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西域诸族与柔然
第一节西域诸族
一、月氏西迁
月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步西迁，前往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留在甘肃省河西与青海省湟中一带。
早在商代，《伊尹朝献商书》中即已提及月氏。在《逸周书·王会解》中作禹氏，并云当时分布于周朝的正北方。《穆天子传》中作禹知，《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月支。
《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似属于欧罗巴人种。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月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说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据古希腊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的是西徐亚（斯基泰）游牧民中的阿西伊和吐火罗等部落。巴克特里亚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所以，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阿西伊和（或）吐火罗就是大月氏。
秦、汉之际，月氏分布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包括后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等地。
月氏是游牧民族，《史记》云：“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从有关月氏西迁以后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其传统的畜牧业在西迁前已具备一定基础。据三国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东晋郭璞《山海经注》云：月氏国多好马；有大尾羊，即羬羊。《元中记》则十分夸张地形容大月氏“日及”牛的健壮说：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
月氏原在匈奴之西，曾与匈奴多次发生冲突。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当时，月氏比匈奴强大。匈奴头曼单于遣太子冒顿至月氏作质子。头曼为了诱使月氏杀死冒顿，以便自己另立小儿子为太子，曾突然袭击月氏。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约在前206年匈奴大破东胡以后，冒顿又向西击走月氏。时大部分月氏人从今甘肃省西部，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致书汉文帝，告已派右贤王至西方寻找月氏，并予以击破；于是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均归附匈奴。当时乌孙尚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楼兰在今新疆东部罗布泊至若羌一带，呼揭在阿尔泰山至斋桑泊之间。月氏则更向西撤，大概己抵达准噶尔盆地。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又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酒之器。月氏继续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进攻当地塞人，塞王率部南逃。此后，大月氏在伊犁河流域停留了10多年。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一阶段，当时仍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
早先，大月氏尚在祁连、敦煌一带游牧时，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新生王子猎骄靡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后，在匈奴帮助下，重新统领乌孙部众。在老上单于死（前161年）前不久，猎骄靡为报杀父之仇，率部西进，攻破大月氏。从此，乌孙留居伊犁河流域。大月氏则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击败大夏（即位于阿姆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降附于大月氏。大月氏建王廷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二阶段，从此离开中国，立国于中亚。
后来，汉武帝准备联合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于前139年（汉建元二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进行联络。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了10余年，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到达大月氏。当时，早先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之夫人为王。她既君临大夏，当地富饶安乐，离汉朝又遥远，因此不再考虑对匈奴进行报复。张骞不得要领而归。张骞出使虽未完成主要任务，但大月氏之行，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民族的联系，为中国同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约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大月氏的贵霜翕侯创立贵霜王国，2世纪初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公元3世纪王国分裂，直到5世纪才亡于嚈哒。在它存在的数百年间，曾多次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佛教，最初就是在东汉时由大月氏贵霜王国传入的。
大月氏的主体虽西迁阿姆河流域，但仍有一部分留在伊犁河一带，所以《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乌孙是现在哈萨克族三大部落之一，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亦即在哈萨克的族源中也包含着一些大月氏的成分。
在大月氏西迁以后，月氏的另一支——小月氏仍留在中国西北，始终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之一。
《史记·大宛列传》云，大部分月氏人西迁以后，“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后汉书·西羌传》则明云：“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到东汉时，小月氏人的服饰、饮食和语言已“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取河西走廊，汉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小月氏归附于汉。史载：霍去病渡过居延水，到达小月氏地区，然后向祁连山进攻。当时小月氏在居延水（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至祁连之间，即张掖、酒泉一带。
后来，有一部分小月氏人西迁至敦煌以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公元前88年（汉征和五年），羌族先零部的首领封煎等与匈奴通使，匈奴使者至小月氏传话给羌族。时小月氏西面的西域属于匈奴，南面的祁连山仍是羌族分布地区。前63年（汉元康三年）时，小月氏中的狼何部落分布在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城子）西南，离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和敦煌不远。由于小月氏属汉管辖，汉朝曾调月氏人参加征战。前61年（汉神爵元年），汉宣帝下诏，命长水校尉、酒泉候等率领婼羌（分布于今新疆若羌县东南）和“月氏兵四千人”，准备进攻婼羌。
到东汉时，小月氏虽与羌为邻已二三百年，深受羌族影响，但仍称胡，不称羌，《后汉书·西羌传》称之为湟中月氏胡，另有一部分则称之为义从胡。时小月氏依附于汉县官，与汉族交错而居。有7个大部落，共有能参加战斗的青壮年男子9000多人，估计其总人口在3万以上。分布在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和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和古浪县）一带。北凉沮渠蒙逊（401—432年在位）时人阚駰在《十三州志》中说：“西平（郡治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所指的也是这一地区。另有几百户月氏人在张掖，号称义从胡。公元101年（汉永元十三年）秋。烧当羌犯塞，护羌校尉周鲔曾调“属国湟中月氏诸胡”参加战斗。
直到三国时，小月氏的一些部落西迁于今新疆南部边缘昆仑山北麓一带。《魏略·西戎传》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黄牛羌“南与白马羌邻”。时小月氏已进一步和羌族融合。
再以后，小月氏人逐渐融合于羌族、汉族和邻近的其它民族之中，不再见于史。
二、塞种南下
月氏西迁，导致了塞人南下。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塞克（音）。《汉书·西域传》称之为塞种，意为塞族。
塞种在我国古代佛经中作“释种”。塞克在佛经中也有其它几种译名，如《杂阿含经》作“释迦”，《正法念处经》作“赊迦”，《孔雀王经》作“铄迦”，一作“烁迦”。当时塞种已南下，在乾陀罗之西，约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塞种原为横跨欧、亚两洲北部草原的斯基泰（西徐亚）人之一支，语言属东伊朗语。现在有一些学者又将东伊朗语专门称之为塞语。
自先秦至汉初，塞种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一带，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
塞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关塞克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波斯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58—前486年，前522年起在位）的贝希斯坦碑铭文中。在大流士一世的其它两篇铭文和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年在位）的波斯波利斯铭文中亦载之。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地理文献，也多次提到塞人。在西方史学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古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年—约公元20年）的《地理学》，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博物志》（一译《自然史》），建立地心宇宙体系的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年）的《地理学指南》，古希腊历史和地理学家阿利安（约公元95～175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与阿利安约略同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史》等迄今传世的世界名著中，分别有若干关于塞克的民族特征、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战争经过等的描叙与阐述。
塞人主要从事游牧业，牲畜有马、羊、牛和骆驼。转移牧场时使用车辆。一部分塞人戴高而直的尖顶硬帽。这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曾先后同波斯帝国和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打过仗。塞族有一批马上弓箭手部队。塞克妇女亦擅长于射箭，同男子一起参加战斗。塞人中有王。《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可证。
《汉书》又云：“塞王南君罽宾（今克什米尔）。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塞种分散以后，其中一部分南下邻近的帕米尔高原北麓，即古代疏勒西北之地，建立了捐毒、休循两个小国，实际上不过是两个游牧部落。
据《汉书·西域传》载：捐毒国，王治衍敦谷（今新疆乌恰县西依根谷地）。有380户，1100人，其中500人能参加战争。即几乎有一半的人能作战，除了老人和小孩以外，一半人口中很可能包括一部分强壮的妇女，反映了塞人善战和妇女也参加战斗的传统特征。衣服同乌孙人相似，但原本是塞种。他们在葱岭（帕米尔高原）边上逐水草放牧畜群，过游牧生活。从捐毒西上葱岭，则是休循。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今帕米尔高原北麓阿赖谷地中的萨雷塔什）。有358户，1030人，其中480人能作战。休循人本是塞种，风俗和衣服已与乌孙人相似，从事游牧业。
休循和捐毒，是汉朝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两国，属汉西域都护统辖。
南下的大部分塞人逐步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脉，曾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喀布尔河谷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流域，建立过几个半游牧的小国。直到现在，赫尔曼德河下游，横跨阿富汗西部和伊朗东部的地区，仍称锡斯坦，即塞克斯坦（塞人之地）。
从伊犁河流域南下的塞王，后展转抵达克什米尔地区，成为罽宾国王。公元前48—前33年（西汉元帝）时，汉朝使臣关都尉文忠送罽宾来使返国，厨宾王欲杀文忠。文忠发觉以后，同容屈王之子阴末赴一起杀死罽宾王。文忠立阴未赴为新的罽宾王，并授予汉朝的印绶。但后来阴末赴与汉使臣军候赵德不和，导致罽宾与汉朝的关系恶化。汉元帝由于罽宾远在绝域，置之不理。此后，罽宾以来中国朝贡与贸易有利可图，仍旧每隔几年向中国派遣使节朝贡一次。
在许多塞种部落南下时，有一部分塞人仍留在锡尔河以北一带。其中留在伊犁河流域的，并入乌孙，《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古代乌孙人是后来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分布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塞人后裔，最后也加入到哈萨克族中。在组成哈萨克民族的克普恰克、阿尔根等部中，有塞克——托哈拉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等部落。这些带有塞克名称的部落，都是古代塞人的后裔。
三、乌孙与汉的亲密关系
乌孙原先也游牧于祁连山和敦煌之间，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乌孙西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以后，即留在过去塞种分布的地区，长期在那里繁衍生息。
乌孙西迁以后，由于吸收了当地的塞人和月氏人，所以人口迅速增加，军事实力不断上升，逐渐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据《汉书·西域传》统计，西汉时乌孙国共有120000户，63d00d人，其中能作战的有188800人。当时，天山南北（包括今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45个国和城，总共41570户，325091人，其中能作战的73504人。即乌孙的户数比上述诸国和城的总户数多近2倍，总人口多近1倍，能作战的人数多1倍半。因而乌孙在西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乌孙在种族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唐颜师古注《汉书》云：乌孙人“青眼、赤须”。现代人类学家研究古乌孙人遗骨后认为，乌孙在种族方面与塞种接近，其头骨特征为：头颅圆形，前额微突，眼窝较深，直鼻梁，腮骨粗而微突。《汉书·西域传》对于乌孙分布地区的范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乌孙的南面是捐毒（今新疆马恰县西部）、姑墨（今阿克苏县一带）、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和焉耆（今焉耆县）等国，即隔天山山脉，“南与城郭诸国相接”。东面是乌贪訾离（今呼图壁县南部），即马孙的东界大致在今玛纳斯河一带。西面是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乌孙西北是康居，两国大致在今塔拉斯河以东不远处分界。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在今乌什县西北方向，约在“真珠河”（今中亚纳伦河上游）东南30里处。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于汉，汉先后设河西四郡，开拓了前往西域的通道。汉武帝刘彻为了进一步削弱匈奴的势力，“断匈奴右臂”，并与西方大夏等国开展外交和贸易，于前119年派张春再次出使西域，同乌孙进行联系，前110—前105年（元封）中，乌孙昆莫王以1000匹马为聘礼，向汉皇室求婚。汉武帝封江都王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后来，汉朝又以楚王之孙女解忧为公主，嫁给继位的昆莫军须靡。通过两次和亲，乌孙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
当时，匈奴对于汉朝和乌孙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元平元年）和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单于连续发大军进攻乌孙，夺其土地，俘其人民，并要乌孙将汉公主送给他，断绝与汉朝的联系。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莫）向汉朝求援。前71年（本始三年）春正月，汉宣帝从长安发骑兵15万，五将军分道并出，合击匈奴。同时派校尉常惠持汉朝符节监领乌孙的军队。乌孙昆弥亲率5万骑兵从西面进攻匈奴。这次战役，乌孙取得的战果最多，俘获单于的亲戚、名王、将领和军队4万人，夺得马、牛、羊、驴、骆驼70多万头。同年冬，匈奴单于自己统领骑兵万人袭击乌孙，掠夺了不少乌孙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回军时，途遇大雪，一天之内雪深丈余，人和牲畜大多冻死，最后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此时，趁匈奴衰败之机，丁令人攻其北，乌桓人入其东，乌孙人击其西。再加上天灾，匈奴许多人及牲畜冻饿而死。于是匈奴人口减少十分之三，畜群减少一半。从此匈奴大为削弱，内乱频仍，日益衰落。至公元前53年（汉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终于归附于汉朝。
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匈奴西边的日逐王归降汉朝。汉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监领天山南北西域三十六国，并督察乌孙。汉朝削弱匈奴，进而统一北方和西域，其中的关键是联合乌孙。乌孙在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汉和乌孙的联盟中，“和亲”起了巩固和加强联合的重要作用。解忧公主在乌孙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公主和乌孙昆弥一起连续上书，要求汉朝发兵和乌孙一起夹击匈奴，终于大败匈奴，并使之衰落。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和孙伊秩靡等，世代相继为乌孙大昆弥（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被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长女弟史，在龟兹王绛宾一再求婚后，结为夫妇。公元前65年（汉元康元年）夫妻同至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龟兹王及夫人印缓。“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来，龟兹王又多次来汉朝觐见。喜欢汉人的衣服和制度，回国后，仿汉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子丞德继位，自称汉外孙，直到西汉末年仍不断来觐。汉皇室待之甚厚。
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各国敬重信任冯嫽，尊称之为冯夫人，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当乌孙故肥王之子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时，冯夫人说降乌就屠。汉宣帝专门召见冯夫人，并派谒者竺次为正使，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返乌孙。冯夫人“锦车侍节”，召唤乌就屠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听候长罗侯常惠的安排。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冯嫽随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长安。又因新继位为乌孙大昆弥的公主之孙星靡年少，请求再去乌孙辅佐星靡。汉帝允之，派兵100人护送前往。冯嫽是解忧公主非常得力的助手，身为一弱女子，远行数千里，代表汉朝和公主，团结了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乌孙国自狂王以后，汉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的印绶。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领6万多户，小昆弥辖4万余户。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等高级官员亦均佩汉朝的金印紫绶。
由上可知，有关乌孙的军国大事，都由西汉中央王朝直接过问、决策和处理。同时，西域都护也对乌孙进行督察和协助。都护段会宗曾助乌孙招回逃亡的群众，稳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死。汉立拊离子为小昆弥。乌孙贵人姑莫匿等将逃亡的日贰刺死。为此，都护廉褒赏赐姑莫匿等每人金2o斤、缯300匹。后来，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北附康居，企图兼并大、小两昆弥。因此，两昆弥更加亲近并依赖汉西域都护。公元1—5年（汉元始）中，卑爰疐降汉，被封为归义侯。而卑爰疐又侵凌大、小昆弥。都护孙建为了保护两昆弥，将卑爰疐杀死。
乌孙是游牧民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饮食、衣服和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国内盛产马匹，富人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出好马。汉武帝初得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得大宛汗血马，更为健壮，就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随着汉公主及其大批侍从、汉使臣和众多屯田将士进入乌孙，乌孙使者、贵族及众多随从人员前往长安，双方迅速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乌孙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发展。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及以后的乌孙墓葬中，发现了碾谷子的石碾、磨盘和青铜镰刀等农具，以及谷物等。从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墓葬中发现许多反映定居生活特征的平底陶罐，以及更多的金属陪葬品和铁锅等铁器。在新疆昭苏具的一座乌孙墓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3公斤重的铁铧。在汉朝西域都护和驻在乌孙的汉公主等大批汉人的影响下，随着本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乌孙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后汉时，乌孙仍归附于汉朝。公元74年（汉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等非常高兴，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公元83年（汉建初八年），汉章帝遣卫候李邑为使者，赐给大小昆弥及其下属锦帛。三国时，《魏略·西戎传》载：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西行至乌贪国（即《汉书》中的乌贪訾离），“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当时，乌孙无变化，仍维持原状。南北朝时，乌孙因遭柔然侵袭，已西迁入葱岭山中。公元437年（北魏太延三年），北魏招抚西域各国的使臣散骑侍郎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乌孙王还向董琬介绍破洛那（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今中亚塔什干）两国的情况，并派向导和翻译陪同北魏使者前往。当董琬等东返时，乌孙又遣使者同至北魏朝贡。此后，乌孙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在《辽史·太宗纪》中，有938年（会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的记载。《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中有“乌孙国王府”。疑辽下属的乌孙国王府，实际上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乌孙人曾“来贡”而虚设的。
当15世纪中叶哈萨克族形成时，乌孙人加入进去，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部落，并且是哈萨克族三个玉兹（部落联盟）之一大玉兹的主体部落。现在居住在伊犁地区的阿尔班、苏万、札赖亦尔等部落都是从乌孙中分离出来的。古代乌孙人即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四、城郭诸国
西域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域，东面以玉门、阳关为限；西侧止子葱岭。
据《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订，三十六国是：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秆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
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
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
关于城郭诸国的族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仅在叙述大宛的情况时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魏书·西域传》才直接提到城郭诸国，“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亲自经过西域的唐朝名僧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佉沙（今新疆喀什市）人‘：文身绿睛”……上述记载所说的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各地及敦煌千佛洞等处，发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古代文献。“就现已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公元后三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言，与现在塔什库尔千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中世纪和阗出土的文书语言现通称为和阗——塞语，巴楚的称托姆舒克——塞语”。公元3—11世纪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城郭诸国的语言情况，大致如上所述。
至于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北部诸国的语言，“有的学者主张把……汉、唐时期在我国新疆阿克苏、库车、焉耆、高昌一带流行的语言，分别改称为龟兹语（乙种方言）和焉耆高昌语（甲种方言）”。这两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与印欧语中的k类语言关系较近，但它从突厥语、伊朗语，后来又从梵语中借入了许多词汇。
城郭诸国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人民大都是定居的农业劳动者，有城郭、农田和牲畜。且末以西和以北各国都种五谷，土地草木、畜牧业和兵器生产等和仅族地区大体相伺。许多地方还出产葡萄等瓜果。
西汉时，西域已有手工业、采矿和冶炼等生产。除著名的于阗玉以外，莎车以青玉著称，鄯善也出玉。姑墨产铜铁和雌黄，莎车有铁矿山，龟兹出铅。龟兹能进行冶炼和铸造。鄯善可制作弓、矛、刀、剑等武器。
商业也初步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疏勒，由于它地处通往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由若干商店组成的市场。其余各国也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汉搜粟都尉桑弘羊说：轮台附近各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易谷食”。
城郭诸国在国王以下设有各种官职。在一般情况下，大国的官多，小国的官少。官最多的是龟兹，有“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在以上29名官员中，武职占多数。戎卢、渠勒两小国，未设官职，但人数最少的单桓国，仅27户，却设有辅国侯、将、左都尉、右都尉和译长共5人。几乎各国都设有译长，以便在汉朝官员和当地统治者之间进行语言沟通。
“西域三十六国”于汉哀帝、平帝时（公元前6年—公元5年）分裂成55国。东汉初，都善、于寘（阗）和车师三国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大概在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都护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3300户19300人增至32000户、83000人。焉耆从4000户、32100人增至15000户、52000人。疏勒亦从1510户增至21000户。当时于寘、龟兹、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三国时，各大国又兼并附近的小国。丝绸之路南道的两大国是鄯善和于寘。中道的大国是焉耆、龟兹和疏勒。北新道上的大国是车师后部，曹魏赐其王守（署理）侍中官职，号大都尉，受魏王印。
晋代，焉耆和龟兹是西域大国。晋武帝太康（280—289）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于晋。后其子龙会曾称霸西域，葱岭以东各国均听其号令。焉耆王室以龙为姓。直至632年（唐贞观六年），焉耆王的姓名尚为龙突骑支。公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汉西域都护班超立白霸为龟兹王。据《晋书·四夷传》记载，吕光（338—399年）伐龟兹时，国王为白纯。《魏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均云龟兹王室姓白。龟兹在长达500多年间，焉耆在300余年间，仍保持原来的王室，世袭的统治集团没有发生更迭。其它西域城郭之国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南北朝时，据《魏书·西域传》载，鄯善、于阗、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等大国仍旧存在。且末、蒲山（皮山）、姑默（墨）、温宿、尉头等国则分别附属于上述各大国。
五、游牧诸部
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有许多游牧“国”。其特征是人民“随畜逐水草”过游牧生活。除个别例外，都没有城。国王以某一山谷为其统治中心。
游牧之国一般人口不多。实际上大多是一个游牧部落被称为一个“国”。其中最大的是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并且“主治卢城”。5000人的游牧国有桃槐、蒲犁和山国。5000以下2000人以上的有4国。不到2000人的有9国。另外4国只有几百人，其中乌贪訾离最小，仅41户，231人。《汉书·西域传》中载21个游牧国共有7380户，49564人。其人口数仅占西域总人口的15.3％。游牧诸国大都分布在西域的边缘地区，即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一带。昆仑山北麓，从玉门、阳关往西南，直到葱岭，在这一漫长地带游牧的大多是羌人的部落。《汉书·西域传》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即指羌人建立的婼羌国而言。此外，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等国附近的南面，均有其它婼羌部落。昆仑山西段北麓的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葱岭上的无雷等国，也是“其种类羌氏行国”。1949年后在新疆沙雅县发现“汉归义羌长”铜印，表明汉代羌族的足迹远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边缘地带。
游牧诸国中，族属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塞种建立的休循国和捐毒国。乌贪訾离国则为匈奴部落。是公元前48—前33年（汉元帝）时归降西域都护的东蒲类王部众，被安排到乌贪訾离地方放牧畜群。其它游牧国家，大概多半是操古东伊朗语的部落。此外，三国时从婼羌国西到葱岭的昆仑山中，尚有“月氏余种”存在。
乌孙对于同它邻近的游牧之国有一定影响，例如无雷虽然风俗习惯和子合国相同，但衣服穿戴却类似乌孙人。衣服类似乌孙的，还有尉头国，以及休循和捐毒两个塞种之国。
上述游牧国家的牲畜有牛、马、骆驼、驴和羊等。当时已有骡，《汉书·西域传》中写作赢。西汉时著名的大宛“天马”和乌孙“西极马”以外，蒲类国也出好马。
游牧国大多不从事农业。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向邻近的城郭之国交换粮食。也有个别国家，例如依耐，生产少量粮食，但仍主要依靠邻国供应。及至后汉时，在邻近的城郭诸国和汉朝屯田的影响下，蒲类和东且弥两国的游牧民虽仍以畜牧业为主，但也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
汉代西域的游牧国，有的已知开采铁矿石和生产铁器。如婼羌国从当地的山中采铁，加以冶炼锻铸，自己制造弓、矛、服刀、剑和盔甲。山国的山中也产铁。
游牧诸国在官职设置方面，塔里木盆地南北有所不同。南面昆仑山北麓的羌族等部落，因为地点偏僻遥远，婼羌、西夜、子合、依耐和无雷等国均未设官。只有蒲犁国因人口较多，又离城郭诸国较近，所以设置了官职，但也只有侯和都尉各1名。北面天山一带的各游牧国却普遍设有各种官职，即使只有41户的乌贪訾离国，也有辅国侯、左都尉和右都尉等3人。以上诸国交通比较方便，离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驻地也近，在汉朝的督促下，他们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设置较为完备。
东汉时，车师后部户口有较大增长，从西汉时595户、4774人增至4000余户、15000余人，成为天山北麓最大的国家。东且弥国也从不足2000人，增至5000多人。其它游牧诸国变化不大。
三国时，西域的游牧之国有所减少。昆仑山北麓，除分布有“月氏余种葱花羌、白马、黄牛羌”外，婼羌国依旧存在，西夜、依耐、满（蒲）犁等皆属疏勒。葱岭北的捐毒、休脩（循）亦属于疏勒。天山西南麓的尉头属于龟兹。东部天山一带的东且弥、西且弥、毕（卑）陆、蒲陆（类）、乌贪（乌贪訾离）等国，附属于车师后部。库鲁克塔格山脉中的山王国（山国）属于焉耆。
南北朝时，见于记载的游牧国更少。《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只有且弥国（王治于西汉时西且弥的天山东于大谷）、尉头国（仍附属龟兹）和乌孙国（已西徙葱岭）。另外出现了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国家悦般。它位于龟兹以北，一般认为在乌孙故地。当匈奴西迁时，在其地留下了一部分老弱人等。逐渐生息繁衍，发展成为国家。南北朝时已经是一个“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的大国。
其后，西域上述游牧诸国或部落，越来越少，它们逐渐融合到邻近的兄弟民族中去，而不再见于史。
六、西域诸族与汉族的密切联系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四年）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支，略定西域楼兰等26国。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监领西域，向各国收取赋税。由于西域富饶，匈奴搜括到很多财富，从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时，大宛杀以重金求购好马的汉朝使者，并夺其财物，公元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经过四年争战，汉朝取得胜利。于是西域震动，各国纷纷向汉遣使贡献。汉朝从敦煌往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一路上设立了许多岗亭；并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境内）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境）各派几百名兵士屯田。置使者校尉统领其事。这是汉朝在西域设官和屯田之始。
至汉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监领丝绸之路南道各国。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澈销僮仆都尉。汉朝任命郑吉为都护。监领南、北两道。从此，玉门和葱岭之间的整个西域为汉朝管辖，由西域都护驻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策云）直接统辖。
从汉宣帝刘询时起，至西汉末，汉朝先后任命过18位西域都护。其中，段会宗两任都护，四次安辑乌孙，最后以75岁高龄病死于乌孙。西域城郭诸国为之发丧立祠，追念其恩德。东汉的西域都护以班超最为著名。超绥定西域，当时王门关以西葱岭以东50余国均“纳质内属”于汉。班超从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前往西域，102年（东汉永元十四年）八月抱病返回长安，九月逝世，享年71岁。超在西域30年，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爱戴。先是公元75年，超奉调回京，路过于寘。当地的王侯百姓哭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超留下。汉和帝刘肇称赞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班超确是一位想西域诸民族之所想的汉朝好使者，因此得到西北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西域都护的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丞各1人，司马、候、千人各2人。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都护之下还有戊已校尉。戊己校尉领兵屯田，其下属有丞、司马各1人，候5人。西域各地的屯田官有伊循都尉（公元前77年置）、宜禾都尉（公元73年置，屯田伊吾卢）和伊吾司马（公元121年置）等。
除了直接派官员、将校与屯田士卒驻守西域以外，汉朝并且册封当地各级首领。西汉时西域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
西域一些国曾由汉朝册立新的国王。例如，公元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立当时在内地的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改其国名为鄯善。前65年（西汉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路过莎车，将杀死前王而篡立的呼屠徵击斩之，另立新的莎车王。东汉时，班超曾先后改立疏勒、龟兹、焉眷、尉黎、危须、山国等王。西域长史班勇曾改立车师后部王和东且弥王。公元132年（东汉阳嘉元年）和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朝曾两次帮助拘弥复国，重新立王。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西域诸国均在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汉朝多次在西域各地屯田，并筑城垒，建烽燧，有战事则调动各国军队协同作战，对维护西域诸族的安全，伸张正义，保卫祖国边疆，具有重大意义。
西域诸国向汉朝派遣侍子，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楼兰、大宛、莎车等国曾遣侍子入汉。公元45年（东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18国主动遣侍子至汉朝，并请求重新派都护至西域，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未受此请。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平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当西汉初西域属于匈奴时，匈奴把西域诸族当作“僮仆”，重加搜括剥削。与之相反，在汉朝领有西域后，不但不收取赋税，并且厚加赏赐。《汉书·西域传》赞曰：“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莎车王延常诫其子云：“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反映了西域诸族要和汉朝加强紧密团结的愿望。
三国时，西域诸国经过兼并，合并成20个国家。222年（曹魏黄初三年），西域各国又“款塞内附”。于是曹魏设戊己校尉领护西域，如汉朝故事，迄晋不改。曹魏和西晋两朝所设西域官还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宜禾伊吾都尉等。晋朝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等西域5大国之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车师前部、鄯善、龟兹、焉耆等国曾遣子入侍于晋。
西晋亡后，前秦和割据河西的前凉、后凉、北凉、西凉，曾对西域行使一定的管理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前凉在今吐鲁番盆地设高昌郡，并立田地县。此为高昌按照内地行政建制设官之始。前凉还设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和伊吾都尉等官。前凉王张骏曾派军队伐龟兹、焉耆、鄯善、于阗等国。西域降附于前凉。
公元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前秦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伐龟兹、焉耆等国。这是一次掠夺性的进兵。吕光讨平西域，所获珍宝以万万计。苻坚任命他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西域各国将保存了几百年的汉朝颁发的旧节传交给吕光，换领新的节传。
吕光建立后凉王朝以后，命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出镇高昌，西凉建立后，406年，鄯善和车师前部王遣使向西凉朝贡。
417年，后秦以西凉主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422年西凉亡后，北凉继续任命官员担任高昌太守。
公元435—439年（南北朝，太延时）中，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和车师等国遣使向北魏朝贡，北魏派散骑侍郎董琬和高明等去西域招抚诸国。西域16国又派使臣随董琬向北魏贡献。从此，西域诸国的使臣相继踵至，连年不断。北魏亦先后派出几十批使者访问西域诸国。
448年（太平真君九年），北魏王朝派韩拔为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鄯善，同内地郡县一样规定当地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北魏又遣万度归讨平焉耆，设焉耆镇。北魏在焉耆设有粮仓，450年开焉耆仓救济车师王车夷落所部人众。高昌王麴嘉及其子孙曾多次受北魏王朝册封。当时西域诸国降附于北魏。
西域诸族与内地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体现。自汉武帝通西域以后，汉族生产的丝绸大量输往西域。后人称当时前往西域的道路为“丝绸之路”。汉族所掌握的冶铁、锻铸、养蚕、缫丝、织绸、刺绣、牛耕、凿井开渠、建筑宫室和油漆等先进生产技术，相继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诸族的经济发展。汉朝的典章制度也逐步在西域有所实施，而以龟兹和莎车两国采用为多。
从汉朝到南北朝，内地的货币五铢钱大量流入西域。于阗国铸造的汉佉二体钱（和阗马钱）更体现了西域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密切关系。钱的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为“重计四铢铜钱”，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心为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以佉卢文标明当时于阗王的姓名与称号。佉卢文至公元3世纪末即不通行，汉佉二体钱当铸于东汉后期至魏晋之际。此种钱用汉文标定币重，既表明它是汉魏王朝下属的地方货币，又反映出于阗同内地的贸易及人员往来十分频繁。
这一时期西域的农作物等大量传入内地，对汉族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葡萄和苜蓿，还有石榴、黄兰、酒杯藤、胡麻、胡豆（蚕豆）、大蒜、核桃等等。此外，西域良种马的大量输入内地，也有利于汉族畜牧业生产，并供应军需之用。
西域诸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音乐交流，对丰富内地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汉族乐器传入西域的有古琴、钟、鼓等。西域乐器传入内地的有胡角、横吹、筚篥、曲项琵琶和竖头箜篌等。著名的龟兹乐在吕光时传入内地。龟兹乐所用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萧、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种。疏勒乐则在南北朝时传至北魏，其中包括歌曲、舞曲和解曲等，使用10种乐器。
对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佛教，通过西域，于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来的佛教僧人中有不少是高昌人，也有于阗人和龟兹人等。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即生于龟兹。他精通梵、汉语文，在长安主持译经74部384卷，对佛教在中国的传布曾起过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期间许多汉族僧人也通过丝绸之路前往西域和印度等地取经。公元260年沙门朱士行从于阎得佛经梵书正本90章。上述东来西往的佛教徒，对于西域诸族和内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柔然
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一、柔然的族源、称号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凶奴”、“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
关于柔然人的来源，由于史籍记载歧异、简略，有东胡、鲜卑、匈奴、塞外杂胡诸说。如《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此外，欧洲历史著作中有称柔然为“阿哇尔人”（avars），认为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名叫阿哇尔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和龙蛇侵扰，向中亚迁徙，迫使savirs等族向西奔逃。阿哇尔即是柔然。而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或认为柔然与悦般同族。
实际上，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其它南北朝至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民族、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因此，东胡之裔、鲜卑一支、匈奴别种之说，亦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就柔然统治者的世袭贵族而言，无疑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柔然一个归附北魏的首领阿那瓌曾对北魏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朕已具之”，以表示认可。故有的史书直称柔然可汗社为鲜卑社或河西鲜卑社。说明柔然、拓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祖源，皆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柔然贵族是从拓跋鲜卑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随着柔然势力在大漠南北的发展，与进入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分道扬镳，出现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二、柔然兴起及与北魏等关系
公元3世纪中叶，柔然的最高统治集团郁文闾氏之始祖木骨闾，是力微时被拓跋鲜卑掠获的奴隶，后免为骑卒。3世纪末，猗卢总摄拓跋三部时，木骨闾恰因“坐后期当斩”罪，“亡匿广漠谿谷间”，并集合逃亡者百余人，依附游牧于阴山北意辛山一带的纥突邻部。木骨闾，一说为“首秃”（或指髡头）之意，由于“木骨闾与郁文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卒，子车鹿会雄健，不断兼并其它部落，拥有不少部众和财富，成为世袭贵族，以柔然自称。役属于拓跋鲜卑，“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正如崔浩所云：“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车鹿会死后，经吐奴傀、跋地，至地粟袁卒，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今内蒙自治区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縕纥提所统的西部，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代国被苻坚灭后，柔然曾一度依附于朔方塞外的铁弗匈奴刘卫辰部。
拓跋珪恢复代国称魏后，于391年（北魏登国六年）向柔然发动进攻，匹候跋和縕纥提率部降魏。后縕纥提子社杀匹候跋，尽并其部，掠五原以西诸郡，远遁漠北。此时，正值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凉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社攻破敕勒诸部落，尽据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势力益振。接着又袭破蒙古高原西北的匈奴余部拔也稽，尽并其众。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民族纷纷降附。柔然统一漠北后势力所及：“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亦即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柔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即在今鄂尔浑河东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
402年（北魏天兴五年），社自称丘豆伐可汗，为了适应军事征伐的需要，仿效北魏，立军法，置战阵，整顿军队，建立可汗王庭，使柔然迅速由部落联盟进入早期奴隶制阶段，后人亦称之为柔然汗国。骑兵似“风驰鸟赴，倏来忽往”，形成一支威震漠北的强大力量。
从402年（天兴五年）社称汗至487年（太和十一年，豆太平三年年），敕勒副伏罗部脱离柔然为止，为柔然的兴盛时期。柔然统治者一方面继续采取近攻远交，联合后秦、北燕、北凉，共同对付北魏的策略；另一方面，不断对北魏北境进行骚扰和掠夺。北魏则对柔然采取“讨伐”方针，以解除北边威胁，统一大漠南北及掠夺财富。因此，在80来年中，柔然南扰和北魏北袭均达20余次。
社称汗前后，正是北魏迁都平城不久，柔然的崛起成为北魏进取中原的后顾之忧。而北魏的强盛又是柔然南进的阻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魏，案然和后秦、北燕等结成抗魏联盟。例如407年（北魏天赐四年），社弟斛律献马3000匹于北燕冯跋，聘冯女乐浪公主为妻。大檀为可汗期间（414—429），曾遣使北燕，献马3000匹、羊万只，并向南朝刘宋政权朝献。
从社、斛律至大檀的20余年间，柔然几乎每年要袭击魏边。北魏也发兵北伐，乃至亲征或巡边，并在沿边加强屯田和设置军镇，屯驻重兵，拱卫平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讨灭赫连夏、北燕、北凉的过程中，七次分道进攻柔然。429年（北魏神二年），拓跋焘率军分东西两路进攻柔然大败之，大檀率部西走，柔然“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焘率军追至兔园水（即推河，今蒙古国吐沁河），然后“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今甘肃省弱水），北度燕然山（杭爱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时高车诸部也乘机摆脱柔然的羁绊，“抄掠柔然”，高车、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30余万。
从此，柔然大伤元气，大檀愤悒发疾死，子吴提继立，号敕连可汗。431年（北魏神四年），遣使贡马通好。在此期间，北魏南御宋兵，东灭北燕；西灭夏国和北凉，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取得北边安宁，也采取和亲政策。
434年（北魏延和三年），吴提娶西海公主为妻，而拓跋焘亦立吴提妹为夫人，后进至左昭仪。吴提命兄秃鹿傀等数百人送妹至北魏，并献马2000匹。煮亦厚礼相答。但和亲并未能维持多久，双方围绕争夺西域问题，又发生武装冲突。
460年（北魏和平元年），柔然吞并高昌，470年（北魏皇兴元年）进攻于阗。于阗向北魏求援，北魏以路远未发兵。
472—473年（北魏延兴二年至三年），柔然又进攻敦煌，欲断北魏通向西域的商路。于是北魏先后连续9次出兵漠北，袭击柔然。仅470年（皇兴四年）一次就“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柔然势力再度削弱，予成可汗屡遣使“求通婚娉”。北魏孝文帝元宏即位后，冯太后执政，在对待柔然的问题上，稍改太武帝拓跋焘武力进攻的策略。元宏曾说：“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屡出征伐者，以有未宾之虏故也。今朕承太平之业，奈何无故动兵革乎！”柔然也改变方针，对北魏以媾和为主，互遣使者，“岁贡不绝”。
三、柔然的衰亡
公元5世纪后半叶，柔然内部的被奴役部落连续反抗和逃亡，大大削弱柔然的力量。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至车师前部西北，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柔然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彼此间展开了30来年的争战，柔然由盛转衰了。
公元6世纪初，柔然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汗位，发生内讧。520年（北魏正光元年），可汗丑奴为其母及大臣所杀。其弟阿那瓌刚继位10来天，就被族兄示发战败，投归北魏，受隆重迎接，位藩王下，安置于燕然馆，封之为朔方郡公、蠕蠕王。杂曲歌辞“阿那瓌”描写其在洛阳出行盛况云：“闻有匈奴主，杂骑起尘埃，列观长平坂，驱马渭桥来”。后阿那瓌从兄婆罗门又率数万人击溃示发，自号称偶可社句可汗，旋为敕勒驱逐，率10万骑归降北魏。
面对当时形势，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分其势力，以牵制和抵御日益强盛的高车国的策略。将阿那瓌安置于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北的吐若奚泉，婆罗门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522年（北魏正光三年），婆罗门叛离北魏，抢掠凉州，欲投奔嚈哒（嚈哒汗三妻，皆为婆罗门姐妹），被北魏追擒归于洛阳，越二年死于燕然馆。次年，阿那瓌也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兵30万，扣留北魏使臣，驱掠魏边“良口二千，并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退还漠北。是年，北魏爆发了六镇大起义。为了维护自己统治，525年（北魏孝昌元年），召阿那瓌率10万大军，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镇，击溃破六韩拔陵所率之义军。瓌乘机抢掠，扩充实力，占据长城以北漠南地区，“部落既和，士马稍盛”，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
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柔然复兴。高欢、字文泰，为了减轻北患、竞相与阿那瓌结好。瓌周旋其间，先后与东、西魏通婚，接受双方的馈赠。如西魏文帝元宝炬以元翌女为化政公主嫁瓌弟塔寒。元宝炬又娶瓌长女郁久闾氏为皇后（魏悼后），而废原皇后乙弗氏为尼，不久，并逼乙弗氏自杀。
540年，东魏高欢以常山王高骘妹乐安公主（改封兰陵郡长公主）嫁瓌子庵罗辰。瓌以孙女邻和公主妻高欢第九子高湛，欢亦娶瓌爱女为正室，称蠕蠕公主。“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往来不绝”。彼此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当军事冲突有所缓和后，柔然逐渐注意整顿内政，多方吸取汉族文化，改官制，立年号。阿那瓌复立后，重用汉人淳于覃，“以覃为秘书监、黄门郎，掌其文墨”。柔然还注意吸收中原汉区的生产技术。其逐水草而居，原无城廓。“天监中（510年前后），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未城”，作为冬季或夏季居住的聚集点以防御高车。木末城大概在张掖、敦煌之北汗庭的西南面。同时，柔然曾遣使至建康（今南京市），要求南齐派医生及织锦、造指南车和漏刻的工匠到漠北。遭拒绝，说明柔然需要中原地区的医师和工匠。柔然受汉族影响，在其后期，逐渐有了农业。如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阿那瓌被安置在怀朔镇北后，曾“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柔然不仅在政治上与北魏等有广泛联系，而且中原的经济、文化对它有很大吸引力。
柔然除了与北朝有交往，还屡次遣使南朝。早在5世纪30年代，柔然即不断与刘宋联络，以建立针对北魏的联盟。当时刘宋虽扬言“北伐”，但实无力攻北魏，因而对柔然所遣使臣亦“每羁縻之”。直至478年（刘宋昇明二年），刘宋为了借助外力摆脱内外困境，派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次年，到达漠北，“克期共伐魏虏”。柔然可汗即在是年，率30万骑进攻北魏，至塞上。南齐政权建立后，柔然又接连遣使贡献貂皮、狮子皮裤褶及马、金等物，企图联齐伐魏，并请派医师、工匠。但由于萧道成初即位，不敢贸然出师。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南齐使者至柔然，因不拜可汗被杀，致使双方交恶。
515年（南梁天监十四年），柔然始又遣使向南梁献马、貂裘等物。柔然使者往返江南与漠北的路线，由于北魏的阻挡，只能经西域、吐谷浑而抵益州，从益州迂回至建康。此外，柔然与西域的嚈哒、乌孙、悦般以及东北的乌洛侯、地豆于、库莫奚、契丹等均有一定联系。
柔然在阿那瓌可汗时，曾一度复兴。然不久，爆发了被奴役的部落和奴隶的反抗斗争。至6世纪中叶，居住在今阿尔泰山南麓的原柔然锻工——突厥部日益强大。522年（北齐天保三年），突厥首领土门（伊利可汗）因求婚于阿那瓌被拒绝，联合高车，发兵击柔然，瓌兵败自杀。柔然王室庵罗辰等逃至北齐，而留在漠北的亦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余众立铁伐为主；西部余众则拥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复为突厥击败投奔北齐，被安置于马邑川（今山西省朔县）一带。次年，庵罗辰等叛北齐返回漠北。经北齐追击，东部柔然基本上为之瓦解，庵罗辰下落不明。555年（北齐天保六年），突厥木杆可汗俟斤率军击溃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投奔西魏。西魏虽优遇邓叔子，“给前后部羽葆鼓吹，赐杂綵六千段”，但在突厥使者一再威逼下，遂将邓叔子以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使者，惨杀之于长安青门外，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柔然汗国灭亡，余众辗转西迁。有的学者认为拜占庭历史上的阿瓦尔（阿哇尔）人，即是被突厥灭亡后西迁的柔然人。而留在漠北的柔然余众逐渐融合于突厥、契丹部落之中。
南北朝时，由于战争俘获，主动归附及和亲陪嫁户等散居中原的柔然人有数十万。北魏为了充实北方边防，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以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与拓跋鲜卑军民杂居共处，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以供驱役。为了防止逃亡还将其中一部分迁入内地。柔然部众往往以逃回漠北的方式，反抗北魏的压迫，并掀起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如509年（北魏永平二年），迁到济州的柔然人曾乘北魏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起兵时，发动起义，渡过黄河，北上攻取郡县。六镇起义后，留在北边的柔然也曾起兵响应，进攻马邑。
北魏对俘虏或降附的一般柔然部众驱役压迫，而对柔然上层贵族却封官晋爵，男婚女嫁，和亲不绝，使之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固然是由于北魏统治者认为与之同源，血统高贵，故愿意与柔然王族通婚；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削弱、分化柔然政权本身，以减少来自北边的威胁，因此极尽拉拢之能事。崔浩曾云：“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反映了北魏对柔然贵族的优遇。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杂居共处，互相通婚等各种途径，大多先融合于鲜卑，最终被同化于中原汉族之中。从河南洛阳、山西雁门、代郡等地闾氏、郁久闾氏、茹茹氏、茹氏等一些姓氏，证实其先祖确系柔然人。
四、柔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生活习俗
（一）社会经济
柔然与匈奴、鲜卑均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为辅，后期略知耕作，主要作物是粟。汉文史籍中多次提及，柔然“随水草畜牧”；“所居为穹庐毡帐……马畜丁肥，种众殷盛”；“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等等。而大漠南北是游牧的好场所，“其土地深山则当夏积雪，平地则极望数千里，野无青草。地气寒凉，马牛齕枯噉雪，自然肥健”。牲畜以马、牛、羊为大宗，从动辄被对方截获马、牛、羊数十万头甚至数百万头，每次能动员数十万骑兵进攻北魏等，均可看出其牲畜量之大。养马业尤为发达，马匹不仅是游牧狩猎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柔然进行军事征战和防御敌人的重要军需装备，同时还可作为贡献礼品和贸易物品，如407年，社“献马八千匹于姚兴”，以结好后秦。后阿那瓌长女嫁与西魏文帝时，携“马万匹”，骆驼千头，均是其例。
狩猎在柔然社会经济中也占一定地位。柔然赠予北魏和南朝齐、梁的岁贡品，或与内地交换的方物中，除了马匹外，主要是狩猎中得到的皮货，如貂裘、豽皮、虎皮、狮子皮裤褶等野兽毛皮惑毛皮制品。
柔然在后期，如前所述，也利用虏掠来的汉人驱使耕作，主要作物是粟。北魏将阿那瑶安置在怀朔镇北、婆罗门在西海后，虽然也给种子，令“殖田以自供”，但仍不免饥饿，可见，农业在柔然经济中，并不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与中原交往，北魏多次赠给阿那瓌等“新干饭”、“麻子干饭”、“麦面”、“粟”等，特别是柔然上层已渐知“粒食”。
柔然的手工业主要有冶铁、造车、制铠甲、搭穹庐、制毡及毛皮加工等。据《周书·突厥传》载，阿那瓌曾骂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为“锻奴”，知突厥曾是柔然奴役下的铁工。那么阿尔泰山之阳，自然成为柔然的一个重要冶铁手工业基地，生产铁工具、武器、铠甲等供应柔然王庭。柔然还能生产大批轀车。阿那瓌之女嫁西魏文帝元宝炬时，随行的车竟达700乘。
由于畜牧业经济比较单一，手工业不甚发达，就决定了柔然需要与相邻地区尤其中原加强经济联系。通过朝贡、互市等途径，用牲畜和畜产品换取粮食、丝绸、铁器和其它日用品。元罕上表在关于赈济阿那瑶的问题上曾指出：“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柔然）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市易不许，往往引起战争。另一方面进入早期奴隶制的柔然贵族，也必然利用掠夺来作为增加财富和奴隶的重要手段。因此，柔然也与其它游牧民族一样，不断南进，与北魏及其它诸民族发生一系列和战关系。
（二）政治制度
公元4世纪初，当木骨闾从拓跋鲜卑的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时，柔然前身仅是一个氏族部落。车鹿会自号柔然后，它成为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一个“部帅”。凭借强悍的骑兵，不断征服和兼并邻近氏族和部落，柔然部落联盟首领和首长积聚了大量奴隶和财富，成为世袭贵族，王位的继承基本上是父子相袭。从车鹿会至社的约五代内，柔然的氏族、部落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掠夺战争中，许多新的氏族、部落并入柔然部落联盟之中，而原有的氏族、部落在拓跋鲜卑的进攻下逐渐瓦解或重新组合，原有的血缘关系遭到一定破坏，氏族成为建立在地域和经济关系上的军事行政单位。
在柔然内部、阶级分化和贫富悬殊也越来越大，世袭的可汗、酋长、大人等及一部分平民通过掠夺战争获得了大量财物和奴隶。而有的平民却日益贫困，被迫依附于贵族，甚至沦为奴隶。因而逐渐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5世纪初，社统一漠北后，立军法，建官制，初步具有早期奴隶制国家的特点。
柔然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可汗，相当于匈奴的单于。其下设大臣，辅佐可汗管理内外事务。每一可汗按其行均有号，如社为柔然开国之主，故号“丘豆伐”，即“驾驭开张”之意。大臣亦有号，如莫弗（莫何，勇健者、酋长之意）、莫缘（圣人之意）等。大官的官职有国相、国师、俟力发、吐豆发、俟利、吐豆登、俟斤等。国相，如《南齐书·芮芮虏传》记有国相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主要掌管行政、外交，为文官之首，相当于中原的丞相。国师，由僧人担任，主要掌管宗教事务，如据《大藏经·高僧传》第八《释法瑗传》载，法瑗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教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俟利发，也作俟匿伐，职位很高，为可汗族系担任，掌一方之军权。此官号后为突厥所继承。吐豆发，亦作吐头发、吐屯发，仅次于俟力发之官职，为柔然王族担任。如《北史·蠕蠕传》提及546年，“阿那瓌遣其吐豆发郁久闾汗拔、姻姬等送女于晋阳”，与高欢成婚。《北齐书》和《魏书》还载有“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阿那瓌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一万南出”等。俟利，《古今姓氏书辩证》云：“其官者俟利，犹中国方伯也。”位于俟利发、吐豆发之下。如《北史·蠕蠕传》提及的俟利阿夷普掘等。吐豆登，一说为吐豆发之讹，或与吐屯同，其位在俟利发、吐豆发、俟利之下。俟斤即奇斤，先为官号，旋转为氏，位于吐屯之下。《资治通鉴》卷八四，梁武帝萧衍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条曾记有遣俟斤尉比建朝贡之事，胡三省注云：“俟斤，柔然大臣之号。俟，渠希翻。”
综上所述，柔然大官号及等级比较简略，除了国相、国师主要是掌行政、宗教事务外，其余官职皆主管军事兼民政。而所有成年壮丁皆编为骑兵，平时放牧牲畜，战时拿起武器上马作战。行军时，骑马携带自己的牲畜、财物和妻孥，即所谓“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从可汗、大臣至基层均是按军事编制，是一个军事与民事合一的游牧政权。在各部大人下，柔然又仿照北魏之制，设置了统千人之军将和统百人之幢帅。《魏书·蠕蠕传》称社呛“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柔然各部首领经常于敦煌、张掖之北汗庭集会议事，如当可汗继承发生问题时，有权罢免或另立新汗。
柔然中后期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北魏的典章制度对其影响颇深。从464年（北魏和平五年），予成即可汗位后，仿中原王朝之制，建立年号“永康”，后其它可汗分别用过“太平”、“太安”、“始平”、“建昌”等年号。官号除国相等外，阿那瓌时，还仿中原官制，设侍中、黄门等。
（三）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1.语言文字柔然统治集团源于东胡拓跋鲜卑，语言基本上同于鲜卑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由于建立政权后，氏族、部落庞杂，也不免受到属突厥语族的敕勒语等影响。柔然早期无文字，不识书契。《宋书·索虏传》云：柔然“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但后期有些大臣可能会使用汉文书写来往信件。如据《南齐书·芮芮虏传》载，柔然国相邢基祗罗回曾遣使奉表南齐，表大概是用汉文书写，其格式与所引典故，似均出汉族士大夫之手。有两种可能，一是邢基被罗回精通汉文；二是由在柔然的汉族士大夫执笔。说明汉文化已对柔然产生一定影响。《南齐书》还提到刘宋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由于南北朝期间，无论是北魏或北齐、北周均通行汉语，从阿那瓌任命南齐人淳于覃为秘书监黄门郎、专掌文墨亦可略见一斑。
2.宗教信仰柔然除了保存匈奴以降蒙古草原所盛行的萨满教外，还兼奉佛教。柔然人崇拜自然，盛行巫术、巫医。巫一般由妇女担任，用以祈求天地鬼神。《梁书·芮芮传》提及：“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魏书·蠕蠕传》更是详细地记载了女巫、巫医是豆浑地万的故事。地万年二十许，设计将柔然可汗丑奴弟祖惠劫去。然后对丑奴云：“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仲秋，在大泽中设帐屋，斋洁七日，祈请上天。经过一夜，祖惠忽在帐屋内出现。丑奴受惑，称地万为圣母，纳为可贺敦。后地万为丑奴母侯吕邻氏所杀。说明在柔然，巫常假托神鬼进行祭天求神活动，巫为人治病，故又称巫医。
柔然人后来受西域及中原的影响也逐渐信仰佛教。史载，511年（北魏永平四年），柔然可汗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僧人法爱曾在柔然政权中任国师。一些外地的僧人也陆续前往柔然，如南朝僧人法献，曾于475年（刘宋元徽三年），从金陵，西游巴蜀，历吐谷浑，道经柔然，至于阗。此外，从具有浓厚的印度佛教色彩的郁文闾婆罗门之名，也可看出当时柔然佛教已颇为流行。
3.婚姻习俗与匈奴、鲜卑略同。实行族外婚，如豆娶侯吕邻氏（也作候吕陵、俟吕邻氏）为妻。同时盛行收继婚和报嫂婚，子娶非生母及弟纳寡嫂（或兄娶寡弟媳）之事时有发生。如高欢死后，子高澄“从蠕蠕国法烝公主”，纳高欢所娶蠕蠕公主为妻。又豆死，从弟伏图“纳豆之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瓌等六人”。
柔然其它习俗，亦与游牧生活密切相关。如以东面为贵，“盖敬日之所出也”。据《北吏·后妃传》载，阿那瓌长女嫁与西魏文帝元宝炬时，因“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柔然尚保存杀仇敌之头，以作为酒器的陋俗。如丑奴擒高车王弥俄突后，“系其两脚于驾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衣食住行大致与匈奴相似。柔然人“编发左衽”，衣袖袍，穿裤，着靴，即《梁书·芮芮传》所记：“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衣锦，疑指柔然贵族所着，一般牧民大多以皮毛制品为衣，如毛裘、皮裤褶等。
一、月氏西迁
月氏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叶，分为大月氏和小月氏两支。大月氏逐步西迁，前往中亚阿姆河流域；小月氏仍留在甘肃省河西与青海省湟中一带。
早在商代，《伊尹朝献商书》中即已提及月氏。在《逸周书·王会解》中作禹氏，并云当时分布于周朝的正北方。《穆天子传》中作禹知，《山海经·海内东经》作月支。
《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大月氏“人民赤白色”，似属于欧罗巴人种。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月氏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说一种塞克语或东伊朗方言。据古希腊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的是西徐亚（斯基泰）游牧民中的阿西伊和吐火罗等部落。巴克特里亚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所以，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阿西伊和（或）吐火罗就是大月氏。
秦、汉之际，月氏分布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包括后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等地。
月氏是游牧民族，《史记》云：“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从有关月氏西迁以后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其传统的畜牧业在西迁前已具备一定基础。据三国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记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东晋郭璞《山海经注》云：月氏国多好马；有大尾羊，即羬羊。《元中记》则十分夸张地形容大月氏“日及”牛的健壮说：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
月氏原在匈奴之西，曾与匈奴多次发生冲突。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当时，月氏比匈奴强大。匈奴头曼单于遣太子冒顿至月氏作质子。头曼为了诱使月氏杀死冒顿，以便自己另立小儿子为太子，曾突然袭击月氏。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约在前206年匈奴大破东胡以后，冒顿又向西击走月氏。时大部分月氏人从今甘肃省西部，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致书汉文帝，告已派右贤王至西方寻找月氏，并予以击破；于是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均归附匈奴。当时乌孙尚在河西走廊西北部，楼兰在今新疆东部罗布泊至若羌一带，呼揭在阿尔泰山至斋桑泊之间。月氏则更向西撤，大概己抵达准噶尔盆地。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又西击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酒之器。月氏继续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进攻当地塞人，塞王率部南逃。此后，大月氏在伊犁河流域停留了10多年。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一阶段，当时仍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
早先，大月氏尚在祁连、敦煌一带游牧时，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乌孙新生王子猎骄靡被匈奴单于收养。长大后，在匈奴帮助下，重新统领乌孙部众。在老上单于死（前161年）前不久，猎骄靡为报杀父之仇，率部西进，攻破大月氏。从此，乌孙留居伊犁河流域。大月氏则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南下击败大夏（即位于阿姆河上游一带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降附于大月氏。大月氏建王廷于妫水（今阿姆河）北。这是月氏西迁的第二阶段，从此离开中国，立国于中亚。
后来，汉武帝准备联合月氏，东西夹击匈奴，于前139年（汉建元二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进行联络。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扣留了10余年，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到达大月氏。当时，早先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之夫人为王。她既君临大夏，当地富饶安乐，离汉朝又遥远，因此不再考虑对匈奴进行报复。张骞不得要领而归。张骞出使虽未完成主要任务，但大月氏之行，开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民族的联系，为中国同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约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大月氏的贵霜翕侯创立贵霜王国，2世纪初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公元3世纪王国分裂，直到5世纪才亡于嚈哒。在它存在的数百年间，曾多次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佛教，最初就是在东汉时由大月氏贵霜王国传入的。
大月氏的主体虽西迁阿姆河流域，但仍有一部分留在伊犁河一带，所以《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乌孙是现在哈萨克族三大部落之一，是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亦即在哈萨克的族源中也包含着一些大月氏的成分。
在大月氏西迁以后，月氏的另一支——小月氏仍留在中国西北，始终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之一。
《史记·大宛列传》云，大部分月氏人西迁以后，“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后汉书·西羌传》则明云：“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到东汉时，小月氏人的服饰、饮食和语言已“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取河西走廊，汉朝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小月氏归附于汉。史载：霍去病渡过居延水，到达小月氏地区，然后向祁连山进攻。当时小月氏在居延水（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附近）至祁连之间，即张掖、酒泉一带。
后来，有一部分小月氏人西迁至敦煌以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公元前88年（汉征和五年），羌族先零部的首领封煎等与匈奴通使，匈奴使者至小月氏传话给羌族。时小月氏西面的西域属于匈奴，南面的祁连山仍是羌族分布地区。前63年（汉元康三年）时，小月氏中的狼何部落分布在阳关（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城子）西南，离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和敦煌不远。由于小月氏属汉管辖，汉朝曾调月氏人参加征战。前61年（汉神爵元年），汉宣帝下诏，命长水校尉、酒泉候等率领婼羌（分布于今新疆若羌县东南）和“月氏兵四千人”，准备进攻婼羌。
到东汉时，小月氏虽与羌为邻已二三百年，深受羌族影响，但仍称胡，不称羌，《后汉书·西羌传》称之为湟中月氏胡，另有一部分则称之为义从胡。时小月氏依附于汉县官，与汉族交错而居。有7个大部落，共有能参加战斗的青壮年男子9000多人，估计其总人口在3万以上。分布在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和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和古浪县）一带。北凉沮渠蒙逊（401—432年在位）时人阚駰在《十三州志》中说：“西平（郡治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所指的也是这一地区。另有几百户月氏人在张掖，号称义从胡。公元101年（汉永元十三年）秋。烧当羌犯塞，护羌校尉周鲔曾调“属国湟中月氏诸胡”参加战斗。
直到三国时，小月氏的一些部落西迁于今新疆南部边缘昆仑山北麓一带。《魏略·西戎传》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黄牛羌“南与白马羌邻”。时小月氏已进一步和羌族融合。
再以后，小月氏人逐渐融合于羌族、汉族和邻近的其它民族之中，不再见于史。
二、塞种南下
月氏西迁，导致了塞人南下。
塞人，在西方史籍中被称为塞克（音）。《汉书·西域传》称之为塞种，意为塞族。
塞种在我国古代佛经中作“释种”。塞克在佛经中也有其它几种译名，如《杂阿含经》作“释迦”，《正法念处经》作“赊迦”，《孔雀王经》作“铄迦”，一作“烁迦”。当时塞种已南下，在乾陀罗之西，约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塞种原为横跨欧、亚两洲北部草原的斯基泰（西徐亚）人之一支，语言属东伊朗语。现在有一些学者又将东伊朗语专门称之为塞语。
自先秦至汉初，塞种分布在中亚锡尔河以北一带，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
塞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关塞克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波斯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58—前486年，前522年起在位）的贝希斯坦碑铭文中。在大流士一世的其它两篇铭文和薛西斯一世（前486—前465年在位）的波斯波利斯铭文中亦载之。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和地理文献，也多次提到塞人。在西方史学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年）的《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古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年—约公元20年）的《地理学》，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博物志》（一译《自然史》），建立地心宇宙体系的古希腊科学家托勒密（约公元90～168年）的《地理学指南》，古希腊历史和地理学家阿利安（约公元95～175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与阿利安约略同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史》等迄今传世的世界名著中，分别有若干关于塞克的民族特征、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战争经过等的描叙与阐述。
塞人主要从事游牧业，牲畜有马、羊、牛和骆驼。转移牧场时使用车辆。一部分塞人戴高而直的尖顶硬帽。这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曾先后同波斯帝国和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打过仗。塞族有一批马上弓箭手部队。塞克妇女亦擅长于射箭，同男子一起参加战斗。塞人中有王。《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可证。
《汉书》又云：“塞王南君罽宾（今克什米尔）。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塞种分散以后，其中一部分南下邻近的帕米尔高原北麓，即古代疏勒西北之地，建立了捐毒、休循两个小国，实际上不过是两个游牧部落。
据《汉书·西域传》载：捐毒国，王治衍敦谷（今新疆乌恰县西依根谷地）。有380户，1100人，其中500人能参加战争。即几乎有一半的人能作战，除了老人和小孩以外，一半人口中很可能包括一部分强壮的妇女，反映了塞人善战和妇女也参加战斗的传统特征。衣服同乌孙人相似，但原本是塞种。他们在葱岭（帕米尔高原）边上逐水草放牧畜群，过游牧生活。从捐毒西上葱岭，则是休循。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今帕米尔高原北麓阿赖谷地中的萨雷塔什）。有358户，1030人，其中480人能作战。休循人本是塞种，风俗和衣服已与乌孙人相似，从事游牧业。
休循和捐毒，是汉朝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两国，属汉西域都护统辖。
南下的大部分塞人逐步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脉，曾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喀布尔河谷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流域，建立过几个半游牧的小国。直到现在，赫尔曼德河下游，横跨阿富汗西部和伊朗东部的地区，仍称锡斯坦，即塞克斯坦（塞人之地）。
从伊犁河流域南下的塞王，后展转抵达克什米尔地区，成为罽宾国王。公元前48—前33年（西汉元帝）时，汉朝使臣关都尉文忠送罽宾来使返国，厨宾王欲杀文忠。文忠发觉以后，同容屈王之子阴末赴一起杀死罽宾王。文忠立阴未赴为新的罽宾王，并授予汉朝的印绶。但后来阴末赴与汉使臣军候赵德不和，导致罽宾与汉朝的关系恶化。汉元帝由于罽宾远在绝域，置之不理。此后，罽宾以来中国朝贡与贸易有利可图，仍旧每隔几年向中国派遣使节朝贡一次。
在许多塞种部落南下时，有一部分塞人仍留在锡尔河以北一带。其中留在伊犁河流域的，并入乌孙，《汉书·西域传》载：“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古代乌孙人是后来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之一。分布在今哈萨克草原的塞人后裔，最后也加入到哈萨克族中。在组成哈萨克民族的克普恰克、阿尔根等部中，有塞克——托哈拉克、别斯塞克、波尔塞克和卡尔塞克等部落。这些带有塞克名称的部落，都是古代塞人的后裔。
三、乌孙与汉的亲密关系
乌孙原先也游牧于祁连山和敦煌之间，是匈奴西边的一个小国。乌孙西击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以后，即留在过去塞种分布的地区，长期在那里繁衍生息。
乌孙西迁以后，由于吸收了当地的塞人和月氏人，所以人口迅速增加，军事实力不断上升，逐渐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据《汉书·西域传》统计，西汉时乌孙国共有120000户，63d00d人，其中能作战的有188800人。当时，天山南北（包括今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45个国和城，总共41570户，325091人，其中能作战的73504人。即乌孙的户数比上述诸国和城的总户数多近2倍，总人口多近1倍，能作战的人数多1倍半。因而乌孙在西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乌孙在种族方面具有明显的特征，唐颜师古注《汉书》云：乌孙人“青眼、赤须”。现代人类学家研究古乌孙人遗骨后认为，乌孙在种族方面与塞种接近，其头骨特征为：头颅圆形，前额微突，眼窝较深，直鼻梁，腮骨粗而微突。《汉书·西域传》对于乌孙分布地区的范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乌孙的南面是捐毒（今新疆马恰县西部）、姑墨（今阿克苏县一带）、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和焉耆（今焉耆县）等国，即隔天山山脉，“南与城郭诸国相接”。东面是乌贪訾离（今呼图壁县南部），即马孙的东界大致在今玛纳斯河一带。西面是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乌孙西北是康居，两国大致在今塔拉斯河以东不远处分界。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在今乌什县西北方向，约在“真珠河”（今中亚纳伦河上游）东南30里处。
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于汉，汉先后设河西四郡，开拓了前往西域的通道。汉武帝刘彻为了进一步削弱匈奴的势力，“断匈奴右臂”，并与西方大夏等国开展外交和贸易，于前119年派张春再次出使西域，同乌孙进行联系，前110—前105年（元封）中，乌孙昆莫王以1000匹马为聘礼，向汉皇室求婚。汉武帝封江都王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后来，汉朝又以楚王之孙女解忧为公主，嫁给继位的昆莫军须靡。通过两次和亲，乌孙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
当时，匈奴对于汉朝和乌孙都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双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元平元年）和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单于连续发大军进攻乌孙，夺其土地，俘其人民，并要乌孙将汉公主送给他，断绝与汉朝的联系。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莫）向汉朝求援。前71年（本始三年）春正月，汉宣帝从长安发骑兵15万，五将军分道并出，合击匈奴。同时派校尉常惠持汉朝符节监领乌孙的军队。乌孙昆弥亲率5万骑兵从西面进攻匈奴。这次战役，乌孙取得的战果最多，俘获单于的亲戚、名王、将领和军队4万人，夺得马、牛、羊、驴、骆驼70多万头。同年冬，匈奴单于自己统领骑兵万人袭击乌孙，掠夺了不少乌孙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回军时，途遇大雪，一天之内雪深丈余，人和牲畜大多冻死，最后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此时，趁匈奴衰败之机，丁令人攻其北，乌桓人入其东，乌孙人击其西。再加上天灾，匈奴许多人及牲畜冻饿而死。于是匈奴人口减少十分之三，畜群减少一半。从此匈奴大为削弱，内乱频仍，日益衰落。至公元前53年（汉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终于归附于汉朝。
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匈奴西边的日逐王归降汉朝。汉朝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监领天山南北西域三十六国，并督察乌孙。汉朝削弱匈奴，进而统一北方和西域，其中的关键是联合乌孙。乌孙在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汉和乌孙的联盟中，“和亲”起了巩固和加强联合的重要作用。解忧公主在乌孙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公主和乌孙昆弥一起连续上书，要求汉朝发兵和乌孙一起夹击匈奴，终于大败匈奴，并使之衰落。公主的长子元贵靡、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和孙伊秩靡等，世代相继为乌孙大昆弥（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大将。次子万年被莎车国人请立为莎车王。小女素光是乌孙若呼翕侯的妻子。长女弟史，在龟兹王绛宾一再求婚后，结为夫妇。公元前65年（汉元康元年）夫妻同至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龟兹王及夫人印缓。“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增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来，龟兹王又多次来汉朝觐见。喜欢汉人的衣服和制度，回国后，仿汉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绛宾死，子丞德继位，自称汉外孙，直到西汉末年仍不断来觐。汉皇室待之甚厚。
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各国敬重信任冯嫽，尊称之为冯夫人，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当乌孙故肥王之子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时，冯夫人说降乌就屠。汉宣帝专门召见冯夫人，并派谒者竺次为正使，期门甘延寿为副使，送返乌孙。冯夫人“锦车侍节”，召唤乌就屠到乌孙首府赤谷城，听候长罗侯常惠的安排。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冯嫽随年近七十的解忧公主回长安。又因新继位为乌孙大昆弥的公主之孙星靡年少，请求再去乌孙辅佐星靡。汉帝允之，派兵100人护送前往。冯嫽是解忧公主非常得力的助手，身为一弱女子，远行数千里，代表汉朝和公主，团结了乌孙和西域城郭诸国，在历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乌孙国自狂王以后，汉立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以汉朝的印绶。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领6万多户，小昆弥辖4万余户。乌孙的大吏、大禄、大监等高级官员亦均佩汉朝的金印紫绶。
由上可知，有关乌孙的军国大事，都由西汉中央王朝直接过问、决策和处理。同时，西域都护也对乌孙进行督察和协助。都护段会宗曾助乌孙招回逃亡的群众，稳定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小昆弥拊离被弟日贰杀死。汉立拊离子为小昆弥。乌孙贵人姑莫匿等将逃亡的日贰刺死。为此，都护廉褒赏赐姑莫匿等每人金2o斤、缯300匹。后来，小昆弥末振将之弟卑爰疐北附康居，企图兼并大、小两昆弥。因此，两昆弥更加亲近并依赖汉西域都护。公元1—5年（汉元始）中，卑爰疐降汉，被封为归义侯。而卑爰疐又侵凌大、小昆弥。都护孙建为了保护两昆弥，将卑爰疐杀死。
乌孙是游牧民族。“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饮食、衣服和住房都使用畜牧业产品制作。国内盛产马匹，富人有马多达四五千匹。乌孙出好马。汉武帝初得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得大宛汗血马，更为健壮，就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随着汉公主及其大批侍从、汉使臣和众多屯田将士进入乌孙，乌孙使者、贵族及众多随从人员前往长安，双方迅速开展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乌孙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发展。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世纪及以后的乌孙墓葬中，发现了碾谷子的石碾、磨盘和青铜镰刀等农具，以及谷物等。从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墓葬中发现许多反映定居生活特征的平底陶罐，以及更多的金属陪葬品和铁锅等铁器。在新疆昭苏具的一座乌孙墓的封土中，出土了一件3公斤重的铁铧。在汉朝西域都护和驻在乌孙的汉公主等大批汉人的影响下，随着本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乌孙社会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
后汉时，乌孙仍归附于汉朝。公元74年（汉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等非常高兴，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公元83年（汉建初八年），汉章帝遣卫候李邑为使者，赐给大小昆弥及其下属锦帛。三国时，《魏略·西戎传》载：丝绸之路的北新道西行至乌贪国（即《汉书》中的乌贪訾离），“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当时，乌孙无变化，仍维持原状。南北朝时，乌孙因遭柔然侵袭，已西迁入葱岭山中。公元437年（北魏太延三年），北魏招抚西域各国的使臣散骑侍郎董琬等“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乌孙王还向董琬介绍破洛那（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今中亚塔什干）两国的情况，并派向导和翻译陪同北魏使者前往。当董琬等东返时，乌孙又遣使者同至北魏朝贡。此后，乌孙多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在《辽史·太宗纪》中，有938年（会同元年）八月“庚子，吐谷浑、乌孙、靺鞨皆来贡”的记载。《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中有“乌孙国王府”。疑辽下属的乌孙国王府，实际上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因乌孙人曾“来贡”而虚设的。
当15世纪中叶哈萨克族形成时，乌孙人加入进去，成为其中最大的一个部落，并且是哈萨克族三个玉兹（部落联盟）之一大玉兹的主体部落。现在居住在伊犁地区的阿尔班、苏万、札赖亦尔等部落都是从乌孙中分离出来的。古代乌孙人即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四、城郭诸国
西域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原有三十六国，其地域，东面以玉门、阳关为限；西侧止子葱岭。
据《汉书西域传补注》考订，三十六国是：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秆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
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
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
关于城郭诸国的族属，史书上无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仅在叙述大宛的情况时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魏书·西域传》才直接提到城郭诸国，“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亲自经过西域的唐朝名僧玄类在《大唐西域记》中云，佉沙（今新疆喀什市）人‘：文身绿睛”……上述记载所说的都是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各地及敦煌千佛洞等处，发现了大量用婆罗米字体书写的古代文献。“就现已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公元后三世纪至十一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言，与现在塔什库尔千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中世纪和阗出土的文书语言现通称为和阗——塞语，巴楚的称托姆舒克——塞语”。公元3—11世纪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城郭诸国的语言情况，大致如上所述。
至于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北部诸国的语言，“有的学者主张把……汉、唐时期在我国新疆阿克苏、库车、焉耆、高昌一带流行的语言，分别改称为龟兹语（乙种方言）和焉耆高昌语（甲种方言）”。这两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与印欧语中的k类语言关系较近，但它从突厥语、伊朗语，后来又从梵语中借入了许多词汇。
城郭诸国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人民大都是定居的农业劳动者，有城郭、农田和牲畜。且末以西和以北各国都种五谷，土地草木、畜牧业和兵器生产等和仅族地区大体相伺。许多地方还出产葡萄等瓜果。
西汉时，西域已有手工业、采矿和冶炼等生产。除著名的于阗玉以外，莎车以青玉著称，鄯善也出玉。姑墨产铜铁和雌黄，莎车有铁矿山，龟兹出铅。龟兹能进行冶炼和铸造。鄯善可制作弓、矛、刀、剑等武器。
商业也初步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疏勒，由于它地处通往大宛、大月氏和康居的丝绸之路北道的枢纽位置，从而形成了由若干商店组成的市场。其余各国也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汉搜粟都尉桑弘羊说：轮台附近各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易谷食”。
城郭诸国在国王以下设有各种官职。在一般情况下，大国的官多，小国的官少。官最多的是龟兹，有“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在以上29名官员中，武职占多数。戎卢、渠勒两小国，未设官职，但人数最少的单桓国，仅27户，却设有辅国侯、将、左都尉、右都尉和译长共5人。几乎各国都设有译长，以便在汉朝官员和当地统治者之间进行语言沟通。
“西域三十六国”于汉哀帝、平帝时（公元前6年—公元5年）分裂成55国。东汉初，都善、于寘（阗）和车师三国曾分别兼并附近的一些小国。大概在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以后，都护进行了干预，被兼并的小国又纷纷恢复独立。东汉时，于阗从西汉时的3300户19300人增至32000户、83000人。焉耆从4000户、32100人增至15000户、52000人。疏勒亦从1510户增至21000户。当时于寘、龟兹、疏勒是西域三大强国。
三国时，各大国又兼并附近的小国。丝绸之路南道的两大国是鄯善和于寘。中道的大国是焉耆、龟兹和疏勒。北新道上的大国是车师后部，曹魏赐其王守（署理）侍中官职，号大都尉，受魏王印。
晋代，焉耆和龟兹是西域大国。晋武帝太康（280—289）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于晋。后其子龙会曾称霸西域，葱岭以东各国均听其号令。焉耆王室以龙为姓。直至632年（唐贞观六年），焉耆王的姓名尚为龙突骑支。公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汉西域都护班超立白霸为龟兹王。据《晋书·四夷传》记载，吕光（338—399年）伐龟兹时，国王为白纯。《魏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均云龟兹王室姓白。龟兹在长达500多年间，焉耆在300余年间，仍保持原来的王室，世袭的统治集团没有发生更迭。其它西域城郭之国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南北朝时，据《魏书·西域传》载，鄯善、于阗、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等大国仍旧存在。且末、蒲山（皮山）、姑默（墨）、温宿、尉头等国则分别附属于上述各大国。
五、游牧诸部
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有许多游牧“国”。其特征是人民“随畜逐水草”过游牧生活。除个别例外，都没有城。国王以某一山谷为其统治中心。
游牧之国一般人口不多。实际上大多是一个游牧部落被称为一个“国”。其中最大的是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并且“主治卢城”。5000人的游牧国有桃槐、蒲犁和山国。5000以下2000人以上的有4国。不到2000人的有9国。另外4国只有几百人，其中乌贪訾离最小，仅41户，231人。《汉书·西域传》中载21个游牧国共有7380户，49564人。其人口数仅占西域总人口的15.3％。游牧诸国大都分布在西域的边缘地区，即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一带。昆仑山北麓，从玉门、阳关往西南，直到葱岭，在这一漫长地带游牧的大多是羌人的部落。《汉书·西域传》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即指羌人建立的婼羌国而言。此外，小宛、戎卢、渠勒、于阗、难兜等国附近的南面，均有其它婼羌部落。昆仑山西段北麓的西夜、子合、蒲犁、依耐和葱岭上的无雷等国，也是“其种类羌氏行国”。1949年后在新疆沙雅县发现“汉归义羌长”铜印，表明汉代羌族的足迹远达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面的边缘地带。
游牧诸国中，族属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塞种建立的休循国和捐毒国。乌贪訾离国则为匈奴部落。是公元前48—前33年（汉元帝）时归降西域都护的东蒲类王部众，被安排到乌贪訾离地方放牧畜群。其它游牧国家，大概多半是操古东伊朗语的部落。此外，三国时从婼羌国西到葱岭的昆仑山中，尚有“月氏余种”存在。
乌孙对于同它邻近的游牧之国有一定影响，例如无雷虽然风俗习惯和子合国相同，但衣服穿戴却类似乌孙人。衣服类似乌孙的，还有尉头国，以及休循和捐毒两个塞种之国。
上述游牧国家的牲畜有牛、马、骆驼、驴和羊等。当时已有骡，《汉书·西域传》中写作赢。西汉时著名的大宛“天马”和乌孙“西极马”以外，蒲类国也出好马。
游牧国大多不从事农业。他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向邻近的城郭之国交换粮食。也有个别国家，例如依耐，生产少量粮食，但仍主要依靠邻国供应。及至后汉时，在邻近的城郭诸国和汉朝屯田的影响下，蒲类和东且弥两国的游牧民虽仍以畜牧业为主，但也耕种一定数量的农田。
汉代西域的游牧国，有的已知开采铁矿石和生产铁器。如婼羌国从当地的山中采铁，加以冶炼锻铸，自己制造弓、矛、服刀、剑和盔甲。山国的山中也产铁。
游牧诸国在官职设置方面，塔里木盆地南北有所不同。南面昆仑山北麓的羌族等部落，因为地点偏僻遥远，婼羌、西夜、子合、依耐和无雷等国均未设官。只有蒲犁国因人口较多，又离城郭诸国较近，所以设置了官职，但也只有侯和都尉各1名。北面天山一带的各游牧国却普遍设有各种官职，即使只有41户的乌贪訾离国，也有辅国侯、左都尉和右都尉等3人。以上诸国交通比较方便，离汉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驻地也近，在汉朝的督促下，他们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设置较为完备。
东汉时，车师后部户口有较大增长，从西汉时595户、4774人增至4000余户、15000余人，成为天山北麓最大的国家。东且弥国也从不足2000人，增至5000多人。其它游牧诸国变化不大。
三国时，西域的游牧之国有所减少。昆仑山北麓，除分布有“月氏余种葱花羌、白马、黄牛羌”外，婼羌国依旧存在，西夜、依耐、满（蒲）犁等皆属疏勒。葱岭北的捐毒、休脩（循）亦属于疏勒。天山西南麓的尉头属于龟兹。东部天山一带的东且弥、西且弥、毕（卑）陆、蒲陆（类）、乌贪（乌贪訾离）等国，附属于车师后部。库鲁克塔格山脉中的山王国（山国）属于焉耆。
南北朝时，见于记载的游牧国更少。《魏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只有且弥国（王治于西汉时西且弥的天山东于大谷）、尉头国（仍附属龟兹）和乌孙国（已西徙葱岭）。另外出现了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国家悦般。它位于龟兹以北，一般认为在乌孙故地。当匈奴西迁时，在其地留下了一部分老弱人等。逐渐生息繁衍，发展成为国家。南北朝时已经是一个“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的大国。
其后，西域上述游牧诸国或部落，越来越少，它们逐渐融合到邻近的兄弟民族中去，而不再见于史。
六、西域诸族与汉族的密切联系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四年）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支，略定西域楼兰等26国。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监领西域，向各国收取赋税。由于西域富饶，匈奴搜括到很多财富，从而增强了他的实力。
汉武帝刘彻时，大宛杀以重金求购好马的汉朝使者，并夺其财物，公元前104年（西汉太初元年）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经过四年争战，汉朝取得胜利。于是西域震动，各国纷纷向汉遣使贡献。汉朝从敦煌往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一路上设立了许多岗亭；并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境内）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境）各派几百名兵士屯田。置使者校尉统领其事。这是汉朝在西域设官和屯田之始。
至汉宣帝时，遣卫司马郑吉监领丝绸之路南道各国。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澈销僮仆都尉。汉朝任命郑吉为都护。监领南、北两道。从此，玉门和葱岭之间的整个西域为汉朝管辖，由西域都护驻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策云）直接统辖。
从汉宣帝刘询时起，至西汉末，汉朝先后任命过18位西域都护。其中，段会宗两任都护，四次安辑乌孙，最后以75岁高龄病死于乌孙。西域城郭诸国为之发丧立祠，追念其恩德。东汉的西域都护以班超最为著名。超绥定西域，当时王门关以西葱岭以东50余国均“纳质内属”于汉。班超从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前往西域，102年（东汉永元十四年）八月抱病返回长安，九月逝世，享年71岁。超在西域30年，深受西域各族人民爱戴。先是公元75年，超奉调回京，路过于寘。当地的王侯百姓哭诉“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超留下。汉和帝刘肇称赞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班超确是一位想西域诸民族之所想的汉朝好使者，因此得到西北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西域都护的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丞各1人，司马、候、千人各2人。副校尉是都护的副手。都护之下还有戊已校尉。戊己校尉领兵屯田，其下属有丞、司马各1人，候5人。西域各地的屯田官有伊循都尉（公元前77年置）、宜禾都尉（公元73年置，屯田伊吾卢）和伊吾司马（公元121年置）等。
除了直接派官员、将校与屯田士卒驻守西域以外，汉朝并且册封当地各级首领。西汉时西域50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
西域一些国曾由汉朝册立新的国王。例如，公元前77年（西汉元凤四年）立当时在内地的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改其国名为鄯善。前65年（西汉元康元年），卫候冯奉世路过莎车，将杀死前王而篡立的呼屠徵击斩之，另立新的莎车王。东汉时，班超曾先后改立疏勒、龟兹、焉眷、尉黎、危须、山国等王。西域长史班勇曾改立车师后部王和东且弥王。公元132年（东汉阳嘉元年）和175年（东汉熹平四年），汉朝曾两次帮助拘弥复国，重新立王。上述事实充分表明西域诸国均在汉朝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汉朝多次在西域各地屯田，并筑城垒，建烽燧，有战事则调动各国军队协同作战，对维护西域诸族的安全，伸张正义，保卫祖国边疆，具有重大意义。
西域诸国向汉朝派遣侍子，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汉时，楼兰、大宛、莎车等国曾遣侍子入汉。公元45年（东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车师等18国主动遣侍子至汉朝，并请求重新派都护至西域，东汉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未受此请。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平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当西汉初西域属于匈奴时，匈奴把西域诸族当作“僮仆”，重加搜括剥削。与之相反，在汉朝领有西域后，不但不收取赋税，并且厚加赏赐。《汉书·西域传》赞曰：“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莎车王延常诫其子云：“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反映了西域诸族要和汉朝加强紧密团结的愿望。
三国时，西域诸国经过兼并，合并成20个国家。222年（曹魏黄初三年），西域各国又“款塞内附”。于是曹魏设戊己校尉领护西域，如汉朝故事，迄晋不改。曹魏和西晋两朝所设西域官还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宜禾伊吾都尉等。晋朝封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和于阗等西域5大国之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王。车师前部、鄯善、龟兹、焉耆等国曾遣子入侍于晋。
西晋亡后，前秦和割据河西的前凉、后凉、北凉、西凉，曾对西域行使一定的管理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前凉在今吐鲁番盆地设高昌郡，并立田地县。此为高昌按照内地行政建制设官之始。前凉还设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和伊吾都尉等官。前凉王张骏曾派军队伐龟兹、焉耆、鄯善、于阗等国。西域降附于前凉。
公元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前秦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等伐龟兹、焉耆等国。这是一次掠夺性的进兵。吕光讨平西域，所获珍宝以万万计。苻坚任命他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西域各国将保存了几百年的汉朝颁发的旧节传交给吕光，换领新的节传。
吕光建立后凉王朝以后，命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出镇高昌，西凉建立后，406年，鄯善和车师前部王遣使向西凉朝贡。
417年，后秦以西凉主李歆为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422年西凉亡后，北凉继续任命官员担任高昌太守。
公元435—439年（南北朝，太延时）中，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和车师等国遣使向北魏朝贡，北魏派散骑侍郎董琬和高明等去西域招抚诸国。西域16国又派使臣随董琬向北魏贡献。从此，西域诸国的使臣相继踵至，连年不断。北魏亦先后派出几十批使者访问西域诸国。
448年（太平真君九年），北魏王朝派韩拔为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鄯善，同内地郡县一样规定当地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北魏又遣万度归讨平焉耆，设焉耆镇。北魏在焉耆设有粮仓，450年开焉耆仓救济车师王车夷落所部人众。高昌王麴嘉及其子孙曾多次受北魏王朝册封。当时西域诸国降附于北魏。
西域诸族与内地汉族等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体现。自汉武帝通西域以后，汉族生产的丝绸大量输往西域。后人称当时前往西域的道路为“丝绸之路”。汉族所掌握的冶铁、锻铸、养蚕、缫丝、织绸、刺绣、牛耕、凿井开渠、建筑宫室和油漆等先进生产技术，相继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诸族的经济发展。汉朝的典章制度也逐步在西域有所实施，而以龟兹和莎车两国采用为多。
从汉朝到南北朝，内地的货币五铢钱大量流入西域。于阗国铸造的汉佉二体钱（和阗马钱）更体现了西域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密切关系。钱的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为“重计四铢铜钱”，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心为马或骆驼图案，周围以佉卢文标明当时于阗王的姓名与称号。佉卢文至公元3世纪末即不通行，汉佉二体钱当铸于东汉后期至魏晋之际。此种钱用汉文标定币重，既表明它是汉魏王朝下属的地方货币，又反映出于阗同内地的贸易及人员往来十分频繁。
这一时期西域的农作物等大量传入内地，对汉族的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葡萄和苜蓿，还有石榴、黄兰、酒杯藤、胡麻、胡豆（蚕豆）、大蒜、核桃等等。此外，西域良种马的大量输入内地，也有利于汉族畜牧业生产，并供应军需之用。
西域诸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音乐交流，对丰富内地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汉族乐器传入西域的有古琴、钟、鼓等。西域乐器传入内地的有胡角、横吹、筚篥、曲项琵琶和竖头箜篌等。著名的龟兹乐在吕光时传入内地。龟兹乐所用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萧、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15种。疏勒乐则在南北朝时传至北魏，其中包括歌曲、舞曲和解曲等，使用10种乐器。
对于我国古代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佛教，通过西域，于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内地。东来的佛教僧人中有不少是高昌人，也有于阗人和龟兹人等。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344—413）即生于龟兹。他精通梵、汉语文，在长安主持译经74部384卷，对佛教在中国的传布曾起过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期间许多汉族僧人也通过丝绸之路前往西域和印度等地取经。公元260年沙门朱士行从于阎得佛经梵书正本90章。上述东来西往的佛教徒，对于西域诸族和内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柔然
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
一、柔然的族源、称号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等。北朝的碑志、杂曲中，往往泛称之为“匈奴”、“鬼方”、“凶奴”、“猃狁”、“北虏”、“北狄”等。“柔然”名号始于车鹿会之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北魏后期柔然又以“茹茹”作为自称或姓氏。“柔然”一词，有认为是“聪明、贤明”之意，或认为含有“礼义、法则”之义，或认为源于阿尔泰语的“异国人”或“艾草”等。
关于柔然人的来源，由于史籍记载歧异、简略，有东胡、鲜卑、匈奴、塞外杂胡诸说。如《魏书·蠕蠕传》提及蠕蠕为“东胡之苗裔”、“匈奴之裔”、“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宋书·索虏传》、《梁书·芮芮传》均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而《南齐书·芮芮虏传》则以为是“塞外杂胡”。此外，欧洲历史著作中有称柔然为“阿哇尔人”（avars），认为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名叫阿哇尔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和龙蛇侵扰，向中亚迁徙，迫使savirs等族向西奔逃。阿哇尔即是柔然。而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或认为柔然与悦般同族。
实际上，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服属。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根据《魏书》、《北史》及其它南北朝至隋唐有关史书记载，柔然所统辖的姓氏共有60余种，其中属于柔然的民族、部落有郁久闾氏、俟吕邻氏、尔绵氏、约突邻部、阿伏干氏、纥奚部、胏渥氏；属东胡鲜卑的有托跋氏、丘敦氏、无卢真氏、树格干氏、尉迟氏、谷浑氏、匹娄氏、勿地延氏、莫那娄氏、叱豆浑氏、库褥官氏、温盆氏、树黎氏、乌氏（乌洛侯）；属于敕勒的有乙旃氏、斛律氏、副伏罗氏（部）、达簿干氏、屋引氏、他莫孤氏、奇斤氏、泣伏利氏以及东部高车等；属于匈奴余部的有拔也稽部（一说属敕勒）、贺术也骨部、乌洛兰氏；属于突厥的有阿史那氏；属于西域诸胡的有龙氏、高氏（一说为汉人）、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侯医垔等。此外，柔然内部还有一些汉人。由上可知，柔然主要是鲜卑、敕勒、匈奴和突厥等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因此，东胡之裔、鲜卑一支、匈奴别种之说，亦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但就柔然统治者的世袭贵族而言，无疑是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的。柔然一个归附北魏的首领阿那瓌曾对北魏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朕已具之”，以表示认可。故有的史书直称柔然可汗社为鲜卑社或河西鲜卑社。说明柔然、拓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祖源，皆由鲜卑与匈奴融合而成。柔然贵族是从拓跋鲜卑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随着柔然势力在大漠南北的发展，与进入中原地区的拓跋鲜卑分道扬镳，出现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二、柔然兴起及与北魏等关系
公元3世纪中叶，柔然的最高统治集团郁文闾氏之始祖木骨闾，是力微时被拓跋鲜卑掠获的奴隶，后免为骑卒。3世纪末，猗卢总摄拓跋三部时，木骨闾恰因“坐后期当斩”罪，“亡匿广漠谿谷间”，并集合逃亡者百余人，依附游牧于阴山北意辛山一带的纥突邻部。木骨闾，一说为“首秃”（或指髡头）之意，由于“木骨闾与郁文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卒，子车鹿会雄健，不断兼并其它部落，拥有不少部众和财富，成为世袭贵族，以柔然自称。役属于拓跋鲜卑，“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正如崔浩所云：“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车鹿会死后，经吐奴傀、跋地，至地粟袁卒，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今内蒙自治区河套东北、阴山以北一带原柔然游牧地。縕纥提所统的西部，从河套向西扩展到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代国被苻坚灭后，柔然曾一度依附于朔方塞外的铁弗匈奴刘卫辰部。
拓跋珪恢复代国称魏后，于391年（北魏登国六年）向柔然发动进攻，匹候跋和縕纥提率部降魏。后縕纥提子社杀匹候跋，尽并其部，掠五原以西诸郡，远遁漠北。此时，正值北魏建国初期，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后秦、后燕、西秦以及南燕、南凉等政权互争雄长，无暇北顾，因而给柔然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社攻破敕勒诸部落，尽据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势力益振。接着又袭破蒙古高原西北的匈奴余部拔也稽，尽并其众。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民族纷纷降附。柔然统一漠北后势力所及：“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亦即东起大兴安岭，南临大漠，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占有准噶尔盆地，与天山以南的焉耆接界，北至今贝加尔湖，“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柔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即在今鄂尔浑河东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
402年（北魏天兴五年），社自称丘豆伐可汗，为了适应军事征伐的需要，仿效北魏，立军法，置战阵，整顿军队，建立可汗王庭，使柔然迅速由部落联盟进入早期奴隶制阶段，后人亦称之为柔然汗国。骑兵似“风驰鸟赴，倏来忽往”，形成一支威震漠北的强大力量。
从402年（天兴五年）社称汗至487年（太和十一年，豆太平三年年），敕勒副伏罗部脱离柔然为止，为柔然的兴盛时期。柔然统治者一方面继续采取近攻远交，联合后秦、北燕、北凉，共同对付北魏的策略；另一方面，不断对北魏北境进行骚扰和掠夺。北魏则对柔然采取“讨伐”方针，以解除北边威胁，统一大漠南北及掠夺财富。因此，在80来年中，柔然南扰和北魏北袭均达20余次。
社称汗前后，正是北魏迁都平城不久，柔然的崛起成为北魏进取中原的后顾之忧。而北魏的强盛又是柔然南进的阻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魏，案然和后秦、北燕等结成抗魏联盟。例如407年（北魏天赐四年），社弟斛律献马3000匹于北燕冯跋，聘冯女乐浪公主为妻。大檀为可汗期间（414—429），曾遣使北燕，献马3000匹、羊万只，并向南朝刘宋政权朝献。
从社、斛律至大檀的20余年间，柔然几乎每年要袭击魏边。北魏也发兵北伐，乃至亲征或巡边，并在沿边加强屯田和设置军镇，屯驻重兵，拱卫平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讨灭赫连夏、北燕、北凉的过程中，七次分道进攻柔然。429年（北魏神二年），拓跋焘率军分东西两路进攻柔然大败之，大檀率部西走，柔然“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焘率军追至兔园水（即推河，今蒙古国吐沁河），然后“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今甘肃省弱水），北度燕然山（杭爱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时高车诸部也乘机摆脱柔然的羁绊，“抄掠柔然”，高车、柔然先后归附北魏者，有30余万。
从此，柔然大伤元气，大檀愤悒发疾死，子吴提继立，号敕连可汗。431年（北魏神四年），遣使贡马通好。在此期间，北魏南御宋兵，东灭北燕；西灭夏国和北凉，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取得北边安宁，也采取和亲政策。
434年（北魏延和三年），吴提娶西海公主为妻，而拓跋焘亦立吴提妹为夫人，后进至左昭仪。吴提命兄秃鹿傀等数百人送妹至北魏，并献马2000匹。煮亦厚礼相答。但和亲并未能维持多久，双方围绕争夺西域问题，又发生武装冲突。
460年（北魏和平元年），柔然吞并高昌，470年（北魏皇兴元年）进攻于阗。于阗向北魏求援，北魏以路远未发兵。
472—473年（北魏延兴二年至三年），柔然又进攻敦煌，欲断北魏通向西域的商路。于是北魏先后连续9次出兵漠北，袭击柔然。仅470年（皇兴四年）一次就“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柔然势力再度削弱，予成可汗屡遣使“求通婚娉”。北魏孝文帝元宏即位后，冯太后执政，在对待柔然的问题上，稍改太武帝拓跋焘武力进攻的策略。元宏曾说：“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屡出征伐者，以有未宾之虏故也。今朕承太平之业，奈何无故动兵革乎！”柔然也改变方针，对北魏以媾和为主，互遣使者，“岁贡不绝”。
三、柔然的衰亡
公元5世纪后半叶，柔然内部的被奴役部落连续反抗和逃亡，大大削弱柔然的力量。487年（北魏太和十一年），原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10余万落西迁，脱离柔然的统治，至车师前部西北，建立高车国，自立为王。柔然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彼此间展开了30来年的争战，柔然由盛转衰了。
公元6世纪初，柔然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汗位，发生内讧。520年（北魏正光元年），可汗丑奴为其母及大臣所杀。其弟阿那瓌刚继位10来天，就被族兄示发战败，投归北魏，受隆重迎接，位藩王下，安置于燕然馆，封之为朔方郡公、蠕蠕王。杂曲歌辞“阿那瓌”描写其在洛阳出行盛况云：“闻有匈奴主，杂骑起尘埃，列观长平坂，驱马渭桥来”。后阿那瓌从兄婆罗门又率数万人击溃示发，自号称偶可社句可汗，旋为敕勒驱逐，率10万骑归降北魏。
面对当时形势，北魏采取了保存柔然，分其势力，以牵制和抵御日益强盛的高车国的策略。将阿那瓌安置于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北的吐若奚泉，婆罗门置于居延海附近的故西海郡（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522年（北魏正光三年），婆罗门叛离北魏，抢掠凉州，欲投奔嚈哒（嚈哒汗三妻，皆为婆罗门姐妹），被北魏追擒归于洛阳，越二年死于燕然馆。次年，阿那瓌也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聚兵30万，扣留北魏使臣，驱掠魏边“良口二千，并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退还漠北。是年，北魏爆发了六镇大起义。为了维护自己统治，525年（北魏孝昌元年），召阿那瓌率10万大军，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镇，击溃破六韩拔陵所率之义军。瓌乘机抢掠，扩充实力，占据长城以北漠南地区，“部落既和，士马稍盛”，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击败了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高车国。
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柔然复兴。高欢、字文泰，为了减轻北患、竞相与阿那瓌结好。瓌周旋其间，先后与东、西魏通婚，接受双方的馈赠。如西魏文帝元宝炬以元翌女为化政公主嫁瓌弟塔寒。元宝炬又娶瓌长女郁久闾氏为皇后（魏悼后），而废原皇后乙弗氏为尼，不久，并逼乙弗氏自杀。
540年，东魏高欢以常山王高骘妹乐安公主（改封兰陵郡长公主）嫁瓌子庵罗辰。瓌以孙女邻和公主妻高欢第九子高湛，欢亦娶瓌爱女为正室，称蠕蠕公主。“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往来不绝”。彼此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当军事冲突有所缓和后，柔然逐渐注意整顿内政，多方吸取汉族文化，改官制，立年号。阿那瓌复立后，重用汉人淳于覃，“以覃为秘书监、黄门郎，掌其文墨”。柔然还注意吸收中原汉区的生产技术。其逐水草而居，原无城廓。“天监中（510年前后），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未城”，作为冬季或夏季居住的聚集点以防御高车。木末城大概在张掖、敦煌之北汗庭的西南面。同时，柔然曾遣使至建康（今南京市），要求南齐派医生及织锦、造指南车和漏刻的工匠到漠北。遭拒绝，说明柔然需要中原地区的医师和工匠。柔然受汉族影响，在其后期，逐渐有了农业。如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阿那瓌被安置在怀朔镇北后，曾“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柔然不仅在政治上与北魏等有广泛联系，而且中原的经济、文化对它有很大吸引力。
柔然除了与北朝有交往，还屡次遣使南朝。早在5世纪30年代，柔然即不断与刘宋联络，以建立针对北魏的联盟。当时刘宋虽扬言“北伐”，但实无力攻北魏，因而对柔然所遣使臣亦“每羁縻之”。直至478年（刘宋昇明二年），刘宋为了借助外力摆脱内外困境，派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次年，到达漠北，“克期共伐魏虏”。柔然可汗即在是年，率30万骑进攻北魏，至塞上。南齐政权建立后，柔然又接连遣使贡献貂皮、狮子皮裤褶及马、金等物，企图联齐伐魏，并请派医师、工匠。但由于萧道成初即位，不敢贸然出师。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南齐使者至柔然，因不拜可汗被杀，致使双方交恶。
515年（南梁天监十四年），柔然始又遣使向南梁献马、貂裘等物。柔然使者往返江南与漠北的路线，由于北魏的阻挡，只能经西域、吐谷浑而抵益州，从益州迂回至建康。此外，柔然与西域的嚈哒、乌孙、悦般以及东北的乌洛侯、地豆于、库莫奚、契丹等均有一定联系。
柔然在阿那瓌可汗时，曾一度复兴。然不久，爆发了被奴役的部落和奴隶的反抗斗争。至6世纪中叶，居住在今阿尔泰山南麓的原柔然锻工——突厥部日益强大。522年（北齐天保三年），突厥首领土门（伊利可汗）因求婚于阿那瓌被拒绝，联合高车，发兵击柔然，瓌兵败自杀。柔然王室庵罗辰等逃至北齐，而留在漠北的亦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余众立铁伐为主；西部余众则拥立邓叔子为主。东部柔然复为突厥击败投奔北齐，被安置于马邑川（今山西省朔县）一带。次年，庵罗辰等叛北齐返回漠北。经北齐追击，东部柔然基本上为之瓦解，庵罗辰下落不明。555年（北齐天保六年），突厥木杆可汗俟斤率军击溃西部柔然，邓叔子领余众数千投奔西魏。西魏虽优遇邓叔子，“给前后部羽葆鼓吹，赐杂綵六千段”，但在突厥使者一再威逼下，遂将邓叔子以下3000余人交与突厥使者，惨杀之于长安青门外，中男以下免，并配王公家。柔然汗国灭亡，余众辗转西迁。有的学者认为拜占庭历史上的阿瓦尔（阿哇尔）人，即是被突厥灭亡后西迁的柔然人。而留在漠北的柔然余众逐渐融合于突厥、契丹部落之中。
南北朝时，由于战争俘获，主动归附及和亲陪嫁户等散居中原的柔然人有数十万。北魏为了充实北方边防，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以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与拓跋鲜卑军民杂居共处，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以供驱役。为了防止逃亡还将其中一部分迁入内地。柔然部众往往以逃回漠北的方式，反抗北魏的压迫，并掀起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如509年（北魏永平二年），迁到济州的柔然人曾乘北魏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起兵时，发动起义，渡过黄河，北上攻取郡县。六镇起义后，留在北边的柔然也曾起兵响应，进攻马邑。
北魏对俘虏或降附的一般柔然部众驱役压迫，而对柔然上层贵族却封官晋爵，男婚女嫁，和亲不绝，使之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固然是由于北魏统治者认为与之同源，血统高贵，故愿意与柔然王族通婚；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削弱、分化柔然政权本身，以减少来自北边的威胁，因此极尽拉拢之能事。崔浩曾云：“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反映了北魏对柔然贵族的优遇。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杂居共处，互相通婚等各种途径，大多先融合于鲜卑，最终被同化于中原汉族之中。从河南洛阳、山西雁门、代郡等地闾氏、郁久闾氏、茹茹氏、茹氏等一些姓氏，证实其先祖确系柔然人。
四、柔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生活习俗
（一）社会经济
柔然与匈奴、鲜卑均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为辅，后期略知耕作，主要作物是粟。汉文史籍中多次提及，柔然“随水草畜牧”；“所居为穹庐毡帐……马畜丁肥，种众殷盛”；“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等等。而大漠南北是游牧的好场所，“其土地深山则当夏积雪，平地则极望数千里，野无青草。地气寒凉，马牛齕枯噉雪，自然肥健”。牲畜以马、牛、羊为大宗，从动辄被对方截获马、牛、羊数十万头甚至数百万头，每次能动员数十万骑兵进攻北魏等，均可看出其牲畜量之大。养马业尤为发达，马匹不仅是游牧狩猎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柔然进行军事征战和防御敌人的重要军需装备，同时还可作为贡献礼品和贸易物品，如407年，社“献马八千匹于姚兴”，以结好后秦。后阿那瓌长女嫁与西魏文帝时，携“马万匹”，骆驼千头，均是其例。
狩猎在柔然社会经济中也占一定地位。柔然赠予北魏和南朝齐、梁的岁贡品，或与内地交换的方物中，除了马匹外，主要是狩猎中得到的皮货，如貂裘、豽皮、虎皮、狮子皮裤褶等野兽毛皮惑毛皮制品。
柔然在后期，如前所述，也利用虏掠来的汉人驱使耕作，主要作物是粟。北魏将阿那瑶安置在怀朔镇北、婆罗门在西海后，虽然也给种子，令“殖田以自供”，但仍不免饥饿，可见，农业在柔然经济中，并不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与中原交往，北魏多次赠给阿那瓌等“新干饭”、“麻子干饭”、“麦面”、“粟”等，特别是柔然上层已渐知“粒食”。
柔然的手工业主要有冶铁、造车、制铠甲、搭穹庐、制毡及毛皮加工等。据《周书·突厥传》载，阿那瓌曾骂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为“锻奴”，知突厥曾是柔然奴役下的铁工。那么阿尔泰山之阳，自然成为柔然的一个重要冶铁手工业基地，生产铁工具、武器、铠甲等供应柔然王庭。柔然还能生产大批轀车。阿那瓌之女嫁西魏文帝元宝炬时，随行的车竟达700乘。
由于畜牧业经济比较单一，手工业不甚发达，就决定了柔然需要与相邻地区尤其中原加强经济联系。通过朝贡、互市等途径，用牲畜和畜产品换取粮食、丝绸、铁器和其它日用品。元罕上表在关于赈济阿那瑶的问题上曾指出：“贸迁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汉与胡通，亦立关市。今北人（柔然）阻饥，命悬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市易不许，往往引起战争。另一方面进入早期奴隶制的柔然贵族，也必然利用掠夺来作为增加财富和奴隶的重要手段。因此，柔然也与其它游牧民族一样，不断南进，与北魏及其它诸民族发生一系列和战关系。
（二）政治制度
公元4世纪初，当木骨闾从拓跋鲜卑的部落联盟中分离出来时，柔然前身仅是一个氏族部落。车鹿会自号柔然后，它成为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一个“部帅”。凭借强悍的骑兵，不断征服和兼并邻近氏族和部落，柔然部落联盟首领和首长积聚了大量奴隶和财富，成为世袭贵族，王位的继承基本上是父子相袭。从车鹿会至社的约五代内，柔然的氏族、部落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掠夺战争中，许多新的氏族、部落并入柔然部落联盟之中，而原有的氏族、部落在拓跋鲜卑的进攻下逐渐瓦解或重新组合，原有的血缘关系遭到一定破坏，氏族成为建立在地域和经济关系上的军事行政单位。
在柔然内部、阶级分化和贫富悬殊也越来越大，世袭的可汗、酋长、大人等及一部分平民通过掠夺战争获得了大量财物和奴隶。而有的平民却日益贫困，被迫依附于贵族，甚至沦为奴隶。因而逐渐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5世纪初，社统一漠北后，立军法，建官制，初步具有早期奴隶制国家的特点。
柔然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可汗，相当于匈奴的单于。其下设大臣，辅佐可汗管理内外事务。每一可汗按其行均有号，如社为柔然开国之主，故号“丘豆伐”，即“驾驭开张”之意。大臣亦有号，如莫弗（莫何，勇健者、酋长之意）、莫缘（圣人之意）等。大官的官职有国相、国师、俟力发、吐豆发、俟利、吐豆登、俟斤等。国相，如《南齐书·芮芮虏传》记有国相希利垔、邢基祗罗回。主要掌管行政、外交，为文官之首，相当于中原的丞相。国师，由僧人担任，主要掌管宗教事务，如据《大藏经·高僧传》第八《释法瑗传》载，法瑗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教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俟利发，也作俟匿伐，职位很高，为可汗族系担任，掌一方之军权。此官号后为突厥所继承。吐豆发，亦作吐头发、吐屯发，仅次于俟力发之官职，为柔然王族担任。如《北史·蠕蠕传》提及546年，“阿那瓌遣其吐豆发郁久闾汗拔、姻姬等送女于晋阳”，与高欢成婚。《北齐书》和《魏书》还载有“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阿那瓌遣其从祖吐豆发率精骑一万南出”等。俟利，《古今姓氏书辩证》云：“其官者俟利，犹中国方伯也。”位于俟利发、吐豆发之下。如《北史·蠕蠕传》提及的俟利阿夷普掘等。吐豆登，一说为吐豆发之讹，或与吐屯同，其位在俟利发、吐豆发、俟利之下。俟斤即奇斤，先为官号，旋转为氏，位于吐屯之下。《资治通鉴》卷八四，梁武帝萧衍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条曾记有遣俟斤尉比建朝贡之事，胡三省注云：“俟斤，柔然大臣之号。俟，渠希翻。”
综上所述，柔然大官号及等级比较简略，除了国相、国师主要是掌行政、宗教事务外，其余官职皆主管军事兼民政。而所有成年壮丁皆编为骑兵，平时放牧牲畜，战时拿起武器上马作战。行军时，骑马携带自己的牲畜、财物和妻孥，即所谓“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从可汗、大臣至基层均是按军事编制，是一个军事与民事合一的游牧政权。在各部大人下，柔然又仿照北魏之制，设置了统千人之军将和统百人之幢帅。《魏书·蠕蠕传》称社呛“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柔然各部首领经常于敦煌、张掖之北汗庭集会议事，如当可汗继承发生问题时，有权罢免或另立新汗。
柔然中后期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北魏的典章制度对其影响颇深。从464年（北魏和平五年），予成即可汗位后，仿中原王朝之制，建立年号“永康”，后其它可汗分别用过“太平”、“太安”、“始平”、“建昌”等年号。官号除国相等外，阿那瓌时，还仿中原官制，设侍中、黄门等。
（三）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1.语言文字柔然统治集团源于东胡拓跋鲜卑，语言基本上同于鲜卑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由于建立政权后，氏族、部落庞杂，也不免受到属突厥语族的敕勒语等影响。柔然早期无文字，不识书契。《宋书·索虏传》云：柔然“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但后期有些大臣可能会使用汉文书写来往信件。如据《南齐书·芮芮虏传》载，柔然国相邢基祗罗回曾遣使奉表南齐，表大概是用汉文书写，其格式与所引典故，似均出汉族士大夫之手。有两种可能，一是邢基被罗回精通汉文；二是由在柔然的汉族士大夫执笔。说明汉文化已对柔然产生一定影响。《南齐书》还提到刘宋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由于南北朝期间，无论是北魏或北齐、北周均通行汉语，从阿那瓌任命南齐人淳于覃为秘书监黄门郎、专掌文墨亦可略见一斑。
2.宗教信仰柔然除了保存匈奴以降蒙古草原所盛行的萨满教外，还兼奉佛教。柔然人崇拜自然，盛行巫术、巫医。巫一般由妇女担任，用以祈求天地鬼神。《梁书·芮芮传》提及：“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魏书·蠕蠕传》更是详细地记载了女巫、巫医是豆浑地万的故事。地万年二十许，设计将柔然可汗丑奴弟祖惠劫去。然后对丑奴云：“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仲秋，在大泽中设帐屋，斋洁七日，祈请上天。经过一夜，祖惠忽在帐屋内出现。丑奴受惑，称地万为圣母，纳为可贺敦。后地万为丑奴母侯吕邻氏所杀。说明在柔然，巫常假托神鬼进行祭天求神活动，巫为人治病，故又称巫医。
柔然人后来受西域及中原的影响也逐渐信仰佛教。史载，511年（北魏永平四年），柔然可汗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僧人法爱曾在柔然政权中任国师。一些外地的僧人也陆续前往柔然，如南朝僧人法献，曾于475年（刘宋元徽三年），从金陵，西游巴蜀，历吐谷浑，道经柔然，至于阗。此外，从具有浓厚的印度佛教色彩的郁文闾婆罗门之名，也可看出当时柔然佛教已颇为流行。
3.婚姻习俗与匈奴、鲜卑略同。实行族外婚，如豆娶侯吕邻氏（也作候吕陵、俟吕邻氏）为妻。同时盛行收继婚和报嫂婚，子娶非生母及弟纳寡嫂（或兄娶寡弟媳）之事时有发生。如高欢死后，子高澄“从蠕蠕国法烝公主”，纳高欢所娶蠕蠕公主为妻。又豆死，从弟伏图“纳豆之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瓌等六人”。
柔然其它习俗，亦与游牧生活密切相关。如以东面为贵，“盖敬日之所出也”。据《北吏·后妃传》载，阿那瓌长女嫁与西魏文帝元宝炬时，因“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柔然尚保存杀仇敌之头，以作为酒器的陋俗。如丑奴擒高车王弥俄突后，“系其两脚于驾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衣食住行大致与匈奴相似。柔然人“编发左衽”，衣袖袍，穿裤，着靴，即《梁书·芮芮传》所记：“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衣锦，疑指柔然贵族所着，一般牧民大多以皮毛制品为衣，如毛裘、皮裤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