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契丹
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出现于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以后（即至明代）契丹一词不复再见于史，历经约1000年。他在祖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民族之一。他所建立的契丹国（亦称大契丹国，即辽朝），在200多年间，不仅第一次将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起来，而且还第一次打破了长城的阻隔，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徒，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使游牧经济注入新血液，逐步走上了农牧结合的发展道路。契丹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祖国各朝统治者留下一份珍贵遗产，丰富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所有这些，为祖国各民族再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名声远扬，俄国人迄今仍称中国为knmau，即“契丹”一词的音译，它集中反映了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
第一节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一、契丹族称和族源
契丹族称始见于《魏书》，《契丹传》云：“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即在北魏时期。而汉人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为最早，谓406年初（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北魏天赐二年），“燕王熙袭契丹”。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378年（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无三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406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11年。实则，契丹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4世纪中叶。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坛，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包括“镔铁”说在内的上述诸说，均未能令人信服。而来源于其先人鲜卑宇文部首领名字对音的“酋名”说，较为可信，不仅因为宇文部首领中有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省去语尾，悉独、乞得、逸豆，音近契丹；而且还由于东北各地自古是多部族、部落的地区，各部族、部落盛衰无常，迁徒不定，名称往往随部长的名称屡易。
契丹族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所载属之；一说源于匈奴，有《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所记。又派主出另两说：一说“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契丹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出自东胡，《后汉书》等有明确记载；契丹来源于鲜卑或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人之笔；契丹为“匈奴之种”，则是数百年后宋人的说法。当然，鲜卑族的成分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匈奴的“余种”，宇文部更是如此。公元89—105年（后汉和帝永元年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然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皆自号鲜卑”了。此后，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当然不能把又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人看作是“匈奴之种”，何况民族不是血缘集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有一个主源，但仍是多源多流的。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者即此。
二、古八部和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
契丹存在的1000年左右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自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形成期；从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期，即契丹人建立辽朝时期；辽朝亡后至14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民族衰落、分解和融合入其它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朝成立前的5个半世纪中，契丹人的历史又经历了3个时期：从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即隋末唐初）为古八部时期，7世纪初至8世纪上半叶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907年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
古八部是契丹称号出现历史时就有，还是在其后发展中形成的，旧史无征。从《魏书·契丹传》中载有七部名号及先朝北魏的何辰所在的部不在七部之内分析，北魏时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八部名号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八部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最初的诸部，可能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地，按《辽史》记载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实际上，契丹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慕容皝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地；388年为北魏破后，约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479年（太和三年）因惧高句丽与蠕蠕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壤，南迁到白狼水（今大凌河）东，在今辽宁省北票县、阜新市和彰武县一带；553年为北齐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境，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6世纪末（隋开皇年间），此三部分契丹人皆臣附于隋，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臣水（今老哈河）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
古八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据传契丹人早期有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一名乃呵，他“杀白马灰牛以祭”；二名㖞呵，头“戴野猪头，披猪皮”；三名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表明当时他们从事游牧射猎，过着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时，因为它们在北魏时的贡物是“名马”，嫁娶时穿的最好衣服是“以青毡为上服”，到了隋代在收葬父母遗骨祝酒时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各部还是“随水草畜牧”。这一时期契丹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八部各自向北魏“朝献”，与北魏交易互市。各部首领曰莫弗纥（贺）。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而且又先后受到高句丽、突厥的侵逼，特别是553年为北齐攻破后，部众被掠10万余口，杂畜数10万头，余部东奔西走。然契丹人顽强抗争，不仅使部族存在下来，而且随着隋统一中国，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唐武德初，已“数抄”唐边境。
契丹人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学术界因新、旧《唐书·契丹传》才有“其君大贺氏”，均说至唐初才形成。然《辽史·世表》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隋书·契丹传》亦云：“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则知大贺氏联盟形成的时间应是隋末唐初。
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100年，仍分八部。《新唐书·契丹传》载，唐朝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绝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从名号上看，大贺氏八部名称与古八部无一相同，若联系州名分析，大贺氏八部中有四个部所在的州名与古八部中四个部名是相同的，即羽陵州与羽陵部，日连州与日连部，万丹州与悉万丹部，匹黎州与黎部。现在虽尚不能断定居住上述四州的芬问、突便、坠斤、伏等四部，是否古羽陵等四部的改名，抑是别部迁居其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大贺氏八部的成员决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因为前已谈到，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形成，是在契丹人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和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旧史已述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在大贺氏联盟八部之外，在幽州。营州界内还散居一些契丹人，《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有乙室革部落等。
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与前述古八部时期的活动区域大体相同，即东达辽河，西至吐护真水（今老哈河）上游与奚族地相邻，南抵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约100里处与营州地连接，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在这个区域内，他们“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比古八部时期前进了一步，即在八部之上有部落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部对外的军事活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还是由各部和氏族独自处理，所谓“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
7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契丹人，既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部长，既是契丹人的最高首领和各部酋长，同时他们又分别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都督、刺史。“君长”世系，《辽史》参取两《唐书·契丹传》在其《世表》里列出10汗名（一说9汗），似也未全包罗进来，因为其中6汗均在唐开元年间在任，且为同一辈人。
10汗序列为：咄罗、摩会、屈哥、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今作简略介绍。藉以了解大贺氏时期政治历史发展变化及与唐王朝的关系。如其中的咄罗，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位大贺氏“君长”，于623年（唐武德六年）向唐献名马、貂皮，开始了与唐王朝的往来；摩会于629年（唐贞观三年）朝唐，唐“赐鼓纛”，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唐朝于648年（贞观二十二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698年（唐万岁通天元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自此始（由于这一事件，契丹附突厥近10年）；714年（唐开元二年，一作三年），失活率众脱离突厥归唐，唐玄宗李隆基“赐丹书铁券”，隔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失活；娑固以失活弟继兄官爵，其“衙官”可突于（于一作干）骁勇，又得众心，娑固谋除之，事泄，娑固逃奔营州，唐出兵相助，为可突于所败，娑固于720年被杀，自此，契丹族内部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长达10余年；可突于杀娑固后，推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旋郁于遣使入唐谢罪，唐于722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之；咄于在兄郁于病故后代统部众，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惧，与燕郡公主同奔唐不还，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立，奉行亲唐政策，唐亦“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之；730年（开元十八年）邵固又被可突于所杀。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
三、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
深得契丹人拥护的可突于杀邵固后立屈列（列一作烈）为主，屈列即《辽史》中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两个贵族集团，进行了一场严酷较量。邵固被杀后，邵固妻东华（华亦作光）公主逃奔唐平卢军（治所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扰唐边，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降于唐。
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唐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涅里（一作泥礼或雅里、涅礼，即辽始祖）所杀，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于745年（唐天宝四年）转而附唐，唐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涅刺部人肖韩家奴上辽圣宗隆绪疏中云：“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
遥辇时期契丹社会内部仍分为八部，几经改组，前后名称几乎全异。《辽史》载遥辇时，有遥辇氏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则遥辇氏联盟时的部落前后均只有八个。这是由于遥辇氏后又附突厥，《辽史》作者未将部落、氏族或显贵家族区分清楚所致。
遥辇氏八部，是在李万荣“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互相残杀，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其名号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是为前八部，存在时间短，只有10余年；后又再次改组的八部为后八部，曰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从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接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延续约100年。到了9世纪下半叶（唐咸通至光启年间），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皆比前有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迄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辽史·地理志》称其“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比大贺氏时期的“地方二千里”，显然大多了。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说明遥辇氏时的契丹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同时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自9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阿保机父撒拉的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叔父述澜接替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则是事实。这不仅与契丹人在不久后建立国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前述契丹人在9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定（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及此后社会有迅速发展相一致。
这一时期，部落组织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实际上、自洼可汗至907年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160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九汗，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又军事首领一职，从涅里至阿保机，也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家族担任。耶律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部长。事实表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社会职官的产生，始于7世纪中叶唐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到了遥辇时期，“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干部族”，即契丹人自己亦设官制署了。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如阻午可汗知涅里“贤”，使“掌刑辟”。涅里受命后，为惩治不法者，“穴地为牢”。又如肖敌鲁家族，其五世祖胡母里，“世为决狱官”。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大贺氏时已开始，李万荣为唐兵所败率家奴宵遁，又为家奴所杀，说明家庭奴隶已经出现。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向邻近民族掠夺牲畜、财物时，亦掠夺人口。如鲜质可汗时，阿保机父撒刺的（即德祖）征奚族，将奚王府的700（一作1000）部曲“徙于饶乐之清河”，以供役使；二是契丹人犯罪者的家属因连坐而沦为奴隶。如在痕德堇可汗时，已有“籍没之法”。蒲只姑等三族虽为贵族，但因谋害阿保机叔父释鲁（述澜），家属亦均被没入“瓦里”服劳役。
上述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第二节契丹国的建立及其政治与经济
一、契丹国的建立
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916年去可汗号称皇帝，宣告契丹国建立，契丹社会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盘据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阿保机生于872年（唐咸通十三年），因出身迭刺部耶律（世里）家族，以氏为姓，故姓耶律，汉名亿。他能取代遥辇氏痕德莫为契丹可汗，创建契丹国，既与耶律家族世为契丹最大部落迭剌部部长和兼任联盟军事首领握有实权有关，也由于阿保机个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并能坚定不移地适应契丹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成年后，初担任挞马狘沙里时，以降服大小二黄室韦和乌古部等几个小部受到族众称赞。901年被痕德堇立为迭剌部部长，便统帅大军连年展开对邻近民族的征讨，当年就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次年进军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903年春，东北征女真，“获其户三百”，复转兵向南攻河东，入冬又伐蓟北，“俘获以还”。因获得了仅次于可汗的于越职位，并“总知军国事”。至此，阿保机实已掌握了联盟大权。后又在讨黑车子室韦、刘仁恭、奚、霫等征战中，特别是在905年进击刘仁恭，克其数州地，“尽徙其民以归”。事实表明，阿保机的卓越才能和实力，足以取代柔弱无能的痕德堇为契丹可汗。
907年1月阿保机取得了契丹可汗的权位。
阿保机为可汗后，在北征南讨的同时，在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和为建立国家进一步创造条件。如于次年设立“惕隐”官管理迭剌部的贵族，910年任命“后族”为北府宰相，其营帐又“选诸部豪健者二千余”人设立“腹心部”亲军等。以上措施，打破了部落组织的某些职能，使各部落不能平等议事，削弱了部落贵族的权力，使阿保机的权力更大，“日益以威制诸部”。迭剌部的一批权贵以其弟剌葛为代表的旧势力，911、912、913年发动3次叛乱，一次比一次更激烈，连作为可汗象征的鼓旗和祖先的“神帐”，也在913年被叛乱者夺走了。阿保机依靠“腹心部”、贵族进步势力及室韦、吐浑酋长的力量，将一次次叛乱平息下去。迭剌部以外的另七部中的守旧势力，于915年趁阿保机征黄头室韦还军途中，陈兵境上，要其“如约”下台。阿保机被迫同意交出“鼓旗”，不担任联盟首领。但提出：“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一部。”获得同意。阿保机返回今滦河上游的根据地，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遂于次年用其妻述律氏策，邀七部酋长会宴，以伏兵尽杀之。随即于是年（916，后梁贞明二年）建国称帝，自号天皇王，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契丹国前后凡，209年，历经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9主；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92o年（辽神册五年）制成大字颂行，后又另制新字称“契丹小字”，沿用至金章宗时；强盛时地域东临海，西逾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胪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达白沟（今河北中部的拒马河）。它与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同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北宋、南宋对峙的第二个南北朝。
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骠悍劲疾的武装力量。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阿保机在平定刺葛诸弟之乱后，即“专意于农”，这时主要还是“率汉人耕种”。
922年（天赞元年），因北大浓兀部人口增多，阿保机将其一分为二，并“程以树艺”，而二部农业种植又比较成功，于是邻近“诸部效之”，从事农耕的契丹部落逐渐增多。耶律德光当政后，不仅为了“无害农务”在“农务方兴”之时不“东幸”，而且把农业生产由“地沃宜耕种”的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周围向更北的地区拓展。最先被迁往北部边地开拓农业生产的，是迭刺部人：939年（会同二年），命北、南院徙欧昆等三石烈至水草丰美的乌古部地区，并将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作为农田耕种。次年，又将于谐里河（今喀尔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的“近地”，赐于南院的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耕种。契丹人于10世纪上半叶在寒冷的克鲁伦河一带垦地种植，已为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牧场、蒙古国东方省祖赫雷姆城考古发现了辽代的耕地和水渠遗址所证实。旧史所记会同二年七月，乙室部大王因“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耶律挞烈在应历初（元年为951年）任南院大王时因均赋，劝耕稼，“年谷屡稔”被朝议为“富民大王”，反映了农业在契丹诸部中，至少在迭剌部、乙室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圣宗时，为防止阻卜等部扰边，被调往西北边境驻防的契丹部落按《辽史·部族志》记载，有品、楮特、突吕不诸部，他们“每当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了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农业生产又被推广到辽朝的西北部边境地区。镇守寒冷边地的部落尚需在繁重戍守任务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勿庸多言，驻守西南和南部边境以及其内地的契丹部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营农业。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三、四时捺钵制
契丹国既有皇都，亦有五京之制，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为契丹族有国以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这种游牧式政治管理体制的原因，是其游牧经济决定的。如前所述，游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生产，在契丹国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处在游牧阶段的畜牧业，与农业、工业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固定点，相反，经常的流动是这一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当国家建立后，在畜群随水草转徙，牧民常年跟随牲畜转移而“迁徙不常”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如何与这种经济生活相适应，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需解决的一大课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适合其游牧经济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并在设置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备了当时国家应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契丹民族的现实，未脱离其“生生之资，放是乎出”的游牧生活，坐在皇城宫阙里处理政务，采取了四时捺钵制形式，在捺钵中决定军国大政方针。
捺钵，契丹语，亦写作纳拨、纳跋、纳宝、剌钵，意为行营、行帐、营盘，为契丹国君主出行时之行宫或叫临时居住处，犹汉语之称行在所。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行动之目的（内容），《辽史》等均有较详细记载，下分述之。
时间：按常规，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帐”从冬捺钵营地启行，到达春捺钵地约住60日。四月中旬“春尽”，牙帐再向夏捺钵地转移，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后，居50天，约在七月上旬或中旬，又转向秋捺钵地。当天气转寒时，则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契丹君主“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巡守于捺钵。显而易见，捺钵实力契丹朝廷临时所在之地。
地点：史载的四时捺钵地，为圣宗朝已成定制的情况。在此以前的太祖至景宗五朝，每朝都不尽相同。定制后的春捺钵地主要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江名鸭子河一段，），有时在鸳鸯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南黄旗海）；夏捺钵地在永安山（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县黑龙山之支脉西端）；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钵在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内容：春捺钵为捕天鹅钩鱼及接受生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面大臣议国政，暇日游猎；秋捺钵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面臣僚议论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契丹君主四时捺钵不完全是为了玩乐，也不是汉人眼里的所谓“四时无定，荒于游猎”，而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从冬捺钵除“会议国事”和外交活动外，还“时出校猎讲武”，可以认为，契丹君主捺钵中的渔猎活动，无疑另有目的，即以亲身之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亦有捺钵之制，清朝则有木兰秋猎之习。
四时捺钵制的政治管理并非杂乱无章，对于契丹等游牧、渔猎民族来说，在游牧、渔猎迁徙中议事，处理公务，是其古老的传统，游牧经济所要求的，有问题反倒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生活习俗不同、又居于契丹国境内汉人的管理，又创造了一套相适应的变通办法，即每当契丹君主正月上旬从冬捺钵地起行时，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机构汉人枢密院和中书省，唯择宰相1员，枢密院都副承旨2员，令史0人，中书令史人，御使台、大理寺选1人随从，余宰相以下官员则返回中京（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居守，处理汉人事务。契丹君主还为了他们既能及时处理一切公务，又不致专权，规定人事变更，只给他们文官县令、录事以下的变动不需“奏闻”权，对县令以上官僚的升迁，只能“行堂帖权差”，决定权握在皇帝手中，即所谓“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对于关系安危的武官变动，则必须“奏闻”。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人有国后的一种创举，它既未改变游牧、渔猎经济政治管理的传统习俗，又能对定居的汉人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南北面官制及地方州县制与部族制并存
为适应对从事游牧初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居民的管理，“因俗而治”，职官的设置采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官制体系。北面官为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系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分而治之是为了建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分治”而又一体的政权，但北面官是统治重心，契丹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在北面官手中，是辽朝政权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面官，中央一级设立北。南枢密院等14个机构。其中，枢密院、宰相府、大王院、宣徽院又分北、南，共占8个。此北南之称，因其牙帐（官署）居皇帝宫帐北南而得名，职责虽各有不同，但均为管理契丹部族、属部、属国之军政事务的，与北面官、南面官之北南性质迥异。北面官虽为统治契丹及北方诸游牧、渔猎民族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制度，但从执掌上看，实也吸收了唐与五代官制的内容、即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院视刑部，宣徽北、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司视礼部，北、南宰相府总领其事。可见，北面朝官虽无六部之名，却有六部之实。由于北、南宰相府处于佐理皇帝军政要务的中枢地位，故规定北南宰相分别只在国舅五帐和皇族四帐中“世选”。北南宰相府地位和选相的规定，是契丹国前期的情况，后来有变化。地位的变化，主要因与宰相府同为决策机构的北、南枢密院，最初在宰相府之下，即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不理民”；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不主兵”。或谓约在圣宗统和年间，枢密院成了全国最高的统治机构，总揽全国军政大权。选相规定的变化，自世宗朝汉人韩延徽为南府宰相，打破皇族为南府宰相的“旧制”后，景宗、圣宗、兴宗、道宗等朝，先后担任北、南宰相的汉人有室防、韩德让、杜防、杜公谓、姚景行和王棠等人。特别是圣宗朝，在耶律斜轸死后，韩德让拜大丞相，总领二枢府事，契丹国的军政大权全握在其一人手中。
北面官系统的地方区划与官吏，采取的是部族制。即对契丹诸部及被征服的诸游牧、狩猎民族维持原有的部族制不变，成立大王府或王府，亦可称国；以原有的酋长为首长，称大王或节度使等；平时只纳贡，战时听从调遣即可。
南面官的分设，起于阿保机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时。耶律德光得燕云十六州后，用唐制设官分职，南面官系统的完善则在世宗耶律阮朝。南面官多用汉人，亦杂以契丹人。朝官设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汉人枢密院，三省（中书初名政事省、门下、尚书）、六部（吏、兵、工、礼、虞、□），还有台、院、寺、监诸机构之设。其中，真正管事的最高南面官，是汉人枢密使和中书省的宰相；象三师、三公是因人而置或一时暂设，有的还只偏设于一地，亦不固定，故南面官有不少职位是有名无实。
南面官系统的地方行政区划，有州、县两级。全境皆有，主要设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汉人地区，渤海人集中的辽东地区。州根据其大小和位置重要程度，分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使五级，实行军政统一管理，州名和军名并用。县设县令。
此外，辽代还有一种头下军州，是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随皇帝出征俘掠汉人和渤海户而设置的，共有16个州，大多在辽西地区。从形式看是州县制，而实质则是诸王、外戚、大臣、公主的私人领地，因为州官除节度使外，“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辽朝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对各族的统治，还在各地设有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如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乌古敌烈统军司等。
第三节契丹人与汉人、党项人的关系
一、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抗争
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关系，大体以北宋建立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里，约以契丹国建立前后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立园前，契丹贵族为了求得民族发展和维护民族尊严，对中原王朝和割据的汉族政权，是“时服时叛”或相互争夺；立国后，正值中原各族称霸自立，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使聘往来。相互利用。在后一时期里，以“澶渊之盟”为界文可分为两个阶段：盟约订立前，契丹贵族为抗击宋统治者北进，争夺中原领导权、多次与北宋兵戎相见；盟约订立后，双方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往来。
契丹显贵与汉族统治者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对抗，是在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时为松漠府都督的契丹酋李尽忠，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数侵侮其下”，率众杀赵文翙反唐，自号无上可汗。唐武则天发重兵镇压，经过一年多鏖战，虽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但契丹人转附突厥（后为回纥），自此对唐王朝时叛时服。唐末，中国北方出现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沙陀族）、幽燕刘仁恭三大军事集团相互争夺。在多边角逐中，契丹贵族与李（克用）保持等距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朱（温）、刘（仁恭）两个汉人统治集团，采取远交朱温近攻刘仁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907年朱温建立后梁遣使通告契丹，阿保机即“遣使者袍饬梅老聘梁”，据统计，自907—923年16年中，双方使节往来达21次之多。
朱温建立后梁不久，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在五代十国时的半个世纪里，契丹贵族除以良马厚赂后梁“以求册封”保持良好关系外，还与吴越、吴、南唐、闽、荆南和楚，先后均有交聘，而以与吴越和南唐为最多，与吴越来往凡14次，与南唐有48次之多。由于耶律德光曾一度称霸中原，吴越还曾奉辽的正朔。951年汉人郭威建立后周，虽与契丹为近邻，然由于先与后蜀、南唐争战，无力北顾，而契丹当时又是不亲国事的“王”穆宗耶律璟当政，故起初双方是友好相处。但是，双方各有打算，即契丹企图通过支持沙陀人建立的北汉以遏止后周发展，在政治上保持霸主地位，而后周则想解除北进后顾之忧后再图恢复中原失地。因此，当周世宗柴荣对后蜀、南唐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遂于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四月，北攻契丹，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又取流州，自此双方进入敌对状态。旋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契丹贵族则是与北宋王朝的争夺了。
960年宋朝建立后，对统一大业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尽管契丹自975年（宋开宝八年）起多次遣使聘宋，但宋太宗赵匡义于978年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后，次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即宣告北伐契丹支持的北汉。五月灭北汉后，六月亲率大军发动对契丹的战争，开始了北宋统治者与契丹贵族的争夺。自此至“澶渊之盟”和约签订，北宋为夺取幽蓟，实现南北统一，向契丹发动了2次大规模进攻；契丹也主动进攻北宋4次。
宋对契丹的2次进攻：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乘契丹无备，挥戈东征，企图一举攻克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夺取燕云十六州。宋兵进围南京城，契丹军在高梁河与宋兵激战，结果宋兵被斩“万余级”，丢失兵仗、器甲、军粮、货币等不可胜计，宋太宗“仅以身免”，奔涿州（今河北省涿县）“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986年，宋太宗又分兵三路向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契丹以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蒲领分别率师抗击东、西、中三路宋兵，辽圣宗和承天太后也亲赴前线督战。宋由于部署和指挥失宜，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使宋统治者对契丹不再主动进攻，但尚未完全放弃夺取幽蓟的想法。而契丹人认为，“自是宋不敢北向”了。
契丹贵族对北宋的进攻：宋兵在高梁河之役溃败后，辽景宗耶律贤为“报围城之役”，连续3次发兵攻宋，想试图统一南方。当年（979年）九月，景宗以耶律沙为监军，命耶律休哥、斜轸和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大举南伐。十月在满城（今河北省满城县）与宋兵交战，宋以诈降大败辽军，辽损兵折将，溃败而归。景宗耻于满城之败，次年又亲率大军南征，遭到宋军顽强抵抗，不得不“班师”北返。
981年，辽又兴师“南伐，战不利”，被迫还军。
辽宋攻战表明，双方力量皆自守有余，攻人不足，妥协势在必行。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在韩德让等的辅佐下，采取了以战迫和的主动行动。
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以“举国”之师大举南下。畏敌如虎的宋真宗赵恒在主战派寇准等劝促下虽身临前线，却坚欲遣使议和，并云年给契丹的馈赠“虽百万亦可”。于12月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和议主要内容：（1）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绢20万匹，银10万两；（2）宋辽约为兄弟国，辽主年幼，以兄称宋主；（3）仍以今拒马河（白沟）为界，各守疆界，不得交辰。
澶渊之盟后，尽管契丹贵族认为“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但也认识到对宋不能“妄动”，所以至辽亡的100多年间，辽宋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其间曾发生辽要挟宋“割关南十县地”之边界纠纷，由于宋以岁增银10万两、绢10万匹相报，终未再动干戈。
二、契丹、党项贵族间的相互利用
契丹建国时，党项诸部据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陕西省北部地区。阿保机西征，党项族是其掠夺的对象之一。耶律德光子石晋，称霸中原，党项酋李彝兴曾一度受辽封为“西南招讨使”。
982年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位征战，袭位的李继捧因与“诸父、昆弟多相怨”，次年亲率族人朝北宋，要求留居不归。继捧族弟李继迁因而“叛宋”，出奔至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东北150公里之地斤泽。宋兵侦知其所在后遣军讨之，继迁力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了契丹和党项贵族间相互利用制宋，以致后来形成辽、宋、夏鼎立局面。
李继迁投靠契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二月，他时据有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县境）等地，辽圣宗即授之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有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官爵。不久，宋军第二次向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但又被击溃，李继迁看到了契丹国的强大，向辽求婚，以求得契丹人的保护。辽圣宗封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以许之。此后，契丹、党项贵族间有过两次通婚。通婚联姻，是契丹、党项贵族间维系臣属关系，借对方之力遏止宋王朝的手段之一。
990年（辽统和八年），李继迁以攻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契丹，圣宗即派专使往封继迁为夏国王。西夏成为辽朝的属国自此始。党项贵族认识到，宋进攻契丹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虽遭惨败，但契丹对宋发动的几次报复战争也多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势均力敌的角逐，原来以宋为敌的党项贵族，虽主要依靠契丹贵族与宋抗争，但为了不完全受辽控制，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向宋纳贡，接受宋的册封。如995（宋至道元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人犯宋边境，当德威惨败仅以身免后，不久李继迁即派左都押衙张浦以良马、橐驼贡献于宋。旋宋又进攻党项，李继迁在粉碎了宋军的进讨后，又于998年春上表宋廷，表示归顺，并接受了宋真宗授予的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的官职。其后的党项贵族，大多也采取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
1031年李元吴为夏国王，他是党项族中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者，1038年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自此形成宋、辽、夏三国鼎立局面。西夏虽是鼎立中最弱的一方，然亦已羽毛丰满。由于元吴奉行扩张政策，引诱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反叛，与契丹贵族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导致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和1049（重熙十八年）辽征西夏的两次战争。因辽始终把北宋看作大敌，西夏又屡与北宋发生争战，并使宋在与西夏交界的千里防线上驻扎了40余万军队，故契丹贵族对西夏的征讨是有节制的，一旦西夏主向其“请罪”、“进降表”，即班师，又恢复旧日的亲密关系。所以旧史中，屡提及辽在西夏与宋的冲突中，总是站在西夏一边，或为其向宋“请和”，或遣使于宋“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但由于“澶渊之盟”后契丹与宋约为弟兄国，有时亦制止党项贵族的轻举妄动。如1043年，元昊遣使于契丹“请代宋”，因辽“不从”而罢；。综观有辽一朝，辽与西夏尽管有两次冲突，但契丹贵族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和支持党项贵族以牵制北宋，使宋军无力北伐；而党项贵族亦依恃契丹贵族，与北宋相抗。正是有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故到契丹国行将灭亡之际，还出现过西夏国主李乾顺先率兵助辽抗金，后又遣使请西逃的辽天祚帝“临其国”。
三、契丹人与汉、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人已“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其时与汉人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6世纪末，1000余家契丹人背突厥附隋，隋文帝杨坚“悉令给粮还本”；623年（唐武德六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向唐贡名马、丰貂，是汉人生产的物品为契丹人所用，契丹物品进入汉区的最早记载。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随着契丹族崛起，河北一带大批汉族军民被俘或避乱入契丹境内，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最先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被安置在属于迭刺部区域的今滦河上游地区。阿保机就是依靠这些汉人耕种田地，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统一契丹诸部的。随着被掠和逃人汉人的增多，契丹贵族以其先后设立的39个州县，星罗棋布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三道。汉人大多为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工匠，还有一定数量的士人和官吏。因之契丹草原开辟了大量农田，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使不少契丹人转向农业生产。素无邑落的契丹人，也由于“得燕人所教”，开始修房屋，治“城郭宫室”，使草原上出现一座座城镇村落，开始过定居生活。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上京和中京的一些州县，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所为者悉备”。在皇都上京，聚集着汉族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儒）、僧尼、道士等各类人才，从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工作。其中的韩延徽，为契丹“建牙开府”，建立起正君臣、定名分的政治制度；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为契丹国制定了礼仪制度；康默记则为契丹法典的创制作出了贡献。936年石晋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后，更把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更高阶段。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汉人生产的各种物品，是契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更加速了契丹人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以致辽圣宗于1007年营建中京城，专从燕、蓟地区择良工，“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榷场贸易是契丹人与辽境外汉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早在909年，阿保机于炭山之北置羊城（在今河北省沽源县西南小河子一带）与汉等族人市易，977年，北宋在镇（今河北省正定县）、易（今河北省易县）、雄（今河北省雄县）、霸（今河北省霸县）、沧（今河北省沧县）五州各置榷场，开始了北宋区内汉人与契丹人的贸易。其中以雄州榷场贸易量最大。后由于宋辽战起，榷场时禁时开。“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1005），辽在振武军（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旧城）、朔州（今山西省朔县）等地设立榷场，与北宋汉人交易；宋亦先后在雄州、霸州、静戎军、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代州雁门砦等地恢复或新置榷场与契丹人互市。终宋英宗之世，双方榷场贸易未尝中断。交换的主要货物，契丹输出的是布、羊、马、骆驼、北珠、玉器等，北宋输出的是香、茶、药、犀角、象牙、苏木、缯布、漆器、瓷器、秔稻和各种图书等。辽方史料载，辽圣宗时的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赢老之羊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宋方史料载，榷场使北宋“岁获四十余万”，“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后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可见，榷场贸易不仅互通有无，而且数额很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两民族人民间榷场之外的走私贸易也很盛行。北宋都城百官食用的牛羊肉，多靠从契丹境私贩手中买得。私相买卖的货物，大多为双方禁止出口的物品。辽方私人宋境的，主要是盐，其次是马牛羊等，北宋私入契丹区内的，主要是《九经》注疏以外的书籍和硫黄、焰硝、卢甘石等。
聘使往还，是两民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条渠道。着眼点虽是维系两民族间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但在一往一来的活动中，双方均带去大量礼品和带回“赐物”，加上使节们另外捎带一些货物易其所需，使这种交往实际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种形式，早在943年，耶律德光和其兄东丹王耶律倍各遣使通南唐，除携带300匹马、35000只羊作为贡物外，又别持3000只羊、200匹马，市易罗纨、茶、药。北宋建立不久，双方就有了正式聘问，中间虽因一度战起中断，但“澶渊之盟”后100余年间，除宋一直恪守着岁赠契丹银20万两、绢30万匹外，双方于每年正旦、帝和帝母生辰等节日，均互派使臣往贺，带去的礼品和赏赐使臣的赠物，皆有定额。契丹贺宋帝及帝母生辰礼品，按例除衣饰等物外，还有鞍辔等各种马具、毛毡、弓箭、皮革制品、牛羊、山果等物及“御马六匹、散马二百匹”；宋贺契丹国主、国母生辰的礼品，除有金银酒食器、酒、茶、乐器等外，还有“绵绮透背杂色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
上述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发展，尤其是契丹社会的发展。兹就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再揭示一二。如契丹字是仿汉字偏旁制成的。又如自阿保机于918年诏建孔子庙后，契丹历代君主均提倡儒家的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等伦理思想，使汉族崇尚的懦家思想在契丹人中获得空前的传播与发展。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说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另一方面，汉族也从契丹文化中吸取不少营养，如多次出使契丹的宋臣余靖，就能用契丹语作诗。又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善画草原风光画，其“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契丹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汉族。这是由于契丹人与党项人的经济和文化均较落后，所需皆可从汉区获得，有求于对方的较少。然因党项人为与北宋抗争，986年李继迁附辽，后又成为辽的属国，加之西夏与北宋屡次发生争战，所以契舟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密切。交流的渠道，一是党项人按例“八节”贡献和契丹的回赐；二是榷场贸易；三是私相交换。“八节”贡献和回赐，据《契丹国志》载，贡献物有细马20匹、粗马200匹、驼100头、绵绮300匹、织成锦被褥五合、沙狐皮1000张、兔鹘5只、犬子10只，从容石，井盐各一千斛；回赐品除有衣饰、马具、弓箭、酒、果等外，还有“细锦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此外，西夏还于1067年遣使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1095年又“进贝多叶佛经”。
榷场贸易，据《大金国志》云：契丹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喇特前旗东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沙尔沁）、银瓮口（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西北）等地设有榷场，与党项人互通有无，只是严禁卖铁给西夏。1042年和1063年，辽又先后禁止契丹人将马、铜卖给党项人。
私相交换，不仅存在于民间，党项使节在出使契丹时，也携带货物沿途与契丹人交易。因此，辽兴宗耶律宗真于1003年下诏，“禁夏国使沿途市金、铁”。可见，私相贸易量也很大。交换物品，除金、铁、铜、马外，其它均可自由买卖；同时又说明，几种被禁品，亦是私相交换的物品。
第四节臣属于契丹的各民族
一、契丹征服的诸民（部）族
9世纪中叶后，契丹族“寝强”；末叶（唐咸通中），契丹贵族开始了对奚、室韦等邻近部族的征服活动。经过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两朝东征西讨，服属契丹的民（部）族，除燕云十六州和原居东北地区的汉族外，东有渤海，熟女真，东北有生女真、铁骊及五国部，北有乌古（于厥）、敌烈、室韦，西和西北有阻卜（鞑靼）、斡朗改（温娘改）、辖戛斯及萌古（朦骨）、梅里急、粘八葛诸部，南和西南有奚、党项、吐浑、沙陀等族。契丹贵族对被征服的各民族，在“因俗而治”的方针下，皆保留原有的部族组织；对一些大部族只设立大王府或王府，仍由其头领为首长，管理部众。被分别称为属国、属部。居住原地的，除对契丹负有守边、纳贡义务外，平时由其首领组织生产和生活，只在“有事”时有助军出征义务。若“下诏”或有专使来征兵，不从的要受到征讨。臣属各民族，岁向契丹纳贡有定额，但执行并不严格，《辽史》就记录“朝贡无常”。为了能有效地控制被征服部族，特别是一些叛服不常的部族，契丹贵族另派契丹人为节度使、详稳等官，往被监治。
上述被征服各民族的情况，渤海、室韦、奚等前面已作介绍，只就乌古、敌烈、阻卜、斡朗改、辖戛斯，简介于下。
乌古，又作乌古里、于厥、于厥里、于骨里，有人认为“妪厥律”为乌古之别译。来源于南北朝时的乌洛侯，唐时为室韦中的乌罗护（乌罗浑）部。唐末，室韦族解体，以部名独立活动。辽时，居地东接室韦部，西邻敌烈、蒙古，南与契丹族地相邻，大体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为中心，包有额尔古纳河及呼伦湖以东一带地。内有乌古部与三河乌古部之分。它与敌烈同为契丹北边的大部族。以游牧、渔猎为生。阿保机叔父述澜为夷离堇时，已开始北征于厥；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后，又对其进行征讨。后经过多次战斗，它才被迫向契丹国称臣纳贡。然有辽一代，乌古部对辽时叛时服，因此乌古部节度使多以契丹人为之。为了分而治之，阿保机从降服的乌古人中取6000户置涅离部（亦称乌古涅刺部），921年（辽神册六年）又从涅离部中拨出一部分别置图鲁部，皆为阿保机所统18部的成员，分属西南路招讨司和东北路统军司。辽圣宗中期后，乌古与敌烈常连兵抗辽，圣宗又以俘获的乌古部人置斡突蛊乌古部，成为圣宗时的契丹34部之一，戍黑山北。辽末生女真崛起，契丹贵族为了“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将留居故地的乌古人与敌烈部东迁到乌纳水（今嫩江，一说为今鄂嫩河），“以扼北边之冲”。辽亡，乌古人除有一部分参加耶律大石的西征外，余多归服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融合入女真、蒙古之内。
敌烈，亦作敌刺、敌拉、迪烈、迪烈德、迭烈德、达里底。内分八部，故又有敌烈八部或八部敌烈和八石烈敌烈之称。可能来源于北朝时的地豆于。其他在乌古部西，跨肿胸河（今克鲁伦河）南北以居，与乌古部并称为契丹北边大部。以游牧、渔猎为业。930（辽天显五年）始见其朝贡契丹。贡物主要为马、驼。对辽亦时叛时服。辽圣宗时。与乌古部联合抗辽，圣宗以其被俘户置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皆为契丹34部的成员。1068年（咸雍四年），辽道宗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迭鲁敌烈部亦归其辖领，北敌烈部则戍魄乌古部。1096年（寿昌二年），居于故地的敌烈人与乌古部同被迁于乌纳水，以防生女真入侵。辽末，有一部分敌烈人参加了耶律大石的西征，，余归附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被女真、蒙古人所同化。
阻卜，其名仅见于《辽史》，汉意为沙碛、沙摊，是契丹人对蒙古草原各部族的通称。犹言沙漠地区的部族。一般认为，阻卜即其它史料所记之鞑靼，因蒙古人讳言鞑靼，故有是称。陈述还认为，术不姑亦是其别称。内有西阻卜、北阻卜、西北阻卜、阻卜别部之分。大多居住在今蒙古国境内，今贝加尔湖以南部分地区亦为其故壤。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
10世纪时，各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918年（辽神册三年），已有阻卜部落遣使向辽贡献。924年（辽天赞三年）阿保机西征，阻卜诸部皆“望风悉降”，并有三个部落被内迁。自此至辽景宗朝，各部常遣使朝贡于辽。岁贡定额为马1700匹、驼440头、貂皮万张、青鼠皮2500张。从辽圣宗朝开始，时叛时服，且为辽最难制服的部族。圣宗于994年（辽统和十二年）命王太妃（齐妃）领乌古等部兵往西镇抚，又于1003年筑可敦城（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之东），次年置镇（治可敦城）、维、防三州，调诸部族兵2万余骑及渤海、女真、汉人700余流配之家，往彼屯垦镇守；1011年（统和二十九年），置阻卜诸部节度使。
1012年，阻卜许多部落又叛。在反抗契丹人的斗争中，阻卜诸部结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辽不得不于1089年（辽大安五年），任命阻卜中最大部落北阻卜的磨古斯为诸部长。1092年，由于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其它部落纷纷响应。经过八九年的苦战，于1100年磨古斯被擒杀，叛乱被镇压下去。阻卜人除有一部分随耶律大石西行，余众后多被溶人蒙古族。
斡朗改，又作温娘改，分布于契丹西北今贝加尔湖东西森林中。909年（辽太祖三年），向契丹“进輓车人”。为辽属国，辽在其地设立王府，但关系较疏远。曾于959年（辽天禄十三年）、1113年（辽天庆三年），献花鹿和良犬于辽。
辖戛斯，契丹西甫边的属国，居住在今谦河流域。931年（辽天显六年）开始与契丹人发生联系，辽在其地设有辖戛斯国王府，辽景宗、穆宗两朝各来贡一次。
二、渤海人的抗辽斗争
素号“骁勇出他国有”的渤海人，自926年阿保机破其国起，反抗契丹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直至契丹国亡。综观渤海人的一次次反辽斗争：一为王族大氏为夺回失去权力而作的抗争；一为望族为反抗民族压迫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加者多数为广大的渤海民众。属于前者的有两次：阿保机灭渤海国后，虽然对渤海王族采取了“存其族帐”，地位仅次于契丹遥辇氏；东丹国的左右四相以契丹贵族和渤海大氏参半为之的政策，在各地渤海人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的鼓舞下，趁阿保机“班师”途中死于扶余府，东丹王耶律倍和契丹大元帅尧骨护柩回临演府之机，“渤海王弟领兵马攻围扶余城”留驻的契丹军，企图把契丹人赶出渤海境。
1029年（辽太平九年），大祚荣裔孙大延琳，时为辽东京舍利军详稳，趁辽户部使韩绍勋在东京横征暴敛，“民怨思乱”之机，于八月在辽阳（今辽阳市）首杀韩绍勋等人，囚禁驸马肖孝先及辽圣宗之女南阳公主，宣告起义，建国兴辽，建元天庆。大延琳虽然派人四出联络，取得了南、北女真的同情和支持，终因其内部叛变，使契丹贵族及时调兵遣将断其东、西通路，加上高丽国首鼠两端不出援兵，故当诸道辽军次第到达东京，大延琳只得婴城固守。次年八月，内部又出现部将杨详世夜开辽阳城南门降辽，辽兵顺利进入城内，大延琳被擒，使持续了一年的起义终归失败。
渤海望族领导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与前者相比，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兹择主要的按时间先后简介于后：
渤海遗民以武装割据建立的抗辽政权首推定安国，《宋史》等有传。起迄时间史无明文，只知其通过女真人通贡北宋在970年”宋开宝三年），991年（宋淳化二年）后不再与宋往来。仅此，坚持斗争长达20余年之久。其成员主要是在渤海亡国时屡起兵反辽的定理府和安边府的居民。后期活动在今鸭绿江和松花江上游一带。国主有烈万华和乌玄明，均先后上表北宋，请北宋出兵助讨契丹；宋太宗曾两次答以诏书，令其在征契丹时“同举”，“张犄角之势”，但均未付诸实施。
与定安国先后起兵反辽的，还有乌舍国（一作兀惹）与燕颇，其事迹散见于《辽史》。均各材旗帜，未能结成一体。
995年乌舍国与燕颇等一道进攻铁骊，辽发大军征讨，兵临兀惹城下，虽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辽兵久围不退，被迫请降。乌舍国后对辽时叛时服，延续至1114年（辽天庆四年），与铁骊等叛辽归附女真阿骨打，此后不复见。
1115年二月，阿骨打起兵的第二年，辽上京饶州渤海人古欲，联络附近头下州城，一时拥有步骑3万多人，据地叛辽。辽调重兵围剿，两次进攻皆被挫败。辽都统萧陶苏斡改用两手，六月古欲等被“招获”，起义失败，起义虽只数月，但发生在契丹国腹地，客观上起了配合女真军事行动的作用，加速了辽朝的溃亡。
因辽东京留守肖保先对渤海人过于“严酷”，1116年元月有10余青年夜潜入留守府杀之。事发，户部使大公鼎滥杀无辜，时为辽东京稗将的渤海人高永昌，趁“人情汹汹不可禁戢”，率部入据东京城，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亦作国号大元，建元应顺）。旬余间，远近50州响应。由于在与辽军作战中“颇有杀掠”，颇失人心，故与辽军屡战皆不胜，被迫退保东京城。高永昌派人向阿骨打求援，时已称帝的阿骨打先以其“潜大号”不发兵，继以“表辞不逊”于四月命大将斡鲁统兵往攻。当高永昌闻女真兵在沈州（今沈阳市）大败辽军，惧，即遣使向阿骨打表示“愿去名号，称藩”。或谓为缓兵之计，斡鲁遂率军进围东京城。永昌出战首山不利，率5000余骑奔长松岛，旋被部下擒送斡鲁斩首，起义失败。
三、铁骊与五国部
铁骊，亦作铁离、铁甸。《辽史》中有时以其代五国部中的越里吉，《金史》中有时将其写作铁勒，皆为修史者误书。其先人为唐初黑水靺鞨铁利部民，后归服渤海，渤海国置铁利府，926年元月辽攻取渤海王城，二月，即遣使向辽纳贡。在契丹贵族将大批渤海人南迁时，其民有一部分被分散移居今辽宁省沈阳市西南、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东的西拉木伦河旁和吉林省农安县等地，大部分稍向西徒，分布在今黑龙江省铁力县一带。辽代的铁骊，主要是指西徙的部分。以狩猎生产为主，也喂养马等家畜，1012（辽开泰元年），其使那沙向辽圣宗乞求佛像、儒书，圣宗“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其上层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为辽属国之一，辽置铁骊国王府，以其首领为王管理其民；又在黄龙府设铁骊军详稳司，统领其兵马。自926年至辽天祚帝朝，屡向契丹贵族贡鹰鹘、貂皮、马匹等方物。常与兀惹人作战，并将俘获的兀惹户献于契丹。
1114年其王回离保率部众归附女真。
1130年（金天会八年），金太宗吴乞买以铁骊人突离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逐渐融合于女真之中。
五国部，是契丹人对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国（即五部）的统称。来源于黑水靺鞨，属辽代广义的生女真。分布在约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的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下游南北两岸地区。以狩猎。捕鱼为业，亦饲养马等家畜。辽圣宗时归附契丹后，为辽镇守东北境，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领导。初由其首领任“五国酋帅”管理其民，1037年（辽重熙六年）因越里吉（一作越棘）部民向辽控告其酋帅浑敞贪污（一作坤长，一说因其不法），部民多流亡，改设契丹节度使1员领之。向辽纳贡无定期，各部常独自遣使朝贡于辽，贡物为貂皮、马等。其地产名鹰海东青，是契丹贵族岁岁勒索之物。金景祖乌古廼时（1021—1074），已听命于生女真完颜部，但由于对辽时叛时服，“阻绝鹰路”，生女真常入其界捕海东青向辽纳贡，扰之，故常与完颜部发生战争。金初，被阿骨打统一，编人女真猛安谋克，成为金代女真的组成部分。
第五节辽亡与哈喇契丹
一、契丹贵族的腐败与辽朝灭亡
契丹贵族曾以铁骑征室韦，灭渤海，长驱中原，降服漠北诸部，开疆“幅员万里”；后又臣西夏、高丽，迫使北宋为兄弟国。可是在200年后的1114年，当属部生女真阿骨打以2500兵起事，却连败其数十万大军，并于1125年将契丹国灭亡了。其原因，主要不在女真族的崛兴，而是以契丹朝廷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腐败。
辽圣宗以后的兴宗、道宗、天祚三朝，契丹贵族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腐败最集中表现在，崇佛耽乐，不惜国力民赀，造成国势衰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恤社稷安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造成统治集团猜忌倾轧，分崩离析。
契丹国中叶以后的君主，不以勤政取信于民，却把有限的货财肆意挥霍，境内遍造寺观，企图通过崇佛迷信活动来麻痹人民，维持其统治。兴宗初即位。由母肖太后执政。她“淫威肆行，刑政弛紊”。兴宗亲政后，先“召僧论佛法”，继以铸银佛像于开泰寺，又以城邑与其弟重元赌博连输几座。道宗当政，不仅出现一日祝发为僧尼者3000余人、“饭僧尼三十六万”，而且授园释、法钧二僧皆守司空，并请僧“设坛于内殿”。1059年（辽清宁五年），又令修大吴天寺，费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总计在33万贯上下。1067年，朝廷下旨征户部欠款，全国才44万，可见耗费之巨……道宗晚年昏愚至极，用人不能自择，竟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降至天祚，其昏庸更超过祖辈。初登位，即“放戒于内庭”，寄佛保佑。在位期间，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而自己又不省政事，好畋猎，沈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阿骨打进攻宁江州，仍在庆州射鹿，闻之竟“不介意”。至1121年（保大元年）女真兵攻克上京，年年丢城失地，而他仍狩猎如常。特别在出现贵族耶律章奴之变、金兵已取辽东京地、境内人民纷纷起义的1117年（辽天庆七年），竟七月猎秋山，八月猎狘斯那里山，9月猎辋子山，不恤国政达于极点。
契丹贵族的愚庸腐朽，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就在国力还较殷富的兴宗时，已出现“比年以来，群黎凋弊”。道宗时，在上京、南京地区“许良人自鬻”求活路。到了天祚时，辽河以西的乾、显、宜、锦、兴中等州路，竟出现“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各族人民，当阿骨打未起兵前，已有“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阿骨打起兵后，纷纷揭竿而起：东有前述的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和先后继踵的“东路诸州盗贼蜂起”，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内地的春州2000余渤海户继古欲后而反，安生儿和张高儿等拥众20余万攻城略地，张撒八诱中京射粮军“潜号”；南有董庞儿聚众万余树起义旗；北和西边的乌古、敌烈、阻卜等，或叛归女真，或执契丹地方官以叛。
另一方面，契丹贵族集团，自兴宗朝开始，以皇族与后族为中心的派系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愈演愈烈，以致到国家危亡之机，自树旗号，各奔东西，从而加速了辽朝的灭亡。前面谈及，兴宗初即位是母后肖氏听政，她逼杀齐天皇后后，更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不仅“诸舅满朝，权势的奕”，连“后家奴隶咸无劳绩，皆授防、团、节度使，至于出入宫掖，诋幔朝臣，卖官鬻爵，残毒番汉”。她又秘密筹划废兴宗，“立少子重元”。兴宗“惧内难”，将她幽而废之，旋捕获诸舅，或杀或徙，并诛其党羽。为后族推崇的重元，因告密得兴宗器重，“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由是“骄纵不法”。兴宗死，位传于子（道宗），尽管道宗尊重元为皇太叔，拜天下兵马大元帅，但重元权欲熏心，在于涅鲁古及一些后族和部落首领的鼓动下，结党400余人，于1063年（辽清宁九年）“诱胁弩手军犯行宫”。失败后，重元自杀，逆党多被捕。耶律乙辛因平乱有功，擢为南（一作北）院枢密使，威权倾动一时。据《焚椒录》，“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为怏怏”。为了排除异己，乙辛设计制造了诬陷宣懿皇后案。宣懿死，皇太子顺宗发誓不杀乙辛，“不为人子”，于是乙辛又制造陷害太子案。两案受牵连者或被诛杀，或被黜陟，后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然而利令智昏的乙辛辈，又想通过立和鲁斡之子耶律淳为皇储，完全握控朝廷大权，于是在道宗出猎时，“奏留皇孙”，企图达到废嫡立庶的目的。在肖兀纳进谏后，道宗始疑乙辛有奸；继又发觉狩猎中扈从官属多随乙辛，遂“恶之”。乙辛后谋“奔宋”被杀。道宗死，孙天祚即位。天祚为宣懿孙、顺宗子，过去党护宣懿后和顺宗的人物又逐渐被起用，大权落到后族一派手里。女真兵起，辽军接连败溃，先后又出现古欲反叛和铁骊、兀惹叛归女真，皇族势力视夺权时机已到，故又有耶律章奴谋立耶律淳之变。失败后被擒杀的贵族达200余人。后族肖奉先恐妹元妃所生子秦王不得继立，又制造诬陷大将耶律余靓（一作睹）等谋立晋王案，使文妃、晋王等或被杀，或被“赐死”，余靓率部叛投女真。到了天祚西逃夹山，皇族势力的奚王回离保与耶律大石等再度在南京立耶律淳，称夭锡皇帝，并降天祚帝为湘阴王。不久淳死，妻德妃称制。当金兵南进居庸关，回离保居箭可山自立，不久为耶律阿古只等所杀；而德妃和大石等奔投天祚，天祚怒斩德妃，责大石。大石见不被容，遂杀肖乙薛等，自立为王，率军北行，后西迁。与此同时，又有耶律敌烈等劫天祚次子雅里北走，立之为主。旋雅里致疾身亡，术烈继立，次月为众所杀卢……契丹贵族集团你争我夺，使天祚帝成了孤家寡人，终在1125年（辽保大五年）二月，在应州新城（今山西省应县）东30公里被金兵追获，辽朝遂亡。
二、耶律大石西征和西辽的建立
1124年（辽保大四年）七月，耶律大石率部200骑，从夹山夜逃，北行三日，过黑水，至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管辖区。床古儿献给大石马400匹、骆驼20峰和许多羊只。耶律大石继向西北行，到达可敦城。可敦城是辽朝的西北重镇，位于今蒙古国土拉河畔，是辽朝西北路招讨司及镇州的治所，驻有诸部族骑兵2万余人，附近牧放着辽御马数十万匹，并拥有丰富的军备资源。耶律大石在这里得以大为扩充他的军事实力。
耶律大石在可敦城召集成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毕等18部的首领开会，要求大家灭金复辽。因得诸部支持，征集精兵万余，并“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至此，耶律大石的政权初具规模，并组建了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打下了西征的基础。
1130年（金天会八年），因金朝派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等北伐耶律大石，大石于是年二月二十二日（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西征。
耶律大石先遣使送信给高昌（西州）回鹘王毕勒哥，要求假道西行。当大石到达后，回鹘王欢迎，大宴三日。大石临行，回鹘王赠马600匹、骆驼100峰、羊3000只，并表示愿送质子为附庸。
耶律大石离开高昌回鹘北廷后，北进辖戛斯（今柯尔克孜）族所控制的地区。受阻转入叶密立（遗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额敏县东南额敏河南岸），筑一城。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得到附近操突厥语诸部族的支持，时统辖的居民已达40000户。
1132年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汉文），上汉语尊号“天祐皇帝”。又根据当地人民的习惯叫法，称菊儿汗（亦作葛儿罕，即“大汗”）。迫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立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哈剌契丹，亦作“合剌乞答”；哈剌，契丹语，黑之意，即“黑契丹”，既是国名，亦是族名。
耶律大石称帝以后，向四方拓展。首先南下，将高昌回鹘收为附庸。
1134年初，应东黑汗王朝汗伊卜拉欣之请，西进七河流域都城八剌沙衮，以助其抵御葛逻禄和康里的侵扰。耶律大石将伊卜拉欣降封为伊利克一伊·土库曼（土库曼王），以喀什噶尔与和阗一带留给东黑汗王朝，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国，而攫取八剌沙衮地区为己有。
八剌沙衮位于楚河谷地，左山右川，平地广袤，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农桑发达，瓜果繁多，盛产葡萄美酒。耶律大石得此“善地”，即奠都于此，并改地名为虎思斡耳朵。又改年号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1134年）。
是年三月，作为西辽皇帝的耶律大石，为了实现“以光中兴”，恢复辽朝大业的夙愿，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率领7万骑兵东征。东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大多死亡，不得不勒兵西回。耶律大石叹云：“皇天弗顺，数也”。
东征未果，耶律大石又继续西征。1137年（西辽康国四年），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同年五六月间，大败西黑汗王朝军于苦盏。当时，西黑汗王朝是塞尔柱突厥的附庸。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为了保护西黑汗王朝，于1141年（康国八年）七月，亲率忽儿珊、吉慈尼、祃咱答儿、西吉斯坦和古尔王国等联军十万人，北渡阿姆河来拒。耶律大石则带领契丹人、突厥（包括葛逻禄）人和汉人组成的西辽部队，进军撒马尔罕。1141年九月九日，两军在撒马尔罕北面的卡特万草原相遇，相距二里许。耶律大石对将士们说：“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即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等率2500名骑兵攻其右翼，枢密副使萧刺阿不等率2500骑攻其左翼，自将众军从中突击，三军俱进。桑贾尔的联军大败，横尸数十里。桑贾尔的妻子和左右两翼指挥官均被俘，自己仅以身免。
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它使塞尔柱突厥的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地区，并使西黑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耶律大石封原国王之弟为桃花石汗（中国汗）继续统治西喀喇汗朝，而留一名沙黑纳监督其国。
西辽又出兵花刺子模，迫使该国归附，并年纳价值3万金第纳尔的贡品。
耶律大石将西黑汗王朝的都城寻思干（撒马尔罕）改名为河中府，驻军90日。又西至起儿漫。班师回虎思斡耳朵。
1143年（康国十年），耶律大石病逝，享年49岁，在位20年，庙号德宗，他生处中国北部契丹族政权辽朝灭亡之际，毅然挥师西进，重建西辽于中国西部新疆及其迄西的中亚广大地区，使祖国汉和契丹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灿烂文化传统发扬于西部，厥功甚伟。后来，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称赞之为：“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云。
三、西辽的发展与衰亡
耶律大石因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萧皇后名塔不烟，尊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1144—1150）。1146年（西辽咸清三年）。金朝派武义将军粘割韩奴出使西辽，抵达虎思斡耳朵郊外时，途遇出猎的感天皇后。韩奴自称上国使者，奉天子之命前来招降西辽，拒绝下马跪见，并辱骂感天皇后为“反贼”。皇后大怒，杀之。从皇后不畏强权，敢于斩杀大国使臣，金朝亦无如之何，可见当时西辽国势强盛，实力雄厚，所以敢于对金采取强硬态度。
感天皇后在位7年。
1150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1151—1163年）。绍兴初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此指西辽政府直属地区内能为军队和其它徭役提供十八岁以上男子的户数，并非全国人户的统计数字。即使如此，按一家五口计算，男丁户的总人数也在40万人以上，反映出当时西辽已具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兵源。夷列在位13年，于1163年（西辽绍兴十三年）病逝，庙号仁宗。
夷列因子幼，遗诏由妹普速完称制权国，号承天太后，改元崇福（1164—1178）。
普速完为了消除河中地区的隐患，1164年（西辽崇福元年）命西黑汗王朝恰克雷汗将葛逻禄人迁往喀什噶尔，并禁止携武器。当葛逻禄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时，中了西喀喇汗朝的暗算，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中地区的葛逻禄势力大为衰落，而西辽的影响和控制力量进一步上升。
1170年（崇福七年），西辽在阿姆河打败花剌子模军。此后，普速完又派自己丈夫萧朵鲁不率大军送投奔西辽的花刺子模王之兄特克什回国。1172年（崇福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特克什即花剌子模王位。西辽从而加强了对花剌子模国的控制。
后来，普速完与夫弟朴古只沙里私通，出己夫驸马萧朵鲁不为东平王，后又罗织罪名杀之。驸马之父萧斡里以重兵围宫廷，用箭射死承天太后普速完和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14年。
仁宗夷列次子直鲁古继位，改元天禧（1178—1211）。从普速完执政后期开始，西辽统治集团已日趋腐化衰败，并且兵权旁落于外姓大臣之手。直鲁古即位后，用兵频繁，国力日益衰耗。
1198年（西辽天禧二十一年）西辽进军呼儿珊，与古尔王国及当地一些地方军队激战，结果惨败，死亡12000人。
1204年（天槽二十七年）秋，西辽终于在安德胡伊击败古尔国王，但付出了很大代价，并为花刺子模在呼儿珊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得不偿失。
1209年（天禧三十二年），高昌回鹘国王由于不堪忍受西辽派驻的少监的欺压、掠夺和凌辱，起而杀少监，归附蒙古成吉思汗，于是西辽丧失了东部附庸国。
1210年（天禧三十三年），花剌子模王摩诃末率大军东进，在塔拉斯河谷击溃西辽军，俘其统帅塔阳古。后西辽又丧失了西部的河中地区。
1121年（天禧三十四年）秋，西辽末主直鲁古出猎，被流亡的乃蛮王子屈出律率伏兵8000人擒获。西辽亡。屈出律篡夺西辽帝位后，表面上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实际上是利用原西辽的名义来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两年后（1213），直鲁古悲愤死。1218年，屈出律为蒙古所灭。
西辽是辽朝在西部的延续，前后88年间，使汉族和契丹族等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远播中亚，这是中国古代史不可缺的光辉一页。
四、契丹族的消失
契丹国破亡之际，契丹共同体呈现分崩离析：部分西迁、部分北徙，大部分或降或被俘成为大金国的属民，契丹族自此转入衰落、消失时期。就其去向简言之，大多数契丹人在以后200多年复杂的世事变迁和其它民族错居杂处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到女真、蒙古、汉族里面，少数融合入今维吾尔、哈萨克、土族以及成了朝鲜国的居民。从《明史》诸列传中不见籍属契丹的人物看，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们共同体，到14世纪中叶（元末明初）消失了，被同化于各民族的梗概如下。
女真取代契丹统治中国北疆100余年，直至金未契丹人屡为复国起兵反金，且规模越来越大的事实表明，当时契丹人虽不聚居一个地区，但大多数契丹人还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共同的心理素质把各地契丹人联结在一起。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其间女真贵族采取的一些强制措施，使得一部分契丹人被女真人同化。女真贵族初对降附的契丹人，不分散其人，只是依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度编为猛安或谋克，并以“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可是，当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初年镇压了移刺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便于1163年（大定三年）下令撤消契丹猛安谋克，将其户分散到女真猛安谋克中。自此至金亡经历了70余年，女真贵族又允许女真人“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在这长时期内一部分契丹人被女真人同化，是不言而喻的。
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将西北路契丹人迁到上京、济、利等路时对唐括安礼又明云：“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被同化的契丹人在金亡以后，大多又成为汉人的一部分。
契丹与蒙古，其先人皆属东胡，蒙古（朦骨或萌古）又曾是契丹有国时的属部，当其国破亡后，一部分契丹人成为蒙古族的成员，就如同肃慎族系的渤海、铁骊等部族融合到女真共同体一样。据有关记事分析，融合入蒙古族的契丹人，仅次于加入汉族共同体的人数。主要的有：在契丹国破时，有两批契丹人向北逃奔，一为耶律大石所率200铁骑，一为耶律敌列等挟持雅里率1000余骑北走沙岭。大石的一批上面已谈到，后又招集了一些契丹和西北部族西征中亚，在西域建立了西辽，当西辽于1218年被蒙古军灭亡后，这支契丹人部分加入了蒙古族，部分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融合。而雅里一批似亦不能排除成为蒙古成员的可能。继而北投的，是1132年（天会十年），降金的耶律余睹暗结燕云地区的契丹人谋叛金朝，事泄，女真贵族乱捕杀，“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乱，几成灰烬”。无论是亡入西夏或北投沙漠的，后来大多成了蒙古人，少数成了今青海土族的一部分，土族中有许多以契丹命名的乞塔坪、乞塔堡、乞塔城。此后，在金国统治下的契丹人多次为复国起义，当遭到女真贵族调大军围剿时，向北退却。1201年（泰和元年），耶律德寿、陁锁率领特满群牧的牧人据信州（今吉林省怀德县西北，一说在辽宁省铁岭县北）起义，有“众号数十万”，失败后余部退到草地，退至草地的契丹人无疑以后投入了蒙古。成吉思汗起兵后，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于1212年在耶律留哥领导下又爆发了反金大起义，数月后，拥众至10余万，“尽有辽东州郡”，户籍达60余万。由于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留哥遂率其追随者投奔成吉思汗，旋引蒙古兵及契丹兵于1218年追喊舍所部5万余人到高丽国境，在江东城将其全部俘获，极大部分被徙于契丹故乡西楼临潢，以后在元朝统治下，大多亦成了蒙古的一部分。据《高丽史·金就砺传》，由于高丽国出兵助围江东城，蒙军统帅从俘获的5万余人中选出契丹“妇女、童男七百口”归高丽，高丽以其“分送州县择旷闲地居之，量给田土，业农为民”，后成了今朝鲜国的居民。至于在金国破后转归蒙古贵族统治的契丹人有多少成了蒙古人，从《元史》为耶律楚材等及其子孙数十人立传分析，为数一定不少。
契丹人加入汉族共同体，在契丹族末崛兴前已经存在，当时是被强迫同化，即被汉族或其它民族的统治者强迁到汉人居住区，逐渐被同化到汉人中。605年（隋大业元年）契丹寇营州，炀帝杨广命韦云起联合突厥兵破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即是一例。契丹崛兴以后，特别是到了契丹国破灭后，他们成为汉族的成员，一般讲是自然融合。因为在契丹消失的元代，汉人亦是被统治民族；即使在南宋与金对峙时期，两民族的融合主要亦是发生在女真贵族统治区内。金元时期融合入汉族的契丹人属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契丹人在反抗女真贵族压迫起义失败后，除了北逃漠北外，就是投奔不在女真统治下的汉人居住区。如移刺窝斡反金余部，在括里领导下于1163年（金大定三年）南走投宋，后为南宋夺取宿州，成为金朝“边患”，无疑后来融合到汉人中。最多的是第二种情况，即被女真和蒙古贵族调往中原驻守和参加南征的契丹人。长期生活在汉人居住区，原有的民族特色逐渐消失，成了汉人的一部分。如女真贵族在灭北宋后，将大批契丹人与女真人迁到中原地区屯田镇守，“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6万人中虽主要是女真人，但不少契丹人也随之“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今山西省介休县和河北省的一些县里，就有圪塔村、耶律各庄等名称的村屯。金亡后，蒙古人将其看作汉人，表明已与汉人融合。蒙古人在灭金和西夏后大举南征，归附蒙古的契丹人大多随往，象耶律买住及其孙忙古带，石抹按只及其子不老等，均曾率军征四川、云南等地，，今云南省保山地区的施甸、保山、龙陵等县蒋姓人，故老相传他们来自耶律氏。第三种情是一批仰慕汉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官僚及知识阶层，他们在金元时期大多成了汉人。
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投附蒙古的契丹人中，未随蒙古军南征的库烈儿部落和居住临演的留哥部落，在元明交替的变动中，当蒙古人北撤时，留哥部落亦随之北迁，与居住根河一带的库烈儿部落，是今达斡尔族的先人。对此，张正明认为，“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个看法还不能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有待于继续探讨”。
第一节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一、契丹族称和族源
契丹族称始见于《魏书》，《契丹传》云：“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即在北魏时期。而汉人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为最早，谓406年初（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北魏天赐二年），“燕王熙袭契丹”。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378年（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无三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406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11年。实则，契丹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4世纪中叶。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坛，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包括“镔铁”说在内的上述诸说，均未能令人信服。而来源于其先人鲜卑宇文部首领名字对音的“酋名”说，较为可信，不仅因为宇文部首领中有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省去语尾，悉独、乞得、逸豆，音近契丹；而且还由于东北各地自古是多部族、部落的地区，各部族、部落盛衰无常，迁徒不定，名称往往随部长的名称屡易。
契丹族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所载属之；一说源于匈奴，有《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所记。又派主出另两说：一说“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契丹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出自东胡，《后汉书》等有明确记载；契丹来源于鲜卑或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人之笔；契丹为“匈奴之种”，则是数百年后宋人的说法。当然，鲜卑族的成分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匈奴的“余种”，宇文部更是如此。公元89—105年（后汉和帝永元年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然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皆自号鲜卑”了。此后，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当然不能把又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人看作是“匈奴之种”，何况民族不是血缘集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有一个主源，但仍是多源多流的。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者即此。
二、古八部和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
契丹存在的1000年左右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自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形成期；从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期，即契丹人建立辽朝时期；辽朝亡后至14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民族衰落、分解和融合入其它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朝成立前的5个半世纪中，契丹人的历史又经历了3个时期：从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即隋末唐初）为古八部时期，7世纪初至8世纪上半叶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907年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
古八部是契丹称号出现历史时就有，还是在其后发展中形成的，旧史无征。从《魏书·契丹传》中载有七部名号及先朝北魏的何辰所在的部不在七部之内分析，北魏时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八部名号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八部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最初的诸部，可能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地，按《辽史》记载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实际上，契丹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慕容皝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地；388年为北魏破后，约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479年（太和三年）因惧高句丽与蠕蠕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壤，南迁到白狼水（今大凌河）东，在今辽宁省北票县、阜新市和彰武县一带；553年为北齐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境，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6世纪末（隋开皇年间），此三部分契丹人皆臣附于隋，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臣水（今老哈河）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
古八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据传契丹人早期有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一名乃呵，他“杀白马灰牛以祭”；二名㖞呵，头“戴野猪头，披猪皮”；三名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表明当时他们从事游牧射猎，过着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时，因为它们在北魏时的贡物是“名马”，嫁娶时穿的最好衣服是“以青毡为上服”，到了隋代在收葬父母遗骨祝酒时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各部还是“随水草畜牧”。这一时期契丹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八部各自向北魏“朝献”，与北魏交易互市。各部首领曰莫弗纥（贺）。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而且又先后受到高句丽、突厥的侵逼，特别是553年为北齐攻破后，部众被掠10万余口，杂畜数10万头，余部东奔西走。然契丹人顽强抗争，不仅使部族存在下来，而且随着隋统一中国，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唐武德初，已“数抄”唐边境。
契丹人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学术界因新、旧《唐书·契丹传》才有“其君大贺氏”，均说至唐初才形成。然《辽史·世表》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隋书·契丹传》亦云：“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则知大贺氏联盟形成的时间应是隋末唐初。
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100年，仍分八部。《新唐书·契丹传》载，唐朝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绝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从名号上看，大贺氏八部名称与古八部无一相同，若联系州名分析，大贺氏八部中有四个部所在的州名与古八部中四个部名是相同的，即羽陵州与羽陵部，日连州与日连部，万丹州与悉万丹部，匹黎州与黎部。现在虽尚不能断定居住上述四州的芬问、突便、坠斤、伏等四部，是否古羽陵等四部的改名，抑是别部迁居其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大贺氏八部的成员决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因为前已谈到，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形成，是在契丹人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和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旧史已述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在大贺氏联盟八部之外，在幽州。营州界内还散居一些契丹人，《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有乙室革部落等。
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与前述古八部时期的活动区域大体相同，即东达辽河，西至吐护真水（今老哈河）上游与奚族地相邻，南抵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约100里处与营州地连接，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在这个区域内，他们“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比古八部时期前进了一步，即在八部之上有部落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部对外的军事活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还是由各部和氏族独自处理，所谓“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
7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契丹人，既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部长，既是契丹人的最高首领和各部酋长，同时他们又分别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都督、刺史。“君长”世系，《辽史》参取两《唐书·契丹传》在其《世表》里列出10汗名（一说9汗），似也未全包罗进来，因为其中6汗均在唐开元年间在任，且为同一辈人。
10汗序列为：咄罗、摩会、屈哥、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今作简略介绍。藉以了解大贺氏时期政治历史发展变化及与唐王朝的关系。如其中的咄罗，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位大贺氏“君长”，于623年（唐武德六年）向唐献名马、貂皮，开始了与唐王朝的往来；摩会于629年（唐贞观三年）朝唐，唐“赐鼓纛”，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唐朝于648年（贞观二十二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698年（唐万岁通天元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自此始（由于这一事件，契丹附突厥近10年）；714年（唐开元二年，一作三年），失活率众脱离突厥归唐，唐玄宗李隆基“赐丹书铁券”，隔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失活；娑固以失活弟继兄官爵，其“衙官”可突于（于一作干）骁勇，又得众心，娑固谋除之，事泄，娑固逃奔营州，唐出兵相助，为可突于所败，娑固于720年被杀，自此，契丹族内部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长达10余年；可突于杀娑固后，推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旋郁于遣使入唐谢罪，唐于722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之；咄于在兄郁于病故后代统部众，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惧，与燕郡公主同奔唐不还，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立，奉行亲唐政策，唐亦“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之；730年（开元十八年）邵固又被可突于所杀。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
三、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
深得契丹人拥护的可突于杀邵固后立屈列（列一作烈）为主，屈列即《辽史》中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两个贵族集团，进行了一场严酷较量。邵固被杀后，邵固妻东华（华亦作光）公主逃奔唐平卢军（治所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扰唐边，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降于唐。
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唐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涅里（一作泥礼或雅里、涅礼，即辽始祖）所杀，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于745年（唐天宝四年）转而附唐，唐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涅刺部人肖韩家奴上辽圣宗隆绪疏中云：“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
遥辇时期契丹社会内部仍分为八部，几经改组，前后名称几乎全异。《辽史》载遥辇时，有遥辇氏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则遥辇氏联盟时的部落前后均只有八个。这是由于遥辇氏后又附突厥，《辽史》作者未将部落、氏族或显贵家族区分清楚所致。
遥辇氏八部，是在李万荣“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互相残杀，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其名号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是为前八部，存在时间短，只有10余年；后又再次改组的八部为后八部，曰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从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接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延续约100年。到了9世纪下半叶（唐咸通至光启年间），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皆比前有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迄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辽史·地理志》称其“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比大贺氏时期的“地方二千里”，显然大多了。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说明遥辇氏时的契丹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同时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自9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阿保机父撒拉的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叔父述澜接替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则是事实。这不仅与契丹人在不久后建立国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前述契丹人在9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定（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及此后社会有迅速发展相一致。
这一时期，部落组织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实际上、自洼可汗至907年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160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九汗，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又军事首领一职，从涅里至阿保机，也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家族担任。耶律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部长。事实表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社会职官的产生，始于7世纪中叶唐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到了遥辇时期，“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干部族”，即契丹人自己亦设官制署了。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如阻午可汗知涅里“贤”，使“掌刑辟”。涅里受命后，为惩治不法者，“穴地为牢”。又如肖敌鲁家族，其五世祖胡母里，“世为决狱官”。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大贺氏时已开始，李万荣为唐兵所败率家奴宵遁，又为家奴所杀，说明家庭奴隶已经出现。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向邻近民族掠夺牲畜、财物时，亦掠夺人口。如鲜质可汗时，阿保机父撒刺的（即德祖）征奚族，将奚王府的700（一作1000）部曲“徙于饶乐之清河”，以供役使；二是契丹人犯罪者的家属因连坐而沦为奴隶。如在痕德堇可汗时，已有“籍没之法”。蒲只姑等三族虽为贵族，但因谋害阿保机叔父释鲁（述澜），家属亦均被没入“瓦里”服劳役。
上述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第二节契丹国的建立及其政治与经济
一、契丹国的建立
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916年去可汗号称皇帝，宣告契丹国建立，契丹社会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盘据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阿保机生于872年（唐咸通十三年），因出身迭刺部耶律（世里）家族，以氏为姓，故姓耶律，汉名亿。他能取代遥辇氏痕德莫为契丹可汗，创建契丹国，既与耶律家族世为契丹最大部落迭剌部部长和兼任联盟军事首领握有实权有关，也由于阿保机个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并能坚定不移地适应契丹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成年后，初担任挞马狘沙里时，以降服大小二黄室韦和乌古部等几个小部受到族众称赞。901年被痕德堇立为迭剌部部长，便统帅大军连年展开对邻近民族的征讨，当年就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次年进军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903年春，东北征女真，“获其户三百”，复转兵向南攻河东，入冬又伐蓟北，“俘获以还”。因获得了仅次于可汗的于越职位，并“总知军国事”。至此，阿保机实已掌握了联盟大权。后又在讨黑车子室韦、刘仁恭、奚、霫等征战中，特别是在905年进击刘仁恭，克其数州地，“尽徙其民以归”。事实表明，阿保机的卓越才能和实力，足以取代柔弱无能的痕德堇为契丹可汗。
907年1月阿保机取得了契丹可汗的权位。
阿保机为可汗后，在北征南讨的同时，在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和为建立国家进一步创造条件。如于次年设立“惕隐”官管理迭剌部的贵族，910年任命“后族”为北府宰相，其营帐又“选诸部豪健者二千余”人设立“腹心部”亲军等。以上措施，打破了部落组织的某些职能，使各部落不能平等议事，削弱了部落贵族的权力，使阿保机的权力更大，“日益以威制诸部”。迭剌部的一批权贵以其弟剌葛为代表的旧势力，911、912、913年发动3次叛乱，一次比一次更激烈，连作为可汗象征的鼓旗和祖先的“神帐”，也在913年被叛乱者夺走了。阿保机依靠“腹心部”、贵族进步势力及室韦、吐浑酋长的力量，将一次次叛乱平息下去。迭剌部以外的另七部中的守旧势力，于915年趁阿保机征黄头室韦还军途中，陈兵境上，要其“如约”下台。阿保机被迫同意交出“鼓旗”，不担任联盟首领。但提出：“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一部。”获得同意。阿保机返回今滦河上游的根据地，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遂于次年用其妻述律氏策，邀七部酋长会宴，以伏兵尽杀之。随即于是年（916，后梁贞明二年）建国称帝，自号天皇王，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契丹国前后凡，209年，历经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9主；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92o年（辽神册五年）制成大字颂行，后又另制新字称“契丹小字”，沿用至金章宗时；强盛时地域东临海，西逾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胪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达白沟（今河北中部的拒马河）。它与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同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北宋、南宋对峙的第二个南北朝。
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骠悍劲疾的武装力量。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阿保机在平定刺葛诸弟之乱后，即“专意于农”，这时主要还是“率汉人耕种”。
922年（天赞元年），因北大浓兀部人口增多，阿保机将其一分为二，并“程以树艺”，而二部农业种植又比较成功，于是邻近“诸部效之”，从事农耕的契丹部落逐渐增多。耶律德光当政后，不仅为了“无害农务”在“农务方兴”之时不“东幸”，而且把农业生产由“地沃宜耕种”的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周围向更北的地区拓展。最先被迁往北部边地开拓农业生产的，是迭刺部人：939年（会同二年），命北、南院徙欧昆等三石烈至水草丰美的乌古部地区，并将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作为农田耕种。次年，又将于谐里河（今喀尔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的“近地”，赐于南院的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耕种。契丹人于10世纪上半叶在寒冷的克鲁伦河一带垦地种植，已为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牧场、蒙古国东方省祖赫雷姆城考古发现了辽代的耕地和水渠遗址所证实。旧史所记会同二年七月，乙室部大王因“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耶律挞烈在应历初（元年为951年）任南院大王时因均赋，劝耕稼，“年谷屡稔”被朝议为“富民大王”，反映了农业在契丹诸部中，至少在迭剌部、乙室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圣宗时，为防止阻卜等部扰边，被调往西北边境驻防的契丹部落按《辽史·部族志》记载，有品、楮特、突吕不诸部，他们“每当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了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农业生产又被推广到辽朝的西北部边境地区。镇守寒冷边地的部落尚需在繁重戍守任务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勿庸多言，驻守西南和南部边境以及其内地的契丹部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营农业。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三、四时捺钵制
契丹国既有皇都，亦有五京之制，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为契丹族有国以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这种游牧式政治管理体制的原因，是其游牧经济决定的。如前所述，游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生产，在契丹国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处在游牧阶段的畜牧业，与农业、工业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固定点，相反，经常的流动是这一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当国家建立后，在畜群随水草转徙，牧民常年跟随牲畜转移而“迁徙不常”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如何与这种经济生活相适应，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需解决的一大课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适合其游牧经济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并在设置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备了当时国家应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契丹民族的现实，未脱离其“生生之资，放是乎出”的游牧生活，坐在皇城宫阙里处理政务，采取了四时捺钵制形式，在捺钵中决定军国大政方针。
捺钵，契丹语，亦写作纳拨、纳跋、纳宝、剌钵，意为行营、行帐、营盘，为契丹国君主出行时之行宫或叫临时居住处，犹汉语之称行在所。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行动之目的（内容），《辽史》等均有较详细记载，下分述之。
时间：按常规，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帐”从冬捺钵营地启行，到达春捺钵地约住60日。四月中旬“春尽”，牙帐再向夏捺钵地转移，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后，居50天，约在七月上旬或中旬，又转向秋捺钵地。当天气转寒时，则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契丹君主“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巡守于捺钵。显而易见，捺钵实力契丹朝廷临时所在之地。
地点：史载的四时捺钵地，为圣宗朝已成定制的情况。在此以前的太祖至景宗五朝，每朝都不尽相同。定制后的春捺钵地主要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江名鸭子河一段，），有时在鸳鸯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南黄旗海）；夏捺钵地在永安山（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县黑龙山之支脉西端）；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钵在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内容：春捺钵为捕天鹅钩鱼及接受生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面大臣议国政，暇日游猎；秋捺钵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面臣僚议论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契丹君主四时捺钵不完全是为了玩乐，也不是汉人眼里的所谓“四时无定，荒于游猎”，而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从冬捺钵除“会议国事”和外交活动外，还“时出校猎讲武”，可以认为，契丹君主捺钵中的渔猎活动，无疑另有目的，即以亲身之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亦有捺钵之制，清朝则有木兰秋猎之习。
四时捺钵制的政治管理并非杂乱无章，对于契丹等游牧、渔猎民族来说，在游牧、渔猎迁徙中议事，处理公务，是其古老的传统，游牧经济所要求的，有问题反倒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生活习俗不同、又居于契丹国境内汉人的管理，又创造了一套相适应的变通办法，即每当契丹君主正月上旬从冬捺钵地起行时，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机构汉人枢密院和中书省，唯择宰相1员，枢密院都副承旨2员，令史0人，中书令史人，御使台、大理寺选1人随从，余宰相以下官员则返回中京（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居守，处理汉人事务。契丹君主还为了他们既能及时处理一切公务，又不致专权，规定人事变更，只给他们文官县令、录事以下的变动不需“奏闻”权，对县令以上官僚的升迁，只能“行堂帖权差”，决定权握在皇帝手中，即所谓“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对于关系安危的武官变动，则必须“奏闻”。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人有国后的一种创举，它既未改变游牧、渔猎经济政治管理的传统习俗，又能对定居的汉人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南北面官制及地方州县制与部族制并存
为适应对从事游牧初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居民的管理，“因俗而治”，职官的设置采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官制体系。北面官为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系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分而治之是为了建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分治”而又一体的政权，但北面官是统治重心，契丹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在北面官手中，是辽朝政权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面官，中央一级设立北。南枢密院等14个机构。其中，枢密院、宰相府、大王院、宣徽院又分北、南，共占8个。此北南之称，因其牙帐（官署）居皇帝宫帐北南而得名，职责虽各有不同，但均为管理契丹部族、属部、属国之军政事务的，与北面官、南面官之北南性质迥异。北面官虽为统治契丹及北方诸游牧、渔猎民族而设立的一种特殊制度，但从执掌上看，实也吸收了唐与五代官制的内容、即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院视刑部，宣徽北、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司视礼部，北、南宰相府总领其事。可见，北面朝官虽无六部之名，却有六部之实。由于北、南宰相府处于佐理皇帝军政要务的中枢地位，故规定北南宰相分别只在国舅五帐和皇族四帐中“世选”。北南宰相府地位和选相的规定，是契丹国前期的情况，后来有变化。地位的变化，主要因与宰相府同为决策机构的北、南枢密院，最初在宰相府之下，即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不理民”；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不主兵”。或谓约在圣宗统和年间，枢密院成了全国最高的统治机构，总揽全国军政大权。选相规定的变化，自世宗朝汉人韩延徽为南府宰相，打破皇族为南府宰相的“旧制”后，景宗、圣宗、兴宗、道宗等朝，先后担任北、南宰相的汉人有室防、韩德让、杜防、杜公谓、姚景行和王棠等人。特别是圣宗朝，在耶律斜轸死后，韩德让拜大丞相，总领二枢府事，契丹国的军政大权全握在其一人手中。
北面官系统的地方区划与官吏，采取的是部族制。即对契丹诸部及被征服的诸游牧、狩猎民族维持原有的部族制不变，成立大王府或王府，亦可称国；以原有的酋长为首长，称大王或节度使等；平时只纳贡，战时听从调遣即可。
南面官的分设，起于阿保机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时。耶律德光得燕云十六州后，用唐制设官分职，南面官系统的完善则在世宗耶律阮朝。南面官多用汉人，亦杂以契丹人。朝官设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汉人枢密院，三省（中书初名政事省、门下、尚书）、六部（吏、兵、工、礼、虞、□），还有台、院、寺、监诸机构之设。其中，真正管事的最高南面官，是汉人枢密使和中书省的宰相；象三师、三公是因人而置或一时暂设，有的还只偏设于一地，亦不固定，故南面官有不少职位是有名无实。
南面官系统的地方行政区划，有州、县两级。全境皆有，主要设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汉人地区，渤海人集中的辽东地区。州根据其大小和位置重要程度，分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使五级，实行军政统一管理，州名和军名并用。县设县令。
此外，辽代还有一种头下军州，是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随皇帝出征俘掠汉人和渤海户而设置的，共有16个州，大多在辽西地区。从形式看是州县制，而实质则是诸王、外戚、大臣、公主的私人领地，因为州官除节度使外，“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辽朝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对各族的统治，还在各地设有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如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乌古敌烈统军司等。
第三节契丹人与汉人、党项人的关系
一、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抗争
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关系，大体以北宋建立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里，约以契丹国建立前后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立园前，契丹贵族为了求得民族发展和维护民族尊严，对中原王朝和割据的汉族政权，是“时服时叛”或相互争夺；立国后，正值中原各族称霸自立，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使聘往来。相互利用。在后一时期里，以“澶渊之盟”为界文可分为两个阶段：盟约订立前，契丹贵族为抗击宋统治者北进，争夺中原领导权、多次与北宋兵戎相见；盟约订立后，双方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往来。
契丹显贵与汉族统治者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对抗，是在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时为松漠府都督的契丹酋李尽忠，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数侵侮其下”，率众杀赵文翙反唐，自号无上可汗。唐武则天发重兵镇压，经过一年多鏖战，虽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但契丹人转附突厥（后为回纥），自此对唐王朝时叛时服。唐末，中国北方出现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沙陀族）、幽燕刘仁恭三大军事集团相互争夺。在多边角逐中，契丹贵族与李（克用）保持等距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朱（温）、刘（仁恭）两个汉人统治集团，采取远交朱温近攻刘仁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907年朱温建立后梁遣使通告契丹，阿保机即“遣使者袍饬梅老聘梁”，据统计，自907—923年16年中，双方使节往来达21次之多。
朱温建立后梁不久，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在五代十国时的半个世纪里，契丹贵族除以良马厚赂后梁“以求册封”保持良好关系外，还与吴越、吴、南唐、闽、荆南和楚，先后均有交聘，而以与吴越和南唐为最多，与吴越来往凡14次，与南唐有48次之多。由于耶律德光曾一度称霸中原，吴越还曾奉辽的正朔。951年汉人郭威建立后周，虽与契丹为近邻，然由于先与后蜀、南唐争战，无力北顾，而契丹当时又是不亲国事的“王”穆宗耶律璟当政，故起初双方是友好相处。但是，双方各有打算，即契丹企图通过支持沙陀人建立的北汉以遏止后周发展，在政治上保持霸主地位，而后周则想解除北进后顾之忧后再图恢复中原失地。因此，当周世宗柴荣对后蜀、南唐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遂于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四月，北攻契丹，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又取流州，自此双方进入敌对状态。旋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契丹贵族则是与北宋王朝的争夺了。
960年宋朝建立后，对统一大业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尽管契丹自975年（宋开宝八年）起多次遣使聘宋，但宋太宗赵匡义于978年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后，次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即宣告北伐契丹支持的北汉。五月灭北汉后，六月亲率大军发动对契丹的战争，开始了北宋统治者与契丹贵族的争夺。自此至“澶渊之盟”和约签订，北宋为夺取幽蓟，实现南北统一，向契丹发动了2次大规模进攻；契丹也主动进攻北宋4次。
宋对契丹的2次进攻：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乘契丹无备，挥戈东征，企图一举攻克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夺取燕云十六州。宋兵进围南京城，契丹军在高梁河与宋兵激战，结果宋兵被斩“万余级”，丢失兵仗、器甲、军粮、货币等不可胜计，宋太宗“仅以身免”，奔涿州（今河北省涿县）“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986年，宋太宗又分兵三路向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契丹以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蒲领分别率师抗击东、西、中三路宋兵，辽圣宗和承天太后也亲赴前线督战。宋由于部署和指挥失宜，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使宋统治者对契丹不再主动进攻，但尚未完全放弃夺取幽蓟的想法。而契丹人认为，“自是宋不敢北向”了。
契丹贵族对北宋的进攻：宋兵在高梁河之役溃败后，辽景宗耶律贤为“报围城之役”，连续3次发兵攻宋，想试图统一南方。当年（979年）九月，景宗以耶律沙为监军，命耶律休哥、斜轸和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大举南伐。十月在满城（今河北省满城县）与宋兵交战，宋以诈降大败辽军，辽损兵折将，溃败而归。景宗耻于满城之败，次年又亲率大军南征，遭到宋军顽强抵抗，不得不“班师”北返。
981年，辽又兴师“南伐，战不利”，被迫还军。
辽宋攻战表明，双方力量皆自守有余，攻人不足，妥协势在必行。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在韩德让等的辅佐下，采取了以战迫和的主动行动。
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以“举国”之师大举南下。畏敌如虎的宋真宗赵恒在主战派寇准等劝促下虽身临前线，却坚欲遣使议和，并云年给契丹的馈赠“虽百万亦可”。于12月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和议主要内容：（1）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绢20万匹，银10万两；（2）宋辽约为兄弟国，辽主年幼，以兄称宋主；（3）仍以今拒马河（白沟）为界，各守疆界，不得交辰。
澶渊之盟后，尽管契丹贵族认为“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但也认识到对宋不能“妄动”，所以至辽亡的100多年间，辽宋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其间曾发生辽要挟宋“割关南十县地”之边界纠纷，由于宋以岁增银10万两、绢10万匹相报，终未再动干戈。
二、契丹、党项贵族间的相互利用
契丹建国时，党项诸部据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陕西省北部地区。阿保机西征，党项族是其掠夺的对象之一。耶律德光子石晋，称霸中原，党项酋李彝兴曾一度受辽封为“西南招讨使”。
982年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位征战，袭位的李继捧因与“诸父、昆弟多相怨”，次年亲率族人朝北宋，要求留居不归。继捧族弟李继迁因而“叛宋”，出奔至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东北150公里之地斤泽。宋兵侦知其所在后遣军讨之，继迁力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了契丹和党项贵族间相互利用制宋，以致后来形成辽、宋、夏鼎立局面。
李继迁投靠契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二月，他时据有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县境）等地，辽圣宗即授之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有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官爵。不久，宋军第二次向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但又被击溃，李继迁看到了契丹国的强大，向辽求婚，以求得契丹人的保护。辽圣宗封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以许之。此后，契丹、党项贵族间有过两次通婚。通婚联姻，是契丹、党项贵族间维系臣属关系，借对方之力遏止宋王朝的手段之一。
990年（辽统和八年），李继迁以攻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契丹，圣宗即派专使往封继迁为夏国王。西夏成为辽朝的属国自此始。党项贵族认识到，宋进攻契丹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虽遭惨败，但契丹对宋发动的几次报复战争也多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势均力敌的角逐，原来以宋为敌的党项贵族，虽主要依靠契丹贵族与宋抗争，但为了不完全受辽控制，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向宋纳贡，接受宋的册封。如995（宋至道元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人犯宋边境，当德威惨败仅以身免后，不久李继迁即派左都押衙张浦以良马、橐驼贡献于宋。旋宋又进攻党项，李继迁在粉碎了宋军的进讨后，又于998年春上表宋廷，表示归顺，并接受了宋真宗授予的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的官职。其后的党项贵族，大多也采取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
1031年李元吴为夏国王，他是党项族中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者，1038年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自此形成宋、辽、夏三国鼎立局面。西夏虽是鼎立中最弱的一方，然亦已羽毛丰满。由于元吴奉行扩张政策，引诱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反叛，与契丹贵族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导致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和1049（重熙十八年）辽征西夏的两次战争。因辽始终把北宋看作大敌，西夏又屡与北宋发生争战，并使宋在与西夏交界的千里防线上驻扎了40余万军队，故契丹贵族对西夏的征讨是有节制的，一旦西夏主向其“请罪”、“进降表”，即班师，又恢复旧日的亲密关系。所以旧史中，屡提及辽在西夏与宋的冲突中，总是站在西夏一边，或为其向宋“请和”，或遣使于宋“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但由于“澶渊之盟”后契丹与宋约为弟兄国，有时亦制止党项贵族的轻举妄动。如1043年，元昊遣使于契丹“请代宋”，因辽“不从”而罢；。综观有辽一朝，辽与西夏尽管有两次冲突，但契丹贵族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和支持党项贵族以牵制北宋，使宋军无力北伐；而党项贵族亦依恃契丹贵族，与北宋相抗。正是有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故到契丹国行将灭亡之际，还出现过西夏国主李乾顺先率兵助辽抗金，后又遣使请西逃的辽天祚帝“临其国”。
三、契丹人与汉、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人已“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其时与汉人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6世纪末，1000余家契丹人背突厥附隋，隋文帝杨坚“悉令给粮还本”；623年（唐武德六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向唐贡名马、丰貂，是汉人生产的物品为契丹人所用，契丹物品进入汉区的最早记载。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随着契丹族崛起，河北一带大批汉族军民被俘或避乱入契丹境内，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最先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被安置在属于迭刺部区域的今滦河上游地区。阿保机就是依靠这些汉人耕种田地，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统一契丹诸部的。随着被掠和逃人汉人的增多，契丹贵族以其先后设立的39个州县，星罗棋布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三道。汉人大多为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工匠，还有一定数量的士人和官吏。因之契丹草原开辟了大量农田，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使不少契丹人转向农业生产。素无邑落的契丹人，也由于“得燕人所教”，开始修房屋，治“城郭宫室”，使草原上出现一座座城镇村落，开始过定居生活。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上京和中京的一些州县，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所为者悉备”。在皇都上京，聚集着汉族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儒）、僧尼、道士等各类人才，从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工作。其中的韩延徽，为契丹“建牙开府”，建立起正君臣、定名分的政治制度；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为契丹国制定了礼仪制度；康默记则为契丹法典的创制作出了贡献。936年石晋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后，更把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更高阶段。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汉人生产的各种物品，是契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更加速了契丹人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以致辽圣宗于1007年营建中京城，专从燕、蓟地区择良工，“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榷场贸易是契丹人与辽境外汉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早在909年，阿保机于炭山之北置羊城（在今河北省沽源县西南小河子一带）与汉等族人市易，977年，北宋在镇（今河北省正定县）、易（今河北省易县）、雄（今河北省雄县）、霸（今河北省霸县）、沧（今河北省沧县）五州各置榷场，开始了北宋区内汉人与契丹人的贸易。其中以雄州榷场贸易量最大。后由于宋辽战起，榷场时禁时开。“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1005），辽在振武军（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旧城）、朔州（今山西省朔县）等地设立榷场，与北宋汉人交易；宋亦先后在雄州、霸州、静戎军、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代州雁门砦等地恢复或新置榷场与契丹人互市。终宋英宗之世，双方榷场贸易未尝中断。交换的主要货物，契丹输出的是布、羊、马、骆驼、北珠、玉器等，北宋输出的是香、茶、药、犀角、象牙、苏木、缯布、漆器、瓷器、秔稻和各种图书等。辽方史料载，辽圣宗时的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赢老之羊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宋方史料载，榷场使北宋“岁获四十余万”，“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后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可见，榷场贸易不仅互通有无，而且数额很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两民族人民间榷场之外的走私贸易也很盛行。北宋都城百官食用的牛羊肉，多靠从契丹境私贩手中买得。私相买卖的货物，大多为双方禁止出口的物品。辽方私人宋境的，主要是盐，其次是马牛羊等，北宋私入契丹区内的，主要是《九经》注疏以外的书籍和硫黄、焰硝、卢甘石等。
聘使往还，是两民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条渠道。着眼点虽是维系两民族间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但在一往一来的活动中，双方均带去大量礼品和带回“赐物”，加上使节们另外捎带一些货物易其所需，使这种交往实际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种形式，早在943年，耶律德光和其兄东丹王耶律倍各遣使通南唐，除携带300匹马、35000只羊作为贡物外，又别持3000只羊、200匹马，市易罗纨、茶、药。北宋建立不久，双方就有了正式聘问，中间虽因一度战起中断，但“澶渊之盟”后100余年间，除宋一直恪守着岁赠契丹银20万两、绢30万匹外，双方于每年正旦、帝和帝母生辰等节日，均互派使臣往贺，带去的礼品和赏赐使臣的赠物，皆有定额。契丹贺宋帝及帝母生辰礼品，按例除衣饰等物外，还有鞍辔等各种马具、毛毡、弓箭、皮革制品、牛羊、山果等物及“御马六匹、散马二百匹”；宋贺契丹国主、国母生辰的礼品，除有金银酒食器、酒、茶、乐器等外，还有“绵绮透背杂色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
上述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发展，尤其是契丹社会的发展。兹就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再揭示一二。如契丹字是仿汉字偏旁制成的。又如自阿保机于918年诏建孔子庙后，契丹历代君主均提倡儒家的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等伦理思想，使汉族崇尚的懦家思想在契丹人中获得空前的传播与发展。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说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另一方面，汉族也从契丹文化中吸取不少营养，如多次出使契丹的宋臣余靖，就能用契丹语作诗。又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善画草原风光画，其“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契丹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汉族。这是由于契丹人与党项人的经济和文化均较落后，所需皆可从汉区获得，有求于对方的较少。然因党项人为与北宋抗争，986年李继迁附辽，后又成为辽的属国，加之西夏与北宋屡次发生争战，所以契舟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密切。交流的渠道，一是党项人按例“八节”贡献和契丹的回赐；二是榷场贸易；三是私相交换。“八节”贡献和回赐，据《契丹国志》载，贡献物有细马20匹、粗马200匹、驼100头、绵绮300匹、织成锦被褥五合、沙狐皮1000张、兔鹘5只、犬子10只，从容石，井盐各一千斛；回赐品除有衣饰、马具、弓箭、酒、果等外，还有“细锦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此外，西夏还于1067年遣使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1095年又“进贝多叶佛经”。
榷场贸易，据《大金国志》云：契丹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喇特前旗东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沙尔沁）、银瓮口（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西北）等地设有榷场，与党项人互通有无，只是严禁卖铁给西夏。1042年和1063年，辽又先后禁止契丹人将马、铜卖给党项人。
私相交换，不仅存在于民间，党项使节在出使契丹时，也携带货物沿途与契丹人交易。因此，辽兴宗耶律宗真于1003年下诏，“禁夏国使沿途市金、铁”。可见，私相贸易量也很大。交换物品，除金、铁、铜、马外，其它均可自由买卖；同时又说明，几种被禁品，亦是私相交换的物品。
第四节臣属于契丹的各民族
一、契丹征服的诸民（部）族
9世纪中叶后，契丹族“寝强”；末叶（唐咸通中），契丹贵族开始了对奚、室韦等邻近部族的征服活动。经过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两朝东征西讨，服属契丹的民（部）族，除燕云十六州和原居东北地区的汉族外，东有渤海，熟女真，东北有生女真、铁骊及五国部，北有乌古（于厥）、敌烈、室韦，西和西北有阻卜（鞑靼）、斡朗改（温娘改）、辖戛斯及萌古（朦骨）、梅里急、粘八葛诸部，南和西南有奚、党项、吐浑、沙陀等族。契丹贵族对被征服的各民族，在“因俗而治”的方针下，皆保留原有的部族组织；对一些大部族只设立大王府或王府，仍由其头领为首长，管理部众。被分别称为属国、属部。居住原地的，除对契丹负有守边、纳贡义务外，平时由其首领组织生产和生活，只在“有事”时有助军出征义务。若“下诏”或有专使来征兵，不从的要受到征讨。臣属各民族，岁向契丹纳贡有定额，但执行并不严格，《辽史》就记录“朝贡无常”。为了能有效地控制被征服部族，特别是一些叛服不常的部族，契丹贵族另派契丹人为节度使、详稳等官，往被监治。
上述被征服各民族的情况，渤海、室韦、奚等前面已作介绍，只就乌古、敌烈、阻卜、斡朗改、辖戛斯，简介于下。
乌古，又作乌古里、于厥、于厥里、于骨里，有人认为“妪厥律”为乌古之别译。来源于南北朝时的乌洛侯，唐时为室韦中的乌罗护（乌罗浑）部。唐末，室韦族解体，以部名独立活动。辽时，居地东接室韦部，西邻敌烈、蒙古，南与契丹族地相邻，大体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为中心，包有额尔古纳河及呼伦湖以东一带地。内有乌古部与三河乌古部之分。它与敌烈同为契丹北边的大部族。以游牧、渔猎为生。阿保机叔父述澜为夷离堇时，已开始北征于厥；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后，又对其进行征讨。后经过多次战斗，它才被迫向契丹国称臣纳贡。然有辽一代，乌古部对辽时叛时服，因此乌古部节度使多以契丹人为之。为了分而治之，阿保机从降服的乌古人中取6000户置涅离部（亦称乌古涅刺部），921年（辽神册六年）又从涅离部中拨出一部分别置图鲁部，皆为阿保机所统18部的成员，分属西南路招讨司和东北路统军司。辽圣宗中期后，乌古与敌烈常连兵抗辽，圣宗又以俘获的乌古部人置斡突蛊乌古部，成为圣宗时的契丹34部之一，戍黑山北。辽末生女真崛起，契丹贵族为了“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将留居故地的乌古人与敌烈部东迁到乌纳水（今嫩江，一说为今鄂嫩河），“以扼北边之冲”。辽亡，乌古人除有一部分参加耶律大石的西征外，余多归服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融合入女真、蒙古之内。
敌烈，亦作敌刺、敌拉、迪烈、迪烈德、迭烈德、达里底。内分八部，故又有敌烈八部或八部敌烈和八石烈敌烈之称。可能来源于北朝时的地豆于。其他在乌古部西，跨肿胸河（今克鲁伦河）南北以居，与乌古部并称为契丹北边大部。以游牧、渔猎为业。930（辽天显五年）始见其朝贡契丹。贡物主要为马、驼。对辽亦时叛时服。辽圣宗时。与乌古部联合抗辽，圣宗以其被俘户置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皆为契丹34部的成员。1068年（咸雍四年），辽道宗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迭鲁敌烈部亦归其辖领，北敌烈部则戍魄乌古部。1096年（寿昌二年），居于故地的敌烈人与乌古部同被迁于乌纳水，以防生女真入侵。辽末，有一部分敌烈人参加了耶律大石的西征，，余归附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被女真、蒙古人所同化。
阻卜，其名仅见于《辽史》，汉意为沙碛、沙摊，是契丹人对蒙古草原各部族的通称。犹言沙漠地区的部族。一般认为，阻卜即其它史料所记之鞑靼，因蒙古人讳言鞑靼，故有是称。陈述还认为，术不姑亦是其别称。内有西阻卜、北阻卜、西北阻卜、阻卜别部之分。大多居住在今蒙古国境内，今贝加尔湖以南部分地区亦为其故壤。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
10世纪时，各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918年（辽神册三年），已有阻卜部落遣使向辽贡献。924年（辽天赞三年）阿保机西征，阻卜诸部皆“望风悉降”，并有三个部落被内迁。自此至辽景宗朝，各部常遣使朝贡于辽。岁贡定额为马1700匹、驼440头、貂皮万张、青鼠皮2500张。从辽圣宗朝开始，时叛时服，且为辽最难制服的部族。圣宗于994年（辽统和十二年）命王太妃（齐妃）领乌古等部兵往西镇抚，又于1003年筑可敦城（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之东），次年置镇（治可敦城）、维、防三州，调诸部族兵2万余骑及渤海、女真、汉人700余流配之家，往彼屯垦镇守；1011年（统和二十九年），置阻卜诸部节度使。
1012年，阻卜许多部落又叛。在反抗契丹人的斗争中，阻卜诸部结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辽不得不于1089年（辽大安五年），任命阻卜中最大部落北阻卜的磨古斯为诸部长。1092年，由于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其它部落纷纷响应。经过八九年的苦战，于1100年磨古斯被擒杀，叛乱被镇压下去。阻卜人除有一部分随耶律大石西行，余众后多被溶人蒙古族。
斡朗改，又作温娘改，分布于契丹西北今贝加尔湖东西森林中。909年（辽太祖三年），向契丹“进輓车人”。为辽属国，辽在其地设立王府，但关系较疏远。曾于959年（辽天禄十三年）、1113年（辽天庆三年），献花鹿和良犬于辽。
辖戛斯，契丹西甫边的属国，居住在今谦河流域。931年（辽天显六年）开始与契丹人发生联系，辽在其地设有辖戛斯国王府，辽景宗、穆宗两朝各来贡一次。
二、渤海人的抗辽斗争
素号“骁勇出他国有”的渤海人，自926年阿保机破其国起，反抗契丹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直至契丹国亡。综观渤海人的一次次反辽斗争：一为王族大氏为夺回失去权力而作的抗争；一为望族为反抗民族压迫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加者多数为广大的渤海民众。属于前者的有两次：阿保机灭渤海国后，虽然对渤海王族采取了“存其族帐”，地位仅次于契丹遥辇氏；东丹国的左右四相以契丹贵族和渤海大氏参半为之的政策，在各地渤海人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的鼓舞下，趁阿保机“班师”途中死于扶余府，东丹王耶律倍和契丹大元帅尧骨护柩回临演府之机，“渤海王弟领兵马攻围扶余城”留驻的契丹军，企图把契丹人赶出渤海境。
1029年（辽太平九年），大祚荣裔孙大延琳，时为辽东京舍利军详稳，趁辽户部使韩绍勋在东京横征暴敛，“民怨思乱”之机，于八月在辽阳（今辽阳市）首杀韩绍勋等人，囚禁驸马肖孝先及辽圣宗之女南阳公主，宣告起义，建国兴辽，建元天庆。大延琳虽然派人四出联络，取得了南、北女真的同情和支持，终因其内部叛变，使契丹贵族及时调兵遣将断其东、西通路，加上高丽国首鼠两端不出援兵，故当诸道辽军次第到达东京，大延琳只得婴城固守。次年八月，内部又出现部将杨详世夜开辽阳城南门降辽，辽兵顺利进入城内，大延琳被擒，使持续了一年的起义终归失败。
渤海望族领导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与前者相比，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兹择主要的按时间先后简介于后：
渤海遗民以武装割据建立的抗辽政权首推定安国，《宋史》等有传。起迄时间史无明文，只知其通过女真人通贡北宋在970年”宋开宝三年），991年（宋淳化二年）后不再与宋往来。仅此，坚持斗争长达20余年之久。其成员主要是在渤海亡国时屡起兵反辽的定理府和安边府的居民。后期活动在今鸭绿江和松花江上游一带。国主有烈万华和乌玄明，均先后上表北宋，请北宋出兵助讨契丹；宋太宗曾两次答以诏书，令其在征契丹时“同举”，“张犄角之势”，但均未付诸实施。
与定安国先后起兵反辽的，还有乌舍国（一作兀惹）与燕颇，其事迹散见于《辽史》。均各材旗帜，未能结成一体。
995年乌舍国与燕颇等一道进攻铁骊，辽发大军征讨，兵临兀惹城下，虽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辽兵久围不退，被迫请降。乌舍国后对辽时叛时服，延续至1114年（辽天庆四年），与铁骊等叛辽归附女真阿骨打，此后不复见。
1115年二月，阿骨打起兵的第二年，辽上京饶州渤海人古欲，联络附近头下州城，一时拥有步骑3万多人，据地叛辽。辽调重兵围剿，两次进攻皆被挫败。辽都统萧陶苏斡改用两手，六月古欲等被“招获”，起义失败，起义虽只数月，但发生在契丹国腹地，客观上起了配合女真军事行动的作用，加速了辽朝的溃亡。
因辽东京留守肖保先对渤海人过于“严酷”，1116年元月有10余青年夜潜入留守府杀之。事发，户部使大公鼎滥杀无辜，时为辽东京稗将的渤海人高永昌，趁“人情汹汹不可禁戢”，率部入据东京城，称大渤海皇帝，建元隆基（亦作国号大元，建元应顺）。旬余间，远近50州响应。由于在与辽军作战中“颇有杀掠”，颇失人心，故与辽军屡战皆不胜，被迫退保东京城。高永昌派人向阿骨打求援，时已称帝的阿骨打先以其“潜大号”不发兵，继以“表辞不逊”于四月命大将斡鲁统兵往攻。当高永昌闻女真兵在沈州（今沈阳市）大败辽军，惧，即遣使向阿骨打表示“愿去名号，称藩”。或谓为缓兵之计，斡鲁遂率军进围东京城。永昌出战首山不利，率5000余骑奔长松岛，旋被部下擒送斡鲁斩首，起义失败。
三、铁骊与五国部
铁骊，亦作铁离、铁甸。《辽史》中有时以其代五国部中的越里吉，《金史》中有时将其写作铁勒，皆为修史者误书。其先人为唐初黑水靺鞨铁利部民，后归服渤海，渤海国置铁利府，926年元月辽攻取渤海王城，二月，即遣使向辽纳贡。在契丹贵族将大批渤海人南迁时，其民有一部分被分散移居今辽宁省沈阳市西南、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东的西拉木伦河旁和吉林省农安县等地，大部分稍向西徒，分布在今黑龙江省铁力县一带。辽代的铁骊，主要是指西徙的部分。以狩猎生产为主，也喂养马等家畜，1012（辽开泰元年），其使那沙向辽圣宗乞求佛像、儒书，圣宗“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其上层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为辽属国之一，辽置铁骊国王府，以其首领为王管理其民；又在黄龙府设铁骊军详稳司，统领其兵马。自926年至辽天祚帝朝，屡向契丹贵族贡鹰鹘、貂皮、马匹等方物。常与兀惹人作战，并将俘获的兀惹户献于契丹。
1114年其王回离保率部众归附女真。
1130年（金天会八年），金太宗吴乞买以铁骊人突离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逐渐融合于女真之中。
五国部，是契丹人对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国（即五部）的统称。来源于黑水靺鞨，属辽代广义的生女真。分布在约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的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下游南北两岸地区。以狩猎。捕鱼为业，亦饲养马等家畜。辽圣宗时归附契丹后，为辽镇守东北境，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领导。初由其首领任“五国酋帅”管理其民，1037年（辽重熙六年）因越里吉（一作越棘）部民向辽控告其酋帅浑敞贪污（一作坤长，一说因其不法），部民多流亡，改设契丹节度使1员领之。向辽纳贡无定期，各部常独自遣使朝贡于辽，贡物为貂皮、马等。其地产名鹰海东青，是契丹贵族岁岁勒索之物。金景祖乌古廼时（1021—1074），已听命于生女真完颜部，但由于对辽时叛时服，“阻绝鹰路”，生女真常入其界捕海东青向辽纳贡，扰之，故常与完颜部发生战争。金初，被阿骨打统一，编人女真猛安谋克，成为金代女真的组成部分。
第五节辽亡与哈喇契丹
一、契丹贵族的腐败与辽朝灭亡
契丹贵族曾以铁骑征室韦，灭渤海，长驱中原，降服漠北诸部，开疆“幅员万里”；后又臣西夏、高丽，迫使北宋为兄弟国。可是在200年后的1114年，当属部生女真阿骨打以2500兵起事，却连败其数十万大军，并于1125年将契丹国灭亡了。其原因，主要不在女真族的崛兴，而是以契丹朝廷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腐败。
辽圣宗以后的兴宗、道宗、天祚三朝，契丹贵族的腐败一朝甚于一朝。腐败最集中表现在，崇佛耽乐，不惜国力民赀，造成国势衰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恤社稷安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造成统治集团猜忌倾轧，分崩离析。
契丹国中叶以后的君主，不以勤政取信于民，却把有限的货财肆意挥霍，境内遍造寺观，企图通过崇佛迷信活动来麻痹人民，维持其统治。兴宗初即位。由母肖太后执政。她“淫威肆行，刑政弛紊”。兴宗亲政后，先“召僧论佛法”，继以铸银佛像于开泰寺，又以城邑与其弟重元赌博连输几座。道宗当政，不仅出现一日祝发为僧尼者3000余人、“饭僧尼三十六万”，而且授园释、法钧二僧皆守司空，并请僧“设坛于内殿”。1059年（辽清宁五年），又令修大吴天寺，费18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10余万贯，总计在33万贯上下。1067年，朝廷下旨征户部欠款，全国才44万，可见耗费之巨……道宗晚年昏愚至极，用人不能自择，竟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降至天祚，其昏庸更超过祖辈。初登位，即“放戒于内庭”，寄佛保佑。在位期间，嬖幸用事，委任非人，而自己又不省政事，好畋猎，沈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阿骨打进攻宁江州，仍在庆州射鹿，闻之竟“不介意”。至1121年（保大元年）女真兵攻克上京，年年丢城失地，而他仍狩猎如常。特别在出现贵族耶律章奴之变、金兵已取辽东京地、境内人民纷纷起义的1117年（辽天庆七年），竟七月猎秋山，八月猎狘斯那里山，9月猎辋子山，不恤国政达于极点。
契丹贵族的愚庸腐朽，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就在国力还较殷富的兴宗时，已出现“比年以来，群黎凋弊”。道宗时，在上京、南京地区“许良人自鬻”求活路。到了天祚时，辽河以西的乾、显、宜、锦、兴中等州路，竟出现“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各族人民，当阿骨打未起兵前，已有“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阿骨打起兵后，纷纷揭竿而起：东有前述的渤海高永昌自立称帝，和先后继踵的“东路诸州盗贼蜂起”，铁骊、兀惹等叛入女真；内地的春州2000余渤海户继古欲后而反，安生儿和张高儿等拥众20余万攻城略地，张撒八诱中京射粮军“潜号”；南有董庞儿聚众万余树起义旗；北和西边的乌古、敌烈、阻卜等，或叛归女真，或执契丹地方官以叛。
另一方面，契丹贵族集团，自兴宗朝开始，以皇族与后族为中心的派系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愈演愈烈，以致到国家危亡之机，自树旗号，各奔东西，从而加速了辽朝的灭亡。前面谈及，兴宗初即位是母后肖氏听政，她逼杀齐天皇后后，更专横跋扈，滥杀无辜，不仅“诸舅满朝，权势的奕”，连“后家奴隶咸无劳绩，皆授防、团、节度使，至于出入宫掖，诋幔朝臣，卖官鬻爵，残毒番汉”。她又秘密筹划废兴宗，“立少子重元”。兴宗“惧内难”，将她幽而废之，旋捕获诸舅，或杀或徙，并诛其党羽。为后族推崇的重元，因告密得兴宗器重，“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由是“骄纵不法”。兴宗死，位传于子（道宗），尽管道宗尊重元为皇太叔，拜天下兵马大元帅，但重元权欲熏心，在于涅鲁古及一些后族和部落首领的鼓动下，结党400余人，于1063年（辽清宁九年）“诱胁弩手军犯行宫”。失败后，重元自杀，逆党多被捕。耶律乙辛因平乱有功，擢为南（一作北）院枢密使，威权倾动一时。据《焚椒录》，“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为怏怏”。为了排除异己，乙辛设计制造了诬陷宣懿皇后案。宣懿死，皇太子顺宗发誓不杀乙辛，“不为人子”，于是乙辛又制造陷害太子案。两案受牵连者或被诛杀，或被黜陟，后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然而利令智昏的乙辛辈，又想通过立和鲁斡之子耶律淳为皇储，完全握控朝廷大权，于是在道宗出猎时，“奏留皇孙”，企图达到废嫡立庶的目的。在肖兀纳进谏后，道宗始疑乙辛有奸；继又发觉狩猎中扈从官属多随乙辛，遂“恶之”。乙辛后谋“奔宋”被杀。道宗死，孙天祚即位。天祚为宣懿孙、顺宗子，过去党护宣懿后和顺宗的人物又逐渐被起用，大权落到后族一派手里。女真兵起，辽军接连败溃，先后又出现古欲反叛和铁骊、兀惹叛归女真，皇族势力视夺权时机已到，故又有耶律章奴谋立耶律淳之变。失败后被擒杀的贵族达200余人。后族肖奉先恐妹元妃所生子秦王不得继立，又制造诬陷大将耶律余靓（一作睹）等谋立晋王案，使文妃、晋王等或被杀，或被“赐死”，余靓率部叛投女真。到了天祚西逃夹山，皇族势力的奚王回离保与耶律大石等再度在南京立耶律淳，称夭锡皇帝，并降天祚帝为湘阴王。不久淳死，妻德妃称制。当金兵南进居庸关，回离保居箭可山自立，不久为耶律阿古只等所杀；而德妃和大石等奔投天祚，天祚怒斩德妃，责大石。大石见不被容，遂杀肖乙薛等，自立为王，率军北行，后西迁。与此同时，又有耶律敌烈等劫天祚次子雅里北走，立之为主。旋雅里致疾身亡，术烈继立，次月为众所杀卢……契丹贵族集团你争我夺，使天祚帝成了孤家寡人，终在1125年（辽保大五年）二月，在应州新城（今山西省应县）东30公里被金兵追获，辽朝遂亡。
二、耶律大石西征和西辽的建立
1124年（辽保大四年）七月，耶律大石率部200骑，从夹山夜逃，北行三日，过黑水，至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管辖区。床古儿献给大石马400匹、骆驼20峰和许多羊只。耶律大石继向西北行，到达可敦城。可敦城是辽朝的西北重镇，位于今蒙古国土拉河畔，是辽朝西北路招讨司及镇州的治所，驻有诸部族骑兵2万余人，附近牧放着辽御马数十万匹，并拥有丰富的军备资源。耶律大石在这里得以大为扩充他的军事实力。
耶律大石在可敦城召集成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毕等18部的首领开会，要求大家灭金复辽。因得诸部支持，征集精兵万余，并“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松漠以北旧马，皆为大石林牙所有”。至此，耶律大石的政权初具规模，并组建了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打下了西征的基础。
1130年（金天会八年），因金朝派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等北伐耶律大石，大石于是年二月二十二日（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西征。
耶律大石先遣使送信给高昌（西州）回鹘王毕勒哥，要求假道西行。当大石到达后，回鹘王欢迎，大宴三日。大石临行，回鹘王赠马600匹、骆驼100峰、羊3000只，并表示愿送质子为附庸。
耶律大石离开高昌回鹘北廷后，北进辖戛斯（今柯尔克孜）族所控制的地区。受阻转入叶密立（遗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额敏县东南额敏河南岸），筑一城。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得到附近操突厥语诸部族的支持，时统辖的居民已达40000户。
1132年二月五日，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称帝，建年号“延庆”（汉文），上汉语尊号“天祐皇帝”。又根据当地人民的习惯叫法，称菊儿汗（亦作葛儿罕，即“大汗”）。迫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立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哈剌契丹国正式建立，史称“西辽”或“西契丹”，“后契丹”。哈剌契丹，亦作“合剌乞答”；哈剌，契丹语，黑之意，即“黑契丹”，既是国名，亦是族名。
耶律大石称帝以后，向四方拓展。首先南下，将高昌回鹘收为附庸。
1134年初，应东黑汗王朝汗伊卜拉欣之请，西进七河流域都城八剌沙衮，以助其抵御葛逻禄和康里的侵扰。耶律大石将伊卜拉欣降封为伊利克一伊·土库曼（土库曼王），以喀什噶尔与和阗一带留给东黑汗王朝，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国，而攫取八剌沙衮地区为己有。
八剌沙衮位于楚河谷地，左山右川，平地广袤，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农桑发达，瓜果繁多，盛产葡萄美酒。耶律大石得此“善地”，即奠都于此，并改地名为虎思斡耳朵。又改年号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1134年）。
是年三月，作为西辽皇帝的耶律大石，为了实现“以光中兴”，恢复辽朝大业的夙愿，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为兵马都元帅，率领7万骑兵东征。东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大多死亡，不得不勒兵西回。耶律大石叹云：“皇天弗顺，数也”。
东征未果，耶律大石又继续西征。1137年（西辽康国四年），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同年五六月间，大败西黑汗王朝军于苦盏。当时，西黑汗王朝是塞尔柱突厥的附庸。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为了保护西黑汗王朝，于1141年（康国八年）七月，亲率忽儿珊、吉慈尼、祃咱答儿、西吉斯坦和古尔王国等联军十万人，北渡阿姆河来拒。耶律大石则带领契丹人、突厥（包括葛逻禄）人和汉人组成的西辽部队，进军撒马尔罕。1141年九月九日，两军在撒马尔罕北面的卡特万草原相遇，相距二里许。耶律大石对将士们说：“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救，我师必胜。”即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刺等率2500名骑兵攻其右翼，枢密副使萧刺阿不等率2500骑攻其左翼，自将众军从中突击，三军俱进。桑贾尔的联军大败，横尸数十里。桑贾尔的妻子和左右两翼指挥官均被俘，自己仅以身免。
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它使塞尔柱突厥的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地区，并使西黑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耶律大石封原国王之弟为桃花石汗（中国汗）继续统治西喀喇汗朝，而留一名沙黑纳监督其国。
西辽又出兵花刺子模，迫使该国归附，并年纳价值3万金第纳尔的贡品。
耶律大石将西黑汗王朝的都城寻思干（撒马尔罕）改名为河中府，驻军90日。又西至起儿漫。班师回虎思斡耳朵。
1143年（康国十年），耶律大石病逝，享年49岁，在位20年，庙号德宗，他生处中国北部契丹族政权辽朝灭亡之际，毅然挥师西进，重建西辽于中国西部新疆及其迄西的中亚广大地区，使祖国汉和契丹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及灿烂文化传统发扬于西部，厥功甚伟。后来，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称赞之为：“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云。
三、西辽的发展与衰亡
耶律大石因子夷列年幼，遗命皇后权国。萧皇后名塔不烟，尊号感天皇后，称制，改元咸清（1144—1150）。1146年（西辽咸清三年）。金朝派武义将军粘割韩奴出使西辽，抵达虎思斡耳朵郊外时，途遇出猎的感天皇后。韩奴自称上国使者，奉天子之命前来招降西辽，拒绝下马跪见，并辱骂感天皇后为“反贼”。皇后大怒，杀之。从皇后不畏强权，敢于斩杀大国使臣，金朝亦无如之何，可见当时西辽国势强盛，实力雄厚，所以敢于对金采取强硬态度。
感天皇后在位7年。
1150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1151—1163年）。绍兴初年，“籍民十八岁以上，得八万四千五百户”。此指西辽政府直属地区内能为军队和其它徭役提供十八岁以上男子的户数，并非全国人户的统计数字。即使如此，按一家五口计算，男丁户的总人数也在40万人以上，反映出当时西辽已具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兵源。夷列在位13年，于1163年（西辽绍兴十三年）病逝，庙号仁宗。
夷列因子幼，遗诏由妹普速完称制权国，号承天太后，改元崇福（1164—1178）。
普速完为了消除河中地区的隐患，1164年（西辽崇福元年）命西黑汗王朝恰克雷汗将葛逻禄人迁往喀什噶尔，并禁止携武器。当葛逻禄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时，中了西喀喇汗朝的暗算，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中地区的葛逻禄势力大为衰落，而西辽的影响和控制力量进一步上升。
1170年（崇福七年），西辽在阿姆河打败花剌子模军。此后，普速完又派自己丈夫萧朵鲁不率大军送投奔西辽的花刺子模王之兄特克什回国。1172年（崇福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特克什即花剌子模王位。西辽从而加强了对花剌子模国的控制。
后来，普速完与夫弟朴古只沙里私通，出己夫驸马萧朵鲁不为东平王，后又罗织罪名杀之。驸马之父萧斡里以重兵围宫廷，用箭射死承天太后普速完和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14年。
仁宗夷列次子直鲁古继位，改元天禧（1178—1211）。从普速完执政后期开始，西辽统治集团已日趋腐化衰败，并且兵权旁落于外姓大臣之手。直鲁古即位后，用兵频繁，国力日益衰耗。
1198年（西辽天禧二十一年）西辽进军呼儿珊，与古尔王国及当地一些地方军队激战，结果惨败，死亡12000人。
1204年（天槽二十七年）秋，西辽终于在安德胡伊击败古尔国王，但付出了很大代价，并为花刺子模在呼儿珊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得不偿失。
1209年（天禧三十二年），高昌回鹘国王由于不堪忍受西辽派驻的少监的欺压、掠夺和凌辱，起而杀少监，归附蒙古成吉思汗，于是西辽丧失了东部附庸国。
1210年（天禧三十三年），花剌子模王摩诃末率大军东进，在塔拉斯河谷击溃西辽军，俘其统帅塔阳古。后西辽又丧失了西部的河中地区。
1121年（天禧三十四年）秋，西辽末主直鲁古出猎，被流亡的乃蛮王子屈出律率伏兵8000人擒获。西辽亡。屈出律篡夺西辽帝位后，表面上尊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实际上是利用原西辽的名义来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两年后（1213），直鲁古悲愤死。1218年，屈出律为蒙古所灭。
西辽是辽朝在西部的延续，前后88年间，使汉族和契丹族等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远播中亚，这是中国古代史不可缺的光辉一页。
四、契丹族的消失
契丹国破亡之际，契丹共同体呈现分崩离析：部分西迁、部分北徙，大部分或降或被俘成为大金国的属民，契丹族自此转入衰落、消失时期。就其去向简言之，大多数契丹人在以后200多年复杂的世事变迁和其它民族错居杂处的过程中，逐渐融合到女真、蒙古、汉族里面，少数融合入今维吾尔、哈萨克、土族以及成了朝鲜国的居民。从《明史》诸列传中不见籍属契丹的人物看，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们共同体，到14世纪中叶（元末明初）消失了，被同化于各民族的梗概如下。
女真取代契丹统治中国北疆100余年，直至金未契丹人屡为复国起兵反金，且规模越来越大的事实表明，当时契丹人虽不聚居一个地区，但大多数契丹人还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共同的心理素质把各地契丹人联结在一起。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其间女真贵族采取的一些强制措施，使得一部分契丹人被女真人同化。女真贵族初对降附的契丹人，不分散其人，只是依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度编为猛安或谋克，并以“其首领而部伍其人”。可是，当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初年镇压了移刺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便于1163年（大定三年）下令撤消契丹猛安谋克，将其户分散到女真猛安谋克中。自此至金亡经历了70余年，女真贵族又允许女真人“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在这长时期内一部分契丹人被女真人同化，是不言而喻的。
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将西北路契丹人迁到上京、济、利等路时对唐括安礼又明云：“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被同化的契丹人在金亡以后，大多又成为汉人的一部分。
契丹与蒙古，其先人皆属东胡，蒙古（朦骨或萌古）又曾是契丹有国时的属部，当其国破亡后，一部分契丹人成为蒙古族的成员，就如同肃慎族系的渤海、铁骊等部族融合到女真共同体一样。据有关记事分析，融合入蒙古族的契丹人，仅次于加入汉族共同体的人数。主要的有：在契丹国破时，有两批契丹人向北逃奔，一为耶律大石所率200铁骑，一为耶律敌列等挟持雅里率1000余骑北走沙岭。大石的一批上面已谈到，后又招集了一些契丹和西北部族西征中亚，在西域建立了西辽，当西辽于1218年被蒙古军灭亡后，这支契丹人部分加入了蒙古族，部分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融合。而雅里一批似亦不能排除成为蒙古成员的可能。继而北投的，是1132年（天会十年），降金的耶律余睹暗结燕云地区的契丹人谋叛金朝，事泄，女真贵族乱捕杀，“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乱，几成灰烬”。无论是亡入西夏或北投沙漠的，后来大多成了蒙古人，少数成了今青海土族的一部分，土族中有许多以契丹命名的乞塔坪、乞塔堡、乞塔城。此后，在金国统治下的契丹人多次为复国起义，当遭到女真贵族调大军围剿时，向北退却。1201年（泰和元年），耶律德寿、陁锁率领特满群牧的牧人据信州（今吉林省怀德县西北，一说在辽宁省铁岭县北）起义，有“众号数十万”，失败后余部退到草地，退至草地的契丹人无疑以后投入了蒙古。成吉思汗起兵后，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于1212年在耶律留哥领导下又爆发了反金大起义，数月后，拥众至10余万，“尽有辽东州郡”，户籍达60余万。由于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留哥遂率其追随者投奔成吉思汗，旋引蒙古兵及契丹兵于1218年追喊舍所部5万余人到高丽国境，在江东城将其全部俘获，极大部分被徙于契丹故乡西楼临潢，以后在元朝统治下，大多亦成了蒙古的一部分。据《高丽史·金就砺传》，由于高丽国出兵助围江东城，蒙军统帅从俘获的5万余人中选出契丹“妇女、童男七百口”归高丽，高丽以其“分送州县择旷闲地居之，量给田土，业农为民”，后成了今朝鲜国的居民。至于在金国破后转归蒙古贵族统治的契丹人有多少成了蒙古人，从《元史》为耶律楚材等及其子孙数十人立传分析，为数一定不少。
契丹人加入汉族共同体，在契丹族末崛兴前已经存在，当时是被强迫同化，即被汉族或其它民族的统治者强迁到汉人居住区，逐渐被同化到汉人中。605年（隋大业元年）契丹寇营州，炀帝杨广命韦云起联合突厥兵破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即是一例。契丹崛兴以后，特别是到了契丹国破灭后，他们成为汉族的成员，一般讲是自然融合。因为在契丹消失的元代，汉人亦是被统治民族；即使在南宋与金对峙时期，两民族的融合主要亦是发生在女真贵族统治区内。金元时期融合入汉族的契丹人属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契丹人在反抗女真贵族压迫起义失败后，除了北逃漠北外，就是投奔不在女真统治下的汉人居住区。如移刺窝斡反金余部，在括里领导下于1163年（金大定三年）南走投宋，后为南宋夺取宿州，成为金朝“边患”，无疑后来融合到汉人中。最多的是第二种情况，即被女真和蒙古贵族调往中原驻守和参加南征的契丹人。长期生活在汉人居住区，原有的民族特色逐渐消失，成了汉人的一部分。如女真贵族在灭北宋后，将大批契丹人与女真人迁到中原地区屯田镇守，“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6万人中虽主要是女真人，但不少契丹人也随之“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今山西省介休县和河北省的一些县里，就有圪塔村、耶律各庄等名称的村屯。金亡后，蒙古人将其看作汉人，表明已与汉人融合。蒙古人在灭金和西夏后大举南征，归附蒙古的契丹人大多随往，象耶律买住及其孙忙古带，石抹按只及其子不老等，均曾率军征四川、云南等地，，今云南省保山地区的施甸、保山、龙陵等县蒋姓人，故老相传他们来自耶律氏。第三种情是一批仰慕汉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官僚及知识阶层，他们在金元时期大多成了汉人。
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投附蒙古的契丹人中，未随蒙古军南征的库烈儿部落和居住临演的留哥部落，在元明交替的变动中，当蒙古人北撤时，留哥部落亦随之北迁，与居住根河一带的库烈儿部落，是今达斡尔族的先人。对此，张正明认为，“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个看法还不能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有待于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