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 女真
女真族出现于10世纪初，至1635年（清天聪九年）清太宗皇太极以“满洲’、族称诏告中外，前后活动于历史舞台凡700余年，大体说来，其间经历了发展（辽代）、兴盛（金朝）、衰弱（元至明初）和再度兴起（明中叶以后）四个时期。本章叙述的，是其前两个时期的历史。在这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女真人经过艰难奋斗和顽强拼搏，使一个被契丹贵族分而治之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金王朝的建立，既大大推动了女真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在巩固祖国北部统一，发展北方社会经济，促进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一节女真与大金国
一、女真族称与族源
女真族称初见于903年（唐天复三年），史载阿保机于是年“伐女直，下之”。然在辽、宋史籍中，女真作为族称最早出现时间说法不一，或笼统言之在五代时（907—960），或说在926年（后唐天成元年），甚至有说唐贞观（627—649）中已“闻女真之名”。
女真称号，有女贞、虑真、女直、女质、朱理真、朱里真、珠尔真、珠申、诸申、朱先、朱里扯特、主儿扯惕、拙儿擦歹等。其中，以女直最常见。女真写作女直，历来认为系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然日本学者认为避讳之说“似得之附会”，直字乃真字之促音的音译。
女真一词语源，一般认为是肃慎转音或同音异译。《满洲源流考》在解释肃慎转音为朱里真（女真）时云：“夫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之转音”。其含义因随对肃慎不同理解而有三：一说是鸟名；或说是通古斯语“人”的意思；或据《三朝北盟会编》记女真“本名朱理真”，认为是女真一同的本音，在女真语中“东方”读音作“诸勒zhui”，与朱理音相通，“海青”读音作“申she”，拼合为诸勒申（朱理真），故女真一词含义为东方之鹰（海东青），作为族称即鹰的民族之意。三种说法前后两说意思接近，又符合女真的故地产名鹰海东青和先秦至清许多世代相传言之娓娓动听的史实，似当是女真一词的含义。
女真的族源，主源是黑水靺鞨，与先秦时的肃慎，汉至晋的挹娄。北朝时的勿吉，隋至唐初的靺鞨，有渊源关系。因为黑水靺鞨是以黑水部为核心形成的，而黑水部为靺鞨著名7部之一，黑水靺鞨下属的16部也多是原靺鞨的部落。不过，要说明女真人的族源，还有两方面的情况必须讲到：一方面，最初的女真人不仅未包括原靺鞨诸部的粟未、伯咄、安车骨、白山等部，就是黑水靺鞨16部中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4部，亦不在其内；另一方面，女真族的主源虽是黑水靺鞨，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或同化了不少它族人。后来加入女真共同体的，在辽朝，当928年（辽天显三年）辽太宗吴乞买命耶律羽之将渤海人南迁时，“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另一部分因“困乏不能迁”的渤海人，当渤海人大批南迁后，女真人迅速进入渤海故地，与之错居杂处。有辽一代，在女真分布区内除有以兀惹（疑为拂涅异译）名号活动的外，其它的多被契丹人称之为女真，说明上述两部分渤海人已融合入女真族。金代加入女真族的：一是原在辽朝管辖下的大批渤海人，铁骊、兀惹等部民，在辽亡前夕转附女真，铁骊、兀惹等归附女真后不再见其名，渤海人在阿骨打“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思想支配下，它们相互通婚，金世宗完颜雍以后渤海称号亦不见于史，显然它们都成了女真族的成员；二是移刺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在1163年（金大定三年）被镇压下去后，金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其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后来金世宗在迁西北路参与窝斡起义的契丹人到上京、济州、利州等地时，明确告诉办事大臣使其与女真人杂居，“相互婚姻”、“男婚女聘，渐化成俗”，与女真杂处的契丹人也有很多成了女真人；三是金代从阿骨打起，多次将南征中俘掠的汉人北迁“实内地”，成为女真人的奴隶，汉人在近100年的历史演变中，亦有不少被女真人所同化。
二、女真诸部
各支女真人的称号在辽、宋、金史籍中前后极不一致，相同的称号前后所指亦不尽相同，既有范围的扩大，亦有含义的缩小，因此介绍女真诸部，需分别加以叙述。
中原人最初记录的女真别称有5个，即女真人被辽太祖阿保机征服后，他“虑女真为患”，将其社会发展较快、政治上有势力的数千户“强宗大姓”，迁居今辽宁省辽阳市以南地区，编人辽的户籍直接统治，称之为“熟女真”，又曰“曷苏馆”（一作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语“藩篱”、“篱笆”之意）。对未被迁走的女真人，契丹贵族为分而治之，将居于粟末江（今第二松花江）以北，宁江州（治所在今吉林省扶余县东石头城子）东北，有地方500余公里，户口10余万，处于社会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女真人，实行“羁縻”统治，被称为“生女真”，分布于生、熟女真之间，即住在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北至第二松花江中间的女真人，虽被编入辽户籍，但允许其与生女真往来（熟女真不得与生女真往来），称作“回霸女真”（回霸一作回跋，因其中心地在回跋江即今辉发河流域而得名）。居于今俄罗斯远东锡赫特山脉以东“极边远”、近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住在今洮儿河附近的一支，因其“多黄发，鬓皆黄”，被称为“黄头女真”（疑来源于黄头宝韦）。上述称号表明，皆非女真部落名，或依其社会发展名之，如生、熟女真；或据其居住地区，如回霸、东海女真；或按其外貌特征，如黄头女真。五支女真人，共有72部落。
《辽史》中的女真别称有近20个，除有相同于上述的曷苏馆、生女直和回跋部外，尚有南女直、南京女直、长白山女直（或称长白山部）、鸭禄江女直（或称鸭禄江部）黄龙府女直、滨（濒）海女直、罗涅河女直、东北路女直、顺国女直、奥衍女直部、乙（移）典女直部、达鲁古部、蒲卢毛朵部。鼻骨德部（后又分伯斯鼻骨德部、达马鼻骨德部）、五国部。其中的南京女直应是南女直之误，东北路女直是辽对黄龙府东北女真诸部的统称。他们与前五支女真人的对应关系大体为：易苏馆、南女直属熟女真，前者因仍居初迁地，故用原名；后者分布在今辽东半岛西南境的盖、复、金等县地，是熟女真再向南迁移的部分。辽末，易苏馆下有7部。回跋部、北女直、乙典女直部、长白山女直、鸭禄江女直、黄龙府女直，属回霸女真，其辛的北女真内又分4部，长白山女直竟有30部。生女直部、顺国女直、达鲁古部、罗涅河女直、蒲卢毛朵部、奥衍女直（辽圣宗将俘掠的女真人迁居镇州后新组成的部名），属生女真；广义他讲，鼻骨德部、五国部、阿里眉等，亦属生女真。辽末，生女真内的完颜部下又分12部，徒单部有14部，鸟古论部有14部，蒲察部下分7部。仅此四大部（支系）已有47部，滨海女直，即东海女真。《辽史》中无黄头女真。
女真人的部落组织，直至1114年金太祖阿骨打将生女真内原有氏族制下行军时的猛安谋克确定为固定组织前还存在。此后，随着金国的军事胜利，各支女真人迅速归附阿骨打，皆被编为猛安谋克，其它部落组织即为猛安谋克组织逐渐代替。金初见于史书的女真别称有：熟女直、生女直、易苏馆、回怕里、系辽籍女直、不系辽籍女真、系案女直阿典部、北女直、达卢古等。上述别称所指许多是重复的：熟女直、曷苏馆、系辽籍女直，是熟女真的三个不同称号；生女直、不系辽籍女直，皆指生女真，而系案女直阿典部、达卢古为生女真内的部名（有人认为后者来源于唐代室韦达姤部）；回怕里即回霸女真的异译，北女直为其一部落。
《金史》纪传中载有众多女真部名，极大多数皆为生女真的部落称号，它们在金国建立后也逐渐消失。不过由于女真人“以部为氏”，故其名许多存在于女真四大支系的姓氏中。下择其主要者简介之：
完颜鄙：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代女真的主干部分，金宗室出于是部。内分3支12部。金始祖函普为1支，初居仆干水（即忽汗水，今牡丹江）之涯，金献祖绥可时徙居海古水（今阿什河支流海沟河）。再迁，遂定居于安出虎水（阿什河）之侧。函普弟保活里为另1支，世居那懒水（今俄罗斯远东之苏昌河）。再1支为函普兄阿古酒，世居曷苏馆（今辽阳市以南地区）。12部所知者，除居阿什河者外，还有泰神忒保水（今牡丹江上游一支流，一说在朝鲜咸镜南道北部）完颜部、神隐水（牡丹江支流，有说今漾江或蚂蜒河）完颜部、雅达澜水（今拉林河附近一水）完颜部、马纪岭（今牡丹江东之老爷岭）劾保村完颜部。
徒单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昭祖威顺皇后出于是部。内分为14部，已知有活刺浑水（今呼兰河，一说为付拉荤河）徒单部，忒里（黑）辟刺徒单部。
乌（吾）古论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穆宗贞惠皇后出自是部。凡14部，已知有苏滨水（今绥芬河）乌古论部，统门（今图们江）、浑蠢水（今珲春河）之交乌古论部。近年考古发现，金“上京独发古山”也有乌古论部人。
蒲察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肃宗靖宣皇后为是部人。凡7部，已知有世居安出浒水（今阿什河）蒲察部，斡泯水（清称额尔敏河，在伊通州境内）蒲察部，还有居姑里甸（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西的德林石，或说在牡丹江下游西）和阿跋斯水（今吉林敦化县北勒福成河）之间的蒲察部。
上述四个部落所属诸部，后来在迁徒中更分散到各地，已知情况为：
完颜部落有：陀（）满部，在图们江附近；加古部，在拉林河支流活龙河流域；术（乌）虎部，在拉林河流域；斡勒部，在阿什河北；斡准部，在绥芬河流域；温迪痕部，散居几地，有统们水（图们江）温迪痕部：胡论水（今拉林河支流活龙河）温迪罕（痕）部，移里闵河（今饮马河）温迪罕部；仆散部，在今朝鲜境城附近。
徙单部落有：裴满部，在今五常县境内；乌林答部，居今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流域；纥石烈部分居多地，有活刺浑水（今呼兰河）纥石烈部，阿里民忒石水（今绥芬河入海附近之阿敏河）纥石烈部，星显水（今布尔哈通河）纥石烈部，陶温水（今松花江下游北支汤旺河）、徒笼古水（今汤旺河北多陇乌河）纥石烈部，还有系辽籍女直纥石烈部；纳喝部，居耶悔水（今吉林省东部，一说耶悔即叶赫站）。
乌古论部落有：泥庞古部，居帅水（今通肯河）附近；乌延部有蝉春水（今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之嘎呀河）乌延部，阿不塞水、星显水（今布尔哈通河）乌延部之分。
蒲察部落有：唐括部，在帅水下游，金景祖昭肃皇后为是部人，有说是部原为藏族的一支，契丹人将其徙居东北，后人女真；奥屯部，居今图们江或珲春河附近；术甲部，在琶里郭水（一作拔卢古水，今黑龙江省木兰县佛特库河，俗称黄泥河）；斜卯部，约在牡丹江东之老爷岭附近。
现在尚难确定属上述四个部落中哪一部落的，主要有：温都部，居阿跋斯水（今吉林省敦化县北勒福成河）附近，活动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古敦水（今吉林安图县古洞河，一说为阿什河东之蜚克图河）以北地区，金景祖乌古廼时加入完颜部部落联盟。婆卢木部，在今巴彦，木兰两县交界之白木杨河流域。主偎（烛威）部，在今黑龙江省萝北县佛山镇附近之扎依河地区。秃答部，在今鹤岗与萝北两县交界之都尔河流域。乌萨扎部，居来流水附近。含国部，在今乌苏里江上游或绥芬河上游地区。坞塔、职德二部，在今绥芬河中上游。兀勒部，在今乌苏里江下游以东地区。此外，还有前已述及的五国部（居今依兰县以下松花江及东流黑龙江附近地区）、鳖古部（即鼻骨德部，在今松花江、黑龙江合流处之东北）等。
三、生女真的兴起与大全国的建立
8世纪20年代，唐朝在女真先人黑水靺鞨地设黑水州都督府，以其最大部落为都督，各部酋长为刺史，说明当时女真先人社会中号令诸部的组织已经出现。约在9世纪末10世纪初，黑水靺鞨乘其强邻渤海衰弱之机，向南迁徙，出现一个部落分迁几地的局面；另方面，当时又正是另一近邻契丹族崛起之时，一些南迁部落被契丹征服，契丹贵族为分而治之，将其数千户“强宗大姓”迁于辽阳以南地。这两个新变化，致使女真社会的正常发展遭受曲折。
生女真是女真族中社会发展最后进的一支，大金王朝即是以完颜部为核心的这支女真人建立的。完颜部在绥可为首领前，还过着“迁徒不常”的狩猎、游牧生活。
11世纪初，在其率领下定居安出虎水畔，开荒种地，建造房屋，始“有栋宇之制”，但仍处在“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的阶段。到金景祖乌古廼时（11世纪中），由于从“邻国”购得大批铁器，在温都和加古等部内又出现了专以锻铁为业的铁工，使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阿骨打称帝时，阿离合懑、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说明在此以前农业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畜牧业生产，从女真人在辽代每年要向贡马万匹，耶律斜轸等东征女真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掠回马达20余万匹看，则早在农业兴起以前已相当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的阶级分化愈趋激烈。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始于函普制定籍没犯杀伤人者家人法时，11世纪中叶以后，战争成了女真各部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手段。如金世祖劾里钵与乌春、窝谋罕之战，窝谋罕被迫弃城逃跑，世祖破其城后“尽俘获之”。在世祖与桓赦、散达兄弟的战争中，桓赦公开向众宣布：凡乌古廼夫妇宝货财产听参战者取之，“有不从者俘掠之”。金穆宗盈歌时撒改攻破留可城后，“城中渠帅皆诛之，取其孥累（奴隶）货产而还”。12世纪初，卖身奴隶也出现了。大量奴隶的出现，预示着女真族将跨入阶级社会。
频繁的强凌弱、众暴寡的战争，使各部都感到结成联盟抵御外侵是赖以生存的条件，于是部落联盟就应时产生了。生女真部落联盟发展进程表明，大体以金昭祖石鲁任联盟长为分界，此前为形成阶段，一般是一些近亲部落因紧急需要结成的临时联盟；此后以地域逐步形成了若干个军事部落联盟，其中以完颜部为核心建立的联盟最强大，它的发展壮大，也是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石鲁当联盟长后，“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寝强”。但是，当时“旧俗”影响很深，诸部不愿受“条教”约束，他便藉辽加授的惕隐官身份，“耀武”于青岭、白山、苏滨、耶懒地区，顺者抚之，违者讨之，一个庞大的以地区为单位的军事部落联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金景祖乌古廼时，联盟进一步扩大，自白山、耶悔、统门、那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于乌古翅。至此，先后被纳入大联盟的部落，有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神隐水完颜部、雅达澜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斡混水蒲察部。那悔部、土骨论部、五国部、温都部、裴满部、加古部、驹满部、术甲部、术虎部、不术鲁部、唐括部等。辽因此任命乌古廼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但当时大联盟仍不巩固，所以乌古廼死后其子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刺淑、穆宗盈歌先后任首领时，既有完颜部内桓赦、散达兄弟的兴兵作难，也有被兼并部落阿跋思水温都部乌春，活刺温水纥石烈部腊醅、麻产，统门、浑蠢水之交的乌古论留可，浑蠢水徒单部诈都与苏滨水乌古论部敌库德等，相继起兵反抗。穆宗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借辽的声威，“抚宁诸路如旧时”。接着，他接受阿骨打的建议，先取消了统门、浑蠢、那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的都部长（地区联盟长），后又不准各部擅制信牌，违者“置于法”，一切皆用完颜部法令，“自是号令乃一”。史云：“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易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限、秃答，金盖盛于此”。
大金国的建立，是完颜阿骨打完成的。阿骨打为金世祖第二子。世祖在世时，已表现出超群的才能，故世祖临终前对穆宗说，“惟此子（阿骨打）足了契丹事”。后来，阿骨打辅佐肃宗、穆宗、康宗乌雅束，不仅战功卓著。且很懂得治世之道。前面所述穆宗取消都部长和各部不得“擅制牌号”，使大联盟得以巩固，皆其“启之”。康宗七年，因年成欠收，人民流离失所，阿骨打提出“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闻者感泣，远近归心。宋人亦云阿骨打有大志，能用人；对周围部落“好则结亲以和取之，怒则加兵以强掠之。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外则多市金、珠、良马，岁时进奉赂遗以通情好”。
1113年（辽天庆三年）十月，康宗死，阿骨打以“兄终弟及”袭位为都勃极烈（犹总治百官之冢宰）。次年六月，辽遣使命袭生女真节度使。此时，一方面女真社会的贵族要求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另一方面，辽朝是荒淫腐败的天柞帝当政，为了享乐，每年派银牌天使至女真境内勒索名鹰海东青，“公私厌苦之”，使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一起。阿骨打于1114年，一面遣人向辽索还阿踈，侦察辽的实力；一面“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积极做起兵反辽准备。
1114年九月，阿骨打征得女真兵2500人，便进军辽控制女真的战略要地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县石头城子）。进军途中，在寥晦城誓师，列数辽的罪状，于十月朔一举攻克宁江州城。阿骨打“阴纵”被俘的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使招谕辽人；让渤海人梁福等“伪亡去”招谕乡人声言：“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又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
辽失宁江州后，天祚帝派都统肖糺里等将步骑10万于十一月至鸭子河北，时女真甲士才达3700人，且只有三分之一渡过鸭子河，两军会于出河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西）。阿骨打利用风大尘埃蔽天的有利时机，挥军出击，辽军望风奔溃；追至斡论（邻）泺，俘掠甚众。至此，女真兵员才“满万”。
以上为女真族反辽起义具有决定意义的两次战役。它使辽廷震惊，将士情绪低落；而女真兵却因两次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取得全胜，由是斗志更加旺盛。接着，又连克辽宾、祥、咸三州，邻近的兀惹、铁骊等部族，纷纷叛辽归附。在其弟吴乞买等人为“以系天下心”的劝进下，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建国称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标志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金国建立后，进军辽东北重镇黄龙府，迅速克之。接着又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并于1125年与北宋联合灭辽，1127年又挥戈南下灭北宋。自此以后，它与南宋、西夏分掌中国统治权达10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
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市）。统治区域，南达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海，西与西夏及以“界壕”与蒙古为邻。
第二节猛安谋克组织
一、猛安谋克的建立与空化
猛克谋克是女真人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脱胎于原始氏族制下的集体狩猎组织。初虽以军事需要发展为军事组织，但其成员平时在部落内仍从事狩猎、捕渔劳动，只是一遇战争，青壮年才应征召去打仗，并自备武器、军马和粮草，联盟根据各部部长（孛堇）率领出征人数多寡，分别称之为猛安或谋克。全世祖时，谋克似已成了一种常设的军事组织，但此时，作为军事首领的谋克还常由部长或族长一人担任。1114年阿骨打定300户为谋克，10谋克为猛安，特别是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居中原各地后，便成为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
猛安谋克的含义，旧说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按女真语义，猛安本意为千，初为千夫长即千户长；谋克本意为族，族长，在女真诸部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后，又有乡里、邑长之意，再引申为百夫长、百户长。在有金一代，猛安谋克一词包括五个内容：（1）职官的代称；（2）军队编制的两级单位；（3）地方行政组织的两级单位；（4）户制；（5）世袭爵衔。猛安与谋克组织并非同时出现，谋克大约在11世纪初金昭祖石鲁或景祖乌古延时已经产生，如前所述，当时生女真诸部间的战争已成为经常的事，各地区的部落联盟亦普遍存在，大部落联盟正在形成。但见史载，晚在世祖劾里钵与桓赦、散达兄弟战争的记事中：世祖命肃宗颇刺淑率兵去征讨，一败再败，世祖乃“使欢都、冶诃以本部七谋克助之”。猛安组织的出现，大约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穆宗盈歌末年至阿骨打起兵反辽这一段时间，因为生女真大联盟虽早已建立，但在1102年（金穆宗九年）以前，发生的战争尚未见动员1000人以上参战的记载。从猛安出现的时间推测，谋克组织出现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猛安组织开始出现时尽管尚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但它一定是一种以地域为特征的组织。
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设万户，万户之上有都统；谋克之内设蒲辇（一作蒲里衍或佛宁，女真语，50户之意）。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猛安相当于防御州，高于刺史州；谋克相当于县，但地位高于县，因为一般县令为从七品，赤县令才从六品，而谋克皆为从五品，与诸刺史州刺史同级；作为一种官职与爵衔，猛安与谋克均可世袭，或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甚至在其父出仕或任别职时也可承袭。猛安谋克的职责，初只管训练士兵，指挥作战。后来，猛安还负责“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谋克掌捉辑军户、“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可见，猛安谋克担负着率兵打仗和掌管生产、征收赋税等多种职能。
猛安谋克户，有权从国家分得一份土地，由自己的家庭成员耕种，此即所谓牛头地；其义务是必须向国家承担一定的兵役、徭役和赋税。牛头地分配及赋税最初规定为：每来牛三头为一具，限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岁输粟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40具。
1127年（金天会五年）又“诏内地诸路”，每耒牛一具只赋粟5斗，此后为定制。这就是说，一个猛安谋克户最多可有牛120头，民（主人及奴隶）1000口，土地176顷；而纳税是极其微薄的，但兵役义务却极其繁重，青壮年不仅在战争时期要应征服兵役，在和平时期也“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
猛安谋克曾一度有过等级之分。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海陵王亮即位后，于1150年（金天德二年）削上、中、下之名，只称为“诸猛安谋克”。
猛安谋克的成员、户数，前后亦有变化，初虽均为生女真，但阿骨打为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以“归附降人”编为猛安谋克，亦用猛安谋克名授其首领以统其众。早在攻克辽黄龙府，击败“辽兵号七十万”后，即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下诏，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后抚定奚族及分南路边界，挞懒表请设官镇守，又答“依东京渤海列（例）置千户（猛安）、谋克”。金兵中有渤海军8猛安，奚军9猛安。汉和渤海人习于州县制，1124年（金天会二年）金兵攻拔平州后，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统帅完颜宗望以“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为由，乃罢是制。10余年后，又废除辽东地区汉和渤海人中的猛安谋克。1140年（金天眷三年）太宗吴乞买罢除此地汉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改行州县制，但有功于金的汉和渤海人仍可为猛安谋克官。1145年（皇统五年）熙宗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契丹猛安谋克的罢除，始于移刺（耶律）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的1163年，是年八月，金世宗雍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以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此次罢除虽主要是参加移刺窝斡起义的契丹诸猛安谋克，但其余的及奚人的猛安谋克，后来也逐步被废除。人户数的变化，1114年以前，一猛安、谋克的人数本无定制，此后亦非一直是300户为谋克，10谋克为猛安。由于谋克内户数增加，金世宗于1175年（金大定十五年）下诏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不超过300户，7—10谋克为猛安。据大定二十三年的统计，时女真猛安共有202个，谋克1878个，凡615624户，平均每猛安虽未超过10谋克，但每谋克有320余户。金宣宗南迁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每谋克只25人，4谋克即为猛安，而一谋克内实际能作战者又只有18人（除去旗鼓司火头5人），几乎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为抵御蒙古军南下，宣宗亶于1222—3年（金元光年间）招义军，亦只以30人为谋克，5谋克为千户（猛安）。说明金南渡以后，猛安谋克组织实已崩溃。由此可知，猛安谋克人户数的变化，反映了金代女真旅的兴衰。
二、猛安谋克的迁徙及作用
女真贵族为了军事发展的需要，巩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多次将居于故地的猛安谋克迁到新占领地区。纯属于这类性质的迁徙，主要在太祖、太宗、熙宗三朝：
太祖阿骨打在攻拔宁江州、黄龙府、泰州等地后，先后将一批猛安谋克迁驻其地。最早迁徙始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以银可术为谋克，“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屯驻宁江州。两年后（金夭辅二年），娄室认为黄龙府乃“一都会”，若有变，邻近地区会“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阿骨打“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往镇之。1121年（天辅五年），又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为由，派完颜昱、宗雄视察泰州土地。昱等返回时，“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民户万余”，以祖居按出虎水的婆卢火为都统率之往。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即被迁居泰州。临行，阿骨打还特赐其耕牛50头。
太宗吴乞买即位，不久灭辽，金开始了争夺中原地区统治权的新时期。当用武力占领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后，陆续将大批猛安谋克从东北地区迁入华北各地。迁徙始于1126年（金天会四年），宗望受命将一批猛安谋克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1133年（天会十一年）秋，“金左副元帅宗维（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抵达华北地区后，星罗棋布，散居四方。被迁的还有契丹、奚、渤海等族人。为了使迁居新地后的猛安谋克真正能起到“戍边”作用，太宗于1131年（天会九年）四月下诏，对匮于衣食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等优厚照顾。
熙宗直于1136年即位，次年废掉刘豫傀儡政权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特别是1141年（金皇统元年）金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淮河以北之地划归金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将大批猛安谋克南迁的高氵朝。经过这一次迁徒后，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四路皆有之，“皆筑垒于村落间”。猛安谋克户和猛安谋克军以小集中、大分散与当地汉人杂处，政府按户口分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同时被迁的，也有契丹及奚人。
猛安谋克的迁徙，非仅限于上述三朝，除了金末宣宗殉南渡的迁徙不论外，主要的还有以下几次。不过此后的迁徙，一般说来，大多都是因其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以前有别。
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直即皇帝位后，于1153年（金贞元元年）由会宁迁都燕京。为了削弱东北地区女真大贵族的势力，防止“上京宗室起而图之”，亦为了加强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约在1156年（金正隆元年），将上京宗室诸王的猛安谋克，大批迁到今北京市及河北、山东等省。属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及右谏议乌里补之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被迁于中都（今北京市）；斡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勃迭等8猛安，被迁居今山东省境；阿鲁之族，被移到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按达之族，被迁到河间府（治今河北省河间县）。
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猛安谋克大规模的迁徒有四次：1179年（金大定十九年），世宗将原居按出虎水的被完颜亮迁到河南的8猛安，徙居大名、东平之境。次年，将河北东路遥落河、移马河两契丹猛安迁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1183年，又迁山东东路8谋克到河北东路的河间府，置于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迁到河间的宗室未徙者令尽徒于平州，同时，又将山东东路忒黑河猛安之蘸答谋克、移剌闵斡鲁浑猛安之翁浦谋克、什母温山谋克9村人户徙于刘僧，安和2谋克“旧地”；1184年，在东北地区将速频、胡里改3猛安24谋克迁到上京率水、胡刺温水之地。综观世宗四次迁徙的原因：一是完颜亮时把宗室之猛安迁到土质较差的河间地区，世宗为了安抚宗室贵族，将其转迁到土质较肥沃的平州；同时亦因宗室在此“侵削居民”；二是将遥落河、移马河2契丹猛安迁到大名、东平，是“欲令与女直户相错，安置久则自相姻亲，不生异意，此长久之利也”；而将速频、胡里改路众多谋克迁往上京，除上述原因外（因大定初不少契丹人被迁散到上京地区），还由于完颜亮把上京诸猛安甫迁后，上京空虚，世宗“欲上京兵多”，备“缓急”之用，而速频、胡里改人又“骁勇可用”。
经过多次大迁徙后，据统计，东北地区驻有99猛安，迁到中原的有70猛安。
金宣宗完颜珣南迁，又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军户迁到河南，初迁往“百万余口”，后“革去冗滥”，述有42万有奇。
猛安谋克作为女真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前期起过积极作用，归纳有以下几点：首先，对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起了促进作用。自阿骨打在1114年确立猛安谋克后，不仅生女真，就连辽东等地的熟女真亦被纳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于是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就这样形成了。第二，阿骨打创建的猛安谋克，虽是一种地域组织，但仍具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这种以地域、血缘因素为纽带的猛安谋克，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在灭辽攻宋战争中，相互照顾，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第三，团结了归附降人。生女真的人数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中原人认为它不过“一部族耳”。可是自阿骨打起兵后，女真贵族只用了10余年时间（至1127年），就灭掉了辽与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战和辽、宋的腐朽外，即是女真贵族对降附的汉、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谋克编制，并用猛安或谋克称号授其首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的反抗情绪，起到了“为我所用”的作用。第四，由于猛安谋克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所以女真贵族能随着新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迅速将大批女真人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从而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女真贵族把猛安谋克搬到中原地区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后，它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真人前进和进行民族剥削压迫的工具。
第三节“勃极烈”的废除与封建化
一、金初的“勃极烈”制
1115年元月，阿骨打建国称帝，标志着生女真社会奴隶制的正式确立。为适应奴隶制国家的需要，于是年七月将存在于生女真大军事联盟下的都孛堇、国相、孛堇议事会，改组为参主朝政、共议国事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度。它保有古老联盟议事会制度的痕迹，以合议制形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虽是一种辅佐皇帝的政治制度，但皇帝的权力受到诸勃极烈的牵制。这一制度施行凡20年，中经太宗，至熙宗时才被废除。
勃极烈的含义，一般认为是“孛堇”一词的异译。勃极烈议事会的成员，前后有增减变化。初，阿骨打以其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杲）为国论吴（一作昃）勃极烈。由于都勃极烈改称皇帝后不复再用，故勃极烈成员初为4人。两个月后，改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增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次年五月，又有斡鲁为迭勃极烈之事。
1121年（金天辅五年）国论胡（忽）鲁勃极烈撒改死，次月升吴勃极烈斜也为忽鲁勃极烈，以蒲家奴补昊勃极烈之缺，又新设移赉勃极烈，以宗翰为之。1123年阿骨打死，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即皇帝位（庙号大宗）后，升斜也为谙班勃极烈，命宗干为国论勃极烈。次年，增设阿舍勃极烈，以谩都何为之。1130年（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斜也死，以储嗣位久虚，在诸勃极烈干与下，1132年太宗以阿骨打嫡孙合刺为诺班勃极烈；同时为加强皇权，对诸勃极烈作了一次调整，以其子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相当尚书令），国论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左丞相）、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右丞相）。至此，勃极烈议事会成员遂又为4人组成，其余诸勃极烈，或死或升迁后未再递补（只有谙班勃极烈和国论勃极烈有了出缺才重新调整和补充），如阿买勃极烈辞不失、昊勃极烈斜也死后均未再补；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后也未补任；阿舍勃极烈谩都诃死后也不见有补任此职者。说明中央统治机构中的高级官职经过一段发展后制度化了，又表明随着社会发展贵族势力的分权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中央集权有了进一步加强。
1135年，谙班勃极烈合刺即皇帝位，是为熙宗，不仅未递补谙班勃极烈空缺，且又以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被任命为尚书令、太师；国论左勃极烈宗干为大傅。次年，三人“并领三省事”。标志着勃极烈制度在1135年已被废除。
勃极烈的成员，均为金皇室和宗室的显贵，连异姓完颜亦被排斥在外。上述担任过勃极烈的12名成员，与皇帝的关系及世系为：吴乞买为太祖阿骨打同母弟，世祖第四子；撒改是太祖从兄，世祖侄，景祖孙；辞（习）不失是太祖从叔，景祖侄，昭祖孙；斜也为大祖同母幼弟，世祖第五子；阿离合懑是太祖叔父，景祖第八子；阿徒罕（？）；蒲家奴为太祖从兄弟，景祖孙；宗翰为太祖从侄，撒改长子。太宗时新增补的宗干，为太宗侄，太祖庶长子；谩都诃为太宗叔父，景祖子；合刺为太宗从孙，太祖嫡孙；宗磐为太宗嫡长子。由此可见，诸勃极烈与皇帝之间，或为兄弟，或为叔侄，或为父子，并由多家族联合制向以太祖家族为主演变。由于诸勃极烈与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赞助太祖、太宗创业治国，定社稷的功勋，故一经被任命，便成了终身之职。
诸勃极烈称号的含义及职掌，总的说，是用来“升拜宗室功臣之序”，兼有辅佐、议政、行政、司法和军事等职能。具体分别为：都勃极烈，总治百官，犹汉云冢宰，即最高的勃极烈，总管一切国政，此称号仅阿骨打在称帝前用过，称皇帝后被取消了；谙班勃极烈，官尊且贵，为皇帝的继承人，大宗、熙宗均由此职即皇帝位，平时“贰国政”，皇帝出征时“监国”；国论勃极烈（左、右），意为国之勃极烈，即国相，金国建立前的国相撒改在勃极烈制度初建时被委此职；国论胡（忽）鲁勃极烈，即统领官，在增设国论乙室勃极烈时，并以撒改为之，疑即国相；阿买勃极烈，为治城邑之官（有人认为阿买力“厄木”之对音，意为第一，即第一勃极烈，执掌女真内部政务）；国论昊（昃）勃极烈，主阴阳之官（或谓此为管理众人的第二勃极烈）；移赉勃极烈，女真语位居第三曰“移赉”；乙室勃极烈，为迎迓之官，即负责外交之长官；阿舍勃极烈、扎失哈勃极烈，《金史·国语解》中有后者而无前者，为守官署之称（纪传中有前者而无后者。一般认为阿舍即扎失哈，是同一语词音译不同异写）；迭勃极烈，“淬贰之职”，即副职，在诸勃极烈中位居最末。上述职守，仅有习惯上的分工，在实际生活中，诸勃极烈皆“参议国政”，诸如除授汉地方官吏。选立储嗣等，往往均可参预。
二、汉官制的采用
官制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而又废除。女真贵族南下开拓的区域，多为封建经济和文化有高度发达的汉区，在初采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猛安谋克制统治遭到抵制后，便改用辽、宋习用的汉官制。金朝采用汉官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即先在部分地区施行，最后在中央废除勃极烈制度，采用三省六部制。不过，由于女真族本身特点决定，在中央采用汉官制后，在女真人中仍用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猛安谋克制度尽管自熙宗以后内容也在起变化，但直至章宗时它与汉官制地方系统的路、府、州、县并存。
汉官制的采用，始于1122年（天辅六年）金太祖时。在进军燕京前，诏“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攻下燕京后，辽知枢密院事左企弓、虞仲文、刘彦宗等奉表降，使“复旧职”，以左企弓守太傅、中书令，虞仲文为枢密使、侍中，等等。次年，太祖在招谕平州时立爱时又云“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是年，金兵按约退出燕京，乃仿辽南北官制，设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以左企弓主院事，并下诏“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
金太宗即位后，随着新占领区的扩大，又着手在中央筹建汉官制。
1124年（天会二年）太宗再克平州后，将置于广宁的中书省、枢密院移置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第二年进入燕京后又移之于燕京，并“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与此同时（约在天会二、三年间），云中亦建立一个枢密院。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当时掌实权的斜也、宗干了解了汉官制的优越性，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史载“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或云是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疑此指刘彦宗死，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枢密院后在燕云及黄河以北地区推行的三省制。在此前后，1127年（天会五年）灭北宋，大批猛安谋克户被迁入中原。太宗于1134年（天会十二年）颁布“初改定制度”诏书，“法古立官”，“首建官于台省”，并把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的韩企先调到上京（中央），授予尚书右丞，参加汉官制改革。这一年是金在中央着手建立汉官制开始之年。而太宗病卒于是年，改革不得不中止。
1135年（天会十三年）元月熙宗即位，首先完成太宗未完成的改制方案。三月，宣布在中央废除勃极烈制，改用“循辽、宋之旧”，兼采唐制的汉官制，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逐步设置了六部，又在皇帝之下设三师、三公，三师并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副相）。中书，门下二省分置中书令、侍中，由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介绍熙宗这次改革：“初，金太宗晟（本名吴乞买）尝下诏改正官名而未毕，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国之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参知政事。侍中、中书令皆居丞相下，仍为兼职……六部初止吏、户、礼三侍郎，后置三尚书，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书、郎官，左右司及诸曹皆备。”1137年（天会十五年）废伪齐后，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开封市）。次年（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官制”。新官制内容包括官号、品次，职守等。后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熙宗改革官制，在中央设立的机构除三省六部外，还有都元帅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国史院、御史台、翰林学士院、殿前司、劝农司、记注院、太常寺、秘书省等。他还在官吏选举、俸禄和仪礼等方面作了改革，颁行了封国、封爵等制度。在地方，设京、路、府、州、县。金朝官制全国遂趋于统一。
熙宗以后，海陵王在1150年（金天德二年）废除行台尚书省和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改后受尚书省节制）后，1156年（金正隆元年）对官制又作了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是罢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为最高行政机关，使权力更集中。在改革中，尚书省内部也作了一些调整，如罢去原置平章政事官。此后，金朝官制只局部稍有增损，再无大变动。所见变动中主要有世宗时增设平章政事两人，章宗时增置提刑司等。
汉官制的采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加速了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给各民族有识之士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金朝统治区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三、奴隶制的废除
女真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发展阶段后进入封建社会。不过，女真社会奴隶制具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存在时间较短，从确立到废除仅100年；二是在总人口中，奴隶人数占的比例不大；三是作为金代女真主体的生女真，虽在金国建立前早有因战争、负债或犯罪等折身为奴的，但金朝女真社会的奴隶，主要是对辽、宋战争中被俘掠来的外族人；四是伴随着金国建立及发展，女真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赎放奴隶和禁止权贵买民为奴。因之，女真社会奴隶制的确立（即进入奴隶社会）和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间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生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如前所叙，始于函普时代。11世纪中叶以后，各部间的战争已以掠夺人口、财物为目的，到了12世纪初（康宗时）卖身和债务奴隶也出现了。
1114年阿骨打进攻宁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表明当时女真社会内的奴隶在总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数量。上述事实只说明全国建立前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进程，不能证明已是奴隶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上种社会形态必须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只能是大金国的建立，在此之前，无论是乌古廼被辽授为生女真部节度使，还是阿骨打袭穆宗位称都勃极烈，都称不上是这一变革的标志。
女真社会奴隶制的崩溃，始于金熙宗时，中经海陵王和世宗两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间）才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从太祖朝看，《金史》记载“放良”的史事凡4条；先是阿骨打在进攻宁江州前誓师时许诺，对作战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为良”；隔一年后，又对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债等折身为奴的，下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人为良”；1122年（天辅六年）在进攻燕京前，针对攻克辽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辽民逃亡情况，宣布“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攻克燕京后，又宣布“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上述四条赎放奴隶的记事，或是为了保证反辽战争的胜利，原为奴隶者，达到提出的要求可“为良”；或是对原为自由民因种种原因沦为奴隶的，需以人对赎或“自赎”才能恢复自由民身份，可见太祖“放良”并非为了废除奴隶制而解放奴隶，这些“放良”措施，均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太宗在位期间，发布奴隶“放良”诏令多至9道。同样是在不触动奴隶制度的前提下，为灭辽攻宋战争的胜利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9道诏令大多是“赎放”令，只有两道是“释放”。而两道释放诏，一在1123年宣布对女真人中先附辽后被虏者的政策时，“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说的；一在1130年诏“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前者是为了争取灭辽战争的最后胜利，后者是因当时金兵正打到长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补充兵源。由此可见，太宗发布“放良”的诏令虽多，但与为废除奴隶制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于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边户“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还是维护奴隶制度的措施。
女真社会奴隶制度崩溃始于金熙宗时，标志是他在1135年即位后，即废除了代表奴隶国家政体的勃极烈制，采用封建的汉官制。不过，由于这一改革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内，在位时期丝毫未触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又持“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速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至大同”的态度，故熙宗时还只是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
女真社会奴隶制经济基础的解体，发生在海陵王和世宗两朝。作为女真奴隶制经济基础的牛头地制度，始行于1121年（天辅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于随着南侵疆域扩大，大批猛安谋克迁居中原，实行大规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顾，由于猛安谋克户与汉人错居杂处，使牛头地制度迅速受到破坏。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牛头地分配制度上：原规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但官民每户占地不得过40具，即不得超过176顷。到海陵王时，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权贵之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一家占地达800顷，“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其次是租佃制的迅速发展。世宗大定年间，山东、大名等路的猛安谋克户民，由于处于统治民族地位，对从国家分得的牛头地，自己不耕种，“尽令汉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于山东、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户，将地“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第三，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和世宗实行占有奴隶多少也作为“科差”的依据之一，奴隶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多了反成负担，于是出卖奴隶也普遍出现了，连远离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户，也“自卖其奴婢”。以上变化表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到世宗朝已经全面崩溃，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金世宗虽有“小尧舜”之称，却是一位守成者，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是积极地去促进，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诏禁止出卖奴隶；或派官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种而“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还对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皆放良的刘现，问罪贬官。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的金朝帝王。对世宗时期女真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积极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税户（农奴）为良，“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而且又于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废除了奴隶制度和禁止诱良人为奴的“更定奴诱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规定“放良”子孙可“应诸科举”，两年后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实说明，女真社会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一、女真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
女冀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始于金太宗，延至金亡，长达100余年。由于争夺战争的战场均在汉人区，加之女真贵族在战争中纵兵抢掠，因此一个国家内两个民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被民族战争的形式所掩盖；又由于双方内部均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或投降派，使争夺更复杂化。
100余年里，战与和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
1123年至1130年为第一时期。女真贵族大举南入，北宋灭亡和南宋统治者仓惶南逃。在金太宗完颜晨即位前，北宋统治者欲借阿骨打的力量从契丹人手里夺回燕云十六州。经过反复交涉，1120年（金天辅四年），宋、金订立了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太宗即位后，由于北宋未能遵守不招纳南逃叛亡的誓约，女真贵族宗望等又闻童贯等“治兵燕山”，遂向太宗进谏，“苟不先举伐宋，恐为后患”。金太宗便以宋背盟违约为理由，1125年（金天会三年）在灭辽后，下诏南下伐宋。从此开始了100余年连绵不断的争夺战。次年正月，金兵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南逃，钦宗即位。是年底，钦宗向金投降，被俘北徙。
1127年二月，金立傀儡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史称南宋。当闻张邦昌被赵构杀后，金太宗发兵大举南下，先追赵构至扬州，再追到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直追至海上不知其去向才还军。金兵北返途中，在镇江遭到宋军阻击，“横尸十五里”，统帅兀术（宗弼）“穷蹙”。兀术后虽率军转战到江宁（今南京市），于1130年夏渡过长江，但表明金已无法征服南宋。女真贵族改变大举南侵的战略自此始。
1130年至1165年为第二时期。女真贵族采取以战迫和，巩固已取得的利益；南宋统治者则妥协退让，苟且偷安。金兵撤回江北后，一些女真贵族认识到，“怀柔之道有所未尽”，时女真兵内又出现厌战情绪，经过一番策划，金太宗一面调宗弼等到兵力不足的陕西战场，一面立宋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将山东、河南、陕西地归其管辖，利用他作为对付南宋的藩篱。随之，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益尖锐。1135年太宗死，熙宗即位，金国主战的宗翰死，倡议以“废齐归地”与宋的主和派挞懒掌握了兵权。在宰相宗磐亦同意议和的情况下，熙宗同意“以河南、陕西地与宋”的要求，条件是，宋对金称臣，岁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39年和议成。太傅宗干、左副元帅宗粥初虽亦主和，但不同意将河南、陕西地归宋，在和议成后，为收复“河南地”奏请诛挞懒。
1139年，熙宗杀挞懒，接着“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金兵初虽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遭到宋军顽强抵抗，多次被击退，于是和议又开。1142年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按规定，金、宋东以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岁贡银绢各25万两匹。
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他不满足金已得利益，又不顾及金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内部重重矛盾，欲“万里车书已（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企图要统一中国之心跃然纸上。
1161年（正隆六年）自将32总管兵凡60万人伐宋。海陵王南伐的次月，完颜雍发动政变，在辽阳即皇帝位，是为金世宗。海陵王在瓜洲被弑后，世宗面临诸如大将纥石烈志宁等一些女真贵族反对他称帝等问题，使金不能与宋继续作战，即派高忠建等使宋，主动表示“罢淮甸所侵以修好”。南宋王朝本是一个偏安政权，这时主战派想趁金内部不稳，出兵一举收复中原，但宋高宗既不重用主战派人物，也不同意北伐，为金世宗赢得了时间，可用全力整顿内部。正当契丹人起义被他镇压下去时，宋高宗让位于血气方刚、图复中原的宋孝宗，南宋主战派势力抬头。孝宗虽起用主战派，但朝中投降派势力很大；张浚发动北伐后，前线主要将领不和。致使有“符离之溃”。投降派乘机攻张浚，“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宋孝宗亦欲议和。纥石烈志宁在赴任“经略南边”时，金世宗曾面谕，“宋若归侵疆，礼如故，则罢兵”，故致书于宋。在志宁的威胁下，宋派卢仲贤往金营议和。经多次往来交涉，1165年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内容：恢复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改君臣相称为叔侄相称，减岁币10万。与绍兴和议相比，金作了让步，即宋不再向金称臣，岁币银绢各减5万两匹。
1165年至1214年为和平相处第三时期。后期曾有几年兵戎相见，终以宋失败告终。隆兴和议签订表明：金不仅不能灭南宋，就是保住已夺得的利益亦要付出一定代价，所以金采取保边防宋的方针；南宋的主战派也认识到，夺回中原失地不是一件易事，只能以待时机。因此，双方和平相处维持了40余年。
12世纪末，金国境内连年遭灾，北部鞑靼等部屡次扰边，致使兵连祸结，府库空匮，“群盗”蜂起，民不堪命。时南宋韩侂胄手握军政大权，谋恢复中原以图盖世功名，于1205年草率发兵北伐。金章宗璟得知宋筹划北伐，虽不同意群臣“先举”之策，但亦命仆散揆会兵于汴（今开封市）以备之。韩侂胄北伐本是“侥幸万一”，故初战屡受挫。当仆散揆兵分九道以声西击东渡淮后，宋军溃走，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仆散揆便向宋表示“欲通和罢兵”。韩侂胄亦以师出屡败，转而“愿讲和息兵”。
1207年议和再开，金提出：改叔侄国为伯侄国，增岁市30万两匹，犒师钱300万两，还淮北南流人，以韩侂胄头赎淮南地。杨后与兄杨得山及史弥远勾结一起杀韩侂胃，答应金的条件，次年议和成。
1214年至1234年金亡为第四时期。宋先欲趁金多事之秋，后欲借蒙古兵之力以取中原；金无力抗拒蒙古军南下，企图夺取南宋地以图存，于是双方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1211年蒙古兵大举侵金，南宋见“金国有难”，先不按时给金岁币，后于1214年发兵攻金。金初取守势，后宣宗殉在术虎高琪等“侵宋以扩疆土”的鼓动下，1217年发兵渡淮伐宋。金多次发动进攻虽在东、西两面取得小胜，但终不能南下。
1219年初，宣宗欲乘胜与宋议和，遣使至淮河中流，遭宋拒绝，战事又起。金哀宗守绪即位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特别是蒙古兵南下的威胁，拟与宋休战，并“榜谕军民，更不南伐”，仍未得到宋响应。南宋既不同意议和，但亦无力灭金。在北方，蒙古贵族鉴于多次与金作战，光靠自己力量一时难以灭金，1233年初（宋绍定五年十二月）遣使至宋，“议夹攻金”，南宋朝臣除赵范外，皆同意与之联合，“可遂复仇之举”。是年十月，宋兵从蒙古兵“合围金主于蔡州”。1234年初，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终在蒙、宋联军围攻下灭亡了，而甫宋苟延了40余年，后亦为蒙古所灭。
二、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文化交往
在10世纪中叶（北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熟女真与山东半岛的汉人更有民间往来，将马海运出卖。在金、宋对峙的100余年里，双方统治者虽断断续续有过三分之一时间的武力争夺，但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很频繁。主要是通过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两条渠道。
榷场贸易：榷场，为双方商人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的互市场所。金宋设榷场之议，始于1123年初，阿骨打在致宋国书中首先提出，选择“稳便处所，起置榷场”，以通贸易。宋随即答书“并如来书所谕”。由于金灭辽后旋即发动征宋战争，设置之议未见实行。绍兴和议后的1142年，金同意宋在沿边设榷场，先后于寿、邓、唐、秦、颍、蔡、巩、洮、泗等州及凤翔府、胶西县等地设立榷场，宋则置榷场于盱胎军、淮西、京西、陕西等地。榷场在开设17年后，因海陵王积极准备南伐，金除留泗州一处外，余皆关闭；宋相应亦只留盱眙一处，余并罢之。战争爆发后，双方仅存的一处，亦均关闭。1164年，隆兴和议成，随之金复榷场，宋亦于次年在盱眙军、襄阳、寿春、光州等地复置。10余年后，金疑宋与西辽“交通”，对陕西沿边榷场除留一处外，余悉罢之。1205年，宋发动开禧北伐，双方榷场又多关闭。3年后和议再成，宋请如旧置榷场，金在唐、邓、寿、泗、息等州及秦、凤之地复置。此后，金、宋用兵之日多，榷场废置无常。来由榷场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药、生姜、陈皮、糖、干鲜果、丝织品、木棉、虔布、铜钱和米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丝、北绢、北珠、貂皮、松子、蕃罗及人参、甘草、紫草和红龙等。从金、宋两王朝在榷场岁获的税收额看，榷场贸易量很大。如：金泗州场大定年间岁收入53467贯，承安元年增至107893贯；其间宋亦岁得43000贯。又如秦州西子城场，大定年间恢复时金岁获33656贯，承安元年年收入比大定时增加近4倍。
民间走私贩卖：金、宋在和平相处时虽有榷场交易互通有无，但由于时战时和，故双方对榷场贸易品凡属军用或紧缺物资，多次下令禁止，致使这些物品成为走私贩卖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商人为了逃避纳税获厚利，对榷场允许交易的货物亦偷运私相买卖。于是，民间的走私贩卖成了两民族人民互通有无另一主要渠道。岑家梧认为，走私贩易货物不论种类和数量，都比榷场的多得多。因为宋臣在讲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时，举郑庄私渡贩运的牛，“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金方私贩出境的，主要为盐、米面、马等，宋方偷运卖出的，主要有茶、米、银、铜钱、耕牛、战马等。
金境内的女真和汉人间的经济交往，虽无上述大宗贸易，但存在频繁而广泛的交换则是事实。此外，宋每年向金纳银绢数10万两匹，双方贺正旦、生辰时的馈赠等，实际亦起了经济交流作用。
女真与汉人的文化交流，由于女真崛兴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当时汉文化已相当发达，交流主要表现为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因金、宋对峙时期女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故女真文化也给汉人以强烈影响。女真人吸取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
金在灭辽破宋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仕辽、仕宋的官吏和士人，女真贵族对其中有用之人材，不仅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工作，用其帮助创建各种制度和建立城郭，而且还拜之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如：韩企先，燕京人，仕辽官至中书令，降金后，金太宗知其博通经史，调至京城，担任尚书右丞相，对仪礼制度“或因或革，咸取折衷”。韩昉亦为燕京人，辽末进士，归金后，不仅许多制度的创制皆出其手，而且后来即位的熙宗，亦从其获得儒学之教，“尽失女真故态”，熙宗推行汉官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张用直，为居辽临演府的汉人，“少以学行称”，陷金后，被宗干招致于家，做了海陵王亮及其兄充的老师。亮为王后，又令教其子，并说：“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求学，宜善导之。”金朝帝王及贵族如此崇尚汉文化，一般女真人在与汉人错居杂处中向汉儒学习，自不待言。
在金、宋交往中，宋遣赴金的使臣，许多均是文化造诣很高的人，金扣留他们不放归，或授之以官，或请以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字文虚中，蜀人，1128“年（金天会六年）使金，女真贵族颇爱其“才艺”，加之官爵，即受之。他与韩昉等人为金廷“掌词命”，又为撰金《太祖睿德神功牌》文，为熙宗批答大臣奏请，是宋使中对熙宗改革影响最大的物。张邵，乌江人，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又因不屈被拘囚，居会宁时，“金人多从之学”。洪皓，番易（鄱阳）人，出使金国被扣留10余年，刚直不阿，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金人“争钞诵，求锓梓”。金宰相完颜希尹爱其才，“使教其八子”。《宋人佚事汇编》中还谈及其在金期间，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在晒干的桦树皮上，教授当地的百姓子弟，被称之为“桦皮四书”。
女真贵族对取得汉图书文籍，视同珍宝，甚或过之。早在1121年阿骨打发兵攻取辽中京时，就诏谕诸将领：“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1127年初，金统帅宗翰在灭北宋还军时，将来都城中的公私图书典籍与玉帛、室玩等大索一空，载之以归。另外，南方一些士大夫赴金国时，亦皆携入不少书籍。汉籍入金后，成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径。熙宗即位后，读《尚书》、《论语》等，夜以继日。为了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金设立了译经所。根据金世宗旨意，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于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呈进世宗。世宗命宰臣颂行，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章宗时，学士院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诗文集26部。章宗犹不满足已得的汉籍，1194年（明昌五年）又下诏求购《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
除上述外，淮河以北金国境内广大的汉族士人在两民族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女真文化虽不及汉文化发达，但亦对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如宋时一些记载女真史事的书籍：洪皓的《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张师颜的《金虏南迁录》、田玮的《北鄙须知》、字文懋昭的《大全国志》、张汇的《金虏节要》以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大金集礼》、《金国世系》、《塞北纪实》等，大多都是汉人写的，无疑参考了女真的文籍或据所见所闻所传闻写成。
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彼此相互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的生活。在经济方面，金上京地区的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绥滨县等地出土的金代铁、铜、银制车马具，明显看出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八里城发现的镰刀等农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又基本上和解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接近。另一面，今夏令时品西瓜，洪皓在返回南宋时，将女真地区的优良种子带到了他的故乡今江西省鄱阳县，使西瓜在南方得以普遍栽种。在文化方面，汉文化对女真的影响是很深的：女真人习汉语，改汉姓，“学南人衣装”，信道教；女真文字依据“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创制；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认为“其道可尊”，金世宗等命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今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等等。女真文化对汉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南宋都城临安，早在1163年（宋隆兴元年），已“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从金境返回、“归正”至南宋的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而在金境内的原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女真衣冠当时更为流行，范大成的《相国寺》诗中即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之句。
三、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政治、经济联系
女真与党项，在辽代一为辽属部，一与辽为甥舅国，两民族居地相去万里，无直接交往。在金灭辽过程中，1122年女真兵追辽天柞帝至西夏毗连的辽西京地区，从此揭开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联系的篇章。
女真与党项族的政治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民族各建立的金与西夏两个政权的交往活动上。
1122年，天柞帝“走阴山”，西夏王李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驻天德，开始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直接接触。两军交战后，女真兵初小受挫，后斡鲁与娄室合兵夹击，大败西夏兵于宜水。次年，西夏先发兵屯可敦馆，阻止女真兵追辽帝，后又遣使请逃亡在外的天柞帝“临其国”。女真贵族为“沮疑其救辽之心”，于是年改变方针，遣使至西夏“示以和好”，并答应“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许割地以作酬尝，西夏贵族并未立即答应，后金将宗望又写书给李乾顺说：“果欲附我，当如前谕”，并威胁说：“若犹疑贰，恐有后悔。”在辽灭亡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西夏才向金太宗进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金许诺将辽属下塞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泺以西地割给之。辽灭后，李乾顺依金的诺言，于1126年进军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又攻占北宋震威城。不久，金趁西夏争夺宋西线之地，一面发兵南下攻北宋，一面遣将率数万骑以出猎为名，“逼逐夏人”，夺取天德、云内等州之地。次年，北宋亡，南宋继立，女真贵族为联夏制宋，消除西夏贵族的怨愤，将原属北宋陕西的“北鄙”地，以黄河为界割予西夏，以抵偿其失去的天德、云内等州地。自此以后，金与西夏的和平友好交往日益频繁，每逢正旦及金帝生辰等节，西夏均遣使赴金庆贺，金亦常在夏主生辰等节派使臣往祝。金、夏使聘往来凡321次，其中和平时期的交往占311次之多。在和平相处的80余年中，虽有过一些小的磨擦，终因双方均需要联合以制南宋，未酿成大的冲突，特别是女真贵族为了利用西夏牵制南宋，金应夏人之请，在西北地区从1137—1146年先后将乐州、廓州、西安州和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割赐与西夏。然而，金对西夏采取的较宽容政策，并未换得夏人以事辽之诚事金。12世纪末，当金王朝北部连年受到蒙古诸部侵扰，宋又趁机北伐时，党项贵族也乘金国之危，于1210年（金大安二年）发兵攻金霞州，夺取金的属地。此后，两国虽有使臣往来，但和平相处的局面已遭破坏。
1214年（宋嘉定七年）西夏左枢密使派二僧与宋边将联络，“欲与共图金人”。此举虽未成功，但自是金与西夏连岁“交兵”，“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1220年（金兴定四年），金边臣曾与西夏议和，西夏见蒙古兵已深入中原，仍继续攻金。后来，党项贵族怕受到金与蒙古的夹击，才干1224年（金正大元年）遣使至金“修好”，次年和议成。西夏虽争得了改君臣相称为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但国力已耗尽，不出两年，为蒙古所灭。金也只苟延了7年，为蒙、宋联军所亡。
女真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榷场交易。女真人曾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与北羊城之间设榷场，“以易北方牧畜”。此地离党项人分布区不远，当时无疑已有党项人来此与女真人贸易。西夏臣属金国后，因初为争夺天德、云内等州地，金、夏关系一度紧张，故直至1141年（金皇统元年），西夏向金提出置榷场的要求，金才开设专与西夏贸易的榷场。金先后设立的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以上均在今陕西、甘肃两省境内）、东胜等处。从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起，金出于边防考虑和阻止丝帛流入夏境，先后罢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在西夏要求下，绥德场关闭几年后复开，保安、兰州二场亦于1197年（金承安二年）又复置。从金、宋交战时期双方均关闭榷场看，金对西夏开设的榷场，无疑在金、夏交战后亦多罢之。榷场的设置与复开，均为西夏提出要求，因西夏为金所隔，无法与南宋互通有无，短缺物资主要靠从女真人控制的中原地区取得。而女真贵族所以常常满足西夏的要求，也是想通过榷场贸易获得军事需要的西夏马匹。但是，金的这一愿望常不能如愿以偿，所换得的尽是珠、玉之类，而西夏倒能获得其所需的丝帛。因此，金世宗对宰臣说，西夏是“以无用易我有用”。金、夏榷场贸易，对丰富党项人的生活，促进西夏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些。
此外，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还有以下三条渠道：一，沿边居民私自越境的相互交易；二，金、夏使臣往来的馈赠与贡物；三，西夏赴金使臣按例在金可贸易3天。
四、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和与蒙古人的关系
女真贵族在反辽初期，为了瓦解契丹人，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统治者，阿骨打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族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这种较宽容的政策，大体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谋叛时为止。此后，特别到1161年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视和压迫日趋加剧，以至后来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有金一代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掠夺。辽朝契丹人已有不少从事农业生产，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生产。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为了军事需要，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从金天德年间设置的五群牧所名称“皆仍辽旧”看，金官置牧场的牧户大多应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赏”，时遣使往彼阅实牧畜数，缺失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或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尽。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进行勒索。至于被骗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沦为奴隶的，则无偿地为女真奴隶主从事农业等劳动；就是屯田军户，也要交纳赋税，可见，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一种掠夺榨取政策。
第二，繁重的兵役。“隆兴和议”前，金屡发兵南下伐宋，不仅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要为女真贵族去当兵，就是，一般契丹部民的丁壮，亦常被征调出征。例如海陵王南伐，遣使至各路征兵，凡年20以上、50以下者，“不限丁而尽役之”，丁多而有老者户求留一子照顾亦不可得。时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邻国”，世代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女真贵族的拒绝。繁重的兵役，逼得契丹人无路可走，终于引发了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的大起义。
第三，残酷的镇压。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起义，不是改弦更张缓和矛盾，采取的或捕杀之，或调集大军围剿，进行镇压。如1132年（金天会十年）耶律余睹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等地契丹人反金活动败露后，金统治者不仅捕杀了为首者及其家属和“余党”，而且元帅府还下令上述诸路，“尽杀契丹”，持续月余方止。又如为抵制海陵王南伐强征丁壮，1161年（金正隆六年）“契丹诸部反”，海陵王即调兵遣将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妇不留”，“无少长尽洗之”的大屠杀政策，使不少无辜的契丹人均遭杀害。海陵王在出征前又大开杀戒祭行，其中被杀的有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子男130余人。此后金历朝君主，每遇有契丹人的反金起义，亦均奉行调兵征讨的政策。
第四，分散迁徒，强制同化。还在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实行较宽容政策时，即已对契丹人不信任，以分散迁徙的办法来防止其谋变。前述诏告下属让契丹人“从宜居处”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归附后，一直将余睹的家属“监护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终不给。对跟随余睹来附的部民，亦“恐在边生变”，下诏将其徒之“内地”。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东）居住。到金世宗时，强迫迁徙则是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将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他曾诏告宰臣，分散迁徙契丹人是“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讨司，将未参与窝斡叛乱的契丹人，徙于乌古里石垒部地（今绰尔河及雅鲁河流域）。
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种种民族压迫，虽为巩固金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暂时成效，但大多数契丹人日增仇恨之心。自撒八、窝斡等领导的起义被金世宗镇压下去后，契丹人仍不断掀起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直至金亡。其中著名的起义有：章宗承安年间陁锁等领导的特满群牧起义，卫绍王崇庆元年耶律留哥发动的辽东契丹人大起义，大起义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
女真与蒙古诸部，在辽朝同为契丹属部。金灭辽后，蒙古诸部转附女真。强悍的蒙古人在辽朝（时称阻卜、萌古等）叛服不常，故金在灭辽过程中，常借兵于彼。但辽亡后，女真贵族不仅不兑现“元约”，反在1135年（金天会十三年）冬，乘其不意发兵攻之，由是失蒙古诸部臣附之心，兵端屡起。1139年冬，金万户胡沙虎（呼沙呼）又北攻蒙古部，结果在粮尽而返时被蒙古人大败之。此后，金困于“蒙兀之扰”，又鉴于都元帅宗弼曾亲率8万“神臂弓手”，亦不能征服蒙古的现实，遂于1146年主动派肖保寿奴前往蒙古议和。次年和议成。金割西平河北27团塞给蒙古，并岁遗牛羊米豆，册蒙古酋长为蒙古国王。金世守即位后，为遏止蒙古诸部：一面在泰州、临潢接境处设边堡70，屯驻重兵，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另一面遣使招谕蒙古（阻），终使两民族和好相处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世宗又仿辽朝制度授爵号于蒙古诸部，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均曾受过金封的官爵。蒙古诸部也循例岁向金贡献（斡勒忠奉命使边受贡，“归致马四千余匹”），金朝重行，“答赐”。从金章宗“仍命诸路并北阻以六年夏会兵临潢”，塔塔部背金铁木真出兵助金征讨看，一些蒙古部落至章宗时与金的关系还相当密切。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附金被编为金的边防军，《金史·兵志》所列西北、西南十乣军中，有萌骨乣。
但是，女真和蒙古诸部贵族毕竟是一群剥削者，他们常为掠夺财物和个人的喜好而不借大动干戈。金章宗即位后，广吉刺部“屡胁诸部入塞”抢夺财物，合底忻、山只昆二部“连岁扰边”。为此，金章宗于1195年（金明昌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率师征讨，继以右丞相完颜襄代之，连续出兵北伐。女真贵族施行的屠杀政策，使蒙古诸部与金的矛盾日益尖锐。前述助金之铁木真因宗亲咸补海罕被女真贵族所杀，“欲复仇”。
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称成吉思汗（皇帝）后，即谋伐金，只因对金的底细还不很清楚，才未敢轻举。两年后，金章宗死，卫绍王立，成吉思汗认为他乃庸懦之辈，不值得向他称臣纳贡，遂与金断绝往来。
1211年，他便自将大军南下伐金。此后金终于1234年为蒙古所灭。
第四，女真与蒙古的关系还有经济交往一面。金初，女真贵族为解决代宋战马之需，在西北路招讨司境内置榷场，收购蒙古马匹。此前，宋在河东、陕西地区行用铁钱，金占领这一地区后废行，而蒙古诸部在契丹统治时期，因契丹严禁铁出境，铁兵器甚少，箭镞多以骨为之。云中榷场的开设，使河东、陕西地区的铁钱尽流入蒙古，他们用之作兵器，战斗力益强，终成金之掘墓人。
第五节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一、女真贵族的腐败与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
金亡情形有似辽朝，辽为属部女真族所灭，金则为蒙古所亡。似为外因，实是内因所致。女真贵族的腐败反映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女真贵族问鼎中原后，金熙宗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已趋激烈，海陵王弑熙宗登位后，杀重臣和宗室子孙150余人，形成第一个高峰。由于当时金正处于上升时期，终未引起金政权的崩溃。世宗为政，以仁易暴，与民休息，金获中兴。章宗继位，臻于鼎盛，但在宠妃李师儿、宰相胥持国及其朋党的推波助澜下，为争权又开杀戒：世宗二子永蹈、永中被杀，一批文臣武将多受牵连被诛，或“坐除名”。章宗死后，卫绍王不满李师儿干政，赐其自尽，同时将其党羽铲除。但昏庸的卫绍王又不听大臣劝阻，委军权于在章宗时已“贪愎不法”的纥石烈执中。执中获权后，即与朋党阴谋作乱，在蒙古军逼近中都时专务驰猎受责后，便与完颜丑奴等矫诏发动政变，迎立珣（宣宗），遣宦者杀卫绍王，又有一批朝臣遭杀戮。宣宗即位，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等官爵。时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古兵屡战不利，怕执中以军法诛已，遂率军入中都，围执中宅，杀之。宣宗无奈，不仅赦其罪，还授以左副元帅。高琪为相后，结党营私，与高汝砺相唱和，附己者用之，不附己斥之，并置之死地而后快。后宣宗虽将其诛戮，也认识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但他已无法改变权臣的专横局面，对镇守一方的武将拥兵自重，随便诋毁宰执，戏弄朝臣，击杀无辜，听之任之。1233年（金天兴二年）初，在蒙古、宋联合攻金的形势下，又发生留守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之乱；同时蒲察官奴又发动政变，囚哀宗守绪，杀朝臣尚书左丞李蹊以下300余人，军将、禁卫、民众3000人。后崔立等虽为李琦、李伯渊所杀，官奴及其党羽亦伏诛，但大金在互相残杀中，至此元气已丧尽。
第二，吏治乱章，弊端百出。金世宗以后，由于升平日久，入仕途径增多，吏治之弊逐渐严重。金章宗虽作过整顿，但收效甚微，末年因“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更趋腐败。宣宗南渡后，吏治更乱。首先官吏与日俱增。
1193年（金明昌四年）在仕官员11499人，1201年（金泰和元年）增至37000余员，5年后的泰和七年达47000多人，“三倍世宗之时”。章宗以后，金廷多故，统治区域逐渐缩小，官吏总数已无从查考，但从1214年（金贞祐二年）宣宗“诏许诸人纳粟买官”，1232年（金天兴元年）哀宗下诏“卖官，及许买进士第”看，金末官多的情况更趋严重。其次，新增官员，非贤能之材，政事所需。章宗朝太府监孙复言，泰和元年的37000多在仕官员中，以“门荫补叙”者居三分之二。这样入仕的官员，大多当然不可能为朝廷和百姓办事，他们对公事“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更有甚者，“贪黩相尚”，利用职权“贪暴不法”。再者，最高统治者亦不尽心政务。如史称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宣宗，南迁后要工部为其特制鞠杖，在开封购白牯（白公牛）取皮治杖，时术虎筠寿为器物局直长，知后将家中所有鞠杖以进，并谏：“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毬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对此忠良之言，宣宗听之不悦，“掷仗笼中”，次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官吏和君主的弄权不法，加深了衰落中女真贵族与各族人民的矛盾。
第三，不惜民力，挥霍无度。女真贵族侈靡之风在章宗时已相当严重。金末女真贵族不惜民力国财的腐败情况，此举两例：一是1228年（正大五年），为增筑归德行枢密院，仅用工，拟数百万；二是内族完颜白撒，为金末帝承麟之兄，1228年哀宗命为尚书右丞，旋又拜平章政事，在金国危亡之时，“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
女真贵族的腐败，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他们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和贪欲，便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如刘从益在金末任叶县令时，该县户口比前减少三分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可是原定每年的7万石税赋要百姓如数缴纳。又如宣宗南迁时，河北的官吏竟对避兵乱南逃的百姓，需给钱财后，“始听民渡河”。金在后期，“括粟、阑，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予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繁重的赋敛，加上严酷的兵役、徭役，逼得百姓起而反抗，以求生存。消极的反抗是“率弃庐田，相继亡去”。更多的百姓则拿起武器，为推翻腐朽的女真贵族统治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各民族人民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起义，自金主宰中原后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止过。前期对女真贵族统治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前述撒八、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大起义；后期声势空前、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是红袄军。红袄军是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等领导的多支起义军的总称。它以山东青、潍、莱三州为中心，活动地区除山东外，还包括河北省中、西部及河南、江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50余年（约从1205—1262年）。由于红袄军起义发生在北有蒙古军相继南下，西有西夏屡与金交兵，南有南宋与金的兵端再起，故红袄军波澜壮阔的反金武装斗争，极大地削弱了金抵抗蒙古入犯的力量，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此外，在宣宗南迁时有乣军之变，在山西有西京军民变，在陕西有木波“犯洮州”，在南阳有布陈谋反，在东北有1212年（崇庆元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和1215年（贞祐三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叛金自立。起义和反金活动，严重地打击了女真贵族的统治，使蒙古军能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其中，耶律留哥反金后，数月间众至10余万，“营帐百里，威震辽东”。次年，留哥称王，建立大辽国，改元元统。后留哥逃附蒙古，起义军群众于1216年推耶厮不为帝，改元天威。不久，留哥引蒙古兵进入东北地区，于1219年“定之”。蒲鲜万奴本为金辽东宣抚使，1215年奉命领兵40余万镇压留哥起义军，败回东京（今辽阳市）后，于是年叛金自立，建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附近路、州民及猛安谋克人，皆附之。次年，降于蒙古。后虽叛蒙古自立，改称东夏国，但因力薄势孤，元太宗窝阔台于1233年发兵攻之，万奴被擒，东夏亡。东夏辖地东滨日本海，西至今张广才岭，北抵东北流松花江，南约达今朝鲜咸镜南道。
二、金朝灭亡后的女真人
威震遐迩的女真人，金亡后可谓销声匿迹，大非昔比，此就其去向，作些交代。
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省。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即是明证。
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省。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总之，金亡后的女真人，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有100万左右在元代仍保持女真旧俗，到了明代，被中原人分别称之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三、女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时在与它民族交往中又相互影响，女真文化无例外地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若作大体划分，金建国前文化简朴，是其所固有的；灭辽亡宋后，落后的被淘汰了，保留下的溶进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空前繁荣。
（一）语言和文字
女真人原只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金史》中保留部分语汇。在无文字前，女真人记事、部落内传令，“刻木为契”，事急者三刻之；与邻族交往，用契丹字。建国后，阿骨打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汉文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1119年（金天辅三年）字成颁行。以后熙宗又采用汉字和契丹字偏旁制女真字，于1138年（金天眷元年）颁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与希尹所制字并行。前者称大字，后者称小字。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汉字、契丹字仍同时使用。
1192年（金明昌二年十二月）章宗诏罢行契丹字。金廷为推行女真字，初在京师设有专人传授的学校，生员由各路选送。世宗时，又以女真字译“经书”，选诸路贵族子弟习之。
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为金王朝培养有用人才。金亡后，女真字沿用到明代。
（二）居室与饮食
早期的居室，是地穴或半地穴式的；至献祖绥可时，“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但直到金建国时，屋高一般只数尺，顶覆以木板或榨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也以木为之，门皆东向。室内环屋作土床（坑），下可烧火取暖，寝、食皆在其上。世祖劾里钵时已出现酒楼，但从阿骨打称帝初还居“冬暖夏凉”的屋子看，当时阁楼建筑尚极简陋。迁居辽东和中原地区后的女真人居室，与北方汉人的相近。女真人早期的饮食，在绥可以前，主要以飞禽走兽为食物之源。农业虽早已出现，但直至金初马扩所见，其地不种谷麦，只种稗子。一般平民的饭菜，“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阿骨打等贵族所食，亦只是稗子饭，“列以蛮韭、野蒜、长瓜”，只是多一些猪、羊、鸡、鹿、兔等肉类。食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各取佩刀脔切荐饭”。还有一种独特的肉菜糜粥，作法是，“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女真人皆喜饮酒，以醉为快；然醉则必缚之俟其醒，否则乱杀人。酒以糜酿之。饮食用具皆以木为之，有盆、碗、构等。饮酒用一木构“自上而下，循环酌之”。从1125年许亢宗在咸州已见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在会宁参加御宴，金主座前，“施朱漆、银装、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看，建国后女真的饮食逐渐与汉人接近。
（三）服装与发式
女真人的服装，原秋冬皆以皮作衣裤，春夏以麻布为之。衣尚白，左衽。富人春夏以红丝绵紬为衫裳（间亦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贫人春夏以麻布作衣裤，秋冬以牛、马、猪、羊、猫、犬等皮为衫，裤、袜亦皆以皮为之。妇女穿“大袄子”的无领上衣，状如中原男子道服；下衣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锈帛，以单裙笼之。入居中原后，猛安谋克户渐穿汉服，女真贵族也学着汉族统治者衣以颜色分等级，有朝服、常服之分，所异的只是左衽。发式，男子剃去头顶前发，留颅后发，编辫垂肩，系以色丝；妇女则辫发盘髻，灭辽克宋后裹逍遥巾，或裹头巾，各随所好。
（四）婚姻与丧葬
女真人早已进入一夫一妻制阶段，但还存在一夫多妻、“同姓不婚”的氏族外婚制，是其婚制的原则。缔结婚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父母包办的指定婚和指腹婚，指腹婚一经缔结，“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改变。二是一般平民流行女子到了结婚年龄到路上唱歌自择丈夫，歌词内容包括介绍“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未婚欲娶者听后即向她求婚，得到同意后即携之而归，然后备礼物带着女子同到女家告其父母。此外，还有抢劫婚和买卖婚，买卖婚男方多为富人，“以牛马为币”。亦存在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的“妻母报嫂”收继婚。金建国后，婚俗变化较大，主要为：与渤海、契丹、汉人通婚，并为金王朝倡行：“妻母报嫂”收继婚到金世宗时已不严格实行；抢婚已演变为只在一年一次的“纵偷”日中有反映。女真人早期的丧葬，是无棺椁的土葬，但已出现富人死后“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的殉葬。流行亲友奔丧以刃剺额血泪交下的“送血泪”和将祭祀之物尽焚之的“烧饭”风俗。从考古发现看，死者皆有棺，或有棺有椁，贵族有石室墓，墓前有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火葬已不限于殉葬的奴婢和马，贵族死后也实行火葬；送血泪的习俗已停止。
（五）节庆与拜礼
女真人原不知纪年，计岁数以“草一青为一岁”，人皆不知生辰，连粘罕（宗翰）、悟室等人直到建国后，才自择戾辰，以正旦或元夕、上已等节日为其生日。后“渐染华风”，遂有了正旦、上元、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等节日。元旦、上元、端午、重阳为其所重，尤重端午。元旦行拜日礼，后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端午拜天后还举行射柳、击毯之戏。女真人见长者及君主有其独特的拜礼：先袖手微俯身，稍退身，跪左膝，蹲右膝，左右摇肘，摇袖下拂膝，上至肩，如是者四跪，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拜礼。直到金后期还规定，女真官员除穿公服者行汉拜礼外，穿便服者仍行此礼。
（六）信仰与宗教
女真人崇信天地万物有灵，相信它们能给人以祸福，亦能知人祸福。又与东北其它古代民族一样，最崇敬天，认为天神主宰一切，战争胜负，各种自然征兆均是天意。故出征和元旦等主要节日，均祭天或拜日。拜天仪为：“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金主则在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女真人的多神崇拜，导致了沟通人与神鬼之间使者萨满（亦作珊蛮，即巫者）的出现。早在昭祖石鲁时，因久无子，往“能道神语”的萨满处祈祷。萨满为人治病，为人复仇。在渤海、契丹和汉人的影响下，佛教、道教相继传入。金初已“奉佛尤谨”，道教约在女真入主中原前后始有之。但至金末仍信仰萨满教，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女真人。
（七）艺术与体育
女真人好歌善舞，择偶、宴饮，且歌且舞。歌舞古朴粗犷。早期乐器只有鼓、笛，歌只有“鹧鸪之曲”。金初中原人所见女真舞蹈，舞者有十六七人，穿着“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随着金据有辽、宋之地，乐器增多，舞蹈种类日繁，并有文舞、武舞之分。金熙宗加尊号已采用宋乐，宫廷有雅乐、渤海乐、“本国旧音”等。到金世宗时，“宴饮音乐，皆习汉风”。世宗曾力图恢复女真歌舞旧俗。经过“日修月茸”，至金章宗时金石之乐已“粲然大备”。女真人的体育均与习武有关，因为他本是一个狩猎民族，又以骑射得天下。项目主要有角力（角抵）、击球（击鞠）、射柳。角力（类似今日摔跤），阿骨打时屡行此戏，1193年（金明昌四年）禁民间行之。击球、射柳本为辽俗，但女真人“尚之”，尤以击球，上自君主、军将，下至民间，皆喜好之，至金末仍盛行不衰。击球众分两队，皆乘马，手持数尺长的鞠杖，共击一状如拳的毬，以击入板门孔囊中者为胜（或说只一板门，或说两端各立一个）。射柳则为：在毯场插柳两行，参射者以尊卑为序，各以帕系一柳枝上，于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为的；每射，擂鼓助兴，以一骑为前导，射者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断去青皮处并以手拾之而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拾之者次之，断未去皮处或中而不断与不能中青为负。
第一节女真与大金国
一、女真族称与族源
女真族称初见于903年（唐天复三年），史载阿保机于是年“伐女直，下之”。然在辽、宋史籍中，女真作为族称最早出现时间说法不一，或笼统言之在五代时（907—960），或说在926年（后唐天成元年），甚至有说唐贞观（627—649）中已“闻女真之名”。
女真称号，有女贞、虑真、女直、女质、朱理真、朱里真、珠尔真、珠申、诸申、朱先、朱里扯特、主儿扯惕、拙儿擦歹等。其中，以女直最常见。女真写作女直，历来认为系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然日本学者认为避讳之说“似得之附会”，直字乃真字之促音的音译。
女真一词语源，一般认为是肃慎转音或同音异译。《满洲源流考》在解释肃慎转音为朱里真（女真）时云：“夫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之转音”。其含义因随对肃慎不同理解而有三：一说是鸟名；或说是通古斯语“人”的意思；或据《三朝北盟会编》记女真“本名朱理真”，认为是女真一同的本音，在女真语中“东方”读音作“诸勒zhui”，与朱理音相通，“海青”读音作“申she”，拼合为诸勒申（朱理真），故女真一词含义为东方之鹰（海东青），作为族称即鹰的民族之意。三种说法前后两说意思接近，又符合女真的故地产名鹰海东青和先秦至清许多世代相传言之娓娓动听的史实，似当是女真一词的含义。
女真的族源，主源是黑水靺鞨，与先秦时的肃慎，汉至晋的挹娄。北朝时的勿吉，隋至唐初的靺鞨，有渊源关系。因为黑水靺鞨是以黑水部为核心形成的，而黑水部为靺鞨著名7部之一，黑水靺鞨下属的16部也多是原靺鞨的部落。不过，要说明女真人的族源，还有两方面的情况必须讲到：一方面，最初的女真人不仅未包括原靺鞨诸部的粟未、伯咄、安车骨、白山等部，就是黑水靺鞨16部中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4部，亦不在其内；另一方面，女真族的主源虽是黑水靺鞨，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或同化了不少它族人。后来加入女真共同体的，在辽朝，当928年（辽天显三年）辽太宗吴乞买命耶律羽之将渤海人南迁时，“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另一部分因“困乏不能迁”的渤海人，当渤海人大批南迁后，女真人迅速进入渤海故地，与之错居杂处。有辽一代，在女真分布区内除有以兀惹（疑为拂涅异译）名号活动的外，其它的多被契丹人称之为女真，说明上述两部分渤海人已融合入女真族。金代加入女真族的：一是原在辽朝管辖下的大批渤海人，铁骊、兀惹等部民，在辽亡前夕转附女真，铁骊、兀惹等归附女真后不再见其名，渤海人在阿骨打“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思想支配下，它们相互通婚，金世宗完颜雍以后渤海称号亦不见于史，显然它们都成了女真族的成员；二是移刺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在1163年（金大定三年）被镇压下去后，金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其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后来金世宗在迁西北路参与窝斡起义的契丹人到上京、济州、利州等地时，明确告诉办事大臣使其与女真人杂居，“相互婚姻”、“男婚女聘，渐化成俗”，与女真杂处的契丹人也有很多成了女真人；三是金代从阿骨打起，多次将南征中俘掠的汉人北迁“实内地”，成为女真人的奴隶，汉人在近100年的历史演变中，亦有不少被女真人所同化。
二、女真诸部
各支女真人的称号在辽、宋、金史籍中前后极不一致，相同的称号前后所指亦不尽相同，既有范围的扩大，亦有含义的缩小，因此介绍女真诸部，需分别加以叙述。
中原人最初记录的女真别称有5个，即女真人被辽太祖阿保机征服后，他“虑女真为患”，将其社会发展较快、政治上有势力的数千户“强宗大姓”，迁居今辽宁省辽阳市以南地区，编人辽的户籍直接统治，称之为“熟女真”，又曰“曷苏馆”（一作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语“藩篱”、“篱笆”之意）。对未被迁走的女真人，契丹贵族为分而治之，将居于粟末江（今第二松花江）以北，宁江州（治所在今吉林省扶余县东石头城子）东北，有地方500余公里，户口10余万，处于社会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女真人，实行“羁縻”统治，被称为“生女真”，分布于生、熟女真之间，即住在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北至第二松花江中间的女真人，虽被编入辽户籍，但允许其与生女真往来（熟女真不得与生女真往来），称作“回霸女真”（回霸一作回跋，因其中心地在回跋江即今辉发河流域而得名）。居于今俄罗斯远东锡赫特山脉以东“极边远”、近日本海的，称之为“东海女真”。住在今洮儿河附近的一支，因其“多黄发，鬓皆黄”，被称为“黄头女真”（疑来源于黄头宝韦）。上述称号表明，皆非女真部落名，或依其社会发展名之，如生、熟女真；或据其居住地区，如回霸、东海女真；或按其外貌特征，如黄头女真。五支女真人，共有72部落。
《辽史》中的女真别称有近20个，除有相同于上述的曷苏馆、生女直和回跋部外，尚有南女直、南京女直、长白山女直（或称长白山部）、鸭禄江女直（或称鸭禄江部）黄龙府女直、滨（濒）海女直、罗涅河女直、东北路女直、顺国女直、奥衍女直部、乙（移）典女直部、达鲁古部、蒲卢毛朵部。鼻骨德部（后又分伯斯鼻骨德部、达马鼻骨德部）、五国部。其中的南京女直应是南女直之误，东北路女直是辽对黄龙府东北女真诸部的统称。他们与前五支女真人的对应关系大体为：易苏馆、南女直属熟女真，前者因仍居初迁地，故用原名；后者分布在今辽东半岛西南境的盖、复、金等县地，是熟女真再向南迁移的部分。辽末，易苏馆下有7部。回跋部、北女直、乙典女直部、长白山女直、鸭禄江女直、黄龙府女直，属回霸女真，其辛的北女真内又分4部，长白山女直竟有30部。生女直部、顺国女直、达鲁古部、罗涅河女直、蒲卢毛朵部、奥衍女直（辽圣宗将俘掠的女真人迁居镇州后新组成的部名），属生女真；广义他讲，鼻骨德部、五国部、阿里眉等，亦属生女真。辽末，生女真内的完颜部下又分12部，徒单部有14部，鸟古论部有14部，蒲察部下分7部。仅此四大部（支系）已有47部，滨海女直，即东海女真。《辽史》中无黄头女真。
女真人的部落组织，直至1114年金太祖阿骨打将生女真内原有氏族制下行军时的猛安谋克确定为固定组织前还存在。此后，随着金国的军事胜利，各支女真人迅速归附阿骨打，皆被编为猛安谋克，其它部落组织即为猛安谋克组织逐渐代替。金初见于史书的女真别称有：熟女直、生女直、易苏馆、回怕里、系辽籍女直、不系辽籍女真、系案女直阿典部、北女直、达卢古等。上述别称所指许多是重复的：熟女直、曷苏馆、系辽籍女直，是熟女真的三个不同称号；生女直、不系辽籍女直，皆指生女真，而系案女直阿典部、达卢古为生女真内的部名（有人认为后者来源于唐代室韦达姤部）；回怕里即回霸女真的异译，北女直为其一部落。
《金史》纪传中载有众多女真部名，极大多数皆为生女真的部落称号，它们在金国建立后也逐渐消失。不过由于女真人“以部为氏”，故其名许多存在于女真四大支系的姓氏中。下择其主要者简介之：
完颜鄙：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代女真的主干部分，金宗室出于是部。内分3支12部。金始祖函普为1支，初居仆干水（即忽汗水，今牡丹江）之涯，金献祖绥可时徙居海古水（今阿什河支流海沟河）。再迁，遂定居于安出虎水（阿什河）之侧。函普弟保活里为另1支，世居那懒水（今俄罗斯远东之苏昌河）。再1支为函普兄阿古酒，世居曷苏馆（今辽阳市以南地区）。12部所知者，除居阿什河者外，还有泰神忒保水（今牡丹江上游一支流，一说在朝鲜咸镜南道北部）完颜部、神隐水（牡丹江支流，有说今漾江或蚂蜒河）完颜部、雅达澜水（今拉林河附近一水）完颜部、马纪岭（今牡丹江东之老爷岭）劾保村完颜部。
徒单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昭祖威顺皇后出于是部。内分为14部，已知有活刺浑水（今呼兰河，一说为付拉荤河）徒单部，忒里（黑）辟刺徒单部。
乌（吾）古论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穆宗贞惠皇后出自是部。凡14部，已知有苏滨水（今绥芬河）乌古论部，统门（今图们江）、浑蠢水（今珲春河）之交乌古论部。近年考古发现，金“上京独发古山”也有乌古论部人。
蒲察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肃宗靖宣皇后为是部人。凡7部，已知有世居安出浒水（今阿什河）蒲察部，斡泯水（清称额尔敏河，在伊通州境内）蒲察部，还有居姑里甸（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西的德林石，或说在牡丹江下游西）和阿跋斯水（今吉林敦化县北勒福成河）之间的蒲察部。
上述四个部落所属诸部，后来在迁徒中更分散到各地，已知情况为：
完颜部落有：陀（）满部，在图们江附近；加古部，在拉林河支流活龙河流域；术（乌）虎部，在拉林河流域；斡勒部，在阿什河北；斡准部，在绥芬河流域；温迪痕部，散居几地，有统们水（图们江）温迪痕部：胡论水（今拉林河支流活龙河）温迪罕（痕）部，移里闵河（今饮马河）温迪罕部；仆散部，在今朝鲜境城附近。
徙单部落有：裴满部，在今五常县境内；乌林答部，居今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流域；纥石烈部分居多地，有活刺浑水（今呼兰河）纥石烈部，阿里民忒石水（今绥芬河入海附近之阿敏河）纥石烈部，星显水（今布尔哈通河）纥石烈部，陶温水（今松花江下游北支汤旺河）、徒笼古水（今汤旺河北多陇乌河）纥石烈部，还有系辽籍女直纥石烈部；纳喝部，居耶悔水（今吉林省东部，一说耶悔即叶赫站）。
乌古论部落有：泥庞古部，居帅水（今通肯河）附近；乌延部有蝉春水（今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之嘎呀河）乌延部，阿不塞水、星显水（今布尔哈通河）乌延部之分。
蒲察部落有：唐括部，在帅水下游，金景祖昭肃皇后为是部人，有说是部原为藏族的一支，契丹人将其徙居东北，后人女真；奥屯部，居今图们江或珲春河附近；术甲部，在琶里郭水（一作拔卢古水，今黑龙江省木兰县佛特库河，俗称黄泥河）；斜卯部，约在牡丹江东之老爷岭附近。
现在尚难确定属上述四个部落中哪一部落的，主要有：温都部，居阿跋斯水（今吉林省敦化县北勒福成河）附近，活动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古敦水（今吉林安图县古洞河，一说为阿什河东之蜚克图河）以北地区，金景祖乌古廼时加入完颜部部落联盟。婆卢木部，在今巴彦，木兰两县交界之白木杨河流域。主偎（烛威）部，在今黑龙江省萝北县佛山镇附近之扎依河地区。秃答部，在今鹤岗与萝北两县交界之都尔河流域。乌萨扎部，居来流水附近。含国部，在今乌苏里江上游或绥芬河上游地区。坞塔、职德二部，在今绥芬河中上游。兀勒部，在今乌苏里江下游以东地区。此外，还有前已述及的五国部（居今依兰县以下松花江及东流黑龙江附近地区）、鳖古部（即鼻骨德部，在今松花江、黑龙江合流处之东北）等。
三、生女真的兴起与大全国的建立
8世纪20年代，唐朝在女真先人黑水靺鞨地设黑水州都督府，以其最大部落为都督，各部酋长为刺史，说明当时女真先人社会中号令诸部的组织已经出现。约在9世纪末10世纪初，黑水靺鞨乘其强邻渤海衰弱之机，向南迁徙，出现一个部落分迁几地的局面；另方面，当时又正是另一近邻契丹族崛起之时，一些南迁部落被契丹征服，契丹贵族为分而治之，将其数千户“强宗大姓”迁于辽阳以南地。这两个新变化，致使女真社会的正常发展遭受曲折。
生女真是女真族中社会发展最后进的一支，大金王朝即是以完颜部为核心的这支女真人建立的。完颜部在绥可为首领前，还过着“迁徒不常”的狩猎、游牧生活。
11世纪初，在其率领下定居安出虎水畔，开荒种地，建造房屋，始“有栋宇之制”，但仍处在“不知岁月晦朔，是以年寿修短莫得而考焉”的阶段。到金景祖乌古廼时（11世纪中），由于从“邻国”购得大批铁器，在温都和加古等部内又出现了专以锻铁为业的铁工，使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阿骨打称帝时，阿离合懑、宗翰“以耕具九为献，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说明在此以前农业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畜牧业生产，从女真人在辽代每年要向贡马万匹，耶律斜轸等东征女真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掠回马达20余万匹看，则早在农业兴起以前已相当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的阶级分化愈趋激烈。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始于函普制定籍没犯杀伤人者家人法时，11世纪中叶以后，战争成了女真各部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手段。如金世祖劾里钵与乌春、窝谋罕之战，窝谋罕被迫弃城逃跑，世祖破其城后“尽俘获之”。在世祖与桓赦、散达兄弟的战争中，桓赦公开向众宣布：凡乌古廼夫妇宝货财产听参战者取之，“有不从者俘掠之”。金穆宗盈歌时撒改攻破留可城后，“城中渠帅皆诛之，取其孥累（奴隶）货产而还”。12世纪初，卖身奴隶也出现了。大量奴隶的出现，预示着女真族将跨入阶级社会。
频繁的强凌弱、众暴寡的战争，使各部都感到结成联盟抵御外侵是赖以生存的条件，于是部落联盟就应时产生了。生女真部落联盟发展进程表明，大体以金昭祖石鲁任联盟长为分界，此前为形成阶段，一般是一些近亲部落因紧急需要结成的临时联盟；此后以地域逐步形成了若干个军事部落联盟，其中以完颜部为核心建立的联盟最强大，它的发展壮大，也是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石鲁当联盟长后，“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寝强”。但是，当时“旧俗”影响很深，诸部不愿受“条教”约束，他便藉辽加授的惕隐官身份，“耀武”于青岭、白山、苏滨、耶懒地区，顺者抚之，违者讨之，一个庞大的以地区为单位的军事部落联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金景祖乌古廼时，联盟进一步扩大，自白山、耶悔、统门、那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于乌古翅。至此，先后被纳入大联盟的部落，有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神隐水完颜部、雅达澜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斡混水蒲察部。那悔部、土骨论部、五国部、温都部、裴满部、加古部、驹满部、术甲部、术虎部、不术鲁部、唐括部等。辽因此任命乌古廼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但当时大联盟仍不巩固，所以乌古廼死后其子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刺淑、穆宗盈歌先后任首领时，既有完颜部内桓赦、散达兄弟的兴兵作难，也有被兼并部落阿跋思水温都部乌春，活刺温水纥石烈部腊醅、麻产，统门、浑蠢水之交的乌古论留可，浑蠢水徒单部诈都与苏滨水乌古论部敌库德等，相继起兵反抗。穆宗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借辽的声威，“抚宁诸路如旧时”。接着，他接受阿骨打的建议，先取消了统门、浑蠢、那悔、星显四路及岭东诸部的都部长（地区联盟长），后又不准各部擅制信牌，违者“置于法”，一切皆用完颜部法令，“自是号令乃一”。史云：“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易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限、秃答，金盖盛于此”。
大金国的建立，是完颜阿骨打完成的。阿骨打为金世祖第二子。世祖在世时，已表现出超群的才能，故世祖临终前对穆宗说，“惟此子（阿骨打）足了契丹事”。后来，阿骨打辅佐肃宗、穆宗、康宗乌雅束，不仅战功卓著。且很懂得治世之道。前面所述穆宗取消都部长和各部不得“擅制牌号”，使大联盟得以巩固，皆其“启之”。康宗七年，因年成欠收，人民流离失所，阿骨打提出“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闻者感泣，远近归心。宋人亦云阿骨打有大志，能用人；对周围部落“好则结亲以和取之，怒则加兵以强掠之。力农积谷，练兵牧马；外则多市金、珠、良马，岁时进奉赂遗以通情好”。
1113年（辽天庆三年）十月，康宗死，阿骨打以“兄终弟及”袭位为都勃极烈（犹总治百官之冢宰）。次年六月，辽遣使命袭生女真节度使。此时，一方面女真社会的贵族要求进一步发展奴隶制；另一方面，辽朝是荒淫腐败的天柞帝当政，为了享乐，每年派银牌天使至女真境内勒索名鹰海东青，“公私厌苦之”，使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一起。阿骨打于1114年，一面遣人向辽索还阿踈，侦察辽的实力；一面“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积极做起兵反辽准备。
1114年九月，阿骨打征得女真兵2500人，便进军辽控制女真的战略要地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县石头城子）。进军途中，在寥晦城誓师，列数辽的罪状，于十月朔一举攻克宁江州城。阿骨打“阴纵”被俘的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使招谕辽人；让渤海人梁福等“伪亡去”招谕乡人声言：“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又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
辽失宁江州后，天祚帝派都统肖糺里等将步骑10万于十一月至鸭子河北，时女真甲士才达3700人，且只有三分之一渡过鸭子河，两军会于出河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西）。阿骨打利用风大尘埃蔽天的有利时机，挥军出击，辽军望风奔溃；追至斡论（邻）泺，俘掠甚众。至此，女真兵员才“满万”。
以上为女真族反辽起义具有决定意义的两次战役。它使辽廷震惊，将士情绪低落；而女真兵却因两次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取得全胜，由是斗志更加旺盛。接着，又连克辽宾、祥、咸三州，邻近的兀惹、铁骊等部族，纷纷叛辽归附。在其弟吴乞买等人为“以系天下心”的劝进下，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建国称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标志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金国建立后，进军辽东北重镇黄龙府，迅速克之。接着又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并于1125年与北宋联合灭辽，1127年又挥戈南下灭北宋。自此以后，它与南宋、西夏分掌中国统治权达10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
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市）。统治区域，南达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海，西与西夏及以“界壕”与蒙古为邻。
第二节猛安谋克组织
一、猛安谋克的建立与空化
猛克谋克是女真人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脱胎于原始氏族制下的集体狩猎组织。初虽以军事需要发展为军事组织，但其成员平时在部落内仍从事狩猎、捕渔劳动，只是一遇战争，青壮年才应征召去打仗，并自备武器、军马和粮草，联盟根据各部部长（孛堇）率领出征人数多寡，分别称之为猛安或谋克。全世祖时，谋克似已成了一种常设的军事组织，但此时，作为军事首领的谋克还常由部长或族长一人担任。1114年阿骨打定300户为谋克，10谋克为猛安，特别是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居中原各地后，便成为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
猛安谋克的含义，旧说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按女真语义，猛安本意为千，初为千夫长即千户长；谋克本意为族，族长，在女真诸部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后，又有乡里、邑长之意，再引申为百夫长、百户长。在有金一代，猛安谋克一词包括五个内容：（1）职官的代称；（2）军队编制的两级单位；（3）地方行政组织的两级单位；（4）户制；（5）世袭爵衔。猛安与谋克组织并非同时出现，谋克大约在11世纪初金昭祖石鲁或景祖乌古延时已经产生，如前所述，当时生女真诸部间的战争已成为经常的事，各地区的部落联盟亦普遍存在，大部落联盟正在形成。但见史载，晚在世祖劾里钵与桓赦、散达兄弟战争的记事中：世祖命肃宗颇刺淑率兵去征讨，一败再败，世祖乃“使欢都、冶诃以本部七谋克助之”。猛安组织的出现，大约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穆宗盈歌末年至阿骨打起兵反辽这一段时间，因为生女真大联盟虽早已建立，但在1102年（金穆宗九年）以前，发生的战争尚未见动员1000人以上参战的记载。从猛安出现的时间推测，谋克组织出现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猛安组织开始出现时尽管尚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但它一定是一种以地域为特征的组织。
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设万户，万户之上有都统；谋克之内设蒲辇（一作蒲里衍或佛宁，女真语，50户之意）。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猛安相当于防御州，高于刺史州；谋克相当于县，但地位高于县，因为一般县令为从七品，赤县令才从六品，而谋克皆为从五品，与诸刺史州刺史同级；作为一种官职与爵衔，猛安与谋克均可世袭，或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甚至在其父出仕或任别职时也可承袭。猛安谋克的职责，初只管训练士兵，指挥作战。后来，猛安还负责“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谋克掌捉辑军户、“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可见，猛安谋克担负着率兵打仗和掌管生产、征收赋税等多种职能。
猛安谋克户，有权从国家分得一份土地，由自己的家庭成员耕种，此即所谓牛头地；其义务是必须向国家承担一定的兵役、徭役和赋税。牛头地分配及赋税最初规定为：每来牛三头为一具，限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岁输粟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40具。
1127年（金天会五年）又“诏内地诸路”，每耒牛一具只赋粟5斗，此后为定制。这就是说，一个猛安谋克户最多可有牛120头，民（主人及奴隶）1000口，土地176顷；而纳税是极其微薄的，但兵役义务却极其繁重，青壮年不仅在战争时期要应征服兵役，在和平时期也“间年一征发，以补老疾死亡之数”。
猛安谋克曾一度有过等级之分。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亶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海陵王亮即位后，于1150年（金天德二年）削上、中、下之名，只称为“诸猛安谋克”。
猛安谋克的成员、户数，前后亦有变化，初虽均为生女真，但阿骨打为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以“归附降人”编为猛安谋克，亦用猛安谋克名授其首领以统其众。早在攻克辽黄龙府，击败“辽兵号七十万”后，即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下诏，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后抚定奚族及分南路边界，挞懒表请设官镇守，又答“依东京渤海列（例）置千户（猛安）、谋克”。金兵中有渤海军8猛安，奚军9猛安。汉和渤海人习于州县制，1124年（金天会二年）金兵攻拔平州后，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统帅完颜宗望以“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为由，乃罢是制。10余年后，又废除辽东地区汉和渤海人中的猛安谋克。1140年（金天眷三年）太宗吴乞买罢除此地汉和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改行州县制，但有功于金的汉和渤海人仍可为猛安谋克官。1145年（皇统五年）熙宗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契丹猛安谋克的罢除，始于移刺（耶律）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的1163年，是年八月，金世宗雍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以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此次罢除虽主要是参加移刺窝斡起义的契丹诸猛安谋克，但其余的及奚人的猛安谋克，后来也逐步被废除。人户数的变化，1114年以前，一猛安、谋克的人数本无定制，此后亦非一直是300户为谋克，10谋克为猛安。由于谋克内户数增加，金世宗于1175年（金大定十五年）下诏再定猛安谋克户，每谋克不超过300户，7—10谋克为猛安。据大定二十三年的统计，时女真猛安共有202个，谋克1878个，凡615624户，平均每猛安虽未超过10谋克，但每谋克有320余户。金宣宗南迁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每谋克只25人，4谋克即为猛安，而一谋克内实际能作战者又只有18人（除去旗鼓司火头5人），几乎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为抵御蒙古军南下，宣宗亶于1222—3年（金元光年间）招义军，亦只以30人为谋克，5谋克为千户（猛安）。说明金南渡以后，猛安谋克组织实已崩溃。由此可知，猛安谋克人户数的变化，反映了金代女真旅的兴衰。
二、猛安谋克的迁徙及作用
女真贵族为了军事发展的需要，巩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多次将居于故地的猛安谋克迁到新占领地区。纯属于这类性质的迁徙，主要在太祖、太宗、熙宗三朝：
太祖阿骨打在攻拔宁江州、黄龙府、泰州等地后，先后将一批猛安谋克迁驻其地。最早迁徙始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以银可术为谋克，“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屯驻宁江州。两年后（金夭辅二年），娄室认为黄龙府乃“一都会”，若有变，邻近地区会“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阿骨打“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往镇之。1121年（天辅五年），又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为由，派完颜昱、宗雄视察泰州土地。昱等返回时，“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民户万余”，以祖居按出虎水的婆卢火为都统率之往。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即被迁居泰州。临行，阿骨打还特赐其耕牛50头。
太宗吴乞买即位，不久灭辽，金开始了争夺中原地区统治权的新时期。当用武力占领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后，陆续将大批猛安谋克从东北地区迁入华北各地。迁徙始于1126年（金天会四年），宗望受命将一批猛安谋克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1133年（天会十一年）秋，“金左副元帅宗维（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抵达华北地区后，星罗棋布，散居四方。被迁的还有契丹、奚、渤海等族人。为了使迁居新地后的猛安谋克真正能起到“戍边”作用，太宗于1131年（天会九年）四月下诏，对匮于衣食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等优厚照顾。
熙宗直于1136年即位，次年废掉刘豫傀儡政权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特别是1141年（金皇统元年）金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淮河以北之地划归金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将大批猛安谋克南迁的高氵朝。经过这一次迁徒后，大名府路、山东东西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四路皆有之，“皆筑垒于村落间”。猛安谋克户和猛安谋克军以小集中、大分散与当地汉人杂处，政府按户口分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同时被迁的，也有契丹及奚人。
猛安谋克的迁徙，非仅限于上述三朝，除了金末宣宗殉南渡的迁徙不论外，主要的还有以下几次。不过此后的迁徙，一般说来，大多都是因其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与以前有别。
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直即皇帝位后，于1153年（金贞元元年）由会宁迁都燕京。为了削弱东北地区女真大贵族的势力，防止“上京宗室起而图之”，亦为了加强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约在1156年（金正隆元年），将上京宗室诸王的猛安谋克，大批迁到今北京市及河北、山东等省。属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及右谏议乌里补之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被迁于中都（今北京市）；斡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勃迭等8猛安，被迁居今山东省境；阿鲁之族，被移到北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按达之族，被迁到河间府（治今河北省河间县）。
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猛安谋克大规模的迁徒有四次：1179年（金大定十九年），世宗将原居按出虎水的被完颜亮迁到河南的8猛安，徙居大名、东平之境。次年，将河北东路遥落河、移马河两契丹猛安迁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1183年，又迁山东东路8谋克到河北东路的河间府，置于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迁到河间的宗室未徙者令尽徒于平州，同时，又将山东东路忒黑河猛安之蘸答谋克、移剌闵斡鲁浑猛安之翁浦谋克、什母温山谋克9村人户徙于刘僧，安和2谋克“旧地”；1184年，在东北地区将速频、胡里改3猛安24谋克迁到上京率水、胡刺温水之地。综观世宗四次迁徙的原因：一是完颜亮时把宗室之猛安迁到土质较差的河间地区，世宗为了安抚宗室贵族，将其转迁到土质较肥沃的平州；同时亦因宗室在此“侵削居民”；二是将遥落河、移马河2契丹猛安迁到大名、东平，是“欲令与女直户相错，安置久则自相姻亲，不生异意，此长久之利也”；而将速频、胡里改路众多谋克迁往上京，除上述原因外（因大定初不少契丹人被迁散到上京地区），还由于完颜亮把上京诸猛安甫迁后，上京空虚，世宗“欲上京兵多”，备“缓急”之用，而速频、胡里改人又“骁勇可用”。
经过多次大迁徙后，据统计，东北地区驻有99猛安，迁到中原的有70猛安。
金宣宗完颜珣南迁，又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军户迁到河南，初迁往“百万余口”，后“革去冗滥”，述有42万有奇。
猛安谋克作为女真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前期起过积极作用，归纳有以下几点：首先，对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女真族，起了促进作用。自阿骨打在1114年确立猛安谋克后，不仅生女真，就连辽东等地的熟女真亦被纳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于是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就这样形成了。第二，阿骨打创建的猛安谋克，虽是一种地域组织，但仍具有浓厚的血缘关系。这种以地域、血缘因素为纽带的猛安谋克，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在灭辽攻宋战争中，相互照顾，大大增强了女真兵的战斗力。第三，团结了归附降人。生女真的人数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中原人认为它不过“一部族耳”。可是自阿骨打起兵后，女真贵族只用了10余年时间（至1127年），就灭掉了辽与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战和辽、宋的腐朽外，即是女真贵族对降附的汉、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谋克编制，并用猛安或谋克称号授其首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的反抗情绪，起到了“为我所用”的作用。第四，由于猛安谋克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所以女真贵族能随着新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迅速将大批女真人迁到新占领地区屯驻，从而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女真贵族把猛安谋克搬到中原地区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后，它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真人前进和进行民族剥削压迫的工具。
第三节“勃极烈”的废除与封建化
一、金初的“勃极烈”制
1115年元月，阿骨打建国称帝，标志着生女真社会奴隶制的正式确立。为适应奴隶制国家的需要，于是年七月将存在于生女真大军事联盟下的都孛堇、国相、孛堇议事会，改组为参主朝政、共议国事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度。它保有古老联盟议事会制度的痕迹，以合议制形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虽是一种辅佐皇帝的政治制度，但皇帝的权力受到诸勃极烈的牵制。这一制度施行凡20年，中经太宗，至熙宗时才被废除。
勃极烈的含义，一般认为是“孛堇”一词的异译。勃极烈议事会的成员，前后有增减变化。初，阿骨打以其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杲）为国论吴（一作昃）勃极烈。由于都勃极烈改称皇帝后不复再用，故勃极烈成员初为4人。两个月后，改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增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次年五月，又有斡鲁为迭勃极烈之事。
1121年（金天辅五年）国论胡（忽）鲁勃极烈撒改死，次月升吴勃极烈斜也为忽鲁勃极烈，以蒲家奴补昊勃极烈之缺，又新设移赉勃极烈，以宗翰为之。1123年阿骨打死，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即皇帝位（庙号大宗）后，升斜也为谙班勃极烈，命宗干为国论勃极烈。次年，增设阿舍勃极烈，以谩都何为之。1130年（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斜也死，以储嗣位久虚，在诸勃极烈干与下，1132年太宗以阿骨打嫡孙合刺为诺班勃极烈；同时为加强皇权，对诸勃极烈作了一次调整，以其子宗磐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相当尚书令），国论勃极烈宗干为国论左勃极烈（左丞相）、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右丞相）。至此，勃极烈议事会成员遂又为4人组成，其余诸勃极烈，或死或升迁后未再递补（只有谙班勃极烈和国论勃极烈有了出缺才重新调整和补充），如阿买勃极烈辞不失、昊勃极烈斜也死后均未再补；移赉勃极烈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后也未补任；阿舍勃极烈谩都诃死后也不见有补任此职者。说明中央统治机构中的高级官职经过一段发展后制度化了，又表明随着社会发展贵族势力的分权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中央集权有了进一步加强。
1135年，谙班勃极烈合刺即皇帝位，是为熙宗，不仅未递补谙班勃极烈空缺，且又以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被任命为尚书令、太师；国论左勃极烈宗干为大傅。次年，三人“并领三省事”。标志着勃极烈制度在1135年已被废除。
勃极烈的成员，均为金皇室和宗室的显贵，连异姓完颜亦被排斥在外。上述担任过勃极烈的12名成员，与皇帝的关系及世系为：吴乞买为太祖阿骨打同母弟，世祖第四子；撒改是太祖从兄，世祖侄，景祖孙；辞（习）不失是太祖从叔，景祖侄，昭祖孙；斜也为大祖同母幼弟，世祖第五子；阿离合懑是太祖叔父，景祖第八子；阿徒罕（？）；蒲家奴为太祖从兄弟，景祖孙；宗翰为太祖从侄，撒改长子。太宗时新增补的宗干，为太宗侄，太祖庶长子；谩都诃为太宗叔父，景祖子；合刺为太宗从孙，太祖嫡孙；宗磐为太宗嫡长子。由此可见，诸勃极烈与皇帝之间，或为兄弟，或为叔侄，或为父子，并由多家族联合制向以太祖家族为主演变。由于诸勃极烈与皇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又是赞助太祖、太宗创业治国，定社稷的功勋，故一经被任命，便成了终身之职。
诸勃极烈称号的含义及职掌，总的说，是用来“升拜宗室功臣之序”，兼有辅佐、议政、行政、司法和军事等职能。具体分别为：都勃极烈，总治百官，犹汉云冢宰，即最高的勃极烈，总管一切国政，此称号仅阿骨打在称帝前用过，称皇帝后被取消了；谙班勃极烈，官尊且贵，为皇帝的继承人，大宗、熙宗均由此职即皇帝位，平时“贰国政”，皇帝出征时“监国”；国论勃极烈（左、右），意为国之勃极烈，即国相，金国建立前的国相撒改在勃极烈制度初建时被委此职；国论胡（忽）鲁勃极烈，即统领官，在增设国论乙室勃极烈时，并以撒改为之，疑即国相；阿买勃极烈，为治城邑之官（有人认为阿买力“厄木”之对音，意为第一，即第一勃极烈，执掌女真内部政务）；国论昊（昃）勃极烈，主阴阳之官（或谓此为管理众人的第二勃极烈）；移赉勃极烈，女真语位居第三曰“移赉”；乙室勃极烈，为迎迓之官，即负责外交之长官；阿舍勃极烈、扎失哈勃极烈，《金史·国语解》中有后者而无前者，为守官署之称（纪传中有前者而无后者。一般认为阿舍即扎失哈，是同一语词音译不同异写）；迭勃极烈，“淬贰之职”，即副职，在诸勃极烈中位居最末。上述职守，仅有习惯上的分工，在实际生活中，诸勃极烈皆“参议国政”，诸如除授汉地方官吏。选立储嗣等，往往均可参预。
二、汉官制的采用
官制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建立，而又废除。女真贵族南下开拓的区域，多为封建经济和文化有高度发达的汉区，在初采用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猛安谋克制统治遭到抵制后，便改用辽、宋习用的汉官制。金朝采用汉官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即先在部分地区施行，最后在中央废除勃极烈制度，采用三省六部制。不过，由于女真族本身特点决定，在中央采用汉官制后，在女真人中仍用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猛安谋克。猛安谋克制度尽管自熙宗以后内容也在起变化，但直至章宗时它与汉官制地方系统的路、府、州、县并存。
汉官制的采用，始于1122年（天辅六年）金太祖时。在进军燕京前，诏“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攻下燕京后，辽知枢密院事左企弓、虞仲文、刘彦宗等奉表降，使“复旧职”，以左企弓守太傅、中书令，虞仲文为枢密使、侍中，等等。次年，太祖在招谕平州时立爱时又云“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是年，金兵按约退出燕京，乃仿辽南北官制，设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以左企弓主院事，并下诏“此路事务申都统司，余皆取决枢密院”
金太宗即位后，随着新占领区的扩大，又着手在中央筹建汉官制。
1124年（天会二年）太宗再克平州后，将置于广宁的中书省、枢密院移置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第二年进入燕京后又移之于燕京，并“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与此同时（约在天会二、三年间），云中亦建立一个枢密院。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当时掌实权的斜也、宗干了解了汉官制的优越性，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史载“天会四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或云是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疑此指刘彦宗死，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枢密院后在燕云及黄河以北地区推行的三省制。在此前后，1127年（天会五年）灭北宋，大批猛安谋克户被迁入中原。太宗于1134年（天会十二年）颁布“初改定制度”诏书，“法古立官”，“首建官于台省”，并把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的韩企先调到上京（中央），授予尚书右丞，参加汉官制改革。这一年是金在中央着手建立汉官制开始之年。而太宗病卒于是年，改革不得不中止。
1135年（天会十三年）元月熙宗即位，首先完成太宗未完成的改制方案。三月，宣布在中央废除勃极烈制，改用“循辽、宋之旧”，兼采唐制的汉官制，设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逐步设置了六部，又在皇帝之下设三师、三公，三师并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副相）。中书，门下二省分置中书令、侍中，由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介绍熙宗这次改革：“初，金太宗晟（本名吴乞买）尝下诏改正官名而未毕，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国之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参知政事。侍中、中书令皆居丞相下，仍为兼职……六部初止吏、户、礼三侍郎，后置三尚书，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书、郎官，左右司及诸曹皆备。”1137年（天会十五年）废伪齐后，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开封市）。次年（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官制”。新官制内容包括官号、品次，职守等。后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熙宗改革官制，在中央设立的机构除三省六部外，还有都元帅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国史院、御史台、翰林学士院、殿前司、劝农司、记注院、太常寺、秘书省等。他还在官吏选举、俸禄和仪礼等方面作了改革，颁行了封国、封爵等制度。在地方，设京、路、府、州、县。金朝官制全国遂趋于统一。
熙宗以后，海陵王在1150年（金天德二年）废除行台尚书省和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改后受尚书省节制）后，1156年（金正隆元年）对官制又作了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是罢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为最高行政机关，使权力更集中。在改革中，尚书省内部也作了一些调整，如罢去原置平章政事官。此后，金朝官制只局部稍有增损，再无大变动。所见变动中主要有世宗时增设平章政事两人，章宗时增置提刑司等。
汉官制的采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加速了女真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给各民族有识之士进入仕途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金朝统治区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三、奴隶制的废除
女真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发展阶段后进入封建社会。不过，女真社会奴隶制具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存在时间较短，从确立到废除仅100年；二是在总人口中，奴隶人数占的比例不大；三是作为金代女真主体的生女真，虽在金国建立前早有因战争、负债或犯罪等折身为奴的，但金朝女真社会的奴隶，主要是对辽、宋战争中被俘掠来的外族人；四是伴随着金国建立及发展，女真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赎放奴隶和禁止权贵买民为奴。因之，女真社会奴隶制的确立（即进入奴隶社会）和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间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生女真社会奴隶的出现，如前所叙，始于函普时代。11世纪中叶以后，各部间的战争已以掠夺人口、财物为目的，到了12世纪初（康宗时）卖身和债务奴隶也出现了。
1114年阿骨打进攻宁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表明当时女真社会内的奴隶在总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数量。上述事实只说明全国建立前女真社会奴隶制度的发展进程，不能证明已是奴隶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上种社会形态必须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只能是大金国的建立，在此之前，无论是乌古廼被辽授为生女真部节度使，还是阿骨打袭穆宗位称都勃极烈，都称不上是这一变革的标志。
女真社会奴隶制的崩溃，始于金熙宗时，中经海陵王和世宗两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间）才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从太祖朝看，《金史》记载“放良”的史事凡4条；先是阿骨打在进攻宁江州前誓师时许诺，对作战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为良”；隔一年后，又对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债等折身为奴的，下诏“并听以两人赎一人为良”；1122年（天辅六年）在进攻燕京前，针对攻克辽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辽民逃亡情况，宣布“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攻克燕京后，又宣布“其间被虏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上述四条赎放奴隶的记事，或是为了保证反辽战争的胜利，原为奴隶者，达到提出的要求可“为良”；或是对原为自由民因种种原因沦为奴隶的，需以人对赎或“自赎”才能恢复自由民身份，可见太祖“放良”并非为了废除奴隶制而解放奴隶，这些“放良”措施，均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政权。
太宗在位期间，发布奴隶“放良”诏令多至9道。同样是在不触动奴隶制度的前提下，为灭辽攻宋战争的胜利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9道诏令大多是“赎放”令，只有两道是“释放”。而两道释放诏，一在1123年宣布对女真人中先附辽后被虏者的政策时，“其奴婢部曲，昔虽逃背，今能复归者，并听为民”说的；一在1130年诏“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前者是为了争取灭辽战争的最后胜利，后者是因当时金兵正打到长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补充兵源。由此可见，太宗发布“放良”的诏令虽多，但与为废除奴隶制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于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边户“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户为四口”，还是维护奴隶制度的措施。
女真社会奴隶制度崩溃始于金熙宗时，标志是他在1135年即位后，即废除了代表奴隶国家政体的勃极烈制，采用封建的汉官制。不过，由于这一改革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内，在位时期丝毫未触动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又持“维兹故土之风，颇尚先民之质，性成于习，速易为难，政有所因，姑宜仍旧，渐祈胥效，翕至大同”的态度，故熙宗时还只是女真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开始。
女真社会奴隶制经济基础的解体，发生在海陵王和世宗两朝。作为女真奴隶制经济基础的牛头地制度，始行于1121年（天辅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于随着南侵疆域扩大，大批猛安谋克迁居中原，实行大规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顾，由于猛安谋克户与汉人错居杂处，使牛头地制度迅速受到破坏。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牛头地分配制度上：原规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顷4亩有奇，但官民每户占地不得过40具，即不得超过176顷。到海陵王时，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权贵之家，参知政事纳合椿年一家占地达800顷，“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其次是租佃制的迅速发展。世宗大定年间，山东、大名等路的猛安谋克户民，由于处于统治民族地位，对从国家分得的牛头地，自己不耕种，“尽令汉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于山东、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户，将地“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第三，由于租佃制的发展，和世宗实行占有奴隶多少也作为“科差”的依据之一，奴隶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多了反成负担，于是出卖奴隶也普遍出现了，连远离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户，也“自卖其奴婢”。以上变化表明，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到世宗朝已经全面崩溃，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金世宗虽有“小尧舜”之称，却是一位守成者，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不是积极地去促进，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诏禁止出卖奴隶；或派官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种而“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还对凡奴隶诉良，不问契券真伪皆放良的刘现，问罪贬官。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的金朝帝王。对世宗时期女真社会发生的新变化，积极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税户（农奴）为良，“诏宫籍监户旧系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为良”；而且又于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废除了奴隶制度和禁止诱良人为奴的“更定奴诱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规定“放良”子孙可“应诸科举”，两年后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实说明，女真社会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四节女真与汉、党项等民族的关系
一、女真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
女冀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争夺，始于金太宗，延至金亡，长达100余年。由于争夺战争的战场均在汉人区，加之女真贵族在战争中纵兵抢掠，因此一个国家内两个民族统治阶级间的争夺，被民族战争的形式所掩盖；又由于双方内部均存在主战派与主和派或投降派，使争夺更复杂化。
100余年里，战与和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时期：
1123年至1130年为第一时期。女真贵族大举南入，北宋灭亡和南宋统治者仓惶南逃。在金太宗完颜晨即位前，北宋统治者欲借阿骨打的力量从契丹人手里夺回燕云十六州。经过反复交涉，1120年（金天辅四年），宋、金订立了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太宗即位后，由于北宋未能遵守不招纳南逃叛亡的誓约，女真贵族宗望等又闻童贯等“治兵燕山”，遂向太宗进谏，“苟不先举伐宋，恐为后患”。金太宗便以宋背盟违约为理由，1125年（金天会三年）在灭辽后，下诏南下伐宋。从此开始了100余年连绵不断的争夺战。次年正月，金兵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徽宗南逃，钦宗即位。是年底，钦宗向金投降，被俘北徙。
1127年二月，金立傀儡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北宋亡。是年五月，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史称南宋。当闻张邦昌被赵构杀后，金太宗发兵大举南下，先追赵构至扬州，再追到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直追至海上不知其去向才还军。金兵北返途中，在镇江遭到宋军阻击，“横尸十五里”，统帅兀术（宗弼）“穷蹙”。兀术后虽率军转战到江宁（今南京市），于1130年夏渡过长江，但表明金已无法征服南宋。女真贵族改变大举南侵的战略自此始。
1130年至1165年为第二时期。女真贵族采取以战迫和，巩固已取得的利益；南宋统治者则妥协退让，苟且偷安。金兵撤回江北后，一些女真贵族认识到，“怀柔之道有所未尽”，时女真兵内又出现厌战情绪，经过一番策划，金太宗一面调宗弼等到兵力不足的陕西战场，一面立宋原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将山东、河南、陕西地归其管辖，利用他作为对付南宋的藩篱。随之，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益尖锐。1135年太宗死，熙宗即位，金国主战的宗翰死，倡议以“废齐归地”与宋的主和派挞懒掌握了兵权。在宰相宗磐亦同意议和的情况下，熙宗同意“以河南、陕西地与宋”的要求，条件是，宋对金称臣，岁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39年和议成。太傅宗干、左副元帅宗粥初虽亦主和，但不同意将河南、陕西地归宋，在和议成后，为收复“河南地”奏请诛挞懒。
1139年，熙宗杀挞懒，接着“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金兵初虽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遭到宋军顽强抵抗，多次被击退，于是和议又开。1142年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按规定，金、宋东以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岁贡银绢各25万两匹。
1149年海陵王弑熙宗即位。他不满足金已得利益，又不顾及金的经济、军事力量和内部重重矛盾，欲“万里车书已（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企图要统一中国之心跃然纸上。
1161年（正隆六年）自将32总管兵凡60万人伐宋。海陵王南伐的次月，完颜雍发动政变，在辽阳即皇帝位，是为金世宗。海陵王在瓜洲被弑后，世宗面临诸如大将纥石烈志宁等一些女真贵族反对他称帝等问题，使金不能与宋继续作战，即派高忠建等使宋，主动表示“罢淮甸所侵以修好”。南宋王朝本是一个偏安政权，这时主战派想趁金内部不稳，出兵一举收复中原，但宋高宗既不重用主战派人物，也不同意北伐，为金世宗赢得了时间，可用全力整顿内部。正当契丹人起义被他镇压下去时，宋高宗让位于血气方刚、图复中原的宋孝宗，南宋主战派势力抬头。孝宗虽起用主战派，但朝中投降派势力很大；张浚发动北伐后，前线主要将领不和。致使有“符离之溃”。投降派乘机攻张浚，“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宋孝宗亦欲议和。纥石烈志宁在赴任“经略南边”时，金世宗曾面谕，“宋若归侵疆，礼如故，则罢兵”，故致书于宋。在志宁的威胁下，宋派卢仲贤往金营议和。经多次往来交涉，1165年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主要内容：恢复绍兴和议划定的疆界，改君臣相称为叔侄相称，减岁币10万。与绍兴和议相比，金作了让步，即宋不再向金称臣，岁币银绢各减5万两匹。
1165年至1214年为和平相处第三时期。后期曾有几年兵戎相见，终以宋失败告终。隆兴和议签订表明：金不仅不能灭南宋，就是保住已夺得的利益亦要付出一定代价，所以金采取保边防宋的方针；南宋的主战派也认识到，夺回中原失地不是一件易事，只能以待时机。因此，双方和平相处维持了40余年。
12世纪末，金国境内连年遭灾，北部鞑靼等部屡次扰边，致使兵连祸结，府库空匮，“群盗”蜂起，民不堪命。时南宋韩侂胄手握军政大权，谋恢复中原以图盖世功名，于1205年草率发兵北伐。金章宗璟得知宋筹划北伐，虽不同意群臣“先举”之策，但亦命仆散揆会兵于汴（今开封市）以备之。韩侂胄北伐本是“侥幸万一”，故初战屡受挫。当仆散揆兵分九道以声西击东渡淮后，宋军溃走，自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仆散揆便向宋表示“欲通和罢兵”。韩侂胄亦以师出屡败，转而“愿讲和息兵”。
1207年议和再开，金提出：改叔侄国为伯侄国，增岁市30万两匹，犒师钱300万两，还淮北南流人，以韩侂胄头赎淮南地。杨后与兄杨得山及史弥远勾结一起杀韩侂胃，答应金的条件，次年议和成。
1214年至1234年金亡为第四时期。宋先欲趁金多事之秋，后欲借蒙古兵之力以取中原；金无力抗拒蒙古军南下，企图夺取南宋地以图存，于是双方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1211年蒙古兵大举侵金，南宋见“金国有难”，先不按时给金岁币，后于1214年发兵攻金。金初取守势，后宣宗殉在术虎高琪等“侵宋以扩疆土”的鼓动下，1217年发兵渡淮伐宋。金多次发动进攻虽在东、西两面取得小胜，但终不能南下。
1219年初，宣宗欲乘胜与宋议和，遣使至淮河中流，遭宋拒绝，战事又起。金哀宗守绪即位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特别是蒙古兵南下的威胁，拟与宋休战，并“榜谕军民，更不南伐”，仍未得到宋响应。南宋既不同意议和，但亦无力灭金。在北方，蒙古贵族鉴于多次与金作战，光靠自己力量一时难以灭金，1233年初（宋绍定五年十二月）遣使至宋，“议夹攻金”，南宋朝臣除赵范外，皆同意与之联合，“可遂复仇之举”。是年十月，宋兵从蒙古兵“合围金主于蔡州”。1234年初，女真贵族建立的金王朝终在蒙、宋联军围攻下灭亡了，而甫宋苟延了40余年，后亦为蒙古所灭。
二、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文化交往
在10世纪中叶（北宋初），辽统治下的女真人已向宋多次贡“名马、貂皮”，熟女真与山东半岛的汉人更有民间往来，将马海运出卖。在金、宋对峙的100余年里，双方统治者虽断断续续有过三分之一时间的武力争夺，但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一直很频繁。主要是通过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两条渠道。
榷场贸易：榷场，为双方商人在政府严格监督下的互市场所。金宋设榷场之议，始于1123年初，阿骨打在致宋国书中首先提出，选择“稳便处所，起置榷场”，以通贸易。宋随即答书“并如来书所谕”。由于金灭辽后旋即发动征宋战争，设置之议未见实行。绍兴和议后的1142年，金同意宋在沿边设榷场，先后于寿、邓、唐、秦、颍、蔡、巩、洮、泗等州及凤翔府、胶西县等地设立榷场，宋则置榷场于盱胎军、淮西、京西、陕西等地。榷场在开设17年后，因海陵王积极准备南伐，金除留泗州一处外，余皆关闭；宋相应亦只留盱眙一处，余并罢之。战争爆发后，双方仅存的一处，亦均关闭。1164年，隆兴和议成，随之金复榷场，宋亦于次年在盱眙军、襄阳、寿春、光州等地复置。10余年后，金疑宋与西辽“交通”，对陕西沿边榷场除留一处外，余悉罢之。1205年，宋发动开禧北伐，双方榷场又多关闭。3年后和议再成，宋请如旧置榷场，金在唐、邓、寿、泗、息等州及秦、凤之地复置。此后，金、宋用兵之日多，榷场废置无常。来由榷场输出的物品，有茶、象牙、牛、犀角、丹砂、香药、生姜、陈皮、糖、干鲜果、丝织品、木棉、虔布、铜钱和米等，金向宋输出的，有北丝、北绢、北珠、貂皮、松子、蕃罗及人参、甘草、紫草和红龙等。从金、宋两王朝在榷场岁获的税收额看，榷场贸易量很大。如：金泗州场大定年间岁收入53467贯，承安元年增至107893贯；其间宋亦岁得43000贯。又如秦州西子城场，大定年间恢复时金岁获33656贯，承安元年年收入比大定时增加近4倍。
民间走私贩卖：金、宋在和平相处时虽有榷场交易互通有无，但由于时战时和，故双方对榷场贸易品凡属军用或紧缺物资，多次下令禁止，致使这些物品成为走私贩卖的主要货物；另一方面，商人为了逃避纳税获厚利，对榷场允许交易的货物亦偷运私相买卖。于是，民间的走私贩卖成了两民族人民互通有无另一主要渠道。岑家梧认为，走私贩易货物不论种类和数量，都比榷场的多得多。因为宋臣在讲两淮间私相贸易之弊时，举郑庄私渡贩运的牛，“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金方私贩出境的，主要为盐、米面、马等，宋方偷运卖出的，主要有茶、米、银、铜钱、耕牛、战马等。
金境内的女真和汉人间的经济交往，虽无上述大宗贸易，但存在频繁而广泛的交换则是事实。此外，宋每年向金纳银绢数10万两匹，双方贺正旦、生辰时的馈赠等，实际亦起了经济交流作用。
女真与汉人的文化交流，由于女真崛兴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当时汉文化已相当发达，交流主要表现为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但因金、宋对峙时期女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故女真文化也给汉人以强烈影响。女真人吸取汉文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从降金和陷金的汉族士人与官吏获得；再是向被扣留于金的宋使臣学习；三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诗文集。
金在灭辽破宋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仕辽、仕宋的官吏和士人，女真贵族对其中有用之人材，不仅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工作，用其帮助创建各种制度和建立城郭，而且还拜之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如：韩企先，燕京人，仕辽官至中书令，降金后，金太宗知其博通经史，调至京城，担任尚书右丞相，对仪礼制度“或因或革，咸取折衷”。韩昉亦为燕京人，辽末进士，归金后，不仅许多制度的创制皆出其手，而且后来即位的熙宗，亦从其获得儒学之教，“尽失女真故态”，熙宗推行汉官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张用直，为居辽临演府的汉人，“少以学行称”，陷金后，被宗干招致于家，做了海陵王亮及其兄充的老师。亮为王后，又令教其子，并说：“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求学，宜善导之。”金朝帝王及贵族如此崇尚汉文化，一般女真人在与汉人错居杂处中向汉儒学习，自不待言。
在金、宋交往中，宋遣赴金的使臣，许多均是文化造诣很高的人，金扣留他们不放归，或授之以官，或请以为师，向其学习汉文化。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有：字文虚中，蜀人，1128“年（金天会六年）使金，女真贵族颇爱其“才艺”，加之官爵，即受之。他与韩昉等人为金廷“掌词命”，又为撰金《太祖睿德神功牌》文，为熙宗批答大臣奏请，是宋使中对熙宗改革影响最大的物。张邵，乌江人，1129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又因不屈被拘囚，居会宁时，“金人多从之学”。洪皓，番易（鄱阳）人，出使金国被扣留10余年，刚直不阿，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金人“争钞诵，求锓梓”。金宰相完颜希尹爱其才，“使教其八子”。《宋人佚事汇编》中还谈及其在金期间，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在晒干的桦树皮上，教授当地的百姓子弟，被称之为“桦皮四书”。
女真贵族对取得汉图书文籍，视同珍宝，甚或过之。早在1121年阿骨打发兵攻取辽中京时，就诏谕诸将领：“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1127年初，金统帅宗翰在灭北宋还军时，将来都城中的公私图书典籍与玉帛、室玩等大索一空，载之以归。另外，南方一些士大夫赴金国时，亦皆携入不少书籍。汉籍入金后，成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又一主要途径。熙宗即位后，读《尚书》、《论语》等，夜以继日。为了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汉文化，金设立了译经所。根据金世宗旨意，译经所译出《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于1183年（大定二十三年）呈进世宗。世宗命宰臣颂行，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章宗时，学士院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诗文集26部。章宗犹不满足已得的汉籍，1194年（明昌五年）又下诏求购《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
除上述外，淮河以北金国境内广大的汉族士人在两民族文化交流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女真文化虽不及汉文化发达，但亦对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营养。如宋时一些记载女真史事的书籍：洪皓的《松漠纪闻》和《金国文具录》、张师颜的《金虏南迁录》、田玮的《北鄙须知》、字文懋昭的《大全国志》、张汇的《金虏节要》以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大金集礼》、《金国世系》、《塞北纪实》等，大多都是汉人写的，无疑参考了女真的文籍或据所见所闻所传闻写成。
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彼此相互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的生活。在经济方面，金上京地区的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绥滨县等地出土的金代铁、铜、银制车马具，明显看出深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而八里城发现的镰刀等农具，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又基本上和解放前东北农村中使用的接近。另一面，今夏令时品西瓜，洪皓在返回南宋时，将女真地区的优良种子带到了他的故乡今江西省鄱阳县，使西瓜在南方得以普遍栽种。在文化方面，汉文化对女真的影响是很深的：女真人习汉语，改汉姓，“学南人衣装”，信道教；女真文字依据“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创制；金熙宗令侍臣敬仰孔子，认为“其道可尊”，金世宗等命女真人“知仁义道德”；今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等等。女真文化对汉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南宋都城临安，早在1163年（宋隆兴元年），已“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从金境返回、“归正”至南宋的汉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及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而在金境内的原北宋都城（今开封市），女真衣冠当时更为流行，范大成的《相国寺》诗中即有“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之句。
三、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政治、经济联系
女真与党项，在辽代一为辽属部，一与辽为甥舅国，两民族居地相去万里，无直接交往。在金灭辽过程中，1122年女真兵追辽天柞帝至西夏毗连的辽西京地区，从此揭开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联系的篇章。
女真与党项族的政治联系，主要体现在两民族各建立的金与西夏两个政权的交往活动上。
1122年，天柞帝“走阴山”，西夏王李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驻天德，开始了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直接接触。两军交战后，女真兵初小受挫，后斡鲁与娄室合兵夹击，大败西夏兵于宜水。次年，西夏先发兵屯可敦馆，阻止女真兵追辽帝，后又遣使请逃亡在外的天柞帝“临其国”。女真贵族为“沮疑其救辽之心”，于是年改变方针，遣使至西夏“示以和好”，并答应“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贡”，许割地以作酬尝，西夏贵族并未立即答应，后金将宗望又写书给李乾顺说：“果欲附我，当如前谕”，并威胁说：“若犹疑贰，恐有后悔。”在辽灭亡已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西夏才向金太宗进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金许诺将辽属下塞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泺以西地割给之。辽灭后，李乾顺依金的诺言，于1126年进军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又攻占北宋震威城。不久，金趁西夏争夺宋西线之地，一面发兵南下攻北宋，一面遣将率数万骑以出猎为名，“逼逐夏人”，夺取天德、云内等州之地。次年，北宋亡，南宋继立，女真贵族为联夏制宋，消除西夏贵族的怨愤，将原属北宋陕西的“北鄙”地，以黄河为界割予西夏，以抵偿其失去的天德、云内等州地。自此以后，金与西夏的和平友好交往日益频繁，每逢正旦及金帝生辰等节，西夏均遣使赴金庆贺，金亦常在夏主生辰等节派使臣往祝。金、夏使聘往来凡321次，其中和平时期的交往占311次之多。在和平相处的80余年中，虽有过一些小的磨擦，终因双方均需要联合以制南宋，未酿成大的冲突，特别是女真贵族为了利用西夏牵制南宋，金应夏人之请，在西北地区从1137—1146年先后将乐州、廓州、西安州和德威城、定边军等沿边地割赐与西夏。然而，金对西夏采取的较宽容政策，并未换得夏人以事辽之诚事金。12世纪末，当金王朝北部连年受到蒙古诸部侵扰，宋又趁机北伐时，党项贵族也乘金国之危，于1210年（金大安二年）发兵攻金霞州，夺取金的属地。此后，两国虽有使臣往来，但和平相处的局面已遭破坏。
1214年（宋嘉定七年）西夏左枢密使派二僧与宋边将联络，“欲与共图金人”。此举虽未成功，但自是金与西夏连岁“交兵”，“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1220年（金兴定四年），金边臣曾与西夏议和，西夏见蒙古兵已深入中原，仍继续攻金。后来，党项贵族怕受到金与蒙古的夹击，才干1224年（金正大元年）遣使至金“修好”，次年和议成。西夏虽争得了改君臣相称为兄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但国力已耗尽，不出两年，为蒙古所灭。金也只苟延了7年，为蒙、宋联军所亡。
女真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主要是榷场交易。女真人曾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与北羊城之间设榷场，“以易北方牧畜”。此地离党项人分布区不远，当时无疑已有党项人来此与女真人贸易。西夏臣属金国后，因初为争夺天德、云内等州地，金、夏关系一度紧张，故直至1141年（金皇统元年），西夏向金提出置榷场的要求，金才开设专与西夏贸易的榷场。金先后设立的榷场有：兰州、保安、绥德、环州（以上均在今陕西、甘肃两省境内）、东胜等处。从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起，金出于边防考虑和阻止丝帛流入夏境，先后罢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在西夏要求下，绥德场关闭几年后复开，保安、兰州二场亦于1197年（金承安二年）又复置。从金、宋交战时期双方均关闭榷场看，金对西夏开设的榷场，无疑在金、夏交战后亦多罢之。榷场的设置与复开，均为西夏提出要求，因西夏为金所隔，无法与南宋互通有无，短缺物资主要靠从女真人控制的中原地区取得。而女真贵族所以常常满足西夏的要求，也是想通过榷场贸易获得军事需要的西夏马匹。但是，金的这一愿望常不能如愿以偿，所换得的尽是珠、玉之类，而西夏倒能获得其所需的丝帛。因此，金世宗对宰臣说，西夏是“以无用易我有用”。金、夏榷场贸易，对丰富党项人的生活，促进西夏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更大些。
此外，女真人与党项人的经济联系还有以下三条渠道：一，沿边居民私自越境的相互交易；二，金、夏使臣往来的馈赠与贡物；三，西夏赴金使臣按例在金可贸易3天。
四、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和与蒙古人的关系
女真贵族在反辽初期，为了瓦解契丹人，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统治者，阿骨打于1116年（金收国二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族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这种较宽容的政策，大体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谋叛时为止。此后，特别到1161年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视和压迫日趋加剧，以至后来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有金一代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掠夺。辽朝契丹人已有不少从事农业生产，但畜牧业仍是其传统生产。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为了军事需要，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从金天德年间设置的五群牧所名称“皆仍辽旧”看，金官置牧场的牧户大多应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又“立蕃息衰耗之刑赏”，时遣使往彼阅实牧畜数，缺失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或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尽。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等之机，“辄率敛部内”，进行勒索。至于被骗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沦为奴隶的，则无偿地为女真奴隶主从事农业等劳动；就是屯田军户，也要交纳赋税，可见，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一种掠夺榨取政策。
第二，繁重的兵役。“隆兴和议”前，金屡发兵南下伐宋，不仅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要为女真贵族去当兵，就是，一般契丹部民的丁壮，亦常被征调出征。例如海陵王南伐，遣使至各路征兵，凡年20以上、50以下者，“不限丁而尽役之”，丁多而有老者户求留一子照顾亦不可得。时西北路的契丹人提出，其地“接近邻国”，世代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受害，求“使者入朝言之”。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女真贵族的拒绝。繁重的兵役，逼得契丹人无路可走，终于引发了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的大起义。
第三，残酷的镇压。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反抗民族和阶级压迫的起义，不是改弦更张缓和矛盾，采取的或捕杀之，或调集大军围剿，进行镇压。如1132年（金天会十年）耶律余睹约云中、河东、河北、燕京等地契丹人反金活动败露后，金统治者不仅捕杀了为首者及其家属和“余党”，而且元帅府还下令上述诸路，“尽杀契丹”，持续月余方止。又如为抵制海陵王南伐强征丁壮，1161年（金正隆六年）“契丹诸部反”，海陵王即调兵遣将奔赴各地，施行“匹夫匹妇不留”，“无少长尽洗之”的大屠杀政策，使不少无辜的契丹人均遭杀害。海陵王在出征前又大开杀戒祭行，其中被杀的有亡辽耶律氏和宋赵氏子男130余人。此后金历朝君主，每遇有契丹人的反金起义，亦均奉行调兵征讨的政策。
第四，分散迁徒，强制同化。还在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实行较宽容政策时，即已对契丹人不信任，以分散迁徙的办法来防止其谋变。前述诏告下属让契丹人“从宜居处”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归附后，一直将余睹的家属“监护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终不给。对跟随余睹来附的部民，亦“恐在边生变”，下诏将其徒之“内地”。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东）居住。到金世宗时，强迫迁徙则是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将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他曾诏告宰臣，分散迁徙契丹人是“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讨司，将未参与窝斡叛乱的契丹人，徙于乌古里石垒部地（今绰尔河及雅鲁河流域）。
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种种民族压迫，虽为巩固金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暂时成效，但大多数契丹人日增仇恨之心。自撒八、窝斡等领导的起义被金世宗镇压下去后，契丹人仍不断掀起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直至金亡。其中著名的起义有：章宗承安年间陁锁等领导的特满群牧起义，卫绍王崇庆元年耶律留哥发动的辽东契丹人大起义，大起义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
女真与蒙古诸部，在辽朝同为契丹属部。金灭辽后，蒙古诸部转附女真。强悍的蒙古人在辽朝（时称阻卜、萌古等）叛服不常，故金在灭辽过程中，常借兵于彼。但辽亡后，女真贵族不仅不兑现“元约”，反在1135年（金天会十三年）冬，乘其不意发兵攻之，由是失蒙古诸部臣附之心，兵端屡起。1139年冬，金万户胡沙虎（呼沙呼）又北攻蒙古部，结果在粮尽而返时被蒙古人大败之。此后，金困于“蒙兀之扰”，又鉴于都元帅宗弼曾亲率8万“神臂弓手”，亦不能征服蒙古的现实，遂于1146年主动派肖保寿奴前往蒙古议和。次年和议成。金割西平河北27团塞给蒙古，并岁遗牛羊米豆，册蒙古酋长为蒙古国王。金世守即位后，为遏止蒙古诸部：一面在泰州、临潢接境处设边堡70，屯驻重兵，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另一面遣使招谕蒙古（阻），终使两民族和好相处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世宗又仿辽朝制度授爵号于蒙古诸部，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均曾受过金封的官爵。蒙古诸部也循例岁向金贡献（斡勒忠奉命使边受贡，“归致马四千余匹”），金朝重行，“答赐”。从金章宗“仍命诸路并北阻以六年夏会兵临潢”，塔塔部背金铁木真出兵助金征讨看，一些蒙古部落至章宗时与金的关系还相当密切。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附金被编为金的边防军，《金史·兵志》所列西北、西南十乣军中，有萌骨乣。
但是，女真和蒙古诸部贵族毕竟是一群剥削者，他们常为掠夺财物和个人的喜好而不借大动干戈。金章宗即位后，广吉刺部“屡胁诸部入塞”抢夺财物，合底忻、山只昆二部“连岁扰边”。为此，金章宗于1195年（金明昌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率师征讨，继以右丞相完颜襄代之，连续出兵北伐。女真贵族施行的屠杀政策，使蒙古诸部与金的矛盾日益尖锐。前述助金之铁木真因宗亲咸补海罕被女真贵族所杀，“欲复仇”。
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称成吉思汗（皇帝）后，即谋伐金，只因对金的底细还不很清楚，才未敢轻举。两年后，金章宗死，卫绍王立，成吉思汗认为他乃庸懦之辈，不值得向他称臣纳贡，遂与金断绝往来。
1211年，他便自将大军南下伐金。此后金终于1234年为蒙古所灭。
第四，女真与蒙古的关系还有经济交往一面。金初，女真贵族为解决代宋战马之需，在西北路招讨司境内置榷场，收购蒙古马匹。此前，宋在河东、陕西地区行用铁钱，金占领这一地区后废行，而蒙古诸部在契丹统治时期，因契丹严禁铁出境，铁兵器甚少，箭镞多以骨为之。云中榷场的开设，使河东、陕西地区的铁钱尽流入蒙古，他们用之作兵器，战斗力益强，终成金之掘墓人。
第五节金朝的灭亡与女真人的变迁
一、女真贵族的腐败与各族人民的反金斗争
金亡情形有似辽朝，辽为属部女真族所灭，金则为蒙古所亡。似为外因，实是内因所致。女真贵族的腐败反映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女真贵族问鼎中原后，金熙宗时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已趋激烈，海陵王弑熙宗登位后，杀重臣和宗室子孙150余人，形成第一个高峰。由于当时金正处于上升时期，终未引起金政权的崩溃。世宗为政，以仁易暴，与民休息，金获中兴。章宗继位，臻于鼎盛，但在宠妃李师儿、宰相胥持国及其朋党的推波助澜下，为争权又开杀戒：世宗二子永蹈、永中被杀，一批文臣武将多受牵连被诛，或“坐除名”。章宗死后，卫绍王不满李师儿干政，赐其自尽，同时将其党羽铲除。但昏庸的卫绍王又不听大臣劝阻，委军权于在章宗时已“贪愎不法”的纥石烈执中。执中获权后，即与朋党阴谋作乱，在蒙古军逼近中都时专务驰猎受责后，便与完颜丑奴等矫诏发动政变，迎立珣（宣宗），遣宦者杀卫绍王，又有一批朝臣遭杀戮。宣宗即位，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等官爵。时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蒙古兵屡战不利，怕执中以军法诛已，遂率军入中都，围执中宅，杀之。宣宗无奈，不仅赦其罪，还授以左副元帅。高琪为相后，结党营私，与高汝砺相唱和，附己者用之，不附己斥之，并置之死地而后快。后宣宗虽将其诛戮，也认识到“坏天下者，高琪、彖多也”，但他已无法改变权臣的专横局面，对镇守一方的武将拥兵自重，随便诋毁宰执，戏弄朝臣，击杀无辜，听之任之。1233年（金天兴二年）初，在蒙古、宋联合攻金的形势下，又发生留守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等之乱；同时蒲察官奴又发动政变，囚哀宗守绪，杀朝臣尚书左丞李蹊以下300余人，军将、禁卫、民众3000人。后崔立等虽为李琦、李伯渊所杀，官奴及其党羽亦伏诛，但大金在互相残杀中，至此元气已丧尽。
第二，吏治乱章，弊端百出。金世宗以后，由于升平日久，入仕途径增多，吏治之弊逐渐严重。金章宗虽作过整顿，但收效甚微，末年因“泰和用兵，郡县多故”，吏治更趋腐败。宣宗南渡后，吏治更乱。首先官吏与日俱增。
1193年（金明昌四年）在仕官员11499人，1201年（金泰和元年）增至37000余员，5年后的泰和七年达47000多人，“三倍世宗之时”。章宗以后，金廷多故，统治区域逐渐缩小，官吏总数已无从查考，但从1214年（金贞祐二年）宣宗“诏许诸人纳粟买官”，1232年（金天兴元年）哀宗下诏“卖官，及许买进士第”看，金末官多的情况更趋严重。其次，新增官员，非贤能之材，政事所需。章宗朝太府监孙复言，泰和元年的37000多在仕官员中，以“门荫补叙”者居三分之二。这样入仕的官员，大多当然不可能为朝廷和百姓办事，他们对公事“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职官多以吉善求名，计得自安”。更有甚者，“贪黩相尚”，利用职权“贪暴不法”。再者，最高统治者亦不尽心政务。如史称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宣宗，南迁后要工部为其特制鞠杖，在开封购白牯（白公牛）取皮治杖，时术虎筠寿为器物局直长，知后将家中所有鞠杖以进，并谏：“中都食尽，远弃庙社，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毬鞠细物动摇民间，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对此忠良之言，宣宗听之不悦，“掷仗笼中”，次日出筠寿为桥西提控。官吏和君主的弄权不法，加深了衰落中女真贵族与各族人民的矛盾。
第三，不惜民力，挥霍无度。女真贵族侈靡之风在章宗时已相当严重。金末女真贵族不惜民力国财的腐败情况，此举两例：一是1228年（正大五年），为增筑归德行枢密院，仅用工，拟数百万；二是内族完颜白撒，为金末帝承麟之兄，1228年哀宗命为尚书右丞，旋又拜平章政事，在金国危亡之时，“起第于汴之西城，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奴隶月廪与列将等，犹以为未足也”。
女真贵族的腐败，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他们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和贪欲，便加紧对人民的掠夺。如刘从益在金末任叶县令时，该县户口比前减少三分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可是原定每年的7万石税赋要百姓如数缴纳。又如宣宗南迁时，河北的官吏竟对避兵乱南逃的百姓，需给钱财后，“始听民渡河”。金在后期，“括粟、阑，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予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繁重的赋敛，加上严酷的兵役、徭役，逼得百姓起而反抗，以求生存。消极的反抗是“率弃庐田，相继亡去”。更多的百姓则拿起武器，为推翻腐朽的女真贵族统治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各民族人民反对女真贵族统治的起义，自金主宰中原后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止过。前期对女真贵族统治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前述撒八、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大起义；后期声势空前、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是红袄军。红袄军是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等领导的多支起义军的总称。它以山东青、潍、莱三州为中心，活动地区除山东外，还包括河北省中、西部及河南、江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坚持斗争长达50余年（约从1205—1262年）。由于红袄军起义发生在北有蒙古军相继南下，西有西夏屡与金交兵，南有南宋与金的兵端再起，故红袄军波澜壮阔的反金武装斗争，极大地削弱了金抵抗蒙古入犯的力量，加速了金王朝的灭亡。此外，在宣宗南迁时有乣军之变，在山西有西京军民变，在陕西有木波“犯洮州”，在南阳有布陈谋反，在东北有1212年（崇庆元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和1215年（贞祐三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叛金自立。起义和反金活动，严重地打击了女真贵族的统治，使蒙古军能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其中，耶律留哥反金后，数月间众至10余万，“营帐百里，威震辽东”。次年，留哥称王，建立大辽国，改元元统。后留哥逃附蒙古，起义军群众于1216年推耶厮不为帝，改元天威。不久，留哥引蒙古兵进入东北地区，于1219年“定之”。蒲鲜万奴本为金辽东宣抚使，1215年奉命领兵40余万镇压留哥起义军，败回东京（今辽阳市）后，于是年叛金自立，建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附近路、州民及猛安谋克人，皆附之。次年，降于蒙古。后虽叛蒙古自立，改称东夏国，但因力薄势孤，元太宗窝阔台于1233年发兵攻之，万奴被擒，东夏亡。东夏辖地东滨日本海，西至今张广才岭，北抵东北流松花江，南约达今朝鲜咸镜南道。
二、金朝灭亡后的女真人
威震遐迩的女真人，金亡后可谓销声匿迹，大非昔比，此就其去向，作些交代。
金代女真总人数，只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公布过一次，其时猛安谋克及都宗室将军司，凡615794户，4813651口。按猛安谋克分布情况推算，迁居中原地区的大约200万人，徙住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40余万人，留居东北地区的约有200多万人。从1183年到1234年金亡，历50年，自然繁殖似大于上述所举。但金自泰和年间（1201—1208）以后，用兵日多，如果扣除自然死亡和战争中的伤亡，金亡时的女真人数与大定年间的统计数，相差当不会大大。
居住中原地区的200万女真人，遍布北方各省，但主要分布在中都（今北京市）、河北、山东、河南各省。宣宗从中都南迁时，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故金末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是女真人最集中的聚居区，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去向有二：其一，不少死于战乱。除了金末与蒙古、西夏、南宋交战中死亡的外，为起义军杀死的也不少。活动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数十万红袄军，“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其二，极大多数与汉族融合。分三种情况：一是大多数女真人迁居中原后，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语，穿汉服，改汉姓，着籍汉地，金亡后成了汉族的成员。《元史》列传中写明为女真人的11位，像高闹儿、赵良弼、李庭、刘国杰，仅从姓名上已无法分辨他们不是汉人。其中的李庭，本姓蒲察氏，金末迁中原，改姓李氏，“家于济阴，后徒寿光”。金末迁居中原者尚且如此，在金世宗以前大批徙居中原的女真人，世代繁衍，在元朝明确规定“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的政策下，他们在元代大多成了汉人，应是历史事实。女真人改用汉姓：完颜曰王、曰陈，乌古论曰商，纥石烈曰高、曰卢，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斡勒曰石，纳刺曰康，夹谷曰同，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淮曰赵，阿曲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赤盏曰张等等。二是在相互通婚中加入了汉族共同体。1191年（金明昌二年）金尚书省提出，“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章宗“从之”。1206年（泰和六年），章宗又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在这一政策下，汉族妇女嫁女真人的有之，女真妇女嫁汉人的亦有之。前者的例子当时人说，不少生于中原的女真人，“父虽虏种（女真人），母实华人（汉人）……非复昔日女真”。后者的例子有，今北京市通县发现的一座金墓，墓主叫石宗壁，生于辽天庆四年，死于金大定十五年，明显是汉人；其妻为克石烈氏，克石烈当为女真纥石烈之异写，为女真人。这些通婚户的后裔，在金亡后成了汉族成员是毫无疑义的。三是金元鼎革之际，一些居住汉地的女真人，为避兵乱，或隐姓埋名，或弃官潜居，其后裔成了汉人。《嘉靖耀州志》中载，乌古论速可，本为耀州司侯，避元兵弃官，隐居今陕西省富平县北山谷中，子孙遂长居于此，易姓李氏，即是明证。
原居今内蒙古自治区一带的约40万女真人，与蒙古诸部接触较早，交往频繁，深受蒙古人的影响。特别是成吉思汗发兵攻金后，他们较早归附或在蒙古的统治下，在元朝“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的政策下，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另一些从军的女真人，降附蒙古后，跟随蒙古大军西征南下，攻城掠地，分散到南方各省。如元龙虎卫上将军贾塔刺浑所部军中，就有不少女真兵，随其西征后又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攻克徐、邳等地。又如谒只里，父辈归元太宗，本人在攻克江南各州后，因功拜浙东宣慰使，镇守绍兴。卒于任，子亦老温累迁为江东廉访使，子脱脱，为淮东宣慰使。再如完颜石柱，父拿住归元太祖，因功累迁总管八都军。袭父职后，屡建战功，升任四川西道宣慰使、总管随路八都万户、四川行省参加政事。
1283年卒后，其弟真童袭为随路八都万户。以上例子虽为元初的情况，但跟随蒙古军到南方各省的女真上层人物及其部属，其中有不少人留住下来，后来成了汉人。
留住东北地区的约200万女真人，据1193年（金明昌四年）统计，居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的猛安谋克民户，计176000余户，每户按5口计算，近100万人；其余100万人，分布在辽河、鸭绿江流域。他们的去向，居上京等地的近100余万人，除在蒙古兵征讨东夏国时，有小部分死于战乱外，余皆成了元开元路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居住辽河、鸭绿江流域的100余万女真人，1216年蒲鲜万奴叛蒙古东迁女真故地时，带去数十万人，除战乱中少数死亡外，后也大多成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下的女真人。辽河一带剩下的数十万女真人，在元代还以女真名称活动，其中有少数被迁移到江苏扬州、淮南芍陂屯田，到了明朝中叶，大多对汉文化已“煦濡浃深，礼乐文物彬彬然矣”，即逐渐与汉人一致，成了汉人的一部分。
总之，金亡后的女真人，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部分加入了蒙古族，有100万左右在元代仍保持女真旧俗，到了明代，被中原人分别称之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三、女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均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同时在与它民族交往中又相互影响，女真文化无例外地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若作大体划分，金建国前文化简朴，是其所固有的；灭辽亡宋后，落后的被淘汰了，保留下的溶进了兄弟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空前繁荣。
（一）语言和文字
女真人原只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金史》中保留部分语汇。在无文字前，女真人记事、部落内传令，“刻木为契”，事急者三刻之；与邻族交往，用契丹字。建国后，阿骨打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汉文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族语制女真字，1119年（金天辅三年）字成颁行。以后熙宗又采用汉字和契丹字偏旁制女真字，于1138年（金天眷元年）颁行，1145年（金皇统五年）与希尹所制字并行。前者称大字，后者称小字。小字通行较广。女真字颁行后，汉字、契丹字仍同时使用。
1192年（金明昌二年十二月）章宗诏罢行契丹字。金廷为推行女真字，初在京师设有专人传授的学校，生员由各路选送。世宗时，又以女真字译“经书”，选诸路贵族子弟习之。
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为金王朝培养有用人才。金亡后，女真字沿用到明代。
（二）居室与饮食
早期的居室，是地穴或半地穴式的；至献祖绥可时，“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但直到金建国时，屋高一般只数尺，顶覆以木板或榨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也以木为之，门皆东向。室内环屋作土床（坑），下可烧火取暖，寝、食皆在其上。世祖劾里钵时已出现酒楼，但从阿骨打称帝初还居“冬暖夏凉”的屋子看，当时阁楼建筑尚极简陋。迁居辽东和中原地区后的女真人居室，与北方汉人的相近。女真人早期的饮食，在绥可以前，主要以飞禽走兽为食物之源。农业虽早已出现，但直至金初马扩所见，其地不种谷麦，只种稗子。一般平民的饭菜，“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阿骨打等贵族所食，亦只是稗子饭，“列以蛮韭、野蒜、长瓜”，只是多一些猪、羊、鸡、鹿、兔等肉类。食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各取佩刀脔切荐饭”。还有一种独特的肉菜糜粥，作法是，“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女真人皆喜饮酒，以醉为快；然醉则必缚之俟其醒，否则乱杀人。酒以糜酿之。饮食用具皆以木为之，有盆、碗、构等。饮酒用一木构“自上而下，循环酌之”。从1125年许亢宗在咸州已见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在会宁参加御宴，金主座前，“施朱漆、银装、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看，建国后女真的饮食逐渐与汉人接近。
（三）服装与发式
女真人的服装，原秋冬皆以皮作衣裤，春夏以麻布为之。衣尚白，左衽。富人春夏以红丝绵紬为衫裳（间亦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贫人春夏以麻布作衣裤，秋冬以牛、马、猪、羊、猫、犬等皮为衫，裤、袜亦皆以皮为之。妇女穿“大袄子”的无领上衣，状如中原男子道服；下衣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锈帛，以单裙笼之。入居中原后，猛安谋克户渐穿汉服，女真贵族也学着汉族统治者衣以颜色分等级，有朝服、常服之分，所异的只是左衽。发式，男子剃去头顶前发，留颅后发，编辫垂肩，系以色丝；妇女则辫发盘髻，灭辽克宋后裹逍遥巾，或裹头巾，各随所好。
（四）婚姻与丧葬
女真人早已进入一夫一妻制阶段，但还存在一夫多妻、“同姓不婚”的氏族外婚制，是其婚制的原则。缔结婚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父母包办的指定婚和指腹婚，指腹婚一经缔结，“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改变。二是一般平民流行女子到了结婚年龄到路上唱歌自择丈夫，歌词内容包括介绍“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未婚欲娶者听后即向她求婚，得到同意后即携之而归，然后备礼物带着女子同到女家告其父母。此外，还有抢劫婚和买卖婚，买卖婚男方多为富人，“以牛马为币”。亦存在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的“妻母报嫂”收继婚。金建国后，婚俗变化较大，主要为：与渤海、契丹、汉人通婚，并为金王朝倡行：“妻母报嫂”收继婚到金世宗时已不严格实行；抢婚已演变为只在一年一次的“纵偷”日中有反映。女真人早期的丧葬，是无棺椁的土葬，但已出现富人死后“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的殉葬。流行亲友奔丧以刃剺额血泪交下的“送血泪”和将祭祀之物尽焚之的“烧饭”风俗。从考古发现看，死者皆有棺，或有棺有椁，贵族有石室墓，墓前有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火葬已不限于殉葬的奴婢和马，贵族死后也实行火葬；送血泪的习俗已停止。
（五）节庆与拜礼
女真人原不知纪年，计岁数以“草一青为一岁”，人皆不知生辰，连粘罕（宗翰）、悟室等人直到建国后，才自择戾辰，以正旦或元夕、上已等节日为其生日。后“渐染华风”，遂有了正旦、上元、上巳、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等节日。元旦、上元、端午、重阳为其所重，尤重端午。元旦行拜日礼，后三个节日行拜天礼，端午拜天后还举行射柳、击毯之戏。女真人见长者及君主有其独特的拜礼：先袖手微俯身，稍退身，跪左膝，蹲右膝，左右摇肘，摇袖下拂膝，上至肩，如是者四跪，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拜礼。直到金后期还规定，女真官员除穿公服者行汉拜礼外，穿便服者仍行此礼。
（六）信仰与宗教
女真人崇信天地万物有灵，相信它们能给人以祸福，亦能知人祸福。又与东北其它古代民族一样，最崇敬天，认为天神主宰一切，战争胜负，各种自然征兆均是天意。故出征和元旦等主要节日，均祭天或拜日。拜天仪为：“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金主则在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女真人的多神崇拜，导致了沟通人与神鬼之间使者萨满（亦作珊蛮，即巫者）的出现。早在昭祖石鲁时，因久无子，往“能道神语”的萨满处祈祷。萨满为人治病，为人复仇。在渤海、契丹和汉人的影响下，佛教、道教相继传入。金初已“奉佛尤谨”，道教约在女真入主中原前后始有之。但至金末仍信仰萨满教，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女真人。
（七）艺术与体育
女真人好歌善舞，择偶、宴饮，且歌且舞。歌舞古朴粗犷。早期乐器只有鼓、笛，歌只有“鹧鸪之曲”。金初中原人所见女真舞蹈，舞者有十六七人，穿着“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随着金据有辽、宋之地，乐器增多，舞蹈种类日繁，并有文舞、武舞之分。金熙宗加尊号已采用宋乐，宫廷有雅乐、渤海乐、“本国旧音”等。到金世宗时，“宴饮音乐，皆习汉风”。世宗曾力图恢复女真歌舞旧俗。经过“日修月茸”，至金章宗时金石之乐已“粲然大备”。女真人的体育均与习武有关，因为他本是一个狩猎民族，又以骑射得天下。项目主要有角力（角抵）、击球（击鞠）、射柳。角力（类似今日摔跤），阿骨打时屡行此戏，1193年（金明昌四年）禁民间行之。击球、射柳本为辽俗，但女真人“尚之”，尤以击球，上自君主、军将，下至民间，皆喜好之，至金末仍盛行不衰。击球众分两队，皆乘马，手持数尺长的鞠杖，共击一状如拳的毬，以击入板门孔囊中者为胜（或说只一板门，或说两端各立一个）。射柳则为：在毯场插柳两行，参射者以尊卑为序，各以帕系一柳枝上，于离地数寸处削去青皮为的；每射，擂鼓助兴，以一骑为前导，射者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断去青皮处并以手拾之而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拾之者次之，断未去皮处或中而不断与不能中青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