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杭州
陈桥驿杭州是我国的六大古都之一。人们一提到杭州，立刻就会联系到美丽的西湖。在远古时代，西湖却是个小小的海湾。它南北各由今吴山和宝石山构成的两个半岛所环抱，只在东部留下了一条南北不到三公里的湾口。海湾以西即今西湖群山，称为武林山。从武林山发源的大小溪流，统称武林水，东流注入湾内。这个海湾就叫武林湾。武林湾以东是一片面对长江口的浅海。大量泥沙从长江口南下，堆积在这片浅海之中。钱塘江河口的涌潮，加速了这种堆积的速度。浅海底部因此而形成了许多沙坎，阻塞了武林湾的小小湾口，而武林水所挟带的泥沙，使武林湾也逐渐变浅，久而久之，武林湾终于演变成为一个滨海泻湖。
泻湖形成以后，海洋对它的影响就日益减少，最后由于湾口沙嘴的全部封闭，终至和海洋隔绝关系。于是，随着武林水的不断灌注，湖水的含盐量逐渐降低，最后成为一个淡水湖。根据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的推算，西湖形成的时代，当在一万二千年以前。
西湖形成以后，西湖以东，即今杭州市区，就逐渐淤涨，成为一片沼泽盐滩。今市区北郊和西北郊，开始和海岸远离。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时代，原始居民已在今市郊西北的老和山、良渚、半山、长命桥、水田畈一带活动。他们利用今西湖群山以东的山麓冲积扇，崛起于平原上的孤立丘阜和咸潮不及的高燥平原，从事耕种、狩猎和捕捞等生产活动。他们利用孤丘南麓的高燥地形建立聚落。他们之中的能工巧匠，又利用附近的陶土，烧制出精美而有黑色光泽的陶器，为杭州的远古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人们以1936年第一次发掘出这类原始文物的良渚为名，称它为良渚文化。
浙江省在良渚文化以后两千多年的春秋时代，就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当时，今省境的大部分属越国，北部则属吴国。越国的国都今绍兴和吴国的国部今苏州，当时的记载已经非常详尽，但是对于今杭州的记载，却一直要晚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秦在这一带设置了以苏州为郡治的会稽郡。在会稽郡下的二十几个县中，有一个钱唐县。这是杭州第一次出现的历史记载。
当秦建钱唐县的时候，今杭州市区还是一片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沼泽地，当然不可能建立县治。钱唐县在什么地方？当时并无记载。一直要到南北朝刘宋初期，当时的钱唐县令刘道真，写了一本叫做《钱唐记》的地理书，才第一次提到了秦钱唐县的所在。他写道：“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存。”说明从秦建钱唐县到刘宋逾六百多年后，秦钱唐县的基址当时仍可看到。
许多人认为，既然“县在灵隐山下”，当然指的今灵隐寺一带，就是秦钱唐县所在。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古人所说的灵隐山，也和武林山一样，是西湖群山的总称。因此县治并不一定就在今灵隐寺附近。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当时的平原地区，由于潮汐出没，土地斥卤，是无法建立聚落城邑的，所以县治只能建立在西湖群山之中。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获得改造，县治才逐步从山区迁到平原。
钱唐县沿着哪一条路线从山区迁入平原，现在尚无法详悉。在上面提到的刘道真所著的《钱唐记》中，曾提到这一带在后汉时代修筑防海大塘的故事。他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海塘，或许是钱塘江的江塘，总是修建在江海沿岸。刘宋时代的钱唐县治离开江海计程只有“一里”光景，说明已经十分接近平原，或者是已经进入平原。但具体位置在哪里，现在也无从知道。
到南北朝末期的陈代（公元557-589年），设置了以钱唐县为郡冶的钱唐郡，钱唐县第一次从一个县的地位上升到一个郡的地位。但当时的钱唐县治，也就是钱唐郡治的具体地理位置，仍然没有明确的记载。
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89年平定了南朝的陈，随即把钱唐郡改为杭州。这是杭州一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杭州的州治开始设在余杭县，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迁移到凤凰山麓柳浦，就是今江干一带。这是自从秦建钱唐县以来，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这个州、县冶所的明确地理位置。迁到柳浦的次年（公元592年），就在柳浦以西的凤凰山麓建筑州城，周围达“三十六里余”。这座州城的明确范围目前不甚了解，但隋代的杭州显然已经到达了今杭州市区的一部分。现在的杭州市，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
隋炀帝即位以后，开始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使洛阳沟通淮水，并借今苏北的邗沟沟通长江。又在长江以南疏凿江南运何，从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以东直达杭州。从此，杭州与东都洛阳之间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这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当时，从镇江经苏州到杭州，长达“八百里”，河宽“十余丈”，夹岸遍栽柳树，河中可通巨大的龙舟，杭州就这样一跃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杭州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繁荣景象，于此可见。
《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杭州，所指当然就是州治所在，即今江干一带。在当时，这一带由于江堤早已完成，不虞潮汐之患。而一连串的冈阜，例如将台山、凤凰山、万松岭、吴山等，居高临下，形势险要。这些冈阜的南坡向阳，是建造州治馆宇的理想地址。山上富于井泉，解决了平原上不易解决的饮水问题。江堤之外，钱江滔滔，上通婺睦，下连外海，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柳浦恰恰又是一个沿江的重要渡口，通往会稽的要道。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江干这一片并不宽裕的地带能够成为一代都城。
城市繁荣以后，人口随着增加，江干一带土地狭窄，随即发生人满之患。唐朝初年，户口已经超过十万，势必要向西湖以东的广阔平原即今市区迁移。但这一带土地斥卤，井渠皆咸，聚落稍稍远离西湖，就无法解决淡水问题。可以设想，人们刚刚迁到这个地区的时候，聚落必然紧靠湖边分布，到刺史李泌在公元八世纪大历年间修建著名的“六井”之时，街市才稍稍远离西湖。
根据记载，六井是：相国井，在令解放街井亭侨西；西井，在相国井以西；金牛井，在西井西北；方井，在金牛井西北；白龟井，在今龙翔桥西；小方井，在今小车桥附近。其实六井是六处贮水池，是用瓦管和竹筒分别从钱塘门、涌金门等处引入西湖湖水。现在看来，六井的分布；仍然都很接近西湖。这一方面说明，在当时尚未建立街市聚落的地方，没有建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说明，用瓦管和竹筒从西湖引水，无非是利用地形的微小倾斜度，让湖水自然流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引水远离西湖，技术上就会发生困难。因此，从六井的具体位置，可以窥及当时街市聚落的大致范围。
六井的修建，使今杭州市区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这就导致市区的扩大和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于是，人们对淡水的需要量与日俱增。但六井本身，却因西湖的淤淀而减少了水量。这种矛盾，在另外一位刺史，即著名诗人白居易任上获得缓解。为了增加西湖蓄水，使管道输水通畅，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在钱塘门外石函桥附近，即今少年宫一带，修筑了一条湖堤，比原来的湖岸增高一些，借以提高西湖水位。从此，西湖就从一个天然的淡水湖，转变成为一个人工湖泊，而枯涩的六井又重归充沛，为杭州城市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杭州的城市规模开始扩大，交通便利，生产发展，市面繁荣，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唐李华所写的》杭州刺史厅壁记》，说：“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描述了运河和钱塘江上的交通之盛，市区内商铺之多，俨然是一个大都市的气派了。
唐末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钱为镇海节度使，开始在杭州一带拥兵割据。天四年（公元907年），他被封为吴越王，于是就建都杭州，并且开始了对这个城市的擘画经营，为杭州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基础。吴越国一共经历了五代七十余年，杭州一带相对稳定，因而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城市获得较快的发展。
钱在他受封后的第三年，即公元910年，便从事沿江沿海的修堤工程，以保障城市的安全。当时受潮汐冲击最严重的地方，是从候潮门到通江门之间的一段。钱采用夹板筑塘的方法，沿江“一百多里”，以巨木为柱，打下木桩六层，再在木桩中实以竹笼，竹笼中装满石头。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修筑海塘，当时称为捍海塘，有效地保护了杭州的近郊和城邑。又在钱塘江沿岸修建龙山、浙江二闸，以遏制咸潮倒灌，使城市内河渠免受潮汐干扰。于是，原来的斥卤土地就逐渐淡化，从此可以发展农业。
杭州成为国都以后，钱于公元910年进行规模浩大的城垣修筑，在凤凰山下创建子城，作为他的国治。早在公元893年，他已经修筑了周围达“七十里”的罗城。罗城西起今闸口以北的秦望山。沿江到今江干一带。又沿西湖到宝石山，其东北到今艮山门一带，形如腰鼓，因此称为“腰鼓城”。城垣扩大以后，城内的街道、河渠、市场、房舍等等，也都相应地进行了规划和修建。由于城市扩大。原来的钱塘县加上盐官县的一部分，划分成钱塘、钱江二县。杭州罗城之内，也同样由钱塘、钱江二县分别管辖。从此直到清末，杭州城市内一直都有两个县的建置，只是钱江县名，在宋初改为仁和，从此沿用不变。
除了城市本身的扩大以外，西湖越来越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钱对西湖的整治也不遗余力。他在宝正二年（公元927年）着手浚湖，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浚湖队，称为“撩湖兵”，不分昼夜地从事疏浚工作。他同时还重视西湖风景区的整修和布置，从而大大地美化了这个小国的国都。由于当时佛教盛行，今西湖大量佛教艺术遗产，多是吴越国时代留传下来的。除了大加扩建东晋创造的灵隐寺外，还新建了两所规模巨大的昭庆寺和净慈寺以及其他许多较小寺院。此外又建造了四座宝塔，它们是：西关外的雷峰塔，月轮山的六和塔，闸口的白塔和宝石山的保塔。四塔都有精湛的建筑技巧和不同的艺术风格。除了雷峰塔已经塌圮外，其余三塔都仍巍然屹立，为湖山增添了无限风光。
到了北宋，杭州尽管在政治地位上从一个小国的国都退居到一个州的州治，但从城市规模来说，仍然不失为东南一大都会。这中间，有不少贤牧良守，他们领导这里的劳动人民，为这个城市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是文学家苏轼。他于熙宁二年（1069年）来杭州任通判之职，三年之中，对这一带的水利事业很有建树。熙宁五年（1072年）他卸任离杭，十六年后，即元元年（1086年），又再度来杭出任知州。在他离杭的十几年中，西湖湮废已达十之六七，按照当时的淤淀速度，不出二十年，西湖就将整个消失，六井也将随着失去作用，全城居民又将陷于咸水和苦水之中，人民终至流散，城市也就无法存在。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刻制订出全面整治西湖和杭州水利的计划，上表奏请朝廷，并千方百计地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疏浚中，苏轼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湖底得到了全面的深挖。他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最深之处，建立了石塔三座，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又把疏浚出来的巨量葑泥，在湖中建筑一等沟通南北的长堤，长“五里有余”。堤上又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于是，六桥烟柳为全湖平添了无限妍媚。后人就把这条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引人入胜的湖中佳境。
西湖在这一次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苏轼接着又疏浚和改造城内诸河及六井，西湖甘水从此流遍全城，大大方便了居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苏轼两度到杭州做官，居住了五六年，他的足迹遍及杭州城市和西湖群山，留下了许多功绩。杭州人民至今还传颂着许多苏东坡的故事。今天，我们信步在苏堤之上，饱览一湖秀色，缅怀苏轼当年疏浚西湖的业绩，会情不自禁地吟诵他当年描写西湖的不朽名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宋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在经过几年奔波以后，终于在绍兴二年（1132年）定居临安府，并于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把这里作为南宋首都。杭州从此跃升为一个朝代的首都，而且持续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杭州就这样加入了我国古都的行列。
南宋初年，由于中原的战乱和朝廷的南迁，大批官民蜂拥南下，根据当时的记载：“渡江之民，溢于道路。”“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南渡的大量人口，主要来到浙江，而杭州更是外来户的最大集中地。一时间，杭州城内，五方杂聚，商贾毕集，街衢喧闹，方言纷歧。市内开张了许多新的店铺，挂的多是东京（开封）招牌。北宋嘉二年（1057年），全城居民还不过十万余户，到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居民已增到二十六万余户，计五十五万余人。到了南宋末叶，全城人口超过百万。它不仅是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大城市。
南宋朝廷大兴土木，把大内建在凤凰山，王城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今中山南路北端，不久前拆除的鼓楼，可能就是王城的朝天门。从朝天门向北，即今中山中路和中山北路，当时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长达“一万三千多尺”的御街，御街东西与联接崇新门的荐桥街和联接涌金门的三桥街等大街相交错。御街以西，还有与御街平行的后市街。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坊巷和市集。御街以东，是南北纵贯与御街平行的市河。市河以东，又有与市河平行而更为深宽的盐桥运河。市河与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边，向北则直接与江南运何及整个太湖流域的河湖网相连。市河北段又通过众安桥与浣纱河相沟通。浣纱河又与西湖相通，引西湖水作为这些河渠的水源。象这样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河渠，构成了南宋杭州城市的整个布局。
这个骤然膨大的城市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供应问题。唐代以来利用西湖供应城市饮水的设施，由于北宋时对西湖的大规模整治而得到改善。南宋一代，西湖不仅为六井和其他许多新建的井池输送淡水，而且还成为盐桥运河、市河和浣纱河的水源。杭州的东郊，由于海塘的完成，已经垦殖成为一片菜园，它供应城市以四时蔬菜。大量人口聚集所必需的粮食，依靠富庶的太湖平原解决。城市需要作为燃料的巨量薪炭，则通过钱塘江，从森林资原丰富的婺、衢、严各地运来。这样就形成了南宋一代和在以后长期存在的“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的区内和区际经济联系，解决了城市最基本的供应问题。
随着城市基本供应的解决，供应城市其他需要的手工业也蒸蒸日上，象造船、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酒、食品等等，都建立了大规模的作坊，雇佣了众多的工人，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这就吸引了大批的商贾往来，舟车贩运，从而促进了这个城市的商业繁荣。当时，城内除了御街、荐桥街、后市街等繁华的商业区外，还有许多专业性集市，例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锦市、生帛市、衣绢市、肉市、米市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专业性商行，例如银朱彩色行、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麻布忖、海鲜行、纸扇行、鱼行、木行、竹行、果行等等。根据目击当时市场的吴自牧在他的著作《梦粱录》一书中的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由于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客商货物交流频繁，所以运输业也获得很大发展。城市内外和近郊乡村间的运输，主要依靠运河和城内诸河。船舶的种类繁多，其中，专运旅客和轻便货物的称为落脚头船；运载笨重货物，例如砖瓦、薪炭、盐米的称为大滩船；去苏、湖、秀、江、淮等州的远程旅客，可以雇佣船、舫船、航船和飞篷船等；为朝廷运输粮米的则有大型的纲船。在城北一带的运河中，真是樯橹相接，舟行如梭，不分昼夜。
钱塘江对于南宋杭州的运输业也有重要意义。这里的船舶既有江船，也有海船。海船不仅到达沿海例如台州、温州、福州、泉州等地，并且还远到日本、朝鲜和南洋各国。江船则沿钱塘江上溯严、婺、衢、徽各府，从那里贩运薪炭、柑桔、干鲜果品和其他山货。此外，从钱塘江南岸通过浙东运河，又到绍兴、庆元（今宁波）等府贩运海鲜、鱼蟹、鲞腊等货品。当时，江干一带，樯橹如林，船舶栉比，货物山积，市容十分繁盛。
由于运输业的发达，南宋的杭州不仅是一个四方客商云集的商业城市，并且还是一个外国政府官员、商人、僧侣和游客纷至沓来的国际都市。当时，通过钱塘江海运或从庆元府循浙东运河来到杭州的外国人，包括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朝廷专门设置了四方省馆和市舶务等机构，负责接待外宾。并且在今武林门外建造北郭驿，在候潮门外建造都亭驿，作为接待外国使节的宾馆。
如上所述，当时杭州的定居人口已经到达百万，而流动人口数量，由于这个城市具有首都和商埠的双重性质也很可观。因此，这里的服务性行业，必然也有很大的规模。当时，全城酒肆林立，除了官酒库所开设的著名酒楼，例如丰乐楼、春风楼、和乐楼、太和楼等以外，在民营的酒肆中，有兼卖下酒菜肴的茶饭店，兼卖包子的包子酒店，门面如同官宦大宅的宅子酒店，有庭院式布置的花园酒店等等。此外还有各种饭店、点心店、菜面店、素食店等。
南宋杭州的服务性行业中，特别发达的是“瓦布”——娱乐场所。城内最大的瓦市有五处，即今清河坊附近的南瓦，今惠民街的中瓦，今羊坝头的大瓦（上瓦），今众安桥的北瓦，今庆春街的蒲桥瓦（东瓦），其中以北瓦的规模最大。一个瓦市内又分成若干“勾栏”，每个勾栏都有各流名角主演的不同种类的曲艺或戏剧，昼夜不闲。最大的北瓦就有十三座勾栏。除了城内的瓦市以外，城郊也有许多瓦市，例如嘉会门瓦、候潮门瓦、荐桥门瓦、艮山门瓦等，共有瓦市二十处。所有城内外瓦市附近，都是店铺林立、商业繁荣的地方。
在南宋一代中，杭州的文化事业也十分发达，它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以后杭州和浙江省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中间首先是印刷出版业。早在北宋时，杭州已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北宋一代由朝廷官刻的所谓“监本”之中，有一半就在杭州刊印。到了南宋，杭州的印刷出版业就一跃而冠于全国。城内外有名可查的官私书坊有二十余家之多。当时杭州刊印的书籍，字体工整，刀法娴熟，纸质坚白，墨色清香，为古今学者所一致称道。至今存在的南宋杭刻书籍，都是我国宋版书的精华，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南宋一代中，杭州的教育事业也很发达。当时，朝廷在这里创办的学校有太学、武学和宗学三种，合称三学。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设置在纪家桥以东，规模宏敞，舍宇壮丽，学生按程度分上舍、内舍和外舍三个等级，最多时达一千七百余人，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此外，在凌家桥设有临安府学，在钱塘、仁和二县的县衙附近没有二县的县学，在通江桥没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在这些学校以下，还有为数众多的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等。杭州的每一里巷，至少有这类学校一二所。耐得翁于端平二年（1235年）所著的《都城纪胜》一书中说，杭州城内“弦诵之声，往往相闻”，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文化城市文风发达的情况。
随着杭州城市的日益发展，西湖的面貌在南宋一代中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前面已经提到，白居易和苏东坡在对整治西湖作出了贡献，不过他们治理西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和城市给水。因此直到北宋，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还是不多的。南宋建都以后，西湖以一个水库一变而成为首都的风景区。不仅是帝王将相和地主富商把它作为安乐窝，而上百万的市民和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的流动人口，当然也以此为大公园。此外，从外国来的使节、商人、僧侣和旅游者，也无不到西湖游览和进香。于是，西湖就顿时出现了游客如云、歌舞遍地的局面。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庙精舍，在沿湖和群山之间纷纷兴建。优美的自然风景里，添了许多金碧辉煌的人工雕琢，西湖风景区至此基本完成。这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风景布局。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西湖风景区不同凡响的特色。
随着西湖风景区的精心布局和游客的增加，杭州的旅游业开始发展。闸口白塔岭下刊印出杭州历史上的第一种导游图，称为《地经》，出售给游客。介绍杭州和西湖风景的专著也陆续刊印出版，象西湖老人著的《繁胜录》，耐得翁著的《都城纪胜》，吴自牧著的《梦粱录》等，至今都还存在。在这些专著中，介绍西湖名胜最详细的是四水潜夫著的《武林旧事》。此书对西湖名胜采取了分区记载的方法，把全湖风景区分为南山路、西湖三堤路、孤山路、北山路、葛岭路、西溪路等六路，另外再加上离湖最远的三天竺。这种分区记载的方法，和现代的西湖导游书已经基本相同了。
南宁的著名诗人范成大于绍熙二年（1191年）撰写了一部称为《吴郡志》的地方志。他在此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赞语。这句话以后又被群众改成更为通俗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至今仍然广泛流传。杭州从南宋开始比喻为天堂。这就说明了当时城市的繁荣和西湖的美丽。
南宋以后，杭州从一个朝代的首都的地位，下降到一个省城的地位，境况当然就远非昔比了。特别是在元军入城的初期，城市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元末明初的刘基（伯温）在他的《悲杭城歌》所说：“观音渡口天狗落，北关门外沙尘恶，健儿被发走和风，女哭男啼撼城廓。”当时，西湖湮塞，城市萧条。不过，随后元朝疏凿京杭运河，沟通了从大都（今北京）到杭州的内河航运，给杭州在交通运输和商业上带来不少好处。
由于西湖水利在元朝一代中的漠视，到了明朝初年，全湖被地主豪强支割围垦，苏堤以西，皆成葑田，六桥流水，仅存一线。幸赖知府杨孟瑛在正德三年（1508年）对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撤毁葑田三千余亩，才使西湖规模又恢复了唐宋旧观。而在明清两代之中，杭州仍然物产富庶，交通便利，商业繁荣，风景秀丽，不失为我国东南的一大都会。
清代末叶，由于国势衰落，民生疾苦，杭州也和全国一样，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和衰落。辛亥革命以后，接着又是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杭州处于每况愈下局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杭州于当年年底就为日军所占领，长达八年之久，湖山蒙尘，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生产建设，特别是加强工业建设的工作，陆续在市郊建立了半山重工业区、拱墅纺织工业区、祥苻一小河轻、化工业区、留下一天目山路电子仪表工业区、望江门木材加工和食品工业区，发展了不少以往缺乏的工业部门。由于杭州是一个旅游城市，因此，这些工业区都考虑了远离风景区，以避免影响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工业区的建立，不仅提高了杭州的工业生产力，繁荣了经济，同时也使城市向郊区伸展，扩充了城市范围。
西湖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西湖的整治和风景区的建设不遗余力。五十年代的一次疏浚，使西湖的平均深度达到一米八，超过以前的两倍。此外还新建了杭州植物园、杭州动物园，杭州花圃等面积较大的公园，扩建了柳浪闻莺公园、花港公园等著名游览地。至于象疗养院、饭店以及其他供旅游用的建筑，为数就更为可观。
三十多年来，城市的公用事业的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诸如住宅、道路、公共交通、绿化、环境保护以及医疗、文化教育等，都获得较大成就。以道路建设为例，三十多年来新建的城市道路，长度可以环绕西湖十六周。以文化教育事业为例，城市西北郊新建的文教区，有杭州大学等高等学校五所，研究机构若干所以及数十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而在五十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
现在，杭州市和西湖已经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它将被逐步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旅游城市。杭州人民正在加倍努力，把城市建设得更美好，把西湖打扮得更秀丽。
泻湖形成以后，海洋对它的影响就日益减少，最后由于湾口沙嘴的全部封闭，终至和海洋隔绝关系。于是，随着武林水的不断灌注，湖水的含盐量逐渐降低，最后成为一个淡水湖。根据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的推算，西湖形成的时代，当在一万二千年以前。
西湖形成以后，西湖以东，即今杭州市区，就逐渐淤涨，成为一片沼泽盐滩。今市区北郊和西北郊，开始和海岸远离。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时代，原始居民已在今市郊西北的老和山、良渚、半山、长命桥、水田畈一带活动。他们利用今西湖群山以东的山麓冲积扇，崛起于平原上的孤立丘阜和咸潮不及的高燥平原，从事耕种、狩猎和捕捞等生产活动。他们利用孤丘南麓的高燥地形建立聚落。他们之中的能工巧匠，又利用附近的陶土，烧制出精美而有黑色光泽的陶器，为杭州的远古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人们以1936年第一次发掘出这类原始文物的良渚为名，称它为良渚文化。
浙江省在良渚文化以后两千多年的春秋时代，就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当时，今省境的大部分属越国，北部则属吴国。越国的国都今绍兴和吴国的国部今苏州，当时的记载已经非常详尽，但是对于今杭州的记载，却一直要晚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秦在这一带设置了以苏州为郡治的会稽郡。在会稽郡下的二十几个县中，有一个钱唐县。这是杭州第一次出现的历史记载。
当秦建钱唐县的时候，今杭州市区还是一片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沼泽地，当然不可能建立县治。钱唐县在什么地方？当时并无记载。一直要到南北朝刘宋初期，当时的钱唐县令刘道真，写了一本叫做《钱唐记》的地理书，才第一次提到了秦钱唐县的所在。他写道：“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存。”说明从秦建钱唐县到刘宋逾六百多年后，秦钱唐县的基址当时仍可看到。
许多人认为，既然“县在灵隐山下”，当然指的今灵隐寺一带，就是秦钱唐县所在。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古人所说的灵隐山，也和武林山一样，是西湖群山的总称。因此县治并不一定就在今灵隐寺附近。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当时的平原地区，由于潮汐出没，土地斥卤，是无法建立聚落城邑的，所以县治只能建立在西湖群山之中。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获得改造，县治才逐步从山区迁到平原。
钱唐县沿着哪一条路线从山区迁入平原，现在尚无法详悉。在上面提到的刘道真所著的《钱唐记》中，曾提到这一带在后汉时代修筑防海大塘的故事。他说：“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海塘，或许是钱塘江的江塘，总是修建在江海沿岸。刘宋时代的钱唐县治离开江海计程只有“一里”光景，说明已经十分接近平原，或者是已经进入平原。但具体位置在哪里，现在也无从知道。
到南北朝末期的陈代（公元557-589年），设置了以钱唐县为郡冶的钱唐郡，钱唐县第一次从一个县的地位上升到一个郡的地位。但当时的钱唐县治，也就是钱唐郡治的具体地理位置，仍然没有明确的记载。
隋文帝杨坚在公元589年平定了南朝的陈，随即把钱唐郡改为杭州。这是杭州一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杭州的州治开始设在余杭县，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迁移到凤凰山麓柳浦，就是今江干一带。这是自从秦建钱唐县以来，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这个州、县冶所的明确地理位置。迁到柳浦的次年（公元592年），就在柳浦以西的凤凰山麓建筑州城，周围达“三十六里余”。这座州城的明确范围目前不甚了解，但隋代的杭州显然已经到达了今杭州市区的一部分。现在的杭州市，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的。
隋炀帝即位以后，开始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使洛阳沟通淮水，并借今苏北的邗沟沟通长江。又在长江以南疏凿江南运何，从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以东直达杭州。从此，杭州与东都洛阳之间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这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当时，从镇江经苏州到杭州，长达“八百里”，河宽“十余丈”，夹岸遍栽柳树，河中可通巨大的龙舟，杭州就这样一跃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杭州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繁荣景象，于此可见。
《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杭州，所指当然就是州治所在，即今江干一带。在当时，这一带由于江堤早已完成，不虞潮汐之患。而一连串的冈阜，例如将台山、凤凰山、万松岭、吴山等，居高临下，形势险要。这些冈阜的南坡向阳，是建造州治馆宇的理想地址。山上富于井泉，解决了平原上不易解决的饮水问题。江堤之外，钱江滔滔，上通婺睦，下连外海，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柳浦恰恰又是一个沿江的重要渡口，通往会稽的要道。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江干这一片并不宽裕的地带能够成为一代都城。
城市繁荣以后，人口随着增加，江干一带土地狭窄，随即发生人满之患。唐朝初年，户口已经超过十万，势必要向西湖以东的广阔平原即今市区迁移。但这一带土地斥卤，井渠皆咸，聚落稍稍远离西湖，就无法解决淡水问题。可以设想，人们刚刚迁到这个地区的时候，聚落必然紧靠湖边分布，到刺史李泌在公元八世纪大历年间修建著名的“六井”之时，街市才稍稍远离西湖。
根据记载，六井是：相国井，在令解放街井亭侨西；西井，在相国井以西；金牛井，在西井西北；方井，在金牛井西北；白龟井，在今龙翔桥西；小方井，在今小车桥附近。其实六井是六处贮水池，是用瓦管和竹筒分别从钱塘门、涌金门等处引入西湖湖水。现在看来，六井的分布；仍然都很接近西湖。这一方面说明，在当时尚未建立街市聚落的地方，没有建井的必要；另一方面也说明，用瓦管和竹筒从西湖引水，无非是利用地形的微小倾斜度，让湖水自然流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引水远离西湖，技术上就会发生困难。因此，从六井的具体位置，可以窥及当时街市聚落的大致范围。
六井的修建，使今杭州市区的居住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这就导致市区的扩大和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于是，人们对淡水的需要量与日俱增。但六井本身，却因西湖的淤淀而减少了水量。这种矛盾，在另外一位刺史，即著名诗人白居易任上获得缓解。为了增加西湖蓄水，使管道输水通畅，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在钱塘门外石函桥附近，即今少年宫一带，修筑了一条湖堤，比原来的湖岸增高一些，借以提高西湖水位。从此，西湖就从一个天然的淡水湖，转变成为一个人工湖泊，而枯涩的六井又重归充沛，为杭州城市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杭州的城市规模开始扩大，交通便利，生产发展，市面繁荣，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唐李华所写的》杭州刺史厅壁记》，说：“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描述了运河和钱塘江上的交通之盛，市区内商铺之多，俨然是一个大都市的气派了。
唐末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钱为镇海节度使，开始在杭州一带拥兵割据。天四年（公元907年），他被封为吴越王，于是就建都杭州，并且开始了对这个城市的擘画经营，为杭州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基础。吴越国一共经历了五代七十余年，杭州一带相对稳定，因而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城市获得较快的发展。
钱在他受封后的第三年，即公元910年，便从事沿江沿海的修堤工程，以保障城市的安全。当时受潮汐冲击最严重的地方，是从候潮门到通江门之间的一段。钱采用夹板筑塘的方法，沿江“一百多里”，以巨木为柱，打下木桩六层，再在木桩中实以竹笼，竹笼中装满石头。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修筑海塘，当时称为捍海塘，有效地保护了杭州的近郊和城邑。又在钱塘江沿岸修建龙山、浙江二闸，以遏制咸潮倒灌，使城市内河渠免受潮汐干扰。于是，原来的斥卤土地就逐渐淡化，从此可以发展农业。
杭州成为国都以后，钱于公元910年进行规模浩大的城垣修筑，在凤凰山下创建子城，作为他的国治。早在公元893年，他已经修筑了周围达“七十里”的罗城。罗城西起今闸口以北的秦望山。沿江到今江干一带。又沿西湖到宝石山，其东北到今艮山门一带，形如腰鼓，因此称为“腰鼓城”。城垣扩大以后，城内的街道、河渠、市场、房舍等等，也都相应地进行了规划和修建。由于城市扩大。原来的钱塘县加上盐官县的一部分，划分成钱塘、钱江二县。杭州罗城之内，也同样由钱塘、钱江二县分别管辖。从此直到清末，杭州城市内一直都有两个县的建置，只是钱江县名，在宋初改为仁和，从此沿用不变。
除了城市本身的扩大以外，西湖越来越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钱对西湖的整治也不遗余力。他在宝正二年（公元927年）着手浚湖，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浚湖队，称为“撩湖兵”，不分昼夜地从事疏浚工作。他同时还重视西湖风景区的整修和布置，从而大大地美化了这个小国的国都。由于当时佛教盛行，今西湖大量佛教艺术遗产，多是吴越国时代留传下来的。除了大加扩建东晋创造的灵隐寺外，还新建了两所规模巨大的昭庆寺和净慈寺以及其他许多较小寺院。此外又建造了四座宝塔，它们是：西关外的雷峰塔，月轮山的六和塔，闸口的白塔和宝石山的保塔。四塔都有精湛的建筑技巧和不同的艺术风格。除了雷峰塔已经塌圮外，其余三塔都仍巍然屹立，为湖山增添了无限风光。
到了北宋，杭州尽管在政治地位上从一个小国的国都退居到一个州的州治，但从城市规模来说，仍然不失为东南一大都会。这中间，有不少贤牧良守，他们领导这里的劳动人民，为这个城市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是文学家苏轼。他于熙宁二年（1069年）来杭州任通判之职，三年之中，对这一带的水利事业很有建树。熙宁五年（1072年）他卸任离杭，十六年后，即元元年（1086年），又再度来杭出任知州。在他离杭的十几年中，西湖湮废已达十之六七，按照当时的淤淀速度，不出二十年，西湖就将整个消失，六井也将随着失去作用，全城居民又将陷于咸水和苦水之中，人民终至流散，城市也就无法存在。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刻制订出全面整治西湖和杭州水利的计划，上表奏请朝廷，并千方百计地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疏浚中，苏轼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湖底得到了全面的深挖。他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最深之处，建立了石塔三座，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又把疏浚出来的巨量葑泥，在湖中建筑一等沟通南北的长堤，长“五里有余”。堤上又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于是，六桥烟柳为全湖平添了无限妍媚。后人就把这条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引人入胜的湖中佳境。
西湖在这一次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苏轼接着又疏浚和改造城内诸河及六井，西湖甘水从此流遍全城，大大方便了居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苏轼两度到杭州做官，居住了五六年，他的足迹遍及杭州城市和西湖群山，留下了许多功绩。杭州人民至今还传颂着许多苏东坡的故事。今天，我们信步在苏堤之上，饱览一湖秀色，缅怀苏轼当年疏浚西湖的业绩，会情不自禁地吟诵他当年描写西湖的不朽名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北宋末年，中原沦陷，宋高宗赵构仓皇南逃，在经过几年奔波以后，终于在绍兴二年（1132年）定居临安府，并于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把这里作为南宋首都。杭州从此跃升为一个朝代的首都，而且持续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杭州就这样加入了我国古都的行列。
南宋初年，由于中原的战乱和朝廷的南迁，大批官民蜂拥南下，根据当时的记载：“渡江之民，溢于道路。”“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南渡的大量人口，主要来到浙江，而杭州更是外来户的最大集中地。一时间，杭州城内，五方杂聚，商贾毕集，街衢喧闹，方言纷歧。市内开张了许多新的店铺，挂的多是东京（开封）招牌。北宋嘉二年（1057年），全城居民还不过十万余户，到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居民已增到二十六万余户，计五十五万余人。到了南宋末叶，全城人口超过百万。它不仅是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大城市。
南宋朝廷大兴土木，把大内建在凤凰山，王城北起凤山门，西到万松岭，东到候潮门，南到江干。今中山南路北端，不久前拆除的鼓楼，可能就是王城的朝天门。从朝天门向北，即今中山中路和中山北路，当时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长达“一万三千多尺”的御街，御街东西与联接崇新门的荐桥街和联接涌金门的三桥街等大街相交错。御街以西，还有与御街平行的后市街。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坊巷和市集。御街以东，是南北纵贯与御街平行的市河。市河以东，又有与市河平行而更为深宽的盐桥运河。市河与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边，向北则直接与江南运何及整个太湖流域的河湖网相连。市河北段又通过众安桥与浣纱河相沟通。浣纱河又与西湖相通，引西湖水作为这些河渠的水源。象这样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河渠，构成了南宋杭州城市的整个布局。
这个骤然膨大的城市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供应问题。唐代以来利用西湖供应城市饮水的设施，由于北宋时对西湖的大规模整治而得到改善。南宋一代，西湖不仅为六井和其他许多新建的井池输送淡水，而且还成为盐桥运河、市河和浣纱河的水源。杭州的东郊，由于海塘的完成，已经垦殖成为一片菜园，它供应城市以四时蔬菜。大量人口聚集所必需的粮食，依靠富庶的太湖平原解决。城市需要作为燃料的巨量薪炭，则通过钱塘江，从森林资原丰富的婺、衢、严各地运来。这样就形成了南宋一代和在以后长期存在的“西门水，东门菜，北门米，南门柴”的区内和区际经济联系，解决了城市最基本的供应问题。
随着城市基本供应的解决，供应城市其他需要的手工业也蒸蒸日上，象造船、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酒、食品等等，都建立了大规模的作坊，雇佣了众多的工人，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这就吸引了大批的商贾往来，舟车贩运，从而促进了这个城市的商业繁荣。当时，城内除了御街、荐桥街、后市街等繁华的商业区外，还有许多专业性集市，例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珍珠市、丝锦市、生帛市、衣绢市、肉市、米市等等。此外还有许多专业性商行，例如银朱彩色行、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麻布忖、海鲜行、纸扇行、鱼行、木行、竹行、果行等等。根据目击当时市场的吴自牧在他的著作《梦粱录》一书中的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由于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客商货物交流频繁，所以运输业也获得很大发展。城市内外和近郊乡村间的运输，主要依靠运河和城内诸河。船舶的种类繁多，其中，专运旅客和轻便货物的称为落脚头船；运载笨重货物，例如砖瓦、薪炭、盐米的称为大滩船；去苏、湖、秀、江、淮等州的远程旅客，可以雇佣船、舫船、航船和飞篷船等；为朝廷运输粮米的则有大型的纲船。在城北一带的运河中，真是樯橹相接，舟行如梭，不分昼夜。
钱塘江对于南宋杭州的运输业也有重要意义。这里的船舶既有江船，也有海船。海船不仅到达沿海例如台州、温州、福州、泉州等地，并且还远到日本、朝鲜和南洋各国。江船则沿钱塘江上溯严、婺、衢、徽各府，从那里贩运薪炭、柑桔、干鲜果品和其他山货。此外，从钱塘江南岸通过浙东运河，又到绍兴、庆元（今宁波）等府贩运海鲜、鱼蟹、鲞腊等货品。当时，江干一带，樯橹如林，船舶栉比，货物山积，市容十分繁盛。
由于运输业的发达，南宋的杭州不仅是一个四方客商云集的商业城市，并且还是一个外国政府官员、商人、僧侣和游客纷至沓来的国际都市。当时，通过钱塘江海运或从庆元府循浙东运河来到杭州的外国人，包括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朝廷专门设置了四方省馆和市舶务等机构，负责接待外宾。并且在今武林门外建造北郭驿，在候潮门外建造都亭驿，作为接待外国使节的宾馆。
如上所述，当时杭州的定居人口已经到达百万，而流动人口数量，由于这个城市具有首都和商埠的双重性质也很可观。因此，这里的服务性行业，必然也有很大的规模。当时，全城酒肆林立，除了官酒库所开设的著名酒楼，例如丰乐楼、春风楼、和乐楼、太和楼等以外，在民营的酒肆中，有兼卖下酒菜肴的茶饭店，兼卖包子的包子酒店，门面如同官宦大宅的宅子酒店，有庭院式布置的花园酒店等等。此外还有各种饭店、点心店、菜面店、素食店等。
南宋杭州的服务性行业中，特别发达的是“瓦布”——娱乐场所。城内最大的瓦市有五处，即今清河坊附近的南瓦，今惠民街的中瓦，今羊坝头的大瓦（上瓦），今众安桥的北瓦，今庆春街的蒲桥瓦（东瓦），其中以北瓦的规模最大。一个瓦市内又分成若干“勾栏”，每个勾栏都有各流名角主演的不同种类的曲艺或戏剧，昼夜不闲。最大的北瓦就有十三座勾栏。除了城内的瓦市以外，城郊也有许多瓦市，例如嘉会门瓦、候潮门瓦、荐桥门瓦、艮山门瓦等，共有瓦市二十处。所有城内外瓦市附近，都是店铺林立、商业繁荣的地方。
在南宋一代中，杭州的文化事业也十分发达，它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以后杭州和浙江省的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中间首先是印刷出版业。早在北宋时，杭州已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北宋一代由朝廷官刻的所谓“监本”之中，有一半就在杭州刊印。到了南宋，杭州的印刷出版业就一跃而冠于全国。城内外有名可查的官私书坊有二十余家之多。当时杭州刊印的书籍，字体工整，刀法娴熟，纸质坚白，墨色清香，为古今学者所一致称道。至今存在的南宋杭刻书籍，都是我国宋版书的精华，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南宋一代中，杭州的教育事业也很发达。当时，朝廷在这里创办的学校有太学、武学和宗学三种，合称三学。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设置在纪家桥以东，规模宏敞，舍宇壮丽，学生按程度分上舍、内舍和外舍三个等级，最多时达一千七百余人，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此外，在凌家桥设有临安府学，在钱塘、仁和二县的县衙附近没有二县的县学，在通江桥没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在这些学校以下，还有为数众多的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等。杭州的每一里巷，至少有这类学校一二所。耐得翁于端平二年（1235年）所著的《都城纪胜》一书中说，杭州城内“弦诵之声，往往相闻”，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文化城市文风发达的情况。
随着杭州城市的日益发展，西湖的面貌在南宋一代中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前面已经提到，白居易和苏东坡在对整治西湖作出了贡献，不过他们治理西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和城市给水。因此直到北宋，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还是不多的。南宋建都以后，西湖以一个水库一变而成为首都的风景区。不仅是帝王将相和地主富商把它作为安乐窝，而上百万的市民和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的流动人口，当然也以此为大公园。此外，从外国来的使节、商人、僧侣和旅游者，也无不到西湖游览和进香。于是，西湖就顿时出现了游客如云、歌舞遍地的局面。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庙精舍，在沿湖和群山之间纷纷兴建。优美的自然风景里，添了许多金碧辉煌的人工雕琢，西湖风景区至此基本完成。这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风景布局。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西湖风景区不同凡响的特色。
随着西湖风景区的精心布局和游客的增加，杭州的旅游业开始发展。闸口白塔岭下刊印出杭州历史上的第一种导游图，称为《地经》，出售给游客。介绍杭州和西湖风景的专著也陆续刊印出版，象西湖老人著的《繁胜录》，耐得翁著的《都城纪胜》，吴自牧著的《梦粱录》等，至今都还存在。在这些专著中，介绍西湖名胜最详细的是四水潜夫著的《武林旧事》。此书对西湖名胜采取了分区记载的方法，把全湖风景区分为南山路、西湖三堤路、孤山路、北山路、葛岭路、西溪路等六路，另外再加上离湖最远的三天竺。这种分区记载的方法，和现代的西湖导游书已经基本相同了。
南宁的著名诗人范成大于绍熙二年（1191年）撰写了一部称为《吴郡志》的地方志。他在此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赞语。这句话以后又被群众改成更为通俗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至今仍然广泛流传。杭州从南宋开始比喻为天堂。这就说明了当时城市的繁荣和西湖的美丽。
南宋以后，杭州从一个朝代的首都的地位，下降到一个省城的地位，境况当然就远非昔比了。特别是在元军入城的初期，城市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元末明初的刘基（伯温）在他的《悲杭城歌》所说：“观音渡口天狗落，北关门外沙尘恶，健儿被发走和风，女哭男啼撼城廓。”当时，西湖湮塞，城市萧条。不过，随后元朝疏凿京杭运河，沟通了从大都（今北京）到杭州的内河航运，给杭州在交通运输和商业上带来不少好处。
由于西湖水利在元朝一代中的漠视，到了明朝初年，全湖被地主豪强支割围垦，苏堤以西，皆成葑田，六桥流水，仅存一线。幸赖知府杨孟瑛在正德三年（1508年）对它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撤毁葑田三千余亩，才使西湖规模又恢复了唐宋旧观。而在明清两代之中，杭州仍然物产富庶，交通便利，商业繁荣，风景秀丽，不失为我国东南的一大都会。
清代末叶，由于国势衰落，民生疾苦，杭州也和全国一样，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和衰落。辛亥革命以后，接着又是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杭州处于每况愈下局面。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杭州于当年年底就为日军所占领，长达八年之久，湖山蒙尘，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杭州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生产建设，特别是加强工业建设的工作，陆续在市郊建立了半山重工业区、拱墅纺织工业区、祥苻一小河轻、化工业区、留下一天目山路电子仪表工业区、望江门木材加工和食品工业区，发展了不少以往缺乏的工业部门。由于杭州是一个旅游城市，因此，这些工业区都考虑了远离风景区，以避免影响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工业区的建立，不仅提高了杭州的工业生产力，繁荣了经济，同时也使城市向郊区伸展，扩充了城市范围。
西湖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西湖的整治和风景区的建设不遗余力。五十年代的一次疏浚，使西湖的平均深度达到一米八，超过以前的两倍。此外还新建了杭州植物园、杭州动物园，杭州花圃等面积较大的公园，扩建了柳浪闻莺公园、花港公园等著名游览地。至于象疗养院、饭店以及其他供旅游用的建筑，为数就更为可观。
三十多年来，城市的公用事业的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诸如住宅、道路、公共交通、绿化、环境保护以及医疗、文化教育等，都获得较大成就。以道路建设为例，三十多年来新建的城市道路，长度可以环绕西湖十六周。以文化教育事业为例，城市西北郊新建的文教区，有杭州大学等高等学校五所，研究机构若干所以及数十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而在五十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
现在，杭州市和西湖已经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它将被逐步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旅游城市。杭州人民正在加倍努力，把城市建设得更美好，把西湖打扮得更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