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沈阳
沈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曾长期作为辽阳城的卫城。自从清朝初期把沈阳作为都城之后，它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跃而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成为东北地区的首要城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沈阳的古建筑和古代文物，主要是清代“龙兴”时期的杰作。
沈阳位于松辽平原的东缘，辽河支流浑河出山口的北侧。松辽平原东缘是东北地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浑河谷地为沈阳通向东北地区的东部提供了通道。从沈阳向西，沿辽西山地的南缘到山海关，是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最方便的捷径。
从气候上看，沈阳以南的辽东半岛，属暖温带，冬季较温暖，地面无稳定的雪被。沈阳以北的东北广大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地面有长达数月的稳定雪被。沈阳以南地区，在历史上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民主要是汉族。沈阳以北，在历史上主要为从事游牧渔猎的兄弟民族所居住。因此，沈阳在历史上也是联系汉民族与兄弟民族的一座重要城市。
在沈阳北陵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有了聚落。这里不仅有古代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还有许多陶器以及半月形石刀，表明这里的物质文明有很高的发展，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献记载使我们所能知道的沈阳的最早名称是汉代的候城，前汉时期属辽东郡，后汉时期改属玄菟郡。当时的候城为“中部都尉冶”。据考古研究认为，在沈阳市东南十公里左右浑河南岸的古城遗址处，地表有颇多绳纹砖瓦，还有不少夹砂红陶器具残片，为汉代的古城址，该遗址可能就是候城遗址。在沈阳东陵地区的上柏官屯亦有汉代古城遗址，其附近的墓葬，自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都有，可能是玄菟郡的郡治玄菟城的所在。在沈阳火车站西南约五公里的地势较低洼的郑家洼子地区，发现汉代墓葬群，其中有两座大型棺椁墓，出土大量汉代文物。文物中有精制漂亮的青铜短剑和马头装饰，死者的服装和皮靴也非常考究，不仅表明墓主人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认识古代的沈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也和中原地区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轮流在这里取得统治权。它们象走马灯似的更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关沈阳的文字记载。然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央政权的强大，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用兵。在这几次用兵中，候城都是大军经过或攻取的重要地方之一，被列入皇帝的诏书中，可见沈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辽代，沈阳有较大的发展。辽在这里置沈州。沈州一名起于何时，因《辽史·地理志》与《奉天通志》这两部古代著作有异议，而成为一个疑案。前者认为，沈州为唐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所设，后者对此予以否定。不过从唐朝文人著作中就有关于沈州的记述这一事实来看，沈州一名出现于唐代是没有疑问的。沈阳的发展，最早是由于辽太祖于神册六年（公元921年）从檀、顺两地移民来此，使人口增加。辽代统治者对于佛教极力扶持、宣扬，兴建寺院佛塔。至今在沈阳市皇姑区西北方星罗棋布的工厂群中，仍然屹立着雄伟的“无垢净光合利佛塔”，就是辽代在沈阳的寺院佛塔建筑群的仅存部分。塔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塔高五十米，为十三层密檐八角形实心砖塔，是辽代佛塔建筑的典型代表。从这座壮观的佛塔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建筑群的规模。佛教寺塔的兴建，无疑扩大了沈阳城的职能范围，使使它除了具有政治、军事职能外，还增加了宗教职能。
辽代统治者实行军事统治，在各地驻军。沈州起初称为兴辽军，后来又改名为昭德军，归首府设于辽阳的东京道管辖。沈州昭德军起初统辖一州二县，后来成为统辖五个县的大州了。金代初年沿用昭德军一名，后来又改为显德军。
沈州在金代末年毁于战火。元代设沈阳路。从此，沈阳一名出现于史书。
尽管元末战争使沈阳城又一次被毁，但明代又使它复兴。
明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超过了以前历代中原王朝。开设马市、修筑辽东边墙、重建沈阳城，就是明代加强对东北经营的若干措施中的几项。而开设马市，修筑边墙，都与沈阳城地位的加强有着密切关系。
明灭元后，在沈阳设沈阳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沈阳城。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城门有四：东为永宁、南为保安、北为安定、西为永昌。城内有十字大街，规划齐整。明朝沈阳城的建筑为后来清朝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明朝为了对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和女真族进行防范，修筑了一条边墙。边墙在沈阳以北呈“凸”字形向北突出，沈阳和抚顺正好位于突出部位的后部，地位非常重要。沈阳和抚顺都位于浑河之畔，而沈阳的位置较抚顺更为重要。明代沈阳卫作为辽东边墙上的重镇和辽阳城的卫城，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沈阳的北面和东北面，在明朝时是从事游牧渔猎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居住着，不仅盛产马匹、毛皮和其它畜产品，还有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汉民族生产的各种纺织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农产品，也是各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为了开展贸易，明朝政府在辽东开设三个马市：开原马市、抚顺关马市和广宁马市。沈阳正是位于这三大马市之间。随着贸易的发展，沈阳市的经济也日益繁菜。
真正认识到沈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把它从辽阳的卫城地位提升为东北地区政治中心的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的卓越领袖。他经过长期征战和苦心经营，统一了女真各部和归服蒙古五部，于1616年即可汗位，定国号为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打抚顺，揭开了向明朝发动强大攻势的序幕，占领抚顺后，又于次年的萨尔浒一战，击溃了明朝几路大军的围剿，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天命六年（1621年）他率大军攻破了城垒坚固、防卫严密的沈阳城。接着又一举攻下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辽阳城，在这里营造宫殿，于天命七年（1622年）把后金的都城迁到辽阳。
努尔哈赤并不满意以辽阳为都城。他力主迁都沈阳。经过多次说服，王公贝勒们终于同意迁都。为什么要迁都呢？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形势之地，西征明室……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事实证明，努尔哈赤迁都到沈阳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是有他的深谋远算的。迁都沈阳，使后金政权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向明朝发动一系列积极主动地进攻，乃至统一全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从辽阳丘都到沈阳后，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便于第二年死去。继承王位的努尔哈赤的四贝勒皇太极也是清朝早期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在登基之后，将国号改为大清。他在积极进行四面征讨的同时，对沈阳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将城墙加高加厚；墙上建女墙；修垛口六百五十一个、明楼八座、角楼四座；将旧城的四门改建为八门；将原来城内十字街改为井字街；建宫殿、天坛、地坛、太庙；建都察院、理藩院等内阁六部衙门等。皇太极还于天聪八年（1634年）把沈阳尊为盛京，似乎想与明朝的都城北京争一高低。当然，皇太极时沈阳城的规模相对还是较小的，比明沈阳城扩展很少，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原来明朝城墙的基础上改建的。
顺冶元年（1644年），清朝从沈阳迁都到北京，沈阳作为都城只有近二十年的短暂时间。然而，作为清朝建国初期的都城，在这里还有宫殿、宗庙以及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位皇帝的陵寝，沈阳被清王朝看成是神圣的地方，称之为“龙兴重地”，把盛京作为陪都。
为了体现出陪都的地位，在这里没有几乎和北京相当的中央机构，即礼部、户部、工部、刑部和兵部，又称“盛京五部”。各部首脑为侍郎。为了体现满族的威严和统治，五部官职只能由满族入担任。
从康熙起，经雍正，乾隆、嘉庆至道光几代皇帝，都要到沈阳东巡祭祖，有过所谓十一次“东巡”。他们每来一次，都要对沈阳城的名胜古迹、故宫、陵寝、庙宇进行一番粉刷维修甚至扩建，而且满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结沈阳增添了一番庄重和热闹的气氛。
上述几代皇帝的东巡，对沈阳城及宫殿等建筑的扩建，主要是在康熙和乾隆时期。康熙十九年（1680年）第一次东巡盛京时，觉得与北京相比，相差悬殊，有损龙兴重地的威严，下令拨款扩建沈阳城，在原有的八个城门之外，又增开八个边门。这就是所谓沈阳城“八门八关”的由来。此外还对内城和故宫进行了维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第二次东巡，扩建沈阳故宫和四塔。乾隆几次东巡期间，主要是对沈阳故宫进行扩建。经过这几次的扩建，沈阳城更加显示出它的“荣耀尊严”的地位。
在清代皇帝十一次所谓东巡中，以康熙皇帝的三次东巡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他的第一次东巡在沈阳故宫内设宴招待满族大小官员，犒赏赐品，表示关怀，以此来巩固和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他的第二次东巡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曾在沈阳故宫大政殿指挥清军击退沙俄的入侵，为后来（1689年）签定《尼布楚条约》奠定了基础。康熙第三次东巡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在平定新疆蒙古族上层贵族噶尔丹叛乱后，祭陵告祖，进行庆功。
沈阳的名称，在清朝以来历经多次变化。最初在天聪八年改为盛京。顺治元年迁都北京后，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为奉天府。康熙时改奉天府为承德县，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将承德县分出一个兴仁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将承德县改为抚顺县，宣统三年（1911年）又改为奉天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奉天府为奉天县。后又改为承德县。又因与另一个承德相重复，遂改名为沈阳。根据沈阳名称的变化，可以追踪沈阳地位的变化。
沈阳作为清朝的发祥地，开国时的都城，遗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宫殿、陵寝等古建筑名胜。
沈阳故宫虽然在规模上比北京故宫小得多，而且是后来经过几代皇帝扩建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短短几十年期间，从一个渔猎民族升为东北地区的统治力量，建立国家，兴建宫殿；向庞大的明朝进行挑战，就不能不为清代开国的这两代皇帝的气魄和胆略而赞叹。另一方面，从沈阳故宫的敦实质朴的特点可以反映出清朝在初兴时期的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清朝故宫还保留许多满族的特点，这是和北京故宫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
沈阳故宫的布局可以分为三路或三大部分，各部分建于不同时间。东路以大政殿为主体。一条甬道从殿前向南伸出。甬道两侧有亨十座，被称之为“十王亭”或“八旗亭”，构成一组亭子式院落建筑。大政殿规模最大，为八角重檐攒尖顶殿宇，最初是皇帝与贝勒大臣决议朝政之所，后来多用来举行大典。十座亭是：左侧为左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镶白旗亭；右侧为右翼主亭、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正白旗亭。这组建筑，是清入关前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体制，在宫殿建筑上的体现，反映了少数民族特点的帐殿式建筑，也是沈阳故宫最具有特色的一组建筑。中路建筑以崇政殿为主体，是沈阳故宫的中心。崇政殿是清太宗皇太极日常临朝的地方。崇政殿前有大清门，是当年文武群臣候朝之所。崇政殿后面有建于高近四米的高台上的凤凰楼，是当年盛京城内的最高建筑，登楼可以观日出。“凤楼晓日”曾是著名的“沈阳八景”之一。凤凰楼的北面为清宁宫，又称正宫。东屋北间为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南间为处理政务之处。西屋是萨满祭祀的神堂，有祭祀用的器具和两口煮祭肉的铁锅。它的南，西、北三面为相连的炕，保留着满族住室结构的特点。西路建筑以文溯阁为主体，包括戏台、嘉荫堂、仰熙斋等。西路建筑时代较晚，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到四十八年，是乾隆及后来几代皇帝东巡时读书赏戏之所。其中文溯阁外形甚为壮观，是仿照著名的藏阎——宁波范氏“天一阁”，专为收藏乾隆时期编纂的大型类书《四库全书》而建的。
除了故宫之外，沈阳最有名的名胜古迹就是东陵和北陵了。东陵和北陵是一般俗称，本名为福陵和昭陵。福陵是努尔哈赤及其后妃的陵寝，位于沈阳老城大东门往东的天柱山上。山的前面是蜿蜒的浑河，山上苍松翠柏，葱郁繁茂。陵寝位于山的上部，需登一百零八层台阶，才能到达，陵的前方约一公里处，有三品以下官员的下马碑。进入正门，沿砖铺甬路两侧，有石雕华表、石驼、石马、石狮、石虎立于两旁。东陵是借自然的环境来表现其雄伟庄严的气魄。昭陵位于沈阳市的北部，是皇太极及其后妃的陵寝。昭陵没有福陵那样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只是由人工在平地上堆积起来的一座土丘。然而昭陵的建筑规模和艺术则远胜过福陵。从下马碑往前走，路的两侧有华表、石狮、石牌楼。进入正红门后，沿甬道两侧有汉白玉雕成的十二对石兽，有狮子、麒麟、豸、骆驼、马、象六种，然后到达昭陵建筑群的主体部分——方城。方城周长“四百九十五丈九尺”，四角有角楼，内有殿堂等建筑，极为壮观。方城北面为宝城。福陵和昭陵都吸收了明十三陵的建筑特点。通过福陵和昭陵的对比，不仅反映了清入关前文化进展的情况，也反映了清经济实力的增强。
清朝时期，极力尊崇喇嘛教，沈阳建有众多的寺庙。实胜寺和城郊东、西、南、北的四塔四寺就是皇太极时所建的喇嘛教寺庙。实胜寺又名皇寺，规模极大，当年香火兴旺，每年正月十五举行宗教活动，非常热闹。寺内有千斤铁铸巨钟，晨钟暮鼓，响彻沈阳城。“皇寺钟鸣”是历史上有名的沈阳八景之一。然而，由于几经战火的摧残，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四塔四寺早已破败不堪，有的已不复存在了。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阳经历了它的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期。1948年底沈阳解放。三十多年来，沈阳获得新生和大规模地发展。今天的沈阳是一个机械工业为主体的巨大的工业城市，工厂林立，著名的机械工厂数以千计。沈阳又是我国大型铁路枢纽之一，为五条铁路干线的会合点，还有若干铁路支线。沈阳还是一个文化中心，有高等院校十八所，以及若干研究机构。建国后平地建立起来的文化区，楼房鳞次栉比，环境优美。
沈阳的优越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上附近有钢城鞍山、煤都抚顺和辽河油田等钢铁和能源基地，可以预期，沈阳必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沈阳位于松辽平原的东缘，辽河支流浑河出山口的北侧。松辽平原东缘是东北地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浑河谷地为沈阳通向东北地区的东部提供了通道。从沈阳向西，沿辽西山地的南缘到山海关，是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最方便的捷径。
从气候上看，沈阳以南的辽东半岛，属暖温带，冬季较温暖，地面无稳定的雪被。沈阳以北的东北广大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地面有长达数月的稳定雪被。沈阳以南地区，在历史上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民主要是汉族。沈阳以北，在历史上主要为从事游牧渔猎的兄弟民族所居住。因此，沈阳在历史上也是联系汉民族与兄弟民族的一座重要城市。
在沈阳北陵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有了聚落。这里不仅有古代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还有许多陶器以及半月形石刀，表明这里的物质文明有很高的发展，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献记载使我们所能知道的沈阳的最早名称是汉代的候城，前汉时期属辽东郡，后汉时期改属玄菟郡。当时的候城为“中部都尉冶”。据考古研究认为，在沈阳市东南十公里左右浑河南岸的古城遗址处，地表有颇多绳纹砖瓦，还有不少夹砂红陶器具残片，为汉代的古城址，该遗址可能就是候城遗址。在沈阳东陵地区的上柏官屯亦有汉代古城遗址，其附近的墓葬，自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都有，可能是玄菟郡的郡治玄菟城的所在。在沈阳火车站西南约五公里的地势较低洼的郑家洼子地区，发现汉代墓葬群，其中有两座大型棺椁墓，出土大量汉代文物。文物中有精制漂亮的青铜短剑和马头装饰，死者的服装和皮靴也非常考究，不仅表明墓主人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认识古代的沈阳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也和中原地区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轮流在这里取得统治权。它们象走马灯似的更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关沈阳的文字记载。然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央政权的强大，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用兵。在这几次用兵中，候城都是大军经过或攻取的重要地方之一，被列入皇帝的诏书中，可见沈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辽代，沈阳有较大的发展。辽在这里置沈州。沈州一名起于何时，因《辽史·地理志》与《奉天通志》这两部古代著作有异议，而成为一个疑案。前者认为，沈州为唐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所设，后者对此予以否定。不过从唐朝文人著作中就有关于沈州的记述这一事实来看，沈州一名出现于唐代是没有疑问的。沈阳的发展，最早是由于辽太祖于神册六年（公元921年）从檀、顺两地移民来此，使人口增加。辽代统治者对于佛教极力扶持、宣扬，兴建寺院佛塔。至今在沈阳市皇姑区西北方星罗棋布的工厂群中，仍然屹立着雄伟的“无垢净光合利佛塔”，就是辽代在沈阳的寺院佛塔建筑群的仅存部分。塔建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塔高五十米，为十三层密檐八角形实心砖塔，是辽代佛塔建筑的典型代表。从这座壮观的佛塔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建筑群的规模。佛教寺塔的兴建，无疑扩大了沈阳城的职能范围，使使它除了具有政治、军事职能外，还增加了宗教职能。
辽代统治者实行军事统治，在各地驻军。沈州起初称为兴辽军，后来又改名为昭德军，归首府设于辽阳的东京道管辖。沈州昭德军起初统辖一州二县，后来成为统辖五个县的大州了。金代初年沿用昭德军一名，后来又改为显德军。
沈州在金代末年毁于战火。元代设沈阳路。从此，沈阳一名出现于史书。
尽管元末战争使沈阳城又一次被毁，但明代又使它复兴。
明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超过了以前历代中原王朝。开设马市、修筑辽东边墙、重建沈阳城，就是明代加强对东北经营的若干措施中的几项。而开设马市，修筑边墙，都与沈阳城地位的加强有着密切关系。
明灭元后，在沈阳设沈阳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辽东都指挥使司指挥闵忠负责督建沈阳城。城“周九里三十步，高两丈五尺”。城门有四：东为永宁、南为保安、北为安定、西为永昌。城内有十字大街，规划齐整。明朝沈阳城的建筑为后来清朝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明朝为了对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和女真族进行防范，修筑了一条边墙。边墙在沈阳以北呈“凸”字形向北突出，沈阳和抚顺正好位于突出部位的后部，地位非常重要。沈阳和抚顺都位于浑河之畔，而沈阳的位置较抚顺更为重要。明代沈阳卫作为辽东边墙上的重镇和辽阳城的卫城，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沈阳的北面和东北面，在明朝时是从事游牧渔猎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居住着，不仅盛产马匹、毛皮和其它畜产品，还有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汉民族生产的各种纺织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农产品，也是各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为了开展贸易，明朝政府在辽东开设三个马市：开原马市、抚顺关马市和广宁马市。沈阳正是位于这三大马市之间。随着贸易的发展，沈阳市的经济也日益繁菜。
真正认识到沈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把它从辽阳的卫城地位提升为东北地区政治中心的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的卓越领袖。他经过长期征战和苦心经营，统一了女真各部和归服蒙古五部，于1616年即可汗位，定国号为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打抚顺，揭开了向明朝发动强大攻势的序幕，占领抚顺后，又于次年的萨尔浒一战，击溃了明朝几路大军的围剿，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天命六年（1621年）他率大军攻破了城垒坚固、防卫严密的沈阳城。接着又一举攻下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辽阳城，在这里营造宫殿，于天命七年（1622年）把后金的都城迁到辽阳。
努尔哈赤并不满意以辽阳为都城。他力主迁都沈阳。经过多次说服，王公贝勒们终于同意迁都。为什么要迁都呢？努尔哈赤认为：“沈阳形势之地，西征明室……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事实证明，努尔哈赤迁都到沈阳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是有他的深谋远算的。迁都沈阳，使后金政权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向明朝发动一系列积极主动地进攻，乃至统一全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从辽阳丘都到沈阳后，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便于第二年死去。继承王位的努尔哈赤的四贝勒皇太极也是清朝早期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在登基之后，将国号改为大清。他在积极进行四面征讨的同时，对沈阳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将城墙加高加厚；墙上建女墙；修垛口六百五十一个、明楼八座、角楼四座；将旧城的四门改建为八门；将原来城内十字街改为井字街；建宫殿、天坛、地坛、太庙；建都察院、理藩院等内阁六部衙门等。皇太极还于天聪八年（1634年）把沈阳尊为盛京，似乎想与明朝的都城北京争一高低。当然，皇太极时沈阳城的规模相对还是较小的，比明沈阳城扩展很少，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原来明朝城墙的基础上改建的。
顺冶元年（1644年），清朝从沈阳迁都到北京，沈阳作为都城只有近二十年的短暂时间。然而，作为清朝建国初期的都城，在这里还有宫殿、宗庙以及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位皇帝的陵寝，沈阳被清王朝看成是神圣的地方，称之为“龙兴重地”，把盛京作为陪都。
为了体现出陪都的地位，在这里没有几乎和北京相当的中央机构，即礼部、户部、工部、刑部和兵部，又称“盛京五部”。各部首脑为侍郎。为了体现满族的威严和统治，五部官职只能由满族入担任。
从康熙起，经雍正，乾隆、嘉庆至道光几代皇帝，都要到沈阳东巡祭祖，有过所谓十一次“东巡”。他们每来一次，都要对沈阳城的名胜古迹、故宫、陵寝、庙宇进行一番粉刷维修甚至扩建，而且满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结沈阳增添了一番庄重和热闹的气氛。
上述几代皇帝的东巡，对沈阳城及宫殿等建筑的扩建，主要是在康熙和乾隆时期。康熙十九年（1680年）第一次东巡盛京时，觉得与北京相比，相差悬殊，有损龙兴重地的威严，下令拨款扩建沈阳城，在原有的八个城门之外，又增开八个边门。这就是所谓沈阳城“八门八关”的由来。此外还对内城和故宫进行了维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第二次东巡，扩建沈阳故宫和四塔。乾隆几次东巡期间，主要是对沈阳故宫进行扩建。经过这几次的扩建，沈阳城更加显示出它的“荣耀尊严”的地位。
在清代皇帝十一次所谓东巡中，以康熙皇帝的三次东巡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他的第一次东巡在沈阳故宫内设宴招待满族大小官员，犒赏赐品，表示关怀，以此来巩固和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他的第二次东巡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曾在沈阳故宫大政殿指挥清军击退沙俄的入侵，为后来（1689年）签定《尼布楚条约》奠定了基础。康熙第三次东巡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在平定新疆蒙古族上层贵族噶尔丹叛乱后，祭陵告祖，进行庆功。
沈阳的名称，在清朝以来历经多次变化。最初在天聪八年改为盛京。顺治元年迁都北京后，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为奉天府。康熙时改奉天府为承德县，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将承德县分出一个兴仁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将承德县改为抚顺县，宣统三年（1911年）又改为奉天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奉天府为奉天县。后又改为承德县。又因与另一个承德相重复，遂改名为沈阳。根据沈阳名称的变化，可以追踪沈阳地位的变化。
沈阳作为清朝的发祥地，开国时的都城，遗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宫殿、陵寝等古建筑名胜。
沈阳故宫虽然在规模上比北京故宫小得多，而且是后来经过几代皇帝扩建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短短几十年期间，从一个渔猎民族升为东北地区的统治力量，建立国家，兴建宫殿；向庞大的明朝进行挑战，就不能不为清代开国的这两代皇帝的气魄和胆略而赞叹。另一方面，从沈阳故宫的敦实质朴的特点可以反映出清朝在初兴时期的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清朝故宫还保留许多满族的特点，这是和北京故宫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
沈阳故宫的布局可以分为三路或三大部分，各部分建于不同时间。东路以大政殿为主体。一条甬道从殿前向南伸出。甬道两侧有亨十座，被称之为“十王亭”或“八旗亭”，构成一组亭子式院落建筑。大政殿规模最大，为八角重檐攒尖顶殿宇，最初是皇帝与贝勒大臣决议朝政之所，后来多用来举行大典。十座亭是：左侧为左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镶白旗亭；右侧为右翼主亭、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正白旗亭。这组建筑，是清入关前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体制，在宫殿建筑上的体现，反映了少数民族特点的帐殿式建筑，也是沈阳故宫最具有特色的一组建筑。中路建筑以崇政殿为主体，是沈阳故宫的中心。崇政殿是清太宗皇太极日常临朝的地方。崇政殿前有大清门，是当年文武群臣候朝之所。崇政殿后面有建于高近四米的高台上的凤凰楼，是当年盛京城内的最高建筑，登楼可以观日出。“凤楼晓日”曾是著名的“沈阳八景”之一。凤凰楼的北面为清宁宫，又称正宫。东屋北间为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南间为处理政务之处。西屋是萨满祭祀的神堂，有祭祀用的器具和两口煮祭肉的铁锅。它的南，西、北三面为相连的炕，保留着满族住室结构的特点。西路建筑以文溯阁为主体，包括戏台、嘉荫堂、仰熙斋等。西路建筑时代较晚，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到四十八年，是乾隆及后来几代皇帝东巡时读书赏戏之所。其中文溯阁外形甚为壮观，是仿照著名的藏阎——宁波范氏“天一阁”，专为收藏乾隆时期编纂的大型类书《四库全书》而建的。
除了故宫之外，沈阳最有名的名胜古迹就是东陵和北陵了。东陵和北陵是一般俗称，本名为福陵和昭陵。福陵是努尔哈赤及其后妃的陵寝，位于沈阳老城大东门往东的天柱山上。山的前面是蜿蜒的浑河，山上苍松翠柏，葱郁繁茂。陵寝位于山的上部，需登一百零八层台阶，才能到达，陵的前方约一公里处，有三品以下官员的下马碑。进入正门，沿砖铺甬路两侧，有石雕华表、石驼、石马、石狮、石虎立于两旁。东陵是借自然的环境来表现其雄伟庄严的气魄。昭陵位于沈阳市的北部，是皇太极及其后妃的陵寝。昭陵没有福陵那样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只是由人工在平地上堆积起来的一座土丘。然而昭陵的建筑规模和艺术则远胜过福陵。从下马碑往前走，路的两侧有华表、石狮、石牌楼。进入正红门后，沿甬道两侧有汉白玉雕成的十二对石兽，有狮子、麒麟、豸、骆驼、马、象六种，然后到达昭陵建筑群的主体部分——方城。方城周长“四百九十五丈九尺”，四角有角楼，内有殿堂等建筑，极为壮观。方城北面为宝城。福陵和昭陵都吸收了明十三陵的建筑特点。通过福陵和昭陵的对比，不仅反映了清入关前文化进展的情况，也反映了清经济实力的增强。
清朝时期，极力尊崇喇嘛教，沈阳建有众多的寺庙。实胜寺和城郊东、西、南、北的四塔四寺就是皇太极时所建的喇嘛教寺庙。实胜寺又名皇寺，规模极大，当年香火兴旺，每年正月十五举行宗教活动，非常热闹。寺内有千斤铁铸巨钟，晨钟暮鼓，响彻沈阳城。“皇寺钟鸣”是历史上有名的沈阳八景之一。然而，由于几经战火的摧残，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四塔四寺早已破败不堪，有的已不复存在了。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阳经历了它的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期。1948年底沈阳解放。三十多年来，沈阳获得新生和大规模地发展。今天的沈阳是一个机械工业为主体的巨大的工业城市，工厂林立，著名的机械工厂数以千计。沈阳又是我国大型铁路枢纽之一，为五条铁路干线的会合点，还有若干铁路支线。沈阳还是一个文化中心，有高等院校十八所，以及若干研究机构。建国后平地建立起来的文化区，楼房鳞次栉比，环境优美。
沈阳的优越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加上附近有钢城鞍山、煤都抚顺和辽河油田等钢铁和能源基地，可以预期，沈阳必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