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党项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后来生息繁衍，逐步向周围扩展，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相继归附隋、唐王朝。从7世纪中叶开始，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向西北方向迁徙，各部分散居于广大的西北地区。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初，受到中原王朝所封的党项拓跋氏夏州藩镇割据势力不断增强，到北宋建立后，开始脱离宋朝的羁縻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封建政权一西夏。西夏王朝从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共传10主，历时190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元代称西夏或党项人为唐兀氏，为色目人之一，上层人物深受元朝重用。西夏亡国时，一部分党项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党项人留在西夏本土，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它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逐渐消声匿迹了。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一、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党项，本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他的称谓。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则有不同称谓，如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称之为“弥药”（minyag），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又是党项人的自称。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从语音上，丁绣认为“党项”即“宕昌”，与藏语高寒旷野之意音近；王静如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唐古特）；从语义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认为“党项”有藏语“广阔草原”或野蛮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龙雄因以党项自称“弥药”，认为有“黑色的党项”的意思。
大约在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到唐代时分布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据《旧唐书·党项羌传》中有关党项社会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说明党项社会仍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6世纪中叶，魏周之际，史言党项“数来扰边”其后“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581年（隋开皇元年），北邻吐谷浑结党项攻隋朝，被隋击败，吐谷浑降。584年，党项有“千余家”归属隋朝翌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请求定居，隋授予大将军称号。后党项时叛时服，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王朝建立后，党项常联合吐谷浑侵扰西北诸州，同时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招抚政策”。629年（唐贞观三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党项其它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631年（贞观五年）在唐王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16州，47县。同年，最强大的拓跋部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也归附唐朝，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到632年，党项前后内属者达30万口。拓跋赤辞内属后，受唐朝擢封西戎州都督，以松州为都督府，并赐以李姓。从此，约当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635年（贞观九年）唐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率军进击吐谷浑，与拓跋赤辞约盟，如资给粮运则党项不受唐军侵掠。后李道彦军失信背盟，纵军掠夺党项牲畜，拓跋赤辞为此屯兵狼道峡以阻李道彦军，乘势攻叠州。唐朝罪李道彦；“减死徙边”。吐谷浑归附唐朝后，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复归如前。
7世纪中，由于吐蕃的强盛，党项各部受到严重威逼，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陆续向北迁徙。到680年（永隆元年）前后，吐蕃逐步占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徙达到高氵朝。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持续了100年之久。内徙的党项部落分别散居于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唐朝复置党项羁魔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史载，721年（开元九年）前，唐朝重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领达、洫等12州，以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4月，拓跋思泰参加了唐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死之。玄宗下制书增进拓跋思泰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以其子守寂袭其爵。党项内迁后，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被吐蕃称之为“弥药”。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10年之久。主要是已内徙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徒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881年（中和元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884年（中和四年）七月，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未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907—960）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西夏建立前的党项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为了避免宋朝的威协，极力向宋朝讨好。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党项首领李彝殷，遣使贺太祖赵匡胤即帝位，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接连出兵助宋讨伐北汉。宋朝鉴于政权初建，北方的北汉及南方吴越等国未平，尚无力削除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贵族集团势力，因此，对夏州党项实行羁糜优抚政策，为李彝兴加官进爵。继李彝兴子李光睿、孙李继筠之后，友好关系延续了20多年。
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党项贵族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内证。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李继捧及其族人也被迁居京师居住。宋太宗赵匡义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承袭的领土。党项贵族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当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闻讯后留居银州不愿入朝，并召集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议对策，决定逃往夏州东北300里党项聚居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北），图谋聚族起事，出示远祖拓跋思忠的画像，用以号召部族和联络各部党项，抗宋自立。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雍熙三年）是李继迁领导的独立反抗宋王朝时期，经过了三起三落的艰苦斗争：984年（雍熙元年）五月，李继迁进攻宋朝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但随即遭到宋朝知夏州尹宪和巡检曹光实的偷袭，其妻和母罔氏被俘，仅只身和弟李继冲逃出。后来在党项野利等族酋长和银州党项酋长拓跋遇的帮助下，重振旗鼓，以诈降诱杀曹光实，攻占了银州。采纳部下张浦的建议，称都知蕃落使，暂代定难军留后而不称王。对部下则封以官职。
985年三月。李继迁与宋朝王恍军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大败，撤出银州。由于宋军的强大与部分党项酋长的倒戈，李继迁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殆尽，使李继迁认识到独自抗宋是困难的，必需寻找依附势力，从而确定了结辽抗宋的策略。
986年三月，李继迁派亲信张浦到辽朝示意归附，辽圣宗耶律隆绪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向辽朝求婚，圣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许嫁。990年（宋淳化元年），辽朝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朝通过结盟、通婚、封王，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与此同时，宋朝则令李继捧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李继迁与李继捧，各受宋、辽王朝的支持和唆使，时和时战。李继捧终于遭到李继迁的袭击。逃回宋朝后被囚禁。宋朝毁弃夏州城，李继迁遁居沙漠。
997年（至道三年），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趁宋真宗赵恒新即帝位，向宋朝索还夏州，真宗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从998年到1001年（宋咸平元年至四年），李继迁相继出兵攻扰宋朝的鄜延、石、麟、府、镇戎、灵、定、怀远、保静、永、清远等州、军。次年三月集重兵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从夏州迁都西平。十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袭破西凉府。已归附宋朝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人，乘李继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于1004年（景德元年）一月箭创发身亡，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在位近30年（1004—1031），面对宋、辽王朝的威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倚辽和宋”的策略。一面“假北朝威令慑之”；一面同宋朝和好，稳定人心和从宋朝获取物资，以便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实现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而后“南牧”中原的战略布署。
1004年（宋景德元年）六月，李德明出兵进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占吐蕃厮铎督占领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收服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进攻回鹘失利，凉州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鹘成为李德明割据势力的严重威协。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两年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回鹘首领贤顺归附李德明。直到1032年（宋明道元年）九月，李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才解除了回鹘的威协。
李德明同时向宋、辽称臣，宋、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李德明竟相封王进爵。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玉；宋则进李德明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赐只有亲王和重臣才能赐予的“崇仁”功臣号。随后，辽更封李德明尚书令，晋大夏国王，并与其子李元昊联姻。宋朝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宋、辽对党项的政策，助长了李德明割据一方、建国称帝的欲望，开始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李德明出行的“仪仗卤簿”，严然和宋朝皇帝等同。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1020年（宋天禧四年），李德明采纳部下建议，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册立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皇后。在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1031年（天圣九年）李德明病死，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大夏国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一、西夏国的建立
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昊继承父李德明的王位后，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正式建国的措施。首先废除了从唐、宋中原王朝“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汉语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以避父讳，旋改开运，使用自己的年号。是年三月，下“秃发令”，在党项族中推行秃发，以复旧俗。1033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仿宋制设立官制。李元昊即位前，党项所领的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由中原王朝封授，在党项内部则以族帐部落首领为长官，担任由中原王朝授予的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职。从李继迁、李德明开始“潜设中官”，李元昊建国则仿宋朝制度设立文武两班朝官。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职掌与制度基本与宋制相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均可由党项人或汉人担任。党项贵族功臣被封为“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后来也实行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文职官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衣服，执笏；武职则在冠帽上区别等级，低级官吏不戴冠。无官职的庶民百姓只可穿青、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建立的党项国，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在继位后亲自主持仿照汉字形体创制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加以演绎，编纂成12卷，尊为“国字”，颁行全国。在国家机关中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培养人才，掌管翻译对外的往来文书。在札乐方面，李元吴认为党项人从唐宋王朝完全学习汉人的礼乐“为不足法”，主张“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因此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实行，有敢不遵者，格杀勿论。
李元昊建国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兵制的建设。党项建国时，原有部落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军事组织与军事制度已不能适应封建国家防卫和进攻的需要，因此，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兵制。新建立的军事组织最小的单位为“抄”：系由“正军”和“负赡”组成。“正军”是担任直接作战任务的健壮士兵；“负赡”为随军服劳役者，故身体疲弱者亦可充任。据《宋史·夏国传》载：“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可以看出，西夏兵制从建国初期的“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的全民皆兵制度向常备兵制过渡。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军种的侍卫军，“擒生军”等都具有常备军性质。为便于调兵遣将，李元昊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制，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全国被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贵戚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分别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为了国家安全与防卫的需要，全国拥有50余万兵力，重点部署在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特别是加强了对宋、辽及吐蕃和回鹘的防卫。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前的西夏领土已是“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连同首都兴州在内近20个州了。所辖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李元昊继位后，用了整整6年时间为立国称帝做了充分的准备。
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干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大封群臣，制定朝仪，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称顺成懿孝皇后。追谥父李德明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一月，遣使到宋朝上表，表中阐述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皇帝称号。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与建西夏国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并不依宋朝的意志为转移，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已巍然屹立在它的西边，先后同辽、金形成鼎足之势。
二、党项的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类以牛、马、驴、羊、猪为主。其时尚不知耕稼之事，无文字、法令和徭役。开始定居，由同姓“族帐”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时各自力生，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内迁前的党项社会，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内迁后的党项族由于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开发过的土地上，受到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党项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农业
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唐代曾对内迁的党项人授以“闲田”，使他们开始学会农耕生产。党项人内迁后居住的绥德、横山、葭芦、米脂一带都是原来农业耕种发达的地区，他们在此学习垦田。居住在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境）二地的南山部党项野利氏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并能提供当地党项农牧民足够的粮食。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后来李继迁占领灵州、兴州等地，得到了历代经过屯垦的肥沃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西夏建国前，党项人由于占领了河西走廊地区，更扩展到了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文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党项人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表现在水利灌溉的发展上。西夏中心地区的兴、灵、甘、凉等地，从汉唐以降就开始屯田和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后又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周春《西夏书》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面积达9万顷。甘、凉二州之间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筑渠引水灌田。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灌溉用水，水利设施的办法。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据西夏时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镰、锄、锹、耧、耙、坎、碌碡、叉、车、碾、碓、硙等。牛耕则采用当时普遍实行的“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稻、麦、大麦、荞麦、糜粟、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党项人有丰富的备荒经验，在贫脊地区或遇到灾荒时“其民则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夷；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
（二）畜牧业和狩猎业
党项人从事农业生产后，畜牧业仍是重要的经济部门。李元昊青年时念念不忘“衣皮毛、事畜牧”的党项传统生业。内迁后的党项人基本上仍从事畜牧业生产，甚至也还有部分党项部落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游牧生活。银、夏、盐等州，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河西走廊地区的瓜、沙、凉等州广阔的草原，特别是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的凉州，都提供了优良的牧场。党项人对畜牧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党项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党项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在国家机构中专设，‘群牧司”、管理畜牧业。狩猎是党项人的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产手段。曾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1000张。李继迁以猎虎闻名。李元昊作战前要先率部落首领狩猎，而后共商应敌之策。到西夏中期的崇宗时，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还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三）手工业
党项人早期的手工业是对畜产品的加工，如鞣皮，手纺毛线，织氇氆，毛褐、毡、毯等，手工业还没有从畜产品中分离出来。西夏建国后，有了多种生产门类，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以管理有关的生产部门。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有了党项人工匠。制盐业是西夏时期党项人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产的青白盐“价贱而味甘”，年产数千万石，主要供宋、夏边民食用，以及用以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日常用品。夏州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西夏建国后在那里设冶铁务。冶铁生产已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竖式风箱鼓风设备。党项工匠锻造的兵器十分著名，“夏国剑”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西夏所制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坚滑光莹，非劲弯可入”。党项人李定制造的弓，质地精良，号称“神臂弓”。纺织业生产，除传统的毛织品外，也出现了罗、绩、锦等丝绸织物。如在西夏皇陵中发现的茂花闪色锦，织制工艺十分精致。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时赞叹当地出产的驼毛布为“世界最丽之毡”。近年来的考古新发掘证明西夏的陶瓷业也相当发达。产品除日用器皿、建筑物件外，以生产适应于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为其特色，如两侧可穿绳携带的大小扁壶，有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牛头损，牧民用具瓷铃、瓷钩，艺术品瓷马、羊、驼及党项秃发状人物雕塑等。
（四）商业贸易
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有密切的贸易交往。宋朝与西夏都设立各种类型的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交换。如宋朝在保安军、镇戎军等地设立榷场。李继迁时也准备在赤沙川、橐驼口置“会”与宋朝贸易。据史载，当时有供西夏和党项人交易的“和市”，还有宋朝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折姜等处。贸易种类：党项人以其所产驼、马、牛、羊、玉、毡、甘草、密蜡、麝香、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换取宋朝的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西夏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如宋朝规定每年从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购进马4000匹，羊20000头。党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贸易，宋朝人庞籍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党项人还和邻境的辽、金及吐蕃、回鹘进行贸易。回鹘商人过境同宋、辽贸易，西夏还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过境税。
党项社会内部早期实行以物易物交换，有用茶、绢等物作为等价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利用宋朝岁赐钱、银交换。史载西夏于天盛十年（1158年）始设通济监铸钱，但据传世实品来看，西夏建国之初就已铸钱。今所见西夏王朝的年号钱有十余种；有铜、铁两种西夏文、汉文钱和铁铸汉文钱，至今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大安、贞观、乾祐、天庆等5种。西夏文书中保存有党项人的卖地文契、典麦残卷及经商的占卜辞。如在《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中记录了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党项寡妇耶和氏出卖土地的契约，文约内容反映了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状况。现存的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典押借贷文书》，是党项人柯大山典押牲口借贷粮食的债权文书，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结构状况，可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有关规定相印证。现存的西夏天庆十一年（1204）典麦残契15件，是记载当年端午节党项人刘折兀哩嵬、康吃□、笃屈遇等典皮毯借麦的字据。上述文书都具体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商业贸易、土地买卖和高利贷的情形。
三、党项的文化
党项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内迁前的党项文化，尚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后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回鹘、吐蕃等族文化成分，为创造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准备了条件；建国后，以西夏文字的创制为标志，开始了西夏文化时期。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多方面的营养，因而比党项固有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一）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
党项人在内迁前尚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阶段。《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内迁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日趋复杂化，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又“笃信机鬼”。对鬼神的崇拜，反映了党项社会的前进与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深化。
党项内迁后居住的河西地区，佛教的流传已有深厚的基础，当地的汉、藏、回鹘、契丹等民族也多是佛教信徒。党项族人民历尽迁徒、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害，因此很容易接受佛教的教义作为精神寄托。党项贵族也正好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党项建国前，李德明开始向宋朝献马匹求取佛经。李元昊本人即通晓佛学，不仅向宋朝求经，而且向印度僧人求索贝叶经，又派遣使臣到五台山礼佛。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孟朔为“圣节”，让官民礼佛。并广建佛寺，贮宋朝所施大藏经，又延请回鹘僧人演释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毅宗李谅祚继位后，与母后没藏氏役民数万，历时六载，在兴庆府建造承天寺，供参佛听经。崇宗李乾顺与梁太后兴造甘州大佛寺和重修凉州护国寺及感应塔。西夏时修建的寺庙很多，并大力维修旧有寺院。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西夏时的僧人甚多，据记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3000员。今存西夏时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碑刻、寺庙题记中，记载了大量西夏时党项人的佛事活动。
佛教是西夏时党项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国家专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列名的有：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其品级位在中书、枢密之下。地位极高的僧人被封为“帝师”或“国师”。西夏皇帝也多参予译经或校经。从李元昊建国后开始译经，到李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的53年中，共译经362帙，820部，3579卷。仁宗李仁孝时进入校经、刻经和施经时期，1189年（西夏乾祐二十年），李仁孝在大度民寺举行的法会上作法事长达10昼夜，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20万卷。桓宗李纯祐时罗大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神宗李遵顼在蒙古强敌逼境之时，还以皇帝名义令人缮写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
（二）西夏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党项原无文字。内迁后的党项人在和汉、藏等族接触交往中，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以书写记事。《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青年时即“通蕃汉文字”，蕃文当指藏文而言。李元昊正式建国前，亲自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并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当时被称为“蕃书”，尊之为“国书”，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显系模仿汉字创制。文字构成也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加繁复，多撇、捺，无直钩。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较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建立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构成由党项文化发展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标志。
西夏文字创制后，在国内广为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
1039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李元昊下令设置“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翻译人才。西夏宗室，党项贵族子弟多入“蕃学”学习，学成后进授官职。仁宗时宗室濮王李仁忠，舒王李仁礼，宰相斡道冲等都精通汉文与西夏文。党项族学者使用西夏文记载国史，著书立说，编写刊出了各种类型的西夏文辞书，文学作品，诗歌谚语，医书历法。国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组织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翻译工作。西夏时期还用西夏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国家设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机构。从传世的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在党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发现的西夏文书有审案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题款、钱币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
（三）文学艺术
党项人未创制文字之前，已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夏圣根赞歌》（《颂杨祖先诗》）中有：“黑头石城旷水边，赤面父陵白河上”、“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下，大地上万赤面智不同”之句，“黑头”、“赤面”似指内迁前原居地的党项人，多以韵文学流传，所以西夏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作品尤为丰富。流传下来的有宫廷颂诗，宗教劝善诗，历史记事诗等。如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长达千字。党项人善用谚语表达思想，且极富哲理。西夏谚语集《圣立义海》中收集的谚语有：“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等。另一部由党项族文学家梁德养编纂的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有“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福伴有祸，美伴有丑”等谚语。
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横吹即竹笛一类的乐器，羌笛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党项内迁后，唐僖宗李儇赐党项首领拓跋思恭鼓吹全部，所以唐朝音乐对党项音乐的影响很深，到宋代西夏音乐中仍保留唐代遗风。民间音乐则较多地保留了党项原有的“土风”歌乐。李元昊建国时改革礼乐，企图回复到质朴的党项音乐，到仁宗时，下令乐官修订乐律。在西夏国家机构中设立“蕃汉乐人院”。宋朝曾请西夏的“蕃乐人”到宫廷演奏。党项人早期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在鄂尔多斯以北的那仁乌拉山，贺兰山内发现大量的岩画，画有羊、马、骑马人，磨盘和太阳等生产与生活图象，构图简单，风格粗扩、朴实，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确知为西夏时期党项人的作品。西夏时期的绘画、雕塑作品则多以宗教内容为题材，并藉此保存下来。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两地西、东千佛洞中西夏时期的壁画、雕塑艺术十分丰富。西夏绘画风格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又受到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西夏绘画艺术风格。在银川贺兰山西夏皇陵出土的雕龙栏柱、圆雕人像石、石马、石狗、石螭首、石人头像等，有的造型粗犷，深厚朴实；有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逼真，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雕刻艺术的高度技巧与民族风格。
（四）风俗习惯
党项人在内迁后，衣着、居住都有了改变。李元昊青年时代党项人大约多已穿着布衣和锦绮，而很少“衣皮毛”了。宋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已修造土筑的居室，有官爵者还修盖瓦房。陆上交通工具以马、牛、骆驼、驴为主；水上交通工具则有用牛羊皮制成的筏子，称为“浑脱”，颇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党项羌人曾实行原始的收继婚制。内迁后党项贵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宋代史籍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椎牛设祭，祈祷升天。党项族实行火葬，后来也改行土葬，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
占卜术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其法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汉族的折蕃草占卜；咒羊，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占卜辞中用地支计日，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已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党项人重复仇，《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跌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但仇家有丧，仇人以背负甲叶记之，则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党项人认为“敌女兵不祥”，故任其纵火而避之。
仇家和解后，则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共饮起誓：“若复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账”。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一、蒙古人灭西夏
党项国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计48年。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创国伊始，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对外以攻宋为主，促其承认夏国的存在；发展时期，历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计107年，政治上的特点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逐渐趋于表面化，激烈化，国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对外受宋、辽、金三国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衰亡时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历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于皇室日趋腐朽，和金朝与新兴的蒙古强敌威协，亡国之势已成。造成西夏衰败与迅速灭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仁宗时是西夏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政治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汉族权臣外戚任得敬篡权阴谋分国，几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国的阴谋。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暴露了西夏党项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西夏开始走向由盛而衰时期。仁宗之后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1119年（辽天庆元年）桓宗李纯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应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与李纯祐母罗氏合谋废黜，立李安全为帝，是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齐王李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皇位的频繁更迭，西夏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金朝与蒙古两大强敌，不但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难以自保。
第二，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桓宗李纯祐即位后基本上奉行仁宗时期政治方针和对外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其时北方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成为对西夏的严重威胁，要使西夏继续生存下去，其国策应是安定国内，联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变了长期与金朝盟好的国策，依附于新兴的蒙古，与金朝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使夏、金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挫伤，同时促进了蒙古的迅速崛起，并南下侵扰。神宗李遵项继位后，承袭了襄宗开始的亡国之策，妄图乘蒙古攻金的机会扩大领土，对金朝连连出击。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胁。反而把西夏降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神宗惊惶逃走。其后西夏不断受蒙古侵扰并被令征兵，神宗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侵金，时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与广大人民的不满。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彻底失败，于12月宣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后立即改变国策，宣布和金抗蒙，但这时蒙古大军已兵临金都，金朝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封建经济发达时期已潜伏着危机。党项贵族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过起了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强占民室数处；年已70余，还姬妾成群。党项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广大党项部民则遭受残酷压榨与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142年（西夏大庆三年）西夏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涨到百钱。1143年三至七月，国都兴庆府，夏州等地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与严重饥荒，党项部民无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的党项大斌、埋庆、竾浪、富儿等部都爆发了由党项首领哆讹领导的武装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起义军被汉人军阀任得敬镇压下去。仁宗时，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生活，侈靡挥霍，到蒙古入侵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献宗李德旺时殿中御史上疏中说：“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宁夏中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西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亡置若罔闻，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彻底腐朽，西夏灭亡已成定局。
从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率兵进攻之，后又于1207、1209、1217三次进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击西夏，为灭金朝消除后顾之忧，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联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胜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决计灭之。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境长驱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顼病死。七月，献宗李德旺也惊忧而亡，献宗侄李睍被拥立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绝。半年之后，粮尽援绝，末帝走投无路，向蒙古请降，并求宽限一月献城。1227年（宝义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党项所建的西夏国遂亡。
二、西夏灭亡后的党项人
从唐末、五代之后内迁的党项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除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西夏国外，其余的党项人还分属于辽、宋、金等王朝管辖。西夏既亡，元朝统一全国，西夏党项贵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元代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元太宗窝阔台时党项贵族斡扎箦任中兴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时其子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肃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职的党项官员察罕孙亦力撒合、余阙等人，常“奉使河西”，视察民情。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如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党项上层人物还进入元朝皇室，并卷入了元王朝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元武宗选唐兀氏为妃，生文宗图贴睦耳，死后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乞台普济，一家祖、父、子均于太祖、世祖至武宗时“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权力显赫一时。元顺帝时，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妥懽贴睦耳时每日于内廷和中书聚议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
党项人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亡后，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均成为蒙古军征兵的来源。世祖时，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元代一批杰出的党项族出身的将领，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在对金、宋的作战担任统帅或指挥官，在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的党项上层分子参予了元朝平定内乱，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与反元大起义，最后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
党项人积极参予了元代的经济建设。任职元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战乱之后，元朝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开辟水田，“民之归者四、五万户，悉授田种，颁农具”。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给当地羌、浑等各民族8000余人“牛具，使力田为农”。党项人还在河西地区、淮西、云南、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辽东等地主持屯田。党项工匠在元代备受重用。
党项人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党项族上层屡次向元朝皇帝建议保护儒士，提倡以儒术治国。元朝实行科举取士后，党项人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元统癸酉进士录》记载，1333年（元元统元年）一科，党项人进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党项人余阙中本科殿试一甲一名（状元）。余阙诗文俱佳，曾参予编修宋、辽、金三史。有《青阳先生文集》等著作传世。参予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并著文集的还有孟昉、贺庸，王翰、张雄飞、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经，称《河西字大藏经》，说明党项人在元代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元一代，当被灭国的西夏党项人在为元朝统治者殚心竭智地奉献才能的同时，也为党项族自身在历史上的消失创造条件。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
第一节党项族的兴起
一、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
党项，本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他的称谓。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则有不同称谓，如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称之为“弥药”（minyag），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又是党项人的自称。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从语音上，丁绣认为“党项”即“宕昌”，与藏语高寒旷野之意音近；王静如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唐古特）；从语义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认为“党项”有藏语“广阔草原”或野蛮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龙雄因以党项自称“弥药”，认为有“黑色的党项”的意思。
大约在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到唐代时分布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辽阔的草原上，党项羌按姓氏结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据《旧唐书·党项羌传》中有关党项社会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然不婚同姓，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说明党项社会仍处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6世纪中叶，魏周之际，史言党项“数来扰边”其后“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581年（隋开皇元年），北邻吐谷浑结党项攻隋朝，被隋击败，吐谷浑降。584年，党项有“千余家”归属隋朝翌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县境）请求定居，隋授予大将军称号。后党项时叛时服，隋王朝则剿抚并用，在党项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王朝建立后，党项常联合吐谷浑侵扰西北诸州，同时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贡”。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招抚政策”。629年（唐贞观三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附，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党项其它部落首领也纷纷效法，率部请求内属，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631年（贞观五年）在唐王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16州，47县。同年，最强大的拓跋部在首领拓跋赤辞率领下也归附唐朝，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到632年，党项前后内属者达30万口。拓跋赤辞内属后，受唐朝擢封西戎州都督，以松州为都督府，并赐以李姓。从此，约当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635年（贞观九年）唐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率军进击吐谷浑，与拓跋赤辞约盟，如资给粮运则党项不受唐军侵掠。后李道彦军失信背盟，纵军掠夺党项牲畜，拓跋赤辞为此屯兵狼道峡以阻李道彦军，乘势攻叠州。唐朝罪李道彦；“减死徙边”。吐谷浑归附唐朝后，党项与唐朝的关系复归如前。
7世纪中，由于吐蕃的强盛，党项各部受到严重威逼，一部分党项部族开始陆续向北迁徙。到680年（永隆元年）前后，吐蕃逐步占领党项居住的地方，党项内徙达到高氵朝。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持续了100年之久。内徙的党项部落分别散居于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关内道庆、灵、夏、银、胜等州。唐朝复置党项羁魔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史载，721年（开元九年）前，唐朝重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领达、洫等12州，以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4月，拓跋思泰参加了唐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死之。玄宗下制书增进拓跋思泰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以其子守寂袭其爵。党项内迁后，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被吐蕃称之为“弥药”。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持续10年之久。主要是已内徙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迁至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有的更向东迁银、绥、延等州。还有部分党项曾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党项经过第二次大迁徒后，同当地汉族和内迁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室韦、吐谷浑、吐蕃、回纥等族杂居共处，交往密切，使党项原来氏族与部落内保持的血缘纽带松弛，逐渐形成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集团。如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形成了以党项野利部为主的六府（州）部；党项拓跋部地在庆州陇山之东的称东山部，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居鄜、延二州之北山地区的称南山部。
881年（中和元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有州刺史拓跋思恭协助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被唐朝升任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省米脂县境）五州之地。
884年（中和四年）七月，又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夏州地区的党项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称雄一方的唐朝藩镇。
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党项“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大姓之强者”主要有唐未据夏、银、绥、宥等州的定难军节度使党项拓跋氏，五代初兴起于麟、府二州的党项折氏，以及居于庆、灵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在各部分党项中，所谓“西路党项”即唐代所称“东山部落”，五代时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所统治。由于他们地处五代时中西陆路交通东线的一段（庆州至灵州），常劫掠往来贡使和商旅，因此也经常遭到五代时北方政权军队的“惩罚”。五代时居于夏州西北麟、府、胜等州的党项部落以府州折氏势力最强。折氏祖折宗本，唐末任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唐末为麟州刺史。后世子孙于后汉、后周时期俱领节镇，北宋建立后又附北宋。五代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在五代时（907—960）的50多年中，夏州党项李氏僻居一隅，名义上先后依附于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王朝，受其封号，朝贡不绝，实际上已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他还利用一切时机，不断增强实力，参于抗衡。
933年（后唐长兴四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兼并夏州，受到党项首领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超的坚决抵制，明宗被迫妥协。夏州党项的政治威望日益提高，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西夏建立前的党项
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夏州党项李氏藩镇势力日益强大，为了避免宋朝的威协，极力向宋朝讨好。夏州定难军节度使党项首领李彝殷，遣使贺太祖赵匡胤即帝位，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接连出兵助宋讨伐北汉。宋朝鉴于政权初建，北方的北汉及南方吴越等国未平，尚无力削除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贵族集团势力，因此，对夏州党项实行羁糜优抚政策，为李彝兴加官进爵。继李彝兴子李光睿、孙李继筠之后，友好关系延续了20多年。
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党项贵族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内证。新任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李继捧及其族人也被迁居京师居住。宋太宗赵匡义赐李继捧姓名赵保忠，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项李氏世代承袭的领土。党项贵族集团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当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闻讯后留居银州不愿入朝，并召集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议对策，决定逃往夏州东北300里党项聚居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北），图谋聚族起事，出示远祖拓跋思忠的画像，用以号召部族和联络各部党项，抗宋自立。
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雍熙三年）是李继迁领导的独立反抗宋王朝时期，经过了三起三落的艰苦斗争：984年（雍熙元年）五月，李继迁进攻宋朝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取得了对宋朝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但随即遭到宋朝知夏州尹宪和巡检曹光实的偷袭，其妻和母罔氏被俘，仅只身和弟李继冲逃出。后来在党项野利等族酋长和银州党项酋长拓跋遇的帮助下，重振旗鼓，以诈降诱杀曹光实，攻占了银州。采纳部下张浦的建议，称都知蕃落使，暂代定难军留后而不称王。对部下则封以官职。
985年三月。李继迁与宋朝王恍军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大败，撤出银州。由于宋军的强大与部分党项酋长的倒戈，李继迁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殆尽，使李继迁认识到独自抗宋是困难的，必需寻找依附势力，从而确定了结辽抗宋的策略。
986年三月，李继迁派亲信张浦到辽朝示意归附，辽圣宗耶律隆绪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同年十二月，李继迁向辽朝求婚，圣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许嫁。990年（宋淳化元年），辽朝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辽朝通过结盟、通婚、封王，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与此同时，宋朝则令李继捧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李继迁与李继捧，各受宋、辽王朝的支持和唆使，时和时战。李继捧终于遭到李继迁的袭击。逃回宋朝后被囚禁。宋朝毁弃夏州城，李继迁遁居沙漠。
997年（至道三年），李继迁在辽朝的支持下，趁宋真宗赵恒新即帝位，向宋朝索还夏州，真宗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从998年到1001年（宋咸平元年至四年），李继迁相继出兵攻扰宋朝的鄜延、石、麟、府、镇戎、灵、定、怀远、保静、永、清远等州、军。次年三月集重兵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建造宫室、宗庙，从夏州迁都西平。十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袭破西凉府。已归附宋朝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人，乘李继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于1004年（景德元年）一月箭创发身亡，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在位近30年（1004—1031），面对宋、辽王朝的威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倚辽和宋”的策略。一面“假北朝威令慑之”；一面同宋朝和好，稳定人心和从宋朝获取物资，以便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对西方的开拓上，实现李继迁时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而后“南牧”中原的战略布署。
1004年（宋景德元年）六月，李德明出兵进攻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乘胜攻占吐蕃厮铎督占领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收服吐蕃折逋、游龙钵等部。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进攻回鹘失利，凉州又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鹘成为李德明割据势力的严重威协。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举攻克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两年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回鹘首领贤顺归附李德明。直到1032年（宋明道元年）九月，李元昊从回鹘手中收复凉州，才解除了回鹘的威协。
李德明同时向宋、辽称臣，宋、辽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李德明竟相封王进爵。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玉；宋则进李德明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赐只有亲王和重臣才能赐予的“崇仁”功臣号。随后，辽更封李德明尚书令，晋大夏国王，并与其子李元昊联姻。宋朝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宋、辽对党项的政策，助长了李德明割据一方、建国称帝的欲望，开始积极进行各项准备。李德明出行的“仪仗卤簿”，严然和宋朝皇帝等同。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1020年（宋天禧四年），李德明采纳部下建议，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1028年（宋天圣六年），李德明册立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皇后。在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基本完成的时候，1031年（天圣九年）李德明病死，虽然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为大夏国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第二节西夏建国和经济文化
一、西夏国的建立
1032年（宋明道元年）李元昊继承父李德明的王位后，立即着手采取一系列正式建国的措施。首先废除了从唐、宋中原王朝“赐”给党项拓跋氏王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汉语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以避父讳，旋改开运，使用自己的年号。是年三月，下“秃发令”，在党项族中推行秃发，以复旧俗。1033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仿宋制设立官制。李元昊即位前，党项所领的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由中原王朝封授，在党项内部则以族帐部落首领为长官，担任由中原王朝授予的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职。从李继迁、李德明开始“潜设中官”，李元昊建国则仿宋朝制度设立文武两班朝官。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职掌与制度基本与宋制相同。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均可由党项人或汉人担任。党项贵族功臣被封为“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后来也实行中原王朝的封王制度。文职官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或红色衣服，执笏；武职则在冠帽上区别等级，低级官吏不戴冠。无官职的庶民百姓只可穿青、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建立的党项国，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在继位后亲自主持仿照汉字形体创制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命大臣野利仁荣加以演绎，编纂成12卷，尊为“国字”，颁行全国。在国家机关中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培养人才，掌管翻译对外的往来文书。在札乐方面，李元吴认为党项人从唐宋王朝完全学习汉人的礼乐“为不足法”，主张“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因此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简化了礼乐制度，并下令国中实行，有敢不遵者，格杀勿论。
李元昊建国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兵制的建设。党项建国时，原有部落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军事组织与军事制度已不能适应封建国家防卫和进攻的需要，因此，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兵制。新建立的军事组织最小的单位为“抄”：系由“正军”和“负赡”组成。“正军”是担任直接作战任务的健壮士兵；“负赡”为随军服劳役者，故身体疲弱者亦可充任。据《宋史·夏国传》载：“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可以看出，西夏兵制从建国初期的“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的全民皆兵制度向常备兵制过渡。除步兵外，还有骑兵、炮兵。军种的侍卫军，“擒生军”等都具有常备军性质。为便于调兵遣将，李元昊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制，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全国被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12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党项贵戚豪右担任。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人，分别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为了国家安全与防卫的需要，全国拥有50余万兵力，重点部署在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的三角线上，特别是加强了对宋、辽及吐蕃和回鹘的防卫。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前的西夏领土已是“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连同首都兴州在内近20个州了。所辖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李元昊继位后，用了整整6年时间为立国称帝做了充分的准备。
1038年（夏大庆二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干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大封群臣，制定朝仪，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称顺成懿孝皇后。追谥父李德明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一月，遣使到宋朝上表，表中阐述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皇帝称号。宋朝对李元昊的称帝与建西夏国深恶痛绝，必欲铲除而后快。但是并不依宋朝的意志为转移，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已巍然屹立在它的西边，先后同辽、金形成鼎足之势。
二、党项的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主要以畜牧和狩猎为生。畜类以牛、马、驴、羊、猪为主。其时尚不知耕稼之事，无文字、法令和徭役。开始定居，由同姓“族帐”组成大小不同的部落。平时各自力生，打仗和祭天时才聚会。内迁前的党项社会，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内迁后的党项族由于同住在久已被封建文明开发过的土地上，受到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党项人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农业
党项人学会了农业生产，农业成为党项社会中的主要生产部门。唐代曾对内迁的党项人授以“闲田”，使他们开始学会农耕生产。党项人内迁后居住的绥德、横山、葭芦、米脂一带都是原来农业耕种发达的地区，他们在此学习垦田。居住在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境）二地的南山部党项野利氏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并能提供当地党项农牧民足够的粮食。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后来李继迁占领灵州、兴州等地，得到了历代经过屯垦的肥沃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西夏建国前，党项人由于占领了河西走廊地区，更扩展到了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文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党项人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表现在水利灌溉的发展上。西夏中心地区的兴、灵、甘、凉等地，从汉唐以降就开始屯田和兴修水利。李继迁占领灵州后又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开凿疏通汉唐旧渠，引水灌田。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周春《西夏书》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面积达9万顷。甘、凉二州之间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筑渠引水灌田。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灌溉用水，水利设施的办法。党项人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据西夏时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镰、锄、锹、耧、耙、坎、碌碡、叉、车、碾、碓、硙等。牛耕则采用当时普遍实行的“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有稻、麦、大麦、荞麦、糜粟、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等。党项人有丰富的备荒经验，在贫脊地区或遇到灾荒时“其民则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夷；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蓧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
（二）畜牧业和狩猎业
党项人从事农业生产后，畜牧业仍是重要的经济部门。李元昊青年时念念不忘“衣皮毛、事畜牧”的党项传统生业。内迁后的党项人基本上仍从事畜牧业生产，甚至也还有部分党项部落过着“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游牧生活。银、夏、盐等州，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河西走廊地区的瓜、沙、凉等州广阔的草原，特别是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的凉州，都提供了优良的牧场。党项人对畜牧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党项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党项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在国家机构中专设，‘群牧司”、管理畜牧业。狩猎是党项人的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产手段。曾一次向契丹进贡沙狐皮1000张。李继迁以猎虎闻名。李元昊作战前要先率部落首领狩猎，而后共商应敌之策。到西夏中期的崇宗时，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还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三）手工业
党项人早期的手工业是对畜产品的加工，如鞣皮，手纺毛线，织氇氆，毛褐、毡、毯等，手工业还没有从畜产品中分离出来。西夏建国后，有了多种生产门类，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织绢院、出车院等，以管理有关的生产部门。在各类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有了党项人工匠。制盐业是西夏时期党项人的重要手工业生产部门。盐州产的青白盐“价贱而味甘”，年产数千万石，主要供宋、夏边民食用，以及用以同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日常用品。夏州东境有丰富的铁矿，西夏建国后在那里设冶铁务。冶铁生产已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竖式风箱鼓风设备。党项工匠锻造的兵器十分著名，“夏国剑”在当时被誉为天下第一。西夏所制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坚滑光莹，非劲弯可入”。党项人李定制造的弓，质地精良，号称“神臂弓”。纺织业生产，除传统的毛织品外，也出现了罗、绩、锦等丝绸织物。如在西夏皇陵中发现的茂花闪色锦，织制工艺十分精致。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时赞叹当地出产的驼毛布为“世界最丽之毡”。近年来的考古新发掘证明西夏的陶瓷业也相当发达。产品除日用器皿、建筑物件外，以生产适应于游牧民族使用的器物为其特色，如两侧可穿绳携带的大小扁壶，有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牛头损，牧民用具瓷铃、瓷钩，艺术品瓷马、羊、驼及党项秃发状人物雕塑等。
（四）商业贸易
党项人入居内地后，和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有密切的贸易交往。宋朝与西夏都设立各种类型的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交换。如宋朝在保安军、镇戎军等地设立榷场。李继迁时也准备在赤沙川、橐驼口置“会”与宋朝贸易。据史载，当时有供西夏和党项人交易的“和市”，还有宋朝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折姜等处。贸易种类：党项人以其所产驼、马、牛、羊、玉、毡、甘草、密蜡、麝香、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换取宋朝的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西夏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如宋朝规定每年从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购进马4000匹，羊20000头。党项人十分重视与宋朝的贸易，宋朝人庞籍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党项人还和邻境的辽、金及吐蕃、回鹘进行贸易。回鹘商人过境同宋、辽贸易，西夏还收取十分之一的实物过境税。
党项社会内部早期实行以物易物交换，有用茶、绢等物作为等价交换物。西夏建国后，利用宋朝岁赐钱、银交换。史载西夏于天盛十年（1158年）始设通济监铸钱，但据传世实品来看，西夏建国之初就已铸钱。今所见西夏王朝的年号钱有十余种；有铜、铁两种西夏文、汉文钱和铁铸汉文钱，至今发现的西夏文钱有福圣、大安、贞观、乾祐、天庆等5种。西夏文书中保存有党项人的卖地文契、典麦残卷及经商的占卜辞。如在《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中记录了西夏天盛二十二年（1170）党项寡妇耶和氏出卖土地的契约，文约内容反映了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当时的农牧业生产状况。现存的西夏神宗光定元年（1211）《典押借贷文书》，是党项人柯大山典押牲口借贷粮食的债权文书，反映了西夏社会经济结构状况，可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有关规定相印证。现存的西夏天庆十一年（1204）典麦残契15件，是记载当年端午节党项人刘折兀哩嵬、康吃□、笃屈遇等典皮毯借麦的字据。上述文书都具体反映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商业贸易、土地买卖和高利贷的情形。
三、党项的文化
党项族文化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即内迁前的党项文化，尚处于原始文化发展阶段；内迁后在本族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回鹘、吐蕃等族文化成分，为创造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准备了条件；建国后，以西夏文字的创制为标志，开始了西夏文化时期。西夏文化由于吸收了多方面的营养，因而比党项固有的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和绚丽多姿，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园地中的一簇奇葩。
（一）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
党项人在内迁前尚处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自然崇拜阶段。《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内迁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日趋复杂化，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又“笃信机鬼”。对鬼神的崇拜，反映了党项社会的前进与对自然界认识的逐步深化。
党项内迁后居住的河西地区，佛教的流传已有深厚的基础，当地的汉、藏、回鹘、契丹等民族也多是佛教信徒。党项族人民历尽迁徒、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害，因此很容易接受佛教的教义作为精神寄托。党项贵族也正好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和麻痹人民的工具。党项建国前，李德明开始向宋朝献马匹求取佛经。李元昊本人即通晓佛学，不仅向宋朝求经，而且向印度僧人求索贝叶经，又派遣使臣到五台山礼佛。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孟朔为“圣节”，让官民礼佛。并广建佛寺，贮宋朝所施大藏经，又延请回鹘僧人演释经文，翻译成西夏文。毅宗李谅祚继位后，与母后没藏氏役民数万，历时六载，在兴庆府建造承天寺，供参佛听经。崇宗李乾顺与梁太后兴造甘州大佛寺和重修凉州护国寺及感应塔。西夏时修建的寺庙很多，并大力维修旧有寺院。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西夏时的僧人甚多，据记载，仅一次佛事活动即发愿度党项、汉、吐蕃僧人3000员。今存西夏时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碑刻、寺庙题记中，记载了大量西夏时党项人的佛事活动。
佛教是西夏时党项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国家专设有管理佛教与僧人的机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列名的有：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其品级位在中书、枢密之下。地位极高的僧人被封为“帝师”或“国师”。西夏皇帝也多参予译经或校经。从李元昊建国后开始译经，到李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的53年中，共译经362帙，820部，3579卷。仁宗李仁孝时进入校经、刻经和施经时期，1189年（西夏乾祐二十年），李仁孝在大度民寺举行的法会上作法事长达10昼夜，共施西夏文、汉文佛经20万卷。桓宗李纯祐时罗大后发愿令人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神宗李遵顼在蒙古强敌逼境之时，还以皇帝名义令人缮写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
（二）西夏文字的创制与使用
党项原无文字。内迁后的党项人在和汉、藏等族接触交往中，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以书写记事。《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青年时即“通蕃汉文字”，蕃文当指藏文而言。李元昊正式建国前，亲自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并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当时被称为“蕃书”，尊之为“国书”，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显系模仿汉字创制。文字构成也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加繁复，多撇、捺，无直钩。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较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建立封建国家的迫切需要，它构成由党项文化发展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和标志。
西夏文字创制后，在国内广为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
1039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李元昊下令设置“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翻译人才。西夏宗室，党项贵族子弟多入“蕃学”学习，学成后进授官职。仁宗时宗室濮王李仁忠，舒王李仁礼，宰相斡道冲等都精通汉文与西夏文。党项族学者使用西夏文记载国史，著书立说，编写刊出了各种类型的西夏文辞书，文学作品，诗歌谚语，医书历法。国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组织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翻译工作。西夏时期还用西夏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国家设立“刻字司”管理出版机构。从传世的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在党项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使用。如今发现的西夏文书有审案文书、契约文书、借贷文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在一些摩崖碑石、寺壁题款、钱币印章、符牌器物上也都使用了西夏文字。
（三）文学艺术
党项人未创制文字之前，已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夏圣根赞歌》（《颂杨祖先诗》）中有：“黑头石城旷水边，赤面父陵白河上”、“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下，大地上万赤面智不同”之句，“黑头”、“赤面”似指内迁前原居地的党项人，多以韵文学流传，所以西夏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作品尤为丰富。流传下来的有宫廷颂诗，宗教劝善诗，历史记事诗等。如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长达千字。党项人善用谚语表达思想，且极富哲理。西夏谚语集《圣立义海》中收集的谚语有：“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等。另一部由党项族文学家梁德养编纂的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有“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福伴有祸，美伴有丑”等谚语。
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横吹即竹笛一类的乐器，羌笛在历史上颇负盛名。党项内迁后，唐僖宗李儇赐党项首领拓跋思恭鼓吹全部，所以唐朝音乐对党项音乐的影响很深，到宋代西夏音乐中仍保留唐代遗风。民间音乐则较多地保留了党项原有的“土风”歌乐。李元昊建国时改革礼乐，企图回复到质朴的党项音乐，到仁宗时，下令乐官修订乐律。在西夏国家机构中设立“蕃汉乐人院”。宋朝曾请西夏的“蕃乐人”到宫廷演奏。党项人早期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在鄂尔多斯以北的那仁乌拉山，贺兰山内发现大量的岩画，画有羊、马、骑马人，磨盘和太阳等生产与生活图象，构图简单，风格粗扩、朴实，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确知为西夏时期党项人的作品。西夏时期的绘画、雕塑作品则多以宗教内容为题材，并藉此保存下来。如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两地西、东千佛洞中西夏时期的壁画、雕塑艺术十分丰富。西夏绘画风格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又受到回鹘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西夏绘画艺术风格。在银川贺兰山西夏皇陵出土的雕龙栏柱、圆雕人像石、石马、石狗、石螭首、石人头像等，有的造型粗犷，深厚朴实；有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逼真，表现出了西夏时期雕刻艺术的高度技巧与民族风格。
（四）风俗习惯
党项人在内迁后，衣着、居住都有了改变。李元昊青年时代党项人大约多已穿着布衣和锦绮，而很少“衣皮毛”了。宋代居住在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已修造土筑的居室，有官爵者还修盖瓦房。陆上交通工具以马、牛、骆驼、驴为主；水上交通工具则有用牛羊皮制成的筏子，称为“浑脱”，颇具地方特色。
早期的党项羌人曾实行原始的收继婚制。内迁后党项贵族中仍盛行一夫多妻制。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宋代史籍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椎牛设祭，祈祷升天。党项族实行火葬，后来也改行土葬，西夏党项王族宗室、贵族也仿效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宏大富丽的陵园，实行厚葬制度。
占卜术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其法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汉族的折蕃草占卜；咒羊，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占卜辞中用地支计日，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已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党项人重复仇，《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跌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但仇家有丧，仇人以背负甲叶记之，则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党项人认为“敌女兵不祥”，故任其纵火而避之。
仇家和解后，则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共饮起誓：“若复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账”。
第三节西夏之亡与党项人的去向
一、蒙古人灭西夏
党项国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计48年。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创国伊始，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对外以攻宋为主，促其承认夏国的存在；发展时期，历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计107年，政治上的特点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逐渐趋于表面化，激烈化，国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对外受宋、辽、金三国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衰亡时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历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于皇室日趋腐朽，和金朝与新兴的蒙古强敌威协，亡国之势已成。造成西夏衰败与迅速灭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仁宗时是西夏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政治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汉族权臣外戚任得敬篡权阴谋分国，几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国的阴谋。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暴露了西夏党项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西夏开始走向由盛而衰时期。仁宗之后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1119年（辽天庆元年）桓宗李纯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应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与李纯祐母罗氏合谋废黜，立李安全为帝，是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齐王李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皇位的频繁更迭，西夏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金朝与蒙古两大强敌，不但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难以自保。
第二，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桓宗李纯祐即位后基本上奉行仁宗时期政治方针和对外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其时北方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成为对西夏的严重威胁，要使西夏继续生存下去，其国策应是安定国内，联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变了长期与金朝盟好的国策，依附于新兴的蒙古，与金朝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使夏、金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挫伤，同时促进了蒙古的迅速崛起，并南下侵扰。神宗李遵项继位后，承袭了襄宗开始的亡国之策，妄图乘蒙古攻金的机会扩大领土，对金朝连连出击。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胁。反而把西夏降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神宗惊惶逃走。其后西夏不断受蒙古侵扰并被令征兵，神宗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侵金，时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与广大人民的不满。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彻底失败，于12月宣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后立即改变国策，宣布和金抗蒙，但这时蒙古大军已兵临金都，金朝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封建经济发达时期已潜伏着危机。党项贵族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过起了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强占民室数处；年已70余，还姬妾成群。党项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广大党项部民则遭受残酷压榨与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142年（西夏大庆三年）西夏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涨到百钱。1143年三至七月，国都兴庆府，夏州等地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与严重饥荒，党项部民无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的党项大斌、埋庆、竾浪、富儿等部都爆发了由党项首领哆讹领导的武装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起义军被汉人军阀任得敬镇压下去。仁宗时，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生活，侈靡挥霍，到蒙古入侵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献宗李德旺时殿中御史上疏中说：“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宁夏中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西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亡置若罔闻，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彻底腐朽，西夏灭亡已成定局。
从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率兵进攻之，后又于1207、1209、1217三次进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击西夏，为灭金朝消除后顾之忧，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联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胜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决计灭之。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境长驱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顼病死。七月，献宗李德旺也惊忧而亡，献宗侄李睍被拥立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绝。半年之后，粮尽援绝，末帝走投无路，向蒙古请降，并求宽限一月献城。1227年（宝义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党项所建的西夏国遂亡。
二、西夏灭亡后的党项人
从唐末、五代之后内迁的党项族因居住地区的不同，除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西夏国外，其余的党项人还分属于辽、宋、金等王朝管辖。西夏既亡，元朝统一全国，西夏党项贵族上层统治阶级在元代的大一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视同色目。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元太宗窝阔台时党项贵族斡扎箦任中兴路副管民官，世祖忽必烈时其子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
1268年（至元五年），世祖擢高智耀为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刺任甘肃行省左丞。元末在中央任职的党项官员察罕孙亦力撒合、余阙等人，常“奉使河西”，视察民情。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如翰林学士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撤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比比皆是。元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党项上层人物还进入元朝皇室，并卷入了元王朝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元武宗选唐兀氏为妃，生文宗图贴睦耳，死后追谥为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乞台普济，一家祖、父、子均于太祖、世祖至武宗时“一门之间，三为丞相”，权力显赫一时。元顺帝时，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妥懽贴睦耳时每日于内廷和中书聚议大事的8位大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
党项人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西夏亡后，西夏境内的各民族均成为蒙古军征兵的来源。世祖时，元朝在西夏地区征调军队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由西夏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镇戍军为地方性驻军，如元末的庐州戍军“一军皆夏人”。元代一批杰出的党项族出身的将领，如察罕、塔出、木花黎、昔里钤部、昂吉儿、李桢、李恒、拜延等，在对金、宋的作战担任统帅或指挥官，在元朝的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功勋。有的党项上层分子参予了元朝平定内乱，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与反元大起义，最后成为元王朝的殉葬品。
党项人积极参予了元代的经济建设。任职元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战乱之后，元朝在西夏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开辟水田，“民之归者四、五万户，悉授田种，颁农具”。1271年（元至元八年），元朝政府给当地羌、浑等各民族8000余人“牛具，使力田为农”。党项人还在河西地区、淮西、云南、上都（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辽东等地主持屯田。党项工匠在元代备受重用。
党项人对元代文化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党项族上层屡次向元朝皇帝建议保护儒士，提倡以儒术治国。元朝实行科举取士后，党项人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元统癸酉进士录》记载，1333年（元元统元年）一科，党项人进士及第者8人，在元代的色目人中占取士的三分之一居首位，党项人余阙中本科殿试一甲一名（状元）。余阙诗文俱佳，曾参予编修宋、辽、金三史。有《青阳先生文集》等著作传世。参予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并著文集的还有孟昉、贺庸，王翰、张雄飞、甘立、昂吉、迈里古思等人，元代曾大量刊印西夏文佛经，称《河西字大藏经》，说明党项人在元代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元一代，当被灭国的西夏党项人在为元朝统治者殚心竭智地奉献才能的同时，也为党项族自身在历史上的消失创造条件。无论是留居西夏故地的党项人，或被元朝政府派遣到各地做官的党项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在他们中间发生了改姓易名，甚至改变族属的情形。远离西夏故地的党项官吏，屯军的士兵由于环境的改变，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乃至心理状态等方面也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今遗存于甘肃省酒泉县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了在元朝任官职的党项人举立沙家族相传6世130多年的活动及其世系。从一世举立沙之后己不用党项人名而改用元代蒙古人习用的名字。河南濮阳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与当地发现的杨姓族谱，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城东柳乡杨十八郎村等10余个自然村中的3500多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的后裔，有人认为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族或藏族。安徽发现的《余氏宗谱》记载了元末为官的党项人余阙一系相延至今已延续27世的渊源继承关系。在四川、贵州各地也发现有《余氏族谱》。如西昌礼州和合江焦滩的《余氏族谱》均记为蒙古族，在犍为也发现同样的名为《蒙族源流》的余氏族谱。有人认为四川余氏的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说明元代党项人或唐兀人被后人认为与蒙古人等同，也反映了党项族在元代的演化过程，有一部分党项人后来变成了蒙古族。元代移居安徽庐州的党项人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虑在异乡的“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同时也承认即便在西夏的故土上，“亦莫不皆然”。寄希望于元朝政府派遣官吏到河西去恢复党项旧俗。但是民族融合与民族消失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们今天已成为汉族或其它各民族的成员之一了。
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或谓此边裔小政权“无异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二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溶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