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北京
唐晓峰
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其辉煌的殿宇、秀丽的园林，以及幽静的四合院，使人留连忘返。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挥中枢，全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从古老的城邑，到今天的首都，北京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巨变。
北京城坐落于三面环山、面积不大的平原上。这块平原通称“北京小平原”。小平原的北部和东北部，属于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部是太行山的北段，称西山。北京小平原的地势向东南微微倾斜延展，最后没入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从北部、西部的山地中，一系列大小河川奔流而出，顺着向东南倾斜的地势，汇入海河，流进渤海。其中较大的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这里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天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年平均降雨量六百四十毫米，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于夏季。今天北京郊区的平原上，一片良畴沃野，但在远古时期，却布满湖沼。这些湖沼是在数千年人类开发的影响下，逐渐消失的。北京城本身，也正是在这些开发活动的基础上，诞生成长起来的。
远在约六十九万年前，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地区，已经有猿人在那里生活，他们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原始人类化石，以及他们使用过的工具、火种遗迹和古生物遗骸。“北京人”处在原始社会初期，过着群居的生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抚育后代，他们凭藉由木棒和石头制造的最简单的工具，从事狩猎、采集，与自然界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
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到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时候，北京地区也象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了。北京西部和北部的浅山谷地，以及山麓地带，尤其是河流的冲积扇部分，是较早得到农业开发的区域。今天，在这些地方，最易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根据考古学的器型学研究，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中原的仰韶、龙山文化的特征，也有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的特征。这说明，在遥远的古代，北京地区便与中原和东北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大多结束了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迁移不定的生活，而过渡到以农牧为主的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导致了固定居民点——原始聚落的形成。北京昌平县雪山村，有一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此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说明这里曾是人们长时期生活的地方。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会积聚起较多的人口，并促进稳定的、持续性的地区开发。在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人们砍伐林木、芟除草莱、播种谷物、开辟田园，开始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
当三千多年前，以青铜器为重要特征的商朝文化在华北平原的中部灿烂发展时，北京地区由于位置偏远，社会发展的水平并不高。这里的居民是一些不同于商人的其他部落。虽然他们在文化面貌上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在政治关系上，并不受商朝的直接统辖。
公元前十一世纪初期，兴起于黄河中游高原地区的周人，取代了商人的地位，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王朝。周朝采用分封诸侯的办法，将自己的直接统治区迅速扩大。北京地区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封国的形式，加入了周朝的政治体系。
最初，北京这块地方分属于两个封国。北部的大部地区属于蓟国，西南一角属于燕国。燕国是召公的封地，蓟国据说是黄帝后裔的封地。在西周的各个封国中，都有一座都城，作为封国的统治中心。燕国的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县境。今房山县琉璃河古城即其遗址。蓟国的都城即蓟城，位于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大致在广安门附近。燕蓟两国并没有共处多久，后来燕国吞并了蓟国，并把自己的国都迁到蓟城。这样，燕国便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诸侯国，而蓟城则一跃成为古代北京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
古老的蓟城是最早的北京城的前身，它的诞生和成长，掀开了北京城历史长卷的初章。
那么，为什么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为什么这座城市历久不衰，不断壮大？这一位置有什么优越性呢？
从小区位置来看，蓟城恰好位于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上，有良好的排水条件。另外，它又靠近冲积扇上一条潜水溢出带的东侧，这里既有丰富的地下水，也有充沛的地表水，满足了蓟城早期发展的需要。
从大的区域范围来看，蓟城正处在我国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上。三千年前，在蓟城开始兴起的时候，华北平原上还是湖泊密布，道路阻隔。自中原北上的道路，只有在大平原的西侧和太行山的东麓地带形成。这条南北通道要跨越一系列东西流向的河流。永定河位于大平原北端，是大道北行最后的一个渡口。越过这个渡口，便进入北京小平原。大道在这里分为三条：一条向西北，穿过今南口峡谷而直上蒙古高原；另一条向东北，出今古北口，经过一片低缓的丘陵山地，进入东北大平原；第三条向正东，沿燕山南麓前进，经滨海走廊而达辽河下游平原。这一道路形势，在我国北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正是以这几条大道为骨干的交通体系，而将中原、东北和蒙古高原这三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蓟城在这几条大道的交汇点上形成，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地位。这一点，乃是蓟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蓟城到北京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燕国以北京小平原为中心，不断壮大力量，扩充领土。从春秋到战国，燕国已成为七雄之一。其都城蓟也成为“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到公元前226年，秦国大将王翦攻拔蓟城，之后不久，燕国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原来燕国的领土被分为六郡，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设在蓟城。蓟城位于秦朝版图的东北部，是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门户，从都城咸阳修筑的驰道，向东北可直抵蓟城……
从秦朝开始，蓟城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汉族中央王朝和东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族统治者古代北京小平原的交通路线示意图势力强大时，必定要以蓟城作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中原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弱，东北的少数民族乘机南下的时候，蓟城则往往成为他们进入中原的门户和跳板。而在和平安定的历史时期，蓟城便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贸易中心，在促进汉族与北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上，发挥纽带的作用。
西汉初期的蓟城，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绘的，它算得是渤海、碣石间的一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又和胡人接壤……这里富有鱼、盐、枣、栗的出产，北边邻近乌桓和夫余，向东又足以交流秽貉、朝鲜和真番的物资。处于这样一个贸易都会的地位，蓟城本身也一定会有迅速的发展。建国以来，在北京宣武门到西便门一带，曾出土大批战国秦汉时代的井圈，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密，足以说明当时城市人口的繁盛。两汉时期，北京小平原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东汉有位叫张堪的渔阳（今北京怀柔、密云一带）太守，曾发民垦辟水田八百顷，引种水稻。汉朝廷还在渔阳设立铁官，掌管这一带的铁器生产。
在三国时代，为了解决农田用水，在蓟城近郊兴修了一座较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即戾陵遏与车箱渠。戾陵遏是一座拦水坝建造在水（今石景山南麓的永定河）上。车箱渠是一条引水渠它把戾陵遏分出的河水引入高梁河的上游，在高梁河两岸再开支渠。这样，便使两千顷土地得到了灌溉。戾陵遏与车箱渠的修建开创了北京地区大兴水利的先声。
隋唐时代的蓟城，不是以经济文化，而是以其显赫的军事地位闻名于世。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全国平定统一之后，都曾利用蓟城（隋朝称涿郡，唐朝称幽州）作为基地，向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隋炀帝时，涿郡是兵马粮饷的集结之地。史书记载：“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向涿郡运送粮饷的船只“相次千余里”。唐太宗也曾亲自统率主力大军，在幽州城誓师。作为百万大军的集结地和天子誓师的大本营，一方面使幽州城为海内瞩目，地位提高，另一方面却破坏了这里经济的正常发展，增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负担。唐太宗退兵时，曾在幽州城东南隅修建了一座悼念阵亡将士的庙宇，命名为悯忠寺。其后，大庙经过多次重修，改名法源寺，至今仍为北京市区重要的寺庙之一。
唐朝中期，中原王朝政局混乱，势力衰弱。而这时，北方的一些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因此，唐朝在沿边一带，设八个节度使，代表皇权，率兵驻守。幽州城便为其中之一，号称范阳节度使。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辽宁朝阳）、河东（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幽州，发动了有名的“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唐王朝便一蹶不振了。
唐代曾建立起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地处中原、东北、蒙古高原三大地区交通枢纽地位的蓟城，自然成为北方各民族彼此交流、相互融合的大熔炉。例如，唐高祖初年有人千余户迁入幽州城；唐太宗时有一部分突厥人移入幽州地区。另外，还有奚、室韦和契丹人到幽州一带居住。这些事实说明，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地方，正是他们创造着古代北京的历史。
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间，蓟城（幽州）城市自身也不断发展。自公元十世纪始，中国北方的历史，由于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大举南下，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蓟城也在这新的历史洪流中，一步步过渡、飞跃为全国的首都。这一巨变的，是辽南京的设立。
唐朝以后，中原又陷入分裂的局面，而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却逐渐强盛起来，于公元916年，正式建立契丹政权。随后向南发展，吞并了华北地区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辽，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称为南京。其目的是要以此作为经营华北并继续南进的据点。
辽南京是辽代五京中最大的一个。它基本上沿用了唐代的幽州城址，只是重修了城墙和在西南隅建造了一个不大的宫城。”据记载，南京城“方圆三十六里，高三丈，宽一丈五尺”，有八座城门。宫城内有元和、昭庆、嘉宁等宫殿，还有果园、湖泊以及供帝王游幸的球场。南京城内分三十六坊，街道房舍井然有序。城市人口达三十万，除汉、契丹以外，还有奚、渤海、女真和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
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南京城内外兴建了不少规模宏丽、造型精巧的寺庙殿塔。今北京广安门附近有座天宁寺，创建于北魏，后代屡次重修，寺名亦多次变化。现在的殿庑与名称是明清时期的。不过，寺中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砖塔，却是在辽代旧塔的基础上修造的，是北京地区现存较古老的佛塔。
南京城区的北部为商业贸易中心，海陆百货，云集于此。市场上通行北宋钱币，说明南京城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
不过，对于北宋王朝来说，在北方的辽政权是威胁中原的主要敌手。因此，北宋统治者不止一次地派遣大军，北上攻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宋军屡遭失败。就在辽南京城的郊外，曾发生过有名的高梁河之战，结果宋军全军溃败。在一系列的军事失败之后，1005年，北宋与辽订立了“澶渊之盟”，两方从此暂息干戈，形成了较长时期的南北对峙局面。
公元十二世纪，女真民族崛起于辽国后方，1115年建立金国。1122年，金联合北宋，对辽国进行南北夹击。1123年，金军突破居庸关、得胜口，攻陷辽南京。经过反复交涉，金军才把残破不堪的南京城交还给北宋。北宋将其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的燕山府只存在了两年多。1125年，金人灭辽，随即分兵两路，向北宋大举进攻。燕山府北宋守军不战而降，城市又归于金。
金军夺取燕山府之后，南下攻陷开封，灭亡北宋，将南宋的势力逼限在淮河以南。这样，整个华北地区并入了金国版图。金人因此决定将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迁到燕山府。
1151年，金朝开始规划设计，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1153年，金主完颜亮正式迁都，并改称中都。金中都的确立，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北京城从此真正开始了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
金中都的规划设计，参考了北宋京城开封的规制。在东、西、南三面，比旧南京城向外大大扩展。城市有三重城墙，最外面的一i4道周长十八点七公里，略呈方形，每边各有三个城门。今北京市区西南部有一处地名叫会城门，正是中都北城墙上一座城门的名称。
中都城中部的前方为长方形的皇城，故址大体在今广安门以南。皇城内有华丽的宫城和优美的苑囿。宫城规模很大，“周九里三十步”。宫城南门外，有一条南北御道，相当于全城的中轴线。御道北端为“丁”字型的宫廷广场。御道两侧对称安排了一系列规模恢弘的建筑物，例如文楼、武楼、来宁馆、会同馆以及左右千步廊等。这种布局，使得宫城前面的宫廷广场气势宏伟，烘托出宫城的庄严气氛。中都的宫殿，雕梁画栋，金钉朱户，琉璃瓦顶，十分豪华。皇城西部有一处园林区，叫同乐园。城西湖水（今莲花池）引入园中，园内景色很幽雅。
在金碧辉煌的皇宫殿宇之外，是简陋的城市市民居住区。中都居民总计达二十二万五千余户，分住在若干坊内，人口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有汉、女真、蒙古、契丹、奚、渤海、回鹘等。中都城北部；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那里有官吏值守，负责管理市场，征收赋税。
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要同各地密切联系，例如颁发政令，调运物资等。在古老的卢沟河（今永定河）渡口上，“两岸多旅舍，以其密迩京师，驿通四海，行人使客往来络绎。”不过，当时的卢沟河，水色黑浊，其急如箭，旧有的浮桥保证不了交通的畅达。因此金于1189年建造了有名的卢沟桥。卢沟桥为石砌连续圆拱桥，十一孔，长二百一十二米，桥面宽八米，两侧石栏望柱二百八十一个，上刻石狮共四百八十五只。这座建筑杰作，经历了近八百年洪涛恶浪的冲击，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永定河上。
在中都城的郊区，为解决漕渠用水，金朝曾对北京小平原上的天然水系，进行了人工调整。例如沿故车箱渠引永定河水，东接潮自河，后又引瓮山泊（今昆明湖）水，下接高梁河。不过，这些措施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漕渠水源问题。北京小平原上天然水源的充分利用，是在另一座更大规模的新城，即元大都的兴建之后。
十三世纪，在金朝北方壮大起来的蒙古人，突破南口天险，于1215年攻占金中都，1234年灭掉金朝。蒙古人攻占中都后，对该城并未加以利用。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城市逐渐破败。二十年后，有人来到城内，目睹金代宫阙，“瓦砾填塞，荆棘成林”。1260年，忽必烈决定在这里建都。于是，一座新的赫赫有名的城市——大都城诞生了。
当时，忽必烈接受了具有丰富学识的汉族学者刘秉忠的建议，决定放弃中都旧城，另在其东北郊外选择新址，建设新城。这样，金中都便成为在古老蓟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座城，而大都则成为老城东北面新址上的第一座城。城址的这一改变，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说，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市基本上是在莲花池水系上逐步发展的。这条水系水量较少，在城市规模不大的时候，尚可满足城市用水的需要。当城市壮大起来，莲花池水系的水量便不够用了。这一危机在金中都时期已经出现。当时，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显然对此有所考虑。新城址选择了高梁河水系。这个水系本身已比莲花池水系大得多，加上后来又远导昌平白浮泉水，沿途汇集西山大小流泉，与瓮山泊、高梁河相接，这样便为大都这座更大规模的城市，提供了较充沛的水源。
大都城的建设，是以忽必烈当年驻跸的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及其周围的湖泊为设计中心。城市平面近似于《周礼·考工记》中提出的帝王都城的理想设计方案，这就是城为方形，四面各开三门，城内有纵横各九条街道，朝廷在城南，市场在城北，朝廷左右是太庙、社稷坛。元大都城虽不是正方形，北面城墙也仅有两个城门，但总的说来，是符合《考工记》中的原则的。这种设计原则的用意，在于体现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
大都城周长二十八点六公里。城内宫殿分为三组，环绕在太液池（今北海、中海）的周围。湖泊东岸，为皇帝使用的“大内”，即明清紫禁城（今故宫）的前身。西岸北部是兴圣宫，南部是隆福宫分别为太后和太子所居。在三组宫殿的四面，环绕一道高墙，当时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即后来所说的皇城。大都宫殿富丽堂皇的程度，是辽南京和金中都无法比拟的。太液池、万寿山（金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及小岛瀛洲（今团城），是宫殿区的风景中心。顶有广寒殿，岛上有仪天殿，山石玲珑，松柏隆郁，景致优美，秀若天成。
萧城以外是居民区。全城分五十坊，各有坊名，布局齐整。天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到朝阳门内大街之间的一些胡同，保存着元大都时的格局。大都城有三处主要市场，一处在积水北岸的斜街。积水潭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水运便利，商业荟萃。另外两处分别在今东四、西四附近。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粮、茶、盐、酒、绸缎、珠宝、百货齐集。据到过大都的马可·波罗记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世界莫能与比”。
1368年9月，明军进占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及部分蒙古大臣仓惶北逃，元朝灭亡了。
明军攻下大都后，将大都城改名北平。为了防范蒙古军队的卷土重来，明朝放弃了原大都城空旷的北部城区，而在旧北城墙以南一线，另筑了一道新城墙。新城墙跨过积水潭最狭窄处，西端向南倾斜，墙上设置安定、德胜两座城门。这样形成了明代北京城的北界。
朱元璋封其第四子朱棣于北平，称燕王。朱元璋死后，燕王从惠帝手中夺取帝位，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为了有效地抗击蒙古人的南袭，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决意将首都从南京迁至辽、金、元、明初、明中叶以前和明中叶以后北京城址变迁示意图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随即开始了重新营造北京城的艰巨工程。北京城的营建，历时十五年之久，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
明朝前期的北京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两城墙的位置，依元大都之旧。北城墙的位置如前所述。南城墙位于原大都南城墙以南一公里处。到了明朝中期，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原计划增筑一周环绕北京的新城墙，但因为财力不济，结果只修了南郊一面的外罗城。至此，北京形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
北京城内的紫禁城与皇城，是帝都建设的当然重点。紫禁城，即宫城，是在元朝大内旧址上重建的。它位于全城的中心，周围环以条石砌岸的护城河。六座雄伟的大殿，自南而北，巍然排列在宫城的中央。它们是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朝改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六座象征最高统治权力的宫殿，恰好位于整个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这一精心的安排，目的在于突出封建帝王的惟我独尊。宫城之南，出承天门（清改名天安门），为“丁”字形宫廷广场。广场东西两侧的宫墙之外，分列着中央政府的衙署，包括吏、户、礼、兵各部，以及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宫城以北，出玄武门（清改名神武门），有座人工堆筑的土山，名万岁山（清改名景山）。万岁山中峰亦耸立于全城的中轴线上。这一立体设计，更加显示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为了保卫王宫的安全，在宫城外面筑有皇城。皇城有四门，即承天门（清改名天安门）、北安门（清改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在皇城内，宫城的西面是一组皇家御园，当时叫西苑。西苑是在元代太液池的旧址上发展而成的，只是南部新挖出一个湖泊，即南海。自万岁山向北，出皇城北安门，便到了钟鼓楼。钟鼓楼是北城的两座高大建筑，为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止钟鼓楼，全长近八公里。
作为都城，北京的经济有显著的发展。明朝初年，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来到北京，参加宫室的营建。后来，许多人留下来，从而把各地的传统手工业技术带到这里，推动了北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北京的工艺品自明朝起便十分有名，象景泰蓝、漆器、宫扇、瓷缸等，都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精品。北京的商业也非常繁荣，当时的正阳门内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一带，都是繁华的市场。正阳门外廊房头条的商贾，富冠全城，势力颇大。另外，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白云观等寺观中，还定期举行庙会，也成为物资交流中心。北京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南北各地的商货，从陆路、水路源源进京。大运河是北京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联系的交通命脉，在靠近京城的一段，形成了河西务、张家湾、通州等繁忙的水陆码头，官船客舫络绎不绝，官员商旅熙熙攘攘。不过，在旧社会，繁荣的经济是劳动人民所创造，却并不为他们所占有。北京城内，与富丽堂皇的宫殿相对照的，是大量拥挤简陋的贫民居住区，那里“往往床案相依，疱厕相接”，是京城的另一个世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由广宁门（清改名广安门）攻入北京，进而由西安门进占皇城。明朝灭亡，而清军随即入关，建立了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的统治者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基本上没有变动。不过，终清一代，统治者却将巨大的财力、难以计算的劳力，投入到北京西郊大面积园林风景区的开发上。北京西北郊地处永定河洪积扇下缘，有丰富的泉水溢出，潴为片片湖泊，为修建园林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西郊园林建设始于明代，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当时较大的园林有畅春园（今北京大学西）、圆明园、静明园（今玉泉山）、静宜园（今香山）和颐和园。在今海淀迤北的东西十公里内，山环水抱之间，皇家园林连绵不绝，盛况空前。
清朝的北京城，经济文化都有进一步发展。京城无疑是当时最大的消费城市，商业买卖极为兴旺。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商店环立、市招繁多；崇文、宣武两门以外也都是商业兴隆的地区。在市场上，不但有全国各地的货物，还有来自国外的商品，例如俄国的皮毛、西洋的珐琅、朝鲜的毛蓝布等。一些行商在北京纷纷建立会馆。这些会馆主要分布在前三门外。清代的北京，除了朝廷设立的文化机构，例如国子监、贡院、文渊阁、文源阁以外，民间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厂文化街。这里以经营古旧书籍、文物字画而闻名，前来访画、造章裱字的官吏、学者、读书人络绎不绝。
北京在清代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它日益成为全国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不仅表现在城市居民的民族成分繁多上，更表现在一些有特殊政治意义、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的修建上。例如雍和宫、西黄寺，以及牛街清真寺等。
近代的北京城，既是封建王朝的巢穴，也是列强在中国施行殖民政策的大本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天津条约”，各帝国主义开始在北京东交民巷建使馆。这些使馆成了洋人侵略行径的庇护所。1900年，八国联军闯入北京，他们屠杀平民百姓，焚烧圆明园等宫殿园林，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根据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为“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的使馆区。北京城的这一块地方，成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的“国中之国”。在北京城的其他地方，外国教堂、医院、“慈善”机关也相继建立。这样，这古老的城市，象它的国家一样，逐渐涂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
北京是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当祖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备受屈辱的时候，是北京城最先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炬，这就是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的革命火焰迅速燃遍全国，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此以后的几十年中，北京的革命运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许多革命的领袖、不屈的战士，例如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在这里领导或参加了一次次震动中外的伟大斗争。“三·一八”、“一二·九”、七七事变等，是北京人民革命的历史，也是全国人民斗争的历程。这一历程的结果，是人民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新中国诞生了。
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北京开始了新生。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座古老城市的建设。三十多年来，北京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在，这里有崭新的展览馆、博物馆，有设备现代化的广播大厦、电视台、邮电大楼，有通住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火车站和大型国际机场，有庄严雄伟的政府大厦，有美观适用的民用住宅，有安静幽雅的大学区，有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还有众多的电影院、剧场、公园、宾馆、运动场等公共设施。这一切，反映了祖国欣欣向荣的发展，也说明了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紫禁城，这座封建帝王盘踞了数百年之久的阴森堡垒，这座昔日北京城内最为华贵又最为神秘的城中之城，向人民敞开了它的大门。天安门广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人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建国以后，对它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展和建设。其周围雄伟的大型建筑物，衬托出它的开阔、壮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豪迈气概。庄严的天安门，已成为首都北京的象征。它的形象，鼓舞着千千万万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预示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振兴。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历程中，北京将贡献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力量。同时，将以自身的飞跃发展和辉煌成就，谱写这座名城历史的新篇章。
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其辉煌的殿宇、秀丽的园林，以及幽静的四合院，使人留连忘返。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挥中枢，全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从古老的城邑，到今天的首都，北京城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巨变。
北京城坐落于三面环山、面积不大的平原上。这块平原通称“北京小平原”。小平原的北部和东北部，属于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部是太行山的北段，称西山。北京小平原的地势向东南微微倾斜延展，最后没入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从北部、西部的山地中，一系列大小河川奔流而出，顺着向东南倾斜的地势，汇入海河，流进渤海。其中较大的河流有永定河、潮白河。这里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天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年平均降雨量六百四十毫米，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于夏季。今天北京郊区的平原上，一片良畴沃野，但在远古时期，却布满湖沼。这些湖沼是在数千年人类开发的影响下，逐渐消失的。北京城本身，也正是在这些开发活动的基础上，诞生成长起来的。
远在约六十九万年前，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地区，已经有猿人在那里生活，他们就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埋藏丰富的原始人类化石，以及他们使用过的工具、火种遗迹和古生物遗骸。“北京人”处在原始社会初期，过着群居的生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抚育后代，他们凭藉由木棒和石头制造的最简单的工具，从事狩猎、采集，与自然界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
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到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时候，北京地区也象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了。北京西部和北部的浅山谷地，以及山麓地带，尤其是河流的冲积扇部分，是较早得到农业开发的区域。今天，在这些地方，最易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根据考古学的器型学研究，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中原的仰韶、龙山文化的特征，也有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的特征。这说明，在遥远的古代，北京地区便与中原和东北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大多结束了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迁移不定的生活，而过渡到以农牧为主的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导致了固定居民点——原始聚落的形成。北京昌平县雪山村，有一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此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说明这里曾是人们长时期生活的地方。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会积聚起较多的人口，并促进稳定的、持续性的地区开发。在新石器时代，北京地区的人们砍伐林木、芟除草莱、播种谷物、开辟田园，开始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
当三千多年前，以青铜器为重要特征的商朝文化在华北平原的中部灿烂发展时，北京地区由于位置偏远，社会发展的水平并不高。这里的居民是一些不同于商人的其他部落。虽然他们在文化面貌上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在政治关系上，并不受商朝的直接统辖。
公元前十一世纪初期，兴起于黄河中游高原地区的周人，取代了商人的地位，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王朝。周朝采用分封诸侯的办法，将自己的直接统治区迅速扩大。北京地区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封国的形式，加入了周朝的政治体系。
最初，北京这块地方分属于两个封国。北部的大部地区属于蓟国，西南一角属于燕国。燕国是召公的封地，蓟国据说是黄帝后裔的封地。在西周的各个封国中，都有一座都城，作为封国的统治中心。燕国的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县境。今房山县琉璃河古城即其遗址。蓟国的都城即蓟城，位于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大致在广安门附近。燕蓟两国并没有共处多久，后来燕国吞并了蓟国，并把自己的国都迁到蓟城。这样，燕国便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诸侯国，而蓟城则一跃成为古代北京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
古老的蓟城是最早的北京城的前身，它的诞生和成长，掀开了北京城历史长卷的初章。
那么，为什么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为什么这座城市历久不衰，不断壮大？这一位置有什么优越性呢？
从小区位置来看，蓟城恰好位于古代永定河冲积扇的脊背上，有良好的排水条件。另外，它又靠近冲积扇上一条潜水溢出带的东侧，这里既有丰富的地下水，也有充沛的地表水，满足了蓟城早期发展的需要。
从大的区域范围来看，蓟城正处在我国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位置上。三千年前，在蓟城开始兴起的时候，华北平原上还是湖泊密布，道路阻隔。自中原北上的道路，只有在大平原的西侧和太行山的东麓地带形成。这条南北通道要跨越一系列东西流向的河流。永定河位于大平原北端，是大道北行最后的一个渡口。越过这个渡口，便进入北京小平原。大道在这里分为三条：一条向西北，穿过今南口峡谷而直上蒙古高原；另一条向东北，出今古北口，经过一片低缓的丘陵山地，进入东北大平原；第三条向正东，沿燕山南麓前进，经滨海走廊而达辽河下游平原。这一道路形势，在我国北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正是以这几条大道为骨干的交通体系，而将中原、东北和蒙古高原这三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蓟城在这几条大道的交汇点上形成，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地位。这一点，乃是蓟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蓟城到北京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燕国以北京小平原为中心，不断壮大力量，扩充领土。从春秋到战国，燕国已成为七雄之一。其都城蓟也成为“富冠天下”的名城之一。到公元前226年，秦国大将王翦攻拔蓟城，之后不久，燕国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后，原来燕国的领土被分为六郡，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设在蓟城。蓟城位于秦朝版图的东北部，是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门户，从都城咸阳修筑的驰道，向东北可直抵蓟城……
从秦朝开始，蓟城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汉族中央王朝和东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族统治者古代北京小平原的交通路线示意图势力强大时，必定要以蓟城作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中原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弱，东北的少数民族乘机南下的时候，蓟城则往往成为他们进入中原的门户和跳板。而在和平安定的历史时期，蓟城便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贸易中心，在促进汉族与北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上，发挥纽带的作用。
西汉初期的蓟城，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绘的，它算得是渤海、碣石间的一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又和胡人接壤……这里富有鱼、盐、枣、栗的出产，北边邻近乌桓和夫余，向东又足以交流秽貉、朝鲜和真番的物资。处于这样一个贸易都会的地位，蓟城本身也一定会有迅速的发展。建国以来，在北京宣武门到西便门一带，曾出土大批战国秦汉时代的井圈，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密，足以说明当时城市人口的繁盛。两汉时期，北京小平原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东汉有位叫张堪的渔阳（今北京怀柔、密云一带）太守，曾发民垦辟水田八百顷，引种水稻。汉朝廷还在渔阳设立铁官，掌管这一带的铁器生产。
在三国时代，为了解决农田用水，在蓟城近郊兴修了一座较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即戾陵遏与车箱渠。戾陵遏是一座拦水坝建造在水（今石景山南麓的永定河）上。车箱渠是一条引水渠它把戾陵遏分出的河水引入高梁河的上游，在高梁河两岸再开支渠。这样，便使两千顷土地得到了灌溉。戾陵遏与车箱渠的修建开创了北京地区大兴水利的先声。
隋唐时代的蓟城，不是以经济文化，而是以其显赫的军事地位闻名于世。隋炀帝和唐太宗在全国平定统一之后，都曾利用蓟城（隋朝称涿郡，唐朝称幽州）作为基地，向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隋炀帝时，涿郡是兵马粮饷的集结之地。史书记载：“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向涿郡运送粮饷的船只“相次千余里”。唐太宗也曾亲自统率主力大军，在幽州城誓师。作为百万大军的集结地和天子誓师的大本营，一方面使幽州城为海内瞩目，地位提高，另一方面却破坏了这里经济的正常发展，增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负担。唐太宗退兵时，曾在幽州城东南隅修建了一座悼念阵亡将士的庙宇，命名为悯忠寺。其后，大庙经过多次重修，改名法源寺，至今仍为北京市区重要的寺庙之一。
唐朝中期，中原王朝政局混乱，势力衰弱。而这时，北方的一些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因此，唐朝在沿边一带，设八个节度使，代表皇权，率兵驻守。幽州城便为其中之一，号称范阳节度使。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辽宁朝阳）、河东（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幽州，发动了有名的“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唐王朝便一蹶不振了。
唐代曾建立起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地处中原、东北、蒙古高原三大地区交通枢纽地位的蓟城，自然成为北方各民族彼此交流、相互融合的大熔炉。例如，唐高祖初年有人千余户迁入幽州城；唐太宗时有一部分突厥人移入幽州地区。另外，还有奚、室韦和契丹人到幽州一带居住。这些事实说明，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地方，正是他们创造着古代北京的历史。
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间，蓟城（幽州）城市自身也不断发展。自公元十世纪始，中国北方的历史，由于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大举南下，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蓟城也在这新的历史洪流中，一步步过渡、飞跃为全国的首都。这一巨变的，是辽南京的设立。
唐朝以后，中原又陷入分裂的局面，而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却逐渐强盛起来，于公元916年，正式建立契丹政权。随后向南发展，吞并了华北地区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改国号为辽，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称为南京。其目的是要以此作为经营华北并继续南进的据点。
辽南京是辽代五京中最大的一个。它基本上沿用了唐代的幽州城址，只是重修了城墙和在西南隅建造了一个不大的宫城。”据记载，南京城“方圆三十六里，高三丈，宽一丈五尺”，有八座城门。宫城内有元和、昭庆、嘉宁等宫殿，还有果园、湖泊以及供帝王游幸的球场。南京城内分三十六坊，街道房舍井然有序。城市人口达三十万，除汉、契丹以外，还有奚、渤海、女真和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
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南京城内外兴建了不少规模宏丽、造型精巧的寺庙殿塔。今北京广安门附近有座天宁寺，创建于北魏，后代屡次重修，寺名亦多次变化。现在的殿庑与名称是明清时期的。不过，寺中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的砖塔，却是在辽代旧塔的基础上修造的，是北京地区现存较古老的佛塔。
南京城区的北部为商业贸易中心，海陆百货，云集于此。市场上通行北宋钱币，说明南京城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
不过，对于北宋王朝来说，在北方的辽政权是威胁中原的主要敌手。因此，北宋统治者不止一次地派遣大军，北上攻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宋军屡遭失败。就在辽南京城的郊外，曾发生过有名的高梁河之战，结果宋军全军溃败。在一系列的军事失败之后，1005年，北宋与辽订立了“澶渊之盟”，两方从此暂息干戈，形成了较长时期的南北对峙局面。
公元十二世纪，女真民族崛起于辽国后方，1115年建立金国。1122年，金联合北宋，对辽国进行南北夹击。1123年，金军突破居庸关、得胜口，攻陷辽南京。经过反复交涉，金军才把残破不堪的南京城交还给北宋。北宋将其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的燕山府只存在了两年多。1125年，金人灭辽，随即分兵两路，向北宋大举进攻。燕山府北宋守军不战而降，城市又归于金。
金军夺取燕山府之后，南下攻陷开封，灭亡北宋，将南宋的势力逼限在淮河以南。这样，整个华北地区并入了金国版图。金人因此决定将首都从远在松花江上的会宁府迁到燕山府。
1151年，金朝开始规划设计，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新都。1153年，金主完颜亮正式迁都，并改称中都。金中都的确立，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北京城从此真正开始了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
金中都的规划设计，参考了北宋京城开封的规制。在东、西、南三面，比旧南京城向外大大扩展。城市有三重城墙，最外面的一i4道周长十八点七公里，略呈方形，每边各有三个城门。今北京市区西南部有一处地名叫会城门，正是中都北城墙上一座城门的名称。
中都城中部的前方为长方形的皇城，故址大体在今广安门以南。皇城内有华丽的宫城和优美的苑囿。宫城规模很大，“周九里三十步”。宫城南门外，有一条南北御道，相当于全城的中轴线。御道北端为“丁”字型的宫廷广场。御道两侧对称安排了一系列规模恢弘的建筑物，例如文楼、武楼、来宁馆、会同馆以及左右千步廊等。这种布局，使得宫城前面的宫廷广场气势宏伟，烘托出宫城的庄严气氛。中都的宫殿，雕梁画栋，金钉朱户，琉璃瓦顶，十分豪华。皇城西部有一处园林区，叫同乐园。城西湖水（今莲花池）引入园中，园内景色很幽雅。
在金碧辉煌的皇宫殿宇之外，是简陋的城市市民居住区。中都居民总计达二十二万五千余户，分住在若干坊内，人口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有汉、女真、蒙古、契丹、奚、渤海、回鹘等。中都城北部；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那里有官吏值守，负责管理市场，征收赋税。
作为一个王朝的首都，要同各地密切联系，例如颁发政令，调运物资等。在古老的卢沟河（今永定河）渡口上，“两岸多旅舍，以其密迩京师，驿通四海，行人使客往来络绎。”不过，当时的卢沟河，水色黑浊，其急如箭，旧有的浮桥保证不了交通的畅达。因此金于1189年建造了有名的卢沟桥。卢沟桥为石砌连续圆拱桥，十一孔，长二百一十二米，桥面宽八米，两侧石栏望柱二百八十一个，上刻石狮共四百八十五只。这座建筑杰作，经历了近八百年洪涛恶浪的冲击，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永定河上。
在中都城的郊区，为解决漕渠用水，金朝曾对北京小平原上的天然水系，进行了人工调整。例如沿故车箱渠引永定河水，东接潮自河，后又引瓮山泊（今昆明湖）水，下接高梁河。不过，这些措施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漕渠水源问题。北京小平原上天然水源的充分利用，是在另一座更大规模的新城，即元大都的兴建之后。
十三世纪，在金朝北方壮大起来的蒙古人，突破南口天险，于1215年攻占金中都，1234年灭掉金朝。蒙古人攻占中都后，对该城并未加以利用。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城市逐渐破败。二十年后，有人来到城内，目睹金代宫阙，“瓦砾填塞，荆棘成林”。1260年，忽必烈决定在这里建都。于是，一座新的赫赫有名的城市——大都城诞生了。
当时，忽必烈接受了具有丰富学识的汉族学者刘秉忠的建议，决定放弃中都旧城，另在其东北郊外选择新址，建设新城。这样，金中都便成为在古老蓟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座城，而大都则成为老城东北面新址上的第一座城。城址的这一改变，在北京城的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说，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市基本上是在莲花池水系上逐步发展的。这条水系水量较少，在城市规模不大的时候，尚可满足城市用水的需要。当城市壮大起来，莲花池水系的水量便不够用了。这一危机在金中都时期已经出现。当时，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显然对此有所考虑。新城址选择了高梁河水系。这个水系本身已比莲花池水系大得多，加上后来又远导昌平白浮泉水，沿途汇集西山大小流泉，与瓮山泊、高梁河相接，这样便为大都这座更大规模的城市，提供了较充沛的水源。
大都城的建设，是以忽必烈当年驻跸的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及其周围的湖泊为设计中心。城市平面近似于《周礼·考工记》中提出的帝王都城的理想设计方案，这就是城为方形，四面各开三门，城内有纵横各九条街道，朝廷在城南，市场在城北，朝廷左右是太庙、社稷坛。元大都城虽不是正方形，北面城墙也仅有两个城门，但总的说来，是符合《考工记》中的原则的。这种设计原则的用意，在于体现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
大都城周长二十八点六公里。城内宫殿分为三组，环绕在太液池（今北海、中海）的周围。湖泊东岸，为皇帝使用的“大内”，即明清紫禁城（今故宫）的前身。西岸北部是兴圣宫，南部是隆福宫分别为太后和太子所居。在三组宫殿的四面，环绕一道高墙，当时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即后来所说的皇城。大都宫殿富丽堂皇的程度，是辽南京和金中都无法比拟的。太液池、万寿山（金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及小岛瀛洲（今团城），是宫殿区的风景中心。顶有广寒殿，岛上有仪天殿，山石玲珑，松柏隆郁，景致优美，秀若天成。
萧城以外是居民区。全城分五十坊，各有坊名，布局齐整。天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到朝阳门内大街之间的一些胡同，保存着元大都时的格局。大都城有三处主要市场，一处在积水北岸的斜街。积水潭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水运便利，商业荟萃。另外两处分别在今东四、西四附近。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粮、茶、盐、酒、绸缎、珠宝、百货齐集。据到过大都的马可·波罗记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世界莫能与比”。
1368年9月，明军进占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及部分蒙古大臣仓惶北逃，元朝灭亡了。
明军攻下大都后，将大都城改名北平。为了防范蒙古军队的卷土重来，明朝放弃了原大都城空旷的北部城区，而在旧北城墙以南一线，另筑了一道新城墙。新城墙跨过积水潭最狭窄处，西端向南倾斜，墙上设置安定、德胜两座城门。这样形成了明代北京城的北界。
朱元璋封其第四子朱棣于北平，称燕王。朱元璋死后，燕王从惠帝手中夺取帝位，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为了有效地抗击蒙古人的南袭，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决意将首都从南京迁至辽、金、元、明初、明中叶以前和明中叶以后北京城址变迁示意图北平，改北平为北京。随即开始了重新营造北京城的艰巨工程。北京城的营建，历时十五年之久，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
明朝前期的北京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两城墙的位置，依元大都之旧。北城墙的位置如前所述。南城墙位于原大都南城墙以南一公里处。到了明朝中期，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原计划增筑一周环绕北京的新城墙，但因为财力不济，结果只修了南郊一面的外罗城。至此，北京形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
北京城内的紫禁城与皇城，是帝都建设的当然重点。紫禁城，即宫城，是在元朝大内旧址上重建的。它位于全城的中心，周围环以条石砌岸的护城河。六座雄伟的大殿，自南而北，巍然排列在宫城的中央。它们是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朝改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六座象征最高统治权力的宫殿，恰好位于整个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这一精心的安排，目的在于突出封建帝王的惟我独尊。宫城之南，出承天门（清改名天安门），为“丁”字形宫廷广场。广场东西两侧的宫墙之外，分列着中央政府的衙署，包括吏、户、礼、兵各部，以及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宫城以北，出玄武门（清改名神武门），有座人工堆筑的土山，名万岁山（清改名景山）。万岁山中峰亦耸立于全城的中轴线上。这一立体设计，更加显示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为了保卫王宫的安全，在宫城外面筑有皇城。皇城有四门，即承天门（清改名天安门）、北安门（清改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在皇城内，宫城的西面是一组皇家御园，当时叫西苑。西苑是在元代太液池的旧址上发展而成的，只是南部新挖出一个湖泊，即南海。自万岁山向北，出皇城北安门，便到了钟鼓楼。钟鼓楼是北城的两座高大建筑，为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止钟鼓楼，全长近八公里。
作为都城，北京的经济有显著的发展。明朝初年，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来到北京，参加宫室的营建。后来，许多人留下来，从而把各地的传统手工业技术带到这里，推动了北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北京的工艺品自明朝起便十分有名，象景泰蓝、漆器、宫扇、瓷缸等，都是驰名中外的艺术精品。北京的商业也非常繁荣，当时的正阳门内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一带，都是繁华的市场。正阳门外廊房头条的商贾，富冠全城，势力颇大。另外，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白云观等寺观中，还定期举行庙会，也成为物资交流中心。北京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南北各地的商货，从陆路、水路源源进京。大运河是北京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联系的交通命脉，在靠近京城的一段，形成了河西务、张家湾、通州等繁忙的水陆码头，官船客舫络绎不绝，官员商旅熙熙攘攘。不过，在旧社会，繁荣的经济是劳动人民所创造，却并不为他们所占有。北京城内，与富丽堂皇的宫殿相对照的，是大量拥挤简陋的贫民居住区，那里“往往床案相依，疱厕相接”，是京城的另一个世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由广宁门（清改名广安门）攻入北京，进而由西安门进占皇城。明朝灭亡，而清军随即入关，建立了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的统治者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基本上没有变动。不过，终清一代，统治者却将巨大的财力、难以计算的劳力，投入到北京西郊大面积园林风景区的开发上。北京西北郊地处永定河洪积扇下缘，有丰富的泉水溢出，潴为片片湖泊，为修建园林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西郊园林建设始于明代，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当时较大的园林有畅春园（今北京大学西）、圆明园、静明园（今玉泉山）、静宜园（今香山）和颐和园。在今海淀迤北的东西十公里内，山环水抱之间，皇家园林连绵不绝，盛况空前。
清朝的北京城，经济文化都有进一步发展。京城无疑是当时最大的消费城市，商业买卖极为兴旺。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商店环立、市招繁多；崇文、宣武两门以外也都是商业兴隆的地区。在市场上，不但有全国各地的货物，还有来自国外的商品，例如俄国的皮毛、西洋的珐琅、朝鲜的毛蓝布等。一些行商在北京纷纷建立会馆。这些会馆主要分布在前三门外。清代的北京，除了朝廷设立的文化机构，例如国子监、贡院、文渊阁、文源阁以外，民间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厂文化街。这里以经营古旧书籍、文物字画而闻名，前来访画、造章裱字的官吏、学者、读书人络绎不绝。
北京在清代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它日益成为全国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不仅表现在城市居民的民族成分繁多上，更表现在一些有特殊政治意义、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的修建上。例如雍和宫、西黄寺，以及牛街清真寺等。
近代的北京城，既是封建王朝的巢穴，也是列强在中国施行殖民政策的大本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天津条约”，各帝国主义开始在北京东交民巷建使馆。这些使馆成了洋人侵略行径的庇护所。1900年，八国联军闯入北京，他们屠杀平民百姓，焚烧圆明园等宫殿园林，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根据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为“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的使馆区。北京城的这一块地方，成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的“国中之国”。在北京城的其他地方，外国教堂、医院、“慈善”机关也相继建立。这样，这古老的城市，象它的国家一样，逐渐涂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
北京是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当祖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备受屈辱的时候，是北京城最先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炬，这就是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的革命火焰迅速燃遍全国，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此以后的几十年中，北京的革命运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许多革命的领袖、不屈的战士，例如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在这里领导或参加了一次次震动中外的伟大斗争。“三·一八”、“一二·九”、七七事变等，是北京人民革命的历史，也是全国人民斗争的历程。这一历程的结果，是人民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新中国诞生了。
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北京开始了新生。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座古老城市的建设。三十多年来，北京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在，这里有崭新的展览馆、博物馆，有设备现代化的广播大厦、电视台、邮电大楼，有通住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火车站和大型国际机场，有庄严雄伟的政府大厦，有美观适用的民用住宅，有安静幽雅的大学区，有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还有众多的电影院、剧场、公园、宾馆、运动场等公共设施。这一切，反映了祖国欣欣向荣的发展，也说明了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紫禁城，这座封建帝王盘踞了数百年之久的阴森堡垒，这座昔日北京城内最为华贵又最为神秘的城中之城，向人民敞开了它的大门。天安门广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人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建国以后，对它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展和建设。其周围雄伟的大型建筑物，衬托出它的开阔、壮丽，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豪迈气概。庄严的天安门，已成为首都北京的象征。它的形象，鼓舞着千千万万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预示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振兴。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历程中，北京将贡献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力量。同时，将以自身的飞跃发展和辉煌成就，谱写这座名城历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