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大顺 33．芙蓉国里尽朝晖
第一次出差湖南，是从武汉乘火车到的长沙。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在武汉上车的时候还是阳光普照，进入湖南境内就转为多云，车抵长沙时更是阴霾满天了。对于我和我的同伴，同厂的机修工小潘都是第一次到达这里，兴奋，激动，忐忑不安，还有些胆怯的站在长沙火车站宽大的站前广场上，人流，车流，听不懂的湖南话，口里嚼着槟榔的过路人，就这么一起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在站前邮局买了第一张长沙市地图，就站在密密麻麻的公交车的间隙里打量着上面的道路和旅馆，商场，桥梁，公园，餐厅，旅游景点。就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我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庄严的响起了《东方红》这首中国人的圣歌，这首但凡是中国人都能耳熟能详的伟大音乐在长沙的上空扩散开来，响彻云霄。我望了一眼雄伟的钟楼，心中镇定了许多，轻松了许多。
从那时起我就是长沙的常客了。因为我眷恋武汉，所以出差湖南就先在中国地图上兜一个大圈，第一站来到长沙，大部分住在离火车站一步之遥的白沙饭店，高大的一长排建筑物，白瓷砖的外墙，铝合金窗户，一楼是餐厅，二楼以上是客房，电梯上下，中庭有令人目眩的玻璃装饰，外表是高档的，房间里却很一般。
住的多了，也就习惯了。每次入住都叫服务员来换被套和床单，女孩子总有些不高兴，板着脸问：“住多久？”我们的回答理直气壮：“总得泡把星期吧。”我们在撒谎，但表现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虽然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溜之大吉，但为了自身的卫生，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打内部电话叫来服务员，
火车站前车站路口有家不大的小吃店，那是我的最爱。就在路的弧形转角处，一长排明亮的玻璃窗使人能看清站前广场的每一个动静。冬天，推门进去，一股热气伴着水饺的香味迎面扑来；夏天，坐在呼呼啦啦的吊扇下，点两碟卤菜，慢悠悠的喝二两白酒，不管你坐多久，绝没有人赶你走，二十四小时营业，乐意坐多久就能坐多久，没有音乐，但人来人往，绝对热闹。
真正的品尝长沙的菜肴还是妻儿随我到这里来的那次。火宫殿的臭豆腐，德园的包子，双燕的绉纱馄饨，杨裕兴的面条统统吃了个够，最难忘的还是烈士公园的水饺。凭水而建的楼阁，湖光水色，杨柳依依，风景如画。饺子时盛在一个硕大的瓷盘里，每人一小碟油辣酱，油光水滑的，把饺子放在油辣酱里裹一下，放进嘴里，先是又香又鲜，然后就被辣得合不拢嘴，喝水，大量的喝水，辣椒的辣味仍然不依不饶的在体内释放着热量，把汗水逼出毛孔，那种滋味永世难忘。
还是妻儿的来临，我们才游览了岳麓公园。牌坊楼进去，旁边是历史悠久的湖南大学，妻子对大学的大片草坪赞不绝口，却对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不感兴趣，顺着山间小路慢慢上行，就可以到清风峡的爱晚亭。默默朗读着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想象着这里深秋时节，枫叶红遍的美景，就走到了号称“湖湘第一道场”的麓山寺
感兴趣的是那口白鹤泉，据说此泉水煮开以后，蒸汽盘旋而上如白鹤舞蹈。泉边就有人煮水，但怎么也看不出白鹤翩翩起舞的舞姿，倒是泉中洒落了一层厚厚的硬币，妻儿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硬币，每一个硬币颤抖而神奇的浮在水面都会引发一阵由衷的欢呼，相比之下，山上的黄兴，蔡锷的墓地就显得冷清多了。
长沙的北面有一片很大的绿地，那是市内最大的烈士公园。到处青松翠柏巍然屹立，中央耸立着雄伟壮观的烈士纪念塔。中国革命史上，死难烈士最多的就是湖北，湖南和江西了，想想也是，秋收起义被毛委员带上井冈山的几乎全是湖南人，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三十万人打得只剩三万人，多少三湘儿女战死沙场，这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才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儿子一直拉着他妈妈去爬假山，去划船，玩得高兴极了，相比之下，湖南博物馆对它的吸引力不大，就是走进那座专为西汉女尸修建的展厅也依然兴趣不大，对那具曾经轰动中国的保存完好的老妇人也只是一瞥而已。后来有一次，从长沙乘长途汽车返回武汉，在郊区的一大堆杂乱的民房和田地里面，看见了马王堆的地名标志。
我喜欢清水塘的宁静。静静的一个小院就坐落在一碗碧水旁边，几棵垂柳，一片绿草，有些叶片落在塘里，悠闲地打着旋，随着微风把他们吹得七零八落。这个小院里面的一栋平房就是以前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相亲相爱的地方。
那时的毛泽东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杨开慧更是柔情似水，百转千回。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就是从这里告别妻儿，发动秋收起义，从而走上井冈山的。杨开的挂念之情在她后来被从墙缝里发现的遗稿中倾吐的淋漓至尽，而毛泽东的那首《贺新郎别友》更是被文学界公认是他写得最好的。
想想也是，“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冷如许。”情之却，爱之深，都是入木三分的。妻子悄悄叫我注意门外的守门人，正沉浸在离情别离之中的我无奈的望了门卫一眼，他正在和别人闲聊。后来，儿子叫我进屋，我吓了一跳，妻子又将名字留在了复制的毛主席的书桌的抽屉里，赶紧拉起他们就走，这可不是好玩的。
从湘江大桥上经过，遥望橘子洲头，总有一种心驰神往的欲望。机遇则来自一次在五一广场乘错了车，那辆公交车就把我们从湘江大桥的支桥一直送到橘子洲头。那时一片广场，立有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的红色诗碑，湘江奔腾而来，被坚如磐石的洲头一分为二。站在橘子洲头，长沙市区的繁华与岳麓山的绿叶仿佛相隔甚远，只有大自然和蓝天白云，滔滔江水，我更喜欢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长沙的闹市有一种很明显的南国的韵味，香港，深圳，广州的新鲜货很快就能出现在街头巷尾，有舶来品，有冒牌的大路货，那时最时髦的在长沙的商场和店铺里都可以碰见。我喜欢的游览路线就是北以八一路，中山路为界，南到劳动路和东塘广场。中间就是从火车站一直到湘江大桥的五一路。
我喜欢长岛饭店的挺拔高耸，也为友谊商店只能用外汇券结算而耿耿于怀；我一直想不明白，还有哪个地方将省府与市府在一条大街上一字排开，然后就走进五一中路的那家餐馆吃便餐，盒饭，米粉，什么都行；我喜欢跑到五一文化商店给儿子买新颖的文具，或许是一支自动铅笔，或许是一块进口的橡皮擦，但我最中意的湘绣大楼里的那些做工精细，巧夺天工的绣品却没买一件，当时是有些嫌价钱高，如今可能早就是望尘莫及了。
中山路与黄兴路是吸引我腰包的重要场所。长沙的商业界已经开始大刮南风了，不少东西从香港流入广东，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出现在长沙的柜台上，而武汉在这方面做得相差十万八千里。那时我刚刚花了五千多块钱买了一部松下的录影机，就在长沙买录像带，一百多块钱一盘，还有倒带机。看中的块，决定的快，掏钱的快。每次到长沙，总得大买特买，如果还有些犹豫，就跑到湘江边的集贸市场，或者到东塘附近转转。那时的身体还是很吃苦耐劳的，风一般的穿梭，不到华灯初上决不收兵，每次都满载而归，回家时总会有父母的，妻儿的，情人的，还有朋友的。
当时我厂的生产安排总是排得满满的，年轻一些的篾匠师傅总得为了赶工期而挑灯夜战，那时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氵朝，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野心勃勃的幻想，我也是如此。除了增加人手，竹器制作速度一直无法提高，生产效率一直很低，总是向客户说抱歉，总是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很头疼的。
浙江篾匠陈师傅就提出了购买划篾机的构想，据说长沙就有生产厂家，我很动心，就带着他来了。在劳动东路找到了那家厂，那时一家颇具规模的机械厂，虽然目前已经停产，但库存还是有的。那是一家国营企业，根本不谈价格，合同很快就签订了，我们办妥了托运，划篾机很快也就运到了我厂，一共两台，装上发动机，滚筒转动，这头将篾条喂进去，那一头就分出两条篾带，划篾机的速度很快，工效的确提高不少。
长沙大多数时间都是作为一个歇脚点，一个购物天堂。就在离火车站一步之遥的拐角处就是规模很大的长沙汽车东站，西去益阳，常德，南去株洲，茶陵，以及北上岳阳，乃至武汉，这里都有班车。过了湘江大桥，还有一个汽车西站，那里主要是发往周边一些乡镇的短途班车。有一年，刚刚过完春节，我，司机林儿，经营办的胡、建年以及篾匠小师傅小李四个人结伴从宜昌经常德到达长沙，人多出门很好玩的，一路上叼着香烟，喝着茶水，谈笑风生，好不快活。
睡过一觉以后，我们来到汽车西站买好到宁乡的杨林桥的车票。刚要验票上车，却被告知卖票座号被卖重了，我们这样的外乡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被拒绝上车。我们有些愤怒了，交涉了半天也没人理会，四条汉子就齐刷刷的坐在就要发车的那辆班车的保险杠上，不让发车，不少和我们一样没能上车的湖南人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事态闹大了，警察来了，车站的头头们也出现了，经过紧急协商，决定加开一辆班车，我们希望先走的要求也被满足了，于是我们就感到胜利了。
从望城县的雷锋拐向宁乡县，就开始爬山了，越爬越偏僻，越走山势越险峻，逐渐就只能看见旱田和裸露的岩石。当班车吃力的翻过一道山梁，就出现了一处煤矿，长长的铁轨，一溜儿的翻斗车，坡下堆满了煤炭，矿井正在交接班，下井的阴沉着脸，上来的则笑逐颜开。小火车在清脆的响着铃声，那些斗车里全是煤炭，缆车也在转动着，那就是工人们的电梯。这是经营办副主任老孟的联系点，谁会想到他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居然会一个人跑到这样一个鬼不生蛋的地方，真有些佩服这些人的灵敏嗅觉。
春节前，林儿等人到这里送设备，矿上已经放假，连个卸车的人都找不到，只好连货带车全留在这里了。这次来，林儿是来取车，建年是来结账，我和我的陪同是顺道运楠竹回去，也叫皆大欢喜了。那个时候的保卫人员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车辆完好无损，连备用轮胎和油箱里的汽油都一如既往，扭动钥匙，点上火，油门一踩，汽车发动机就愉快的歌唱起来。
我们开着车摇摇晃晃的离开了煤矿，顺道参观了花明楼。这里是刘少奇的故乡，也是土墙青瓦，一个有着天井的院落。只是与韶山不能同日而语，连四合院都有一半是别人的，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几个管理员在煤炉前磕着瓜子。1961年，刘少奇曾经回乡探视过，曾在堂屋召开过群众大会，那是他刚刚升任国家主席，春风满面，拿着烟杆的手在挥舞着。几年以后，另一个主席察觉到他的反骨，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向来如此。
我们在宁乡县城住了一夜。那天下午，四个人把不大的县城转了个遍，最热闹的地方还是长常公路一线，刚过完春节，店老板嚼着槟榔，笑脸盈盈的把我们迎进门，四个人大吃了一顿狗肉，香味扑鼻，炖得烂熟，又放了不少辣椒，吃得满头是汗，自然也喝了不少酒，醉熏熏得回到旅馆，倒头就睡，睡得好舒服，一觉醒来，早就日上三竿了。我们与建年分手，他得留下来，还得到煤矿去催要货款，有些依依不舍，但我们还是走了，驾着车从益阳，常德到安乡去了。
长沙四通八达，火车北可到，岳阳，武汉，南可到广州，桂林；汽车就更方便了，向西过了宁乡就是益阳的衡龙桥，向北有两条路，一条经汨罗到岳阳，一条穿平江直奔武汉而去，南下的路线出城全挤在一块儿，直到湘潭的易家湾才各分其道，都走过，记得最熟的是长常线，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路，最不熟悉的是长沙到茶陵，只走过一次。
写完了长沙这篇，也想好了题目，就叫做《芙蓉国里尽朝晖》，第一次听说这么美丽的名字，是在“两报一刊”庆祝湖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里，社论的题目就是《芙蓉国里尽朝晖》。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在武汉上车的时候还是阳光普照，进入湖南境内就转为多云，车抵长沙时更是阴霾满天了。对于我和我的同伴，同厂的机修工小潘都是第一次到达这里，兴奋，激动，忐忑不安，还有些胆怯的站在长沙火车站宽大的站前广场上，人流，车流，听不懂的湖南话，口里嚼着槟榔的过路人，就这么一起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在站前邮局买了第一张长沙市地图，就站在密密麻麻的公交车的间隙里打量着上面的道路和旅馆，商场，桥梁，公园，餐厅，旅游景点。就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我们头顶不远的地方，庄严的响起了《东方红》这首中国人的圣歌，这首但凡是中国人都能耳熟能详的伟大音乐在长沙的上空扩散开来，响彻云霄。我望了一眼雄伟的钟楼，心中镇定了许多，轻松了许多。
从那时起我就是长沙的常客了。因为我眷恋武汉，所以出差湖南就先在中国地图上兜一个大圈，第一站来到长沙，大部分住在离火车站一步之遥的白沙饭店，高大的一长排建筑物，白瓷砖的外墙，铝合金窗户，一楼是餐厅，二楼以上是客房，电梯上下，中庭有令人目眩的玻璃装饰，外表是高档的，房间里却很一般。
住的多了，也就习惯了。每次入住都叫服务员来换被套和床单，女孩子总有些不高兴，板着脸问：“住多久？”我们的回答理直气壮：“总得泡把星期吧。”我们在撒谎，但表现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虽然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溜之大吉，但为了自身的卫生，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打内部电话叫来服务员，
火车站前车站路口有家不大的小吃店，那是我的最爱。就在路的弧形转角处，一长排明亮的玻璃窗使人能看清站前广场的每一个动静。冬天，推门进去，一股热气伴着水饺的香味迎面扑来；夏天，坐在呼呼啦啦的吊扇下，点两碟卤菜，慢悠悠的喝二两白酒，不管你坐多久，绝没有人赶你走，二十四小时营业，乐意坐多久就能坐多久，没有音乐，但人来人往，绝对热闹。
真正的品尝长沙的菜肴还是妻儿随我到这里来的那次。火宫殿的臭豆腐，德园的包子，双燕的绉纱馄饨，杨裕兴的面条统统吃了个够，最难忘的还是烈士公园的水饺。凭水而建的楼阁，湖光水色，杨柳依依，风景如画。饺子时盛在一个硕大的瓷盘里，每人一小碟油辣酱，油光水滑的，把饺子放在油辣酱里裹一下，放进嘴里，先是又香又鲜，然后就被辣得合不拢嘴，喝水，大量的喝水，辣椒的辣味仍然不依不饶的在体内释放着热量，把汗水逼出毛孔，那种滋味永世难忘。
还是妻儿的来临，我们才游览了岳麓公园。牌坊楼进去，旁边是历史悠久的湖南大学，妻子对大学的大片草坪赞不绝口，却对宋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不感兴趣，顺着山间小路慢慢上行，就可以到清风峡的爱晚亭。默默朗读着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想象着这里深秋时节，枫叶红遍的美景，就走到了号称“湖湘第一道场”的麓山寺
感兴趣的是那口白鹤泉，据说此泉水煮开以后，蒸汽盘旋而上如白鹤舞蹈。泉边就有人煮水，但怎么也看不出白鹤翩翩起舞的舞姿，倒是泉中洒落了一层厚厚的硬币，妻儿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硬币，每一个硬币颤抖而神奇的浮在水面都会引发一阵由衷的欢呼，相比之下，山上的黄兴，蔡锷的墓地就显得冷清多了。
长沙的北面有一片很大的绿地，那是市内最大的烈士公园。到处青松翠柏巍然屹立，中央耸立着雄伟壮观的烈士纪念塔。中国革命史上，死难烈士最多的就是湖北，湖南和江西了，想想也是，秋收起义被毛委员带上井冈山的几乎全是湖南人，长征途中的血战湘江，三十万人打得只剩三万人，多少三湘儿女战死沙场，这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才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儿子一直拉着他妈妈去爬假山，去划船，玩得高兴极了，相比之下，湖南博物馆对它的吸引力不大，就是走进那座专为西汉女尸修建的展厅也依然兴趣不大，对那具曾经轰动中国的保存完好的老妇人也只是一瞥而已。后来有一次，从长沙乘长途汽车返回武汉，在郊区的一大堆杂乱的民房和田地里面，看见了马王堆的地名标志。
我喜欢清水塘的宁静。静静的一个小院就坐落在一碗碧水旁边，几棵垂柳，一片绿草，有些叶片落在塘里，悠闲地打着旋，随着微风把他们吹得七零八落。这个小院里面的一栋平房就是以前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相亲相爱的地方。
那时的毛泽东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杨开慧更是柔情似水，百转千回。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就是从这里告别妻儿，发动秋收起义，从而走上井冈山的。杨开的挂念之情在她后来被从墙缝里发现的遗稿中倾吐的淋漓至尽，而毛泽东的那首《贺新郎别友》更是被文学界公认是他写得最好的。
想想也是，“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冷如许。”情之却，爱之深，都是入木三分的。妻子悄悄叫我注意门外的守门人，正沉浸在离情别离之中的我无奈的望了门卫一眼，他正在和别人闲聊。后来，儿子叫我进屋，我吓了一跳，妻子又将名字留在了复制的毛主席的书桌的抽屉里，赶紧拉起他们就走，这可不是好玩的。
从湘江大桥上经过，遥望橘子洲头，总有一种心驰神往的欲望。机遇则来自一次在五一广场乘错了车，那辆公交车就把我们从湘江大桥的支桥一直送到橘子洲头。那时一片广场，立有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的红色诗碑，湘江奔腾而来，被坚如磐石的洲头一分为二。站在橘子洲头，长沙市区的繁华与岳麓山的绿叶仿佛相隔甚远，只有大自然和蓝天白云，滔滔江水，我更喜欢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长沙的闹市有一种很明显的南国的韵味，香港，深圳，广州的新鲜货很快就能出现在街头巷尾，有舶来品，有冒牌的大路货，那时最时髦的在长沙的商场和店铺里都可以碰见。我喜欢的游览路线就是北以八一路，中山路为界，南到劳动路和东塘广场。中间就是从火车站一直到湘江大桥的五一路。
我喜欢长岛饭店的挺拔高耸，也为友谊商店只能用外汇券结算而耿耿于怀；我一直想不明白，还有哪个地方将省府与市府在一条大街上一字排开，然后就走进五一中路的那家餐馆吃便餐，盒饭，米粉，什么都行；我喜欢跑到五一文化商店给儿子买新颖的文具，或许是一支自动铅笔，或许是一块进口的橡皮擦，但我最中意的湘绣大楼里的那些做工精细，巧夺天工的绣品却没买一件，当时是有些嫌价钱高，如今可能早就是望尘莫及了。
中山路与黄兴路是吸引我腰包的重要场所。长沙的商业界已经开始大刮南风了，不少东西从香港流入广东，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出现在长沙的柜台上，而武汉在这方面做得相差十万八千里。那时我刚刚花了五千多块钱买了一部松下的录影机，就在长沙买录像带，一百多块钱一盘，还有倒带机。看中的块，决定的快，掏钱的快。每次到长沙，总得大买特买，如果还有些犹豫，就跑到湘江边的集贸市场，或者到东塘附近转转。那时的身体还是很吃苦耐劳的，风一般的穿梭，不到华灯初上决不收兵，每次都满载而归，回家时总会有父母的，妻儿的，情人的，还有朋友的。
当时我厂的生产安排总是排得满满的，年轻一些的篾匠师傅总得为了赶工期而挑灯夜战，那时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氵朝，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野心勃勃的幻想，我也是如此。除了增加人手，竹器制作速度一直无法提高，生产效率一直很低，总是向客户说抱歉，总是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很头疼的。
浙江篾匠陈师傅就提出了购买划篾机的构想，据说长沙就有生产厂家，我很动心，就带着他来了。在劳动东路找到了那家厂，那时一家颇具规模的机械厂，虽然目前已经停产，但库存还是有的。那是一家国营企业，根本不谈价格，合同很快就签订了，我们办妥了托运，划篾机很快也就运到了我厂，一共两台，装上发动机，滚筒转动，这头将篾条喂进去，那一头就分出两条篾带，划篾机的速度很快，工效的确提高不少。
长沙大多数时间都是作为一个歇脚点，一个购物天堂。就在离火车站一步之遥的拐角处就是规模很大的长沙汽车东站，西去益阳，常德，南去株洲，茶陵，以及北上岳阳，乃至武汉，这里都有班车。过了湘江大桥，还有一个汽车西站，那里主要是发往周边一些乡镇的短途班车。有一年，刚刚过完春节，我，司机林儿，经营办的胡、建年以及篾匠小师傅小李四个人结伴从宜昌经常德到达长沙，人多出门很好玩的，一路上叼着香烟，喝着茶水，谈笑风生，好不快活。
睡过一觉以后，我们来到汽车西站买好到宁乡的杨林桥的车票。刚要验票上车，却被告知卖票座号被卖重了，我们这样的外乡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被拒绝上车。我们有些愤怒了，交涉了半天也没人理会，四条汉子就齐刷刷的坐在就要发车的那辆班车的保险杠上，不让发车，不少和我们一样没能上车的湖南人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事态闹大了，警察来了，车站的头头们也出现了，经过紧急协商，决定加开一辆班车，我们希望先走的要求也被满足了，于是我们就感到胜利了。
从望城县的雷锋拐向宁乡县，就开始爬山了，越爬越偏僻，越走山势越险峻，逐渐就只能看见旱田和裸露的岩石。当班车吃力的翻过一道山梁，就出现了一处煤矿，长长的铁轨，一溜儿的翻斗车，坡下堆满了煤炭，矿井正在交接班，下井的阴沉着脸，上来的则笑逐颜开。小火车在清脆的响着铃声，那些斗车里全是煤炭，缆车也在转动着，那就是工人们的电梯。这是经营办副主任老孟的联系点，谁会想到他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居然会一个人跑到这样一个鬼不生蛋的地方，真有些佩服这些人的灵敏嗅觉。
春节前，林儿等人到这里送设备，矿上已经放假，连个卸车的人都找不到，只好连货带车全留在这里了。这次来，林儿是来取车，建年是来结账，我和我的陪同是顺道运楠竹回去，也叫皆大欢喜了。那个时候的保卫人员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车辆完好无损，连备用轮胎和油箱里的汽油都一如既往，扭动钥匙，点上火，油门一踩，汽车发动机就愉快的歌唱起来。
我们开着车摇摇晃晃的离开了煤矿，顺道参观了花明楼。这里是刘少奇的故乡，也是土墙青瓦，一个有着天井的院落。只是与韶山不能同日而语，连四合院都有一半是别人的，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几个管理员在煤炉前磕着瓜子。1961年，刘少奇曾经回乡探视过，曾在堂屋召开过群众大会，那是他刚刚升任国家主席，春风满面，拿着烟杆的手在挥舞着。几年以后，另一个主席察觉到他的反骨，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向来如此。
我们在宁乡县城住了一夜。那天下午，四个人把不大的县城转了个遍，最热闹的地方还是长常公路一线，刚过完春节，店老板嚼着槟榔，笑脸盈盈的把我们迎进门，四个人大吃了一顿狗肉，香味扑鼻，炖得烂熟，又放了不少辣椒，吃得满头是汗，自然也喝了不少酒，醉熏熏得回到旅馆，倒头就睡，睡得好舒服，一觉醒来，早就日上三竿了。我们与建年分手，他得留下来，还得到煤矿去催要货款，有些依依不舍，但我们还是走了，驾着车从益阳，常德到安乡去了。
长沙四通八达，火车北可到，岳阳，武汉，南可到广州，桂林；汽车就更方便了，向西过了宁乡就是益阳的衡龙桥，向北有两条路，一条经汨罗到岳阳，一条穿平江直奔武汉而去，南下的路线出城全挤在一块儿，直到湘潭的易家湾才各分其道，都走过，记得最熟的是长常线，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路，最不熟悉的是长沙到茶陵，只走过一次。
写完了长沙这篇，也想好了题目，就叫做《芙蓉国里尽朝晖》，第一次听说这么美丽的名字，是在“两报一刊”庆祝湖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里，社论的题目就是《芙蓉国里尽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