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兰州
刘满兰州是甘肃省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它不仅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而且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的河谷中。四周群山环抱，黄河流经其中。这里地处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外。在兰州以西、以东地区，有的地方岩层坚硬，河水不易下切，形成了一些峡谷，例如著名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桑园峡等。而兰州附近，地层比较松软，河水侧蚀比较容易，河水长年累月地冲刷和泥沙堆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兰州盆地。
古代兰州盆地的自然条件是十分优越的。据《水经注》记载，金城县城的南山有个梁泉，还有一段关于梁泉形成的传说。据说有个叫梁晖的人，他是东汉权臣梁冀的后代，因被羌人围困在金城南山，没有水喝，于是将自己手执的榆木鞭竖在地上，宰杀青羊祈祷。结果奇迹发生了，南山顿时“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后来人们又将这一传说附会在汉代名将霍去病身上，演化为另一传说。传说霍去病讨伐匈奴途经兰州城南的皋兰山，士兵口渴，霍去病以钢鞭击山，皋兰山上出现五个泉眼，这就是今兰州城南的五泉山。这些传说都说明古代兰州城南的山上，树木成林，泉水淙淙。而且今兰州城南的阶地，土质肥沃，宜于耕收。这些阶地南靠树林茂密的皋兰山，北临黄河，无论采集、渔猎、放牧都是十分便利的。另外，兰州盆地的气候也非常宜于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里没有酷热的暑天，而且夏季短促；冬季虽然比较长，但因为四面环山，尤其是祁连山东段挡住了北方的寒潮，所以比较温和，加之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对于多数农作物的生长都是有利的。因此，远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兰州盆地的河谷阶地上已经有了古人类生息。
兰州自古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我国西方的羌人驻牧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今兰州黄河南岸修建长城，当时兰州地属陇西郡。汉朝控制河西以后，为了彻底隔断北方匈奴和西方羌人的联系，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设置了金城郡，与酒泉、张掖、郭煌、武威合称河西五郡。金城郡共辖十三个县，其中的金城县就设在今兰州城区南。它之所以被命名为金城，正如《水经·河水注》所说，“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由此可见，最初的金城县完全是一个军事要塞。
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秦汉两朝都向金城一带大量移民，同时鼓励军民开荒种田。大批的移民和守边士兵，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也带来了引水修渠和灌溉技术，使原来大片的牧场开垦为农田，大大促进了金城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时，金城每斛粮食的价格是八钱。粮价的便宜，说明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朝开通河西走廊以后，兰州就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渡口和交通枢纽。当时由长安到西域的交通线路有几条，其中一条就是经由兰州的。它从长安出发，溯渭水西行，沿千水西北行，越陇山到今甘肃天水，再沿渭水西行到临洮。由临洮到兰州，从兰州过黄河，西北经河西走廊到新疆。这条路线经过的地方，大多是郡县治所，人口比较稠密，在交通设施、生活和安全方面，均比其他线路要好一些。因此，经由兰州的路线，在汉唐之际，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一条。可以想见，两汉同西域的频繁交往，对金城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东汉末年，由于地方官吏豪强对这一带的羌人侵夺奴役，无所不为，激起了羌族人民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当时连年不断的战争，“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加之“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金城河水溢”等自然灾害，使金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西汉时，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约十五万人，到了东汉顺帝时，金城郡所辖的十县中，仅有民三千八百多户，一万八千多人。前后对比，东汉金城郡的县城减少了三个，而户口、人数只有西汉时的十分之一。
建安年间，曹操平定了金城一带，并任命苏则担任金城太守。据《三国志·苏则传》记载：苏则到任时，金城全郡“户不满五百”，只有西汉时的百分之一二了。苏则到任以后，号召流民回乡生产。他关心民生疾苦，“亲自教民耕种”，“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苏则还注意安抚当地少数民族，“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发展民族贸易。在他的鼓励下，先后返回金城郡的羌族就有“三千余落”。苏则的这些作法，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果获得了大丰收。苏则还率兵平定了河西地区的叛乱，使一度受阻的“丝绸之路”畅通。总之，苏则是一个在兰州城市发展上有贡献的人物。
曹魏和西晋时期，金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长时间的大分裂。金城一带作为战场长达一二百年之久。这期间，金城和黄河流域，都是“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劳动力的损失和生产的破坏，都是十分严重的。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金城一带才比较安定些，到了隋唐时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隋唐两代都把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密切同西域的关系，作为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兰州不仅是由长安西去河西、西域的重要通道和渡口，也是当时由青海进入西藏、印度的通道，而且是河西诸郡和河湟地区的后方和屏障。因此，兰州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上的地位就变得很重要了。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正式设立兰州。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又设置兰州总管府，唐代为兰州都督府，治所均在金城县（今兰州城关）。因兰州城南有皋兰山，所以取名兰州。兰州一名起于隋代，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年了。隋炀帝大业初年，改金城县为五泉县，因城南皋兰山麓有泉五眼而得名。当时的五泉县城在今兰州城关稍南，南倚皋兰山，北临黄河，依山傍水，形势十分险要。城北黄河北岸就是金城关（今兰州中山桥西）。金城关是汉代旧关，周武帝时设金城津（渡口），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改为金城关。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中这样描写了金城关：“古戍倚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诗中的古戍即金城古关，因该关南阻大河，北临崇岭，故谓之重险。关城壁立于黄河之滨，控扼山河之间蜿蜒曲折的驿道，沿驿道向西北，就是十六国时争雄角逐于河湟和河西地区的五凉，即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兰州古城，金城雄关，一南一北，夹河而立，由此可见当时兰州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兰州是西北边地的军事重镇，政府派兵驻守，广开屯田，以解决边防军的粮秣。同时，兰州一带还是唐朝的监牧地，即官办的养马场。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兰州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据《通鉴》记载，天宝年间，兰州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兰州也就成为中外友好使者的必经之地了。隋大业年间，西域派遣使者到长安朝贡的就有三十余国，这些使者大都是经由兰州到长安的。高昌国王伯雅，金城榆中（今兰州榆中县）人，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亲自朝见隋炀帝，而且娶华容公主为妻。伯雅之子文泰，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并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兰州修建了宝塔寺，有十三层木塔一座。寺位于今木塔巷，1874年焚毁。唐代“万国来朝”，由“丝绸之路”经兰州到长安的西域各国的使者一定是很多的。当时，我国著名的僧人玄奘、边塞诗人高适、岑参，还有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者刘元鼎等，都是经过兰州西行。高适在《金城北楼》一诗中，用这样几句描写了兰州的风光：“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总之，隋唐时期，兰州已由一个普通的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上起着重要作用的都会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衰落。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兰州一带落入吐蕃之手。这种局面，经过五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建立。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兰州又为西夏占据，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才被收复。在这长达三百多年的岁月里，兰州人民饱尝了战争的苦难。
宋朝收复兰州后，在兰州古城设置了兰泉县。当时兰州黄河以北就是西夏的势力范围，因此兰州就成了直接面对西夏人的军事重镇。每到冬季，黄河结冰，西夏人就来进犯。当时的“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余步”。为了抵御西夏的进犯，宋朝在旧城之北的黄河南岸展筑北城。扩建的北城“城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周六里三分，三面土筑，北面砖，下临黄河，建四门，上各建层楼戍铺”。北城建成后，即将南城废弃。同时，招募士兵，大开屯田，而且招抚西蕃族。据史书记载，自修建北城之后，“羌人相继降顺者已数万帐”。另外还扩建了金城关，使之成为“长千步以上”的关城，在金城关与兰州城之间的黄河上架设了浮桥。这是兰州历史上最早的浮桥，它比人们熟知的明代修建的浮桥要早三百年。
自南宋以后，兰州又成宋、金争战的地方，直到元朝建立。宋、金、元时期，兰州都是一州的首府。明朝时，兰州城也是兰州的首府，而且是兰州卫的驻地。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牛元璋的十四子、肃王朱移驻兰州。从此，兰州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上的地位又重要起来。
朱的职责是主持“甘州五卫军务”和“督军屯粮”，而且还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这就促进了兰州一带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兰州自古少雨，明时开凿渠道，引兰州城郊的阿干水灌溉土地。兰州人段续引进了水车，“倒挽河水，以灌田亩”。在难以引水灌溉的地方，铺压“沙田”，即在土地上铺几寸厚的沙子和砾石，防止水分蒸发。这些水利设施和耕作技术，使农田的产量大大提高了。
明朝初年，在兰州城西又造浮桥。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金城关下正式修建了镇远桥。这座桥是用铁索联接二十四艘大船而成的浮桥，两岸各用两根铁柱固定。每根铁柱“长一丈八尺，径一尺五寸”。这座浮桥历时长达五百多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兰州铁桥建成才被拆除。这座浮桥的建成，使兰州成为联接中原和青海、新疆和西藏的交通枢纽，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北各地的贸易。
因为兰州在西北的地位日渐重要，所以兰州城垣的扩建也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兰州旧城“周六里多”，明朝宣德年间，自城西北至东北增筑外郭，“凡十四里多”。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自城东至北增筑郭城“七百九十七丈有奇”，而且修建郭门九座。经过这两次修建，兰州城垣就定形了。
兰州在明代时属陕西省临洮府。康熙七年（1668年）分设甘肃省，治所在兰州。乾隆三年（1738年）废临洮府，设兰州府，并在兰州城关设皋兰县为府治。这样，兰州不仅成为领属二州、一厅、四县的兰州府的首府，而且成为甘肃省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西陲用兵”，陕甘总督也移驻兰州。当时甘肃“兵额独多于他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今城西南华林山筑华林山城，作为军营，并在城南龙尾山建四座墩堡，以加强兰州城防。总之，清代兰州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空前重要起来了。
清代，兰州的工农业、商业、交通和文化都得到了发展。继明代之后，清朝政府继续开发水利，广兴屯垦，而且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交易。同治十年（1871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雇广东工匠用泰西机器制造洋枪洋炮”。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条件，又于兰州设“甘肃织呢总局”，购买德国机器，雇佣德国技师生产毛呢。这是我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宣统元年，又在兰州城北建成铁桥，即现在的中山桥，这是我国黄河上较早的铁桥之一。另外，还设有贡院、书院、电报局等。
早在清初，甘肃就发生过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同治年间，又一次爆发了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当时，“陕、甘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十百里人烟断绝”。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兰州人民饱尝了贪官污吏的剥削和压迫之苦，经历了军阀混战的漫长岁月，兰州城也变得破败不堪了。
旧兰州是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地下管道，没有柏油马路，更没有铁路的“四无”城市。当时的工业就是濒临倒闭的织呢厂和机械厂，还有几家制肥皂、皮革的小作坊。现在，兰州建城区已由建国初的十六平方公里，发展到一百四十六平方里，人口也由十七万人发展到百万人以上。工业建设突飞猛进，已初步建成我国西北的工业基地，以石油、化工、冶金、电力、毛纺、机械制造、中成药等工业而闻名全国。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兰州的交通运输事业也迅速发展，今日的兰州，铁路、公路纵横交惜，在黄河上修建了许多座大桥，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兰州市政建设也突飞猛进，现在己是一座高楼林立，道路通畅，生活方便的现代化城市了。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的河谷中。四周群山环抱，黄河流经其中。这里地处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外。在兰州以西、以东地区，有的地方岩层坚硬，河水不易下切，形成了一些峡谷，例如著名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桑园峡等。而兰州附近，地层比较松软，河水侧蚀比较容易，河水长年累月地冲刷和泥沙堆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兰州盆地。
古代兰州盆地的自然条件是十分优越的。据《水经注》记载，金城县城的南山有个梁泉，还有一段关于梁泉形成的传说。据说有个叫梁晖的人，他是东汉权臣梁冀的后代，因被羌人围困在金城南山，没有水喝，于是将自己手执的榆木鞭竖在地上，宰杀青羊祈祷。结果奇迹发生了，南山顿时“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后来人们又将这一传说附会在汉代名将霍去病身上，演化为另一传说。传说霍去病讨伐匈奴途经兰州城南的皋兰山，士兵口渴，霍去病以钢鞭击山，皋兰山上出现五个泉眼，这就是今兰州城南的五泉山。这些传说都说明古代兰州城南的山上，树木成林，泉水淙淙。而且今兰州城南的阶地，土质肥沃，宜于耕收。这些阶地南靠树林茂密的皋兰山，北临黄河，无论采集、渔猎、放牧都是十分便利的。另外，兰州盆地的气候也非常宜于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里没有酷热的暑天，而且夏季短促；冬季虽然比较长，但因为四面环山，尤其是祁连山东段挡住了北方的寒潮，所以比较温和，加之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对于多数农作物的生长都是有利的。因此，远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兰州盆地的河谷阶地上已经有了古人类生息。
兰州自古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我国西方的羌人驻牧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今兰州黄河南岸修建长城，当时兰州地属陇西郡。汉朝控制河西以后，为了彻底隔断北方匈奴和西方羌人的联系，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又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设置了金城郡，与酒泉、张掖、郭煌、武威合称河西五郡。金城郡共辖十三个县，其中的金城县就设在今兰州城区南。它之所以被命名为金城，正如《水经·河水注》所说，“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由此可见，最初的金城县完全是一个军事要塞。
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秦汉两朝都向金城一带大量移民，同时鼓励军民开荒种田。大批的移民和守边士兵，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也带来了引水修渠和灌溉技术，使原来大片的牧场开垦为农田，大大促进了金城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时，金城每斛粮食的价格是八钱。粮价的便宜，说明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汉朝开通河西走廊以后，兰州就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渡口和交通枢纽。当时由长安到西域的交通线路有几条，其中一条就是经由兰州的。它从长安出发，溯渭水西行，沿千水西北行，越陇山到今甘肃天水，再沿渭水西行到临洮。由临洮到兰州，从兰州过黄河，西北经河西走廊到新疆。这条路线经过的地方，大多是郡县治所，人口比较稠密，在交通设施、生活和安全方面，均比其他线路要好一些。因此，经由兰州的路线，在汉唐之际，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一条。可以想见，两汉同西域的频繁交往，对金城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东汉末年，由于地方官吏豪强对这一带的羌人侵夺奴役，无所不为，激起了羌族人民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当时连年不断的战争，“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加之“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金城河水溢”等自然灾害，使金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西汉时，金城郡所辖的十三县，有三万八千多户，约十五万人，到了东汉顺帝时，金城郡所辖的十县中，仅有民三千八百多户，一万八千多人。前后对比，东汉金城郡的县城减少了三个，而户口、人数只有西汉时的十分之一。
建安年间，曹操平定了金城一带，并任命苏则担任金城太守。据《三国志·苏则传》记载：苏则到任时，金城全郡“户不满五百”，只有西汉时的百分之一二了。苏则到任以后，号召流民回乡生产。他关心民生疾苦，“亲自教民耕种”，“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苏则还注意安抚当地少数民族，“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发展民族贸易。在他的鼓励下，先后返回金城郡的羌族就有“三千余落”。苏则的这些作法，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也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果获得了大丰收。苏则还率兵平定了河西地区的叛乱，使一度受阻的“丝绸之路”畅通。总之，苏则是一个在兰州城市发展上有贡献的人物。
曹魏和西晋时期，金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长时间的大分裂。金城一带作为战场长达一二百年之久。这期间，金城和黄河流域，都是“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劳动力的损失和生产的破坏，都是十分严重的。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金城一带才比较安定些，到了隋唐时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隋唐两代都把确保“丝绸之路”畅通、密切同西域的关系，作为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兰州不仅是由长安西去河西、西域的重要通道和渡口，也是当时由青海进入西藏、印度的通道，而且是河西诸郡和河湟地区的后方和屏障。因此，兰州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上的地位就变得很重要了。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正式设立兰州。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又设置兰州总管府，唐代为兰州都督府，治所均在金城县（今兰州城关）。因兰州城南有皋兰山，所以取名兰州。兰州一名起于隋代，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年了。隋炀帝大业初年，改金城县为五泉县，因城南皋兰山麓有泉五眼而得名。当时的五泉县城在今兰州城关稍南，南倚皋兰山，北临黄河，依山傍水，形势十分险要。城北黄河北岸就是金城关（今兰州中山桥西）。金城关是汉代旧关，周武帝时设金城津（渡口），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改为金城关。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中这样描写了金城关：“古戍倚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诗中的古戍即金城古关，因该关南阻大河，北临崇岭，故谓之重险。关城壁立于黄河之滨，控扼山河之间蜿蜒曲折的驿道，沿驿道向西北，就是十六国时争雄角逐于河湟和河西地区的五凉，即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兰州古城，金城雄关，一南一北，夹河而立，由此可见当时兰州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兰州是西北边地的军事重镇，政府派兵驻守，广开屯田，以解决边防军的粮秣。同时，兰州一带还是唐朝的监牧地，即官办的养马场。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兰州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据《通鉴》记载，天宝年间，兰州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很频繁的，兰州也就成为中外友好使者的必经之地了。隋大业年间，西域派遣使者到长安朝贡的就有三十余国，这些使者大都是经由兰州到长安的。高昌国王伯雅，金城榆中（今兰州榆中县）人，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亲自朝见隋炀帝，而且娶华容公主为妻。伯雅之子文泰，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并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兰州修建了宝塔寺，有十三层木塔一座。寺位于今木塔巷，1874年焚毁。唐代“万国来朝”，由“丝绸之路”经兰州到长安的西域各国的使者一定是很多的。当时，我国著名的僧人玄奘、边塞诗人高适、岑参，还有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者刘元鼎等，都是经过兰州西行。高适在《金城北楼》一诗中，用这样几句描写了兰州的风光：“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总之，隋唐时期，兰州已由一个普通的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上起着重要作用的都会了。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衰落。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兰州一带落入吐蕃之手。这种局面，经过五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建立。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兰州又为西夏占据，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才被收复。在这长达三百多年的岁月里，兰州人民饱尝了战争的苦难。
宋朝收复兰州后，在兰州古城设置了兰泉县。当时兰州黄河以北就是西夏的势力范围，因此兰州就成了直接面对西夏人的军事重镇。每到冬季，黄河结冰，西夏人就来进犯。当时的“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余步”。为了抵御西夏的进犯，宋朝在旧城之北的黄河南岸展筑北城。扩建的北城“城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周六里三分，三面土筑，北面砖，下临黄河，建四门，上各建层楼戍铺”。北城建成后，即将南城废弃。同时，招募士兵，大开屯田，而且招抚西蕃族。据史书记载，自修建北城之后，“羌人相继降顺者已数万帐”。另外还扩建了金城关，使之成为“长千步以上”的关城，在金城关与兰州城之间的黄河上架设了浮桥。这是兰州历史上最早的浮桥，它比人们熟知的明代修建的浮桥要早三百年。
自南宋以后，兰州又成宋、金争战的地方，直到元朝建立。宋、金、元时期，兰州都是一州的首府。明朝时，兰州城也是兰州的首府，而且是兰州卫的驻地。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牛元璋的十四子、肃王朱移驻兰州。从此，兰州在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上的地位又重要起来。
朱的职责是主持“甘州五卫军务”和“督军屯粮”，而且还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这就促进了兰州一带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兰州自古少雨，明时开凿渠道，引兰州城郊的阿干水灌溉土地。兰州人段续引进了水车，“倒挽河水，以灌田亩”。在难以引水灌溉的地方，铺压“沙田”，即在土地上铺几寸厚的沙子和砾石，防止水分蒸发。这些水利设施和耕作技术，使农田的产量大大提高了。
明朝初年，在兰州城西又造浮桥。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金城关下正式修建了镇远桥。这座桥是用铁索联接二十四艘大船而成的浮桥，两岸各用两根铁柱固定。每根铁柱“长一丈八尺，径一尺五寸”。这座浮桥历时长达五百多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兰州铁桥建成才被拆除。这座浮桥的建成，使兰州成为联接中原和青海、新疆和西藏的交通枢纽，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北各地的贸易。
因为兰州在西北的地位日渐重要，所以兰州城垣的扩建也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兰州旧城“周六里多”，明朝宣德年间，自城西北至东北增筑外郭，“凡十四里多”。正统十二年（1447年）又自城东至北增筑郭城“七百九十七丈有奇”，而且修建郭门九座。经过这两次修建，兰州城垣就定形了。
兰州在明代时属陕西省临洮府。康熙七年（1668年）分设甘肃省，治所在兰州。乾隆三年（1738年）废临洮府，设兰州府，并在兰州城关设皋兰县为府治。这样，兰州不仅成为领属二州、一厅、四县的兰州府的首府，而且成为甘肃省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西陲用兵”，陕甘总督也移驻兰州。当时甘肃“兵额独多于他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今城西南华林山筑华林山城，作为军营，并在城南龙尾山建四座墩堡，以加强兰州城防。总之，清代兰州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空前重要起来了。
清代，兰州的工农业、商业、交通和文化都得到了发展。继明代之后，清朝政府继续开发水利，广兴屯垦，而且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茶马交易。同治十年（1871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雇广东工匠用泰西机器制造洋枪洋炮”。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利用西北盛产羊毛的条件，又于兰州设“甘肃织呢总局”，购买德国机器，雇佣德国技师生产毛呢。这是我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宣统元年，又在兰州城北建成铁桥，即现在的中山桥，这是我国黄河上较早的铁桥之一。另外，还设有贡院、书院、电报局等。
早在清初，甘肃就发生过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同治年间，又一次爆发了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当时，“陕、甘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十百里人烟断绝”。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兰州人民饱尝了贪官污吏的剥削和压迫之苦，经历了军阀混战的漫长岁月，兰州城也变得破败不堪了。
旧兰州是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地下管道，没有柏油马路，更没有铁路的“四无”城市。当时的工业就是濒临倒闭的织呢厂和机械厂，还有几家制肥皂、皮革的小作坊。现在，兰州建城区已由建国初的十六平方公里，发展到一百四十六平方里，人口也由十七万人发展到百万人以上。工业建设突飞猛进，已初步建成我国西北的工业基地，以石油、化工、冶金、电力、毛纺、机械制造、中成药等工业而闻名全国。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兰州的交通运输事业也迅速发展，今日的兰州，铁路、公路纵横交惜，在黄河上修建了许多座大桥，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兰州市政建设也突飞猛进，现在己是一座高楼林立，道路通畅，生活方便的现代化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