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吐蕃
第一节吐蕃的族源与兴起
一、吐蕃的民族来源
藏族，唐以前无专称。自唐代始称吐蕃。蕃，古音读如“博”，藏文作“bod”，与古代藏族信奉的原始巫教“本”（bon）互通，古代藏族的族称或导源于此。“吐”，多认为是古汉语“大”的同音字。吐蕃效唐，对外自称“大蕃”，唐朝改“大”，而易之以同音字“吐”，故称“吐蕃”；另一说，“吐”源于藏文“lho”，lho是吐蕃王族的发祥地，即今西藏山南地区。二说并存，而以前说较为普遍。
吐蕃民族的来源，据14世纪成书的《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是猕猴与岩魔女结合，传出最早的人类，其后，子孙繁衍，分别在今西藏各地开垦平地，建筑城邑。直到聂赤赞普，即吐蕃王系第一代赞普（王）从天降临，才有了君臣之分。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首府泽当（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地），传说即猕猴及其子女玩耍的场所；泽当附近的山上，还有“猴子洞”的古迹。这种“猕猴变人”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也是古代藏族对本民族来源的具有普遍性的看法。
《新唐书》援引《后汉书》以来诸史籍，认为“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在西羌诸部中的发羌、唐族，早在公元1—2世纪时，即居住在析支水迤西，其地距中原绝远，互无往还。《新唐书》根据“蕃发声近”的理由，认为吐蕃即发羌的后裔。另一说，吐蕃是鲜卑族的南凉王朝秃发利鹿孤之后。秃发利鹿孤有二子，一名樊尼，一名傉檀。傉檀为西秦乞伏炽磐所灭；樊尼率残部臣服于北凉沮渠蒙逊。北凉亡，樊尼率所部过积石山，西越黄河，成为诸羌部的首领。
古羌人西迁而形成吐蕃之说，源于古汉文史籍。此说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演变，将吐蕃的形成过程，包括与其它民族同化、融合的历史简化甚至曲解，自然不是科学的论断。
或谓吐蕃先民来自印度。自佛教传入吐蕃后，一些佛教徒为扩大佛教的影响，臆造出吐蕃王室的始祖聂赤赞普出身于印度王室的说法。自聂赤赞普下传31代，即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但是史实及人种、语言、考古等方面的资料表明，吐蕃族源“南来说”毫无科学根据，而且这一反科学的伪说还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我国领土西藏，制造了口实。
青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居住，大量的考古发掘的材料，推翻了这里地高天寒、荒野千里，古代不会有人栖息繁衍的传统观念。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已经有人类生存，近20年来，在定日、申扎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自1958年起，西藏林芝陆续发现古代人类头骨和伴生石器、陶器等。经过科学鉴定，“林芝人”是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期的人类遗骸，属蒙古人种，即黄种，为现代a组西藏人的祖先。
1978—1979年，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多座房屋遗址和大量的石制工具，以及骨器、陶器、粟米、动物骨骼等。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卡若遗址早期距测定年（1981）4655年，晚期距测定年3930年。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过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有粗糙的纺织物，能够制造彩陶，有用骨、石和贝壳制做的装饰品等。
从以上考古发掘材料可知，至迟于距今4000年以前，距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建立2700年以前，藏族的先民就已经在现今西藏地区创造了多种经营、极富特色的物质文化。据此，足以排除古代西藏无人居住的臆断。
二、鹘提悉勃野部的兴起
现今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流域，是吐蕃民族的发祥地。早年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史称“鹘提悉勃野”部，或“悉勃野”部。又称“雅隆部”。雅隆河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然环境很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传说中自天而降的聂赤赞普，在到达雅隆河流域后，做了六牦牛部的领袖。
被尊称为“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的聂赤赞普及其后六代赞普，史称“天赤七王”，史籍记载多神奇玄怪色彩，不尽可信。
止贡赞普继“天赤七王”后登位，不久，王权为属臣攘夺。10年后，止贡赞普的次子布岱贡杰即位。此时，悉勃野部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把木头烧成木炭，熬煮皮子，取得皮胶，挖出铁、铜、银三种金属，木头上钻孔制造出犁轭，二牛共轭把平川开成田地，引湖水入渠，田里撒下种子。”当止贡赞普和布岱贡杰在位时，已有来自香雄部（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一带的本教传播，而且由名为“仲”和“德乌”的本教巫师护持国政。此二王史称“上丁二王”。
此后，吐蕃王统世系又有“中累六王”、“地带八王”、“下赞三王”的记载，史实都少于“上丁二王”。“下赞三王”下传为拉托托日宁协（《新唐书》作佗土度），传说他在位期间，有佛教、佛塔等物从天而降。拉托托日宁协约在公元4世纪中叶时在位。抛开神话传说，估计此时已有零星佛教势力传入悉勃野部。
拉托托日宁协后三传为达日聂赛（《新唐书》作讵素若），即吐蕃王朝建立者松赞干布之祖父，达日聂赛之子、松赞干布之父为囊日论赞（《新唐书》作论赞索）。当达日聂赛父子在位时，悉勃野部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度量衡和杂交牲畜犏牛和骡，畜牧业已实行储草过冬。此时，悉勃野部以武力兼并邻部，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囊日论赞亲自向作战有功的臣下，封赐了土地和奴隶。这是古藏文史籍中关于“奴隶”一词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6世纪。当然，悉勃野部绝非此时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只是在此之前古藏文史料中未见有关奴隶制度的任何记载。
在悉勃野部兴起的同一时期，其邻近地区还有被称作“十二小邦”的地方势力，它们在现今西藏的藏北、工布（今林芝地区一带）、塔布（今山南地区东部）及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拉萨河、年楚河流域等地，各据一方，分散发展，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与悉勃野部相近，彼此之间语言相通，且有比较密切的交往。随着悉勃野部实力的发展壮大，它们与悉勃野部的关系，或联盟，或对峙，或先盟而后叛，情况各异，直到囊日论赞力挫群雄，悉勃野部才取得独占的优势地位。
第二节吐蕃王朝的建立
一、松赞干布统一诸羌部
囊日论赞时，悉勃野部的实力已自雅隆河流域扩展到拉萨河上游今墨竹工卡一带。当悉勃野部兼并邻近诸部，北迁拉萨河流域时，表明吐蕃王朝的雏形已经确立。
但是，此时新建立的奴隶制吐蕃政权还很脆弱。囊日论赞对新征服或新归附地区的贵族，加以封赐和笼络，他敢于起用出身“卑微”的新贵族，或授予军权，麾师平叛；或委以重任，官居卿相，因而招致了旧贵族的极大不满。随后，囊日论赞自己的庶民心怀怨望，王妃所属的庶民则是公开发动叛乱，外戚如香雄、苏毗、塔布、工布、娘布等部，也都相继叛离，囊日论赞内外交困，最后被人毒死。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新唐书》作弃宗弄赞，？—650）幼年嗣位，开始了他显赫一生的政治生活。
松赞干布即赞普（藏语，意为有权势的君主，沿用为吐蕃国王的专称）位后，首先平息本部的叛乱，诛灭毒杀父王的凶手，原来叛离的属民，又都重新归入他的统辖之下。约于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邻近诸部往来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迁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正式建立吐蕃王朝。此时，吐蕃社会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度量衡也适应生产的发展而趋于统一，吐蕃王朝的实力日益强大。
松赞干布在吐蕃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征服青藏高原上的诸羌部。如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嘉良夷等，以及属于鲜卑人的吐谷浑部，将它们变为吐蕃的属部。于是，吐蕃王朝的统治范围直接与唐朝相接。松赞干布的武力征伐，是为了扩展吐蕃王朝的实力，但在客观上他兼并诸部后，结束了以往各部落后、分散和孤立发展的局面，促使它们和吐蕃结为一体，推动了它们之间的一次融合，使它们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松赞干布制定军政制度
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诸羌部的陆续归附，为松赞干布制定各项施政措施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制度上，松赞干布仿照中原地区的府兵制，在吐蕃建立了四个被称作“如”的军政组织，即乌如，以今拉萨市为中心；约（左）如，以今乃东县昌珠寺为中心；叶（右）如，以今南木林县为中心；如拉，以今拉孜、谢通门县为中心。如，藏语意为部或翼。每个如又分为上下二支如。每个如的马匹呈不同毛色，旗帜也各不相同，以示区别。
吐蕃的职官制，基本上是在松赞干布时期确立的。王朝中赞普以下总管朝政的是大相（论茞）、副相（论茞扈莽）各一人，但副相非常设职。主管王朝外部，即管理属部及对外侦察、征讨等事务的官员是都护（悉编掣逋）一人。主管王朝内部事务的官员是内大相（曩论掣逋）、内副相（曩论觅零逋）、内小相（曩论充）各一人。主管王朝司法事务的官员是整事大相（喻寒波掣逋）、副整事（喻寒觅零逋）、小整事（喻寒波充）各一人。整事大相或译刑部尚书。这些职官的设置，显然受到唐朝官制的影响。
吐蕃王朝的职官，往往在名前冠以“论”或“尚”字。论，一般指与王室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大臣；尚，是和王室通婚的各大贵族出身的官员，原义是舅父。
松赞干布还确定了“告身”制度，即用不同质料制成的臂章，以区别官阶的高下。一等瑟瑟（翡翠），二等金，三等银镀金，四等银，五等铜。臂章钉在方圆三寸的粗毛布上，悬在臂前。估计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告身制度尚属草创时期，形制和等级的区分也较为简单，因此，汉籍《册府元龟》和藏籍《智者喜筵》对告身制度都有不同的记载。到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期，告身制度发展到了更加完备的阶段。不同的记载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为根据的。这种“告身”制是吐蕃奴隶制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职官制度方面的具体反映。
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松赞干布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他以佛教“十善律”为根据，在吉雪（拉萨河下游）的学玛那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松赞干布及其臣下都盖印于其上，以昭郑重。这些法律的内容大致是“对争斗（者）罚款。对杀人者依死者的地位罚命价。对盗窃的人罚赔八倍，连同原物共为九倍。对通奸者折断其肢体，流放到其它地方。对说谎的人拔断其舌头。又令臣民皈依三宝，恭敬信奉，报父母恩，孝敬奉侍。对恩人及父叔长辈的意旨，不可违背，以德报德。对贤良的人和出身高贵的人，不能与他们争斗，要听从他们的吩咐。学习经典文字，明白其中的道理。相信业、因、果，戒绝恶行。帮助亲友邻居，勿生侵害之心。品行端正，心存天良。酒食有节，知耻存礼。按期还债，称量时勿行欺骗。未受别人的委托授权之事，不要参与。谋划事情时应自持主张，勿听妇人之言。是非难以判断时，请地方神祗护法作证，立誓赌咒”。这些法律虽然是以佛教的教理为标榜的，但实际上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特权，强调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容逾越，对被统治阶级则是以严刑峻法镇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的“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既反映了吐蕃刑罚的残酷，也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量刑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
三、文字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
关于藏文的创制，藏文史籍比较普遍的记载为，松赞干布派遣其大臣吞米桑布扎，携带黄金等贵重礼品，去天竺（今印度）学习文字，吞米桑市扎在天竺南方，向通晓文字声韵之学的一位名叫李金的婆罗门求教，学习了梵文和其它文字的字母。学成后，进行综合比较，创制了一种有30个字母、4个元音符号的拼音文字；他还把《宝云经》、《宝箧经咒》、《大悲白莲花经》等佛教经典带回吐蕃，于是吞米桑布扎成为吐蕃第一位精通翻译和文字的圣人。但是，据藏文《雍中本教史》的说法，藏文导源于古香雄文，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即已形成藏文并付诸使用。这一说法较为可信。如果藏文的创制始于公元7世纪，藏文不可能在当时就得以普遍而迅速地推广。事实上，藏文在7世纪时，已经在吐蕃广泛使用。如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必须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而且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肯定地说，历史上总会有吞米桑布扎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发展藏文的事业上，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吐蕃自从创制了文字，随后即有了本民族文字的著作和译述，吐蕃民族的文化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佛教传入吐蕃以前，吐蕃原有的宗教是本教。本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占卜吉凶，祈福禳灾，驱鬼降神，巫术医病等为其主要活动。本教最早兴起于香雄部，创始人辛饶米沃且，约于“上下二王”时传入吐蕃，其巫师备受王室倚重。古代吐蕃设有“孤本”的职位，辅佐赞普，参预政务，此人即是本教巫师。著名的《布顿佛教史》更明确地指出：“在这（指拉托托日宁协在位期间引者）以前，西藏的政治，都是由本教徒来治理的。”《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主持会盟、刑牲的人，无疑也是本教巫师。
佛教自7世纪正式传入吐蕃。此时吐蕃王朝建立不久，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室，积极地从汉地和天竺等地引进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作为阶级社会的宗教，能够更为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原始的本教则是无法与佛教相比拟的。另外，当时吐蕃的四邻，如南面和西面的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北面的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东面和北面的汉地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这也为佛教的传入吐蕃提供了条件。
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唐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随带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此前，松赞干布还迎娶了泥婆罗国的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也带往吐蕃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二尊佛像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既是佛教在7世纪时传入吐蕃的标志，也表明了佛教是从中原汉地和天竺、泥婆罗一带等不同地域传入吐蕃的。
佛教传入吐蕃后，松赞干布主持修建了一些寺庙，它们分别是魇胜寺4座，再魇胜寺4座，分魇胜寺4座及大昭、小昭等寺。这些寺庙据说都是为了“镇服妖邪”而建立的供佛神殿，不是剃度僧人的僧伽组织。与此同时，将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的工作也有了开端，除吞米桑布扎外，还迎请天竺的枯萨热、泥婆罗的锡拉曼殊和汉地的大天寿和尚等人，参加译经工作。
虽然佛教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在吐蕃社会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佛教也受到来自本教的反对和抵制。本教在吐蕃民间有根深蒂固的群众基础，而且还得到各地方豪酋势力的支持。在吐蕃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上，佛教和本教经历了长期的、起伏多次的斗争。这一斗争反映了吐蕃不同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角逐，影响深远，宗教斗争并非问题的实质。
四、松赞干布开创的对唐关系
松赞干布即赞普位后，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使吐蕃王朝的实力日趋强大。当时唐朝正致力于重新统一全国的大业，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纷纷归附于被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松赞干布为了加强和唐朝的关系，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他向唐朝遣使入贡，请通婚，并先后用兵于与唐朝邻近的吐谷浑、党项、白兰诸部及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向唐朝显示其实力。
640年（贞观十四年）松州战役后，松赞干布派大相噶·东赞（《新唐书》作禄东赞）到长安，献黄金及其它珍宝以为聘礼，唐太宗答应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噶·东赞也接受唐朝授给的“右卫大将军”的职位。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由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蕃，抵达黄河源附近的柏海（今扎陵、鄂陵湖），松赞干布也从吐蕃远道赶来柏海迎接，并以子婿之礼与李道宗相见。此后，李道宗返唐，文成公主由松赞干布陪同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特地在逻些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自己认为“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
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征辽东班师回朝，松赞干布再次派噶·东赞到长安奉表献礼。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天竺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会国王尸罗迭多卒，帝那伏帝（今比哈尔邦北部）王阿罗那顺发兵拒唐使入境，王玄策奔吐蕃求援。松赞干布会合泥婆罗及西羌章求拔部，共同出兵天竺，俘阿罗那顺，遣使赴唐献捷。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高宗李治即皇帝位，随即授给松赞干布“驸马都尉”的官职，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受封后，致书于唐朝大臣长孙无忌：“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同时还奉献了金银珠宝15种，向唐太宗致祭，唐高宗又加封他为“賨王”，赐杂彩3000段，还为他刻了石像，列于唐太宗陵前。
650年（唐永徽元年）松赞干布在逻些病逝，唐高宗在长安为之举哀致祭，还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携带皇帝诏书前往逻些，参加祭奠仪式。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朝与唐朝的臣属关系即已确立，而且这一关系为此后形成的藏族与祖国各民族之间互依互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松赞干布在开创吐蕃与唐朝政治关系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此外，松赞干布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待邻区的先进封建文化，以其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敢于敞开大门，积极引入，既不是故步自封，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不是原封不动，照搬邻区的一切，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三节吐蕃王朝的强盛
一、噶氏家族的专权与衰落
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孙芒松芒赞（《新唐书》作乞黎拔布）继位，国事由大相噶·东赞代行，是为噶氏家族专权之始。
噶·东赞当政期间，抚服边地，规定赋税，区分“桂”（武士），“庸”（奴隶）等级，清查户籍，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也日臻完备。噶·东赞为人沉勇有谋，善机变，用兵有节制，在吐蕃王朝中，声名显赫，是一个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相。667年（唐乾封二年），噶·东赞卒，其子钦陵兄弟先后执掌王朝实权。在噶氏家族掌权的50年间，吐蕃王朝的实力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对外不断进行武力扩张。
670年（唐咸亨元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区县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市西南），构成了对唐朝一向重视的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的威胁。唐朝派出以薛仁贵为首的10万大军攻吐蕃，在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切吉草原）遭到钦陵的阻击大败。吐蕃攻占安西四镇，既可镇慑西羌诸部，又把持了这一通商要道上的税收，而且四镇之地距吐蕃本部不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便于控制，因此，吐蕃争夺唐朝安西四镇蓄谋已久。安西四镇既被吐蕃攻占，唐蕃之间的征战日趋频繁，此时吐蕃的军事力量正处在强盛。发展的时期。
噶氏家族擅权期间，芒松芒赞及其子都松芒布结（《新唐书》作器弩悉弄）都是年幼即赞普位，王朝的军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噶氏家族手中，赞普位高而无实权。钦陵驻军于今青海省东部，实力有增无已，而且还培植了一批雄厚的亲信势力。在钦陵当权期间，曾经发生过大藏地区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事件（687）。大藏（rtsang—chen）疑是大宗（tsong—chen）之误写。宗，即宗喀（今青海省涅中县），为钦陵驻军所在地。
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是对立的阶级。王室和贵族是奴隶主阶级。奴隶主以下的都是属民。属民包括平民和奴隶。奴隶中的一部分是从被征服地区掠夺来的人民，一部分是平民在阶级分化中破产下降而变成奴隶的。奴隶要为奴隶主从事生产，或被用于家务劳动及随军的勤杂人员，这一部分奴隶称为“庸”，奴隶主还把一部分奴隶和平民编入军旅，让他们参加作战，这一部分人被称作“桂”。作为社会等级，“桂”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庸”。
奴隶主阶级豪华奢侈，以残暴的刑杀维护其统治，甚至将奴隶殉葬，或作为盟会祭天的牺牲。当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压迫达到一定极限时，其贪婪的刀锋又转向平民。吐蕃的贵族将领，在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时，劫掠财富，中饱私囊，虏获人丁，以扩充奴隶的数量。对内则是征调频繁，加重赋税。使奴隶和平民不堪其苦，促使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吐蕃王室对于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压迫，与贵族奴隶主殊无二致。但是，贵族将领们的跋扈专横，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大不利于王室的集权统治，王室亟需稳定局面以巩固集权，贵族将领的行径，构成了对王室权力的严重威胁。此时，吐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深化了。
676年（唐仪凤元年）芒松芒赞去世，其子都松芒布结即赞普位，贵族及地方豪酋，多拥兵作乱者，王室将乱事次第平息。695年（武后天册万岁元年），都松芒布结已届成年，首先处死噶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赞辗恭顿，随后于698年（武后圣历元年），以“出猎”为名，先派兵执杀钦陵的亲信2000余人，再派人召见钦陵，钦陵拒不受命，都松芒布结亲自领兵讨伐，未战，钦陵兵溃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钦陵子莽布支投唐。唐封赞婆为“归德郡王”，授“辅国大将军”，封莽布支为“安国公”，授“左羽林大将军”。按，莽布支疑是钦陵子论弓仁，《新唐书·论弓仁传》对其封赠有异说。噶氏家族对吐蕃王朝的专权至此告终。
二、清水会盟前的蕃唐、蕃诏关系
吐蕃和唐朝之间，原与吐谷浑、党项、白兰诸部相隔，双方的军事力量，最初并未直接接触。松赞干布在向唐朝请婚之前，即曾在吐谷浑部及松州施展武力。松赞干布去世后，噶氏家族专权，钦陵等人都致力于军事扩张，唐军在大非川失利后，不仅吐谷浑复国的计划破灭，而且使安西四镇成为唐蕃长期争夺的要地。都松芒布结在位初年，“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此时吐蕃的辖区，已直接与唐朝相连。
自噶氏家族失势后，唐朝与吐蕃接连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姚州（今云南省姚安县）及安西四镇之一的龟兹等地交相攻击。704年（武后长安四年），都松芒布结亲征西洱诸部（今云南省大理市一带），卒于军。其子赤德祖赞（《新唐书》作弃隶蹜赞）冲龄即位，吐蕃因赞普年幼，军事失利，于706年（唐神龙二年）主动与唐盟和，史称“神龙盟誓”。唐蕃关系暂趋缓和。710年（唐景龙四年），唐中宗李显以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联姻。
713年（唐开元元年），吐蕃贿赂唐将杨矩向唐索取“河西九曲”（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茫拉河流域）之地，作为金城公主“汤沐邑”。吐蕃据水草肥美的河西九曲后，秣马厉兵，积极备战。
714年（开元二年），吐蕃毁约攻兰州以东，深入渭源。唐玄宗李隆基征调军队奋力反攻，挫败吐蕃军。
729年（开元十七年），唐军攻克石堡城（今青海省湟源县南）。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唐蕃于赤岭（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定界，形势暂趋稳定。不久，唐蕃间又在凉州、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茂州（今四川省茂县）等地相互进攻。地处河湟门户的战略要地石堡城，唐军得而复失（742）。其后，唐将哥舒翰于749年（唐天宝八载）再次攻克石堡城，但是军卒死亡数万人，得不偿失。由于吐蕃军力集中河湟，固守石堡，唐将高仙芝于747年（天宝六载），越帕米尔高原。攻破受吐蕃控制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借以加强唐朝对安西四镇的控制。
755年（天宝十四载），吐蕃利用安禄山叛唐事件，大举东征，占据唐河西陇右之地后，又向今甘陕界上进攻。
763年（唐广德元年），吐蕃大将达扎路恭（《新唐书》作马重英）领兵乘虚攻占唐都长安，唐代宗李豫出走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吐蕃立傀儡皇帝李承宏（金城公主之侄），停留15日，引兵西退。吐蕃一度攻占唐都长安的事件，标志着吐蕃在军事力量上的顶峰阶段。至此，河西陇右诸州，已尽为吐蕃攻占，唐蕃间虽以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北）为界，但吐蕃军仍不时越过泾州，北上掠取秋稼。
在西南，原是唐蕃界上的松州、维州（今四川省理县西），先后被吐蕃攻占，茂州及黎（今四川省汉源县）、雅（今四川省雅安市）诸州也屡受吐蕃攻掠。吐蕃曾于704年（武后长安四年）征服西洱河流域，唐朝为了与吐蕃争夺今滇西地区，707年（唐景龙元年）派唐九征率军攻至漾、濞二水，烧毁吐蕃架设的铁索桥，断吐蕃通往西洱河流域的通道，并立铁柱于洱海以纪功。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蒙舍诏皮逻阁统一六诏之地，合称南诏，定都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受唐册封。唐朝极力笼络南诏，以为抗击吐蕃的助力，但南诏又有联蕃御唐的意图，早在皮逻阁统一六诏之前，皮逻阁就曾亲往吐蕃向赤德祖赞致礼，拉拢关系。748年（唐天宝七载），皮逻阁卒，其子阁罗凤即南诏王位，唐诏失和。751年（天宝十载），阁罗凤迎战唐将鲜于仲通，吐蕃派军助阁罗凤，大败鲜于仲通于西洱河，翌年（752），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钟，吐蕃语，意为弟），给金印，号“东帝”，阁罗凤改元赞普钟元年，蕃诏正式结盟。
第四节吐蕃王朝的衰落
一、赤松德赞的业绩
755年（天宝十四载），赤德祖赞为臣下谋害，子赤松德赞（742—797，《新唐书》作娑悉笼腊赞、乞立赞）继赞普位。赤松德赞即位后，首先处死因叛逆获罪的贵族末氏和朗氏，籍没其财产，巩固王室权力。随即进一步强化奴隶制的统治，继续推行扩展实力的战争，加重对属民的剥削，使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吐蕃奴隶制社会自公元8世纪中叶起，已开始由全盛走向衰落。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吐蕃王朝的职官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设置了九大尚论，即《新唐书》所记“尚论掣逋突瞿”。告身制度此时更趋完备。据《智者喜筵》记载，告身各等又有大小之分，大相佩大瑟瑟告身，副相和内大相佩小瑟瑟告身，内副相和整事大相佩大金告身，内小相和副整事佩小金告身，小整事佩银镀金告身，其下军政官员人等，分别佩大小银铜告身，最低一等的铁告身，赐给作战有功的勇士佩带。在军事制度上，赤松德赞在原有四如的基础上，增置孙波如，五如下共设61东岱。东岱，即千户所，由东本主其事。此时，吐蕃的军政组织更加健全。另外，通恰（藏语原意为观察使，汉文史籍作节度使）一职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是占领地区的高级官员。
在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吐蕃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佛教自7世纪传入吐蕃后，虽然得到王室的大力扶植，但与传统的本教斗争激烈。赤松德赞年幼即位，贵族那囊氏掌权，那囊氏与信奉本教的大臣极力反对佛教，王朝发布禁佛令：驱逐佛教僧侣，改大昭寺为屠宰场，将文成公主带往吐蕃的释迦牟尼像埋于地下，后又转移到芒宇（今西藏吉隆县一带），还有一些佛寺遭到摧毁。赤松德赞成年后，力图发展佛教，在清除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后，废除了前此颁布的禁佛命令。请天竺寂护，莲花生等人主持兴建了首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建寺年代诸说不一，大致应在8世纪后半期）。首批剃度出家的7人，史称“七试人”，都是贵族子弟，是为藏族历史上第一批佛教僧人。
自佛教传入吐蕃后，与本教经历了长期起伏多次的斗争。佛教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植下日益得势。为了抵制本教势力，佛教徒向赤松德赞提出与本教徒就教义优劣，进行公开辩论，以决胜负的建议。赤松德赞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敦喀（今西藏穷结县境内，一说在墨竹苏丕蒋布才宫前）组织佛教和本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赤松德赞宣布佛教获得胜利，本教则被判定为非法的宗教，凡不愿放弃信仰的本教信徒，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从而巩固了佛教在吐蕃社会的优势地位。随后，佛教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斗争。由于佛教主要自汉地和天竺传入吐蕃，二地僧人分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汉僧持“顿悟”之见，天竺僧则主张“渐悟”，彼此互不相容，迫使赤松德赞决心以辩论解决佛教内部不同见地的斗争。辩论约自792年至794年间在桑耶寺进行，由赤松德赞亲自监督。最后以汉地佛教失败宣告辩论结束，天竺佛教遂在吐蕃取得独占的合法地位。这一佛教内部的斗争，史称“顿渐之争”。
赤松德赞极力发展佛教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王室集中政治上的权力，削弱贵族和地方豪酋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吐蕃社会的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导致吐蕃奴隶制度的矛盾日益加剧，平民和奴隶的负担加重，贫富分化的趋势突出，被统治阶级的起义事件迭有发生。显然发展佛教，在缓和阶级矛盾，抑制世俗贵族的权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实证明；赤松德赞发展佛教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
二、清水会盟
783年（唐建中四年），唐朝和吐蕃在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北）会盟，重新划定双方边界。
唐德宗李适于779年承袭帝位，此时唐蕃双方都有息战求和的愿望。这是清水会盟的历史背景。
吐蕃军自长安西退后不久，又联合回纥军攻唐。唐将郭子仪在764—765年（唐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先后挫败吐蕃与回纥联军于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和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
767年（唐大历二年）四月，唐蕃再度和盟于长安兴唐寺。先是765年三月，唐蕃于兴唐寺和盟，十月，吐蕃即背盟，联合回纥军攻唐泾阳。767年四月和盟后，九月，吐蕃又背盟，围攻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游骑至潘原、宜禄（均在今陕西省长武县境内），郭子仪率重兵在长安以西严备。不久，唐军破吐蕃军于灵州，明年，吐蕃军又攻灵州，进逼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又被唐军击退。
779年（大历十四年），南诏王阁罗凤卒，孙异牟寻立。冬十月，吐蕃军与南诏军会合10万之众，分兵三路，攻唐剑南道（今四川省剑阁县以南、长江以北，治成都）。此时南诏已成为吐蕃属国，南诏被迫出兵是为了替吐蕃取得蜀地作为“东府”，俘获的工伎都送往吐蕃的首府逻娑城（逻些异称，即拉萨市），而且还要向吐蕃纳岁赋一缣。唐将李晟率兵破蕃诏联军于大渡河外，联军死八九万人。异牟寻退守羊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吐蕃为了安抚刚刚即位就在军事上遭到挫败的异牟寻，封他为“日东王”。
自吐蕃军攻陷成都到清水会盟之前，唐蕃之间处于较长时期的和战不定的形势。唐朝在兵力上的弱点，以及诸藩镇拥兵自保，不听朝廷调动，使吐蕃得以利用时机，以与唐和盟掩盖其占地掠民的目的。
779年八月，唐德宗即帝位三个月后，派太常少卿韦伦入吐蕃，送还战俘500余人。韦伦抵吐蕃时，赤松德赞已获悉剑南蕃诏联军战败，遂热情地接待了韦伦，并说：“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代宗）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德宗）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今甘肃省文县），侵灌口（今四川省都江堰市）三也。”赤松德赞复遣使随韦伦朝唐，德宗李适再一次派韦伦赴吐蕃送还在剑南战役中吐蕃被俘人员。赤松德赞见到韦伦重来蕃地，并再次送还战俘，“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又派其相论钦明思等50余人随韦伦朝唐，献方物。
781年（唐建中二年），德宗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判官常鲁出使吐蕃。赤松德赞提出以灵州迤西的贺兰山划界，双方派员在边境会盟，并要求唐朝派佛教高僧入蕃讲经，德宗答允了吐蕃的会盟要求，并应吐蕃之请，派遣高僧良琇、文素去吐蕃，“一人行，二岁一更之”。经唐蕃双方约定，783年（建中四年）正月在清水会盟。
清水会盟是唐蕃之间的一次重要会盟。唐朝派陇右节度使张镒等7人为会盟使，吐蕃以大相尚结赞为会盟使。清水会盟的主要内容是划定双方边界：将黄河以北的贺兰山区划作“闲田”，驻守在闲田内的双方兵将，维持现状，不得相互进攻；双方均未驻防的闲田，也维持现状，“不得新置（兵将），并筑城耕种”；黄河以南自六盘山、陇山，沿岷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诸蛮（今云南省西北部）划界，以东属唐，以西属吐蕃。会盟后，唐蕃又分别在长安和逻些会盟，旨在确认清水会盟的合法性。然而，清水会盟后不久，又发生了平凉劫盟的事件。
三、平凉劫盟
清水会盟确定了唐蕃边界后，吐蕃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明显地超过唐朝。唐朝由于内乱频仍，对吐蕃一直处于守势。清水会盟当年（783）的十月，唐朝发生了“朱泚之乱”，叛臣朱泚攻占长安，德宗出走奉天。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助唐收复长安。德宗派崔汉衡出使吐蕃，同意吐蕃出兵，唐朝“许成功以北庭、伊西（今新疆北部）与之。”784年（唐兴元元年）四、五月间，唐蕃合兵击破叛军于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此时吐蕃军因气候炎热，加以疾疫流行，撤兵西去。唐军收复长安。吐蕃军并未参与彻底平定朱泚之乱。唐朝遂以此为借口，不答应给吐蕃以北庭、伊西等地，只应许厚给缯帛。尚结赞对唐朝食言毁约深表不满，决计报复，并准备乘机除掉唐朝镇守西北地区的三大将领。他认为“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发生于787年（唐贞元三年）五月的平凉劫盟事件，就是尚结赞报复唐朝和企图除掉唐朝三将的具体行动。
吐蕃于786年（贞元二年）九月，越泾、陇（今陕西省陇县）、邠、宁（今甘肃省宁县）等州，进兵至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李晟击退进犯蕃军，十月，再挫蕃军于摧沙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北）。尚结赞既不断遣使向唐求和，又派兵攻取盐（今宁夏盐池县北）、夏（今陕西省横山县西）二州。唐德宗担心将帅生事邀功，力主罢兵而与吐蕃和盟。十二月，罢李晟兵权。翌年（787年）三月，吐蕃又遣使求和，唐将韩游瓌觉察到吐蕃求和的反常：“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但是德宗仍然主和，甚至还想联合吐蕃，共击回纥，答应与吐蕃和盟。德宗命崔澣见尚结赞，尚结赞以归还盐、夏二州，表示求和“诚意”，还提出请唐朝派浑瑊主盟的要求。唐朝答应派浑瑊为会盟使，崔汉衡为副使。会盟地点几经磋商，最后决定在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
787年（贞元三年）五月十五日，唐蕃会盟于平凉。尚结赞预先埋伏骑兵于盟坛西部，做好劫盟的准备，浑瑊在出发前，李晟警告他，此次会盟非比寻常，必须严加防备；但是唐德宗却命令浑瑊，不要猜疑对方，要表示出会盟的诚意。致使浑瑊首鼠两端，莫衷一是。会盟开始前，浑瑊等人应尚结赞之请，入幕更着礼服，此时，吐蕃伏兵在击鼓的号令下，从四面蜂拥而至，浑瑊觉察后果断地只身从幕后逃出，乘马突围，唐朝会盟官员自崔汉衡以下60余人，皆被扣押。此次劫盟突袭事件，唐军死5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尚结赞又乘胜大掠邻近诸州县，然后退至清水县境内。平凉劫盟事件后，唐德宗深悔坚持与吐蕃和盟的失误，为尚结赞求和说项的唐将马燧，也被唐德宗罢免了军权。尚结赞除掉唐朝西北三将的企图终于得逞。然而，此后30余年唐蕃之间未能和盟，直至公元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再度和盟。
四、吐蕃与南诏解盟
南诏王异牟寻自779年剑南战役受挫后，国势日衰。他既担心唐朝的进一步攻击，又惧怕吐蕃的吞并。由于吐蕃连年与唐作战，又想争夺对西域的霸权，而与回鹘、大食为敌，战线拉得过长，以致财源枯竭，兵力不足。为此，吐蕃加紧了对本部和属部的剥削，南诏也深受吐蕃统治之苦，因而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异牟寻之师汉人郑回，极力劝说异牟寻俟机归唐，异牟寻早已对吐蕃不满，经郑回的劝说，也有背蕃归唐的想法。
788年（贞元四年）四月，异牟寻委托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朝唐，转达了异牟寻背蕃归唐的意愿。唐朝热情地接待了骠旁等人，并厚予封赏。十月，吐蕃发兵10万，准备攻打西川，同时征调南诏兵协同作战。异牟寻此时虽已有归唐之志，但还不敢公开背叛吐蕃，也出兵数万人屯于沪北（沪水之北）。
唐剑南节度使韦皋深知异牟寻心怀犹豫，致书异牟寻，鼓励他早下背蕃归唐的决心。但此事被吐蕃察觉，于是吐蕃对南诏产生猜疑，加以韦皋派间谍离间蕃诏关系，吐蕃责令南诏送大臣之子以作人质，蕃诏关系遂公开恶化。但吐蕃仍未放弃对南诏的控制，既有诱惑拉拢，也有武力胁迫，旨在断绝南诏与唐朝的联系。
789年（贞元五年）二月，韦皋致书异牟寻，劝他速作定夺。此后韦皋又数次致书异牟寻，均未收到回音。791年（贞元七年）六月，韦皋派遣原来阁罗凤使唐人员、当时做唐朝讨击副使的段忠义，携韦皋的招谕书信及唐德宗的敕书返回南诏。
吐蕃得知唐朝派使者到南诏的消息后，也派使者到南诏，责难异牟寻私结唐朝，破坏联盟关系。异牟寻欺骗吐蕃使者：唐使原是南诏人，韦皋听其返回，并无他谋。为了消除吐蕃的疑虑，异牟寻将段忠义执送吐蕃，请吐蕃讯问处置。但是吐蕃仍不放心，继续向南诏索取大臣之子，送往吐蕃以作人质。已经恶化了的蕃诏关系更趋紧张。
此时，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为了反对与唐朝交好，他隔断了南诏使臣朝唐的道路。韦皋于792年（贞元八年）二月，派兵执杀苴梦冲，重新打开内地通往南诏的道路。唐朝的兵力与南诏的接近，更引起吐蕃的猜忌，“每云南（南诏）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
韦皋于792年十二月，再次致书异牟寻，表明了欲与南诏共同驱逐吐蕃，然后在边境上筑大城一座，彼此派兵相保，永同一家。此时异牟寻背蕃归唐之意已决，793年（贞元九年）五月，异牟寻遣使分三路到成都去见韦皋，“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韦皋当即护送南诏使臣至长安，德宗赐异牟寻诏书，还命令韦皋派人到南诏对异牟寻进行抚慰。
794年（贞元十年）正月，唐使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阳苴城附近的点苍山。盟文表明南诏归顺唐朝，与唐共同讨伐吐蕃；南诏地方事务，唐朝军队不要干预；南诏归还原来唐朝管辖的地段，以铁桥为界，各守本土。会盟毕，异牟寻斩吐蕃使者，废吐蕃所立的封号。吐蕃与南诏的结盟关系至此结束。
五、牟尼赞普与赤德松赞的兴佛
南诏与吐蕃决裂后不久，赤松德赞于公元797年去世，其长子牟尼赞普（762—798，《新唐书》作足之煎）继赞普位。牟尼赞普与其父同样实行扶植佛教的政策。史载，他曾强迫所属臣民，向佛教寺院布施财物，前后发布过三次平均属民财富的命令，都未能解决社会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矛盾。牟尼赞普强制推行的“三均财富”，直接触犯了贵族奴隶主的经济权益。他在位不满二年，即被代表贵族利益的母后侧绷氏毒杀。牟尼赞普的被害，表明了吐蕃奴隶主阶级内部斗争趋于激化的事实。当时，吐蕃社会中的奴隶，被剥削、受奴役的程度更为深重。平民也经不起两极分化的冲击，有很多人下降为奴隶。到公元8世纪末叶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明显日益加剧。
798年（贞元十四年），牟尼赞普的幼弟赤德松赞（764—815，藏文史籍又称赛那累），在其师僧娘·定埃增桑布的协助下，即赞普位。赤德松赞时，佛教僧侣在王朝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政治上拥戴赞普登位，为赞普排解疑难，深受赞普的信赖。娘·定埃增桑布由于拥戴赤德松赞有功，成为掌握吐蕃朝政的中心人物，唐人称之为“钵阐布”（一作钵掣逋）。《新唐书》称“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册府元龟》称之为“国政蕃僧”。足见其政治地位之显赫。赤德松赞为了表达他弘扬佛教的意愿，以及对娘·定埃增桑布的崇敬，曾先后两次授予娘·定埃增桑布盟书誓文。赤德松赞还作出赞普从幼年到即位，要跟随高僧学习佛法，吐蕃全境臣民都必须信奉佛教，禁止以任何手段对佛教诽谤中伤，以及优礼僧人等多项规定。在赤德松赞晚年（814），又下命令厘定翻译佛经的统一语词，为吐蕃文字的规范化和译经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吐蕃自与南诏决裂，其南线军势减弱。799年（贞元十五年），吐蕃以5万之众击南诏及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遭到异牟寻和韦皋的有力抵抗，兵败西退，吐蕃南线将帅、属部又接连降唐。为了摆脱困境，吐蕃在北线攻唐灵、盐二州，攻入麟州（今陕西省麟游县）。801年（贞元十七年），唐德宗令韦皋攻吐蕃南线所据维（今四川省理县东北）、雅二州，以牵制吐蕃，异牟寻也积极配合唐军出击。吐蕃遣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领兵10万救维州，又大败，士卒死过半，论莽热被俘。
赤德松赞为了挽救败局，竭力发展佛教，以巩固王室集权，缓和阶级矛盾。他重用钵阐布执掌朝政，钵阐布力主与唐言和。
804年（贞元二十年），吐蕃遣论乞冉及僧人南拨特计波等54人使唐。可见此时僧人在吐蕃王朝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10年（唐元和五年），唐宪宗李纯敕书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对他“辅赞大蕃，叶和上国”，“思安边陲”，“令息兵甲”，备加称赞；对吐蕃提出归还唐朝安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境）、秦（今甘肃省天水市）、原（今宁夏固原县）三州之议，深表赞许，并望早日交割。到赤德松赞晚年，唐蕃关系由于钵阐布的掌政而有了很大的改进。
六、长庆会盟
815年（唐元和十年），赤德松赞去世，子赤祖德赞（藏文史籍又作热巴坚，《新唐书》作可黎可足）继赞普位，年号彝泰。赤祖德赞以崇佛的登峰造极而著称于史。他制定了一人出家为僧，由七户臣民负责供养的制度，还制定了以恶指指僧者断指，以恶目视僧者剜目的严刑峻法。他顶礼僧人，广建寺院，王朝政务由僧人钵阐布主管。为了继续巩固王室集权，抑制贵族的势力，赤祖德赞多次遣使赴唐，请求和盟。
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十月，唐蕃会盟于长安西郊。吐蕃会盟专使为礼部尚书论讷罗。唐朝派丞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17人与盟。822年（长庆二年、彝泰八年）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去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东郊会盟。会盟前，赤祖德赞接见并宴请刘元鼎等唐使。会盟由钵阐布升坛主盟，依惯例，与盟人员都要履行歃血的仪式，钵阐布因是僧人，不歃血，只饮郁金水为誓。会盟毕，吐蕃遣使随刘元鼎至长安，又派人到大夏川（今甘肃省大夏河）召集东道将领100多人宣读盟文，要求他们信守不渝。
823年（长庆三年、彝泰九年），唐朝和吐蕃分别在长安和逻些建碑，刻盟文及与盟人名于其上以纪其事（按，现只存唐蕃会盟碑一通，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前。长安碑已不存）。双方在盟文中重申“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叶同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还规定了唐蕃双方人员往来路线和供应办法等具体事项。在现存唐蕃会盟碑的背面，还记述了唐蕃和盟关系的始末：对唐朝文成、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唐蕃间长期和战不定的形势作了回顾；对极力主张与唐和盟的赤祖德赞作了充分的肯定。此次会盟在客观上使吐蕃社会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吐蕃的经济、文化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唐蕃双方人民而言，会盟反映了他们想望结束战争的共同愿望，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自706年至822年的100多年间，吐蕃与唐朝共会盟8次，此次会盟是第8次，即最后一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亦称“甥舅和盟”。
第五节吐蕃王朝的崩溃
一、达玛禁佛“灭法”
赤祖德赞积极崇佛的政策，特别是极力提高僧人的政治地位，使钵阐布主管王朝的行政大权，引起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一部分贵族制造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与王妃属卢氏“私通”的谎言，致使赤祖德赞误杀钵阐布·勃阑伽允丹。838年（唐开成三年、吐蕃彝泰二十四年），赤祖德赞被贵族杀害，原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也被杀。赤祖德赞之弟达玛（《新唐书》作达磨，藏文史籍作赤祖德赞之兄），被反佛教的贵族拥戴，继赞普位。
达玛在位仅四年（838—842）。此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加以吐蕃农牧区又连续发生了空前的瘟疫、霜雹和洪涝灾害，反对佛教的贵族遂制造舆论，把一切自然灾害都归咎于信奉佛教所致，而达玛又是一个“嗜酒，好田猎，喜内，且凶愎少恩”的人，他原是受贵族拥戴才得以即赞普位的，自然他也要受到贵族的摆布。据敦煌古藏文史料记载，达玛即赞普位初期，仍然依照吐蕃惯例，发愿礼佛弘法。此时，他采取了和赤祖德赞截然相反的政策，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佛像被抛入河中，强迫所有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杀戮。达玛镇压佛教的措施，在吐蕃境内雷厉风行，使佛教在吐蕃已经形成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尊信佛教的人视达玛为牛魔王下凡，而称他为“朗达玛”。朗，藏语，意为牛。达玛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死。
达玛的禁佛与赤祖德赞的崇佛，实质上是吐蕃奴隶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转移奴隶和平民的斗争方向，维护和巩固奴隶制统治的不同手段，而其表面现象则是佛教和本教的斗争。
达玛被刺前，王妃已怀孕，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843年（会昌三年），王妃生一子，为防王后抢走，白昼由人围绕，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以故取名欧松，意为光护。王后买得一乞人之子，胁迫朝臣认可系她所生，名永丹，意为母坚，即母亲坚持认定的。永丹在《新唐书》上被记载为王后之兄·尚延力之子，名乞离胡。
达玛被刺后，欧松和永丹分别被不同的贵族集团操纵，争夺赞普宝座，互不相让。永丹以逻些为根据地，自称“赞普”，而达玛的亲生子欧松，却被排挤到约如，即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一带，与永丹对立，双方进行了长年的斗争。
二、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解体
当吐蕃王室分裂的信息传到吐蕃属部，各领兵将帅也拥兵自重，相互混战。
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冬，吐蕃驻洛门川（今甘肃省武山县）讨击使论恐热，利用吐蕃王室分裂之机，阴谋夺取政权。他以讨伐王朝中控制实权的綝氏家族为借口，以永丹“无大唐册命，何为赞普”作号召，发兵西征。此时，以永丹为代表的吐蕃王室势力，派尚思罗统大军，并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属部的军队配合，迎战论恐热。论恐热利用吐蕃长年统治属部，属部人民对吐蕃敢怒而不敢言的矛盾，使苏毗等属部的军队分崩离析，最后，尚思罗兵败，被论恐热缢杀。论恐热合并尚思罗及苏毗等属部的兵力，共10余万人，势力较前更为强大。
当时，吐蕃驻守鄯州的节度使是尚婢婢。据《新唐书》记载，尚婢婢是羊同人，出身于吐蕃高官门第，他为人宽厚，又有学问，赤祖德赞很仰慕他的为人，命他担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在鄯州为官，很有威望。论恐热率军西征，必须先除掉尚婢婢，以免退路被切断。论恐热自恃人多势众，以为尚婢婢一介书生，不是他的对手。二军在大夏川交锋后，尚婢婢巧布伏兵4万之众，诱使轻敌深入的论恐热身陷重围，几乎被生擒。
844年（会昌四年）春，论恐热又聚集兵力，向尚婢婢镇守的鄯州大举进攻，激战多次，未能取胜。851年（唐大中五年），论恐热朝唐，求河渭节度使官职，遭到唐宣宗的拒绝。此后，论恐热与尚婢婢长年混战，最后，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混战的后果是“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使这一地区内的各族人民，遭到长达20余年之久的沉重的战争灾难。
唐朝趁吐蕃王室分裂之机，于844年（会昌四年）议复河湟18州建制，派刘濛为巡边使，命令他储备粮饷、军械，探听吐蕃兵力的虚实。849年（大中三年），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原州所辖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7关的守将降唐。前此一年（848），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人张义潮率众起义，吐蕃在沙州的守将闻风远逃。
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以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伊（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肃（今甘肃省酒泉市）、鄯、甘（今甘肃张掖市）、河（今甘肃省临夏市），西（今新疆吐鲁番市）、兰（今甘肃省兰州市）、岷（今甘肃省岷县）、廓（今青海省贵德县）等11州图籍归唐。唐授张义潮防御使，其后，唐朝又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的建制，张义潮又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兼11州观察使。与此同时，吐蕃镇宁河、渭（今甘肃平凉）二州的将领尚延心降唐，受唐封武卫将军，任为河、渭等州都游奔使。从此，吐蕃占据长达百余年的河西陇右地区，又重新回归唐朝。此时唐朝的实力较前更为衰弱，已经濒于全面崩溃。此后不久，全国统一的局面，即为分裂的五代十国所取代，吐蕃社会也同样进入了一个互不统属的分裂割据时期。
三、嗢末及奴隶平民起义
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属部相继叛离。在河陇地区屯垦的原吐蕃随军奴隶，自号“嗢末”（一作温末，或浑末），利用吐蕃奴隶主统治的分崩离析，首先发动了起义。
嗢末集团的组成，除吐蕃屯垦奴隶外，还包括当地各族各部的劳动人民。因为来自吐蕃的随军奴隶，在屯垦过程中，必然要与被吐蕃奴役的当地各属部的劳动人民共同生活，吐蕃的残酷统治使他们结成了同命运、共呼吸的关系。起义一经发动，其势即锐不可当。到公元857年（大中十一年），河、渭二州的嗢末起义军，已聚众10000余帐，当地吐蕃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土崩瓦解。起义范围又进一步扩大，遍及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今甘肃省迭部县）、宕（今甘肃省宕昌县）各州。
862年（唐咸通三年），历史上有嗢末朝唐入贡的记载，到875年（唐乾符二年），唐西川节度使高骈，结合嗢末部鲁耨月及前述吐蕃降将尚延心部，进驻现今四川省大渡河流域一带，可见嗢末部的势力有自河陇地区向川西北发展的趋势。直到10世纪初，后梁历史上仍有嗢末部活动的记载。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反上起义，于869年（咸通十年）在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爆发。由手工匠人出身的领袖韦·阔希列登率领的起义军，自东向西挺进，沿途各地参加起义军行列者不计其数。此时，乌如地区的大奴隶主没卢氏和巴氏互相征伐，相持不下，起义军利用他们火并之机，直捣吐蕃奴隶统治的腹心地带。另一支奴隶平民起义军也在乌如地区发展壮大，为首的奴隶领袖是韦·罗泊罗穷。约如地区的奴隶主驱使奴隶群众引水修渠，有来自工布地区的奴隶领袖6人，领导群众于夜半起义，提出“砍断山头，不如砍断人头”的响亮口号，杀死了以尚结赞内赞为首的奴隶主，起义人领导的起义军攻下秦瓦达则（今西藏自治区穷结县），愤怒的奴隶一举掘发了吐蕃赞普的陵墓。此时，奴隶平民大起义的声势，达到了顶峰阶段。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惊呼这次起义是“一鸟翔空，群鸟飞从”，还说，这次起义是由于钵阐布·勃阑伽允丹无罪而被处死，含恨转生为夜叉，是他驱使众多“凶神恶煞”入于人心，才发动起来的。尽管统治阶级对这次起义作了许多歪曲，但是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在起义的强力冲击下，已无法继续维持。
发生于9世纪后半期的奴隶平民起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奴隶主或被起义军杀死，或向边远地区逃窜。如吐蕃王室欧松之孙尼玛衮，在起义军的追杀下，仅带少数仆从西逃边远的阿里地区。此次起义推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新兴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奴隶占有制的旧生产方式。从此以后，藏族逐渐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
一、吐蕃的民族来源
藏族，唐以前无专称。自唐代始称吐蕃。蕃，古音读如“博”，藏文作“bod”，与古代藏族信奉的原始巫教“本”（bon）互通，古代藏族的族称或导源于此。“吐”，多认为是古汉语“大”的同音字。吐蕃效唐，对外自称“大蕃”，唐朝改“大”，而易之以同音字“吐”，故称“吐蕃”；另一说，“吐”源于藏文“lho”，lho是吐蕃王族的发祥地，即今西藏山南地区。二说并存，而以前说较为普遍。
吐蕃民族的来源，据14世纪成书的《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是猕猴与岩魔女结合，传出最早的人类，其后，子孙繁衍，分别在今西藏各地开垦平地，建筑城邑。直到聂赤赞普，即吐蕃王系第一代赞普（王）从天降临，才有了君臣之分。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首府泽当（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地），传说即猕猴及其子女玩耍的场所；泽当附近的山上，还有“猴子洞”的古迹。这种“猕猴变人”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也是古代藏族对本民族来源的具有普遍性的看法。
《新唐书》援引《后汉书》以来诸史籍，认为“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在西羌诸部中的发羌、唐族，早在公元1—2世纪时，即居住在析支水迤西，其地距中原绝远，互无往还。《新唐书》根据“蕃发声近”的理由，认为吐蕃即发羌的后裔。另一说，吐蕃是鲜卑族的南凉王朝秃发利鹿孤之后。秃发利鹿孤有二子，一名樊尼，一名傉檀。傉檀为西秦乞伏炽磐所灭；樊尼率残部臣服于北凉沮渠蒙逊。北凉亡，樊尼率所部过积石山，西越黄河，成为诸羌部的首领。
古羌人西迁而形成吐蕃之说，源于古汉文史籍。此说忽视了民族的发展和演变，将吐蕃的形成过程，包括与其它民族同化、融合的历史简化甚至曲解，自然不是科学的论断。
或谓吐蕃先民来自印度。自佛教传入吐蕃后，一些佛教徒为扩大佛教的影响，臆造出吐蕃王室的始祖聂赤赞普出身于印度王室的说法。自聂赤赞普下传31代，即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但是史实及人种、语言、考古等方面的资料表明，吐蕃族源“南来说”毫无科学根据，而且这一反科学的伪说还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我国领土西藏，制造了口实。
青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居住，大量的考古发掘的材料，推翻了这里地高天寒、荒野千里，古代不会有人栖息繁衍的传统观念。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已经有人类生存，近20年来，在定日、申扎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自1958年起，西藏林芝陆续发现古代人类头骨和伴生石器、陶器等。经过科学鉴定，“林芝人”是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期的人类遗骸，属蒙古人种，即黄种，为现代a组西藏人的祖先。
1978—1979年，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多座房屋遗址和大量的石制工具，以及骨器、陶器、粟米、动物骨骼等。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卡若遗址早期距测定年（1981）4655年，晚期距测定年3930年。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过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有粗糙的纺织物，能够制造彩陶，有用骨、石和贝壳制做的装饰品等。
从以上考古发掘材料可知，至迟于距今4000年以前，距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建立2700年以前，藏族的先民就已经在现今西藏地区创造了多种经营、极富特色的物质文化。据此，足以排除古代西藏无人居住的臆断。
二、鹘提悉勃野部的兴起
现今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流域，是吐蕃民族的发祥地。早年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史称“鹘提悉勃野”部，或“悉勃野”部。又称“雅隆部”。雅隆河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然环境很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传说中自天而降的聂赤赞普，在到达雅隆河流域后，做了六牦牛部的领袖。
被尊称为“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的聂赤赞普及其后六代赞普，史称“天赤七王”，史籍记载多神奇玄怪色彩，不尽可信。
止贡赞普继“天赤七王”后登位，不久，王权为属臣攘夺。10年后，止贡赞普的次子布岱贡杰即位。此时，悉勃野部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把木头烧成木炭，熬煮皮子，取得皮胶，挖出铁、铜、银三种金属，木头上钻孔制造出犁轭，二牛共轭把平川开成田地，引湖水入渠，田里撒下种子。”当止贡赞普和布岱贡杰在位时，已有来自香雄部（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一带的本教传播，而且由名为“仲”和“德乌”的本教巫师护持国政。此二王史称“上丁二王”。
此后，吐蕃王统世系又有“中累六王”、“地带八王”、“下赞三王”的记载，史实都少于“上丁二王”。“下赞三王”下传为拉托托日宁协（《新唐书》作佗土度），传说他在位期间，有佛教、佛塔等物从天而降。拉托托日宁协约在公元4世纪中叶时在位。抛开神话传说，估计此时已有零星佛教势力传入悉勃野部。
拉托托日宁协后三传为达日聂赛（《新唐书》作讵素若），即吐蕃王朝建立者松赞干布之祖父，达日聂赛之子、松赞干布之父为囊日论赞（《新唐书》作论赞索）。当达日聂赛父子在位时，悉勃野部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度量衡和杂交牲畜犏牛和骡，畜牧业已实行储草过冬。此时，悉勃野部以武力兼并邻部，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囊日论赞亲自向作战有功的臣下，封赐了土地和奴隶。这是古藏文史籍中关于“奴隶”一词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6世纪。当然，悉勃野部绝非此时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只是在此之前古藏文史料中未见有关奴隶制度的任何记载。
在悉勃野部兴起的同一时期，其邻近地区还有被称作“十二小邦”的地方势力，它们在现今西藏的藏北、工布（今林芝地区一带）、塔布（今山南地区东部）及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拉萨河、年楚河流域等地，各据一方，分散发展，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与悉勃野部相近，彼此之间语言相通，且有比较密切的交往。随着悉勃野部实力的发展壮大，它们与悉勃野部的关系，或联盟，或对峙，或先盟而后叛，情况各异，直到囊日论赞力挫群雄，悉勃野部才取得独占的优势地位。
第二节吐蕃王朝的建立
一、松赞干布统一诸羌部
囊日论赞时，悉勃野部的实力已自雅隆河流域扩展到拉萨河上游今墨竹工卡一带。当悉勃野部兼并邻近诸部，北迁拉萨河流域时，表明吐蕃王朝的雏形已经确立。
但是，此时新建立的奴隶制吐蕃政权还很脆弱。囊日论赞对新征服或新归附地区的贵族，加以封赐和笼络，他敢于起用出身“卑微”的新贵族，或授予军权，麾师平叛；或委以重任，官居卿相，因而招致了旧贵族的极大不满。随后，囊日论赞自己的庶民心怀怨望，王妃所属的庶民则是公开发动叛乱，外戚如香雄、苏毗、塔布、工布、娘布等部，也都相继叛离，囊日论赞内外交困，最后被人毒死。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新唐书》作弃宗弄赞，？—650）幼年嗣位，开始了他显赫一生的政治生活。
松赞干布即赞普（藏语，意为有权势的君主，沿用为吐蕃国王的专称）位后，首先平息本部的叛乱，诛灭毒杀父王的凶手，原来叛离的属民，又都重新归入他的统辖之下。约于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邻近诸部往来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迁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正式建立吐蕃王朝。此时，吐蕃社会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度量衡也适应生产的发展而趋于统一，吐蕃王朝的实力日益强大。
松赞干布在吐蕃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征服青藏高原上的诸羌部。如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嘉良夷等，以及属于鲜卑人的吐谷浑部，将它们变为吐蕃的属部。于是，吐蕃王朝的统治范围直接与唐朝相接。松赞干布的武力征伐，是为了扩展吐蕃王朝的实力，但在客观上他兼并诸部后，结束了以往各部落后、分散和孤立发展的局面，促使它们和吐蕃结为一体，推动了它们之间的一次融合，使它们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松赞干布制定军政制度
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诸羌部的陆续归附，为松赞干布制定各项施政措施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制度上，松赞干布仿照中原地区的府兵制，在吐蕃建立了四个被称作“如”的军政组织，即乌如，以今拉萨市为中心；约（左）如，以今乃东县昌珠寺为中心；叶（右）如，以今南木林县为中心；如拉，以今拉孜、谢通门县为中心。如，藏语意为部或翼。每个如又分为上下二支如。每个如的马匹呈不同毛色，旗帜也各不相同，以示区别。
吐蕃的职官制，基本上是在松赞干布时期确立的。王朝中赞普以下总管朝政的是大相（论茞）、副相（论茞扈莽）各一人，但副相非常设职。主管王朝外部，即管理属部及对外侦察、征讨等事务的官员是都护（悉编掣逋）一人。主管王朝内部事务的官员是内大相（曩论掣逋）、内副相（曩论觅零逋）、内小相（曩论充）各一人。主管王朝司法事务的官员是整事大相（喻寒波掣逋）、副整事（喻寒觅零逋）、小整事（喻寒波充）各一人。整事大相或译刑部尚书。这些职官的设置，显然受到唐朝官制的影响。
吐蕃王朝的职官，往往在名前冠以“论”或“尚”字。论，一般指与王室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大臣；尚，是和王室通婚的各大贵族出身的官员，原义是舅父。
松赞干布还确定了“告身”制度，即用不同质料制成的臂章，以区别官阶的高下。一等瑟瑟（翡翠），二等金，三等银镀金，四等银，五等铜。臂章钉在方圆三寸的粗毛布上，悬在臂前。估计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告身制度尚属草创时期，形制和等级的区分也较为简单，因此，汉籍《册府元龟》和藏籍《智者喜筵》对告身制度都有不同的记载。到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期，告身制度发展到了更加完备的阶段。不同的记载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为根据的。这种“告身”制是吐蕃奴隶制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职官制度方面的具体反映。
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松赞干布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他以佛教“十善律”为根据，在吉雪（拉萨河下游）的学玛那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松赞干布及其臣下都盖印于其上，以昭郑重。这些法律的内容大致是“对争斗（者）罚款。对杀人者依死者的地位罚命价。对盗窃的人罚赔八倍，连同原物共为九倍。对通奸者折断其肢体，流放到其它地方。对说谎的人拔断其舌头。又令臣民皈依三宝，恭敬信奉，报父母恩，孝敬奉侍。对恩人及父叔长辈的意旨，不可违背，以德报德。对贤良的人和出身高贵的人，不能与他们争斗，要听从他们的吩咐。学习经典文字，明白其中的道理。相信业、因、果，戒绝恶行。帮助亲友邻居，勿生侵害之心。品行端正，心存天良。酒食有节，知耻存礼。按期还债，称量时勿行欺骗。未受别人的委托授权之事，不要参与。谋划事情时应自持主张，勿听妇人之言。是非难以判断时，请地方神祗护法作证，立誓赌咒”。这些法律虽然是以佛教的教理为标榜的，但实际上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特权，强调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容逾越，对被统治阶级则是以严刑峻法镇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的“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既反映了吐蕃刑罚的残酷，也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量刑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
三、文字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
关于藏文的创制，藏文史籍比较普遍的记载为，松赞干布派遣其大臣吞米桑布扎，携带黄金等贵重礼品，去天竺（今印度）学习文字，吞米桑市扎在天竺南方，向通晓文字声韵之学的一位名叫李金的婆罗门求教，学习了梵文和其它文字的字母。学成后，进行综合比较，创制了一种有30个字母、4个元音符号的拼音文字；他还把《宝云经》、《宝箧经咒》、《大悲白莲花经》等佛教经典带回吐蕃，于是吞米桑布扎成为吐蕃第一位精通翻译和文字的圣人。但是，据藏文《雍中本教史》的说法，藏文导源于古香雄文，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即已形成藏文并付诸使用。这一说法较为可信。如果藏文的创制始于公元7世纪，藏文不可能在当时就得以普遍而迅速地推广。事实上，藏文在7世纪时，已经在吐蕃广泛使用。如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必须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而且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肯定地说，历史上总会有吞米桑布扎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发展藏文的事业上，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吐蕃自从创制了文字，随后即有了本民族文字的著作和译述，吐蕃民族的文化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佛教传入吐蕃以前，吐蕃原有的宗教是本教。本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占卜吉凶，祈福禳灾，驱鬼降神，巫术医病等为其主要活动。本教最早兴起于香雄部，创始人辛饶米沃且，约于“上下二王”时传入吐蕃，其巫师备受王室倚重。古代吐蕃设有“孤本”的职位，辅佐赞普，参预政务，此人即是本教巫师。著名的《布顿佛教史》更明确地指出：“在这（指拉托托日宁协在位期间引者）以前，西藏的政治，都是由本教徒来治理的。”《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主持会盟、刑牲的人，无疑也是本教巫师。
佛教自7世纪正式传入吐蕃。此时吐蕃王朝建立不久，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室，积极地从汉地和天竺等地引进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作为阶级社会的宗教，能够更为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原始的本教则是无法与佛教相比拟的。另外，当时吐蕃的四邻，如南面和西面的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北面的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东面和北面的汉地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这也为佛教的传入吐蕃提供了条件。
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唐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随带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此前，松赞干布还迎娶了泥婆罗国的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也带往吐蕃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二尊佛像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既是佛教在7世纪时传入吐蕃的标志，也表明了佛教是从中原汉地和天竺、泥婆罗一带等不同地域传入吐蕃的。
佛教传入吐蕃后，松赞干布主持修建了一些寺庙，它们分别是魇胜寺4座，再魇胜寺4座，分魇胜寺4座及大昭、小昭等寺。这些寺庙据说都是为了“镇服妖邪”而建立的供佛神殿，不是剃度僧人的僧伽组织。与此同时，将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的工作也有了开端，除吞米桑布扎外，还迎请天竺的枯萨热、泥婆罗的锡拉曼殊和汉地的大天寿和尚等人，参加译经工作。
虽然佛教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在吐蕃社会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佛教也受到来自本教的反对和抵制。本教在吐蕃民间有根深蒂固的群众基础，而且还得到各地方豪酋势力的支持。在吐蕃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上，佛教和本教经历了长期的、起伏多次的斗争。这一斗争反映了吐蕃不同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角逐，影响深远，宗教斗争并非问题的实质。
四、松赞干布开创的对唐关系
松赞干布即赞普位后，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使吐蕃王朝的实力日趋强大。当时唐朝正致力于重新统一全国的大业，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纷纷归附于被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松赞干布为了加强和唐朝的关系，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他向唐朝遣使入贡，请通婚，并先后用兵于与唐朝邻近的吐谷浑、党项、白兰诸部及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向唐朝显示其实力。
640年（贞观十四年）松州战役后，松赞干布派大相噶·东赞（《新唐书》作禄东赞）到长安，献黄金及其它珍宝以为聘礼，唐太宗答应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噶·东赞也接受唐朝授给的“右卫大将军”的职位。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由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蕃，抵达黄河源附近的柏海（今扎陵、鄂陵湖），松赞干布也从吐蕃远道赶来柏海迎接，并以子婿之礼与李道宗相见。此后，李道宗返唐，文成公主由松赞干布陪同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特地在逻些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自己认为“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
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征辽东班师回朝，松赞干布再次派噶·东赞到长安奉表献礼。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天竺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会国王尸罗迭多卒，帝那伏帝（今比哈尔邦北部）王阿罗那顺发兵拒唐使入境，王玄策奔吐蕃求援。松赞干布会合泥婆罗及西羌章求拔部，共同出兵天竺，俘阿罗那顺，遣使赴唐献捷。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高宗李治即皇帝位，随即授给松赞干布“驸马都尉”的官职，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受封后，致书于唐朝大臣长孙无忌：“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同时还奉献了金银珠宝15种，向唐太宗致祭，唐高宗又加封他为“賨王”，赐杂彩3000段，还为他刻了石像，列于唐太宗陵前。
650年（唐永徽元年）松赞干布在逻些病逝，唐高宗在长安为之举哀致祭，还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携带皇帝诏书前往逻些，参加祭奠仪式。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朝与唐朝的臣属关系即已确立，而且这一关系为此后形成的藏族与祖国各民族之间互依互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松赞干布在开创吐蕃与唐朝政治关系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此外，松赞干布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待邻区的先进封建文化，以其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敢于敞开大门，积极引入，既不是故步自封，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不是原封不动，照搬邻区的一切，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三节吐蕃王朝的强盛
一、噶氏家族的专权与衰落
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孙芒松芒赞（《新唐书》作乞黎拔布）继位，国事由大相噶·东赞代行，是为噶氏家族专权之始。
噶·东赞当政期间，抚服边地，规定赋税，区分“桂”（武士），“庸”（奴隶）等级，清查户籍，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也日臻完备。噶·东赞为人沉勇有谋，善机变，用兵有节制，在吐蕃王朝中，声名显赫，是一个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相。667年（唐乾封二年），噶·东赞卒，其子钦陵兄弟先后执掌王朝实权。在噶氏家族掌权的50年间，吐蕃王朝的实力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对外不断进行武力扩张。
670年（唐咸亨元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区县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市西南），构成了对唐朝一向重视的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的威胁。唐朝派出以薛仁贵为首的10万大军攻吐蕃，在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切吉草原）遭到钦陵的阻击大败。吐蕃攻占安西四镇，既可镇慑西羌诸部，又把持了这一通商要道上的税收，而且四镇之地距吐蕃本部不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便于控制，因此，吐蕃争夺唐朝安西四镇蓄谋已久。安西四镇既被吐蕃攻占，唐蕃之间的征战日趋频繁，此时吐蕃的军事力量正处在强盛。发展的时期。
噶氏家族擅权期间，芒松芒赞及其子都松芒布结（《新唐书》作器弩悉弄）都是年幼即赞普位，王朝的军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噶氏家族手中，赞普位高而无实权。钦陵驻军于今青海省东部，实力有增无已，而且还培植了一批雄厚的亲信势力。在钦陵当权期间，曾经发生过大藏地区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事件（687）。大藏（rtsang—chen）疑是大宗（tsong—chen）之误写。宗，即宗喀（今青海省涅中县），为钦陵驻军所在地。
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是对立的阶级。王室和贵族是奴隶主阶级。奴隶主以下的都是属民。属民包括平民和奴隶。奴隶中的一部分是从被征服地区掠夺来的人民，一部分是平民在阶级分化中破产下降而变成奴隶的。奴隶要为奴隶主从事生产，或被用于家务劳动及随军的勤杂人员，这一部分奴隶称为“庸”，奴隶主还把一部分奴隶和平民编入军旅，让他们参加作战，这一部分人被称作“桂”。作为社会等级，“桂”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庸”。
奴隶主阶级豪华奢侈，以残暴的刑杀维护其统治，甚至将奴隶殉葬，或作为盟会祭天的牺牲。当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压迫达到一定极限时，其贪婪的刀锋又转向平民。吐蕃的贵族将领，在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时，劫掠财富，中饱私囊，虏获人丁，以扩充奴隶的数量。对内则是征调频繁，加重赋税。使奴隶和平民不堪其苦，促使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吐蕃王室对于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压迫，与贵族奴隶主殊无二致。但是，贵族将领们的跋扈专横，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大不利于王室的集权统治，王室亟需稳定局面以巩固集权，贵族将领的行径，构成了对王室权力的严重威胁。此时，吐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深化了。
676年（唐仪凤元年）芒松芒赞去世，其子都松芒布结即赞普位，贵族及地方豪酋，多拥兵作乱者，王室将乱事次第平息。695年（武后天册万岁元年），都松芒布结已届成年，首先处死噶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赞辗恭顿，随后于698年（武后圣历元年），以“出猎”为名，先派兵执杀钦陵的亲信2000余人，再派人召见钦陵，钦陵拒不受命，都松芒布结亲自领兵讨伐，未战，钦陵兵溃自杀。钦陵弟赞婆率钦陵子莽布支投唐。唐封赞婆为“归德郡王”，授“辅国大将军”，封莽布支为“安国公”，授“左羽林大将军”。按，莽布支疑是钦陵子论弓仁，《新唐书·论弓仁传》对其封赠有异说。噶氏家族对吐蕃王朝的专权至此告终。
二、清水会盟前的蕃唐、蕃诏关系
吐蕃和唐朝之间，原与吐谷浑、党项、白兰诸部相隔，双方的军事力量，最初并未直接接触。松赞干布在向唐朝请婚之前，即曾在吐谷浑部及松州施展武力。松赞干布去世后，噶氏家族专权，钦陵等人都致力于军事扩张，唐军在大非川失利后，不仅吐谷浑复国的计划破灭，而且使安西四镇成为唐蕃长期争夺的要地。都松芒布结在位初年，“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此时吐蕃的辖区，已直接与唐朝相连。
自噶氏家族失势后，唐朝与吐蕃接连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姚州（今云南省姚安县）及安西四镇之一的龟兹等地交相攻击。704年（武后长安四年），都松芒布结亲征西洱诸部（今云南省大理市一带），卒于军。其子赤德祖赞（《新唐书》作弃隶蹜赞）冲龄即位，吐蕃因赞普年幼，军事失利，于706年（唐神龙二年）主动与唐盟和，史称“神龙盟誓”。唐蕃关系暂趋缓和。710年（唐景龙四年），唐中宗李显以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联姻。
713年（唐开元元年），吐蕃贿赂唐将杨矩向唐索取“河西九曲”（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茫拉河流域）之地，作为金城公主“汤沐邑”。吐蕃据水草肥美的河西九曲后，秣马厉兵，积极备战。
714年（开元二年），吐蕃毁约攻兰州以东，深入渭源。唐玄宗李隆基征调军队奋力反攻，挫败吐蕃军。
729年（开元十七年），唐军攻克石堡城（今青海省湟源县南）。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唐蕃于赤岭（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定界，形势暂趋稳定。不久，唐蕃间又在凉州、鄯州（今青海省乐都县）、茂州（今四川省茂县）等地相互进攻。地处河湟门户的战略要地石堡城，唐军得而复失（742）。其后，唐将哥舒翰于749年（唐天宝八载）再次攻克石堡城，但是军卒死亡数万人，得不偿失。由于吐蕃军力集中河湟，固守石堡，唐将高仙芝于747年（天宝六载），越帕米尔高原。攻破受吐蕃控制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借以加强唐朝对安西四镇的控制。
755年（天宝十四载），吐蕃利用安禄山叛唐事件，大举东征，占据唐河西陇右之地后，又向今甘陕界上进攻。
763年（唐广德元年），吐蕃大将达扎路恭（《新唐书》作马重英）领兵乘虚攻占唐都长安，唐代宗李豫出走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吐蕃立傀儡皇帝李承宏（金城公主之侄），停留15日，引兵西退。吐蕃一度攻占唐都长安的事件，标志着吐蕃在军事力量上的顶峰阶段。至此，河西陇右诸州，已尽为吐蕃攻占，唐蕃间虽以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北）为界，但吐蕃军仍不时越过泾州，北上掠取秋稼。
在西南，原是唐蕃界上的松州、维州（今四川省理县西），先后被吐蕃攻占，茂州及黎（今四川省汉源县）、雅（今四川省雅安市）诸州也屡受吐蕃攻掠。吐蕃曾于704年（武后长安四年）征服西洱河流域，唐朝为了与吐蕃争夺今滇西地区，707年（唐景龙元年）派唐九征率军攻至漾、濞二水，烧毁吐蕃架设的铁索桥，断吐蕃通往西洱河流域的通道，并立铁柱于洱海以纪功。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蒙舍诏皮逻阁统一六诏之地，合称南诏，定都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受唐册封。唐朝极力笼络南诏，以为抗击吐蕃的助力，但南诏又有联蕃御唐的意图，早在皮逻阁统一六诏之前，皮逻阁就曾亲往吐蕃向赤德祖赞致礼，拉拢关系。748年（唐天宝七载），皮逻阁卒，其子阁罗凤即南诏王位，唐诏失和。751年（天宝十载），阁罗凤迎战唐将鲜于仲通，吐蕃派军助阁罗凤，大败鲜于仲通于西洱河，翌年（752），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钟，吐蕃语，意为弟），给金印，号“东帝”，阁罗凤改元赞普钟元年，蕃诏正式结盟。
第四节吐蕃王朝的衰落
一、赤松德赞的业绩
755年（天宝十四载），赤德祖赞为臣下谋害，子赤松德赞（742—797，《新唐书》作娑悉笼腊赞、乞立赞）继赞普位。赤松德赞即位后，首先处死因叛逆获罪的贵族末氏和朗氏，籍没其财产，巩固王室权力。随即进一步强化奴隶制的统治，继续推行扩展实力的战争，加重对属民的剥削，使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吐蕃奴隶制社会自公元8世纪中叶起，已开始由全盛走向衰落。
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吐蕃王朝的职官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设置了九大尚论，即《新唐书》所记“尚论掣逋突瞿”。告身制度此时更趋完备。据《智者喜筵》记载，告身各等又有大小之分，大相佩大瑟瑟告身，副相和内大相佩小瑟瑟告身，内副相和整事大相佩大金告身，内小相和副整事佩小金告身，小整事佩银镀金告身，其下军政官员人等，分别佩大小银铜告身，最低一等的铁告身，赐给作战有功的勇士佩带。在军事制度上，赤松德赞在原有四如的基础上，增置孙波如，五如下共设61东岱。东岱，即千户所，由东本主其事。此时，吐蕃的军政组织更加健全。另外，通恰（藏语原意为观察使，汉文史籍作节度使）一职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是占领地区的高级官员。
在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在吐蕃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佛教自7世纪传入吐蕃后，虽然得到王室的大力扶植，但与传统的本教斗争激烈。赤松德赞年幼即位，贵族那囊氏掌权，那囊氏与信奉本教的大臣极力反对佛教，王朝发布禁佛令：驱逐佛教僧侣，改大昭寺为屠宰场，将文成公主带往吐蕃的释迦牟尼像埋于地下，后又转移到芒宇（今西藏吉隆县一带），还有一些佛寺遭到摧毁。赤松德赞成年后，力图发展佛教，在清除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后，废除了前此颁布的禁佛命令。请天竺寂护，莲花生等人主持兴建了首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建寺年代诸说不一，大致应在8世纪后半期）。首批剃度出家的7人，史称“七试人”，都是贵族子弟，是为藏族历史上第一批佛教僧人。
自佛教传入吐蕃后，与本教经历了长期起伏多次的斗争。佛教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植下日益得势。为了抵制本教势力，佛教徒向赤松德赞提出与本教徒就教义优劣，进行公开辩论，以决胜负的建议。赤松德赞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敦喀（今西藏穷结县境内，一说在墨竹苏丕蒋布才宫前）组织佛教和本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赤松德赞宣布佛教获得胜利，本教则被判定为非法的宗教，凡不愿放弃信仰的本教信徒，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从而巩固了佛教在吐蕃社会的优势地位。随后，佛教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斗争。由于佛教主要自汉地和天竺传入吐蕃，二地僧人分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汉僧持“顿悟”之见，天竺僧则主张“渐悟”，彼此互不相容，迫使赤松德赞决心以辩论解决佛教内部不同见地的斗争。辩论约自792年至794年间在桑耶寺进行，由赤松德赞亲自监督。最后以汉地佛教失败宣告辩论结束，天竺佛教遂在吐蕃取得独占的合法地位。这一佛教内部的斗争，史称“顿渐之争”。
赤松德赞极力发展佛教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王室集中政治上的权力，削弱贵族和地方豪酋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吐蕃社会的封建因素迅速增长，导致吐蕃奴隶制度的矛盾日益加剧，平民和奴隶的负担加重，贫富分化的趋势突出，被统治阶级的起义事件迭有发生。显然发展佛教，在缓和阶级矛盾，抑制世俗贵族的权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史实证明；赤松德赞发展佛教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
二、清水会盟
783年（唐建中四年），唐朝和吐蕃在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北）会盟，重新划定双方边界。
唐德宗李适于779年承袭帝位，此时唐蕃双方都有息战求和的愿望。这是清水会盟的历史背景。
吐蕃军自长安西退后不久，又联合回纥军攻唐。唐将郭子仪在764—765年（唐广德二年至永泰元年），先后挫败吐蕃与回纥联军于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和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
767年（唐大历二年）四月，唐蕃再度和盟于长安兴唐寺。先是765年三月，唐蕃于兴唐寺和盟，十月，吐蕃即背盟，联合回纥军攻唐泾阳。767年四月和盟后，九月，吐蕃又背盟，围攻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游骑至潘原、宜禄（均在今陕西省长武县境内），郭子仪率重兵在长安以西严备。不久，唐军破吐蕃军于灵州，明年，吐蕃军又攻灵州，进逼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又被唐军击退。
779年（大历十四年），南诏王阁罗凤卒，孙异牟寻立。冬十月，吐蕃军与南诏军会合10万之众，分兵三路，攻唐剑南道（今四川省剑阁县以南、长江以北，治成都）。此时南诏已成为吐蕃属国，南诏被迫出兵是为了替吐蕃取得蜀地作为“东府”，俘获的工伎都送往吐蕃的首府逻娑城（逻些异称，即拉萨市），而且还要向吐蕃纳岁赋一缣。唐将李晟率兵破蕃诏联军于大渡河外，联军死八九万人。异牟寻退守羊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吐蕃为了安抚刚刚即位就在军事上遭到挫败的异牟寻，封他为“日东王”。
自吐蕃军攻陷成都到清水会盟之前，唐蕃之间处于较长时期的和战不定的形势。唐朝在兵力上的弱点，以及诸藩镇拥兵自保，不听朝廷调动，使吐蕃得以利用时机，以与唐和盟掩盖其占地掠民的目的。
779年八月，唐德宗即帝位三个月后，派太常少卿韦伦入吐蕃，送还战俘500余人。韦伦抵吐蕃时，赤松德赞已获悉剑南蕃诏联军战败，遂热情地接待了韦伦，并说：“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代宗）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德宗）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今甘肃省文县），侵灌口（今四川省都江堰市）三也。”赤松德赞复遣使随韦伦朝唐，德宗李适再一次派韦伦赴吐蕃送还在剑南战役中吐蕃被俘人员。赤松德赞见到韦伦重来蕃地，并再次送还战俘，“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又派其相论钦明思等50余人随韦伦朝唐，献方物。
781年（唐建中二年），德宗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判官常鲁出使吐蕃。赤松德赞提出以灵州迤西的贺兰山划界，双方派员在边境会盟，并要求唐朝派佛教高僧入蕃讲经，德宗答允了吐蕃的会盟要求，并应吐蕃之请，派遣高僧良琇、文素去吐蕃，“一人行，二岁一更之”。经唐蕃双方约定，783年（建中四年）正月在清水会盟。
清水会盟是唐蕃之间的一次重要会盟。唐朝派陇右节度使张镒等7人为会盟使，吐蕃以大相尚结赞为会盟使。清水会盟的主要内容是划定双方边界：将黄河以北的贺兰山区划作“闲田”，驻守在闲田内的双方兵将，维持现状，不得相互进攻；双方均未驻防的闲田，也维持现状，“不得新置（兵将），并筑城耕种”；黄河以南自六盘山、陇山，沿岷江、大渡河南抵磨些诸蛮（今云南省西北部）划界，以东属唐，以西属吐蕃。会盟后，唐蕃又分别在长安和逻些会盟，旨在确认清水会盟的合法性。然而，清水会盟后不久，又发生了平凉劫盟的事件。
三、平凉劫盟
清水会盟确定了唐蕃边界后，吐蕃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明显地超过唐朝。唐朝由于内乱频仍，对吐蕃一直处于守势。清水会盟当年（783）的十月，唐朝发生了“朱泚之乱”，叛臣朱泚攻占长安，德宗出走奉天。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助唐收复长安。德宗派崔汉衡出使吐蕃，同意吐蕃出兵，唐朝“许成功以北庭、伊西（今新疆北部）与之。”784年（唐兴元元年）四、五月间，唐蕃合兵击破叛军于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此时吐蕃军因气候炎热，加以疾疫流行，撤兵西去。唐军收复长安。吐蕃军并未参与彻底平定朱泚之乱。唐朝遂以此为借口，不答应给吐蕃以北庭、伊西等地，只应许厚给缯帛。尚结赞对唐朝食言毁约深表不满，决计报复，并准备乘机除掉唐朝镇守西北地区的三大将领。他认为“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发生于787年（唐贞元三年）五月的平凉劫盟事件，就是尚结赞报复唐朝和企图除掉唐朝三将的具体行动。
吐蕃于786年（贞元二年）九月，越泾、陇（今陕西省陇县）、邠、宁（今甘肃省宁县）等州，进兵至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李晟击退进犯蕃军，十月，再挫蕃军于摧沙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北）。尚结赞既不断遣使向唐求和，又派兵攻取盐（今宁夏盐池县北）、夏（今陕西省横山县西）二州。唐德宗担心将帅生事邀功，力主罢兵而与吐蕃和盟。十二月，罢李晟兵权。翌年（787年）三月，吐蕃又遣使求和，唐将韩游瓌觉察到吐蕃求和的反常：“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但是德宗仍然主和，甚至还想联合吐蕃，共击回纥，答应与吐蕃和盟。德宗命崔澣见尚结赞，尚结赞以归还盐、夏二州，表示求和“诚意”，还提出请唐朝派浑瑊主盟的要求。唐朝答应派浑瑊为会盟使，崔汉衡为副使。会盟地点几经磋商，最后决定在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
787年（贞元三年）五月十五日，唐蕃会盟于平凉。尚结赞预先埋伏骑兵于盟坛西部，做好劫盟的准备，浑瑊在出发前，李晟警告他，此次会盟非比寻常，必须严加防备；但是唐德宗却命令浑瑊，不要猜疑对方，要表示出会盟的诚意。致使浑瑊首鼠两端，莫衷一是。会盟开始前，浑瑊等人应尚结赞之请，入幕更着礼服，此时，吐蕃伏兵在击鼓的号令下，从四面蜂拥而至，浑瑊觉察后果断地只身从幕后逃出，乘马突围，唐朝会盟官员自崔汉衡以下60余人，皆被扣押。此次劫盟突袭事件，唐军死5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尚结赞又乘胜大掠邻近诸州县，然后退至清水县境内。平凉劫盟事件后，唐德宗深悔坚持与吐蕃和盟的失误，为尚结赞求和说项的唐将马燧，也被唐德宗罢免了军权。尚结赞除掉唐朝西北三将的企图终于得逞。然而，此后30余年唐蕃之间未能和盟，直至公元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再度和盟。
四、吐蕃与南诏解盟
南诏王异牟寻自779年剑南战役受挫后，国势日衰。他既担心唐朝的进一步攻击，又惧怕吐蕃的吞并。由于吐蕃连年与唐作战，又想争夺对西域的霸权，而与回鹘、大食为敌，战线拉得过长，以致财源枯竭，兵力不足。为此，吐蕃加紧了对本部和属部的剥削，南诏也深受吐蕃统治之苦，因而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异牟寻之师汉人郑回，极力劝说异牟寻俟机归唐，异牟寻早已对吐蕃不满，经郑回的劝说，也有背蕃归唐的想法。
788年（贞元四年）四月，异牟寻委托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朝唐，转达了异牟寻背蕃归唐的意愿。唐朝热情地接待了骠旁等人，并厚予封赏。十月，吐蕃发兵10万，准备攻打西川，同时征调南诏兵协同作战。异牟寻此时虽已有归唐之志，但还不敢公开背叛吐蕃，也出兵数万人屯于沪北（沪水之北）。
唐剑南节度使韦皋深知异牟寻心怀犹豫，致书异牟寻，鼓励他早下背蕃归唐的决心。但此事被吐蕃察觉，于是吐蕃对南诏产生猜疑，加以韦皋派间谍离间蕃诏关系，吐蕃责令南诏送大臣之子以作人质，蕃诏关系遂公开恶化。但吐蕃仍未放弃对南诏的控制，既有诱惑拉拢，也有武力胁迫，旨在断绝南诏与唐朝的联系。
789年（贞元五年）二月，韦皋致书异牟寻，劝他速作定夺。此后韦皋又数次致书异牟寻，均未收到回音。791年（贞元七年）六月，韦皋派遣原来阁罗凤使唐人员、当时做唐朝讨击副使的段忠义，携韦皋的招谕书信及唐德宗的敕书返回南诏。
吐蕃得知唐朝派使者到南诏的消息后，也派使者到南诏，责难异牟寻私结唐朝，破坏联盟关系。异牟寻欺骗吐蕃使者：唐使原是南诏人，韦皋听其返回，并无他谋。为了消除吐蕃的疑虑，异牟寻将段忠义执送吐蕃，请吐蕃讯问处置。但是吐蕃仍不放心，继续向南诏索取大臣之子，送往吐蕃以作人质。已经恶化了的蕃诏关系更趋紧张。
此时，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为了反对与唐朝交好，他隔断了南诏使臣朝唐的道路。韦皋于792年（贞元八年）二月，派兵执杀苴梦冲，重新打开内地通往南诏的道路。唐朝的兵力与南诏的接近，更引起吐蕃的猜忌，“每云南（南诏）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
韦皋于792年十二月，再次致书异牟寻，表明了欲与南诏共同驱逐吐蕃，然后在边境上筑大城一座，彼此派兵相保，永同一家。此时异牟寻背蕃归唐之意已决，793年（贞元九年）五月，异牟寻遣使分三路到成都去见韦皋，“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韦皋当即护送南诏使臣至长安，德宗赐异牟寻诏书，还命令韦皋派人到南诏对异牟寻进行抚慰。
794年（贞元十年）正月，唐使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阳苴城附近的点苍山。盟文表明南诏归顺唐朝，与唐共同讨伐吐蕃；南诏地方事务，唐朝军队不要干预；南诏归还原来唐朝管辖的地段，以铁桥为界，各守本土。会盟毕，异牟寻斩吐蕃使者，废吐蕃所立的封号。吐蕃与南诏的结盟关系至此结束。
五、牟尼赞普与赤德松赞的兴佛
南诏与吐蕃决裂后不久，赤松德赞于公元797年去世，其长子牟尼赞普（762—798，《新唐书》作足之煎）继赞普位。牟尼赞普与其父同样实行扶植佛教的政策。史载，他曾强迫所属臣民，向佛教寺院布施财物，前后发布过三次平均属民财富的命令，都未能解决社会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矛盾。牟尼赞普强制推行的“三均财富”，直接触犯了贵族奴隶主的经济权益。他在位不满二年，即被代表贵族利益的母后侧绷氏毒杀。牟尼赞普的被害，表明了吐蕃奴隶主阶级内部斗争趋于激化的事实。当时，吐蕃社会中的奴隶，被剥削、受奴役的程度更为深重。平民也经不起两极分化的冲击，有很多人下降为奴隶。到公元8世纪末叶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明显日益加剧。
798年（贞元十四年），牟尼赞普的幼弟赤德松赞（764—815，藏文史籍又称赛那累），在其师僧娘·定埃增桑布的协助下，即赞普位。赤德松赞时，佛教僧侣在王朝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政治上拥戴赞普登位，为赞普排解疑难，深受赞普的信赖。娘·定埃增桑布由于拥戴赤德松赞有功，成为掌握吐蕃朝政的中心人物，唐人称之为“钵阐布”（一作钵掣逋）。《新唐书》称“钵阐布者，虏浮屠豫国事者也”；《册府元龟》称之为“国政蕃僧”。足见其政治地位之显赫。赤德松赞为了表达他弘扬佛教的意愿，以及对娘·定埃增桑布的崇敬，曾先后两次授予娘·定埃增桑布盟书誓文。赤德松赞还作出赞普从幼年到即位，要跟随高僧学习佛法，吐蕃全境臣民都必须信奉佛教，禁止以任何手段对佛教诽谤中伤，以及优礼僧人等多项规定。在赤德松赞晚年（814），又下命令厘定翻译佛经的统一语词，为吐蕃文字的规范化和译经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吐蕃自与南诏决裂，其南线军势减弱。799年（贞元十五年），吐蕃以5万之众击南诏及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遭到异牟寻和韦皋的有力抵抗，兵败西退，吐蕃南线将帅、属部又接连降唐。为了摆脱困境，吐蕃在北线攻唐灵、盐二州，攻入麟州（今陕西省麟游县）。801年（贞元十七年），唐德宗令韦皋攻吐蕃南线所据维（今四川省理县东北）、雅二州，以牵制吐蕃，异牟寻也积极配合唐军出击。吐蕃遣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领兵10万救维州，又大败，士卒死过半，论莽热被俘。
赤德松赞为了挽救败局，竭力发展佛教，以巩固王室集权，缓和阶级矛盾。他重用钵阐布执掌朝政，钵阐布力主与唐言和。
804年（贞元二十年），吐蕃遣论乞冉及僧人南拨特计波等54人使唐。可见此时僧人在吐蕃王朝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10年（唐元和五年），唐宪宗李纯敕书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对他“辅赞大蕃，叶和上国”，“思安边陲”，“令息兵甲”，备加称赞；对吐蕃提出归还唐朝安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境）、秦（今甘肃省天水市）、原（今宁夏固原县）三州之议，深表赞许，并望早日交割。到赤德松赞晚年，唐蕃关系由于钵阐布的掌政而有了很大的改进。
六、长庆会盟
815年（唐元和十年），赤德松赞去世，子赤祖德赞（藏文史籍又作热巴坚，《新唐书》作可黎可足）继赞普位，年号彝泰。赤祖德赞以崇佛的登峰造极而著称于史。他制定了一人出家为僧，由七户臣民负责供养的制度，还制定了以恶指指僧者断指，以恶目视僧者剜目的严刑峻法。他顶礼僧人，广建寺院，王朝政务由僧人钵阐布主管。为了继续巩固王室集权，抑制贵族的势力，赤祖德赞多次遣使赴唐，请求和盟。
821年（唐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十月，唐蕃会盟于长安西郊。吐蕃会盟专使为礼部尚书论讷罗。唐朝派丞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17人与盟。822年（长庆二年、彝泰八年）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去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东郊会盟。会盟前，赤祖德赞接见并宴请刘元鼎等唐使。会盟由钵阐布升坛主盟，依惯例，与盟人员都要履行歃血的仪式，钵阐布因是僧人，不歃血，只饮郁金水为誓。会盟毕，吐蕃遣使随刘元鼎至长安，又派人到大夏川（今甘肃省大夏河）召集东道将领100多人宣读盟文，要求他们信守不渝。
823年（长庆三年、彝泰九年），唐朝和吐蕃分别在长安和逻些建碑，刻盟文及与盟人名于其上以纪其事（按，现只存唐蕃会盟碑一通，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前。长安碑已不存）。双方在盟文中重申“和同为一家”的舅甥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叶同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还规定了唐蕃双方人员往来路线和供应办法等具体事项。在现存唐蕃会盟碑的背面，还记述了唐蕃和盟关系的始末：对唐朝文成、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唐蕃间长期和战不定的形势作了回顾；对极力主张与唐和盟的赤祖德赞作了充分的肯定。此次会盟在客观上使吐蕃社会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吐蕃的经济、文化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唐蕃双方人民而言，会盟反映了他们想望结束战争的共同愿望，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自706年至822年的100多年间，吐蕃与唐朝共会盟8次，此次会盟是第8次，即最后一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亦称“甥舅和盟”。
第五节吐蕃王朝的崩溃
一、达玛禁佛“灭法”
赤祖德赞积极崇佛的政策，特别是极力提高僧人的政治地位，使钵阐布主管王朝的行政大权，引起了反对佛教的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一部分贵族制造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与王妃属卢氏“私通”的谎言，致使赤祖德赞误杀钵阐布·勃阑伽允丹。838年（唐开成三年、吐蕃彝泰二十四年），赤祖德赞被贵族杀害，原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也被杀。赤祖德赞之弟达玛（《新唐书》作达磨，藏文史籍作赤祖德赞之兄），被反佛教的贵族拥戴，继赞普位。
达玛在位仅四年（838—842）。此时，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加以吐蕃农牧区又连续发生了空前的瘟疫、霜雹和洪涝灾害，反对佛教的贵族遂制造舆论，把一切自然灾害都归咎于信奉佛教所致，而达玛又是一个“嗜酒，好田猎，喜内，且凶愎少恩”的人，他原是受贵族拥戴才得以即赞普位的，自然他也要受到贵族的摆布。据敦煌古藏文史料记载，达玛即赞普位初期，仍然依照吐蕃惯例，发愿礼佛弘法。此时，他采取了和赤祖德赞截然相反的政策，下令封闭吐蕃境内的全部佛寺，焚毁佛教经典，佛像被抛入河中，强迫所有僧人还俗，不愿还俗者，被迫从事屠夫、猎人等违反佛教戒律的职业，有些高僧还遭到杀戮。达玛镇压佛教的措施，在吐蕃境内雷厉风行，使佛教在吐蕃已经形成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尊信佛教的人视达玛为牛魔王下凡，而称他为“朗达玛”。朗，藏语，意为牛。达玛的禁佛措施未能维持很久，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他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死。
达玛的禁佛与赤祖德赞的崇佛，实质上是吐蕃奴隶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转移奴隶和平民的斗争方向，维护和巩固奴隶制统治的不同手段，而其表面现象则是佛教和本教的斗争。
达玛被刺前，王妃已怀孕，王后为争夺权位，也伪装成有孕。843年（会昌三年），王妃生一子，为防王后抢走，白昼由人围绕，晚间用许多盏灯光守护，以故取名欧松，意为光护。王后买得一乞人之子，胁迫朝臣认可系她所生，名永丹，意为母坚，即母亲坚持认定的。永丹在《新唐书》上被记载为王后之兄·尚延力之子，名乞离胡。
达玛被刺后，欧松和永丹分别被不同的贵族集团操纵，争夺赞普宝座，互不相让。永丹以逻些为根据地，自称“赞普”，而达玛的亲生子欧松，却被排挤到约如，即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一带，与永丹对立，双方进行了长年的斗争。
二、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解体
当吐蕃王室分裂的信息传到吐蕃属部，各领兵将帅也拥兵自重，相互混战。
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冬，吐蕃驻洛门川（今甘肃省武山县）讨击使论恐热，利用吐蕃王室分裂之机，阴谋夺取政权。他以讨伐王朝中控制实权的綝氏家族为借口，以永丹“无大唐册命，何为赞普”作号召，发兵西征。此时，以永丹为代表的吐蕃王室势力，派尚思罗统大军，并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属部的军队配合，迎战论恐热。论恐热利用吐蕃长年统治属部，属部人民对吐蕃敢怒而不敢言的矛盾，使苏毗等属部的军队分崩离析，最后，尚思罗兵败，被论恐热缢杀。论恐热合并尚思罗及苏毗等属部的兵力，共10余万人，势力较前更为强大。
当时，吐蕃驻守鄯州的节度使是尚婢婢。据《新唐书》记载，尚婢婢是羊同人，出身于吐蕃高官门第，他为人宽厚，又有学问，赤祖德赞很仰慕他的为人，命他担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在鄯州为官，很有威望。论恐热率军西征，必须先除掉尚婢婢，以免退路被切断。论恐热自恃人多势众，以为尚婢婢一介书生，不是他的对手。二军在大夏川交锋后，尚婢婢巧布伏兵4万之众，诱使轻敌深入的论恐热身陷重围，几乎被生擒。
844年（会昌四年）春，论恐热又聚集兵力，向尚婢婢镇守的鄯州大举进攻，激战多次，未能取胜。851年（唐大中五年），论恐热朝唐，求河渭节度使官职，遭到唐宣宗的拒绝。此后，论恐热与尚婢婢长年混战，最后，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混战的后果是“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使这一地区内的各族人民，遭到长达20余年之久的沉重的战争灾难。
唐朝趁吐蕃王室分裂之机，于844年（会昌四年）议复河湟18州建制，派刘濛为巡边使，命令他储备粮饷、军械，探听吐蕃兵力的虚实。849年（大中三年），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原州所辖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7关的守将降唐。前此一年（848），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人张义潮率众起义，吐蕃在沙州的守将闻风远逃。
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以瓜（今甘肃省安西县），沙、伊（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肃（今甘肃省酒泉市）、鄯、甘（今甘肃张掖市）、河（今甘肃省临夏市），西（今新疆吐鲁番市）、兰（今甘肃省兰州市）、岷（今甘肃省岷县）、廓（今青海省贵德县）等11州图籍归唐。唐授张义潮防御使，其后，唐朝又在沙州设立归义军的建制，张义潮又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兼11州观察使。与此同时，吐蕃镇宁河、渭（今甘肃平凉）二州的将领尚延心降唐，受唐封武卫将军，任为河、渭等州都游奔使。从此，吐蕃占据长达百余年的河西陇右地区，又重新回归唐朝。此时唐朝的实力较前更为衰弱，已经濒于全面崩溃。此后不久，全国统一的局面，即为分裂的五代十国所取代，吐蕃社会也同样进入了一个互不统属的分裂割据时期。
三、嗢末及奴隶平民起义
吐蕃王朝崩溃后，各属部相继叛离。在河陇地区屯垦的原吐蕃随军奴隶，自号“嗢末”（一作温末，或浑末），利用吐蕃奴隶主统治的分崩离析，首先发动了起义。
嗢末集团的组成，除吐蕃屯垦奴隶外，还包括当地各族各部的劳动人民。因为来自吐蕃的随军奴隶，在屯垦过程中，必然要与被吐蕃奴役的当地各属部的劳动人民共同生活，吐蕃的残酷统治使他们结成了同命运、共呼吸的关系。起义一经发动，其势即锐不可当。到公元857年（大中十一年），河、渭二州的嗢末起义军，已聚众10000余帐，当地吐蕃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土崩瓦解。起义范围又进一步扩大，遍及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今甘肃省迭部县）、宕（今甘肃省宕昌县）各州。
862年（唐咸通三年），历史上有嗢末朝唐入贡的记载，到875年（唐乾符二年），唐西川节度使高骈，结合嗢末部鲁耨月及前述吐蕃降将尚延心部，进驻现今四川省大渡河流域一带，可见嗢末部的势力有自河陇地区向川西北发展的趋势。直到10世纪初，后梁历史上仍有嗢末部活动的记载。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反上起义，于869年（咸通十年）在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爆发。由手工匠人出身的领袖韦·阔希列登率领的起义军，自东向西挺进，沿途各地参加起义军行列者不计其数。此时，乌如地区的大奴隶主没卢氏和巴氏互相征伐，相持不下，起义军利用他们火并之机，直捣吐蕃奴隶统治的腹心地带。另一支奴隶平民起义军也在乌如地区发展壮大，为首的奴隶领袖是韦·罗泊罗穷。约如地区的奴隶主驱使奴隶群众引水修渠，有来自工布地区的奴隶领袖6人，领导群众于夜半起义，提出“砍断山头，不如砍断人头”的响亮口号，杀死了以尚结赞内赞为首的奴隶主，起义人领导的起义军攻下秦瓦达则（今西藏自治区穷结县），愤怒的奴隶一举掘发了吐蕃赞普的陵墓。此时，奴隶平民大起义的声势，达到了顶峰阶段。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惊呼这次起义是“一鸟翔空，群鸟飞从”，还说，这次起义是由于钵阐布·勃阑伽允丹无罪而被处死，含恨转生为夜叉，是他驱使众多“凶神恶煞”入于人心，才发动起来的。尽管统治阶级对这次起义作了许多歪曲，但是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在起义的强力冲击下，已无法继续维持。
发生于9世纪后半期的奴隶平民起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奴隶主或被起义军杀死，或向边远地区逃窜。如吐蕃王室欧松之孙尼玛衮，在起义军的追杀下，仅带少数仆从西逃边远的阿里地区。此次起义推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新兴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奴隶占有制的旧生产方式。从此以后，藏族逐渐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