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吐蕃(2)
自9世纪后半期，邻近汉地的吐蕃辖区爆发了一场“末”起义；吐蕃统治的中心地区经历了为期近30年之久的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吐蕃奴隶制的统治被彻底摧毁。自10世纪起，吐蕃进入封建制社会；至13世纪初叶，封建农奴制度在乌思（一作乌斯，或作卫，即今以拉萨市为中心的地区）、藏（即今以日喀则市为中心的地区）、阿里（一作纳里，即今阿里及迤西周边地区）等地普遍确立，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约经历了300年之久。在此期间，佛教以藏传佛教的形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相继形成诸多教派，各教派又往往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紧密结合，成为吐蕃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同一时期，邻近汉地的原吐蕃辖区，也陆续兴起了一些吐蕃族的地方封建势力，其中最富实力的是厮啰政权。
第一节吐蕃封建割据的出现
一、吐蕃王室后裔与佛教复兴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后，原吐蕃辖区内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政权。原吐蕃王室后裔欧松之子贝考赞，于公元895年为起义军擒杀，其子尼玛衮西逃泽布隆（今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尼玛衮三子分据三地：长子日巴衮据玛域（今克什米尔列城），形成拉达克王系；次子扎西德衮据普兰（西藏今县），是为普兰王系；三子德祖衮据泽布隆，形成古格王系。三部分割据势力，被称作“阿里三围”（阿里，藏语领域之意）。后，拉达克王系单独发展，普兰王系绝嗣，遂与古格王系合而为一。
古格王系的德祖衮生二子，长子柯日继父位，后出家为僧，取法名意希沃，让位与其弟松艾。松艾卒，传位与其子拉德。其时，意希沃虽已出家，但仍左右古格小王朝的朝政，力图恢复、发展佛教，曾资送民间聪颖子弟去天竺（今印度）等地学习佛教经典，仁钦桑布（958—1055）译师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仁钦桑布曾先后在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潜心学经，返回古格后，在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996年建）内主持译经。古格王拉德为表彰仁钦桑布译经的功绩，将辖区内普兰一带的协尔等三个地方封赐给他，作为谿卡（即庄园），这是藏族古代史上有关封建领主庄园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11世纪初叶。
另一支吐蕃王室后裔永丹的六世孙意希坚赞据桑耶（今西藏扎囊县）一带，自称“阿达”，意为领主，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桑耶寺的寺主，身兼两任：领主和寺主，形成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封建割据势力。
此外，吐蕃王室后裔中，还有亚泽（今尼泊尔西北部）、雅隆觉卧（今西藏乃东县）等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吐蕃王室的后裔在奴隶制崩溃以后，又陆续形成为新兴的封建领主，而且都采取利用佛教以维护其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的手段。显然，这是与佛教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深远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禁佛，佛教在吐蕃全境遇到很大的破坏。但佛教并未就此一蹶不振：一部分佛教僧侣逃往吐蕃统治的边远地带，伺机东山再起；一部分佛教徒慑于禁佛命令，在家族内部传承佛教。
宗喀（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是吐蕃王朝统治的边远地带。9世纪中叶达玛禁佛后，有一部分吐蕃僧侣携带佛教经典，逃来宗喀传教授徒，到10世纪后半期，宗喀的丹底（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已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
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桑耶地区的政教首领意希坚赞得知宗喀一带佛教盛行，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资送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学习佛教，西藏佛教史遂以978年为“后弘期”之始。鲁梅等人在宗喀学经受戒，返回吐蕃时意希坚赞已去世，在其子阿达赤巴的大力扶植下，鲁梅等人分别在乌思、藏等地建立寺院，剃度僧人，吐蕃地区的佛教重新得以流传，史称“下路宏法”。
与宗喀地区佛教盛行的同时，吐蕃西境阿里古格地区的佛教势力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前已述及，意希沃派遣仁钦桑布等人出国留学，返回古格后，建寺译经。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意希沃又极力主张迎请摩揭陀国超岩寺上座高僧阿底峡来古格。多方搜罗黄金以作礼聘阿底峡之用，最后被敌国杀害。古格王族绛曲沃秉承其叔祖意希沃的遗愿，于1042年（宋庆历二年）迎请阿底峡来古格托林寺译经传教3年，1945年（宋庆历五年）阿底峡应堆垅（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富豪仲敦巴（1005—1064）之请，离古格前往乌思藏地区传教授徒，是为自西路传来的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上路宏法”。
史实表明，10世纪后半期吐蕃新兴的封建领主，极力投身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的活动。他们不惜花费重金，或不远千里派人受戒学经，或迎请域外著名高僧讲经传教，终于使佛教重新在吐蕃得到发展。“后弘期”中的“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的实质，应从统治阶级的实际需要得出结论。
二、封建农奴制度的形成
在吐蕃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同时，也有另外的不同情况。
自10世纪开始，从吐蕃西境的阿里，沿藏布（今雅鲁藏布江）到藏、乌思一带，由于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结束，原有的居民聚落有所扩大，更有一些新的居民聚落出现。此时，农业生产力较前更为发展，除原有的水利排灌设施继续使用外，还掌握了施肥、中耕的技术，羊毛纺织的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农牧业及其它土特产，品种多样，数量丰富，如乌思藏地区盛产青棵和精细氆氇，塔布（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工布《今西藏林芝一带）地区农牧兼营，多畜牧业产品，阿里地区多黄金和松耳石。各地区之间交换关系频繁；来自多麦（今青海、甘肃两省）的绸缎和来自康（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地区的茶叶，也都运到乌思藏地区与当地产品进行交换。
在前述各居民聚落中的农业生产者，主要是由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平民和奴隶转变而成的自耕农民。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一部分凭借其过去的统治经验，以及远较一般自耕农民优厚的实力，逐渐变成割据一方的新兴封建领主，古格、桑耶等地的割据势力属之；另一部分奴隶主实力丧失，也成为自耕农民。当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早期阶段，即11—12世纪，自耕农民为数众多，封建割据势力不仅很少，而且实力也不够强大。
新的生产关系带给吐蕃社会以经济繁荣的新局面。自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另一种形式是在一些新兴封建领主的统治范围内，被称作“农奴”的劳动者，已与过去的奴隶不同，他们有了一小部分受自己支配的独立经济，生产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此时，吐蕃奴隶制政权已经崩溃，原来吐蕃王朝为平民规定的诸多贡赋和捐税，已一概取消，开垦土地也再无限制，这些都为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有利条件。
自耕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剧烈。有些原来的平民或奴隶，在新的形势下靠自耕起家，逐渐上升为封建领主。如11世纪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1012—1079），出身于洛扎（西藏今县）自耕农民家庭，兼营农牧业生产，并多次赴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贩卖黄金及其它土特产品，家道由是日兴。同时，玛尔巴还兼做宗教职业者，因他在天竺等地曾从佛教高僧多人学习梵文及佛法，返回家乡后，即以译经和传授佛教密宗教法为业。玛尔巴要求门徒必须向他献上大部以至全部财产，还要替他耕地、修房，服多种劳役。他依靠侵吞他人财产，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等做法，使他的阶级地位迅速地上升为封建领主。然而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民，在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和胁迫下，逐渐改变了原来自耕农民的身分，成为新兴封建领主的农奴。
自10世纪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以来，乌思、藏、阿里等地区的土地经营形式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现象，首先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在吐蕃土地经营制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事，在吐蕃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文献中，迄今没有发现过买卖土地的记载，随着土地买卖的出现，将土地以陪嫁、馈赠等手段转让于他人的情况，史籍中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当时吐蕃社会的自耕农民，是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的。
13世纪初叶，阿里、藏、乌思、塔布、工布等地区，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度，领主庄园制基本上取代了此前普遍存在的土地自耕形式，此时的个体自耕农民除极少数上升为封建领主外，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各地封建领主的农奴。
其一，12世纪末叶，达垅噶举（藏传佛教一教派支系名）的创始人扎希贝（1142—1210），以“调解争端”的手段，将达尔域、绒二地置于其统辖之下，二地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属民。到13世纪初叶，扎希贝的族侄仁钦衮（1191—1236）继任达垅噶举的主持人。仁钦衮采取订立契约的形式，将乌思地区南部的部分农民变成其属民，为其服劳役。不久，仁钦衮的属民即由82户增至5000人之多。上述“属民”即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可见在12世纪末叶时，吐蕃腹心地带的乌思地区，已经有大量的个体自耕农民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寺院封建领主的农奴，丧失了自耕农的地位。
其二，13世纪初叶，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噶坚赞之弟桑擦·索南坚赞，在藏地区的斯塘等地设立市集，修建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寨钦、藏哇普、夏堆麦、大那等地建立庄园；在绛迥、喀索、果斋、客尔普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在热萨等地牧养马匹”。表明藏地区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其势力范围内即建立起许多庄园，从事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其时，农牧产品丰富的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绝非仅此一家。
其三，12世纪末叶，藏传佛教噶当派的怯喀寺和基布寺（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一带），寺权为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庭所控制。
13世纪初叶，二寺的寺主拉卓微衮波（1186—1259）利用其家庭的势力，又兼并了工布、塔布地区的数十座寺院。拉卓微衮波既是领主，又是众多寺院的寺主。这些寺院此时都有了寺属农奴，拉卓微衮波有权指派寺院总管和管理寺属农奴的官吏“米本”。
上述史实，除表明13世纪初叶时，吐蕃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已告结束，和封建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普遍建立之外，还反映了新兴的地方封建势力与藏传佛教寺院势力紧密结合的特点。同一时期，蔡巴、帕竹、止贡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支系，也都分别由一些地方封建势力把持、操纵以至篡夺了领导权，以僧俗一体的形式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这一特点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藏族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三、藏传佛教及其各教派的形成
在10世纪到12世纪末叶，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中，藏传佛教兴起，随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也陆续形成。佛教于7世纪时传入吐蕃，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势力一度获得相当大的发展。9世纪中叶达玛赞普禁佛，但佛教并未就此灭绝。到10世纪后半期，即吐蕃社会进入封建制不久，佛教又在新兴封建领主的利用扶植下，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前述“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即是两支佛教复兴势力的活动。
10世纪后半期在吐蕃社会复兴起来的佛教，与9世纪中叶以前在吐蕃王朝时期流传了200余年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此时的佛教是佛教与本教经过长期斗争、融合后形成的佛教，它吸收了许多本教色彩而成为具有独特地方形式的佛教，即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兴起于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宗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结合，这一特点使藏传佛教服务于封建农奴制度更为直接，也更具适应性。
当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兴起时，藏传佛教内部尚未出现派别，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尚比较分散，各地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实力也尚嫌不足。就宗教范围而言，藏传佛教源流不一，门户各异，此时佛教经典的翻译尚未系统完备，在教理和修习方面也属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建立教派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到11世纪中叶，吐蕃的封建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散处各地的封建领主，其统治地位日趋巩固，当他们彼此间已有余力争夺权势时，由不同的封建领主控制下的藏传佛教，门户之见日益鲜明，由此而陆续形成若干不同派系。
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教派是噶当（意为教诫）派。创始人为1045年迎请阿底峡到乌思藏地区传教、并拜阿底峡为师的仲敦巴。阿底峡去世（1054）后，仲敦巴于1056年（宋嘉祐元年）在热振（今西藏林周县境内）地方修建热振寺，创建噶当派。此派于12世纪末叶，曾与吐蕃王室后裔雅隆觉卧地方势力结合，但是它并未掌握单一地区的行政权力。
15世纪初叶，此派与当时新建立的格鲁派（黄教）合流，遂不复存在。
噶当派建立后不久，1073年（宋熙宁六年），藏地区仲曲河谷（今西藏萨迦县境内）的封建领主款·贡却杰布（1034—1102），在其家乡修建萨迦（意为灰土）寺，创立萨迦派。自款·贡却杰布起，萨迦寺寺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款氏家族自称系吐蕃王朝时期贵族奴隶主款氏之后裔，是为奴隶主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转变成封建领主的又一例证。元代，此派得到朝廷的崇奉和支持，其领袖人物受封为“帝师”，地位显赫，成为鼎盛一时的教派。
在11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以噶举派的支系最为繁多。噶举意为佛语“传承”，以重视师长口传、门徒心领的传授方法而得名。有塔布噶举、香巴噶举两个传承系统：香巴噶举12世纪初叶创始于藏地区香（今西藏南木林县）地方，后来实力衰微，对后期社会影响不大；塔布噶举的创始人塔布拉杰（1079—1153），原属噶当派，后改从米拉日巴（1040—1123）学习噶举派教法，于1121年（宋宣和三年）建岗布寺（今西藏朗县境内），是为塔布噶举最早的寺院。又因米拉日巴受业于11世纪时著名译师玛尔巴，玛尔巴被认为是塔布噶举的祖师。后世称之为噶举派，均指塔布噶举传承系统，玛尔巴遂被认为是噶举派的创始人。
由塔布噶举又分出噶玛、蔡巴、拔戎、帕竹4大支派。4大支派的创立人均为塔布拉杰的弟子：
由都松钦巴（1110—1193）创立的噶玛噶举，是塔布噶举四大支派中最大的一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承的制度，由此派率先采用，时当13世纪初叶。黑帽系和红帽系是此派两个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黑帽系的转世系统一直沿袭至今。此派主寺为1178年（宋淳熙五年）由都松钦巴建立的楚布寺（在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境内）。
蔡巴噶举是1175年（宋淳熙二年）由向蔡巴（1123—1194）创立的，主寺蔡寺（在今西藏拉萨市南郊）即建于是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噶氏家族操纵，实力称雄一时，元代曾是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其后实力衰落，不复存在。
拔戎噶举创建于12世纪，创始人达玛旺秋建拔戎寺于拉堆绛（今西藏昂仁县），在当地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局面。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曾受中原王朝（疑是金朝，待考）“帝师”封号。后衰亡不存。
帕竹噶举由帕木竹巴（1110—1170）创立。主寺丹萨替（在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建于1158年（宋绍兴二十八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朗氏家族操纵了实权，后发展成为乌思藏地区最大的地方封建势力，元代曾是十三万户之一，其领袖人物迭受元、明两代朝廷封赠，实力盛极一时。
15世纪中叶以后，权势渐为下属贵族攘夺，寺院也并入格鲁派，帕竹派遂不复存在。
帕木竹巴有弟子8人，分别建立了8个小支派，较为著名的有止贡、达垅、雅桑、主巴等四派，其中止贡、达垅、雅桑3派元代分别为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各自雄踞一方，实力强大，除雅桑派早在元代即已衰亡不存外，止贡、达垅、主巴等3派至今仍有流传。8小支派中绰浦、修赛、叶巴、玛仓等4派，均已先后消亡。
此外，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后半期，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教派还有宁玛、希解、觉宇、觉囊等派。宁玛，意为旧派，自认为保存了8世纪吐蕃时代佛教的旧传承，主要依靠寻求布施以传教，因而没有形成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但却一直流传至今。其它各派早已先后消亡。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历程中，各教派分别修建了一些寺院。寺院建成后，事实上形成了诸多个宗教文化中心，随着寺院的建成，在寺院附近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集镇，农牧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因此，寺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繁荣封建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出资建寺的一些僧俗不分的封建领主，也都是选在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点，或贸易、交通要冲处建立寺院，否则无以养活为数众多的僧人。
从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之日起，历史上即不断出现各教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支系间，也不断发生纷争。其实“教派之争”的实质是这些僧俗一体的封建领主之间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争战。直至17世纪中叶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以后，“教派之争”始基本结束。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自吐蕃王朝崩溃后，“末”起义席卷了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在河西陇右（今甘肃、青海两省东部）直到导江（今岷江）流域以西地区，以原属吐蕃的诸族部为主，包括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分别割据自立，“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互不统属。这些地主势力集团“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这一辽阔地区内的农牧业生产一向发达，由于这里是唐朝和吐蕃长年争战的前线，以及吐蕃王朝的残酷统治，致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末起义的胜利，当地吐蕃等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一些地区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有所发展。
汉文史籍关于末的记载，止于912年（后梁乾化二年）：是年二月“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此后的末部已与当地各族部融合，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遂不再见之于史。
总之，由于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历史上受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较早，和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直接，一些陆续兴起的地方势力，先后向唐、后梁、后唐、后汉、后蜀等王朝朝贡、请封，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
10世纪中叶，宋代兴起，这一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要比远离汉地的吐蕃本部，更早一步地完成了封建化。
下面，分别叙述几个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一、泾、渭二水上游地区
泾、渭二水发源于今甘肃省东部，二水的上游谷地于11世纪初叶时，有很多吐蕃族部居住。
宋初即存在着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的武力威胁，双方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随后，宋朝不断受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的侵扰，西夏又成了宋朝西北方的一个劲敌。西夏辖区从河套到贺兰山，与汉地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相邻，号称“地饶五谷，岁无旱潦”，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加以建国伊始，武力雄强，其势力如向南扩张，泾、渭二水的上游便是首当其冲的前沿地带。
为了防御西夏南侵，自11世纪初叶，宋朝即在泾、渭上游委任吐蕃各族部的大小首领，担任各级官吏，招抚其下属人民屯田。在蕃汉杂居区，推行优待蕃部的政策，拨给闲田，免税耕种。每到春秋季节，宋朝还派军队保护其耕作和收获。吐蕃族部，名为“熟户”的，宋朝称之为“内属”臣民。宋朝还规定，禁止附近汉民购买已经拨给“熟户”蕃民的土地，已购者勒令退还，以保护屯田制度。
宋朝又通过委任的各部首领，招募一部分蕃民组成以使用弓箭为主的地方武装力量，名为“弓箭手”。充当弓箭手者，除原有的耕地外，另外再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规定二年以后缴纳一匹马，以代替租税；同时，宋朝还征调各族部人力，筑堑、浚壕、立栅、修建堡砦，以防西夏的武力侵扰。
宋朝对待泾、渭上游的吐蕃诸族部，凡属蕃人内部的纠纷，依本族习惯法处理；蕃汉民族间发生争端，则按宋朝的法律裁决。同时，宋朝还向蕃人明确其应守法律，逐步加强对本地区的治理。
上述表明，宋朝将泾、渭上游地区的吐蕃诸族部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政策，所规定的封建义务并不苛重，使吐蕃诸族部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生产。宋朝的管而不严，征而不重的统治，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里的封建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
二、凉州—六谷地区
与泾、渭二水上游相邻的河西走廊，曾被吐蕃王朝长期占据，但是原居的汉人为数众多，对较后到来的吐蕃人民在发展生产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吐蕃王朝崩溃后，唐朝继续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设置管理军政的官员。从唐末经五代直到宋初，凉州的吐蕃六谷部势力强大，10世纪中叶，六谷部左厢首领折逋嘉施曾向后汉请命，被授以节度使官职。宋朝对六谷部首领的封赐格外优厚，这是由于六谷部是协同宋朝共御西夏南侵的主要力量；还由于凉州历代以产良马著称，宋朝的北路马匹来源，主要由凉州提供的缘故。六谷部首领先后有折逋葛支（宋太祖朝）、折逋阿喻凡、折逋喻龙波（太宗朝）、折逋游龙钵、潘罗支、厮铎督（真宗朝）等人，或入朝，或贡马，与宋朝关系密切。1001年（宋咸平四年），宋朝授潘罗支管理凉州地方的行政大权。后又布施大量财物，作为修建当地佛教寺院之用。宋朝国势积弱，有“弓矢兵器不入外夷”的规定，而对六谷部却破例赐给弓箭和其它武器多种，增强其武备力量，以利于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
1004年（宋景德元年）西夏主李继迁攻下凉州后，潘罗支集六谷部及邻近者龙族反击西夏军，大胜，李继迁中流矢遁死，先是潘罗支屡请助宋合击西夏，或以凉州路远，不能预约出兵日期而持异议，真宗赵恒认为：西夏“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潘罗支奏捷，说明宋朝联六谷部共御西夏，取得了一定成效，六谷部因而也得到宋朝更多的支援。当1006年（景德三年）六谷部人民遭受到瘟疫蔓延的灾难时，宋朝一次就拨给犀牛角、白龙脑、安息香等各种药材76种之多，及时地解除了六谷部人民的病痛危难。六谷部向宋朝贡马，一次即达2000—5000匹，宋朝则是以汉地的彩缯和茶叶作为回赐。
此后二三十年间，六谷部和汉地的贸易发展，商旅往来频繁，直到1028年（宋天圣六年）六谷部被强大的西夏武力攻占之前，六谷部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三、湟水流域—唃厮啰部地区
1032年六谷部被吐蕃攻破后，属民多退往湟水流域，依附于另一支吐蕃地方封建势力厮啰部。
厮啰，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也是地名和地方封建政权名。吐蕃语，意为佛子。作为人名的厮啰（997—1065），本名欺南陵温篯逋，吐蕃赞普达玛——欧松一系的后裔，生于磨榆（或译玛域，今西藏阿里地区与印辖克什米尔接壤的地带）国。
12岁（1008年）时由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来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
当时，河湟地区吐蕃族部的首领李立遵（据宗哥，即今青海省平安县）和温逋奇（一作温逋哥，据邈川，即今青海省乐都县），得知厮啰系吐蕃赞普之后，可借以号召部众，遂迎厮啰至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境）。不久，李立遵又将厮啰迁至宗哥，挟厮啰以号令附近各族部，自封为厮啰的“论逋”（相），较前更具实力。
李立遵，一作李遵，又称郢成蔺逋叱，原为僧人，故称“蔺逋叱”（今译仁波且，蕃语对僧人的尊称），后还俗，割据一方。自得厮啰后实力大振，又图谋自立为“赞普”，请求宋朝册封。宋朝不许，认为“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厮啰邪？且复有求，渐不可制”，只授给李立遵保顺军节度使的官职。厮啰虽处“赞普”位，既未请封，也未受封，实则大权旁落，而受制于人。
李立遵向宋请封赞普未遂，心怀怨恨，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与宋军战于三都谷（今甘肃省甘谷县境），宋将曹玮以逸待劳，“迫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李立遵战败，退返湟水流域。
三都谷战后，厮啰与李立遵失和。约于1023年（宋天圣元年），厮啰迁邈川依温逋奇，与宋通好。1032年（宋明道元年），宋授厮啰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职，授温逋奇归化将军职。旋温逋奇又阴谋取代厮啰，发动政变，事败被杀，厮啰迁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结束了受制于地方豪酋的无权地位，建立起当时统辖洮惶流域数十万属民的以吐蕃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即厮啰王朝。
厮啰建政初期即面临西夏的武力威胁。西夏自元昊执政（1031）后，以凉州为据点，积极准备向河湟地区进攻。1035年（宋景祐二年），元昊攻破厮啰部猫牛城（一作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县境），进而又攻青唐等地。厮啰率吐蕃诸族部反击入犯的西夏军，“数以奇计破元昊”，将元昊逐出河湟地区。从此，厮啰政权得以日益巩固。
1038年（宋宝元元年），宋朝授厮啰保顺军节度使职。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厮啰政权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与宋朝一直保持臣属关系，并听从宋朝的调遣，派兵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夏军作战。厮啰卒（1065）后，三子不和，董毡据青唐，瞎毡据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磨毡角据宗哥。至12世纪初叶，三部先后降宋，子孙内徒，受赐赵姓。
自厮啰迁青唐后，兴修宫殿，设置官府，广建佛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厮啰的辖区内草原广阔，河谷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生产都比较发达。在与境外的交流，厮啰不断以农牧产品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其中马茶交易是主要的内容，也是大规模“茶马互市”的前导。另外，厮啰部还从内地运进铁器、铜器和纸张等物品。自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后，西域各地商旅去中原地区，多绕道经过厮啰境，一时之间，青唐成为沟通中亚交通的要地，厮啰部的商税收入大增，而且往来商贾携带的商品，部分地在厮啰就地进行交换，从而给厮啰市场带来空前的繁荣。
厮啰政权有鞭笞、杻械等刑罚，但尚无成文法，诉讼从习惯法和神法。由于厮啰本人大力兴佛，佛教僧人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调解争端、通好联络方面，僧人起着一定的作用。厮啰部通用吐蕃文字，以十二地支纪年，保持着吐蕃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地区
厮啰部的分裂衰落，使西夏势力得以南进，原来宋朝联合厮啰部共同防御西夏的战略破灭，因而迫使洮河流域的熙州、河州地区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
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为相，颁行新法。屯兵营田的制度也在熙河地区开展，而且较此前在泾渭上游的屯田规模更大，制度也日趋完备。当时熙河地区的居民仍以吐蕃诸族部为主，如何使蕃民纳入屯兵营田制度，以加强当地的防卫力量，是宋朝十分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此时，王安石极力向朝廷举荐王韶经营熙河地区。王韶是当时有识之士，曾诣阙上书，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之忧”的战略远见，很得神宗赵顼的赞赏。1072年（宋熙宁五年），宋朝派王韶招抚沿边诸蕃部。数年间王韶在熙河地区开拓土地1200里，招抚蕃族30余万。
1074年（熙宁七年），王韶又在当地招募蕃兵弓箭手，使之分驻各砦，每砦又分三五个指挥，每指挥下辖弓箭手250人，每人给地1顷，蕃官2顷，大蕃官3顷。另募汉族弓箭手为队长，逐步使蕃兵与汉兵在体制上趋于一致，加强了当地的防御力量。但是，不少蕃民在分得田地后不善经营管理，为鼓励蕃民通过垦殖发展生产，并防止他们向私人借贷，以致无力清偿，失去土地，宋朝特别放给屯垦蕃民年息十分之一的“官钱”贷款，名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同时，宋朝在熙河地区还招募了一部分蕃民，利用荒辟耕地免租牧马，推行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政策。对一些不愿从事农耕而乐于经商的蕃民，宋朝也准许他们以土地向汉民换取商品，使蕃汉两民族互通有无，各得其利。
原来熙河一带，因唐蕃间战乱频仍，农田大部分荒废无收，历经五代、宋初，当地粮食都是由内地辗转运来的。宋朝的屯兵营田政策在熙河地区收到了成效，仅经过二三十年，至12世纪初叶时，熙河二州的粮食已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
随着熙河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附近吐蕃族部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增多。经营熙河地区的宋将王韶，鉴于蕃汉两民族间马茶交易的重要作用，针对熙河地区缺乏茶叶，又以茶与蕃民易马，曾奏请朝廷运送蜀茶来熙河。宋代，北路马源枯竭，急待开发西路马源。王韶的建议得到采纳，宋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关，又在熙、河二州和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设立马市，经营以雅州、名山（四川省今县）等地的茶叶换取蕃马事宜。仅熙河地区在11世纪90年代，每年输往内地的蕃马即达2万匹之多。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并非始自宋代，长期以来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吐蕃各族部，即有以羊、马或其它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传统。宋朝发展了这一传统的交换关系，将蕃、汉两民族间零星的马茶交易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项大规模而有组织的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既反映了汉族与吐蕃族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也表明了两民族人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援的亲密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吐蕃封建割据的出现
一、吐蕃王室后裔与佛教复兴
被称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隶平民大起义后，原吐蕃辖区内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政权。原吐蕃王室后裔欧松之子贝考赞，于公元895年为起义军擒杀，其子尼玛衮西逃泽布隆（今西藏自治区札达县）。尼玛衮三子分据三地：长子日巴衮据玛域（今克什米尔列城），形成拉达克王系；次子扎西德衮据普兰（西藏今县），是为普兰王系；三子德祖衮据泽布隆，形成古格王系。三部分割据势力，被称作“阿里三围”（阿里，藏语领域之意）。后，拉达克王系单独发展，普兰王系绝嗣，遂与古格王系合而为一。
古格王系的德祖衮生二子，长子柯日继父位，后出家为僧，取法名意希沃，让位与其弟松艾。松艾卒，传位与其子拉德。其时，意希沃虽已出家，但仍左右古格小王朝的朝政，力图恢复、发展佛教，曾资送民间聪颖子弟去天竺（今印度）等地学习佛教经典，仁钦桑布（958—1055）译师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仁钦桑布曾先后在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潜心学经，返回古格后，在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996年建）内主持译经。古格王拉德为表彰仁钦桑布译经的功绩，将辖区内普兰一带的协尔等三个地方封赐给他，作为谿卡（即庄园），这是藏族古代史上有关封建领主庄园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11世纪初叶。
另一支吐蕃王室后裔永丹的六世孙意希坚赞据桑耶（今西藏扎囊县）一带，自称“阿达”，意为领主，同时，他又是著名的桑耶寺的寺主，身兼两任：领主和寺主，形成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封建割据势力。
此外，吐蕃王室后裔中，还有亚泽（今尼泊尔西北部）、雅隆觉卧（今西藏乃东县）等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吐蕃王室的后裔在奴隶制崩溃以后，又陆续形成为新兴的封建领主，而且都采取利用佛教以维护其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的手段。显然，这是与佛教在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深远影响有密切关系的。
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达玛禁佛，佛教在吐蕃全境遇到很大的破坏。但佛教并未就此一蹶不振：一部分佛教僧侣逃往吐蕃统治的边远地带，伺机东山再起；一部分佛教徒慑于禁佛命令，在家族内部传承佛教。
宗喀（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是吐蕃王朝统治的边远地带。9世纪中叶达玛禁佛后，有一部分吐蕃僧侣携带佛教经典，逃来宗喀传教授徒，到10世纪后半期，宗喀的丹底（今青海省平安县境内）已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
978年（宋太平兴国三年），桑耶地区的政教首领意希坚赞得知宗喀一带佛教盛行，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资送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学习佛教，西藏佛教史遂以978年为“后弘期”之始。鲁梅等人在宗喀学经受戒，返回吐蕃时意希坚赞已去世，在其子阿达赤巴的大力扶植下，鲁梅等人分别在乌思、藏等地建立寺院，剃度僧人，吐蕃地区的佛教重新得以流传，史称“下路宏法”。
与宗喀地区佛教盛行的同时，吐蕃西境阿里古格地区的佛教势力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前已述及，意希沃派遣仁钦桑布等人出国留学，返回古格后，建寺译经。为进一步发展佛教，意希沃又极力主张迎请摩揭陀国超岩寺上座高僧阿底峡来古格。多方搜罗黄金以作礼聘阿底峡之用，最后被敌国杀害。古格王族绛曲沃秉承其叔祖意希沃的遗愿，于1042年（宋庆历二年）迎请阿底峡来古格托林寺译经传教3年，1945年（宋庆历五年）阿底峡应堆垅（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富豪仲敦巴（1005—1064）之请，离古格前往乌思藏地区传教授徒，是为自西路传来的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上路宏法”。
史实表明，10世纪后半期吐蕃新兴的封建领主，极力投身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的活动。他们不惜花费重金，或不远千里派人受戒学经，或迎请域外著名高僧讲经传教，终于使佛教重新在吐蕃得到发展。“后弘期”中的“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的实质，应从统治阶级的实际需要得出结论。
二、封建农奴制度的形成
在吐蕃出现割据一方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同时，也有另外的不同情况。
自10世纪开始，从吐蕃西境的阿里，沿藏布（今雅鲁藏布江）到藏、乌思一带，由于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结束，原有的居民聚落有所扩大，更有一些新的居民聚落出现。此时，农业生产力较前更为发展，除原有的水利排灌设施继续使用外，还掌握了施肥、中耕的技术，羊毛纺织的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农牧业及其它土特产，品种多样，数量丰富，如乌思藏地区盛产青棵和精细氆氇，塔布（今西藏山南地区东部）、工布《今西藏林芝一带）地区农牧兼营，多畜牧业产品，阿里地区多黄金和松耳石。各地区之间交换关系频繁；来自多麦（今青海、甘肃两省）的绸缎和来自康（今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地区的茶叶，也都运到乌思藏地区与当地产品进行交换。
在前述各居民聚落中的农业生产者，主要是由吐蕃奴隶制社会中的平民和奴隶转变而成的自耕农民。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一部分凭借其过去的统治经验，以及远较一般自耕农民优厚的实力，逐渐变成割据一方的新兴封建领主，古格、桑耶等地的割据势力属之；另一部分奴隶主实力丧失，也成为自耕农民。当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早期阶段，即11—12世纪，自耕农民为数众多，封建割据势力不仅很少，而且实力也不够强大。
新的生产关系带给吐蕃社会以经济繁荣的新局面。自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另一种形式是在一些新兴封建领主的统治范围内，被称作“农奴”的劳动者，已与过去的奴隶不同，他们有了一小部分受自己支配的独立经济，生产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此时，吐蕃奴隶制政权已经崩溃，原来吐蕃王朝为平民规定的诸多贡赋和捐税，已一概取消，开垦土地也再无限制，这些都为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有利条件。
自耕农民内部阶级分化剧烈。有些原来的平民或奴隶，在新的形势下靠自耕起家，逐渐上升为封建领主。如11世纪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1012—1079），出身于洛扎（西藏今县）自耕农民家庭，兼营农牧业生产，并多次赴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贩卖黄金及其它土特产品，家道由是日兴。同时，玛尔巴还兼做宗教职业者，因他在天竺等地曾从佛教高僧多人学习梵文及佛法，返回家乡后，即以译经和传授佛教密宗教法为业。玛尔巴要求门徒必须向他献上大部以至全部财产，还要替他耕地、修房，服多种劳役。他依靠侵吞他人财产，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等做法，使他的阶级地位迅速地上升为封建领主。然而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民，在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和胁迫下，逐渐改变了原来自耕农民的身分，成为新兴封建领主的农奴。
自10世纪吐蕃社会向封建制过渡以来，乌思、藏、阿里等地区的土地经营形式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现象，首先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在吐蕃土地经营制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事，在吐蕃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文献中，迄今没有发现过买卖土地的记载，随着土地买卖的出现，将土地以陪嫁、馈赠等手段转让于他人的情况，史籍中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当时吐蕃社会的自耕农民，是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的。
13世纪初叶，阿里、藏、乌思、塔布、工布等地区，确立了封建农奴制度，领主庄园制基本上取代了此前普遍存在的土地自耕形式，此时的个体自耕农民除极少数上升为封建领主外，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各地封建领主的农奴。
其一，12世纪末叶，达垅噶举（藏传佛教一教派支系名）的创始人扎希贝（1142—1210），以“调解争端”的手段，将达尔域、绒二地置于其统辖之下，二地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属民。到13世纪初叶，扎希贝的族侄仁钦衮（1191—1236）继任达垅噶举的主持人。仁钦衮采取订立契约的形式，将乌思地区南部的部分农民变成其属民，为其服劳役。不久，仁钦衮的属民即由82户增至5000人之多。上述“属民”即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奴。可见在12世纪末叶时，吐蕃腹心地带的乌思地区，已经有大量的个体自耕农民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寺院封建领主的农奴，丧失了自耕农的地位。
其二，13世纪初叶，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班·贡噶坚赞之弟桑擦·索南坚赞，在藏地区的斯塘等地设立市集，修建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寨钦、藏哇普、夏堆麦、大那等地建立庄园；在绛迥、喀索、果斋、客尔普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在热萨等地牧养马匹”。表明藏地区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其势力范围内即建立起许多庄园，从事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其时，农牧产品丰富的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绝非仅此一家。
其三，12世纪末叶，藏传佛教噶当派的怯喀寺和基布寺（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一带），寺权为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庭所控制。
13世纪初叶，二寺的寺主拉卓微衮波（1186—1259）利用其家庭的势力，又兼并了工布、塔布地区的数十座寺院。拉卓微衮波既是领主，又是众多寺院的寺主。这些寺院此时都有了寺属农奴，拉卓微衮波有权指派寺院总管和管理寺属农奴的官吏“米本”。
上述史实，除表明13世纪初叶时，吐蕃各地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已告结束，和封建领主庄园制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普遍建立之外，还反映了新兴的地方封建势力与藏传佛教寺院势力紧密结合的特点。同一时期，蔡巴、帕竹、止贡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支系，也都分别由一些地方封建势力把持、操纵以至篡夺了领导权，以僧俗一体的形式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这一特点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藏族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三、藏传佛教及其各教派的形成
在10世纪到12世纪末叶，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中，藏传佛教兴起，随后，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也陆续形成。佛教于7世纪时传入吐蕃，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势力一度获得相当大的发展。9世纪中叶达玛赞普禁佛，但佛教并未就此灭绝。到10世纪后半期，即吐蕃社会进入封建制不久，佛教又在新兴封建领主的利用扶植下，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前述“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即是两支佛教复兴势力的活动。
10世纪后半期在吐蕃社会复兴起来的佛教，与9世纪中叶以前在吐蕃王朝时期流传了200余年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此时的佛教是佛教与本教经过长期斗争、融合后形成的佛教，它吸收了许多本教色彩而成为具有独特地方形式的佛教，即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兴起于吐蕃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宗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结合，这一特点使藏传佛教服务于封建农奴制度更为直接，也更具适应性。
当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兴起时，藏传佛教内部尚未出现派别，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尚比较分散，各地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实力也尚嫌不足。就宗教范围而言，藏传佛教源流不一，门户各异，此时佛教经典的翻译尚未系统完备，在教理和修习方面也属初步发展阶段。因此，建立教派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到11世纪中叶，吐蕃的封建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散处各地的封建领主，其统治地位日趋巩固，当他们彼此间已有余力争夺权势时，由不同的封建领主控制下的藏传佛教，门户之见日益鲜明，由此而陆续形成若干不同派系。
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教派是噶当（意为教诫）派。创始人为1045年迎请阿底峡到乌思藏地区传教、并拜阿底峡为师的仲敦巴。阿底峡去世（1054）后，仲敦巴于1056年（宋嘉祐元年）在热振（今西藏林周县境内）地方修建热振寺，创建噶当派。此派于12世纪末叶，曾与吐蕃王室后裔雅隆觉卧地方势力结合，但是它并未掌握单一地区的行政权力。
15世纪初叶，此派与当时新建立的格鲁派（黄教）合流，遂不复存在。
噶当派建立后不久，1073年（宋熙宁六年），藏地区仲曲河谷（今西藏萨迦县境内）的封建领主款·贡却杰布（1034—1102），在其家乡修建萨迦（意为灰土）寺，创立萨迦派。自款·贡却杰布起，萨迦寺寺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款氏家族自称系吐蕃王朝时期贵族奴隶主款氏之后裔，是为奴隶主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转变成封建领主的又一例证。元代，此派得到朝廷的崇奉和支持，其领袖人物受封为“帝师”，地位显赫，成为鼎盛一时的教派。
在11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以噶举派的支系最为繁多。噶举意为佛语“传承”，以重视师长口传、门徒心领的传授方法而得名。有塔布噶举、香巴噶举两个传承系统：香巴噶举12世纪初叶创始于藏地区香（今西藏南木林县）地方，后来实力衰微，对后期社会影响不大；塔布噶举的创始人塔布拉杰（1079—1153），原属噶当派，后改从米拉日巴（1040—1123）学习噶举派教法，于1121年（宋宣和三年）建岗布寺（今西藏朗县境内），是为塔布噶举最早的寺院。又因米拉日巴受业于11世纪时著名译师玛尔巴，玛尔巴被认为是塔布噶举的祖师。后世称之为噶举派，均指塔布噶举传承系统，玛尔巴遂被认为是噶举派的创始人。
由塔布噶举又分出噶玛、蔡巴、拔戎、帕竹4大支派。4大支派的创立人均为塔布拉杰的弟子：
由都松钦巴（1110—1193）创立的噶玛噶举，是塔布噶举四大支派中最大的一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承的制度，由此派率先采用，时当13世纪初叶。黑帽系和红帽系是此派两个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黑帽系的转世系统一直沿袭至今。此派主寺为1178年（宋淳熙五年）由都松钦巴建立的楚布寺（在今西藏堆龙德庆县境内）。
蔡巴噶举是1175年（宋淳熙二年）由向蔡巴（1123—1194）创立的，主寺蔡寺（在今西藏拉萨市南郊）即建于是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噶氏家族操纵，实力称雄一时，元代曾是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其后实力衰落，不复存在。
拔戎噶举创建于12世纪，创始人达玛旺秋建拔戎寺于拉堆绛（今西藏昂仁县），在当地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局面。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曾受中原王朝（疑是金朝，待考）“帝师”封号。后衰亡不存。
帕竹噶举由帕木竹巴（1110—1170）创立。主寺丹萨替（在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建于1158年（宋绍兴二十八年）。此派建立后不久，即被当地一封建领主朗氏家族操纵了实权，后发展成为乌思藏地区最大的地方封建势力，元代曾是十三万户之一，其领袖人物迭受元、明两代朝廷封赠，实力盛极一时。
15世纪中叶以后，权势渐为下属贵族攘夺，寺院也并入格鲁派，帕竹派遂不复存在。
帕木竹巴有弟子8人，分别建立了8个小支派，较为著名的有止贡、达垅、雅桑、主巴等四派，其中止贡、达垅、雅桑3派元代分别为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各自雄踞一方，实力强大，除雅桑派早在元代即已衰亡不存外，止贡、达垅、主巴等3派至今仍有流传。8小支派中绰浦、修赛、叶巴、玛仓等4派，均已先后消亡。
此外，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后半期，陆续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教派还有宁玛、希解、觉宇、觉囊等派。宁玛，意为旧派，自认为保存了8世纪吐蕃时代佛教的旧传承，主要依靠寻求布施以传教，因而没有形成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但却一直流传至今。其它各派早已先后消亡。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历程中，各教派分别修建了一些寺院。寺院建成后，事实上形成了诸多个宗教文化中心，随着寺院的建成，在寺院附近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集镇，农牧民的商品交换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因此，寺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繁荣封建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出资建寺的一些僧俗不分的封建领主，也都是选在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点，或贸易、交通要冲处建立寺院，否则无以养活为数众多的僧人。
从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之日起，历史上即不断出现各教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同一教派的不同支系间，也不断发生纷争。其实“教派之争”的实质是这些僧俗一体的封建领主之间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争战。直至17世纪中叶格鲁派（黄教）寺院集团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以后，“教派之争”始基本结束。
第二节邻近汉区原吐蕃辖区进入封建社会
自吐蕃王朝崩溃后，“末”起义席卷了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在河西陇右（今甘肃、青海两省东部）直到导江（今岷江）流域以西地区，以原属吐蕃的诸族部为主，包括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分别割据自立，“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互不统属。这些地主势力集团“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这一辽阔地区内的农牧业生产一向发达，由于这里是唐朝和吐蕃长年争战的前线，以及吐蕃王朝的残酷统治，致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末起义的胜利，当地吐蕃等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一些地区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也有所发展。
汉文史籍关于末的记载，止于912年（后梁乾化二年）：是年二月“末首领热逋钵督、崔延没相等并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遣还本部”。此后的末部已与当地各族部融合，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遂不再见之于史。
总之，由于邻近汉区的原吐蕃辖区，历史上受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较早，和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联系更为直接，一些陆续兴起的地方势力，先后向唐、后梁、后唐、后汉、后蜀等王朝朝贡、请封，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
10世纪中叶，宋代兴起，这一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这些地区要比远离汉地的吐蕃本部，更早一步地完成了封建化。
下面，分别叙述几个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一、泾、渭二水上游地区
泾、渭二水发源于今甘肃省东部，二水的上游谷地于11世纪初叶时，有很多吐蕃族部居住。
宋初即存在着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的武力威胁，双方长期处于和战不定的局面。随后，宋朝不断受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1032—1227）的侵扰，西夏又成了宋朝西北方的一个劲敌。西夏辖区从河套到贺兰山，与汉地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相邻，号称“地饶五谷，岁无旱潦”，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加以建国伊始，武力雄强，其势力如向南扩张，泾、渭二水的上游便是首当其冲的前沿地带。
为了防御西夏南侵，自11世纪初叶，宋朝即在泾、渭上游委任吐蕃各族部的大小首领，担任各级官吏，招抚其下属人民屯田。在蕃汉杂居区，推行优待蕃部的政策，拨给闲田，免税耕种。每到春秋季节，宋朝还派军队保护其耕作和收获。吐蕃族部，名为“熟户”的，宋朝称之为“内属”臣民。宋朝还规定，禁止附近汉民购买已经拨给“熟户”蕃民的土地，已购者勒令退还，以保护屯田制度。
宋朝又通过委任的各部首领，招募一部分蕃民组成以使用弓箭为主的地方武装力量，名为“弓箭手”。充当弓箭手者，除原有的耕地外，另外再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规定二年以后缴纳一匹马，以代替租税；同时，宋朝还征调各族部人力，筑堑、浚壕、立栅、修建堡砦，以防西夏的武力侵扰。
宋朝对待泾、渭上游的吐蕃诸族部，凡属蕃人内部的纠纷，依本族习惯法处理；蕃汉民族间发生争端，则按宋朝的法律裁决。同时，宋朝还向蕃人明确其应守法律，逐步加强对本地区的治理。
上述表明，宋朝将泾、渭上游地区的吐蕃诸族部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政策，所规定的封建义务并不苛重，使吐蕃诸族部得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生产。宋朝的管而不严，征而不重的统治，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里的封建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
二、凉州—六谷地区
与泾、渭二水上游相邻的河西走廊，曾被吐蕃王朝长期占据，但是原居的汉人为数众多，对较后到来的吐蕃人民在发展生产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吐蕃王朝崩溃后，唐朝继续在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设置管理军政的官员。从唐末经五代直到宋初，凉州的吐蕃六谷部势力强大，10世纪中叶，六谷部左厢首领折逋嘉施曾向后汉请命，被授以节度使官职。宋朝对六谷部首领的封赐格外优厚，这是由于六谷部是协同宋朝共御西夏南侵的主要力量；还由于凉州历代以产良马著称，宋朝的北路马匹来源，主要由凉州提供的缘故。六谷部首领先后有折逋葛支（宋太祖朝）、折逋阿喻凡、折逋喻龙波（太宗朝）、折逋游龙钵、潘罗支、厮铎督（真宗朝）等人，或入朝，或贡马，与宋朝关系密切。1001年（宋咸平四年），宋朝授潘罗支管理凉州地方的行政大权。后又布施大量财物，作为修建当地佛教寺院之用。宋朝国势积弱，有“弓矢兵器不入外夷”的规定，而对六谷部却破例赐给弓箭和其它武器多种，增强其武备力量，以利于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
1004年（宋景德元年）西夏主李继迁攻下凉州后，潘罗支集六谷部及邻近者龙族反击西夏军，大胜，李继迁中流矢遁死，先是潘罗支屡请助宋合击西夏，或以凉州路远，不能预约出兵日期而持异议，真宗赵恒认为：西夏“每来寇边，及官军出则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御，与官军合势，亦国家之利”。潘罗支奏捷，说明宋朝联六谷部共御西夏，取得了一定成效，六谷部因而也得到宋朝更多的支援。当1006年（景德三年）六谷部人民遭受到瘟疫蔓延的灾难时，宋朝一次就拨给犀牛角、白龙脑、安息香等各种药材76种之多，及时地解除了六谷部人民的病痛危难。六谷部向宋朝贡马，一次即达2000—5000匹，宋朝则是以汉地的彩缯和茶叶作为回赐。
此后二三十年间，六谷部和汉地的贸易发展，商旅往来频繁，直到1028年（宋天圣六年）六谷部被强大的西夏武力攻占之前，六谷部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三、湟水流域—唃厮啰部地区
1032年六谷部被吐蕃攻破后，属民多退往湟水流域，依附于另一支吐蕃地方封建势力厮啰部。
厮啰，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也是地名和地方封建政权名。吐蕃语，意为佛子。作为人名的厮啰（997—1065），本名欺南陵温篯逋，吐蕃赞普达玛——欧松一系的后裔，生于磨榆（或译玛域，今西藏阿里地区与印辖克什米尔接壤的地带）国。
12岁（1008年）时由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来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
当时，河湟地区吐蕃族部的首领李立遵（据宗哥，即今青海省平安县）和温逋奇（一作温逋哥，据邈川，即今青海省乐都县），得知厮啰系吐蕃赞普之后，可借以号召部众，遂迎厮啰至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境）。不久，李立遵又将厮啰迁至宗哥，挟厮啰以号令附近各族部，自封为厮啰的“论逋”（相），较前更具实力。
李立遵，一作李遵，又称郢成蔺逋叱，原为僧人，故称“蔺逋叱”（今译仁波且，蕃语对僧人的尊称），后还俗，割据一方。自得厮啰后实力大振，又图谋自立为“赞普”，请求宋朝册封。宋朝不许，认为“赞普，可汗号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处厮啰邪？且复有求，渐不可制”，只授给李立遵保顺军节度使的官职。厮啰虽处“赞普”位，既未请封，也未受封，实则大权旁落，而受制于人。
李立遵向宋请封赞普未遂，心怀怨恨，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与宋军战于三都谷（今甘肃省甘谷县境），宋将曹玮以逸待劳，“迫奔三十里，斩首千余级”，李立遵战败，退返湟水流域。
三都谷战后，厮啰与李立遵失和。约于1023年（宋天圣元年），厮啰迁邈川依温逋奇，与宋通好。1032年（宋明道元年），宋授厮啰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职，授温逋奇归化将军职。旋温逋奇又阴谋取代厮啰，发动政变，事败被杀，厮啰迁青唐（今青海省西宁市），结束了受制于地方豪酋的无权地位，建立起当时统辖洮惶流域数十万属民的以吐蕃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即厮啰王朝。
厮啰建政初期即面临西夏的武力威胁。西夏自元昊执政（1031）后，以凉州为据点，积极准备向河湟地区进攻。1035年（宋景祐二年），元昊攻破厮啰部猫牛城（一作牦牛城，今青海省大通县境），进而又攻青唐等地。厮啰率吐蕃诸族部反击入犯的西夏军，“数以奇计破元昊”，将元昊逐出河湟地区。从此，厮啰政权得以日益巩固。
1038年（宋宝元元年），宋朝授厮啰保顺军节度使职。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厮啰政权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与宋朝一直保持臣属关系，并听从宋朝的调遣，派兵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西夏军作战。厮啰卒（1065）后，三子不和，董毡据青唐，瞎毡据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磨毡角据宗哥。至12世纪初叶，三部先后降宋，子孙内徒，受赐赵姓。
自厮啰迁青唐后，兴修宫殿，设置官府，广建佛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厮啰的辖区内草原广阔，河谷地带土地肥沃，农牧业生产都比较发达。在与境外的交流，厮啰不断以农牧产品与内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其中马茶交易是主要的内容，也是大规模“茶马互市”的前导。另外，厮啰部还从内地运进铁器、铜器和纸张等物品。自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后，西域各地商旅去中原地区，多绕道经过厮啰境，一时之间，青唐成为沟通中亚交通的要地，厮啰部的商税收入大增，而且往来商贾携带的商品，部分地在厮啰就地进行交换，从而给厮啰市场带来空前的繁荣。
厮啰政权有鞭笞、杻械等刑罚，但尚无成文法，诉讼从习惯法和神法。由于厮啰本人大力兴佛，佛教僧人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调解争端、通好联络方面，僧人起着一定的作用。厮啰部通用吐蕃文字，以十二地支纪年，保持着吐蕃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熙州（临洮）、河州（临夏）地区
厮啰部的分裂衰落，使西夏势力得以南进，原来宋朝联合厮啰部共同防御西夏的战略破灭，因而迫使洮河流域的熙州、河州地区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
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为相，颁行新法。屯兵营田的制度也在熙河地区开展，而且较此前在泾渭上游的屯田规模更大，制度也日趋完备。当时熙河地区的居民仍以吐蕃诸族部为主，如何使蕃民纳入屯兵营田制度，以加强当地的防卫力量，是宋朝十分重视和关切的问题。此时，王安石极力向朝廷举荐王韶经营熙河地区。王韶是当时有识之士，曾诣阙上书，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之忧”的战略远见，很得神宗赵顼的赞赏。1072年（宋熙宁五年），宋朝派王韶招抚沿边诸蕃部。数年间王韶在熙河地区开拓土地1200里，招抚蕃族30余万。
1074年（熙宁七年），王韶又在当地招募蕃兵弓箭手，使之分驻各砦，每砦又分三五个指挥，每指挥下辖弓箭手250人，每人给地1顷，蕃官2顷，大蕃官3顷。另募汉族弓箭手为队长，逐步使蕃兵与汉兵在体制上趋于一致，加强了当地的防御力量。但是，不少蕃民在分得田地后不善经营管理，为鼓励蕃民通过垦殖发展生产，并防止他们向私人借贷，以致无力清偿，失去土地，宋朝特别放给屯垦蕃民年息十分之一的“官钱”贷款，名为“蕃汉、青苗、助役法”。同时，宋朝在熙河地区还招募了一部分蕃民，利用荒辟耕地免租牧马，推行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政策。对一些不愿从事农耕而乐于经商的蕃民，宋朝也准许他们以土地向汉民换取商品，使蕃汉两民族互通有无，各得其利。
原来熙河一带，因唐蕃间战乱频仍，农田大部分荒废无收，历经五代、宋初，当地粮食都是由内地辗转运来的。宋朝的屯兵营田政策在熙河地区收到了成效，仅经过二三十年，至12世纪初叶时，熙河二州的粮食已达到自给有余的水平。
随着熙河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附近吐蕃族部与内地的联系也日益增多。经营熙河地区的宋将王韶，鉴于蕃汉两民族间马茶交易的重要作用，针对熙河地区缺乏茶叶，又以茶与蕃民易马，曾奏请朝廷运送蜀茶来熙河。宋代，北路马源枯竭，急待开发西路马源。王韶的建议得到采纳，宋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关，又在熙、河二州和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设立马市，经营以雅州、名山（四川省今县）等地的茶叶换取蕃马事宜。仅熙河地区在11世纪90年代，每年输往内地的蕃马即达2万匹之多。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并非始自宋代，长期以来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吐蕃各族部，即有以羊、马或其它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传统。宋朝发展了这一传统的交换关系，将蕃、汉两民族间零星的马茶交易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项大规模而有组织的贸易活动。茶马互市既反映了汉族与吐蕃族经济联系的日益增强，也表明了两民族人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援的亲密关系，具有极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