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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景观 遵义

    陈永孝遵义是我国的历史名城。遵义会议的光辉业绩给遵义古城赋予了新的活力,使它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英雄城市。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黔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遵义城之所以在贵州高原上兴起,是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从地理位置来看,遵义正位于贵州高原的北部。北面是大娄山脉,地势高峻,平均海拔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米之间,最高峰在两千米以上。整个山势从东北延绵到西南,层峦叠嶂,万峰插天,林木葱笼,苍山如海,犹如一道天然屏障。由于河流的切割,山高谷深,相对高差达四五百米。峰谷之间峭壁陡峻,关隘重锁,历为川黔咽喉和交通要冲。这里关隘位置险要,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就是其中关隘之一。

    遵义的南面,被一条水急浪涌的乌江所阻隔。河流两岸峭壁陡立,犹如刀切,相对高差在四百米左右。河床比降大,浪急滩险。行船困难。民谚说:“行遍天下路,难过乌江渡”,素有“乌江天险”之称。这种隔江与黔中对峙的地形,在军事上也是一道重要防线。

    遵义的东西两面被乌江支流所包围。西面为偏岩河,东面是羊岩何。羊岩坷上游有两条交流:西支为湘江,从北向南穿行于遵义丘陵坝子之间;东支为湄江,流经湄潭盆地。二者注入羊岩河,成为遵义往南的一条通道。遵义城就凭借这样的地理条件,北倚娄山雄关,南濒乌江天险,东西两侧有河流阻隔作为缓冲,并有向南的通道,显示了遵义城的重要军事价值,从而使它逐渐发展成为黔北的军事重镇。

    遵义处于黔北地区乌江支流,例如湘江、湄江、偏岩河,芙蓉江和赤水河支流桐梓河的分水岭地带。河流分别向四周分流。而河流谷地为古代交通孔道。历史上无论是破产的汉族农民迁入贵州从事农垦,还是商人进入夜郎诸国从事贸易,都是沿着乌江、赤水河、綦江谷地向高原内部逐渐深入的。这样,遵义就成为各地来往人员的歇脚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是黔北的交通要道。

    在贵州高原上,凡是在分水岭的地方,多有低山、丘陵、宽谷、盆地相间分布,地面开阔平坦,水、热、土条件较好,向为贵州重要的农业区。遵义正处于黔北一系列河流的分水岭上,周围方圆几百里,田连阡陌。丘陵上层层梯田,竹、茶、果、桑郁郁葱葱。气候属于亚热带,终年温和湿润。年均气温约十五摄氏度,3月到11月平均气温都在十摄氏度以上,7月到8月平均气温也不过二十五摄氏度,无霜期二百八十八天,年雨量一千毫米以上。夏季雨热同期;冬季霜雪少见。而河流贯穿其间,流量丰沛,田水高差小,灌溉方便。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耕垦经营,使遵义周围农产富饶,素有“黔北粮仓”之称。这为遵义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今天的黔北,在古代属于“西南夷”的范围。秦以前,贵州境内已存在许多大小不等的民族部落,自封为国或邑。黔北的遵义、绥阳、桐梓地原为“国之邦”,依附于大夜郎国。秦统一中国时,就国地置县,隶蜀郡管辖。汉武帝通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夜郎地置柯郡,县隶柯郡。柯郡废后,置郎州,以恭水县为州治,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更郎州为播州。次年改恭水县为罗蒙县,两年后又改罗蒙县为遵义县。这就是历史上播州、遵义名称之由来。不过这时所建的播州和遵义县都不是现在遵义市所在地,而是在今天绥阳县城附近。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云南的南诏国占了播州,达十七年之久。唐王朝对南诏国屡加征讨,直到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才派杨端收复了播州。从此杨氏世袭播州领地,直到明万历年间。

    宋时,将播州迁至白锦堡,更名播川县,地址在今遵义县南白镇。原播州地更名遵义军。杨氏后裔杨轸、杨轼兄弟相继据守播川。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杨轸将镇守的白锦堡迁至北面的穆家川。这才是今天的遵义市的城址。穆家川在明代改名湘江。

    当时遵义城址的选择,从所处的位置和自然环境来看,是颇费苦心的。该城座落在娄山南麓,低山丘陵的北端,四周群山环抱,中间为一个构造盆地。盆地边缘为红色砂页岩组成的脊状山岗,象一道围墙屏障着遵义城。南边有老鸦山、红花岗;西有府后山、王屏山;东北部为凤凰山,山脊向南逐渐蜿蜒与红花岗相接,最高峰海拔一千米左右。湘江从西北向东南绕城而过,为本城重要的出入孔道。出东南是湘江下游,丘陵坝子广阔,可向南扩展范围;出西北沿湘江而上是海龙、高坪坝子等重要的粮仓,犹如遵义城的仓库。湘江河谷原为贵州通往四川的一条古道。可见,这座城市的选择最初是从军事上的考虑较多。这比起当时的白锦堡播川县和绥阳附近的遵义军来讲,条件要优越得多。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于穆家川重建播州。从此以后,元明两代称谓的播州就是今日遵义市。杨轼据播州时,重视文学,曾招来不少巴蜀文人学士,这对播州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也为以后杨粲治理播州奠定了基础。杨粲在嘉泰初年被宋朝封为沿边安抚使,治理播州约三十余年。他能北抗拒蒙古军入侵,南与水西罗甸王割据政权相抗衡,势力相当强大,为遵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遵义城自宋代杨轸迁治以来,历元明两代,手工业、商业和交通日益发展,人口逐渐集中,穆家川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但一直没有城垣。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官兵三千人修筑播州城墙,这是历史上遵义建城之始。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到次年平息。从此,杨氏对播州的统治基本结束,各地普设流官代替土官。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又再次动工修筑城墙,由现在的川剧院沿湘江北上到宾馆,再向西上大龙山,经玉屏山、府后山、下石家堡,过大坝子、康石桥、与川剧院连接。城垣以内,面积大约为六平方公里,这就是现在的遵义老城。播州从此改名为遵义军民府。遵义的名称就代替了播州。

    清中叶以后,遵义人口更加集中,逐渐向湘江东岸扩展。从现在的新华侨向丁字口方向发展,形成新街,并朝南向狮子桥、朝北向凤朝关延伸。咸丰四年(1854年),杨龙喜义军围攻遵义,其后又有多次苗汉起义军的兴起。为防守计,于咸丰八年(1858年)又从今新华桥头经豆芽湾,绕孔庙上双荐山,过白石凹,经凤朝关,再折上桃源山,绕湘山接来峰门,再沿湘江北上回接盘安门,筑成遵义的第二道城墙。这就是遵义的新城。

    民国以后,废府设遵义县。1949年11月21日遵义解放。1955年正式设立省辖市,直到现在。

    遵义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此召开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遵义城,在这里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当年红军在遵义城的活动,留下了许多革命纪念遗址,例如遵义会议会址、红花岗下的群众大会会场、黔北第一个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址和回尤乡革命委员会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地,以及红军总政治部、红军之友社、赤色工会等住地。这些是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见证。建国后,在当年激战过的凤凰山下建造了遵义会议陈列馆和纪念广场,在山上修建了红军烈士陵墓。对遵义会议会址等一些革命遗址也复原一新。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的光辉业绩,留下的革命遗址,为遵义名城增添了光辉。

    遵义在历史上虽素称黔北重镇,但除抗日战争时期曾热闹一时外,整个城镇房屋破落,街道狭窄。直到解放前夕,全市仅有面粉、火柴、酒精三个设备简陋的小厂和一个用汽车发电机发电的小电厂。城市工商业凋敝,居民生活贫困,到处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

    建国后,根据遵义在全省所处的地位,以及周围有煤、铁、锰、磷、硫化铁等多种矿产资源的条件,把遵义作为黔北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进行建设。先后建成有铁合金、机械、电力、煤炭、化工、建材、电子等重工业,以及丝织、面粉、印染、制茶、卷烟、制革、饲料、陶瓷、酿造等轻工业,共一百多家厂矿企业。工业职工约十万人,工业产值比解放时增长五百多倍。在交通上,川黔铁路纵贯南北,公路网以本市为中心,与黔北各县和邻省相通,内外联系方便。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三十多年来城市道路增加五倍,其中高级路面占一半。由于新建了遵义医学院和遵义师专等高等学校,文化教育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遵义市已从过去仅有五万人的城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轻重工业初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城区已大大超过老城和新城的范围,面积达十到十五平方公里。

    遵义是贵州高原上的一座绿色城市。蠢立在城市中央的凤凰山,由二十多个山峰组成,最高峰海拔一千余米,山峦起伏、逶迤长达十八公里。森林覆盖面积达五千多亩,林木百余种,终年郁郁葱葱,百鸟啼鸣,泉水淙淙,空气清新,被誉为遵义的“绿色屏障”和“天然的植物园”,对调节全城气候,净化空气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周围翠绿的群山环抱,湘江两岸浓荫密布,大街两旁绿树成荫,还有绿化带、街心花园和花池,把整个城市点缀得分外艳丽。秀俪的山川、平直的街道、依山傍水不拘一格的城市建筑和原来的革命遗址遥相辉映,加上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宜人的高原气候,使遵义成为黔北的一个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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