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南诏
在公元7至9世纪，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由彝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南诏国政权，南诏国传世13代，历经274年之久，它与吐蕃政权同为唐帝国版图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最强大的政权，基本上与唐帝国相始终。由于南诏国地处西南极边，与唐、吐蕃为邻，处于唐、吐蕃之间，因此在唐帝国的西南边疆形成了唐、诏、蕃三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纷争局面，成为公元7至9世纪西南各族历史发展的主线，西南各民族皆在南诏国的统治下继续发展。
第一节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一、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
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各民族地方势力群雄争霸，形成“朋仇相嫌”、“喜相仇怨”的分裂局面。早在魏晋时期，被称为南中或南宁州的“大姓”和“夷帅”发展很快（第三编第四章已详述），到4世纪初（东晋初年）南中大姓势力曾一度受到东晋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的严重打击而衰落一时，但此后“大姓”、“夷帅”之间的兼并更为激烈，互相兼并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爨氏“大姓”集团。爨氏便趁机盘踞宁州，只在形式上仍对中原王朝“奉正朔”，而实际是在地方闭关自守以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到公元6至7世纪（隋末唐初），爨氏已形成为两股强大的地方势力，称为“两爨蛮”，即“东爨”和“西爨”，于是爨氏便称王于一方，“土民爨瓒窃据一方，国家（北周）遥授刺史”，爨瓒之子爨震袭职后，更是“臣礼多亏”。爨氏势力所占据的地区“延袤二千里”，“遂王蛮中”。爨氏的强大已对统一的中原王朝造成危害，因此在公元6世纪末任益州总管的梁睿就曾两次上书北周大丞相杨坚，建议征伐爨氏豪酋势力，但当时北周还没有力量去经营南中地区。581年，杨坚建立了隋王朝，这时打破南中爨氏割据，改变南中地区纷争的状况已势在必行，于是隋王朝派兵开通到西南的道路，接着又派遣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梁毗为西宁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还在南中地区设置恭州（今云南省昭通市）、协州（今云南省彝良县）、样州（贵州省境）。此时割据宁州的爨氏代表爨翫亦归附隋朝，隋朝便委任爨翫为昆州（今云南省昆明市附近）刺史。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隋朝派到南宁州官吏的苛暴，引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满，“（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州）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于是以爨翫为首的地方贵族势力便起来反抗。隋朝为了彻底消除爨氏割据势力，于公元597年（开皇十七年）派遣史万岁率兵前往镇压爨翫的叛乱。隋军自西宁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自晴岭川（云南省永仁县），经弄栋（云南省姚安县），次大勃弄（云南省祥云县）、小勃弄（云南省弥渡县）……度西二河，入渠滥川（云南省昆阳县），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爨翫投降。但是由于史万岁受贿，没有给予叛乱的爨氏首领爨翫以致命打击，第2年爨翫复起反抗，隋朝再派杨武通率兵前往镇压，俘虏了爨翫及其子爨宏达等，并将他们押解长安。经过这两次大的军事打击，爨氏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被消灭，爨氏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爨氏统治区域缩小到原建宁、晋宁2郡地，但终隋之世，隋朝并未彻底解决爨氏在南中的豪酋势力。
公元7世纪初（唐初），南中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局面。洱海一带六诏争相崛起；滇东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内部也很不统一；边远地区的各部更是经常互相进行掠夺性战争。这就严重影响了南中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生产生活的安定，这一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成为各族的迫切要求。因此，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后，便立即着手“开南中”的工作。唐朝首先释放了爨翫（这时已死）的儿子爨宏达，并将其送回云南，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响，以“诱诸部”归附，于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上层纷纷归附唐朝，唐朝便在其领地范围内广者设州，狭者设县，任命这些上层为刺史、县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更积极开展对西南各部族的招抚，然后广设羁縻州县，从621年到649（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立了104个羁縻州县。为了进一步开发南中，679年（调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与北部的戌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宜宾市）、东北部的黔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彭水县）相配合，从四面向西南民族地区推进。
对滇西洱海地区唐王朝也积极进行开拓，早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在接近洱海地区的姚安一带设立云南郡，以此为据点，招诱西洱河地区六诏中乌蛮上层，任命他们为羁縻州具的刺史、县令。到664年，唐王朝改云南郡为姚州都督府，进一步加紧对洱海地区的控制。然而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也在那里“兵戈相防”，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兼并邻部的领土，实际上姚州都督府并未起到控制洱海各部族的作用。
在爨氏称霸滇东和唐初经营南中时，滇西洱海地区的“河蛮”和“乌蛮”势力亦逐渐发展壮大。公元6至7世纪初，滇西西洱河（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的许多河蛮部落，大小数百个，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有数十种姓氏，其中杨、赵、李、董是豪族大姓。“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这些河蛮无大君长，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
在西洱河地区除众多的分散的河蛮村社外，还有更多的乌蛮部落与河蛮相互交错聚居，特别是得海西南地区山谷中有很多的乌蛮部落，这些乌蛮部落是南诏建国的主要民族。
洱海地区的河蛮、乌蛮，由于他们地处滇西受南中大姓、夷帅战乱的影响较少，并有从滇池、滇东因战祸而迁往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直接促进了洱海各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河蛮有使用汉字记音的白文，有了历法，社会组织已进入了以地域为单位的农村公社阶段。经济上农业较发展，农作物有稻、粟、麦等，掌握了养蚕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能畜养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这些都为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六诏的兴起和蒙舍诏（南诏）势力的增强
6世末7世纪初（隋末唐初），在滇东爨氏逐渐衰落的时候，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河蛮（白蛮）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洱海地区的乌蛮各部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形成了6个强大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和4个势力较小的奴隶主集团，文献称为“六诏”或“八诏”。即《蛮书》所记载的“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关于六诏史事自《蛮书》以后有很多文献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云：“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嶲诏、浪穹诏、越析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六诏的分布区域是：
蒙嶲诏，在巍山县北至漾濞江一带，故又称为漾备诏；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由磨些族建立而得名，在今云南省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浪穹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一带；
邆（邓）睒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之间；
蒙舍诏，在今云南省魏山县南，位居其它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六诏中除越析诏是由磨些（纳西）族组成的外，其余五诏皆为乌蛮，即汉晋时期的滇西嶲（叟）、昆明部落繁衍而来的，他们是现代彝族的先民。
六诏以外在洱海地区还有4个势力较弱的统治集团，他们是石桥诏（在今云南省下关市一带），以石桥城而得名；石和诏（在今云南省大理市风仪镇一带）；白崖诏（在今弥渡县红崖盆地）；剑川诏（在今云南省剑川县）。这4个统治集团比之六诏其势力要弱小得多。
六诏的势力在6世纪末7世纪初时大致相当，彼此互不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域最大，兵力较强，蒙舍诏比之二诏稍弱。但自7世纪初以后，蒙舍诏有了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成为六诏中的最强大者。
蒙舍诏（南诏）起源于巍山，许多史志皆记载蒙舍诏的始祖为舍龙（又名龙伽独），明代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说：“舍龙自哀牢将奴罗居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舍龙是为避仇家自哀牢迁居蒙舍川后才开始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农业的。
经过舍龙、细奴罗父子在巍山的开发，其势力迅速增长，迫使当时蒙舍川地区的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不得不将王位禅让给细奴罗，拥载细奴罗为王。张乐进求还以女妻细奴罗，并“举国逊之”。这样以和平禅让与和亲的方式，解决了以细奴罗为首的乌蛮部落与张乐进求为首的白蛮（河蛮）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细奴罗终于成为巍山南部的最高统治者、蒙舍诏的大酋长。蒙舍诏自细奴罗后，又历经罗盛、盛罗皮、皮罗阁几世的艰苦创业，蒙舍诏日渐强盛起来，终于在8世纪初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国政权。
三、南诏国的建立
当7世纪末，唐朝正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时候，此时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唐朝西邻的吐蕃奴隶主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并不断派兵进攻唐朝西境，同时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的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地区，还与唐争夺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省茂汶县），其势直逼成都。吐蕃势力已构成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唐与吐蕃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吐蕃势力南下时，已经控制了洱海北部的剑川、浪穹一带的一些乌蛮部落，如果洱海其余地区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边疆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们，为扩展自己的势力，则利用唐、蕃之间的矛盾，朝秦暮楚于唐、蕃之间，形成洱海地区的一些乌蛮贵族们“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对唐、蕃“或叛或附，恍惚无常”。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从洱海各部中选择一个奴隶主集团加以扶持，让其统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权衡之后唐朝选择了南诏（蒙舍）奴隶主集团来完成统一洱海的使命。
唐朝选中南诏，是因为在洱海地区的六诏（或八诏）中，南诏的社会生产较之其它各诏为高，“蒙舍川……当五诏俱存，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平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之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畜牧业也与农业相配合发展较快，“孳牧繁衍”，说明农牧业都相当发达，这是统一六诏的物质条件。又因南诏地处六诏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于唐朝对其进行控制。加之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朝，“率种归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曾于永徽四年（653）被唐朝封为巍州刺史。细奴罗之子罗盛于武后时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百匹，关系极为融洽。南诏还主动为唐朝讨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诏，表示忠于唐王朝。这些原因促使唐朝选择南诏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从734—737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派御史严正海等与南诏王皮罗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及各部落的战略。
734年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在严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进攻石和城（今云南省凤仪县），皮罗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省下关市），乘胜夺取了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并击败了邓睒诏，占领了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州），接着在大釐城以北筑龙口城（今上关），很快控制了原西洱河河蛮各部地区。河蛮地区原先是受已归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诏、施浪诏、邓睒诏）所管辖，于是“三浪”便联合起来对付南诏，因此皮罗阁亲率南诏兵与“三浪”抗争，将“三浪”打败，“三浪”残部退守剑川。736年唐朝又派内给事王承训率唐兵与皮罗阁“同破剑川”，将“三浪”彻底击败，统一了“三浪”地区。同时皮罗阁还出兵越析诏，将越析诏消灭，统一了宾川地区。在南诏王皮罗阁出兵统一洱海以北四诏的时候，对于与南诏毗邻的蒙嶲诏则采取了非军事统一的方法，这是由于蒙嶲诏与南诏是近亲部落，因此皮罗阁便以“推恩嶲利”的方法，吸收了蒙嶲诏的部众，进而将其领土兼并，统一了蒙嶲诏。至此，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南诏皮罗阁在“效命”、“输忠”于唐朝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由于皮罗阁统一六诏的“功绩”，于是唐朝便对皮罗阁进行加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西南大酋特进越国公”。皮罗阁的诸子皆被唐朝封为刺史。唐朝对皮罗阁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区长时期的部落与村社之间的纷争局面结束了，使原来互相对立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共同联系起来的各个小部落集团统一了，这就有利于洱海地区各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南诏王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南诏王就成为唐朝设在洱海地区统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长官，这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常见形式，因而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四、南诏国的对外扩张
唐朝扶植南诏统一六诏的目的是企图借南诏的力量抵御吐蕃，以保证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但是南诏也有自己的打算。当南诏在力量薄弱时为得到唐朝的支持，便对唐朝百般恭顺，及至完成对洱海地区的统一，力量壮大之后，南诏乌蛮奴隶主们的扩张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对其邻境进行了不断地、大规模的战争。
南诏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滇东两爨地区。8世纪中叶，滇东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部的经济已很繁盛，部落人口众多，“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对这片肥沃丰饶之地南诏早有夺取之意。正当南诏意欲得到两爨之地时，发生了滇东爨氏的反唐斗争，为南诏夺取两爨地区提供了机会。
746—747年，唐朝为巩固在两爨地区的统治，便加紧在滇东开辟“步头路”，修筑安宁城，企图在滇东爨区建立起统治据点。但是唐朝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滇东诸爨领主，引起了爨氏各部首领联合反唐。唐朝即派中使孙希庄、都督李宓等率兵前往镇压，同时唐朝又决定征调南诏兵配合行动，窥伺滇东爨区已久的南诏王皮罗阁便立即率兵东进。在唐、诏大兵压境之下，滇东诸爨恐惧，内部开始分裂。皮罗阁便利用诸爨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挑起诸爨内部的纷争，最后乘机尽灭诸爨领主，占有了滇东两爨地区。
748年（天宝七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南诏王，阁罗凤命令进驻爨区的白蛮将领杨牟利以武力胁迫诸爨领主和爨区白蛮20余万人西迁保山一带，并将唐朝的势力也挤出滇东，从而完全控制了滇东爨区。
南诏占领滇东爨区后，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了矛盾，加之唐朝姚州都督府官吏的残暴统治，“卞忿少方略”，“多所求”，引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的不满，阁罗凤也不能忍受唐朝越来越严厉的控制。为了完全摆脱唐朝的控制，于是阁罗凤首先出兵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杀了云南郡太守张虞陀。公元751年、754年唐朝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伸通、侍御史剑南留后李窗率兵4次征讨南诏，唐兵皆被南诏击败，唐诏关系破裂，阁罗凤北臣吐蕃，与吐蕃结成同盟。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诏、蕃共同出兵攻取了唐嶲州地，南诏与吐蕃瓜分了唐嶲州之地，会同以下归南诏所有。唐朝从此失去了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重要据点，为南诏继续向北扩张扫清了障碍。
南诏在攻下姚、嶲州后，解除了唐朝北来的压力，接着便发动了向永昌及其以西各族的扩张战争。
762年（宝应元年）冬天，阁罗凤亲率大军西开寻传，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等民族地区，其军队西达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一带，将众多的部落和民族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
南诏利用与吐蕃结盟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随之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日趋严重，最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南诏王异牟寻转而寻求与唐和好，于794年（贞元十年）唐、诏在点苍山重新立盟和好，这就又一次给南诏统治者带来继续对外扩张的机会。
唐、诏再次结盟后，南诏便立即向吐蕃出兵，攻占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夺取了铁桥等16座城池，占领了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一带。
795年（贞元十一年）又麾军东向，攻下了长期被吐蕃控制的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统辖了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西的部分地区，将其势力扩展到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
南诏在北攻吐蕃之后，又调兵南下，向今西双版纳地区发展，征服了茫蛮中的茫天连、茫吐薅、茫盛恐、茫鲊、黑齿等十部及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许多部落，将其南部疆界推向女王国（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以北。
8世纪末9世纪初，是南诏势力最强盛的时期，而此期间唐朝势力又日趋衰落，这就为南诏继续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于是南诏不断发动了对唐朝边境的扩张战争。
816年（元和十一年）南诏出兵攻唐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边境。
822年（长庆二年）派兵攻入黔中，将其势力向贵州境内发展。
854年（大中八年）南诏趁安南都护府经略使李琢贪暴失民心之机，派大军将段酋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占领了安南都护府北七馆洞地及棠魔蛮等地。860年以后，南诏向唐朝边境的军事扩张更为频繁，“咸通以来，蛮（南诏）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860至874年南诏曾两次进兵安南都护府和邕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这些地区的一部分或长或短时间内成为南诏的统治范围。
南诏经过皮罗阁到世隆期间的不断扩张，南诏最强盛时的疆域已是“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南诏已成为唐朝西南边境强大的政权。
五、南诏国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作为这个多民族集合体的统治机构——南诏政权，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行政上的长官往往同时又是军事首领。南诏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中央政权机构：
南诏政权的最高政治、军事统治者是南诏王，王室世系属于原蒙舍诏的蒙氏贵族，南诏王“坐东向……王自称曰元，犹朕也。谓其下曰昶，犹卿、尔也”。南诏国的都城最初设在太和城（今大理县太和村），至异牟寻时迁往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
南诏宫廷内协助南诏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是清平官和大军将，清平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选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清平官中推选出的内算官权力最大，有如唐制的中书令，掌握机密，有权代国王判押处理大事。两副内算官辅助内算官行使权力。还有“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判”。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下发的公事文书，皆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下达执行。
大军将是最高武职军衔，其中有12人的官阶与清平官同列，参与南诏王的议事活动，主管军事。“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尤殊者，得除授清平官”。大军将以军事任务为主，同时也兼管中央、地方行政。
南诏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中，还有两名“同伦判官”，负责向六曹长传达南诏王的指令，属于南诏王的亲信。还有羽仪长8人，系南诏王的侍从官，由贵族子弟担任。
南诏国中央政权的国务行政机构是六曹，曹长分别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每曹设曹长1人，主持外司公务。六曹是：兵曹（主兵）、户曹（主户籍）、客曹（主礼宾外交），刑曹（主刑法）、工曹（主官人）、仓曹（主财政）。南诏的六曹是仿效唐朝州府的六曹制度稍加改变而设置的。南诏中期以后又将六曹改为“九爽”，“爽犹言省也”，是唐朝中央官署“省”的音译。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手工业），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九爽官员均由清平官或酋望、大军将兼任。九爽与六曹相比增设了慈、厥、禾三爽，这是9世纪以降根据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统治机构所作的相应的变动。此后南诏国的一切政令皆通过九爽下达而执行。
地方政权机构：
南诏的地方政权机构，因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民族情况的复杂，故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设的政权机构并不一致，大体是以洱海为中心，在全国设十睑、六节度、二都督。
南诏在其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设“十睑”，“夷语睑若州”，即如唐的州。十睑是：云南睑（治今云南省详云县云南驿）；白崖睑，亦称勃弄睑（治今云南省弥渡县红岩）；品澹睑（治今云南省详云县）；邓川睑（治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蒙舍睑（治今云南省巍山县）；大厘睑，亦称史睑（治今云南省大理县喜州）；苴芋睑，亦称阳睑（治今云南省大理县）；蒙秦睑（治今漾濞）；矣和睑（今洱海东北）；赵州睑（治今云南省下关市凤仪）。十睑在南诏的疆域中只占极小部分，但其地位却十分重要，这里有南诏都城太和城、阳苴城和大厘城、龙尾城、龙口城、邓川城、白崖城等重要城镇。这里还是南诏的发详地，是其统治西南各民族的根据地，又是南诏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十睑地由南诏王直接管辖，作为南诏国统治的根据地。
南诏在十睑之外，又在全境设六节度、二都督。六节度是：弄栋（治今云南省姚安县），永昌（治今云南省保山县），银生（治今云南省景东县），剑川（治今云南省剑川县），拓东（治今云南省昆明市），丽水（在今伊洛瓦底上游两岸）。二都督是：会川（治今四川省会理县），通海（治今云南省通海县）。节度和都督同是仿唐制，是在唐朝都督府、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节度设节度使为最高长官，都督有一名最高军事长官，均由大军将兼任，由南诏王直接任命。节度和都督既行使地方行政权又具有军事权，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南诏国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南诏军队的数额并不固定，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增减，《蛮书》说“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779年（大历十四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唐朝西川边境一战却出动大军20万，863年（咸通四年）南诏进兵安南都护府时兵力达10万之多，可见南诏兵员数额变化之大。
南诏军队分为3种。一是乡兵，这是南诏军事力量的基础，是村社的壮丁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组成的，每到农闲时对乡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每年11—12月份，还要检查训练的情况。二是常备军，是从乡兵中选出的优秀者，因此大多能征善战，是南诏军队的核心。三是境内各民族部落武装，是从各民族中征调来的，也是南诏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各民族兵士骁勇善战，每战必使其充任前驱。
南诏军队的最高统帅为南诏王，军事编制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西南北4个军，每军置一将，统率1千人或500人。统帅4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因各地人口不均，所编之军也多少不等，所以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的区别。“每岁十一、十二月农田收获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出兵征战，以2500人为一营，每兵士携带粮米1斗5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由于担心粮尽，因而求胜心切，使南诏军队虽强但不能持久作战，这是南诏军队的致命弱点。同时南诏规定军行出境允许士兵劫掠，以供军需。这种无后勤供应专靠劫掠的军队，对战地的破坏极为严重，因此所到之处必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南诏后期又不断频繁地发动这类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南诏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节南诏的经济与文化
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西移洱海地区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和影响，南诏的社会经济文化在其政治发展的同时也有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南诏的奴隶制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南诏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南诏统治的区域广大，境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部落，各民族和部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有的民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受中原先进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了封建经济的因素，如滇池、洱海地区的部分民族有封建经济的萌芽；有的边远地区或高山地区的民族则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有的民族又处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有关记载南诏社会经济的文献史料来看，南诏经济从总体来说奴隶占有制经济占着主导的地位。
在南诏统治区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奴隶归南诏王所有，即属于南诏奴隶主统治集团占有。南诏统治者在其统一六诏及其以后的扩张中，采取了残酷的以武力夺取各部落土地的手段，强迫各部族人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使之完全丧失土地，尔后将土地收归南诏政权所有，再将这些土地划分为若干区域，即许多庄园，每一区（庄园）直径大约15公里，“疆畛连延或三十里”。归所在地的城、镇政权官吏经营，地方官吏再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派“监守”催促强迫佃人（奴隶）进行劳动生产。佃人们在“监守”严密的监督下进行生产，产品“收刈已毕，蛮官（田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农户（佃人）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佃人）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粮食，余者全部岿奴隶主集团所有。这种生产关系称之为南诏佃人制——奴隶生产关系。
南诏社会内部划分为奴隶主与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劳动者——奴隶，奴隶主阶级统治和奴役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
南诏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南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早在南诏始祖细奴罗时便“耕于巍山之麓”，就已经从畜牧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了。南诏农业广泛使用奴隶生产。奴隶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南诏统治者以强制手段迁徙的各部族人民，使他们离开原来世代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变成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生产奴隶，这种奴隶的数量很大。据文献记载，746年（天宝五年）南诏占领西爨（滇池地区）后，一次就强迫迁徒20万户白蛮于永昌（今云南省大理州和保山地区），然后又将东爨乌蛮迁至西爨地区。
794年（贞元十年）迁弄栋（今云南省姚安县）白蛮于永昌城。同年又迁河蛮于滇东北和拓东。
832年（大和六年）又强掳骠国（缅甸）百姓3000至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还将成千上万的汉裳、施蛮、顺蛮、扑子蛮等族人民迁到滇池地区成为生产奴隶。据文献记载统计，南诏这种迁徙移民配隶的各族人口不少于100万。这种大规模的移民配隶措施是南诏统治集团加强其统治和解决奴隶劳动人手的一种手段，南诏将各部族互相迁徙的结果使他们处于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境地，然后将他们重新组织在新地区的奴隶生产之中，成为南诏农业上的主要劳动人手。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还有其更深的意义。从政治上看，南诏将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20万户迁到滇西，这就有利于南诏政权对两爨地区的直接统治，又将与统治者同一族属的“东爨乌蛮”移入西爨地区，从而又巩固了对滇东北地区的统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西爨地区先进的白蛮迁居比较落后的滇西地区，促进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使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转向洱海地区，洱海地区便成为南诏、大理政权50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由于滇东比较落后的乌蛮移居到滇池周围农业较发展的地区，也使滇东乌蛮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进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促进了滇东乌蛮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战争中掳掠的战俘或其它各族人民。南诏曾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尤其是在天宝年间和南诏王劝丰祐时战争更为频繁。在战争中被南诏俘虏的汉族人口数量极大，被俘的汉族人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唐兵进攻西洱河时兵败溃散被俘的，另一种是南诏军队进攻内地掳掠来的汉族人口。751—754年（天宝十年至十三年）唐将鲜于仲通、李宓两次进兵南诏，败于西洱河，全军覆没。前后两次战争唐军损失军队20万人，其中除一部分战死外，其余大部分被南诏俘虏后作为奴隶。756年（至德元年）南诏进兵寓州，此次俘掠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越嶲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虏”，连西沪县令郑回也被俘。所俘汉族人口之多可想而知。829年（大和三年）起，南诏三次攻入成都，仅829年一次“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俘掠的人口数量也是很大的。832年（大和六年）进攻骠国，俘虏3000人。835年（大和九年）攻破弥臣国，又俘获3000人。858—866年南诏军队攻入广西、黔中等地，先后俘掠10万余人。
三是通过买卖而来的各族人口。买卖人口也是南诏奴隶来源之一。713年（开元元年）南诏攻陷姚州，姚州都督汉族判官郭仲翔被俘为奴隶后，曾先后被转卖4次，经10年最后被其友吴保安重金赎归，吴在回嶲州时又从云南购买女奴隶10人。9世纪中叶，喻士珍任嶲州刺史时，就专门掳掠今凉山西部的两林、东蛮人口卖与南诏为奴隶，说明南诏及附近地区奴隶买卖之盛行。
南诏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所获得奴隶的数量相当之大，总计在150—200万左右，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南诏境内自由民的人数。这些奴隶大多用于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南诏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南诏所实行的授田制中大量使用奴隶生产。按规定南诏的上官（大奴隶主）授田40双（每双合5市亩），上户授田30双，中户、下户各有差降。上官、上户得到如此多的土地，决非一家劳动力所能耕种，这些上官上户的土地必然使用奴隶进行劳动生产，这也是奴隶主们支持南诏王进行对外掠夺战争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奴隶，以补充奴隶劳动的不足。
南诏的手工业也使用奴隶劳动，南诏将奴隶组织在纺织手工业中，奴隶们织的丝绫锦绢，“蛮（奴隶）及家口不许为衣服”，产品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只给奴隶少许极粗糙的残次品为衣。
829年（大和三年）从成都掠来的数万工匠和“巧儿女工”也被组织于奴隶手工业劳动之中。南诏的采矿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将成批掠来的各族人民和罪犯隶配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
835年（大和九年）将从弥臣国掠夺来的三千人“配丽水淘金”，“河睒蛮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所得的产品“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南诏在水利建设和城市建筑中同样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南诏修建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金汁河、银汁河等水利工程时大都用奴隶充当劳动力。在修筑大釐城、阳苴城、太和城、云南城、拓东城和佛教寺、塔时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更有甚者是南诏统治者为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如著名的南诏五华楼，这些宫廷建筑无不浸透着奴隶们的血和泪。事实说明奴隶劳动已成为南诏社会生产的基础，南诏奴隶制的特点完全表现出来了。
二、南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南诏的生产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南诏“土地肥沃，宜稻禾”，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据记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五谷品种齐全，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南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实行复种，“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粳田稻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禾”。也就是《新唐书·南诏传》所记的“犁田以一（应为二）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这种耕作法延至明、清两代而不衰，甚至近现代乃至今日在云南还可见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法。对于南诏的农耕技术，《蛮书》曾作过较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就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总概括。
南诏的畜牧业也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日行数百里的“越睒”被称为神驹。马的饲养不仅在野外放牧，还修建了马厩，采用槽枥喂养，一槽有马数百匹。南诏还饲养鹿，“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养鹿也是南诏畜牧业的一部分。
南诏的园艺种植也很发达。《蛮书》卷九说：“南俗务田农菜圃。”《南诏德化碑》还专门提到“园林之业”。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南诏菜蔬类有“葱、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槟榔、河黎勒、椰子、甘桔、甘蔗、橙、柚、梨、杏等。
南诏还有柘蚕养殖和茶树种植业。南诏不养桑蚕而养拓蚕，“蛮地无桑，悉养柘”，“食蚕以柘”，村邑人家所种柘林多者数顷，柘林树干高数丈，初蚕在2月出，3月中出茧，所抽之丝织锦绢极为精致。南诏的茶叶生产主要在银生城界诸山，即南诏银生节度之地，今云南省景东至西双版纳地区，南诏统治者所饮之茶全部来自银生产地，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普洱茶。
南诏手工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南诏手工业以金属的冶炼和铸造著称。丽水（伊洛瓦底江）、长傍、藤充（腾冲）出金，所产片金大者重达1斛至2斛，小者也有三两五两。会同川（今西川省会理东）产银，诺睒川（今四川省黎溪县境内）出锡。南诏的金银制造业已有一定的规模，统治者、贵族使用的器皿、装饰品、妇女的首饰、高级官吏佩带的锦带，大多为金银制品，还有用黄金铸成的纯金佛像。南诏的冶铜业很兴旺，所炼之铜大多用于制作佛像和铜钟。丰祐时在重修崇圣寺三塔时就用4万余斤铜铸造佛像1万余尊。崇圣寺有建极（世隆年号）十二年（871）铸造的铜钟，此钟直径丈余，厚一尺，钟声可传80里。铸造这样的巨钟工艺要求很高，需要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冶铸作坊和一定数量的工匠，这口钟大约是官营作坊或大奴隶主作坊的产品。南诏的冶铁技术很高，南诏军队大部分进攻性武器皆为铁制品或钢制品，最著名的有铎鞘、郁刀、南诏剑等。铎鞘出丽水，状如刀乾残刃，装以金穹铁簜，其锋利是“所指无不洞”，铎鞘尤受南诏王的器重，每次征战都必佩铎鞘。锋鞘分为6种：绿婆摩求、亏云孚、铎芤、铎摩那、同锋、朱苛。郁刀是仅次于铎鞘的兵器，有其绝妙的锻造秘方，要用毒药、虫、鱼之类，淬以白马血，经1o数年乃成，刀刃有巨毒，中人肌肤者立死。南诏剑，是贵族和平民时刻不离身的武器，造剑之法是“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显然是炼铁成钢的钢制品。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南诏剑中以浪人诏剑最为锋利，故称浪剑，南诏王所佩即为浪剑，已传六七代了。南诏冶铁技术水平还可以从南诏时所建金沙江铁索桥和“南诏铁柱”的铸造反映出来。现存弥渡县蔡庄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高3.30米，圆周长1.05米，铸于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由于铁柱太高，无法一次铸成，分5次铸造，然后再连接在一起。
南诏制造枪、矛、甲胄、弓箭等技术也较高。南诏枪、箭多用斑竹制造，斑竹产于蒙舍诏白崖山谷之中，实心，圆而紧密、柔细，弹性好，具有轻便结实的特点。南诏的纺织业以丝织品为主。柘蚕抽丝，精者纺丝绫，亦用之织锦和绢，其纺丝染色后成为上服。所织之锦，纹颇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绣，南诏王、清平官的礼服上皆刺有锦绣。南诏纺织业在大和三年（829）以后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其原因是南诏将这些有技术的汉族工匠与南诏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传授了先进的纺织刺绣技术，促进了南诏纺织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能织过去不能织的绫罗产品，而且此后“南诏自是文工织与中国埒”，其纺织技术水平已和内地一样了。南诏纺织业中还有木棉织品，南诏的银生和丽水两节度各族人民收集娑罗树子（木棉树）破壳取其中白如柳絮的纤维纺为丝，织成方幅，男女都用以做衣服，称为笼段或娑罗笼段，这种木棉织品是在汉晋时期桐华布的基础发展而来的。
南诏的煮盐业十分发达，盐的品种很多，安宁、沪南、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剑川、丽水、银生城（今云南省景谷县）南部都有盐井。安宁郎井盐尤为著名，所产之盐洁白味美，只准南诏王一家食用。煮盐之法和内地一样。由于盐井众多，南诏还设官管理盐业事务，制定了煮盐、销售的法令，“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生产部门的发展，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的增加，使南诏的贸易开始活跃，在南诏后期还专门设置“禾爽”管理贸易。南诏在国内主要是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贸易，在国外主要是与东南亚乃至远及波斯、大秦都有商品交易。南诏通往国外的商业交通线有4条：第1条是经银生城（景谷）到昆仑（缅甸南部），再到阇婆（今爪哇）、勃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等地；第2条是自拓东经晋宁、通海、龙武、古涌步到交趾（今越南）；第3条是由永昌城（今云南省保山市）过怒江到诸葛亮城（今云南省龙陵县境怒江坝），再往南经乐城（今云南省芒市）入骠国（今缅甸），向西至印度；第4条是由诸葛亮城往西经腾冲、弥城（今云南省莲山西北）到丽水城渡丽水至安西城（今缅甸孟拱），再渡弥诺江（亲敦江）到印度。南诏还出现了许多大商业城镇，主要有阳苴城、大釐城、柘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永昌城、铁桥城（今云南省丽江塔城）、银生城。交换的商品有腾冲、丽水所产的生金，永昌的琥珀、麝香，丽水、长傍、银生的食盐。银生城诸山所产的茶以及金齿、茫蛮等地所产的荔枝、槟榔、诃黎勒、波罗蜜、青木香、藤、孟滩竹、野桑木及各种畜产品。“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黄金既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又作为货币流通，同时亦用缯帛和贝为货币，一缯相当于贝10枚，称为“幂”或“觅”。大釐城是南诏境内的贸易中心，铁桥城是与吐蕃交换畜产品的地方，拓东是与贵州、广西和交趾往来贸易的通道，银生城和永昌城是与东南亚和海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在这些商业城镇中有许多本地商人和内地、海外的商人进行贸易，甚至有的内地商人到南诏边境丽水节度（今云南省德宏、腾冲及其以西地）等地经商留恋不归者，他们用歌谣道出其原因：“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睒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赚钱的好时机而不愿离去）。”
三、南诏的文化艺术
文字南诏文字受汉文字的影响很深，在南诏官方文书中皆使用汉字。唐武后圣历元年（698）所立的安宁《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为武则天颁行的字体，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俗字体，如冈（罔）、（闭）等。具有典型性的《南诏德化碑》通体全是唐代汉字，且辞藻华丽，颇具唐风。在佛教传入南诏后使用汉字更为普遍，著名的《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是反映南诏历史的国史画卷，秘藏王宫内供王室成员观看的，画卷的款式、题记皆采用汉字，画卷外的补充说明文字卷亦用汉字。
南诏还使用白文记事。白文即用汉字记白蛮语音的文字，或将汉字笔划作部分增减而成的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时期。白文多用在有字砖瓦上，在云南大理地区许多古城遗址中都出土了刻有这种白文的有字瓦，如有字瓦上的“官诺”，汉意为“官制的”，又如“买诺”，汉意为“购买的”。还有用白文（僰文）写成的《白（僰）古通记》。但这种白文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在南诏以后的大理及元、明、清各代由于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白文就更少使用了。
文学艺术南诏的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南诏时期由于与内地联系的增多，加之汉族移民不断进入南诏境内，汉族文学在南诏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南诏大理时期洱海民族之文学见于纪录者，大都受中国（内地）文学的影响”。南诏文学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读儒家之书。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尝读儒书”。唐西沪令郑回被阁罗凤“甚爱重之”，令教子弟，阁罗凤之子凤迦异、孙异牟寻都曾以郑回为师学儒学，因此“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南诏还遣送统治者的子弟及贵族大臣到成都就学，前后延续50年，就学者多达上千人。这些就学于成都的子弟将汉文化带回了南诏，大大丰富了南诏的文学艺术，涌现出许多诗人和文人，南诏不少的诗文流传到唐朝内地，有的还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南诏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和文人，南诏王寻阁劝即是著名诗人之一，他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一诗被千古流传，其诗云：“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南诏王），翊卫类夔契，伊昔今皇远，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此诗颇具唐诗风格。南诏官员中也有不少的诗人，布燮（清平官）段义宗的诗歌广为流传，例如《题大慈寺芍药》中的名句“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和《题三学经楼》中的“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都是佳作。还有世隆时的清平官董成的诗《怀乡》：“沪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这首诗的唐诗风格突出，被收录在《全唐诗》中。清平官赵叔达的诗也很有名。清平官杨奇鲲的诗不仅意境新颖，而且颇具唐诗韵味，如收入《全唐诗》中的《岩嵌绿玉》：“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本，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它充分反映出南诏诗歌的高水平。
南诏散文的造诣也较高。其优秀佳作有唐大中初年南诏质问唐为何减少就学成都子弟人数的呈词，其中的“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很是精彩，就连唐朝接呈的官员开读后都有“开缄捧读，词藻斐然”的感叹。还有流传极广的《南诏德化碑》是散文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碑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辞藻典雅，文字高洁流畅，跌岩生姿，一气呵成，颇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文风。
建筑南诏建筑以佛教寺塔和宫殿建筑艺术水平最高。寺塔之建筑在开元至天宝年间最盛行。洱海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南诏建筑材料有字砖瓦约50余种，大都刻有砖瓦匠人的姓名或官窑名称。寺塔中以崇圣寺三塔最为著称，此塔建于唐开元年间。寺基方3.5公里，有塔3座，房屋890间，佛像1万1千4百尊。大塔（又称千寻塔）有16层，高69.13米，是中国古塔层数最多的，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塔，塔基为正方形，全用砖砌成，西面开有塔门，由门可进入塔内。塔身中空，可登梯上塔顶。塔身东、西正中各有佛龛，内供石佛一尊。塔顶有刹，由中心柱、宝顶、宝盖、相轮和莲花座组成，宝顶为铜铸，呈葫芦形。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鹏鸟。崇圣寺和三塔在劝丰祐时曾重修，据记载重修的三塔，大塔16层，高61.6米，旁二塔各高24.3米，砌塔工匠为徐正、史端，木匠是娇奴、和苴、李宜，用工778141个，花去金银布帛绫罗缎锦价值金43054斤，历时8年才竣工。《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三塔的造型很似唐代西安的小雁塔，这是受唐内地建筑艺术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建筑的特点，是内地和南诏各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结晶。除崇圣寺外，著名的寺塔还有罗次寺，此寺用银5干两铸佛像；又建东寺塔，高50米，西寺塔，高24.3米；另有妙应寺、白城寺等，都是宏伟壮观，技术精巧的建筑物。
南诏的宫殿建筑华丽壮观。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南诏王大衙门建筑技术最高。宫殿楼高6.7米，甃以青石为磴，楼前广场1平方公里，南北城门相对。从楼下行300步方到第二重门，门屋5间，又有两门楼相对，各有膀。从二重门行200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风墙。再行100余步到大厅，皆高3—4米，大厅两旁“重屋别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是小厅，小厅后即南诏王的住宅。宫殿建有客馆，馆前有亭，亭临方池，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如此复杂的建筑反映了南诏建筑水平之高，此类建筑在南诏还有不少，如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主，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喜洲）居民众多，是南诏王的避暑之地；龙尾城（今云南省下关市）“萦抱点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还有“五华楼”，是南诏王会见西南夷16国君长之地，楼广1.7公里，高33.4米，上可容纳万人，其规模更为宏大。
雕刻绘画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南诏石刻艺术的精品，分布在剑川石宝山的石钟寺、沙登村、狮子关3个地点，共有17窟，造像139尊，碑碣5通，造像题记和其它题记44则。造像内容一是佛教题材，有如来佛、观音、天王、大力士等；二是世俗题材，如南诏王、清平官、僧人等。石窟艺术风格受到敦煌、藏族、南亚文化风格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南诏文化与汉族、藏族、南亚文化交流的结晶。
南诏的绘画艺术集中体现在《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之中，此画成于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内容描绘了当时记述的南诏历史和神话传说的片断，从巍山祭铁柱始至中兴二年的史实，神话及佛教传入的故事，图文并茂，是一幅既具有绘画艺术又具有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被誉为“南诏瑰宝”。
音乐舞蹈南诏时期的音乐舞蹈丰富多采，尤以南诏的宫廷音乐为最。宫廷音乐是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内地和东南亚音乐而形成的。东南亚的“骠国乐”首先传入南诏，而后由南诏传入唐朝的长安。南诏宫廷中还流行中原王朝所赐的“龟兹乐”。南诏自己的宫廷音乐“夷中歌曲”，曾经过四川节度使韦皋的整理后更名为“南诏奉圣乐”，并进献唐王朝在长安的宫廷演出。南诏的乐曲还有“天南滇越俗歌”，这是由云南民歌经加工而成的官府音乐。还有“盖罗缝”、“赞普子”、“菩萨蛮”等乐曲。
南诏为乐曲伴奏的乐器有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拍板、筚篥、铙、铎、钲和铜鼓等。
南诏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许多“俗歌”、“俗舞”，最为普遍的是“踏歌”（打歌），以笙、笛等乐器伴舞，这就是桂馥《滇游续笔》所说的：“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踏地而歌”的踏歌，很受民间男女青年的欢迎。
宗教南诏的宗教信仰是多样的，《南诏德化碑》说：“开三教，宾四门”，正是南即鬼教，多尚巫鬼，各部落的宗教和政治首领合而为一，称为鬼主，大小鬼主都是各大小部落的统治者。
唐朝中期佛教传入南诏，并成为南诏统治者推崇的国教，是南诏国最盛行的宗教。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铸造佛像。劝龙晟曾用三千两黄金铸佛3尊，到劝丰祐时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南诏的许多寺塔和佛像都在这时兴建或重建，到隆舜时建了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佛教之盛行可想而知，以至于佛教在云南是“家知户到”，皆以佛教为首务，佛教已完全成为南诏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了。
在南诏后期另一种原始宗教——“本主”或“土主”在洱海地区白蛮中发展起来了。在多数白蛮居住的村子都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有的是自然神，如苍山神、龙母、洱海神；有的则是图腾或祖先崇拜神，如白马、白骆驼、细奴罗、郑回、柏节夫人。这种“本主”信仰一直传到近代甚至现在仍是白族主要宗教信仰之一。
第三节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是唐朝西南边境的一个强大地方势力，它对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唐书·突厥传序》曾记载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云南即南诏，南诏又是在唐朝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诏唐之间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相互间恩怨和战，前后经历南诏13代王，近300年，在13个王中有10个王被唐朝加封，友好关系成为主流，然而矛盾和战争也不断出现。战与和的交替往往又与诏、唐的国力、统治者双方利益的得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最终造成诏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观诏唐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5个时期。
一、南诏统一六诏前的和好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至第3代王盛罗皮时，是南诏利用其远离吐蕃，不受吐蕃直接威胁的有利条件，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
蒙舍诏（南诏）在唐初云南六诏中，最早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势力初入云南时，洱海地区蒙嶲等五诏受吐蕃势力的控制，弃唐附蕃以保存自己，并不时与吐蕃联合攻唐，独南诏附于唐，“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公元653年（永徽四年）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遣其子罗盛入唐朝贡，唐朝授奴罗为巍山刺史，并赐以锦袍。南诏和唐朝第1次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654年（永徽五年）唐朝出兵征讨归附吐蕃的蒙嶲诏蒙敛，南诏积极出兵援助唐朝，打败了蒙敛。此后细奴罗又在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袖紫袍”。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674年（上元元年）细奴罗卒，其子罗盛立为南诏第2代王。罗盛在武后时遣使入朝，赐锦袍金带归。后姚州蛮叛唐归吐蕃，唐御史李知古奉命征讨，由于知古残酷地“诛豪杰，掠子女，蛮怨引吐蕃攻杀知古，于是姚嶲路绝”。而“盛炎（罗盛）独奉唐正朔”。南诏在六诏最南不受吐蕃的直接影响，因而继续与唐保持友好关系，并在援助唐朝攻击亲吐蕃的部落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712年（先天元年）盛罗皮即位为第3代南诏王。
713年（开元元年），唐朝授盛罗皮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714年（开元二年）盛罗皮派史臣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盛罗皮又立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不仅保持与唐朝的臣属关系，而且开始学习唐朝内地的文化，为诏唐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与唐友好关系的前期
这一时期从南诏统一六诏至750年（天宝九年）止。这是唐朝、南诏互相间都需要借用对方力量的时期，尽管双方的目的各异，不过友好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使诏唐友好达到了第1次高氵朝。
728年（开元十六年），皮罗阁即南诏王位，成为南诏第4代王。此时洱海及云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变，吐蕃势力咄咄逼人，洱海地区各诏除南诏和蒙嶲诏外其余皆为吐蕃所控制，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势力向南发展，采取了支持和联合南诏对付吐蕃的办法。于是737年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打败了河蛮各部占领了太和城等地，738年（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乘胜进军，打败了吐蕃南下势力，灭了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解除了吐蕃对唐朝云南边境的威胁。鉴于皮罗阁的功绩，唐玄宗李隆基立即“加封（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钢带七事”。并对皮罗阁的功绩和忠诚作了充分的肯定：“赡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孛右插，凡厥丑类，后时诛剪戌功若此。”皮罗阁“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唐朝还不断加封皮罗阁的子孙。
738年唐授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右领军卫大将军，743年（天宝二年）迁阎罗凤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又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军，744年加阁罗凤为上柱国；746年（天宝五年）皮罗阁之孙凤伽异入唐，授伽异为鸿胪少卿，妻以宗室女。皮罗阁还数次遣使入唐，加强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此时的诏唐关系，对唐朝来说已达到它遏制吐蕃南下的目的，对南诏来说完成了它依靠唐朝的支持统一六诏的目的，因而这时诏唐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又隐藏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将会发生。
三、背唐附蕃的矛盾冲突时期
南诏统一六诏并与唐王朝友好往来是符合南诏与中原人民的愿望的，有利于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结盟友好的目的，统治者另有企图。南诏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后，仍处在唐蕃两强之间，还没有力量单独对付任何一强，因此只得依靠唐朝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南诏又有吞并两爨扩大势力范围的强烈欲望，这就必然和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在皮罗阁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
748年（天宝七年）阁罗凤即南诏王位成为第5代王。此时唐朝仍对阁罗凤及其子弟进行加封，748年唐派“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凤袭封云南王，敕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伽异为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凤弟诚节授蒙舍川刺史，弟崇授江东刺史，弟成进授双视州刺史。阁罗凤亦不断派遣使臣入朝，表面上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实际是南诏要向东西爨地区发展，而唐朝又不愿让南诏插足两爨地区，并采取了巩固两爨地区统治的措施，各自相异的目的很快显示出双方的矛盾。不过此时南诏统治者只是在两爨问题上与唐朝的目的相异，绝无背唐之意，因为这时南诏若没有唐朝的支持还不可能抵御吐蕃势力。但是此时唐朝廷却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加之唐边臣的昏庸狂妄，使矛盾激化，将南诏推向了背唐附蕃的道路。
749年（天宝八年）唐朝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种狂妄无能边臣的把持下，使诏唐关系恶化。张虔陀首先挑起南诏内部的权力之争，利用阁罗凤是皮罗阁的继子，在王位继承上企图以皮罗阁的嫡子诚节替代，以此打击阁罗凤。
750年（天宝九年）阁罗凤路过云南郡（姚安）谒见张虔陀遭到张下属的辱骂，又侮辱同来的阁罗凤妻女和索要财物，甚至反诬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将此情表奏唐朝廷，但唐朝不予置理。阁罗凤又得知鲜于仲通率兵8万进军云南，终于逼反了阁罗凤。
750年阁罗凤在愤怒之下，采用先发制人之法，先出兵围攻姚州，杀了张虔陀，接着出兵占领了唐在云南的羁縻州县32个，并在后来所建《南诏德化碑》中列举了张虔陀的6条罪状：一是勾结唐朝宿敌吐蕃，企图灭我南诏；二是想用不忠不孝的诚节继承王位，离间我南诏；三是收容爨崇道，以对付我南诏；四是凡与我罪（仇）者皆授官，凡与我善者皆遭压制，企图贬抑我南诏；五是筑城、练兵，密谋袭我南诏；六是苛捐杂税，军粮倍征，苛求无止境，意在搞垮我南诏。它表白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鲜于仲通于751年（天宝十年）率大军进驻云南曲靖。阁罗凤本意并不愿与唐决裂，因此当闻唐大军抵曲靖时，即赴沪南谢罪，愿送还俘掠，赔偿损失，请求罢兵，但遭到鲜于仲通的拒绝，唐军继续分3路进兵，阁罗凤在安宁再伸“衷悃”，鲜于仲通仍不接受。后阁罗凤又派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见亡，在得恩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再次恳请与唐罢兵和好。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始终自持兵众，屡加拒绝，并率兵进逼洱海。阁罗凤在唐大兵压境之下，求救于吐蕃，并请归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合兵击唐兵，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1次天宝战争以唐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南诏归附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兄弟之国）。诏唐关系断绝。
唐军全军覆没后，杨国忠继任剑南节度使，杨竟然掩盖鲜于仲通败绩，以胜利向朝廷告捷，并在中原“分捕北地人为兵”，继续备战，于754年（天宝十三年）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十道兵7万人再征南诏，唐军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阁罗凤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唐军又水土不服，军中瘟疫蔓延，加之补给困难，不战而自溃，李宓只得退兵，南诏军队乘机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唐军又全军覆没，第2次天宝战争又以唐朝的惨败告终。两次天宝战争，唐军“先后丧师已二十余万”，军资大耗，国力大伤，终于在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再无力顾及南诏。诏蕃联兵很快夺取了唐嶲州、会同（会理）、台登（沪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矛头直逼川西，对成都形成威胁。诏唐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况之中。
两次天宝战争是唐朝政策的错误和唐边臣的昏庸无能造成的，南诏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北臣吐蕃的，因而南诏仍时时顾念过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也想今后与唐恢复和好，故在天宝第2次战争后，南诏收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并“立碑大书唐天宝战亡士卒之墓”。事隔多年后，阁罗凤还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记述被逼迫背唐的苦衷，“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再次表白不得已而背唐，且流露出念念不忘后世与唐再度和好的期望。
诏唐关系恶化以后，南诏阁罗凤一方面受吐蕃征调役使参予了一系列对唐朝的战争，协助吐蕃占领了唐边境的一些地方，掠夺了这些地区的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充实了南诏的国力，使南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阁罗凤又集中力量从事统一云南的活动。
762年（宝应元年）“西开寻传”，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
763年置安宁城监，向贵州、川西地区发展。
765年（永泰元年）筑拓东城，经营滇池地区，接着又向南深入，设立银生府。于是整个今云南之地被南诏所统一。
四、重新和好和时期
这是诏唐关系由恶化向和好转化的时期，大约从780年（唐建中元年，南诏异牟寻见龙二年）至828年（唐大和二年，南诏劝丰祐保和五年）。
779年（大历十四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成为第6代王。吐蕃、南诏合兵20万分3道进攻四川，妄图攻取成都，此役被唐将李晟精兵打败，把蕃诏联军赶到大渡河以南。南诏伤亡惨重，元气大伤。但吐蕃将此役的失败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税、劳役剥削。此时异牟寻深感背唐附善的苦处，开始了弃善归唐的计划。清平官郑回又力劝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郑回说：“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接受了郑回的建议，有了重新归唐之心，但又不敢公开对抗吐蕃，因而只在暗中谋划。
贞元间唐朝鉴于诏蕃联盟的威胁，开始调整边疆政策。唐德宗在公元787年（贞元三年）接纳了宰相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策略。唐朝之所以采取南通云南的政策是因为当时唐、诏、蕃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矛盾，诏、蕃联合对唐朝有着严重的威胁，而诏蕃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唐朝要解除吐蕃的威胁必先拆散诏蕃联盟，而南诏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对付吐蕃，这就使诏唐重新联合成为可能。又加之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抚蛮有威惠”，在韦皋的积极活动下使诏唐重新和好得以实现。
韦皋在得知异牟寻有归唐之意后，首先采用了进一步激化诏蕃矛盾的策略，离间诏蕃关系，使吐蕃对南诏更加不信任，致使吐蕃派兵进驻会川，索取南诏大臣子弟为质，并想废除南诏蒙氏的统治，而以施浪诏代之。为此异牟寻更加愤怒，归唐意志更坚。韦皋又不失时机地显示唐朝的军事实力，派兵进攻吐蕃，俘吐蕃大将乞藏遮遮，使异牟寻最后下了归唐的决心。789年（贞元五年）异牟寻遣乌蛮勿邓大鬼主苴梦冲等至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处，以示友好，这是诏唐重新和好的第一步。
793年（贞元九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杨传盛、赵莫罗眉、杨太和眉各持给韦皋书信分3路赴成都：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使者各身带绢书一封，金镂盒一具，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件物品各具含义：绵为柔软之物，以示对唐柔服，不敢再从中生梗；当归者，应当归唐之意；朱砂色赤，表示敬献丹心；金，表示归顺之意如金石之坚。异牟寻在致韦皋的书信中诉说了受吐蕃凌辱的“四忍”，“四难忍”，表示从此后“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将南诏使臣送到长安，朝廷赐书抚慰，接受了南诏和好的请求。
794年（贞元十年），韦皋派使者巡官崔佐时至羊苴城，宣读唐朝诏书，异牟寻受命，令其子寻阁劝和清平官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誓文中请“天、地、水三官”为证，盟誓完毕将誓文一式4份：一份进献唐朝廷，一份藏神室，一份投西洱河，一份留城内府库。誓文还明确表示南诏与唐各守疆界，互不相犯，永结和好，南诏绝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点苍山会盟后，异牟寻实现了他的诺言，与韦皋合兵攻破剑川三浪和裳人、施蛮、顺蛮、磨蛮等地，破吐蕃于神川，收复铁桥等16城归唐域。异牟寻还遣其弟凑罗栋领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朝，献地图、铎槊、浪人剑及吐蕃所赐印八颗。于是韦皋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公元795年（贞元十一年）唐朝派袁滋等人为册封史进入南诏。唐朝将此次册封视为朝廷大事，不仅册封使团庞大，而且还专门铸造银窠金印，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还为册封使团开通了石门道，沿途为使团设立行馆驿站，骚人墨客还赋诗选文为袁滋等人壮行。南诏欢迎朝廷使臣也是盛况空前，蔚为壮观。异牟寻先派曹长、同伦判官9人与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带24匹好马远道迎接，又有子弟羽仪6人沿途视事。当袁滋等人途经安宁城、曲驿（楚雄）、欠舍川（镇南境）、云南（祥云）、白崖城（弥渡红岩）等处时皆受到当地官员、百姓、马步军队的夹道热烈欢迎。袁滋一行入龙尾城（下关）客馆，异牟寻派其叔阿思带好马200匹来迎。袁滋入太和城时，异牟寻先遣克蒙细罗勿等以良马60匹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铎夹路阵排队20余里出迎。继后在城外道路两旁排列马步军队，歌舞乐队，仪仗队。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率侍卫千人，大象12头引道，带着其子寻阁劝亲自出城迎接袁滋一行入城。在太和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异牟寻言词诚恳地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并出示唐朝廷赐其父凤伽异的银平脱马头盘2个和还活着的笛工、歌女2人，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袁滋归唐时，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随袁滋入朝谢天子和进献南诏土产珍宝。又令大军将王各直等护送，还派丁夫300人挑担食物，一直送到石门。异牟寻结束了附蕃背唐的历史，从此结束了诏唐之间50年之久的矛盾冲突，恢复了诏唐友好关系，并将诏唐友好关系推向第2次高氵朝。诏唐友好关系的恢复，加强了南诏的地位，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交往，有利于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
五、诏唐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子寻阁劝即南诏王这。牟寻卒时唐朝廷停朝三日，并派遣谏议大夫段仲平为册立南诏王和吊祭使，册寻阁劝袭封南诏王，赐元和金印，诏唐关系还十分友好。但此后由于南诏幼主继位，内部权力争夺，权臣当权，改变了南诏与唐永世和好的既定政策，诏唐关系进入了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寻阁劝即位为第7代南诏王，但不幸于次年卒，其子劝龙晟即位为第8代南诏王，唐朝亦册龙晟袭南诏王，但龙晟“淫虐失道，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之”，嵯巅扶植年仅15岁的劝利（龙晟弟）为南诏第9代王。唐朝以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封劝利为南诏王。长庆三年（823）劝利卒，弟劝丰祐立为第10代南诏王。唐朝以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为南诏王，丰祐遣洪酋等人入朝谢天子。丰祐仍一心向唐，“丰祐……慕中国，不肯连父名”。但从829年（大和三年）开始诏唐关系骤变，由于幼子继位，王权落入权臣王嵯巅之手，王嵯巅开始改变异牟寻以来与唐友好的政策，撕毁和好盟约。嵯巅率领南诏大军攻唐“邓、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唐军惨败，损失重大。但嵯巅仍顾虑唐军的反击，又采用友好的方式致书唐朝廷求和，“明年（831）上表请罪”。王嵯巅也“自陈请罪，兼疏（杜）元颖过失……自后赋贡不断”，并归还从成都掠夺的西川民4000于唐。唐朝此时也不愿与南诏决裂，更无足够兵力对付南诏，因而一方面允许南诏求和，一方面整顿西川边防。南诏此后也“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诏唐在对峙中共存，彼此还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好，南诏仍采用和战相兼的策略，一面进攻唐地，一面又遣使谢罪求和。
858年（大中十二年），南诏利用安南混乱之机，出兵攻陷安南。859年丰祐卒，世隆即位为第11代南诏王，因世隆名犯唐太宗、元宗庙讳，唐朝不册封，世隆益致怨，自称皇帝，改元建极，国号大礼，又出兵攻占乌蛮、僰、爨之地。又由于西川节度使杜悰改变了韦皋联合南诏以攻吐蕃的政策，侵扰蛮中，致使世隆断绝朝贡，不断出兵击唐。自860年（咸通元年）至874年（乾符元年），南诏曾“两陷安南、邕管，一破黔中，四犯西川”。但世隆又在李福任西川节度使时派清平官董成到成都致书李福，福囚董成，僖宗诏释董成，并召到京师便殿接见后送还。
869年（咸通十年），世隆派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恩，并遣还所掠西川民3000人，但遭到唐朝定边节度使李师望的拒绝，杀了南诏使者，这又激怒了世隆，转而进攻唐朝。876年（乾符三年），世隆进兵西川失败，又遣使诣西川节度使高骈请和，再遭拒绝，世隆更怒，自是南诏见唐使者不下拜，关系愈加紧张。
877年（乾符四年），世隆卒，隆舜继为南诏第12代王。由于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对唐用兵50余年，使南诏疲弊和内部矛盾加深，隆舜愿求和于唐，于877年（乾符四年），遣段室诣岭南节度使辛谠请修好，唐许之。879年隆舜又遣使于唐求和亲，唐以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妻隆舜。
885年（光启元年），隆舜派赵隆眉等3谋巨入唐迎安化长公主，唐臣反目杀了隆眉等3人，南诏自此后一蹶不振。这时唐朝内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诏唐关系也就在各自的覆灭中结束了。
六、诏唐经济文化关系
南诏与唐朝经济文化关系也是诏唐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诏唐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是通过双方使臣的朝贡和回赐来进行的。在异牟寻时期（778—808）是诏唐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也是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南诏将自己产品中最珍贵的铎鞘、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角、越睒马等向唐朝入贡。唐朝则以内地的金、银、锦、缎等物品回赐，这样的来往很多。无疑这每一次朝贡与回赐都是诏唐之间的一次经济文化交流。同时还有大批掌握了内地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族劳动人民进入南诏境内，对南诏境内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文化上，南诏尤其重视学习汉文化，唐朝也积极将儒学传入南诏。唐西沪县令郑回被俘后，阁罗凤就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后“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寻阁劝）。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郑回为南诏造就了几代具有汉族文化的统治者，其功卓越。阁罗凤等人是“不读非圣之书”，异牟寻说他的“先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且“异牟寻颇知书（通汉文），有才智”。丰祐更是“慕中国（汉文化）不肯连父名”。隆舜时，唐使者至南诏，便“遣使者间客（唐使）《春秋》大义”。南诏统治者如此倾慕唐文化，其余学习汉文化的人就更为普遍了。贞元后的50余年间，南诏曾先后派遣大批青年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为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唐朝承担，以至后来“军府颇厌廪给”，西川节度使杜悰曾奏请减少就学人数，引起了丰祐的不满。在这些就学者中不乏白族的知识分子，《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说：“保和（丰祐年号）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就是一例。这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薰陶，归来后传播了汉族文化，对南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也积极帮助南诏学习汉文化。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骈说唐对南诏“赐书习读……传周公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牛丛也有“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的论述。实际上这就是诏唐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诏的音乐也和唐朝音乐有过交流。凤伽异入宿卫唐，在其归国时，唐朝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2部并笛工、歌女。800年（贞元十六年）南诏也向唐朝进献过“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曾在长安宫廷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到中印半岛上一些国家，802年（贞元十八年）骠国（缅甸）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领队馆难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第一节南诏的起源和建国
一、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
南诏建国前，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各民族地方势力群雄争霸，形成“朋仇相嫌”、“喜相仇怨”的分裂局面。早在魏晋时期，被称为南中或南宁州的“大姓”和“夷帅”发展很快（第三编第四章已详述），到4世纪初（东晋初年）南中大姓势力曾一度受到东晋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的严重打击而衰落一时，但此后“大姓”、“夷帅”之间的兼并更为激烈，互相兼并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一个爨氏“大姓”集团。爨氏便趁机盘踞宁州，只在形式上仍对中原王朝“奉正朔”，而实际是在地方闭关自守以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到公元6至7世纪（隋末唐初），爨氏已形成为两股强大的地方势力，称为“两爨蛮”，即“东爨”和“西爨”，于是爨氏便称王于一方，“土民爨瓒窃据一方，国家（北周）遥授刺史”，爨瓒之子爨震袭职后，更是“臣礼多亏”。爨氏势力所占据的地区“延袤二千里”，“遂王蛮中”。爨氏的强大已对统一的中原王朝造成危害，因此在公元6世纪末任益州总管的梁睿就曾两次上书北周大丞相杨坚，建议征伐爨氏豪酋势力，但当时北周还没有力量去经营南中地区。581年，杨坚建立了隋王朝，这时打破南中爨氏割据，改变南中地区纷争的状况已势在必行，于是隋王朝派兵开通到西南的道路，接着又派遣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梁毗为西宁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市）。还在南中地区设置恭州（今云南省昭通市）、协州（今云南省彝良县）、样州（贵州省境）。此时割据宁州的爨氏代表爨翫亦归附隋朝，隋朝便委任爨翫为昆州（今云南省昆明市附近）刺史。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的加强，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隋朝派到南宁州官吏的苛暴，引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不满，“（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州）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于是以爨翫为首的地方贵族势力便起来反抗。隋朝为了彻底消除爨氏割据势力，于公元597年（开皇十七年）派遣史万岁率兵前往镇压爨翫的叛乱。隋军自西宁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下，“自晴岭川（云南省永仁县），经弄栋（云南省姚安县），次大勃弄（云南省祥云县）、小勃弄（云南省弥渡县）……度西二河，入渠滥川（云南省昆阳县），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爨翫投降。但是由于史万岁受贿，没有给予叛乱的爨氏首领爨翫以致命打击，第2年爨翫复起反抗，隋朝再派杨武通率兵前往镇压，俘虏了爨翫及其子爨宏达等，并将他们押解长安。经过这两次大的军事打击，爨氏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被消灭，爨氏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爨氏统治区域缩小到原建宁、晋宁2郡地，但终隋之世，隋朝并未彻底解决爨氏在南中的豪酋势力。
公元7世纪初（唐初），南中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的局面。洱海一带六诏争相崛起；滇东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内部也很不统一；边远地区的各部更是经常互相进行掠夺性战争。这就严重影响了南中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族生产生活的安定，这一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成为各族的迫切要求。因此，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后，便立即着手“开南中”的工作。唐朝首先释放了爨翫（这时已死）的儿子爨宏达，并将其送回云南，任命他为昆州刺史，利用爨氏在南中的影响，以“诱诸部”归附，于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上层纷纷归附唐朝，唐朝便在其领地范围内广者设州，狭者设县，任命这些上层为刺史、县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更积极开展对西南各部族的招抚，然后广设羁縻州县，从621年到649（唐武德至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立了104个羁縻州县。为了进一步开发南中，679年（调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与北部的戌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宜宾市）、东北部的黔州都督府（治今四川省彭水县）相配合，从四面向西南民族地区推进。
对滇西洱海地区唐王朝也积极进行开拓，早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在接近洱海地区的姚安一带设立云南郡，以此为据点，招诱西洱河地区六诏中乌蛮上层，任命他们为羁縻州具的刺史、县令。到664年，唐王朝改云南郡为姚州都督府，进一步加紧对洱海地区的控制。然而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也在那里“兵戈相防”，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兼并邻部的领土，实际上姚州都督府并未起到控制洱海各部族的作用。
在爨氏称霸滇东和唐初经营南中时，滇西洱海地区的“河蛮”和“乌蛮”势力亦逐渐发展壮大。公元6至7世纪初，滇西西洱河（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的许多河蛮部落，大小数百个，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有数十种姓氏，其中杨、赵、李、董是豪族大姓。“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这些河蛮无大君长，各姓分散，不相统一，各自发展着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
在西洱河地区除众多的分散的河蛮村社外，还有更多的乌蛮部落与河蛮相互交错聚居，特别是得海西南地区山谷中有很多的乌蛮部落，这些乌蛮部落是南诏建国的主要民族。
洱海地区的河蛮、乌蛮，由于他们地处滇西受南中大姓、夷帅战乱的影响较少，并有从滇池、滇东因战祸而迁往洱海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直接促进了洱海各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如河蛮有使用汉字记音的白文，有了历法，社会组织已进入了以地域为单位的农村公社阶段。经济上农业较发展，农作物有稻、粟、麦等，掌握了养蚕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能畜养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这些都为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六诏的兴起和蒙舍诏（南诏）势力的增强
6世末7世纪初（隋末唐初），在滇东爨氏逐渐衰落的时候，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河蛮（白蛮）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洱海地区的乌蛮各部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形成了6个强大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和4个势力较小的奴隶主集团，文献称为“六诏”或“八诏”。即《蛮书》所记载的“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关于六诏史事自《蛮书》以后有很多文献记载，《新唐书·南诏传》云：“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嶲诏、浪穹诏、越析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六诏的分布区域是：
蒙嶲诏，在巍山县北至漾濞江一带，故又称为漾备诏；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由磨些族建立而得名，在今云南省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浪穹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一带；
邆（邓）睒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之间；
蒙舍诏，在今云南省魏山县南，位居其它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六诏中除越析诏是由磨些（纳西）族组成的外，其余五诏皆为乌蛮，即汉晋时期的滇西嶲（叟）、昆明部落繁衍而来的，他们是现代彝族的先民。
六诏以外在洱海地区还有4个势力较弱的统治集团，他们是石桥诏（在今云南省下关市一带），以石桥城而得名；石和诏（在今云南省大理市风仪镇一带）；白崖诏（在今弥渡县红崖盆地）；剑川诏（在今云南省剑川县）。这4个统治集团比之六诏其势力要弱小得多。
六诏的势力在6世纪末7世纪初时大致相当，彼此互不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域最大，兵力较强，蒙舍诏比之二诏稍弱。但自7世纪初以后，蒙舍诏有了迅速的发展，很快发展成为六诏中的最强大者。
蒙舍诏（南诏）起源于巍山，许多史志皆记载蒙舍诏的始祖为舍龙（又名龙伽独），明代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说：“舍龙自哀牢将奴罗居蒙舍，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舍龙是为避仇家自哀牢迁居蒙舍川后才开始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农业的。
经过舍龙、细奴罗父子在巍山的开发，其势力迅速增长，迫使当时蒙舍川地区的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不得不将王位禅让给细奴罗，拥载细奴罗为王。张乐进求还以女妻细奴罗，并“举国逊之”。这样以和平禅让与和亲的方式，解决了以细奴罗为首的乌蛮部落与张乐进求为首的白蛮（河蛮）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细奴罗终于成为巍山南部的最高统治者、蒙舍诏的大酋长。蒙舍诏自细奴罗后，又历经罗盛、盛罗皮、皮罗阁几世的艰苦创业，蒙舍诏日渐强盛起来，终于在8世纪初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国政权。
三、南诏国的建立
当7世纪末，唐朝正积极经营洱海地区的时候，此时唐朝西南边疆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唐朝西邻的吐蕃奴隶主势力迅速壮大起来，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并不断派兵进攻唐朝西境，同时又自西北南下深入到云南洱海地区和四川的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地区，还与唐争夺四川北部的安戌城（今四川省茂汶县），其势直逼成都。吐蕃势力已构成对唐朝西南边疆的威胁，因此唐与吐蕃在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吐蕃势力南下时，已经控制了洱海北部的剑川、浪穹一带的一些乌蛮部落，如果洱海其余地区再落入吐蕃之手，唐朝的西南边疆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洱海地区的乌蛮贵族们，为扩展自己的势力，则利用唐、蕃之间的矛盾，朝秦暮楚于唐、蕃之间，形成洱海地区的一些乌蛮贵族们“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对唐、蕃“或叛或附，恍惚无常”。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唐朝便决定从洱海各部中选择一个奴隶主集团加以扶持，让其统一洱海各部，使之既能控制洱海地区的局势，又能遏制吐蕃势力的南下，减轻吐蕃对唐朝西南边境的压力。权衡之后唐朝选择了南诏（蒙舍）奴隶主集团来完成统一洱海的使命。
唐朝选中南诏，是因为在洱海地区的六诏（或八诏）中，南诏的社会生产较之其它各诏为高，“蒙舍川……当五诏俱存，蒙舍北有蒙嶲诏，同在一川（平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洱海），周迥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然邑落之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畜牧业也与农业相配合发展较快，“孳牧繁衍”，说明农牧业都相当发达，这是统一六诏的物质条件。又因南诏地处六诏之南，最靠近唐朝的姚州都督府，便于唐朝对其进行控制。加之南诏在政治上一贯靠拢唐朝，“率种归附，累代如此”，“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曾于永徽四年（653）被唐朝封为巍州刺史。细奴罗之子罗盛于武后时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百匹，关系极为融洽。南诏还主动为唐朝讨伐叛唐投吐蕃的浪穹、施浪、邆睒等诏，表示忠于唐王朝。这些原因促使唐朝选择南诏来完成统一洱海地区的使命。
从734—737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唐朝调动姚州都督府的兵力协助南诏进行统一洱海地区的活动。唐朝派御史严正海等与南诏王皮罗阁一起制订了统一各诏及各部落的战略。
734年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在严正海所率唐兵的配合下进攻石和城（今云南省凤仪县），皮罗阁率兵攻下石桥城（今云南省下关市），乘胜夺取了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并击败了邓睒诏，占领了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州），接着在大釐城以北筑龙口城（今上关），很快控制了原西洱河河蛮各部地区。河蛮地区原先是受已归附吐蕃的“三浪”（即浪穹诏、施浪诏、邓睒诏）所管辖，于是“三浪”便联合起来对付南诏，因此皮罗阁亲率南诏兵与“三浪”抗争，将“三浪”打败，“三浪”残部退守剑川。736年唐朝又派内给事王承训率唐兵与皮罗阁“同破剑川”，将“三浪”彻底击败，统一了“三浪”地区。同时皮罗阁还出兵越析诏，将越析诏消灭，统一了宾川地区。在南诏王皮罗阁出兵统一洱海以北四诏的时候，对于与南诏毗邻的蒙嶲诏则采取了非军事统一的方法，这是由于蒙嶲诏与南诏是近亲部落，因此皮罗阁便以“推恩嶲利”的方法，吸收了蒙嶲诏的部众，进而将其领土兼并，统一了蒙嶲诏。至此，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统一洱海地区各部的使命。
南诏皮罗阁在“效命”、“输忠”于唐朝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六诏的统一。由于皮罗阁统一六诏的“功绩”，于是唐朝便对皮罗阁进行加封，“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西南大酋特进越国公”。皮罗阁的诸子皆被唐朝封为刺史。唐朝对皮罗阁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的正式开始。
南诏国的建立是西南彝族和其它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建立使洱海地区长时期的部落与村社之间的纷争局面结束了，使原来互相对立的、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要求共同联系起来的各个小部落集团统一了，这就有利于洱海地区各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南诏王被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南诏王就成为唐朝设在洱海地区统治的地方王侯——地方长官，这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的常见形式，因而它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四、南诏国的对外扩张
唐朝扶植南诏统一六诏的目的是企图借南诏的力量抵御吐蕃，以保证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但是南诏也有自己的打算。当南诏在力量薄弱时为得到唐朝的支持，便对唐朝百般恭顺，及至完成对洱海地区的统一，力量壮大之后，南诏乌蛮奴隶主们的扩张欲望便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对其邻境进行了不断地、大规模的战争。
南诏向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是滇东两爨地区。8世纪中叶，滇东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部的经济已很繁盛，部落人口众多，“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对这片肥沃丰饶之地南诏早有夺取之意。正当南诏意欲得到两爨之地时，发生了滇东爨氏的反唐斗争，为南诏夺取两爨地区提供了机会。
746—747年，唐朝为巩固在两爨地区的统治，便加紧在滇东开辟“步头路”，修筑安宁城，企图在滇东爨区建立起统治据点。但是唐朝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滇东诸爨领主，引起了爨氏各部首领联合反唐。唐朝即派中使孙希庄、都督李宓等率兵前往镇压，同时唐朝又决定征调南诏兵配合行动，窥伺滇东爨区已久的南诏王皮罗阁便立即率兵东进。在唐、诏大兵压境之下，滇东诸爨恐惧，内部开始分裂。皮罗阁便利用诸爨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挑起诸爨内部的纷争，最后乘机尽灭诸爨领主，占有了滇东两爨地区。
748年（天宝七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南诏王，阁罗凤命令进驻爨区的白蛮将领杨牟利以武力胁迫诸爨领主和爨区白蛮20余万人西迁保山一带，并将唐朝的势力也挤出滇东，从而完全控制了滇东爨区。
南诏占领滇东爨区后，与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了矛盾，加之唐朝姚州都督府官吏的残暴统治，“卞忿少方略”，“多所求”，引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的不满，阁罗凤也不能忍受唐朝越来越严厉的控制。为了完全摆脱唐朝的控制，于是阁罗凤首先出兵攻陷了姚州都督府，杀了云南郡太守张虞陀。公元751年、754年唐朝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伸通、侍御史剑南留后李窗率兵4次征讨南诏，唐兵皆被南诏击败，唐诏关系破裂，阁罗凤北臣吐蕃，与吐蕃结成同盟。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诏、蕃共同出兵攻取了唐嶲州地，南诏与吐蕃瓜分了唐嶲州之地，会同以下归南诏所有。唐朝从此失去了在川西南“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重要据点，为南诏继续向北扩张扫清了障碍。
南诏在攻下姚、嶲州后，解除了唐朝北来的压力，接着便发动了向永昌及其以西各族的扩张战争。
762年（宝应元年）冬天，阁罗凤亲率大军西开寻传，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等民族地区，其军队西达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一带，将众多的部落和民族纳入南诏国的统治范围。
南诏利用与吐蕃结盟的机会，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随之而来的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日趋严重，最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南诏王异牟寻转而寻求与唐和好，于794年（贞元十年）唐、诏在点苍山重新立盟和好，这就又一次给南诏统治者带来继续对外扩张的机会。
唐、诏再次结盟后，南诏便立即向吐蕃出兵，攻占了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夺取了铁桥等16座城池，占领了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一带。
795年（贞元十一年）又麾军东向，攻下了长期被吐蕃控制的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统辖了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西的部分地区，将其势力扩展到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
南诏在北攻吐蕃之后，又调兵南下，向今西双版纳地区发展，征服了茫蛮中的茫天连、茫吐薅、茫盛恐、茫鲊、黑齿等十部及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许多部落，将其南部疆界推向女王国（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以北。
8世纪末9世纪初，是南诏势力最强盛的时期，而此期间唐朝势力又日趋衰落，这就为南诏继续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于是南诏不断发动了对唐朝边境的扩张战争。
816年（元和十一年）南诏出兵攻唐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边境。
822年（长庆二年）派兵攻入黔中，将其势力向贵州境内发展。
854年（大中八年）南诏趁安南都护府经略使李琢贪暴失民心之机，派大军将段酋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占领了安南都护府北七馆洞地及棠魔蛮等地。860年以后，南诏向唐朝边境的军事扩张更为频繁，“咸通以来，蛮（南诏）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860至874年南诏曾两次进兵安南都护府和邕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这些地区的一部分或长或短时间内成为南诏的统治范围。
南诏经过皮罗阁到世隆期间的不断扩张，南诏最强盛时的疆域已是“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大渡河以南），东北黔巫”。南诏已成为唐朝西南边境强大的政权。
五、南诏国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作为这个多民族集合体的统治机构——南诏政权，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行政上的长官往往同时又是军事首领。南诏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中央政权机构：
南诏政权的最高政治、军事统治者是南诏王，王室世系属于原蒙舍诏的蒙氏贵族，南诏王“坐东向……王自称曰元，犹朕也。谓其下曰昶，犹卿、尔也”。南诏国的都城最初设在太和城（今大理县太和村），至异牟寻时迁往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
南诏宫廷内协助南诏王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是清平官和大军将，清平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选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清平官中推选出的内算官权力最大，有如唐制的中书令，掌握机密，有权代国王判押处理大事。两副内算官辅助内算官行使权力。还有“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判”。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下发的公事文书，皆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下达执行。
大军将是最高武职军衔，其中有12人的官阶与清平官同列，参与南诏王的议事活动，主管军事。“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尤殊者，得除授清平官”。大军将以军事任务为主，同时也兼管中央、地方行政。
南诏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中，还有两名“同伦判官”，负责向六曹长传达南诏王的指令，属于南诏王的亲信。还有羽仪长8人，系南诏王的侍从官，由贵族子弟担任。
南诏国中央政权的国务行政机构是六曹，曹长分别由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每曹设曹长1人，主持外司公务。六曹是：兵曹（主兵）、户曹（主户籍）、客曹（主礼宾外交），刑曹（主刑法）、工曹（主官人）、仓曹（主财政）。南诏的六曹是仿效唐朝州府的六曹制度稍加改变而设置的。南诏中期以后又将六曹改为“九爽”，“爽犹言省也”，是唐朝中央官署“省”的音译。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手工业），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九爽官员均由清平官或酋望、大军将兼任。九爽与六曹相比增设了慈、厥、禾三爽，这是9世纪以降根据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统治机构所作的相应的变动。此后南诏国的一切政令皆通过九爽下达而执行。
地方政权机构：
南诏的地方政权机构，因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民族情况的复杂，故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设的政权机构并不一致，大体是以洱海为中心，在全国设十睑、六节度、二都督。
南诏在其统治中心洱海地区设“十睑”，“夷语睑若州”，即如唐的州。十睑是：云南睑（治今云南省详云县云南驿）；白崖睑，亦称勃弄睑（治今云南省弥渡县红岩）；品澹睑（治今云南省详云县）；邓川睑（治今云南省洱源县邓川）；蒙舍睑（治今云南省巍山县）；大厘睑，亦称史睑（治今云南省大理县喜州）；苴芋睑，亦称阳睑（治今云南省大理县）；蒙秦睑（治今漾濞）；矣和睑（今洱海东北）；赵州睑（治今云南省下关市凤仪）。十睑在南诏的疆域中只占极小部分，但其地位却十分重要，这里有南诏都城太和城、阳苴城和大厘城、龙尾城、龙口城、邓川城、白崖城等重要城镇。这里还是南诏的发详地，是其统治西南各民族的根据地，又是南诏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十睑地由南诏王直接管辖，作为南诏国统治的根据地。
南诏在十睑之外，又在全境设六节度、二都督。六节度是：弄栋（治今云南省姚安县），永昌（治今云南省保山县），银生（治今云南省景东县），剑川（治今云南省剑川县），拓东（治今云南省昆明市），丽水（在今伊洛瓦底上游两岸）。二都督是：会川（治今四川省会理县），通海（治今云南省通海县）。节度和都督同是仿唐制，是在唐朝都督府、羁縻州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节度设节度使为最高长官，都督有一名最高军事长官，均由大军将兼任，由南诏王直接任命。节度和都督既行使地方行政权又具有军事权，是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南诏国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南诏军队的数额并不固定，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增减，《蛮书》说“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779年（大历十四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唐朝西川边境一战却出动大军20万，863年（咸通四年）南诏进兵安南都护府时兵力达10万之多，可见南诏兵员数额变化之大。
南诏军队分为3种。一是乡兵，这是南诏军事力量的基础，是村社的壮丁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组成的，每到农闲时对乡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每年11—12月份，还要检查训练的情况。二是常备军，是从乡兵中选出的优秀者，因此大多能征善战，是南诏军队的核心。三是境内各民族部落武装，是从各民族中征调来的，也是南诏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各民族兵士骁勇善战，每战必使其充任前驱。
南诏军队的最高统帅为南诏王，军事编制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西南北4个军，每军置一将，统率1千人或500人。统帅4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因各地人口不均，所编之军也多少不等，所以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的区别。“每岁十一、十二月农田收获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出兵征战，以2500人为一营，每兵士携带粮米1斗5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由于担心粮尽，因而求胜心切，使南诏军队虽强但不能持久作战，这是南诏军队的致命弱点。同时南诏规定军行出境允许士兵劫掠，以供军需。这种无后勤供应专靠劫掠的军队，对战地的破坏极为严重，因此所到之处必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南诏后期又不断频繁地发动这类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南诏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节南诏的经济与文化
南诏时期是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西移洱海地区的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和影响，南诏的社会经济文化在其政治发展的同时也有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南诏的奴隶制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南诏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南诏统治的区域广大，境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部落，各民族和部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极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有的民族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受中原先进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了封建经济的因素，如滇池、洱海地区的部分民族有封建经济的萌芽；有的边远地区或高山地区的民族则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有的民族又处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有关记载南诏社会经济的文献史料来看，南诏经济从总体来说奴隶占有制经济占着主导的地位。
在南诏统治区内，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奴隶归南诏王所有，即属于南诏奴隶主统治集团占有。南诏统治者在其统一六诏及其以后的扩张中，采取了残酷的以武力夺取各部落土地的手段，强迫各部族人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使之完全丧失土地，尔后将土地收归南诏政权所有，再将这些土地划分为若干区域，即许多庄园，每一区（庄园）直径大约15公里，“疆畛连延或三十里”。归所在地的城、镇政权官吏经营，地方官吏再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派“监守”催促强迫佃人（奴隶）进行劳动生产。佃人们在“监守”严密的监督下进行生产，产品“收刈已毕，蛮官（田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农户（佃人）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佃人）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最低生活的粮食，余者全部岿奴隶主集团所有。这种生产关系称之为南诏佃人制——奴隶生产关系。
南诏社会内部划分为奴隶主与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劳动者——奴隶，奴隶主阶级统治和奴役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
南诏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南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早在南诏始祖细奴罗时便“耕于巍山之麓”，就已经从畜牧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了。南诏农业广泛使用奴隶生产。奴隶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南诏统治者以强制手段迁徙的各部族人民，使他们离开原来世代居住和耕种的土地，变成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生产奴隶，这种奴隶的数量很大。据文献记载，746年（天宝五年）南诏占领西爨（滇池地区）后，一次就强迫迁徒20万户白蛮于永昌（今云南省大理州和保山地区），然后又将东爨乌蛮迁至西爨地区。
794年（贞元十年）迁弄栋（今云南省姚安县）白蛮于永昌城。同年又迁河蛮于滇东北和拓东。
832年（大和六年）又强掳骠国（缅甸）百姓3000至昆明（今四川省盐源县）。还将成千上万的汉裳、施蛮、顺蛮、扑子蛮等族人民迁到滇池地区成为生产奴隶。据文献记载统计，南诏这种迁徙移民配隶的各族人口不少于100万。这种大规模的移民配隶措施是南诏统治集团加强其统治和解决奴隶劳动人手的一种手段，南诏将各部族互相迁徙的结果使他们处于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境地，然后将他们重新组织在新地区的奴隶生产之中，成为南诏农业上的主要劳动人手。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还有其更深的意义。从政治上看，南诏将滇池地区的“西爨白蛮”20万户迁到滇西，这就有利于南诏政权对两爨地区的直接统治，又将与统治者同一族属的“东爨乌蛮”移入西爨地区，从而又巩固了对滇东北地区的统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西爨地区先进的白蛮迁居比较落后的滇西地区，促进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结果使云南经济文化中心由滇池地区转向洱海地区，洱海地区便成为南诏、大理政权50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由于滇东比较落后的乌蛮移居到滇池周围农业较发展的地区，也使滇东乌蛮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进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促进了滇东乌蛮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战争中掳掠的战俘或其它各族人民。南诏曾和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尤其是在天宝年间和南诏王劝丰祐时战争更为频繁。在战争中被南诏俘虏的汉族人口数量极大，被俘的汉族人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唐兵进攻西洱河时兵败溃散被俘的，另一种是南诏军队进攻内地掳掠来的汉族人口。751—754年（天宝十年至十三年）唐将鲜于仲通、李宓两次进兵南诏，败于西洱河，全军覆没。前后两次战争唐军损失军队20万人，其中除一部分战死外，其余大部分被南诏俘虏后作为奴隶。756年（至德元年）南诏进兵寓州，此次俘掠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越嶲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虏”，连西沪县令郑回也被俘。所俘汉族人口之多可想而知。829年（大和三年）起，南诏三次攻入成都，仅829年一次“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俘掠的人口数量也是很大的。832年（大和六年）进攻骠国，俘虏3000人。835年（大和九年）攻破弥臣国，又俘获3000人。858—866年南诏军队攻入广西、黔中等地，先后俘掠10万余人。
三是通过买卖而来的各族人口。买卖人口也是南诏奴隶来源之一。713年（开元元年）南诏攻陷姚州，姚州都督汉族判官郭仲翔被俘为奴隶后，曾先后被转卖4次，经10年最后被其友吴保安重金赎归，吴在回嶲州时又从云南购买女奴隶10人。9世纪中叶，喻士珍任嶲州刺史时，就专门掳掠今凉山西部的两林、东蛮人口卖与南诏为奴隶，说明南诏及附近地区奴隶买卖之盛行。
南诏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所获得奴隶的数量相当之大，总计在150—200万左右，这个数目大大超过南诏境内自由民的人数。这些奴隶大多用于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南诏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南诏所实行的授田制中大量使用奴隶生产。按规定南诏的上官（大奴隶主）授田40双（每双合5市亩），上户授田30双，中户、下户各有差降。上官、上户得到如此多的土地，决非一家劳动力所能耕种，这些上官上户的土地必然使用奴隶进行劳动生产，这也是奴隶主们支持南诏王进行对外掠夺战争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得到奴隶，以补充奴隶劳动的不足。
南诏的手工业也使用奴隶劳动，南诏将奴隶组织在纺织手工业中，奴隶们织的丝绫锦绢，“蛮（奴隶）及家口不许为衣服”，产品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只给奴隶少许极粗糙的残次品为衣。
829年（大和三年）从成都掠来的数万工匠和“巧儿女工”也被组织于奴隶手工业劳动之中。南诏的采矿业中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将成批掠来的各族人民和罪犯隶配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
835年（大和九年）将从弥臣国掠夺来的三千人“配丽水淘金”，“河睒蛮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所得的产品“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南诏在水利建设和城市建筑中同样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南诏修建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金汁河、银汁河等水利工程时大都用奴隶充当劳动力。在修筑大釐城、阳苴城、太和城、云南城、拓东城和佛教寺、塔时也大量使用奴隶劳动。更有甚者是南诏统治者为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富丽堂皇的宫殿，如著名的南诏五华楼，这些宫廷建筑无不浸透着奴隶们的血和泪。事实说明奴隶劳动已成为南诏社会生产的基础，南诏奴隶制的特点完全表现出来了。
二、南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南诏的生产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都较高。南诏“土地肥沃，宜稻禾”，农业上粮食作物品种繁多，据记载，当时滇东、滇中、滇西地区的农作物有稻、麦，豆、麻、黍、稷等，五谷品种齐全，既有北方作物麦、黍、稷，又有南方传统作物稻，豆类作物也有种植。南诏农作物的种植技术较高，水田每年一熟，且实行复种，“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粳田稻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耕作方法，采用“二牛三夫”耕作法，“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禾”。也就是《新唐书·南诏传》所记的“犁田以一（应为二）牛，一人按犁”，一人扶犁的二牛三夫耕作法，这种耕作法延至明、清两代而不衰，甚至近现代乃至今日在云南还可见到这种古老的耕作方法。对于南诏的农耕技术，《蛮书》曾作过较高的评价：“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就是对南诏农耕技术的总概括。
南诏的畜牧业也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载：“畜有牛、马、猪、羊、鸡、犬。”《蛮书》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南诏所产马当时已闻名全国，日行数百里的“越睒”被称为神驹。马的饲养不仅在野外放牧，还修建了马厩，采用槽枥喂养，一槽有马数百匹。南诏还饲养鹿，“西洱河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养鹿也是南诏畜牧业的一部分。
南诏的园艺种植也很发达。《蛮书》卷九说：“南俗务田农菜圃。”《南诏德化碑》还专门提到“园林之业”。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南诏菜蔬类有“葱、韭、蒜、箐”等，水果有桃、梅、李、柰、荔枝、槟榔、河黎勒、椰子、甘桔、甘蔗、橙、柚、梨、杏等。
南诏还有柘蚕养殖和茶树种植业。南诏不养桑蚕而养拓蚕，“蛮地无桑，悉养柘”，“食蚕以柘”，村邑人家所种柘林多者数顷，柘林树干高数丈，初蚕在2月出，3月中出茧，所抽之丝织锦绢极为精致。南诏的茶叶生产主要在银生城界诸山，即南诏银生节度之地，今云南省景东至西双版纳地区，南诏统治者所饮之茶全部来自银生产地，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普洱茶。
南诏手工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南诏手工业以金属的冶炼和铸造著称。丽水（伊洛瓦底江）、长傍、藤充（腾冲）出金，所产片金大者重达1斛至2斛，小者也有三两五两。会同川（今西川省会理东）产银，诺睒川（今四川省黎溪县境内）出锡。南诏的金银制造业已有一定的规模，统治者、贵族使用的器皿、装饰品、妇女的首饰、高级官吏佩带的锦带，大多为金银制品，还有用黄金铸成的纯金佛像。南诏的冶铜业很兴旺，所炼之铜大多用于制作佛像和铜钟。丰祐时在重修崇圣寺三塔时就用4万余斤铜铸造佛像1万余尊。崇圣寺有建极（世隆年号）十二年（871）铸造的铜钟，此钟直径丈余，厚一尺，钟声可传80里。铸造这样的巨钟工艺要求很高，需要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冶铸作坊和一定数量的工匠，这口钟大约是官营作坊或大奴隶主作坊的产品。南诏的冶铁技术很高，南诏军队大部分进攻性武器皆为铁制品或钢制品，最著名的有铎鞘、郁刀、南诏剑等。铎鞘出丽水，状如刀乾残刃，装以金穹铁簜，其锋利是“所指无不洞”，铎鞘尤受南诏王的器重，每次征战都必佩铎鞘。锋鞘分为6种：绿婆摩求、亏云孚、铎芤、铎摩那、同锋、朱苛。郁刀是仅次于铎鞘的兵器，有其绝妙的锻造秘方，要用毒药、虫、鱼之类，淬以白马血，经1o数年乃成，刀刃有巨毒，中人肌肤者立死。南诏剑，是贵族和平民时刻不离身的武器，造剑之法是“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显然是炼铁成钢的钢制品。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南诏剑中以浪人诏剑最为锋利，故称浪剑，南诏王所佩即为浪剑，已传六七代了。南诏冶铁技术水平还可以从南诏时所建金沙江铁索桥和“南诏铁柱”的铸造反映出来。现存弥渡县蔡庄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高3.30米，圆周长1.05米，铸于南诏王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由于铁柱太高，无法一次铸成，分5次铸造，然后再连接在一起。
南诏制造枪、矛、甲胄、弓箭等技术也较高。南诏枪、箭多用斑竹制造，斑竹产于蒙舍诏白崖山谷之中，实心，圆而紧密、柔细，弹性好，具有轻便结实的特点。南诏的纺织业以丝织品为主。柘蚕抽丝，精者纺丝绫，亦用之织锦和绢，其纺丝染色后成为上服。所织之锦，纹颇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绣，南诏王、清平官的礼服上皆刺有锦绣。南诏纺织业在大和三年（829）以后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其原因是南诏将这些有技术的汉族工匠与南诏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传授了先进的纺织刺绣技术，促进了南诏纺织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能织过去不能织的绫罗产品，而且此后“南诏自是文工织与中国埒”，其纺织技术水平已和内地一样了。南诏纺织业中还有木棉织品，南诏的银生和丽水两节度各族人民收集娑罗树子（木棉树）破壳取其中白如柳絮的纤维纺为丝，织成方幅，男女都用以做衣服，称为笼段或娑罗笼段，这种木棉织品是在汉晋时期桐华布的基础发展而来的。
南诏的煮盐业十分发达，盐的品种很多，安宁、沪南、昆明城（今四川省盐源县）、剑川、丽水、银生城（今云南省景谷县）南部都有盐井。安宁郎井盐尤为著名，所产之盐洁白味美，只准南诏王一家食用。煮盐之法和内地一样。由于盐井众多，南诏还设官管理盐业事务，制定了煮盐、销售的法令，“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生产部门的发展，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的增加，使南诏的贸易开始活跃，在南诏后期还专门设置“禾爽”管理贸易。南诏在国内主要是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贸易，在国外主要是与东南亚乃至远及波斯、大秦都有商品交易。南诏通往国外的商业交通线有4条：第1条是经银生城（景谷）到昆仑（缅甸南部），再到阇婆（今爪哇）、勃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等地；第2条是自拓东经晋宁、通海、龙武、古涌步到交趾（今越南）；第3条是由永昌城（今云南省保山市）过怒江到诸葛亮城（今云南省龙陵县境怒江坝），再往南经乐城（今云南省芒市）入骠国（今缅甸），向西至印度；第4条是由诸葛亮城往西经腾冲、弥城（今云南省莲山西北）到丽水城渡丽水至安西城（今缅甸孟拱），再渡弥诺江（亲敦江）到印度。南诏还出现了许多大商业城镇，主要有阳苴城、大釐城、柘东城（今云南省昆明市）、永昌城、铁桥城（今云南省丽江塔城）、银生城。交换的商品有腾冲、丽水所产的生金，永昌的琥珀、麝香，丽水、长傍、银生的食盐。银生城诸山所产的茶以及金齿、茫蛮等地所产的荔枝、槟榔、诃黎勒、波罗蜜、青木香、藤、孟滩竹、野桑木及各种畜产品。“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黄金既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又作为货币流通，同时亦用缯帛和贝为货币，一缯相当于贝10枚，称为“幂”或“觅”。大釐城是南诏境内的贸易中心，铁桥城是与吐蕃交换畜产品的地方，拓东是与贵州、广西和交趾往来贸易的通道，银生城和永昌城是与东南亚和海外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在这些商业城镇中有许多本地商人和内地、海外的商人进行贸易，甚至有的内地商人到南诏边境丽水节度（今云南省德宏、腾冲及其以西地）等地经商留恋不归者，他们用歌谣道出其原因：“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时欲归来，无那穹睒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赚钱的好时机而不愿离去）。”
三、南诏的文化艺术
文字南诏文字受汉文字的影响很深，在南诏官方文书中皆使用汉字。唐武后圣历元年（698）所立的安宁《王仁求碑》的碑刻文字所用皆为武则天颁行的字体，同时还运用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俗字体，如冈（罔）、（闭）等。具有典型性的《南诏德化碑》通体全是唐代汉字，且辞藻华丽，颇具唐风。在佛教传入南诏后使用汉字更为普遍，著名的《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是反映南诏历史的国史画卷，秘藏王宫内供王室成员观看的，画卷的款式、题记皆采用汉字，画卷外的补充说明文字卷亦用汉字。
南诏还使用白文记事。白文即用汉字记白蛮语音的文字，或将汉字笔划作部分增减而成的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时期。白文多用在有字砖瓦上，在云南大理地区许多古城遗址中都出土了刻有这种白文的有字瓦，如有字瓦上的“官诺”，汉意为“官制的”，又如“买诺”，汉意为“购买的”。还有用白文（僰文）写成的《白（僰）古通记》。但这种白文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在南诏以后的大理及元、明、清各代由于进一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白文就更少使用了。
文学艺术南诏的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著称。南诏时期由于与内地联系的增多，加之汉族移民不断进入南诏境内，汉族文学在南诏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南诏大理时期洱海民族之文学见于纪录者，大都受中国（内地）文学的影响”。南诏文学多具有唐代文学的风采。南诏王及其子孙大多习汉文，读儒家之书。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尝读儒书”。唐西沪令郑回被阁罗凤“甚爱重之”，令教子弟，阁罗凤之子凤迦异、孙异牟寻都曾以郑回为师学儒学，因此“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南诏还遣送统治者的子弟及贵族大臣到成都就学，前后延续50年，就学者多达上千人。这些就学于成都的子弟将汉文化带回了南诏，大大丰富了南诏的文学艺术，涌现出许多诗人和文人，南诏不少的诗文流传到唐朝内地，有的还被收录到《全唐诗》、《全唐文》中。南诏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和文人，南诏王寻阁劝即是著名诗人之一，他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一诗被千古流传，其诗云：“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南诏王），翊卫类夔契，伊昔今皇远，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此诗颇具唐诗风格。南诏官员中也有不少的诗人，布燮（清平官）段义宗的诗歌广为流传，例如《题大慈寺芍药》中的名句“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和《题三学经楼》中的“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都是佳作。还有世隆时的清平官董成的诗《怀乡》：“沪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这首诗的唐诗风格突出，被收录在《全唐诗》中。清平官赵叔达的诗也很有名。清平官杨奇鲲的诗不仅意境新颖，而且颇具唐诗韵味，如收入《全唐诗》中的《岩嵌绿玉》：“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本，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它充分反映出南诏诗歌的高水平。
南诏散文的造诣也较高。其优秀佳作有唐大中初年南诏质问唐为何减少就学成都子弟人数的呈词，其中的“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很是精彩，就连唐朝接呈的官员开读后都有“开缄捧读，词藻斐然”的感叹。还有流传极广的《南诏德化碑》是散文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碑文洋洋洒洒数千言，辞藻典雅，文字高洁流畅，跌岩生姿，一气呵成，颇有唐代散文大家的文风。
建筑南诏建筑以佛教寺塔和宫殿建筑艺术水平最高。寺塔之建筑在开元至天宝年间最盛行。洱海地区考古发掘出的南诏建筑材料有字砖瓦约50余种，大都刻有砖瓦匠人的姓名或官窑名称。寺塔中以崇圣寺三塔最为著称，此塔建于唐开元年间。寺基方3.5公里，有塔3座，房屋890间，佛像1万1千4百尊。大塔（又称千寻塔）有16层，高69.13米，是中国古塔层数最多的，也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塔，塔基为正方形，全用砖砌成，西面开有塔门，由门可进入塔内。塔身中空，可登梯上塔顶。塔身东、西正中各有佛龛，内供石佛一尊。塔顶有刹，由中心柱、宝顶、宝盖、相轮和莲花座组成，宝顶为铜铸，呈葫芦形。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鹏鸟。崇圣寺和三塔在劝丰祐时曾重修，据记载重修的三塔，大塔16层，高61.6米，旁二塔各高24.3米，砌塔工匠为徐正、史端，木匠是娇奴、和苴、李宜，用工778141个，花去金银布帛绫罗缎锦价值金43054斤，历时8年才竣工。《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三塔的造型很似唐代西安的小雁塔，这是受唐内地建筑艺术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建筑的特点，是内地和南诏各族建筑艺术相结合的结晶。除崇圣寺外，著名的寺塔还有罗次寺，此寺用银5干两铸佛像；又建东寺塔，高50米，西寺塔，高24.3米；另有妙应寺、白城寺等，都是宏伟壮观，技术精巧的建筑物。
南诏的宫殿建筑华丽壮观。阳苴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城）南诏王大衙门建筑技术最高。宫殿楼高6.7米，甃以青石为磴，楼前广场1平方公里，南北城门相对。从楼下行300步方到第二重门，门屋5间，又有两门楼相对，各有膀。从二重门行200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风墙。再行100余步到大厅，皆高3—4米，大厅两旁“重屋别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是小厅，小厅后即南诏王的住宅。宫殿建有客馆，馆前有亭，亭临方池，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如此复杂的建筑反映了南诏建筑水平之高，此类建筑在南诏还有不少，如太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主，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釐城（今云南省大理县喜洲）居民众多，是南诏王的避暑之地；龙尾城（今云南省下关市）“萦抱点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还有“五华楼”，是南诏王会见西南夷16国君长之地，楼广1.7公里，高33.4米，上可容纳万人，其规模更为宏大。
雕刻绘画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南诏石刻艺术的精品，分布在剑川石宝山的石钟寺、沙登村、狮子关3个地点，共有17窟，造像139尊，碑碣5通，造像题记和其它题记44则。造像内容一是佛教题材，有如来佛、观音、天王、大力士等；二是世俗题材，如南诏王、清平官、僧人等。石窟艺术风格受到敦煌、藏族、南亚文化风格的影响，但又具有南诏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南诏文化与汉族、藏族、南亚文化交流的结晶。
南诏的绘画艺术集中体现在《南诏中兴二年国史画》之中，此画成于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内容描绘了当时记述的南诏历史和神话传说的片断，从巍山祭铁柱始至中兴二年的史实，神话及佛教传入的故事，图文并茂，是一幅既具有绘画艺术又具有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被誉为“南诏瑰宝”。
音乐舞蹈南诏时期的音乐舞蹈丰富多采，尤以南诏的宫廷音乐为最。宫廷音乐是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内地和东南亚音乐而形成的。东南亚的“骠国乐”首先传入南诏，而后由南诏传入唐朝的长安。南诏宫廷中还流行中原王朝所赐的“龟兹乐”。南诏自己的宫廷音乐“夷中歌曲”，曾经过四川节度使韦皋的整理后更名为“南诏奉圣乐”，并进献唐王朝在长安的宫廷演出。南诏的乐曲还有“天南滇越俗歌”，这是由云南民歌经加工而成的官府音乐。还有“盖罗缝”、“赞普子”、“菩萨蛮”等乐曲。
南诏为乐曲伴奏的乐器有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拍板、筚篥、铙、铎、钲和铜鼓等。
南诏民间也广泛流传着许多“俗歌”、“俗舞”，最为普遍的是“踏歌”（打歌），以笙、笛等乐器伴舞，这就是桂馥《滇游续笔》所说的：“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踏地而歌”的踏歌，很受民间男女青年的欢迎。
宗教南诏的宗教信仰是多样的，《南诏德化碑》说：“开三教，宾四门”，正是南即鬼教，多尚巫鬼，各部落的宗教和政治首领合而为一，称为鬼主，大小鬼主都是各大小部落的统治者。
唐朝中期佛教传入南诏，并成为南诏统治者推崇的国教，是南诏国最盛行的宗教。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建寺庙，铸造佛像。劝龙晟曾用三千两黄金铸佛3尊，到劝丰祐时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南诏的许多寺塔和佛像都在这时兴建或重建，到隆舜时建了大寺八百，小寺三千。佛教之盛行可想而知，以至于佛教在云南是“家知户到”，皆以佛教为首务，佛教已完全成为南诏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了。
在南诏后期另一种原始宗教——“本主”或“土主”在洱海地区白蛮中发展起来了。在多数白蛮居住的村子都有一个“本主”，这些“本主”有的是自然神，如苍山神、龙母、洱海神；有的则是图腾或祖先崇拜神，如白马、白骆驼、细奴罗、郑回、柏节夫人。这种“本主”信仰一直传到近代甚至现在仍是白族主要宗教信仰之一。
第三节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是唐朝西南边境的一个强大地方势力，它对唐朝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唐书·突厥传序》曾记载说：“唐与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突厥、吐蕃、回鹃、云南是也。”云南即南诏，南诏又是在唐朝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诏唐之间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相互间恩怨和战，前后经历南诏13代王，近300年，在13个王中有10个王被唐朝加封，友好关系成为主流，然而矛盾和战争也不断出现。战与和的交替往往又与诏、唐的国力、统治者双方利益的得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最终造成诏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观诏唐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5个时期。
一、南诏统一六诏前的和好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至第3代王盛罗皮时，是南诏利用其远离吐蕃，不受吐蕃直接威胁的有利条件，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势力的时期。
蒙舍诏（南诏）在唐初云南六诏中，最早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势力初入云南时，洱海地区蒙嶲等五诏受吐蕃势力的控制，弃唐附蕃以保存自己，并不时与吐蕃联合攻唐，独南诏附于唐，“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公元653年（永徽四年）南诏第1代王细奴罗遣其子罗盛入唐朝贡，唐朝授奴罗为巍山刺史，并赐以锦袍。南诏和唐朝第1次正式建立起臣属关系。
654年（永徽五年）唐朝出兵征讨归附吐蕃的蒙嶲诏蒙敛，南诏积极出兵援助唐朝，打败了蒙敛。此后细奴罗又在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袖紫袍”。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
674年（上元元年）细奴罗卒，其子罗盛立为南诏第2代王。罗盛在武后时遣使入朝，赐锦袍金带归。后姚州蛮叛唐归吐蕃，唐御史李知古奉命征讨，由于知古残酷地“诛豪杰，掠子女，蛮怨引吐蕃攻杀知古，于是姚嶲路绝”。而“盛炎（罗盛）独奉唐正朔”。南诏在六诏最南不受吐蕃的直接影响，因而继续与唐保持友好关系，并在援助唐朝攻击亲吐蕃的部落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712年（先天元年）盛罗皮即位为第3代南诏王。
713年（开元元年），唐朝授盛罗皮为特进，封为台登郡王。714年（开元二年）盛罗皮派史臣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盛罗皮又立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不仅保持与唐朝的臣属关系，而且开始学习唐朝内地的文化，为诏唐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与唐友好关系的前期
这一时期从南诏统一六诏至750年（天宝九年）止。这是唐朝、南诏互相间都需要借用对方力量的时期，尽管双方的目的各异，不过友好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使诏唐友好达到了第1次高氵朝。
728年（开元十六年），皮罗阁即南诏王位，成为南诏第4代王。此时洱海及云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变，吐蕃势力咄咄逼人，洱海地区各诏除南诏和蒙嶲诏外其余皆为吐蕃所控制，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势力向南发展，采取了支持和联合南诏对付吐蕃的办法。于是737年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打败了河蛮各部占领了太和城等地，738年（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乘胜进军，打败了吐蕃南下势力，灭了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解除了吐蕃对唐朝云南边境的威胁。鉴于皮罗阁的功绩，唐玄宗李隆基立即“加封（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钢带七事”。并对皮罗阁的功绩和忠诚作了充分的肯定：“赡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犬戎（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雄深入长驱，左孛右插，凡厥丑类，后时诛剪戌功若此。”皮罗阁“挺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乃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之劲节”。唐朝还不断加封皮罗阁的子孙。
738年唐授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右领军卫大将军，743年（天宝二年）迁阎罗凤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不久又拜特进都知兵马大将军，744年加阁罗凤为上柱国；746年（天宝五年）皮罗阁之孙凤伽异入唐，授伽异为鸿胪少卿，妻以宗室女。皮罗阁还数次遣使入唐，加强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此时的诏唐关系，对唐朝来说已达到它遏制吐蕃南下的目的，对南诏来说完成了它依靠唐朝的支持统一六诏的目的，因而这时诏唐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又隐藏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将会发生。
三、背唐附蕃的矛盾冲突时期
南诏统一六诏并与唐王朝友好往来是符合南诏与中原人民的愿望的，有利于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结盟友好的目的，统治者另有企图。南诏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后，仍处在唐蕃两强之间，还没有力量单独对付任何一强，因此只得依靠唐朝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南诏又有吞并两爨扩大势力范围的强烈欲望，这就必然和唐朝在云南的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在皮罗阁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
748年（天宝七年）阁罗凤即南诏王位成为第5代王。此时唐朝仍对阁罗凤及其子弟进行加封，748年唐派“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凤袭封云南王，敕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伽异为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凤弟诚节授蒙舍川刺史，弟崇授江东刺史，弟成进授双视州刺史。阁罗凤亦不断派遣使臣入朝，表面上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实际是南诏要向东西爨地区发展，而唐朝又不愿让南诏插足两爨地区，并采取了巩固两爨地区统治的措施，各自相异的目的很快显示出双方的矛盾。不过此时南诏统治者只是在两爨问题上与唐朝的目的相异，绝无背唐之意，因为这时南诏若没有唐朝的支持还不可能抵御吐蕃势力。但是此时唐朝廷却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加之唐边臣的昏庸狂妄，使矛盾激化，将南诏推向了背唐附蕃的道路。
749年（天宝八年）唐朝积极准备对南诏用兵，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褊急寡谋”，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又“矫诈”，在这种狂妄无能边臣的把持下，使诏唐关系恶化。张虔陀首先挑起南诏内部的权力之争，利用阁罗凤是皮罗阁的继子，在王位继承上企图以皮罗阁的嫡子诚节替代，以此打击阁罗凤。
750年（天宝九年）阁罗凤路过云南郡（姚安）谒见张虔陀遭到张下属的辱骂，又侮辱同来的阁罗凤妻女和索要财物，甚至反诬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将此情表奏唐朝廷，但唐朝不予置理。阁罗凤又得知鲜于仲通率兵8万进军云南，终于逼反了阁罗凤。
750年阁罗凤在愤怒之下，采用先发制人之法，先出兵围攻姚州，杀了张虔陀，接着出兵占领了唐在云南的羁縻州县32个，并在后来所建《南诏德化碑》中列举了张虔陀的6条罪状：一是勾结唐朝宿敌吐蕃，企图灭我南诏；二是想用不忠不孝的诚节继承王位，离间我南诏；三是收容爨崇道，以对付我南诏；四是凡与我罪（仇）者皆授官，凡与我善者皆遭压制，企图贬抑我南诏；五是筑城、练兵，密谋袭我南诏；六是苛捐杂税，军粮倍征，苛求无止境，意在搞垮我南诏。它表白南诏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官吏，并无反唐之意。
在这样的形势下，鲜于仲通于751年（天宝十年）率大军进驻云南曲靖。阁罗凤本意并不愿与唐决裂，因此当闻唐大军抵曲靖时，即赴沪南谢罪，愿送还俘掠，赔偿损失，请求罢兵，但遭到鲜于仲通的拒绝，唐军继续分3路进兵，阁罗凤在安宁再伸“衷悃”，鲜于仲通仍不接受。后阁罗凤又派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见亡，在得恩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再次恳请与唐罢兵和好。同时也告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始终自持兵众，屡加拒绝，并率兵进逼洱海。阁罗凤在唐大兵压境之下，求救于吐蕃，并请归附。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合兵击唐兵，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1次天宝战争以唐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此后南诏归附吐蕃，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兄弟之国）。诏唐关系断绝。
唐军全军覆没后，杨国忠继任剑南节度使，杨竟然掩盖鲜于仲通败绩，以胜利向朝廷告捷，并在中原“分捕北地人为兵”，继续备战，于754年（天宝十三年）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十道兵7万人再征南诏，唐军深入到洱海太和城下。阁罗凤据险守城，避而不战。李宓孤军深入，唐军又水土不服，军中瘟疫蔓延，加之补给困难，不战而自溃，李宓只得退兵，南诏军队乘机追杀，李宓“沉江而死”，唐军又全军覆没，第2次天宝战争又以唐朝的惨败告终。两次天宝战争，唐军“先后丧师已二十余万”，军资大耗，国力大伤，终于在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再无力顾及南诏。诏蕃联兵很快夺取了唐嶲州、会同（会理）、台登（沪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矛头直逼川西，对成都形成威胁。诏唐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况之中。
两次天宝战争是唐朝政策的错误和唐边臣的昏庸无能造成的，南诏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北臣吐蕃的，因而南诏仍时时顾念过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也想今后与唐恢复和好，故在天宝第2次战争后，南诏收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并“立碑大书唐天宝战亡士卒之墓”。事隔多年后，阁罗凤还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记述被逼迫背唐的苦衷，“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再次表白不得已而背唐，且流露出念念不忘后世与唐再度和好的期望。
诏唐关系恶化以后，南诏阁罗凤一方面受吐蕃征调役使参予了一系列对唐朝的战争，协助吐蕃占领了唐边境的一些地方，掠夺了这些地区的许多人口、牲畜和财物，充实了南诏的国力，使南诏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阁罗凤又集中力量从事统一云南的活动。
762年（宝应元年）“西开寻传”，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洛瓦底江流域。
763年置安宁城监，向贵州、川西地区发展。
765年（永泰元年）筑拓东城，经营滇池地区，接着又向南深入，设立银生府。于是整个今云南之地被南诏所统一。
四、重新和好和时期
这是诏唐关系由恶化向和好转化的时期，大约从780年（唐建中元年，南诏异牟寻见龙二年）至828年（唐大和二年，南诏劝丰祐保和五年）。
779年（大历十四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即南诏王位成为第6代王。吐蕃、南诏合兵20万分3道进攻四川，妄图攻取成都，此役被唐将李晟精兵打败，把蕃诏联军赶到大渡河以南。南诏伤亡惨重，元气大伤。但吐蕃将此役的失败迁怒于南诏，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赞普钟南国大诏”下降到普通王的臣属地位。并不断加重对南诏的军事征调和赋税、劳役剥削。此时异牟寻深感背唐附善的苦处，开始了弃善归唐的计划。清平官郑回又力劝异牟寻与唐朝重新和好，郑回说：“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接受了郑回的建议，有了重新归唐之心，但又不敢公开对抗吐蕃，因而只在暗中谋划。
贞元间唐朝鉴于诏蕃联盟的威胁，开始调整边疆政策。唐德宗在公元787年（贞元三年）接纳了宰相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策略。唐朝之所以采取南通云南的政策是因为当时唐、诏、蕃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矛盾，诏、蕃联合对唐朝有着严重的威胁，而诏蕃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唐朝要解除吐蕃的威胁必先拆散诏蕃联盟，而南诏也要依靠唐朝的力量来对付吐蕃，这就使诏唐重新联合成为可能。又加之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抚蛮有威惠”，在韦皋的积极活动下使诏唐重新和好得以实现。
韦皋在得知异牟寻有归唐之意后，首先采用了进一步激化诏蕃矛盾的策略，离间诏蕃关系，使吐蕃对南诏更加不信任，致使吐蕃派兵进驻会川，索取南诏大臣子弟为质，并想废除南诏蒙氏的统治，而以施浪诏代之。为此异牟寻更加愤怒，归唐意志更坚。韦皋又不失时机地显示唐朝的军事实力，派兵进攻吐蕃，俘吐蕃大将乞藏遮遮，使异牟寻最后下了归唐的决心。789年（贞元五年）异牟寻遣乌蛮勿邓大鬼主苴梦冲等至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处，以示友好，这是诏唐重新和好的第一步。
793年（贞元九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杨传盛、赵莫罗眉、杨太和眉各持给韦皋书信分3路赴成都：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使者各身带绢书一封，金镂盒一具，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件物品各具含义：绵为柔软之物，以示对唐柔服，不敢再从中生梗；当归者，应当归唐之意；朱砂色赤，表示敬献丹心；金，表示归顺之意如金石之坚。异牟寻在致韦皋的书信中诉说了受吐蕃凌辱的“四忍”，“四难忍”，表示从此后“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将南诏使臣送到长安，朝廷赐书抚慰，接受了南诏和好的请求。
794年（贞元十年），韦皋派使者巡官崔佐时至羊苴城，宣读唐朝诏书，异牟寻受命，令其子寻阁劝和清平官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誓文中请“天、地、水三官”为证，盟誓完毕将誓文一式4份：一份进献唐朝廷，一份藏神室，一份投西洱河，一份留城内府库。誓文还明确表示南诏与唐各守疆界，互不相犯，永结和好，南诏绝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点苍山会盟后，异牟寻实现了他的诺言，与韦皋合兵攻破剑川三浪和裳人、施蛮、顺蛮、磨蛮等地，破吐蕃于神川，收复铁桥等16城归唐域。异牟寻还遣其弟凑罗栋领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朝，献地图、铎槊、浪人剑及吐蕃所赐印八颗。于是韦皋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公元795年（贞元十一年）唐朝派袁滋等人为册封史进入南诏。唐朝将此次册封视为朝廷大事，不仅册封使团庞大，而且还专门铸造银窠金印，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还为册封使团开通了石门道，沿途为使团设立行馆驿站，骚人墨客还赋诗选文为袁滋等人壮行。南诏欢迎朝廷使臣也是盛况空前，蔚为壮观。异牟寻先派曹长、同伦判官9人与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带24匹好马远道迎接，又有子弟羽仪6人沿途视事。当袁滋等人途经安宁城、曲驿（楚雄）、欠舍川（镇南境）、云南（祥云）、白崖城（弥渡红岩）等处时皆受到当地官员、百姓、马步军队的夹道热烈欢迎。袁滋一行入龙尾城（下关）客馆，异牟寻派其叔阿思带好马200匹来迎。袁滋入太和城时，异牟寻先遣克蒙细罗勿等以良马60匹迎之，金鋑玉珂，兵振铎夹路阵排队20余里出迎。继后在城外道路两旁排列马步军队，歌舞乐队，仪仗队。异牟寻身披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率侍卫千人，大象12头引道，带着其子寻阁劝亲自出城迎接袁滋一行入城。在太和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异牟寻言词诚恳地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并出示唐朝廷赐其父凤伽异的银平脱马头盘2个和还活着的笛工、歌女2人，一再表示永不违唐命。袁滋归唐时，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随袁滋入朝谢天子和进献南诏土产珍宝。又令大军将王各直等护送，还派丁夫300人挑担食物，一直送到石门。异牟寻结束了附蕃背唐的历史，从此结束了诏唐之间50年之久的矛盾冲突，恢复了诏唐友好关系，并将诏唐友好关系推向第2次高氵朝。诏唐友好关系的恢复，加强了南诏的地位，密切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交往，有利于云南各族社会的发展。
五、诏唐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元和三年）异牟寻卒，子寻阁劝即南诏王这。牟寻卒时唐朝廷停朝三日，并派遣谏议大夫段仲平为册立南诏王和吊祭使，册寻阁劝袭封南诏王，赐元和金印，诏唐关系还十分友好。但此后由于南诏幼主继位，内部权力争夺，权臣当权，改变了南诏与唐永世和好的既定政策，诏唐关系进入了和战并举时期。
808年寻阁劝即位为第7代南诏王，但不幸于次年卒，其子劝龙晟即位为第8代南诏王，唐朝亦册龙晟袭南诏王，但龙晟“淫虐失道，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之”，嵯巅扶植年仅15岁的劝利（龙晟弟）为南诏第9代王。唐朝以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封劝利为南诏王。长庆三年（823）劝利卒，弟劝丰祐立为第10代南诏王。唐朝以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为南诏王，丰祐遣洪酋等人入朝谢天子。丰祐仍一心向唐，“丰祐……慕中国，不肯连父名”。但从829年（大和三年）开始诏唐关系骤变，由于幼子继位，王权落入权臣王嵯巅之手，王嵯巅开始改变异牟寻以来与唐友好的政策，撕毁和好盟约。嵯巅率领南诏大军攻唐“邓、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唐军惨败，损失重大。但嵯巅仍顾虑唐军的反击，又采用友好的方式致书唐朝廷求和，“明年（831）上表请罪”。王嵯巅也“自陈请罪，兼疏（杜）元颖过失……自后赋贡不断”，并归还从成都掠夺的西川民4000于唐。唐朝此时也不愿与南诏决裂，更无足够兵力对付南诏，因而一方面允许南诏求和，一方面整顿西川边防。南诏此后也“比年使者来朝，开成、会昌间再至”。诏唐在对峙中共存，彼此还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好，南诏仍采用和战相兼的策略，一面进攻唐地，一面又遣使谢罪求和。
858年（大中十二年），南诏利用安南混乱之机，出兵攻陷安南。859年丰祐卒，世隆即位为第11代南诏王，因世隆名犯唐太宗、元宗庙讳，唐朝不册封，世隆益致怨，自称皇帝，改元建极，国号大礼，又出兵攻占乌蛮、僰、爨之地。又由于西川节度使杜悰改变了韦皋联合南诏以攻吐蕃的政策，侵扰蛮中，致使世隆断绝朝贡，不断出兵击唐。自860年（咸通元年）至874年（乾符元年），南诏曾“两陷安南、邕管，一破黔中，四犯西川”。但世隆又在李福任西川节度使时派清平官董成到成都致书李福，福囚董成，僖宗诏释董成，并召到京师便殿接见后送还。
869年（咸通十年），世隆派杨酋庆等入朝谢释董成之恩，并遣还所掠西川民3000人，但遭到唐朝定边节度使李师望的拒绝，杀了南诏使者，这又激怒了世隆，转而进攻唐朝。876年（乾符三年），世隆进兵西川失败，又遣使诣西川节度使高骈请和，再遭拒绝，世隆更怒，自是南诏见唐使者不下拜，关系愈加紧张。
877年（乾符四年），世隆卒，隆舜继为南诏第12代王。由于自劝龙晟至世隆以来对唐用兵50余年，使南诏疲弊和内部矛盾加深，隆舜愿求和于唐，于877年（乾符四年），遣段室诣岭南节度使辛谠请修好，唐许之。879年隆舜又遣使于唐求和亲，唐以宗室女安化长公主妻隆舜。
885年（光启元年），隆舜派赵隆眉等3谋巨入唐迎安化长公主，唐臣反目杀了隆眉等3人，南诏自此后一蹶不振。这时唐朝内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诏唐关系也就在各自的覆灭中结束了。
六、诏唐经济文化关系
南诏与唐朝经济文化关系也是诏唐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诏唐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是通过双方使臣的朝贡和回赐来进行的。在异牟寻时期（778—808）是诏唐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也是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南诏将自己产品中最珍贵的铎鞘、浪剑、郁刀、生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角、越睒马等向唐朝入贡。唐朝则以内地的金、银、锦、缎等物品回赐，这样的来往很多。无疑这每一次朝贡与回赐都是诏唐之间的一次经济文化交流。同时还有大批掌握了内地先进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族劳动人民进入南诏境内，对南诏境内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文化上，南诏尤其重视学习汉文化，唐朝也积极将儒学传入南诏。唐西沪县令郑回被俘后，阁罗凤就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后“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寻阁劝）。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郑回为南诏造就了几代具有汉族文化的统治者，其功卓越。阁罗凤等人是“不读非圣之书”，异牟寻说他的“先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且“异牟寻颇知书（通汉文），有才智”。丰祐更是“慕中国（汉文化）不肯连父名”。隆舜时，唐使者至南诏，便“遣使者间客（唐使）《春秋》大义”。南诏统治者如此倾慕唐文化，其余学习汉文化的人就更为普遍了。贞元后的50余年间，南诏曾先后派遣大批青年到成都学习，“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为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唐朝承担，以至后来“军府颇厌廪给”，西川节度使杜悰曾奏请减少就学人数，引起了丰祐的不满。在这些就学者中不乏白族的知识分子，《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说：“保和（丰祐年号）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就是一例。这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的薰陶，归来后传播了汉族文化，对南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朝也积极帮助南诏学习汉文化。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骈说唐对南诏“赐书习读……传周公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牛丛也有“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的论述。实际上这就是诏唐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诏的音乐也和唐朝音乐有过交流。凤伽异入宿卫唐，在其归国时，唐朝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乐2部并笛工、歌女。800年（贞元十六年）南诏也向唐朝进献过“夷中歌曲”，称为“南诏奉圣乐”，曾在长安宫廷演出，《新唐书·礼乐志》用大量篇幅记载这次演出。南诏与唐朝这种歌舞技艺的交流甚至影响到中印半岛上一些国家，802年（贞元十八年）骠国（缅甸）也曾派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一起入唐，在唐长安宫廷演出。唐德宗还封骠国乐队的领队馆难陀为太仆卿，这对中缅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