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武威
刘满武威，古称姑臧，又名凉州，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宝铜奔马就是在这里出土的。今天的武威是一座普通的县城，但在历史上它却有着显赫的地位。汉唐之间，它曾是我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凉州和武威郡的首府。这里还是唐河西节度使的治所，“丝绸之路”上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和北凉等先后建都于此。它在保存我国北方文化、传播西方文化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武威城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段的武威绿洲上。武威绿洲南部和西部靠祁连山，东部是腾格里沙漠，北部为走廊北山的红崖山、黑山和阿拉古山，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就从中间流过，将绿洲分为东西两部分。这里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由于石羊河水系的多年哺育，逐渐形成了河西走廊东段最大的一片沃野绿洲，即武威绿洲。武威绿洲日照充足，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在古代，这里地多沼泽甘泉，绿草丛生，是河西地区荒漠中难得的天然牧场。
秦汉之际，我国北方匈奴的势力日渐强大，他们赶走了原来驻牧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乌孙，从此武威一带便成了匈奴休屠王部的驻牧地。匈奴在今武威城北三十公里的地方修建了休屠城作王城，还在今武威城关东北修建了盖臧城。盖臧城就是后来的姑臧城。“盖臧”是匈奴语，后人讹读为姑臧。据《西何旧事》记载：盖臧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周长为二十里。由此可见，盖臧城的始建规模是比较大的。匈奴本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城镇的修建，说明他们已经由原来单一的畜牧狩猎，逐步过度为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多种经济。休屠城是休屠王的王城，自然是休屠部的政治中心和重要军事堡垒。而盖臧城只能是一个进行农牧、狩猎和手工劳动的经济中心。
匈奴休屠部把它的经济中心盖臧建在今武威城东北，这与该地有利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盖臧位于石羊河上游的武威绿洲中部，地势较高，地面也比较干燥，而且受洪水威胁较小，利于人类居住。绿洲中部平坦开阔，水丰草美，可耕可牧，有着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这里又地近祁连山北麓，祁连山“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冬温夏凉，宜牧牛羊”。除了放牧、狩猎外，还可提供建筑木材、燃料和直接用于军事的箭杆和鹫羽。此外，河西走廊自古是内地通往新疆、中亚和西亚等地的交通要道，而盖臧正当走廓的东口，由盖臧住南穿过祁连山可到青海，往北沿石羊河谷可达内蒙，交通十分便利。因此，从最早的盖臧城到今天的武威城，这座古城的城址一直就在这里。
匈奴对河西走廊的控制，阻塞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而且他们还和聚居在今青海一带的羌人联合起来，经常侵扰汉朝西北的沿边郡县。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两次西征，打通并控制了河西走廊，把匈奴赶到了走廊以北的苦寒之地。汉朝先后在河西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和武威郡，史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为中国与欧亚各国的交流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汉设河西四郡时，盖臧改名姑臧，成为武威郡的一个属县。为了彻底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确保中西交通的畅通，汉朝除在河西四郡以北修建了长城外，还采取措施开发河西，几次向姑臧一带移民，以改变其地广民稀的落后状况。同时还充分利用当地水草畜牧的有利条件，继续发展畜牧业，而且还开荒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军队所需的粮秣和马匹。姑臧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由于汉朝的开发，中西交通的日益频繁，它在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西汉末年，我国中原地区战火连绵，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而河西僻在西北，不但没有受到战乱的破坏，反而得到了发展。当时有个贵族名叫窦融，他家几代在河西作官，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乘天下混乱，率部来到河西，在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取得了河西地区的政权。因为河西地区比较安定，所以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马岭）、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等郡“流入避凶饥者，归之不绝”。这些流民的西迁，为河西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劳动力，大大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当时，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畜，民庶殷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姑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姑臧是河西地区的富邑，因此东汉时，姑臧一跃而成为凉州和武威郡的首府。河西自古干燥少雨，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东汉初年，武威太守任延因地制宜，修理沟渠，设置专门官吏，主管农田水利。还开办学校，奖励官吏子孙入学读书，而且提拔他们担任地方官职。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姑臧等地的农业生产，还为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当时，西域各国“驰命走驿，不绝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姑臧不仅是中外贸易的中心之一，而且成了西北各族贸易的中心。《后汉书·孔奋传》记载姑臧贸易的盛况说：“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据说古代的集市贸易每天分三次进行，但姑臧因为“人货繁殷”，每天要进行四次。据《后汉书·匈奴传》记载，有一次匈奴南单于派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赶牛马一万余头到武威郡一带交易。这些都说明了姑臧城的繁华景象。
魏晋时期，姑臧仍然是凉州和武威郡的首府。魏梁州刺史徐邈“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由此可见，当时姑臧一带农业在进一步发展，而且还生产和销售食盐。煮盐、晒盐，必然是较大规模的生产，这说明当地已经有了工场手工业。两汉、三国时期的长年开发，使姑臧发展成为陇山以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西晋时期，中原地区群雄角逐，战乱不已，人民流离失所，大批田园荒芜。而姑臧、河西一带却得到了继续发展，以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西晋初年，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张轨，看到朝政日乱，他和窦融一样，主动要求担任凉州刺史。他到姑臧以后，首先稳定地方攻局，缓和民族矛盾，选拔重用了一批地方的有识之士；同时，打败了鲜卑人对河西的进犯，保卫了地方的安宁。因此。张轨“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完全控制了凉州。
当时姑臧、河西一带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洛阳沦陷以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都予以安置。大批流民的西迁，使姑臧等地人口骤增，也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魏晋以来，河西一带不使用钱币。以布帛代替货币。为了交易，人们常常将一匹布裁为数段。这种办法不但不利于交换，而旦损坏了纺织品。于是张轨下令铸造五铢钱，结果“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反映了姑臧、河西地区的经济在向上发展。
张轨建立的前凉政权，存在了七十六年，姑臧一直是它的都城。城市经过他的大规模扩建，在原姑臧城旧城的四面修建了东城、南城、西城和北城等四个小城，每个小城的边长各千步，加上旧城，共为五城。此外还有“东苑”和“西苑”，总共是七城。各城之间，“街衢相通，二十二门”。七座城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座大城，而七座城又互相独立、自成一体。六城之中，姑臧旧城居中，其余六城环列四周，保卫中城，而中城可以支援其他小城，这更能适应当时战乱的形势。
除了扩建城垣以外，张轨正在姑臧旧城内的南部另筑一城，作为宫城。在宫城内修建了谦光殿，该殿四面各起一殿，东为宜阳春殿，南为朱阳赤殿，西为政刑白殿，北为玄武黑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谦光殿为中心的宫殿群。这些宫殿无论建筑和陈设，都仿照当年的长安和洛阳，“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非常富丽堂皇。宫城四周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构成了前凉的行政中心。另外还在东城、北城等处种植果木花草，修建了宫殿、观阁和池沼。宫殿有永训宫、永寿宫、正德殿、平章殿；观阁有宾遐观、天龟观、飞龙观、神雀观和万秋阁；还有灵泉池、闲豫池、灵钧台、玄武圃、讲武场等。灵钧台“周长八十丈，基高七八丈”，可见规模之大。
前凉以后，后凉、南凉和北凉也先后建都于姑臧。当时中原乱，“丝绸之路”受阻，西域各国派遣使者到姑臧、前凉时，西域各国送来的地方特产有汗血马、火浣布（石棉布）、牛（一种野牛）、孔雀、巨象及各种珍异物品二百余种。北凉时，鄯善（今新疆罗布伯南）王比龙亲自来姑臧访问，西域其他各国也与北京友好往来。可以想见，这些友好往来中，经济上的往来必然是很多的。这说明十六国时，姑臧已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城市。
南北朝时，姑臧先后属于北魏、西魏和北周，依然是凉州和武威郡的治所。当时武威等河西郡县，“或用西域之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西域各国的金银货币能在这一带通用，反映了当时贸易的频繁。但是，这时的姑臧已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人口的减少，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当时武成郡所辖的林中（姑臧）和襄城两县，仅有民户三百四十户，只有北凉时的千分之一了。
唐代的姑臧是凉州（武威郡）的治所，又一次成为陇山以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史书上说，“唐之盛时，陇右、河西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早在隋代，凉州所辖四县的户口已增长到一万多户，唐代的五县有两万多户，开元年间最多达两万六千多户，是陇山以西人口最多的州郡。由于人口增长，政务繁多，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姑臧城内设置神乌县。庸时的姑臧，”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汪保持前凉的规模，姑臧县在城东，神乌县在城西。为了对付吐蕃和突厥，唐朝还设置了河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是唐代管兵马较多的节度使之一，治所就设在姑臧城。驻守在姑臧城的赤水军，管兵三万三千人，有马一万三千匹，是较多的地方驻军。唐代著名的将领，例如工君、牛仙客、王忠嗣和哥舒翰等，都先后驻守姑臧，担任河西节度使。可以看出，当时姑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解决边防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唐朝政府就在凉州一带兴修水利，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原来凉州州境，南北“四百余里”，长安年间凉州都督郭元振将州境扩大到“一千五百里”，并“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这位凉州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这里一斛粮食价值数千，后来一匹绢可以买到数十斛粮食，在凉州储备的军粮可以用数十年。当时的凉州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凉州自古是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唐帝国的富强，使“丝绸之路”空前繁忙，这又促进了凉州的繁荣。我国著名的高僧玄奘和边塞诗人高适、岑参都到过凉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叙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凉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说明凉州地势险要，而且是西域各国和西北各族贸易的中心。唐代诗人元稹的《西凉伎》一诗说：“吾闻昔日古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诗人笔下的凉州，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市面热闹。诗中还提到有供达官贵人们消遣的“百戏”，“丸剑跳掷”（杂技），以及西域各国的狮子舞、胡腾舞等。
安史之乱后，唐朝削弱，吐蕃强盛，河西一带沦于吐蕃，兴盛于汉唐之间的“丝绸之路”随之衰落，当年“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也就成为历史了。“丝绸之路”的荒凉，唐末和五代的纷争，使凉州衰败了。
宋元期间，凉州一带户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据《宋史·外国传》记载，当时的河西军（凉州）仅有汉民三百户，昔日雄伟壮观的凉州七城也缩为一个小城，而且只有东、南、北三门。
明清时，凉州是西北的边防要地。明凉州卫的治所就设在这里。清雍正二年（1724年）设凉州府，并设置武威县。为了防御元残余势力，明洪武十年（1377年）加固补修武威城，加高了城墙，并将城缩小。后来又增辟西门，并修建了东关城。这一时期，武威的人口增长，农田扩大，农业、手工业和文化教育一度恢复生机，因而有了“银武威”之称。清朝末年，陕甘地区回民的反清斗争，使武威变成了争战之地。战争的破坏，统治者的搜刮，使武威一带的人民“皮骨俱尽，屯荒之地，大半荒芜”。从此以后，无灾人祸交替发生，1927年的地震，1928年军阀争夺凉州之战，1929年的灾荒和瘟疫，使武威遭受了浩劫。
建国以后，武威的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县城四郊农田密布，渠道纵横，是甘肃的主要粮食产地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银武威”。工业从无到有，有电力、化工、地毯、制革、皮毛加工等。县城交通便利，兰（州）新（疆）铁路经过城南，干（塘）武（威）铁路与包（头）兰（州）铁路相接，公路四通八达。建国以来，在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仪礼》简，都是稀有的珍贵文物，特别是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曾在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展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随着四化建设的前进，武威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武威城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段的武威绿洲上。武威绿洲南部和西部靠祁连山，东部是腾格里沙漠，北部为走廊北山的红崖山、黑山和阿拉古山，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就从中间流过，将绿洲分为东西两部分。这里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由于石羊河水系的多年哺育，逐渐形成了河西走廊东段最大的一片沃野绿洲，即武威绿洲。武威绿洲日照充足，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在古代，这里地多沼泽甘泉，绿草丛生，是河西地区荒漠中难得的天然牧场。
秦汉之际，我国北方匈奴的势力日渐强大，他们赶走了原来驻牧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乌孙，从此武威一带便成了匈奴休屠王部的驻牧地。匈奴在今武威城北三十公里的地方修建了休屠城作王城，还在今武威城关东北修建了盖臧城。盖臧城就是后来的姑臧城。“盖臧”是匈奴语，后人讹读为姑臧。据《西何旧事》记载：盖臧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周长为二十里。由此可见，盖臧城的始建规模是比较大的。匈奴本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城镇的修建，说明他们已经由原来单一的畜牧狩猎，逐步过度为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多种经济。休屠城是休屠王的王城，自然是休屠部的政治中心和重要军事堡垒。而盖臧城只能是一个进行农牧、狩猎和手工劳动的经济中心。
匈奴休屠部把它的经济中心盖臧建在今武威城东北，这与该地有利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盖臧位于石羊河上游的武威绿洲中部，地势较高，地面也比较干燥，而且受洪水威胁较小，利于人类居住。绿洲中部平坦开阔，水丰草美，可耕可牧，有着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这里又地近祁连山北麓，祁连山“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冬温夏凉，宜牧牛羊”。除了放牧、狩猎外，还可提供建筑木材、燃料和直接用于军事的箭杆和鹫羽。此外，河西走廊自古是内地通往新疆、中亚和西亚等地的交通要道，而盖臧正当走廓的东口，由盖臧住南穿过祁连山可到青海，往北沿石羊河谷可达内蒙，交通十分便利。因此，从最早的盖臧城到今天的武威城，这座古城的城址一直就在这里。
匈奴对河西走廊的控制，阻塞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而且他们还和聚居在今青海一带的羌人联合起来，经常侵扰汉朝西北的沿边郡县。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两次西征，打通并控制了河西走廊，把匈奴赶到了走廊以北的苦寒之地。汉朝先后在河西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和武威郡，史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仅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为中国与欧亚各国的交流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汉设河西四郡时，盖臧改名姑臧，成为武威郡的一个属县。为了彻底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确保中西交通的畅通，汉朝除在河西四郡以北修建了长城外，还采取措施开发河西，几次向姑臧一带移民，以改变其地广民稀的落后状况。同时还充分利用当地水草畜牧的有利条件，继续发展畜牧业，而且还开荒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解决军队所需的粮秣和马匹。姑臧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由于汉朝的开发，中西交通的日益频繁，它在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西汉末年，我国中原地区战火连绵，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而河西僻在西北，不但没有受到战乱的破坏，反而得到了发展。当时有个贵族名叫窦融，他家几代在河西作官，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乘天下混乱，率部来到河西，在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取得了河西地区的政权。因为河西地区比较安定，所以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马岭）、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等郡“流入避凶饥者，归之不绝”。这些流民的西迁，为河西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劳动力，大大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当时，河西“兵马精强，仓库有畜，民庶殷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姑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姑臧是河西地区的富邑，因此东汉时，姑臧一跃而成为凉州和武威郡的首府。河西自古干燥少雨，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影响很大。东汉初年，武威太守任延因地制宜，修理沟渠，设置专门官吏，主管农田水利。还开办学校，奖励官吏子孙入学读书，而且提拔他们担任地方官职。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姑臧等地的农业生产，还为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当时，西域各国“驰命走驿，不绝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姑臧不仅是中外贸易的中心之一，而且成了西北各族贸易的中心。《后汉书·孔奋传》记载姑臧贸易的盛况说：“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据说古代的集市贸易每天分三次进行，但姑臧因为“人货繁殷”，每天要进行四次。据《后汉书·匈奴传》记载，有一次匈奴南单于派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赶牛马一万余头到武威郡一带交易。这些都说明了姑臧城的繁华景象。
魏晋时期，姑臧仍然是凉州和武威郡的首府。魏梁州刺史徐邈“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由此可见，当时姑臧一带农业在进一步发展，而且还生产和销售食盐。煮盐、晒盐，必然是较大规模的生产，这说明当地已经有了工场手工业。两汉、三国时期的长年开发，使姑臧发展成为陇山以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西晋时期，中原地区群雄角逐，战乱不已，人民流离失所，大批田园荒芜。而姑臧、河西一带却得到了继续发展，以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西晋初年，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张轨，看到朝政日乱，他和窦融一样，主动要求担任凉州刺史。他到姑臧以后，首先稳定地方攻局，缓和民族矛盾，选拔重用了一批地方的有识之士；同时，打败了鲜卑人对河西的进犯，保卫了地方的安宁。因此。张轨“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完全控制了凉州。
当时姑臧、河西一带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洛阳沦陷以后，“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都予以安置。大批流民的西迁，使姑臧等地人口骤增，也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魏晋以来，河西一带不使用钱币。以布帛代替货币。为了交易，人们常常将一匹布裁为数段。这种办法不但不利于交换，而旦损坏了纺织品。于是张轨下令铸造五铢钱，结果“钱遂大行、人赖其利”。这反映了姑臧、河西地区的经济在向上发展。
张轨建立的前凉政权，存在了七十六年，姑臧一直是它的都城。城市经过他的大规模扩建，在原姑臧城旧城的四面修建了东城、南城、西城和北城等四个小城，每个小城的边长各千步，加上旧城，共为五城。此外还有“东苑”和“西苑”，总共是七城。各城之间，“街衢相通，二十二门”。七座城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座大城，而七座城又互相独立、自成一体。六城之中，姑臧旧城居中，其余六城环列四周，保卫中城，而中城可以支援其他小城，这更能适应当时战乱的形势。
除了扩建城垣以外，张轨正在姑臧旧城内的南部另筑一城，作为宫城。在宫城内修建了谦光殿，该殿四面各起一殿，东为宜阳春殿，南为朱阳赤殿，西为政刑白殿，北为玄武黑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谦光殿为中心的宫殿群。这些宫殿无论建筑和陈设，都仿照当年的长安和洛阳，“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非常富丽堂皇。宫城四周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构成了前凉的行政中心。另外还在东城、北城等处种植果木花草，修建了宫殿、观阁和池沼。宫殿有永训宫、永寿宫、正德殿、平章殿；观阁有宾遐观、天龟观、飞龙观、神雀观和万秋阁；还有灵泉池、闲豫池、灵钧台、玄武圃、讲武场等。灵钧台“周长八十丈，基高七八丈”，可见规模之大。
前凉以后，后凉、南凉和北凉也先后建都于姑臧。当时中原乱，“丝绸之路”受阻，西域各国派遣使者到姑臧、前凉时，西域各国送来的地方特产有汗血马、火浣布（石棉布）、牛（一种野牛）、孔雀、巨象及各种珍异物品二百余种。北凉时，鄯善（今新疆罗布伯南）王比龙亲自来姑臧访问，西域其他各国也与北京友好往来。可以想见，这些友好往来中，经济上的往来必然是很多的。这说明十六国时，姑臧已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城市。
南北朝时，姑臧先后属于北魏、西魏和北周，依然是凉州和武威郡的治所。当时武威等河西郡县，“或用西域之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西域各国的金银货币能在这一带通用，反映了当时贸易的频繁。但是，这时的姑臧已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人口的减少，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当时武成郡所辖的林中（姑臧）和襄城两县，仅有民户三百四十户，只有北凉时的千分之一了。
唐代的姑臧是凉州（武威郡）的治所，又一次成为陇山以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史书上说，“唐之盛时，陇右、河西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早在隋代，凉州所辖四县的户口已增长到一万多户，唐代的五县有两万多户，开元年间最多达两万六千多户，是陇山以西人口最多的州郡。由于人口增长，政务繁多，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姑臧城内设置神乌县。庸时的姑臧，”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汪保持前凉的规模，姑臧县在城东，神乌县在城西。为了对付吐蕃和突厥，唐朝还设置了河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是唐代管兵马较多的节度使之一，治所就设在姑臧城。驻守在姑臧城的赤水军，管兵三万三千人，有马一万三千匹，是较多的地方驻军。唐代著名的将领，例如工君、牛仙客、王忠嗣和哥舒翰等，都先后驻守姑臧，担任河西节度使。可以看出，当时姑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解决边防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唐朝政府就在凉州一带兴修水利，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原来凉州州境，南北“四百余里”，长安年间凉州都督郭元振将州境扩大到“一千五百里”，并“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这位凉州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这里一斛粮食价值数千，后来一匹绢可以买到数十斛粮食，在凉州储备的军粮可以用数十年。当时的凉州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凉州自古是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唐帝国的富强，使“丝绸之路”空前繁忙，这又促进了凉州的繁荣。我国著名的高僧玄奘和边塞诗人高适、岑参都到过凉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叙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凉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说明凉州地势险要，而且是西域各国和西北各族贸易的中心。唐代诗人元稹的《西凉伎》一诗说：“吾闻昔日古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诗人笔下的凉州，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市面热闹。诗中还提到有供达官贵人们消遣的“百戏”，“丸剑跳掷”（杂技），以及西域各国的狮子舞、胡腾舞等。
安史之乱后，唐朝削弱，吐蕃强盛，河西一带沦于吐蕃，兴盛于汉唐之间的“丝绸之路”随之衰落，当年“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也就成为历史了。“丝绸之路”的荒凉，唐末和五代的纷争，使凉州衰败了。
宋元期间，凉州一带户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据《宋史·外国传》记载，当时的河西军（凉州）仅有汉民三百户，昔日雄伟壮观的凉州七城也缩为一个小城，而且只有东、南、北三门。
明清时，凉州是西北的边防要地。明凉州卫的治所就设在这里。清雍正二年（1724年）设凉州府，并设置武威县。为了防御元残余势力，明洪武十年（1377年）加固补修武威城，加高了城墙，并将城缩小。后来又增辟西门，并修建了东关城。这一时期，武威的人口增长，农田扩大，农业、手工业和文化教育一度恢复生机，因而有了“银武威”之称。清朝末年，陕甘地区回民的反清斗争，使武威变成了争战之地。战争的破坏，统治者的搜刮，使武威一带的人民“皮骨俱尽，屯荒之地，大半荒芜”。从此以后，无灾人祸交替发生，1927年的地震，1928年军阀争夺凉州之战，1929年的灾荒和瘟疫，使武威遭受了浩劫。
建国以后，武威的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县城四郊农田密布，渠道纵横，是甘肃的主要粮食产地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银武威”。工业从无到有，有电力、化工、地毯、制革、皮毛加工等。县城交通便利，兰（州）新（疆）铁路经过城南，干（塘）武（威）铁路与包（头）兰（州）铁路相接，公路四通八达。建国以来，在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仪礼》简，都是稀有的珍贵文物，特别是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曾在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展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随着四化建设的前进，武威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