春即帝位，改元“胜光”。赫连定本欲向北魏复仇，收复统万城，但因势力太弱，始终未敢实行。后闻西秦穷蹙，其王困顿难以自存，流亡于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城就食，遂于431年（南朝宋元嘉八年）遣叔父韦伐督兵一万攻南安。西秦王乞伏暮末被迫降，杀之。赫连定贪婪无厌，复欲击北凉沮渠蒙逊，不意中道为吐谷浑王慕容璝所截击，败，被执送平城，为拓跋焘所杀，夏亡。
自“汉——前赵”、“北凉”、“大夏”灭亡以后，“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从此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别有“北周”字文氏，“北魏”中的独孤氏，来源也是匈奴。但因与鲜卑关系较密切，将在鲜卑部分叙述），余众有的继续沦为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则流徙于边国，与汉、鲜卑、氏、羌、高车等各民族共同生活，并逐步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别上层人物，则直至隋、唐时期，仍继续活跃于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
第五节匈奴的经济和文化
一、匈奴的社会经济
匈奴人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在其社会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匈奴人衣食住行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它赖以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所谓“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革，被旃裘”；“各有分地”，“随畜牧而转移”，就是其社会生活的生动概括与反映。
从现有记述中可知，匈奴人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不仅善于放牧马、牛、羊，而且驯养骆驼、驴、赢（骡）等杂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言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騱”。马、牛、羊、驴、骡是尽人皆知的牧畜。至如“橐驼”即是骆驼。“駃騠”，据《本草纲目·兽部》解释，是指牡马与驴交配所生之子，实亦骡属；或又释称骏马。“騊駼”，指青色马。“騱”，《说文》称“野马属”，也是马中的一种。
匈奴人重视养马，因为马可供乘骑、驮运、放牧牲畜，并可供骑射，是从事狩猎和战争的必需工具。据传其对外征战，往往“人兼数骑”，以备“昼夜驰突”。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并将马按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辟（赤黑色）马。如果按每人“兼数骑”计，此次战役，便需马100万余匹。牧马业之发达可想而知。
牛和羊的数量之所以较多，一是因为它们易于牧养，繁殖力强。但更重要的是其肉和奶都是牧民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此外，皮还可供制革或裘，毛可制毡。
骆驼、驴、骡等的牧养，虽不如马、牛、羊普遍，但因它们既是食用畜，又可作驮畜，故在生产中也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尤其是骆驼，俗称“沙漠之舟”，向以耐饥渴著称，可半月不饮水，负重致远又为马、牛、驴、骡所不及，其为牧民所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从有驴、骡、駃騠、騊駼、騱等的牧养来看，匈奴人显然已懂得选育良种、培养杂交牲畜和依季节变化放牧、选择草场等技术了。
关于匈奴人畜牧业生产发展情况，史籍无确切的统计材料，但从有关记载中，仍不难窥其大概。史载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率兵北击，败楼烦、白羊王时，一次就掳获马、牛、羊100余万头。前124年，卫青将兵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狼山山口）击右贤王，获其牲畜“数千百万”。前71年，汉校尉常惠与乌孙联兵出击右谷蠡王，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89年，东汉将领窦宪率兵破北单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又获马、牛、羊、橐驼100余万头。通过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匈奴人的畜牧业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
除畜牧业外，匈奴人还兼营狩猎。《史记·匈奴列传》载，“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前43年（汉元帝永光元年），居住于汉塞附近的呼韩邪单于，就因“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诸大臣劝其北归单于庭。可见狩猎在其社会生活中，是占居相当重要地位的。
匈奴人的狩猎方式，从阴山岩画及有关记述考察，大致有个人猎、群猎和集体围猎三种。个人猎、群猎属于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而集体围猎则往往是战争的同伴物，随时都可能被转变为对敌作战。
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据考古发掘证实，匈奴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有农业了。因为在蒙古国发掘的匈奴墓葬中，不仅有残存的农作物种籽、农具，还出土有盛装谷物的大型陶器。在已发掘的匈奴城镇遗址中，还出土了犁铧和石磨。汉文史籍也有匈奴人从事农业的记载。《史记·卫将军列传》载，公元前119年（汉元狩四年），卫青将兵击匈奴，在抵达寘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时，曾“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又《汉书·匈奴传》云，公元前89年（汉征和四年）秋，匈奴地区因连续数月降雨、雪，致使畜产多冻饿而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汉书·西域传》云，汉昭帝刘弗陵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派骑兵至车师“屯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一带）。及汉宣帝刘询即位，遣将军督兵击车师。时在车师屯田的匈奴骑兵4000人闻讯，主动放弃车师撤退。
在壶衍鞮单于统治时期，由于母阏氏“不正”，部众乖离，单于惧汉兵乘势发动进攻，便采纳卫律建议，建城筑楼以储存谷物，谋与移居当地汉族人民一起坚守。后因有人反对，始被迫中止。
事实说明，匈奴人是习知农业的。有的学者把匈奴农业完全视为移居当地的汉人所经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带，已逐步出现定居。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和图瓦河流域等地，公元前2世纪后，还相继出现了城镇。俄、蒙学者报道，截至1960年止，在上述地区曾先后发现匈奴城镇遗址十多处。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的伊沃勒镇，就是当时的一个设防城堡遗址。堡内不但可以驻军，还居住有从事农业的居民。从当地出土文物中，除见有大量铜器外，还有纺轮、犁铧、铜杯、铜锅、铁刀、铁片、铁钉等物。从《史记》、《汉书》中，亦有头曼城，范夫人城、赵信城、颓当城等的记载，这与考古发现，正好互相印证。
公元3世纪初年，南匈奴投降曹魏后，被安置于并州地区，由于他们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错处，促使农业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不仅半农半牧的人有较大增加，弃牧从农的人也有所增长。有的甚至沦为当地豪强地主的“田客”。因而当汉—前赵、北凉、夏等相继立国时，建筑城堡便更加普遍。见于史书的就有八门城（在西河县，刘元海筑）、卧龙城（在姑臧，似为北凉筑）、盖鸟城（在姑臧，似为为凉筑）、鹅城（在清源县，刘曜筑〕、平阳城（在平阳，刘元海筑）、大于城（在文水县、刘元海筑）、西平城（在西平西，刘聪筑）、夏太后城（在洛交县，赫连勃勃筑）、灵州城（在龙武县西南，赫连勃勃筑）、吴儿城（在龙泉县，赫连勃勃筑）、甘泉城（在下邦县，赫连勃勃筑），以及黑城、统万城、白马骝城等。
农业生产的进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促使逐步与农、牧业分离，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匈奴人的手工业，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就已使用铁器了，并广泛应用于畜牧业、农业和军事。如铁镰、铁刀、铁锌、铁镞、铁鹤嘴镐、铁马嚼、铁剑等物，就是有力的佐证。铁工具的使用，是匈奴人手工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铁刀、铁剑等形制看，铁器生产估计与汉族影响有关。有些匠人，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
其次，是铸铜业。从蒙古国诺颜山，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土的铜铁、铜刀、铜剑、铜斧、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等的制作中，可以看出，制铜技术已相当发达，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再次，是金银制造业。匈奴人生产的金银制品，不但种类多、形制复杂，而且制作精巧，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已能从事包金、镀金、压片、锤鍱、凿孔、抽丝、焊接等多种技术。1972年在内蒙育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的匈奴墓中，曾出土了大批金银器，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产品。如鹰形黄金冠、黄金冠带、虎牛争斗图案的长方形黄金饰牌、镶有宝石的黄金饰牌，用薄金片压成的虎形、鸟形、羊形、刺谓形、兽头形、火炬形饰片、金锁链、金项圈等；银器有白银铸成的虎头饰件，用银片压制成的饰牌等，都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197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中，也发现不少金银器，如金项圈、金丝耳坠、金指套等。
类似的制品在漠北匈奴墓中，也有普遍发现。
制革业。匈奴人因主要从事畜牧业，故制革业在社会经济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他们不但以畜皮和兽皮制成裘，还以皮革制造铠甲（革笥）或造船（马革船）。
制陶业。从诺颜山等地匈奴墓葬中发掘的陶器看，制陶技术大都已摆脱原始的手制方法而应用轮制了。不仅款式新颖，制作精致，而且花纹也很复杂。《汉书·苏武传》载且辊侯单于弟於靬王弋射北海（贝加尔湖）时，曾赠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所谓“服匿”，就是匈奴人用以盛酒和乳浆的陶缶。据传陶缶直至南齐时还有流传。
木器业。史载匈奴人有车，并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通和军事。从阴山发现的车辆岩画看，已有战车、载物车和作为住所的车之分。《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篇云：“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扬雄传》引《长杨赋》云：“砰轒轀，破穹庐。”“胡车”、“轒轀”，都是指匈奴车。制造车辆，需要有较高的技术工匠、或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才能实现。可见当时木器业的制造技术已相当进步。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带）击败南单于万氏尸逐鞮，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134年，汉军在西域车师阊吾陆谷，狙击北匈奴，也缴获其车千余辆。一次战役，能夺取车辆数以千计，足见其生产规模已相当大。
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交易活动也相应有所扩大。由于匈奴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畜牧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都不能自给，因此为了补充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迫切要求用牲畜等物同中原人民进行交换。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卞”。自公元前133年起，匈奴与汉朝虽绝和亲，又不时发生战争，但却仍然“乐关市”，往来迄未中断。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匈奴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一直很频繁，内容也极丰富，铁器、铜器、木器、漆器、玉器、马具、服饰，黄金、丝织品等，几乎无所不有，充分反映了彼此间经济生活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
除与汉族人民交换外，其与乌桓、羌、西域各国人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蒙古国诺颜山匈奴墓葬，就出土了不少希腊人织造的丝织品，其中还有三幅刺绣画。
匈奴政权是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奴隶来源大部分都是从战争掠夺得来的俘虏。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广大奴隶和普通游牧民辛勤劳动的结果。
二、匈奴的文化和习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匈奴人有语言，无文字。因《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不过，从桓宽《盐铁论·论功》所云“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一作‘卷衣，），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看，则又似有文字。否则就无所谓“刻骨卷木”之说。而所谓“有以相记”、“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为无的放矢。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七引述西方学者论述西迁匈奴人情况时说：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倘从后两则记载看，则“无文字”之说，似难以成立。但如果断言匈奴人有文字，则其文字是何种形态，目前又无从解答。此事仍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明。
匈奴语言，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也有人认为，应属蒙古语族。
匈奴人的民间文学非常丰富，民歌优美动人。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为汉膘骑将军霍去病击败，自祁连山和焉支山（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北撤。此后匈奴人每过此地，便引吭高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歌词取材巧妙，寓意深远，凄切婉转，扣人心弦，不难从中领略其艺术魅力。
据载张骞通西域时，曾在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摩诃兜勒》译意为“万岁歌”，有人认为它是匈奴歌曲。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东汉和帝刘肇时，便将其定为“万人将军”所用。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匈奴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浑不似”、箜篌等乐器伴奏。胡笳是匈奴人最喜爱的重要乐器。据传它最初是用卷芦叶制成的，后始用木管代替，声音哀怨悲壮。《后汉书·窦宪传》就有“远兵金山，听笳龙庭”的赞词。琵琶也是匈奴人经常使用的乐器，汉人刘熙云：“枇杷，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却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浑不似”，又译“火不思”、“火拨思”。据《元史·礼乐志》载，其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为匈奴人所创造。箜篌则似由汉地输入。
匈奴人不仅善歌，而且善舞。史书上关于“胡舞”的记载，显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从东汉“灵帝（刘弘）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的记叙看，它一定也是匈奴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他们闲暇之时，彼此相聚，载歌载舞，以赞美草原风光。此外，匈奴人也喜爱走马和走骆驼等体育活动。
匈奴人的造型艺术和绘画很有特色。强烈地体现游牧和狩猎生活的现实。在漠北诺颜山以及其它地区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马、鹿头形或体形、及野兽相互搏斗的毡毯、铜饰牌、金叶和银片。有些骨器还绘有精美的兽类图案。在诺颜山“巴洛勒德墓”中，还出土了用粘土制成的马和骆驼，作俯伏状的金马，雕兽形的琥珀球；第1号墓出土了兽头铜像；第6号墓出土了木雕马、鹿，玉雕马、牛、鹿和金制兽像；第12号墓出土了绘有牧牛图案的缎子靴；第23号墓出土了饰有兽头的青铜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带角牛头等。
在出土的毡毯中，有的图案复杂，色彩艳丽；有的以各种丝线绣成，制作精细。例如在诺颜山第6号墓内出土的一块毡毯，长2.6米，宽1.95米。毡毯上覆有深棕色缎子镶边的彩缎。深棕色的贴边上绣有绿、黄、绯红等花纹。沿贴边，四周有一幅宽24—28厘米的带小方格的绣画，画面有用绿色丝线绣成的九棵树，树与树之间各有一对以各色丝线绣成的、作互相追逐状的禽兽。其中4对是鹿和鸟，5对是老虎和犁牛。沿着这幅刺绣的四周，还用绿、黄、绛、绯红等色线绣着方形、圆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纹，彩缎当中是用丝线绣成的云朵。
我国考古学者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发掘出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发现兽形的铜饰片及环状、管状铜饰，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艺术品。1962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发现的汉代匈奴铜器，其中的铜制立式长角鹿，头微昂，双目前视，长角分数枝，四脚直立，神态生动。还有卧式长角鹿，屈足、昂首、双眼作远眺状，两耳竖起，臀部肥硕，腹部细瘦，背有一道突棱，造型优美生动，充分显示了匈奴人的艺术才华。
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每年有三次集会：正月，诸首领小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又言，“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词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祭拜偶像。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出陇西击休屠王，获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人用以祭祀而制作的。有的学者将“金人”视为佛像，殊非是。
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例如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欲设谋于马邑伏击匈奴。因汉朝尉史告密，使单于得以脱险。单于在事后说：“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天使他告知我）”。反之，受到挫折时，也认为是天的意志。例如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扣留苏武，禁之于大窖中，断其饮食。会天降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便以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贝加尔湖）。又如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卫律串通胡巫杀之。李广利临死时怒骂：“我死必灭匈奴。”会天数月雨雪，牲畜死亡，人民疾疫，谷稼不熟。狐鹿姑单于惊惧，便为之立祠室奉祀。
由于视天神为最高主宰，故凡设重誓或重要盟约时，往往也以天作担保。公元前43年，匈奴同汉朝会盟，便要汉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约者，将“受天不祥”。
匈奴人信“巫”。在匈奴人的思想意识中，鬼神支配着人的一切行动。但鬼神生活在太虚之上，人无法与之直接交往，必须通过“巫”才能窥察其意志。因而在匈奴人社会中，便有所谓“胡巫”的宗教职业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巫”通过舞蹈和咒语来显示鬼神的威权。
巫除代行鬼神意志外，还兼有医治疾病任务。例如前面提及的苏武，当被拘留时曾引刀自刺，伤重。卫律立刻召巫，为之医治。“凿地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
巫实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但在统治阶级实施重大决策时，为之占卜吉凶，还经常出谋画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简单的法律观念。法主要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极严厉。史载其制，“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它是维护匈奴奴隶制国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准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寻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员，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员，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为了把财产保持在氏族以内”，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与氏族以外任何人结婚。《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风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种子妻后母、弟妻嫂的习俗就是氏族外婚制的产物，不仅存在于匈奴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广泛存在，是氏族制残余在婚姻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单于挛鞮氏（虚连题氏）与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就是世代相传互为婚姻的，并借以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可为印证。
匈奴单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有时也将自己的子女许配给邻族王公贵族，借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驱使对方为自己服务。公元前105年，汉为联络乌孙，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细君公主妻乌孙昆莫。乌维单于为与汉争夺乌孙，亦遣女妻乌孙昆莫。公元前44年，邱支单于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实行厚葬。《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从诺颜山及内蒙古自治区匈奴墓葬发现的随葬物，也充分证实这一点。据说其贵族墓，大的长、宽俱各35米，高3.5米。随葬物除衣冠、丝织品外，尚有陶器、铁器、铜器、玉器、金银器及各种奢侈品，几乎应有尽有。这种厚葬习俗，发展至十六国时，奢靡之风更盛，前赵主刘曙为葬其父及妻，甚至从各地调集6万工匠，同时操作，费时100天，始建二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耗费银钱“以亿计”。正是由于匈奴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灵魂不灭观念所致。
此外，尚左，“其坐，长左而北乡”；轻老贵壮，崇尚勇敢；喜战死，耻病终；行血盟，也是其重要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