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可分为下列4个时期：
郡县制的萌芽和确立为春秋中期至秦汉时期。中国商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即采取“封建邦国”的办法进行统治。商王及周天子除王畿附近的土地由自己直接统治外，其他土地和人民都分封给大小各级领主，作为他们的采邑。各领主在自己封地内独自为政，在整个王朝疆域内无所谓地方行政区划。春秋中叶后，有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就将新开拓的疆土，或从私家剥夺来的土地，不再进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统治，于是开始出现了地方行政区划。
最早的地方行政区划是县。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最早设县的是楚国和秦国。例如楚文王时（公元前689～前677）灭申（今河南南阳）、息（今息县西南）2国为县。秦武公时（公元前697～前678）灭邦戎、冀戎地置邽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谷县东）。以后晋、齐、吴等国都有设置。不过那时的县已不仅设在边区，还有设在经济发达、交通冲要的地方。如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在汾水流域一次就置了10个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其中平阳和杨在战国时为重要商业都会。吴国在今江苏镇江市置朱方县，也是地处交通冲要。春秋后期各国县数骤增，到战国时成为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过早期的县和战国以后的县有所不同：一是保留着分封制的残余，如可以分赐给臣子，县尹可以世袭，食县邑可以互换等；二是县的大小差别很大，大至如楚灭陈、蔡那样中等国家后以一国为一县，小至齐国的县约等于一乡，而以相当于一邑之地为最多。
郡的出现也在春秋而较晚于县。初期皆设于边远荒僻之处，经济开发程度低于县。故春秋末赵简子誓师，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说法。战国时各国所置郡亦多在边区。一郡之长称守，由将军充任，可征发一郡兵力，进行征伐。一县之长称尹、公、大夫，后又称令。以后边郡地大，遂分置数县；内地事多，数县上置郡以统之。以郡统县的制度才逐渐确立，郡县大小也渐趋一致。这种制度可能始于三晋。如魏上郡领15县，赵上党郡领24县、韩上党郡领17县。以后秦、楚、燕皆相继效法，不过整个战国时代郡县制和采邑制始终同时存在。至秦统一六国后，郡县制才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地方行政区划。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初并天下时为36郡，以后在南北新开拓的疆土上增置和原有郡的分置，至秦末约有近50郡。楚汉之际又有分析，至汉初约有60郡，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异姓七国”。汉高祖在消灭异姓七国过程中，又建立了“同姓九国”。至末年同姓九国和异姓中剩下的长沙国共占有40余郡，汉天子所自领者仅15郡。以后经文帝、景帝、武帝时多次中央镇压诸侯叛乱的战争，并推行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国封土和特权的政策，至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汉尽收诸侯支郡；一国便只领一郡，王国与郡自此在行政区划上处于同一级别。武帝以后，由于推行“王子封侯别属郡”的政策，王国封域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至西汉末年大郡领县至三、五十，大国最多领十余县，小国仅三、四县，级别虽同，实际上则郡大国小。
武帝时一方面开疆拓土增置了许多郡，一方面将内地的郡分小。至公元前108年时达110郡（国），以后逐步省并，至公元前46年弃海南岛上的珠崖郡后为103郡，一直维持到公元2年不变，即《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103郡国制度。王莽时又增至125郡。东汉初大施省并，公元140年时为105郡（国），成为东汉一代较稳定的制度。40余年后至灵帝中平后及献帝时代，皆有所增析。西汉时还曾在西域地区设置军政合一的西域都护府进行统治，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东汉也曾两度复置西域都护。
秦代一郡置守（主民政）、尉（主军事）、监（主监察）三员。西汉省监，监察事务由中央派员直接主持，每郡仅守（后称太守）、尉（后称都尉）二员。边郡因军事需要一郡有二个以上都尉，管理少数民族的又称属国都尉。东汉内地郡省都尉，军事由太守兼管。边区仍保留都尉，并将属国都尉权力扩大，分辖一部分县，“冶民比郡”。故东汉时郡一级政区有郡、王国、属国都尉三类。
秦县约近千个。《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公元2年制度有县1587个，东汉初省并400余，至《后汉书·郡国志》所载140年时制度为1180县。西汉时县级区分4类：县、侯国、邑、道。列侯所封食邑为侯国、皇太后公主所封食邑称邑，境内有少数民族的称道。侯国的长官称相，县、邑、道均称令（万户以上）、长（万户以下）。东汉时县一级的还有公国，其余同西汉。
州郡时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战国时代人们把所知的地域范围划分为9个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大禹九州。九州的名称，说法不一（见表）。汉后经学家认为《禹贡》九州是夏制，《周礼》是周制，《尔雅》是殷制。《吕氏春秋》是杂家就不加理会，其实夏商周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制度。
汉初中央直辖仅15郡，故省去秦制郡监，吏治由中央直接派丞相视察。武帝时增至110郡，于是在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将京畿附近7郡以外全国的郡国分成13个区域。这个区域称部，每部派一刺史（刺即监察之意），巡视吏治，故称刺史部。为了给每个刺史部取个名称，即借用了《禹贡》九州加上《职方》的2个州名，共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幽、并11州，不过将雍州改称凉州，梁州改称益州。另有2个不在《禹贡》范围内的刺史部，即最北的朔方（河套）和最南的交趾（岭南），共为13个刺史部，俗称十三州。其后又将京畿附近7郡置司隶校尉监察，称司隶校尉部。故西汉有14个监察区。东汉初年，匈奴南侵，省朔方入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加上司隶校尉部，共13个监察区，俗称十三州。同时加重刺史的职权，不限于监察，并有黜陟之权，然仍未干预地方行政。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了加强地方权力，以便镇压起义军，于公元188年（灵帝中平五年）以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掌一州军民，不仅有省察、举劾、黜陟权，同时还有兵权和治民之权。于是州逐渐形成为郡县以上一级行政区划，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
三国魏据黄河流域有司、豫、冀、兖、徐、青、雍、凉、并、幽、荆（西汉荆州北部）、扬（西汉扬州北部）12州。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有荆、扬、交3州。蜀汉占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置益州1州。故三国共有16州。孙吴末年分交州为广州（今广东、广西），曹魏灭蜀，分益州为梁州（今四川东部）。西晋初年分雍州为秦州，分益州为宁州，分幽州为平州。至280年平吴统一，将南北荆、扬合一，全国共为19州。以后又从荆、扬2州分出今闽、赣地置江州，分荆、广2州今湘东和粤东北置湘州，至西晋末年共21州。
西晋末永嘉之乱后，北方在十六国统治之下，往往在各自统治所及的较小区域分设许多州，于是州的设置开始发生混乱。东晋时有十几个州，南朝宋、齐有20余州，到梁朝后期竟增至107州。陈朝疆土狭小，仅长江中下游南岸和珠江流域，却有42州（一说64州）。北魏统一北方后，初年有一二十州，至孝文帝太和中有38州，太和后增置益滥，末年竟达80余州，东西魏时乃至有110余州。所谓“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至580年（北周大象二年）有州211个。南北朝前期共有州五六十，末年竟达300余。州制之滥，至此已极。州既如此，郡亦相同。郡置之滥，北朝胜于南朝。南朝前期约有郡270余，后期增至350余郡。北朝前期有郡500左右，至后期约有六七百郡。
东汉末年初行州郡县三级制时，一州往往辖有十来个或七八个郡，每郡领十几个县不等。可是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二三个或一二个县。有的州竟无县可领，有的仅存名目。南朝齐在汉中地区有45个郡，“荒或无民户”。有的两个州、郡合治一地，称“双头州郡”，故实际上州直辖县，郡同虚设。实行了400多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已完全丧失了原意。
东晋南朝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即侨州郡县。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也有一小部分迁往辽东和河西地区。当地政府为了招抚流民，安置世家大族，即就地按原来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称为侨州郡县。因为南徙至长江流域的人口最多，故侨州郡县多集中在中游的政治中心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和下游的政治中心扬州（今南京市）附近，其次是3条南北交通线上，长江上游的汉中至成都，中游的襄阳至江陵，下游沿岸的今当涂、扬州至常州一带。
道路时代为隋唐五代两宋时期。上文提到州郡县三级制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混乱到了极点，郡一级形同虚设，地方行政制度已至非改不可的地步。隋朝建立后，于583年（开皇三年）罢天下郡，以州领县。589年平陈，统一南北，将州县两级制推行至全境。607年（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从此州即是郡，郡即是州。《隋书·地理志》称是大业五年的制度，故以郡领县。共有郡190，县1255。县的基本数字无大变化，而县级以上机构却大大精简。隋朝实行州县制共24年（583～607），而实行郡县制共11年（607～618）。然而大家都以为隋朝推行郡县制，这是受了《隋志》的影响。唐初又改郡为州，恢复了州县制。以后在742～758年（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间又曾一度改州为郡。唐一代近300年中实行郡县制仅16年，基本上是州县制。唐代州一级行政区划中还有府。先是713年（开元元年）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又陆续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过的州为府。如升并州为太原府，升岐州为凤翔府，升益州为成都府，升蒲州为河中府，升荆州为江陵府，升梁州为兴元府，升华州为兴德府，升陕州为兴唐府等。五代十国时期各国首都和陪都均升为府。
宋代升州为府的情况更多了，除了首都、陪都外，凡是皇帝诞生、居住、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升为府。北宋宣和末全境有38府，南宋境内有20余府。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略高于州。当时黄河、长江流域一些重要城市所在地几乎都置了府，到了明清时代大部分二级政区都置为府。
五代两宋时地方行政区划中还出现军和监，军在唐时是军镇，原属军事系统，只管军队，将领称使，多设在边区。五代时军事行动频繁，军不仅管兵马，也辖土地民政，宋代沿袭五代制度，演变成地方行政单位，在今山西、河北、陕西沿边多设军。小的由知县兼军使，大的则由京官带原衔知军。监是由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管理机构，对国家财政收入关系很大，地方官无法兼管，故划出一定区域由监官管辖，变成地方行政单位。军监有领县不领县两种，领县的与府州同级，不领县的与县同级。领县的军监虽与府州同级，但一般地位低于府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类。
唐代有300多个府州，1600余县。宋代疆域远较唐代为小，但府州军监总数也有300余，1200多个县级政区。面对这样庞大的府州，中央无法进行直接的统治，但又不愿在府州以上再增加一级行政机构，怕扩大了地方权与中央抗衡。于是就设计了一种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司机构，即所谓道路制度。
唐代初年根据自然山川形势将疆土分为关内（潼关以西、秦岭以北，包括河套）、河南（当时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河北（当时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河东（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陇右（陇山以西）、山南（秦岭以南、长江以北）、淮南（江淮之间地）、江南（长江以南）、岭南（五岭以南）、剑南（剑阁以南）10个区域，称为十道。神龙二年（706）开始曾设过“十道巡察使”、“十道存抚使”、“十道按察使”，皆由中央临时派遣，不常置。开元二十一年（733）分为15道，即将关内道分出首都长安附近地区为京畿道，河南道分出陪都洛阳附近地区为都畿道，又分山南为东西2道，江南为东西2道，另增设黔中道（今贵州一带），共15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专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就成了15个监察区。安史乱后，监察权为节度使所兼，独立的监察区就不存在了。
中唐以后又出现了节度使区域。唐初沿袭北朝以来的制度，在军事要地设置总管，旋改称都督，管辖几个州的军事。以后为加强防务，给边境诸州的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加其权力，称为节度使。开元时有沿边八节度使。天宝时有沿边九节度使（即范阳、平卢、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剑南、安西、北庭），一经略使（岭南）。安史乱后，内地也遍设节度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也有三、四。节度使职权也由原来只管军事，发展为总揽一区的军、政、财、监大权，位尊权重。节度使所辖地区称镇、方镇、节镇、藩镇或道，比较不重要的地区则置观察使或防御使、经略使统辖一道，从而形成了道（镇）、州（府）、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唐朝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镇，除首都京兆府和附近几个州和陪都河南府外，其余府州均属方镇。
唐代前期国势强盛，先后灭了东突厥、高昌、薛延陀、西突厥、高丽，其余边疆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为了加强这些地区的统治，唐朝政府仿效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制，采取了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的制度。羁縻府州是由唐朝政府任命当地少数族首领为都督刺史，颁发印信，可以世袭。各边地共设置了800余羁縻府州，分别由若干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统辖。开元、天宝年间有六都护府分布四边，安东都护府管辖东北地区，安北都护府管辖漠北，单于都护府管辖漠南，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区，安南都护府管辖越南北部地区及滇东南、桂西。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上述各都护府辖区也屡有变迁。
宋代初年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革除了藩镇的实权，诸州皆直属中央，节度使仅存空名而已。并将全国分成若干个称为路的区域，每路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的财赋。以后转运使职权远渐扩大，兼及“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控制了一切地方行政事务，形成了分路而治的局面。真宗时（998～1022）考虑到转运使权力太重，于是设置了提点刑狱使，总揽一路司法和监察，安抚使主持一路军事，而转运使专理一路财赋和民政。所以宋代一路有三种长官：转运使（简称漕司）、提点刑狱使（简称宪司）、安抚司（简称帅司），总称监司。
北宋分路以转运使为主，初分时极不稳定。至道三年（997）始定为15路，天禧四年（1020）又分为18路。元丰八年（1085）定为23路。这23路是京东东、京东西、京西南、京西北、河北东、河北西、永兴军、秦凤、河东、淮南东、淮南西、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路。崇宁四年（1105）将首都开封一府置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宋金盟约，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地。于是北宋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不料金灭辽后未能践约，仅归还六州。所以北宋末年号称26路，实际上只有24路。
北宋所谓18路、23路，均指转运使分路而言。宪司、帅司分路则不同。如河北转运使分东西2路，帅司因防御契丹需要分为大名府、高阳关、真定府、定州四路。宪司则合为一路。
南宋时因军事防御需要，分路以安抚使为主。在其秦岭、淮河以南全境内所分的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等16路，是指安抚使路而言、漕司、宪司分路则不同。如两浙安抚使分为东西路，漕司则合为一路。
宋代的路有三种监司，各司其职，没有集权于一人一司，府州有事仍可直达中央。因而与魏晋的州和元以后的行省不同，不构成地方上一级行政机构，仍实行州（府）县二级制。
辽代沿袭唐制，将全国分为5道。每道有一政治中心称府，建有京号。并以京号为道名，合称五京道。上京道辖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东南波罗城）。中京道辖奚族本土，约今内蒙古老哈河上游和英金河、锡伯河流域、辽宁的大小凌河流域和河北省长城以外的滦河流域，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东京道辖原东丹国地，约今辽河、嫩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道和西京道大致即五代后唐割让给契丹的幽蓟十六州地。南京道辖约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内长城以南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地，治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西京道辖约今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分地，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辽代在形式上沿袭了唐代的道制，但具体统治方法上却采用了宋代的路制，即每道设都总管府（帅司）、处置使司（宪司）和转运使司（漕司，各道名称不一），也是三权分立。道下分府州军城4类，另有隶属于州的州、军、城，实与县同级，这种制度为前所未有，为明清时代直隶州、散州的先声。
辽代还有3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一是头下军州，又作投下军州。这是贵族、功臣将在战争中掠夺来的人口，作为他们的私奴所建立的州县。按人口的多少，分成头下州、军、县、城、堡级次。一是斡鲁朵制。斡鲁朵是皇帝、皇后的宫殿、行帐所在。辽代共有12宫1府。以皇帝的私奴俘所建立的州县，属该皇帝的某宫（斡鲁朵）所辖，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头下军州。一是边防城。主要设置在西北边线上的州、军、城，总名边防城，为国防需要所置，不承担赋税。
辽代对北边原游牧部族不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州县制，设立部族节度使、属国等进行统治。《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朝有五京、六府、156州军城、309县、52部族、60属国。
金代政区杂糅辽、宋之制，分路而治。前后有17路、20路、19路之分。每路置一都总管府，掌一路军事兼及民政。所谓17路、20路、19路，即以总管府分路。金代在并辽后，除以其发祥地为京师（后称上京会宁府）外，又沿用了辽代上、中、东、西、南五京之制。侵宋占有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后，不久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以宋故都为南京开封府，以辽中京为北京大定府，上、东、西三京如旧，此一都五京各领一路。此外改北京路（辽上京道）为临潢府路，分东京路为咸平路，河北东、西路因宋旧，并分其南部为大名府路，分宋河东路为南北2路，山东东、西路因宋之旧，分宋陕西二路为京洮府、凤翔、鄜延、庆原、临洮五路。至大定中为以上20路。泰和五年（1206）并临潢府路入北京路，即为《金史地理志》19路之制。另外还有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提刑使司（后改为按察使司），掌一路司法，统军司，掌一路兵马。三者与都总管府分路不同，如总管府为19路时，转运司为13，提刑司为9，统军司为3。此与宋制相仿。东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设有曷懒路、婆速府路、蒲与路、速频路、胡里改路等，为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不领府州县，只辖猛安、谋克（300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是军政合一的部落联盟组织），不在20路、19路之列，金总管府路下辖府、州、军（后尽升为州）、县。据《金史地理志》载，金时有京、府、州179，县683。
行省时代为元明清时期。自元代开始，中国又实行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行省，故称行省时代。行省制度实起源于魏晋以来的行台，原为中央（台、省）的派出机构。凡地方有事，临时代中央执行任务，事毕即罢。东魏北齐时曾分道设置过行台省。金代初年也出现过行台省制度，为时短暂。至末年外遭蒙古、西夏、南宋三方面进攻，境内到处发生农民起义，所设行省渐多。蒙古入主中原，仿金实行行省制度。金代称行尚书省。元世祖时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故称行中书省。起初也是临时措置，后因军事征代的时间很长（从伐金到灭宋共70年），逐渐被固定下来。其职能也由只管军事演变为兼及民政，其长官也由中央官演变为地方官。这种演变大约完成于平宋以后。
元至元年间行省的设置和辖区都很不稳定。到12世纪末的大德年间才开始稳定下来，全国分成11个区域。其首为中书省，即中央机构中书省直辖地区，故又称都省、腹里。辖区相当今京、津2市、晋、鲁、冀3省及豫河北部分和内蒙古部分地。另有10个行省：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甘肃、岭北。辖区都很大。另以高丽国置征东行省，行省丞相由高丽王兼任。其性质与内地行省不同。
元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维持地方治安的需要，又分出许多行省。如中书省分出山东行省，江浙行省分出福建行省等等。以后又成立了许多分省，如福建行省分出了建宁、汀州、泉州分省。总之，到了元末，行省制度已十分混乱。
明洪武初改革元代行省制度，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设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另有主一省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因名称和辖区未改，故而习惯上仍称省。但元代的行省官制与中央的中书省相同，军民诸政由行省统辖，至明时遂改用地方官名称，且将一省之权分而为都、布、按三司。洪武十三年（1380）为加强皇权，罢中书省，六部直属皇帝。原属中书省的辖区也直属六部，名为直隶。明初建都应天府（治今南京市），即以中央直辖的相当今江苏、安徽2省和上海1市的地区为直隶，也称京师。永乐时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市），即以相当今北京、天津2市和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为直隶（京师）。原直隶改称南直隶，也称南京。自宣德以后，全国一直分为两京（或称两直隶）13布政使司，即京师、南京、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合称15省。
一般省分都是一都指挥使司辖一省军户。但边区军户多民户少，甚至只有军户没有民户。一个都司鞭长莫及，于是增设了几个都司和行都司。明一代共有21个都司和行都司，除了13个与布政使司同名同治的都司外，还有5个行都司：陕西（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四川西昌）、湖广（治郧阳府，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山西（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以及北直隶境内的万全、大宁都司和属于山东的辽东都司。另外还有统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的奴儿干和统辖青藏地区的乌思藏、朵甘三都司，均属于羁縻性质。因而明代所谓一省并非仅指布政使司辖区，还要包括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辖区。如山东省不仅包括山东布政使辖区、山东都司辖区，还包括辽东都司辖区。因辽东都司的监察由山东按察使司管辖。
明初实行一省布、都、按三权分立，原为避免地方权重。不久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内忧外患，三权分立的局面不能应变。于是宣德年间开始将原来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巡抚地方的临时措施在关中、江南等处固定下来，作为常制。景泰以后又增设两广总督。嘉靖以后，全国普遍设有节制布、都、按三司的总督和巡抚。总督主理军务，比较固定的有蓟辽保定、宣大山西、陕西三边、两广四总督，而巡抚主民政、兼理军务，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有几个。故而总督、巡抚的辖区、驻地与三司并不一致。在明代督抚始终是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与三司之间名义上仍是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地方上日常事务仍由三司管理。
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官实始于清。顺治年间曾实行一省一督制。康熙初年改为一省一巡抚，二三省一总督。乾隆中叶以后，确定全国8总督（直隶、两江、闽浙、湖广、四川、陕甘、两广、云贵）、15巡抚（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成为定制。直隶、四川、甘肃三省由总督兼巡抚事，省区与督抚辖区趋于一致。至光绪时始有所增裁，如光绪十年（1884）置新疆巡抚。十一年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1895年因中日战争后割让日本而裁）。三十年裁湖北、云南2巡抚。三十一年载广东巡抚。三十三年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3巡抚和东三省总督。至是为9总督15巡抚。明代一省之长为布政使，而清代一省之长为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位次于巡抚。通例一省置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各一，惟江苏省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分江苏（治苏州府、管苏、松、镇、常、太4府1州）、江宁（治江宁府、管江宁及长江以北诸府州）2布政使司，但仍为一省。
清代边疆地区施行与内地不同地方行政制度，由中央委派重臣，授以将军、都统、大臣等官职，推行军政合一的统治。如东北地区设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新疆设伊犁5个将军辖区。西藏、西宁设办事大臣辖区（办事大臣驻甘肃西宁府，辖青海地方）以及由中央理藩院直接管辖的内蒙古盟旗，加上内地18省，共26个政区。清末为加强防务，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十一年建台湾省，二十一年马关条约后，台湾割让日本。三十三年（1907）改原奉天、吉林、黑龙江3将军辖区为省。全国共22省。辛亥革命后，撤销督抚。各省设都督、民政长分理军政、民政，都督旋改称将军，又改督军、督办。民政长旋改称巡按使，又改省长。国民党政府时期各省设主席为一省之长。并改直隶为河北省，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又于边区增设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宁夏、西康6省，共28省。抗战胜利后，台湾省归还祖国。并将战前东北3省地（伪满时分划为18省）分置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全国共35省。
元代在行省以下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单位，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明代省以下行政单位有2项改革：一是撤销路一级，由省直辖府州县；二是州分属省的直隶州和属府的属州，均省去附郭县。本县事由知州管辖。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清代省以下各级行政单位基本沿袭明制，但也有改变：1废除以卫所管辖部分土地和军户的制度。2增加厅一级。厅原为府的分支机构，为了某种需要，由知府委派同知或通判一员驻扎在本府内较偏僻或新开发地区，其所辖区域即称厅。厅有2种，属省的称直隶厅（绝大多数不领县），属府的称散厅。3明代不论直隶州、属州均领县，而清代直隶州领县，属府的称散州，不领县，由于直隶厅的长官同知、通判的地位高于知州，故清代省以下政区习惯称为府厅州县。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至于边区将军和大臣辖区下除了部分农业地区设置府州县外，还在内外蒙古、东北、青海、新疆等地建立盟旗制度。盟相当于府，旗相当于县。此外新疆还有回庄制度，以各级伯克治民，西藏则设营进行统治。
元明清时期还在西北、西南地区推行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土司制度，即设置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和土府、土州、土县的土司进行统治。土司除对中央政府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伐外，在其辖区内保持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权力。明清两代曾在部分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国民党政府时期部分地区土司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司制度才彻底废除。
元明清时代除了上述地方行政区划外，还有一种介于省与路府州之间的“道”，实际上是省的派出机构。元代道分2种：一是宣慰司道，是协助行中书省治理部分路府州县的行政机构，一是肃政廉访司道，是主刑名监察事务的机构，都有各自的辖区。明代一省由布政使分出治理部分府州县的钱谷，称分守道；由按察使分出主管部分府州县的刑名，称分巡道。清代沿袭明制，长官通称道员。北洋政府时，曾分一省为数道，取消分守、分巡等名称，设置道尹。1928年取消道制。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围剿苏区，曾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在江西省推行，即将江西划分为几个区，置行政督察专员管理，辖区即称专区。以后推行至全国，大致相当明清时期的道。
民国初年撤废了府厅州制度，全改为县。由省直辖县。另有设治局（性质近似清代的厅）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政府时期又增设市一级政区，分院辖市（初称特别市，后改，如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等）、省辖市（如杭州市、南昌市、福州市等）两种。据1947年建制，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人民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不断地改造周围的自然界，使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全新世以来约1万年的时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这种变化幅度不甚显著。在中国各族人民相继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及由此引起社会制度的种种变革和人们对自然界愈来愈多的索取，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对以下3方面，影响更为显著：
1自然环境。在中国历史时期中，自然环境各要素的变化及其在变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极其复杂，如气候、植被、河流、海岸、沙漠等方面均历经变迁（见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东部平原的水系变迁、中国历史时期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沙漠的变迁）。
2疆域和政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历史时期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和政区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现今的疆域和政区是4000多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政权与周围各族的部落、部族和政权长期融合中逐渐形成的（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3社会经济环境。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就有了原始农业。以后随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因自然社会条件不同而造成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差异，剩余农牧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就成为社会的需要，商业活动也由此兴起并渐趋繁荣，于是相应地出现沟通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商业聚落和城市，并不断地演变、发展（见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主要农业区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人口的分布和迁徙、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在中国，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进入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不同族别根据自身所处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影响，各有不同的侧重。后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域上分离，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分工明显。这种地理上的界线，在历史时期由于民族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过较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又为中国地理形势（东、南临海，西部为青藏高原）所决定，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
历史上中国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大体上应从战国时代说起。战国以前，从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之间，杂居着许多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有的从事狩猎，有的从事畜牧，与中原“诸夏”各国经营的农业区错杂而处。同时列国之间还存在不少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既非农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难说当时已存在着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说：“铁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作耕地成片扩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戎、狄、蛮、夷也多被华夏族同化，进入农耕社会。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仍然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将全国分成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4个经济区。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农耕区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河上游，西至黄河均在其内。但关中盆地自周秦以来的经营，已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只是其北面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及其迤西一带，即西汉时代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区，春秋以来为戎狄所居，至汉初仍是一片以“畜牧为天下饶”著称的畜牧区。战国秦昭王所筑长城一线，当即当时农牧分界线。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比较落后的种植兼渔猎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畜牧区。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龙门山。其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晋北高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时赵武灵王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而林胡、楼烦故地仍以畜牧为主。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拒东胡。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致即燕北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农耕区。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东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分界线。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新疆天山南北绿洲中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为荒沙所隔，姑置不论。
秦汉时期上述农牧界线，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大量迁入边区到秦汉开始发生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派蒙恬逐匈奴，取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二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始皇死，蒙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余万。如果不是开辟出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维持其生存的（20世纪60年代在今套西乌兰布和沙区内就发现过汉代垦区的遗址）。在河西走廊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浑邪王以后，设置了4郡35县，从今豫、鲁、冀、陕等地迁丢大批人口，兴修水利，开辟农田。西面拓疆至羌中，令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开垦屯田。总之，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线大大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抵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东汉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弃了从河套至晋北的沿边诸郡。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并向内地进犯。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汉人都从陕北、陇西一带迁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包括乌桓、鲜卑等杂胡入居泾、渭、北洛河和山陕峡谷流域的沿边8郡，其结果必然突破了秦汉时代形成的农牧界线。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缘边诸郡的少数民族总数约在百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新的农牧界线内缩的情况虽不甚明了，但沿边8郡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区该是无疑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对边区的统治已无法维持，终于放弃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7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了桑干河上游代郡、雁门2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些地区几乎全为羌胡所居。三国时南匈奴5部3万余落，散居在汾水流域。西晋太康年间又有匈奴10余万人居雍州。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约百余万，而“戎狄居半”。大量北方民族的入居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予眉随之加剧，最后导致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农业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荒芜，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北方各游牧部族入居黄河流域后，其中一部分已逐渐汉化，从事农耕，上党羯人石勒即为人耕奴。如匈奴后裔稽胡分布在“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亦知种田《周书·异域传上》”。但大多数匈奴、鲜卑、氐、羌还保持着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其聚居地区，当仍从事畜牧业。即使由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所居河西走廊地区，也由于境内散居着大量鲜卑、氐、羌等族，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地位。晋末洛阳匮乏，前凉以“马五百匹，布三万匹”为献。前赵兵锋逼临境下，前凉遣使称藩，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口。《西河旧事》说：“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俘获牛羊为数。可见当时黄河流域北部地区，畜牧业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农耕地和牧地错居杂处，很难划出一条农牧界线了。
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魏时期再度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河套地区。拓跋氏自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以后，就在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和稒阳（今固阳）塞外进行屯田。4世纪末迁都平城，又在今山西大同市周围“劝课农耕”，“为畿内之田”。在银川平原上引黄灌溉，兴办农业，大获其利，并有余粮支援河套以北的沃野等镇。以后西魏、北周在河套、陕北地区不断增置郡县。隋代也设置了丰、胜等州，都反映了农耕区域的扩展。但这时期农牧转化的特点与西汉时期不同：1不是将少数民族赶走，迁入大批汉人，而主要是原住此地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当然也还有少数汉人迁入。这种转化是极其缓慢的，在地域上也是逐渐扩展的。2鄂尔多斯草原经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造成了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在当地特殊条件下，已出现了沙漠化的迹象，业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再已无法恢复。如5世纪时，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不少“沙丘”、“沙陵”和“沙溪”。在这些地区已无法再恢复农耕。例如北魏平定了赫连夏，并占有了秦陇以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隋朝在河套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其南的今鄜县、合川、泾川以南一带，却是“勤于稼穑，多畜饮”的农牧兼营区。由此可见，自北魏以来，在新恢复的河套农耕区以南与传统农耕区关中平原之间，存在着一片半农牧或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在陇右、陕北地区设了许多牧监，发展国营畜牧业。麟德时（664～665）有马70.6万匹，开元时（713～741）有马44万匹。以原州（令甘肃固原）为中心包括秦、渭、会、兰4州之地监牧地范围至广，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在晋北岚州（今山西岚县北）置内外厩都使，管辖楼烦等3监，其中楼烦监最为著名。唐时鄂尔多斯地区先后为突厥，党项所居。以内附突厥部落所置的六胡州（后改置宥州，治今鄂托克旗南城川古城）地，以产马著称。在党项族所居的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境内，人烟稀少，“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这时鄂尔多斯地区北部今库布其沙漠区内已经出现“库结沙”、“普纳沙”等沙地（《新唐书·地理志》、《贾耽四夷道里记》）。其南部今毛乌素沙地的夏、宥一带，更有“广长几千里”的流沙（全唐文737沈亚之《平夏》），夏州城外积沙，“高及城堞”（《新唐书·五行志二》）。上述已经沙漠化了的自然环境当然不可能再发展种植业，况且原来留居的就是游牧民族，必然继续进行传统的畜牧业。而与夏、宥2州相邻的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地甚良沃”（《元和志》）、“人至殷繁”（《会昌一品集》卷14），已辟为农耕区，此两州正当今窟野河一线。夏、宥2州南界包有今横山、白于山地区，则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至于阴山以南黄河北岸，自唐中宗景龙时（707～709）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后，也进行过屯田，首尾数百里，开田数千顷。不过与中原农耕区未能连成一片。
辽金以后自7世纪末移居夏州一带的党项族，至10世纪才建立西夏政权，11世纪拓地东有鄂尔多斯高原，西有河西走廊，北抵大漠，南以横山与北宋接界。党项族原是从事畜牧业的，以其统治境内自然环境而言，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其境内汉人则多从事农耕，在银川平原利用汉唐旧渠、在河西走廊甘、凉等州利用祁连山雪水进行灌溉，开辟农田，具有一定的规模。契丹和女真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北中国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流域。10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掠来的汉人和灭渤海国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种植业，以后又向北推向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收区。金代继承了这种局面，并将种植业发展到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
元代蒙古族入居中原，将所占北方不少农田返耕还牧。不过也有新辟的农耕地，如将屯田推进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一带。但与牧区交错，分布零星。明初开疆拓土，在大同、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开置屯田，设立卫所。永乐、宣德以后，鞑靼、瓦刺、兀良哈逐渐占领了今长城以外地区，明朝卫所或废或撤，随即修筑了边墙。边墙以外，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均已十分发育，无法进行农耕。明代沿边各卫所官员招引边民于边墙外开垦营利，农耕线逐北推至界外，但远者不过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所以边墙实际上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清代统一长城内外，初年规定边墙外25公里为禁留地，是汉、蒙古两族的分界线。康熙年间准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蒙古境内开始发展种植业。后来去口外垦地的汉民日众，引起清政府忧虑，遂每年由户部发放准垦凭证，以便控制汉民进入蒙古草原。雍正年间募民于边外垦种，规定春往冬归，不许移家占籍，但所耕范围有限，不出边外25公里地。乾隆以后内地贫民出边墙垦种者日众，难以控制。此外，山东贫民往往出山海关或渡海至辽东，然后奔向松花江、嫩江流域。河北人从长城要隘奔向口外东蒙古地区，山西人出杀虎口走河套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陇右农民往往去银川平原。总之，清中叶以来，由于汉人的进入，农耕区向四周扩展。但毕竟还是插花地，尚未改变整个草原地区的景观。顺治年间在东北地区所修筑的柳条边（老边）和康熙年间所修筑的新边，除了保护长白山区“龙兴之地”外，老边的西段和新边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实际上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此线以西为蒙古游牧区，受蒙古王公管辖；此线以东是受盛京、宁古塔将军管理的农业区。
清末光绪年间开始，进入后套地区的晋、冀、察、绥及陕北饥民日增。清政府也在河套一带推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政策，兴办垦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垦务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对伊盟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垦，后套一带的可耕地也全被开垦。总的说来，清代北部的农牧界线可以说有两条：一条是陕西省北界和晋、冀长城至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线以南为衣耕区；一条是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察布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此线以南有部分是半农半牧区。内蒙古东4盟中昭乌达、哲里木2盟和1950年分划给热河、辽宁、内蒙古3省前的卓索图盟都有不少耕地，但大多比较分散，仍属农牧交错地区。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蚕桑业和丝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业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以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有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事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蚕桑事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晋、冀、豫、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蚕桑、丝织业。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几个主要产区：1齐鲁地区。齐鲁盛产蚕桑，《禹贡》青州贡有蚕丝或丝织品。战国时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文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产品以刺绣为主。2河南地区。其一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西汉置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论衡·程材》），产品专供宫庭皇室享用。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商品进行贸易。《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3楚国旧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可见战国以来楚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4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宫城以贮锦。城内锦江即以濯锦而得名。
两汉时代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晋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晋开始，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扩大。晋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东晋求桑种，于是辽河流域也开始种植桑树。不过那时种植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椹为军粮。但主要还是为了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了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区“户出绢三匹，绵二斤”。后历魏晋至唐代均实行户调制，可知丝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
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锦、纩（丝绵）均为上品（左思《魏都赋》）。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当时黄河流域丝织业较长江流域更为发达，长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锦。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也不及蜀锦，故魏、吴二国都从蜀汉输入蜀锦。
唐代丝织品主要产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即今冀、豫、鲁3省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著名的产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产绫为主，赵州临城（今县）以产纩为主，扬州的锦被、锦袍为贡品，越州（今浙江绍兴）以产绫、纱等织丽之物著称，成都的蜀锦仍名闻于世。先秦以来蚕桑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关中、河东地区，唐代开始渐趋衰落。
宋代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事业逐渐走下坡路，虽河北、山东地区的蚕桑业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史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辽史·兵卫志上》）。女真入居黄河流域，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金史·食货志二》）。桑树被大量砍伐，必然影响育蚕事业。二是靖康战祸，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三是可能由于12世纪开始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寒，不宜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四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织工业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丝织业则空前繁荣。建康（今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等为南方丝织业中心。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代灭南宋以前，赋税中科差丝料大都以丝计两，少见丝织品。灭南宋后，江南地区仍旧制夏税折输绵、绢等杂物。可见黄河流域织造和原料生产已经分化，农家多以育蚕缫丝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蚕和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和工具都比北方先进。明洪武年间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况。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种桑育蚕几为家家农户的副业。育蚕缫丝以浙江湖州为全国之首。王土性《广志绎》说：“湖州所产、丝绵之多之精，甲于天下。”各地均来此收丝，获利甚高，以致当地农村出现以蚕桑为主，以稻收为副的现象。丝织业则以苏、杭、嘉、湖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为最。城镇居民皆习机业，并出现了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集镇，如吴江震泽镇、盛泽镇、桐乡濮院镇、嘉兴王江泾镇等等。长江上游成都的蜀锦的地位已渐被三吴之产所替代，后经明末兵燹，成都的“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更为衰落。四川唯保宁府（治今阆中）所产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世称“阆茧”，远销山西（《农政全书》）。福建沿海漳泉所织倭缎，丝质也来自川北保宁（《天工开物》）。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而言远不及长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长治）所产潞绸，名闻宇内。其他如河北饶阳的饶绸、山东的鲁绸、青州的罗纱、关中的秦缎、秦绫、秦缣、河南的汴绸、汴绫，均曾名噪一时。
明清以后对蚕桑、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植棉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丝织业产品向高档发展，供应面当有所缩小。
植棉业和棉织业中国古代人民穿著的植物纤维主要是葛和麻。故古无“棉”字。以后棉布传入内地，为区别于蚕丝的“绵”，遂加“木”字称“木绵”。宋以前中原人没有看到过草棉、树棉的原物，以为就是用中国南方乔木攀枝花的纤维组成的。所以对草棉、树棉、木棉不能区别，统称之为“木绵树”。古文献中还有梧桐木、桐木、橦木、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或指树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还有吉贝、古贝、织贝、劫贝、白叠等名称，据云都是梵语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译。宋代以后，棉种传入内地，人们开始对草棉和攀枝花的区别有所认识，“棉”字才正式出现（南宋袁文《甕牖闲评》）。
棉种自印度传入中国，大致分南北二道：
1南道。大致从缅甸、越南传入滇、桂、闽、广诸省。又可分为西南和南方二路。西南一路由滇入境，然后再传至四川。《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时，今云南西部哀牢夷所居的永昌郡，“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李贤注引晋郭义恭《广志》云：“剽国（缅甸）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华阳国志》称这种布为“桐华布”。晋张勃《吴录》载永昌郡的木绵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本草纲目引》）。这种梧桐木、桐木、木绵树无疑就是多年生型树棉。《史记·西南夷传》载张骞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左思《蜀都赋》：“布有橦华。”刘渊林注：“橦，木名，其华可绩为布。”蜀郡与永昌郡（东汉置）为邻，蜀布可能就是滇西所产之桐华布。这一带在张骞通西域前已与印、缅有交通往来，可见树棉传入中国西南边境至迟在汉武帝以前。南方一路大约从东南亚或越南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后汉书·南蛮传》载，汉武帝时已向海南岛征调广幅布，“蛮不堪役”。东汉杨孚《异物志》说“木绵树高大，其实如酒杯，……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吴都赋》注引）。可知两广地区在前2世纪前已有树棉栽培和棉布生产。魏晋时两广、福建等地普遍有树棉或草棉的种植，有吉贝、古贝、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南朝时棉织品已传至长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帐”。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身居显要，门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说：“吾所衣著，止者麻布蒲练，此物与吾无用。”可见棉织品在当时还是稀贵的衣料。
2北道。从中亚传入新疆。近二三十年来，在新疆民丰、吐鲁番、于田发现过东汉至唐代各时期的棉织品。《梁书·西北诸戎传》最早记载到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草棉在新疆种植的最早记载。当时已作为商品来交换，产量不应很少。《新唐书地理志》西州（治高昌）贡物有叠布，今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残存文书中，看出西州农户有种植小块棉田作为副业，市场上还有棉布作为商品买卖。
大约公元前2世纪棉花在传入中国西北、西南、南方诸地后，传播十分缓慢。北道长期停留在新疆一带，南道长期停留在滇、桂、川、广、闽一带。迟迟没有进入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两宋人的文集、笔记大多只记闽广有木棉。南宋诗人谢枋得（1226～1289）有《谢刘纯文惠木绵布》诗云：“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所以木绵利，不畀江东人”。清赵翼《陔余丛考》也说：“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江东无此种也。”
宋元之际是中国植棉业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期。无论在地域的推广、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10万匹。反映13世纪中叶南方的植棉业和棉织业已经传布到了长江流域。北方的植棉和棉织业已传至陕西。修于至元十年（1273）的《农桑辑要》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祯农书》（作于1313年）中也指出江东、陕右多种木棉，并强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书中对木棉的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详细叙述，反映了14世纪初中国棉纺织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代以后传入内地的棉种，由于气候和栽培条件的不同而引起变异，多年生型树棉逐渐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种植逐渐扩大。明以后所谓木棉大多专指草棉。元时植棉和棉织业产地除传统的闽广地区外，还有太湖流域、江西、两淮、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以太湖流域的松江府最为发达。著名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即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人。年轻时曾流落到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故乡，向当地人民传授“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织造各种彩色鲜艳、花纹斑烂棉织品的技术。“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不久乌泥泾镇的产品名闻天下，成为长江下游棉纺织业中心。元代植棉业和棉织业推广如此之快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南方人口骤增，尤其是江南富有阶级人口增加，而蚕丝生产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促使闽、广、滇、川的植棉业向北传播。二是种植棉花虽较育蚕为易，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织造技术比较复杂，12世纪以前工具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故很难推广。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传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改进了捍、弹、纺、织等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棉织业的推广。三是棉织品的优点是质地柔和，穿着舒服，价格又比丝质品低廉。“人无贫富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所以当技术问题解决后，很快就发展起来。
明清时棉花种植和棉织业普遍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地域上的扩展，植棉业“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棉织业已进入河北平原，同时在各地农村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二是应用上逐渐取丝、麻而代之，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
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亩。10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棉花“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乾隆湖州府志》）。
明清时期植棉业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1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明代山东、河南2省产棉量最丰富，冠于全国。而清代则北直隶有很大发展。山西、陕西次之。2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数省。其中以南直隶松江府产棉最富。湖广、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长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苏、常3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门、如皋都是重要产棉区。3华南、西南地区。包括两广、闽、川、滇，这里是最早植棉区，但在明清时产量不高。
明清时棉织业产地主要分布在10个省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明制为准）。太湖流域的苏、常、松3府是全国棉织业中心。尤以松江府所产最为精良，不仅销行全国，还远销日本，号称“衣被天下”。苏州府7县均产棉布，嘉定、常熟最盛。嘉定布远销蓟、辽、山、陕，常熟所产售于齐、鲁地区。常州府五县以无锡所产为他邑所不及。境内机杼之声遍及村落。浙江湖州、嘉兴的棉织业规模也相当可观。北方诸省中河北的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府州的棉织业也很发达。明时肃宁之布在产量上相当松江的1/10，质量上“几同松之中品”（明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时河北棉织品之精良，“亦遂与松、娄匹”（清方观承《棉花图》）。陕西中部葭川、宜君、鄜州、耀州等地农村棉织业也有可观，然产质量均不高，无竞争能力，只能在附近销售。其他如福建建宁府、广东的广、惠、琼、廉、雷等府州虽也有棉织业，但不很发达。
明清时黄河流域植棉业比较发达，而棉织业则不如长江流域。明王象晋《群芳谱》说：“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徐光启《农政全书》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这是因为北方气候干燥，日照长，雨量少，适宜于棉花的生长。同时也因为气候干燥，湿度不够，给纺纱带来困难。故而所织棉布质量上无法与江南竞争。另外，早期棉织业产地川、闽、粤一带，在明清时已趋衰落。广东的棉布多来自吴、楚（《广东新语》）。福建的棉布“悉自他郡至”（《闽大记》）。泉州的丝缕棉絮，皆仰吴、浙（嘉靖《泉州府志》）。四川人民甚至不谙纺织，由江楚成布，运川销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年十月）。总之，由于东南地区棉织品质量深受各地欢迎，其他产地包括有悠久历史的棉织业区均因无力竞争，纷纷衰落。
近代外棉、棉织品的输入，对中国植棉业和棉织业产生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外棉的输入，仅次于鸦片占第2位，织棉品占第3位）。这是对中国民族棉织业的重大打击。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洲棉种包括陆地棉、海岛棉的传入，对中国棉种的改良上起过一定的作用。由于美洲棉是细绒棉，纤维长质量高，不过百年很快地几遍全国，代替了传统的粗绒棉。20世纪20年代前，北至直隶，南延两粤，东则浙、苏，西及甘、陕皆试种洋棉。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国内交通路线和城市分布的演变中国境内各地区之间交通道路的开辟和城市的兴起为时很早。商代几次所迁的都城和周代天子和各诸侯所建的都城，都是各地区的重要城市。为了政治控制和经济交流的需要，各城市之间有了相当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甲骨文中已出现了“车”、“舟”二字，说明已具备了一定规模的水陆交通。《诗经》中所称颂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倭迟”，反映了周朝境内已经有了坦直而绵长的陆路大道。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之间战争频仍，商业交换也比较发达，各国都大力发展交通。到了战国后期，不仅华夏诸国之间有了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例如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陆路大道，史称“午道”。就是进入边徼地区也新辟了道路，如金牛道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后，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和改建，如大修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兴起，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主要有下列几条干线：
1西北干线。由长安往西，沿渭水河谷或泾水河谷，踰陇山、六盘山，贯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地。
2北路干线。有2条：一条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所开的直道。自咸阳北面淳化为，北由子午岭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至今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今尚有断续遗迹可寻。汉时仍被利用。一条是从长安（或咸阳）东出，沿着渭水至蒲津渡河，沿汾水河谷而上，经平阳、太原，以至云中、代郡。战国时秦晋交通多由此道。
3西南干线。由渭水流域向南穿秦岭间河谷，由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进入汉中盆地，再由战国时秦国所开石牛（金牛）道入蜀。秦灭蜀即由此。自此再循秦汉所开五尺道或称西南夷道入滇。
4南路干线。由长安东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出襄阳，下汉水至江陵，由荆江溯湘水经灵渠下漓水、郁水至番禺（今广州）。由此入海，再往南海诸国。另外还有从长江溯湘、赣等水而上，从五岭上几条山道如横浦关（今梅岭关）、阳山关、湟溪关等，进入岭南地区。
5东路干线。从长安东出函各关至洛阳，东经成皋、荥阳，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东方大都会临淄。这条路线是战国以来中原东西交通的干线，也是秦汉帝国的动脉。
6东北干线。从长安至洛阳，再自洛阳渡河，沿着太行山东麓，经邺、邯郸，以通涿、蓟，复向东北至辽东地区。
7东南干线。由洛阳东经成皋、荥阳至陈留，沿战国时魏国开凿的鸿沟南下，由颍入淮，逾淮由肥水、巢湖以抵长江，渡江由胥溪运河进入太湖地区。另一条支线，由济渎经定陶出荷水，由泗入淮，复沿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抵达江干，渡江而至太湖流域。
8长江干线。这是唯一一条不是由首都出发的水运干线。公元前308年秦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船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前210年秦始皇自云梦一带浮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唐（今杭州）。这些说明长江干流是长江流域水运的主要干线。
以上是秦汉帝国境内以首都为中心通向四方的主要交通干线，其间还有许多支线相连，难以备述。这一全国性水陆交通网是先秦以来长期形成，而又由秦汉帝国统一经营的结果，不仅在当时起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统一帝国的积极作用。并且为后代长期沿用。直至近代铁路出现以前，仍然是我国境内主要交通干线。
随着各地区间经济交流的加强，在这些主要交通干线上先后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横贯东西干线上有咸阳、长安、洛阳、荥阳、濮阳、定陶、临淄等，通往北方干线上的温、轵（今河南济源西）、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临汾西南）、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邯郸、涿、蓟（今北京城西南隅）等，通往东南干线上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睢阳（今商丘县南）、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等，通往南方干线上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宛（今南阳市）、以至南海的门户番禺（今广州市）。还有长江干线上代表上中下游的3个大城市——成都、江陵、吴。以上这些城市都是两汉时代一方的经济都会。
东汉明帝时王景修治了从荥阳至徐州彭城入泗水的汴渠以后，逐渐替代了鸿沟成为中原地区南北水运的干线。建安年间曹操主持兴修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以后，河北平原上又增添了一条贯通南北、直达今天津并东抵滦河的水运路线。特别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的利漕渠的开凿，使从白沟上游来的漕运，可由此渠析入漳水，西溯邺城。使原来已处在南北陆路交通要道上的邺城，更添了水运的方便，遂使其地位日显重要，终于替代了邯郸，成为河北平原上的第一都会。曹操称魏公都此，以后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在此建都。在长江流域，成都作为蜀汉的都城仍居长江上游的首位，江陵和建业成为长江中下游的两大政治经济中心。
西晋以后，南北分裂，战争频仍，在交通事业上无多大建树。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又为全国水陆交通的重新布局提供了条件。隋代开凿的广通渠、通济渠（汴河）、永济渠、邗沟（山阳渎）、江南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淮、海、江、钱塘五大流域，形成了长安、洛阳一线为主轴，向东北、东南辐射的南北大运河。唐代继承了隋大运河而稍有改建。宋代又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开凿了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运河，与汴河合称漕运四河。唐宋二代在运河河道整治工程和航运管理上均较前有较大进步，隋唐以后造船工业又特别发达，水运费用低廉，所以唐宋时代黄河流域水运交通十分发达，而长江流域几乎“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国史补》）。当时一些重要工商业城市无一不在永运的沿线或枢纽处。如扬州地处长江下游，位于运河和长江的交会点上，为唐代全国第一工商业大都会。其次是长江上游的成都。再次有永济渠沿岸的魏州（今河北大名）、贝州（今清河）、通济渠（汴河）沿岸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宋州（今商丘），古汴河和泗水交会的徐州，邗沟和淮河交会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江南河沿线的润州（今镇江）、苏州、杭州，以及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荆州（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武昌）、潭州（今湖南长沙）、岳州（今岳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洪州（今南昌）等等。陆路交通方面，唐代略有扩建，如开元年间开大庾岭，贞元年间开蓝田至内乡新道七百里等，但对整个陆路交通的布局影响不大。
元明清时代从大都（北京）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完成于13世纪末元世祖时，但因水源问题没有解决好，不胜重载，终元一代漕粮以海运为主。至15世纪初明永乐时在元代旧道基础上予以改建，自此南北水运畅通。这条举世闻名的京杭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沟通南北最近直的水运路线，在河道工程设计和航运管理上都达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大运河形成后的400多年里，一直起着沟通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作用。当时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大多在大运河沿岸，如通州、直沽（天津）、沧州、德州、临清、东昌（今聊城）、济宁、徐州（明万历以后已不在运河航线上）、淮安、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一批由于交通地位重要而形成的商业城镇，如河西务、南阳镇、清江浦（今淮阴市）、王营等等。20世纪初南北漕运停办，运河失修，渐趋湮废。近代铁路随之兴起成为全国主要交通干线后，有的城市因非铁路所经，渐趋衰落，如临清、聊城、济宁、扬州、淮阴等。有的则因新修铁路所经由一个村镇很快发展成为重要工商业城市，如东北的长春、哈尔滨，河北的石家庄、唐山，安徽的蚌埠等等。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入侵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开埠通商，先后新涌现出了一批半殖民性质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域外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国与域外周边各国的交通，开始也很早。大致可分为陆上和海上两路。陆上的交通路线，最著名就是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多由此西运，故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后，使者、商人相望于道，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很大作用。两汉时期这条道路自河西走廊西出，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分为南北2道，北道沿着天山山脉南麓，南道沿着昆仑山脉北麓，均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各地，最远至地中海东岸。
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又发展为南北中3条干道。中道即两汉的北道，南道仍旧。在天山山脉北麓又开辟了一条新道，称为北道。这三道越过帕米尔高原后，与两汉有所不同。南道折西南至印度洋，中道至波斯湾，而北道西抵地中海。近年来这几条道路上都发现了古代丝绸织物，反映了东西方丝绸贸易的盛况。
此外，中国还有几条通往域外的陆路交通线。一条是由西南通往印度的陆道，即川滇缅印道。大致从四川成都为，经西昌，渡金沙江，至云南大理一带，再西南至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至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至印度平原；或由伊洛瓦底江航行出海至印度。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在大夏（阿富汗）看到蜀布和邛竹杖以及印度孔雀王朝（前321～前185）的著作《政事论》、《摩奴法典》中已有支那帕塔（chinapatta，意即支那成捆的丝）一词的出现的事实来推测，这条西南丝路开创实早于西北丝绸之路。东汉开哀牢夷，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西南域外交通的重要孔道。唐时川滇通缅印的交通更为发达，据贾耽《边州入四夷路》和樊绰《蛮书》的记载，基本上沿袭了这条道路。宋元时大理、云南与缅甸的交往更多。元时曾6次派使者到缅甸。明清时八莫为中缅陆路交通上的重要商埠。这条路线与近代滇缅公路基本吻合。抗战期间曾为中国唯一对外交通线。
一条是从青海西宁一带湟中地区，经过柴达木盆地南缘，越过阿尔金山脉去新疆的于阗，从于阗经传统的丝绸之路南道通往西域这条青海道开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不过有明确记载则始于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魏书·吐谷浑传、西域传》记载，在魏军追击下，慕利延从青海湖走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驱其部落渡流沙，进入于阗。自后由青海道往来于西域的记载不少，这是因为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河西走廊被阻时，往往取青海道。北魏神龟元年（518）宋云西行，即由青海道至阿富汗、印度。西魏时印度僧阇那崛多经帕米尔及于阗，达吐谷浑，至鄯州，走的也是青海道。南朝政府与西域的交通，因北朝的阻隔，也多自敦煌以西经吐谷浑境进入益州。隋唐统一，河西走廊畅通，青海道逐渐袁落。另一条是从上条分出的，自青海经西藏、尼泊尔，至印度道。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和吐蕃松赞干布联姻后，三四十年间，唐蕃交通十分频繁。当时从中原去印度多舍中亚道，而走吐谷浑、吐蕃、尼波罗至天竺道。唐玄奘、道生、道方等法师均由此去印度求法。
中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提供了海上交通的方便。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东部沿海齐、吴、越等国都有在海上航行的记载。两汉时代发展为国际交往的重要路线。
中国北部的海上交通，如由山东半岛渡渤海、趋辽东，沿朝鲜半岛西、南岸抵日本，是中、朝、日之间海上交通最早航路。但当时日本、朝鲜经济比较落后，这条航路张骞通西域行程图（前139—前126年、前115—前114年）的经济意义不大。南部海上航路在西汉时已远至孟加拉湾西岸。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今越南顺化）或徐闻、合浦出海，经马六甲海峡，沿途停泊各港口，最终到达黄支国。黄支国一说今苏门答腊西北部，一说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东汉时中印海上交通畅通不衰。罗马帝国东部也有商人远洋来华通商。三国时魏、吴二国东临大海，都注意发展海上交通，曹魏时曾二次遣使渡海前往日本。孙吴政权也曾遣使航海往林邑（今越南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以及南洋群岛中若干岛屿。这条航路在两晋南北朝时是中、印高僧往来的必由之路。那时的广州为中国海外交通的第一大港。
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更注意发展海上交通。除继续发展大陆沿海的航运外，北方至新罗，日本，南方至西域南海的海上交通十分频繁。隋唐时去日本的航路有2条：一条从山东半岛北部登州起航，越过渤海海峡，沿着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西海岸，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一条从扬州出海，横渡中国海，抵达日本。日本遣唐使前期多走北道，后期多走南道。南方的航行大多从广州出发，西南经今越南中南部的林邑、真腊沿海地区，至今新加坡海峡，东航可至诃陵（今爪哇岛），西航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伽芝洲（今尼科巴群岛）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岸，经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口登陆，趋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今巴格达）。这是东西方两大帝国的海上交通航路。阿拉伯商人亦多经此航路来华贸易。
隋唐时期随着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港口城市。在北方的有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掖县），南方的有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和苏州的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等。
宋代因西北有西夏的阻隔，中西陆路交通衰微，再加上指南针的应用，海上交通较前更为发展。宋元时不仅发展了与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印尼群岛、菲律滨群岛、印度半岛和巴基斯坦各地港口的交往，还远至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的索马里、马达加斯加一带和地中海区域的西班牙南部。元代大陆沿海的航运也很发达，当时的南北漕运多走海路，其路线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放洋北上，绕成山角以达天津。宋元时与日本、高丽上间官方和民间贸易十分繁盛。1976～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载有大批金属器皿和铜钱的中国沉船，时间大约为元代后期，是当时海上贸易的物证。
宋代在沿海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置市舶司（务）等机构，管理通商事务。北宋设立市舶司的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等。南宋增设温州、江阴军（今江阴）、秀州海盐、澉浦数处。其他如通州（今南通市）、楚州、海州（今东海县）、越州（今绍兴）、台州（今临海）、福州、漳州、潮州、雷州（今广东海康）、琼州（今琼山）等，都是海上贸易港口。元代设市舶司的有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即明州）、杭州、澉浦和上海。其中最主要的是广州、泉州和明州。
明清时代海上交通更为发展，海舶所至遍及欧亚非一些主要港口。明初永乐、宣德年间（1405～1433）郑和领导的远航船队7次下西洋，经37国，向南到了爪哇岛，向西到波斯湾、红海，最远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在世界航海史上是一件伟大的壮举。
16世纪以后，西欧殖民主义者开辟了通向印度、远东、美洲的新航路。从此远洋航路遂为其所垄断。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沿海航线亦被控制，港口被迫开放，甚至丧失了内河航行权。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航海事业才开始了新的篇章。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东部平原的水系变迁中国东部平原河流大都发源于西部山区，因而一般含沙量都较高，历史上经常泛滥决口，加之人工整治不当，河道变迁极其复杂。
黄河黄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混浊即有“浊河”之称。公元1世纪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积在下游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约束，时久形成悬河。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据粗略统计，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见于20世纪50年代前历史记载的约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就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而言，大致可为下列7个时期：
1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总之，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2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捻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成灾20余年。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3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间有决溢，亦未酿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返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道。这条新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线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积淤缓慢；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着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稳定。
4公元10世纪～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经近千年的堆积，至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渐淤高，公元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就发生过改道。至11世纪初，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上移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据统计，从10世纪至12世纪20年代，这一地区的决口次数占下游地区总决口的1/3。著名的决口地点有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滑州天台山、1034年（景祐元年）澶州横陇埽、1048年（庆历八年）澶州商胡埽、1060年（嘉祐五年）、魏县（今河北大名东）第六埽、1077年（熙宁十年）澶州曹村、1081年（元丰四年）澶州小吴埽、1099年（元符二年）内黄口等处。决口后改道频繁。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1048年商胡埽决口后，河道北流经今河北平原中部，会合御河（今南运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1060年从魏县第六埽决出一股河道，东流经冀鲁交界一带入海，史称黄河东派。此后，北宋统治阶级内部在黄河河道应维持北派抑或东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直至北宋亡国。在这80年内，黄河时而北派（共49年），时而东流（共16历代黄河下游变迁略图年），时而两股并行（共15年），时而东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黄河下游开始进入变迁紊乱的时代。
51128年～16世纪中叶（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王朝竟于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泗水，夺泗入淮（见泗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中以东南流入淮为常。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本时期变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决口地点西移。起初决口多在今山东竟内（12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移至今河南汲县、阳武（今原阳东部）、延津一带（12世纪80、9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14世纪40年代，决口已移至新乡、原武（今原阳西部）、荥泽（今郑州市西古荥镇）一带，几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顶端。第二，河道干流逐渐南摆。12世纪中期以后河道经豫东北、鲁西南，至今山东梁山县境流入泗水。以后逐渐南摆进入豫东开封、商丘地区，经安徽砀山、萧县至江苏徐州夺泗入淮。金元之际两次人为决河，先后由濉夺泗或由涡入淮（见涡河）。13世纪后期有一段河道夺颍河入淮，达到黄河下游扇形平原的西南极限。至此，黄河下游河道已自太行山东麓至黄淮平原的西端的整个华北平原上扫射了一周。第三，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自12世纪下半叶（金大定年间）开始，即出现“两河分流”的局面。以后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经今废黄河一线以北汇入泗水，夺泗入淮。到13世纪下半叶（元初），下游又出现了夺濉、涡、颍入淮的几股。嗣后，或东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时而又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经常数股并行，迭为主次，变迁极为混乱。元末贾鲁治河时曾整治一条从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河道，史称贾鲁河。不久即告废坏。明初河道多北决毁运。永乐以后治河以保运为主。故中叶以后开始形成较固定的汴、涡、颍3道，以汴道（约当今废黄河，因古代汴水所经而名）为干流。1495年（弘治八年）在黄河干流北岸从河南武陟至江苏沛县筑成一道太行堤后，北决的次数相对减少，多由南岸分流由滩、涡、颍、浍等河入淮。
616世纪中叶～186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后经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图上的废黄河。其后虽有决溢，但旋即恢复故道。清前期经大筑堤防，河南境内河道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时期，而山东、江苏境内河段决口次数增多。江苏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潘季驯治河重点即在这一河段上，如大修两岸遥堤、缕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黄等工程。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阴至河口段，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故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患最为集中。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治河不力，发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71855年（清咸丰五年）～20世纪50年代以前。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分成3股，会合后穿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其后的20年内，洪水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才势分散，正溜无定。直至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始基本形成。此后下游河道中自武陟至铜瓦厢一段，因决口后口门附近水面有局部跌落，上游河道冲刷下切，滩槽高差增加，洪水时一般均不上滩，故河道较稳定。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堤内原有串沟和堤河交错，一遇洪水，便顶冲大堤，形成险工。1913～1935年决口多集中在本段，故有“豆腐腰”之称。自陶城埠至利津海口段，原系小盐河和大清河，河床窄深多曲。铜瓦厢决口之初，黄河泥沙大部沉积在河南境内，故陶城埠以下淤积不严重。光绪初年河南省内修筑大堤，约束河道，大量泥沙被带至下游沉积在大清河内，河床迅速抬高。故光绪年间决口大多集中于本河段。此外1855～1938年，黄河尾闾南北摆动改道即达11次之多。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全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成灾严重，史所罕见。1947年河复故道。
历史时期黄河不断地决口、泛滥和改道，对下游平原的地理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每一次决口后，先是洪水吞没了大片土地，夺去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洪水过后，留下了大片流沙，经风力作用，形成了许多断续的沙丘和沙垅，吞噬了农田、房屋以至城市，阻塞了交通道路。现今河南东北和东部分布的许多沙丘、沙垅和大片盐碱地，即为历史上黄河泛滥的结果。黄河不断地决口和改道也直接改变了黄淮海平原上的水系面貌。战国以来的文献资料记载，反映出古代黄淮海平原为河网交错、湖泊群立的自然地理景观。仅据《水经注》记载，黄河下游就有180多个大小湖泊，这些河流和湖泊大多有通航和灌溉之利。同时在调节黄河及其支流的流量、农田灌溉和润湿当地小气候等方面都有一定作用。但经黄河一次又一次的泛滥、袭夺和灌淤，河流多渐趋淤浅，甚至完全断流；许多湖泊被黄河泥沙淤浅后，不久均垦为农田，故现今黄淮海平原上主要河流亦仅能季节性通航，湖泊更形稀少（见华北平原）。这些情况无疑是造成当地气候干燥、水源缺乏的原因之一。黄河的泥沙广泛漫淤，使黄淮海平原的地面普遍淤高。今河北巨鹿县在地下六七米深处发现宋代瓷器和屋基，宋代的巨鹿城是1108年一次黄河决口被淹没了的。明代以前的开封城全被埋入地下。据考古资料估计，宋代以来开封城地面约抬高10米左右。这仅是两个典型例子，其他在历史时期地面抬高的现象，在黄淮海平原上到处可见。
长江湖北宜昌以上，历史时期河床摆动幅度极小。宜昌以下长江进入中下游平原地区，河床的摆幅及沿岸的湖泊水系均曾发生很大变化。现简述古今变化较大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区、荆江河段、鄱阳湖区及太湖水系。
1江汉平原上云梦泽的演变。江汉平原地势低平，地质构造上属第四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沿江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先秦时代这一地区是楚国名为云梦的将猎区。狩猎区包括山林、川泽、原隰多种地貌形态，而云梦则是其中的一个湖泊。据文献记载，春秋时代的云梦泽主体在今江陵以东、江汉之间，部分则在汉江北岸的天门、应城一带。至战国时代，由于汉江所挟带泥沙的充填，汉江北岸的一片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仅余江汉之间的主体部分。随江陵以东荆江三角洲向东向南发展，并和来自今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为江汉陆上三角洲，故西汉时代云梦泽的主体被迫退缩至华容县（今潜江县西南）南境。其东其北虽仍属云梦泽，但均以沼泽形态为主。后因江汉地区新构造运动呈现为自北向南倾掀下降的性质，荆江分流分沙量均有逐渐南移汇集之势。至东汉三国时代云梦泽水体逐渐东移，以至萎缩。6世纪的云梦泽已被分割成许多小湖沼，主体位置东移至沔阳（今仙桃市）、监利一线以东，东端达今汉阳县南古沌阳县境。有大潟湖（今仙桃市西境）、马骨湖（约今洪湖）、太白湖（今汉阳县南）等名，云梦泽名称已消亡。唐宋时代这些湖泊也为葭苇弥望的沼泽所替代，大面积的水体不复存在。
宋以前荆江河段排水沙口均位于北岸，故云梦泽变迁的主要趋势是水体缩减、陆地扩展。元明以后北岸诸口尽塞，南岸出现了太平、调弦、藕池、松滋四口，荆江水沙主要排向南岸，江汉平原上来沙不多，下沉速度超过堆积。故明清时太白湖又扩大为江汉间众水所归的巨浸。19世纪后期，太白湖因长期淤填而基本消失，江汉平原排水不畅，至清末洪湖又再度扩展。
2荆江河床的演变。荆江是长江在中游冲积平原上的一段河道。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中藕池口以上称上荆江，以下称下荆江。两段荆江历史时期河床演变各异。
第一，上荆江河床的演变。据《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的记载，长江流至枝江县形成分汊河道，南支为主泓道称江，北支为汉道称沱。江沱之间有很多沙洲，其中以百里洲为最大。江沱会合以后又东流至江陵南，接纳了自北而南、折而东流的沮水（今沮漳水）。魏晋时代江沱分流渐趋平衡。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外江，沱又称内江。内江流量逐渐增大，结果使沮水东折的流路被江水所袭夺，于是江水紧逼江陵城下。原来江、沮之间滩地被水流冲断，形成了许多沙洲；出现了《水经注》里记载的江陵城南的北江分汊河道。沮水遂改在今江陵西南李家埠附近入江，后又逐渐西摆，至明万历时西移至今枝江县江口一带入江。
明嘉靖年间，内江流量不断增大，终于在今江口附近，冲断百里洲，东南与外江相会，使江沱会合点上移至今松滋新闸附近，百里洲被分割为上下2个百里洲、原来的主泓道外江，由于沙洲密布，水流壅塞，逐渐演变为大江的汊流。江沱易位是上荆江河道的一大变迁。以后下百里洲以北以东的内江故道逐渐湮废，与之相关的江陵北江也随之浅狭。明万历年间，沮水下游泛滥，江口一带水流壅塞，遂东流袭夺了下百里洲北的内江故道和江陵城南的北江故道，至江陵东南注入长江。至此，今江陵以西的荆江河势大致形成。
江陵以下的上荆江河段流经古云梦泽地区。从以上云梦泽演变来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荆江漫流阶段。史前时期，长江出江陵进入云梦泽地区，荆江河槽淹没于湖沼之中，河床形态不甚显著，大量水体以漫流形式向东南汇注。同时因该地区现代构造运动具有向南倾掀的特性，江陵以东的漫流，有逐渐向南推移、汇集之势。二是荆江三角洲的分流阶段。秦汉时期，由于长江泥沙长期在云梦泽地区堆积的结果，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早在云梦泽西部地区形成。荆江在云梦泽陆上三角洲上形成扇状分流水系向东扩散，如历史上著名的涌水和夏水，而主泓道则受南向倾掀运动的制约，偏在三角洲西南边缘，穿过湖沼地区至城陵矶与四水会合。三是荆江统一河床的塑造阶段。魏晋开始荆江三角洲向东向南推移，云梦泽被向东迫挤。于是自江陵以南石首境内的荆江开始摆脱湖沼地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己的河床，但往下监利境内河床仍处于湖沼之中，固定河床尚未形成。唐宋以后，江汉平原上云梦泽完全消失，其主体部分已被零星的小湖沼所替代，监利境内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
其次，藕池口以下的下荆江河床在魏晋时代形成后，至北魏河床两岸形成许多穴口和汊流，分泄荆江水流。同时河床中沙洲发育，特别是在分汊穴口，沙洲之多超过现今数倍。故当时的下荆江河床属于分汊型河床。唐宋时代下荆江统一河床塑造完成后，河床不断淤积。宋元以后下荆江地区垦殖频繁，筑堤围垸之风大盛，两岸穴口汊流，尽归淤塞。下荆江河床被束缚在大堤之内，代之而起的人工穴口，如元代所开的小岳、宋、调弦、赤剥4穴，不久亦废。明隆庆时惟濬石首以东大江北岸的调弦一口，江水溢则由此入监利县境，汇于潜江、沔阳（今仙桃市）一带，江中也不见有沙洲记载，与《水经注》时迥然不同。由原分汊型河床演变为单一型河床，是下荆江河形态的一大变化。
在下荆江单一河床形成后，由于下游壅水和洞庭湖的顶托，河曲活动亦随之发展。明中叶时，监利东南典型的河曲弯道已发育形成。以后又有自下游向上游推移的明显趋势。清一代下荆江河床曲流活动全面发展，监利境内河床有八曲之多，清后期以来，由于藕池、松滋分流形成，大量水流进入洞庭湖，顶托作用不断加强，河曲活动更趋频繁。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下荆江河曲即经几次重大演变后，大致形成现今之形势。
3洞庭湖的演变。洞庭湖的演变与下荆江河床演变有密切关系。自全新世初期以来，洞庭湖区呈现为河网切割的平原地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现今在湖区内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湖区中心大通湖农场发现的遗址埋藏于地表下7米左右。这7米厚度的沉积物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沉降、堆积的产物。
新石器时代以后至汉晋时期，洞庭地区仍有沉降的趋势，在君山西南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小湖泊。即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洞庭波”，为一浅平的湖沼，就整个洞庭地区而言，河网切割的平原地貌基本未变。还可从《山海经·中山经》、《汉书·地理志》和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铭文中了解到当时湘、资、沅、澧四水在洞庭平原上交汇分别流入长江。不存在后世所见的洞庭湖。但其时随湖盆地区的缓慢下沉，开始向沼泽化方向发展。故虽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已有人类频繁活动的痕迹，而秦汉时代却未在此基础上设置郡县，无疑是受了沼泽化的影响。
4世纪～19世纪中叶是洞庭湖的扩展时期。东晋南朝之际，随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修筑，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萎缩，荆江南岸出现了景口、沦口二股长江分流，将大量洪水排入洞庭平原，使缓慢下沉的洞庭地区由逐渐沼泽化而演变为浩渺的大湖。最先出现在岳阳西南的青草湖，至6世纪，湘、资、沅、澧四水（见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入湖的局面已经奠定。青草湖已扩展为包括有北边的洞庭湖区，青草、洞庭二名通称。而在今南县附近又出现由长江分流汇潴的赤沙湖。当时洞庭湖的主体在今东洞庭地区，南洞庭湖区尚未包括在洞庭湖内，但河湖港汊已很发育。西洞庭湖区除赤山湖外，尚有一些小湖，均未与东部洞庭湖主体连成一片。
唐宋时代洞庭湖进一步扩大，东部洞庭湖主体已西吞赤沙，南连青草，周围七八百里。故有“八百里洞庭”之称。元明以后，荆江统一河床形成，迅速淤高。明中叶以后，北岸穴口尽塞，南岸调弦、虎渡两口的大量水沙排入洞庭湖区，湖域扩大至周围八九百里。清道光年间洞庭湖扩展至顶点，跨四府一州九邑之境，估计约达6000平方公里，为今湖面积两倍以上。华容、安乡、汉寿、沅江、湘阴、岳阳等县城均矗立湖岸。但由于泥沙大量沉积，湖底抬高，洲渚裸露，湖水极浅。自湖西北部虎渡、调弦2口带入的泥沙形成三角洲迅速发展，枯水季节分为东西两大湖区。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的百年中，洞庭湖迅速萎缩到现今不足3000平方公里，其主要原因是藕池、松滋两口的出现，荆江四口分流的结果。1852年藕池口和藕池河形成，1870年松滋口和松滋河形成。此后四口将荆江45％的泥沙排入洞庭地区。19世纪后期，西洞庭湖面大部被壅塞，东洞庭湖面也淤出大片沙洲，而南洞庭地区因北面水体南侵，原有小湖群合并为今日南洞庭湖。20世纪初至50年代前的50年中，四口继续将大量泥沙排入洞庭湖，出现大片沙洲，又兼人工堤垸迅速增筑，旧日洞庭湖已被分割成今东、西、南3大部分及从东洞庭湖分离出来的大通湖。
4彭蠡泽和鄱阳湖的演变。鄱阳湖在地质时代湖盆地区的地质地貌几经沧桑，变化很大。全新世开始湖盆虽逐渐下沉，由于泥沙沉积量和湖盆下沉量基本均衡，故仍呈现为河网割切的景观。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201（汉高祖六年）～公元421年（刘宋永初二年）在令鄱阳湖中心设置了鄡阳县，古城已经考古发现在今鄱阳湖中心的四山。其周围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所辖土地也有部分在鄱阳湖中。可见在公元5世纪20年代以前，鄱阳南湖地区并不存在庞大水体，而为地势低平、河网割切的湖积平原，而鄡阳县为河网支汇的中心。
过去有人因鄱阳湖在古代曾有彭蠡泽之称，因而认为古代彭蠡泽即今鄱阳湖。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彭蠡古泽的形成与古长江在九江盆地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更新世中期，长江出武穴（今广济县）后，主泓经太白湖、龙感湖、下仓浦至望江县与从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缘的长江汊道会合。更新世后期，长江主泓南移至今长江道上，而原来被废弃古河道因全新世以来倾掀下陷作用，逐渐扩展并与九江盆地南缘的宽阔的长江水面合并，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湖泊，即先秦《禹贡》中所载的彭蠡泽。当时长江出武穴摆脱两岸山地的约束，形成了以武穴为顶点，北至黄梅，南至九江，东至鄂皖边界的冲积扇，江水在冲积扇上分为多支，即《禹贡》中所谓“九江”，东至扇前洼地汇入彭蠡泽，可见古彭蠡泽主体部分在江北，相当今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区。江南仅为今鄱阳湖的颈部。
由于古彭蠡泽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潴汇而成的湖泊，水下新老河段之间脊线分明。以后由于长江泥沙经九江段时，受到赣江的顶托在主泓北侧堆积起来，日久新老主泓道之间自然堤逐渐高出水面，九江主泓道和江北彭蠡泽即被分割开来。时间约在西汉后期，距今2000年。以后，每逢长江泛滥泥沙溢出，彭蠡古泽逐渐缩小，形成了几个由水流连通的湖泊，史称雷水和雷池，即今龙感湖、大官湖的前身。江北彭蠡泽之名逐渐消失。
自全新世开始本区第四次断块差异运动，在南昌一湖口一线有较大的相对下陷，尤以湖口断陷为强烈。西汉后期，湖口断陷的古赣江区已扩展成较大的水域，即今鄱阳北湖的前身。因为江北彭蠡泽之名出于经典《禹贡》，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就附会江南的鄱阳湖为古彭蠡泽。但在记载到湖汉水和豫章水（均指令赣江）时，却又说注入长江，而不是注入彭蠡泽。估计当时江南新彭蠡泽枯洪水位变率大，枯水时束狭如江之故。
汉晋时代的新彭蠡泽（晋时又称宫亭湖）南界不超过今星子县南婴子口一线，而婴子口则是赣水入湖口，也称彭蠡湖口。江南彭蠡泽形成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比较稳定。其后随南昌—湖口断层下陷自北而南的发展，河网交错的平原逐渐向沼泽化发展。刘宋永初二年（421）鄡阳县的撤销当与此有关。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宋初彭蠡湖区已超过婴子口、松门山，迫近鄱阳（今波阳）县城，彭蠡湖开始有鄱阳湖之称。这种扩大的结果使原在湖边上的山峰先后沦为湖中小岛，附近的小湖也相继和鄱阳湖连成一片，古鄡阳县周围平原几平沦没殆尽。但其时鄱阳南湖仍为吞吐型湖，洪水时茫茫一片，枯水期水束如带。
明清时期鄱阳湖演变的特点是汊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鄱阳湖南部地区，如今军山湖、青岚湖都形成于此时。而清代以来，吴城以北鄱阳湖逐渐淤浅，由于赣江、抚河、信江的口外沙洲向东北延伸，鄱阳南湖西南部湖面逐渐缩小。
5太湖平原水系变迁。在太湖湖底普遍分布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说明五六千年前，太湖地区仍为湖陆相间低洼平原。后随太湖周围地区不断下沉和沿海地区泥沙的堆积，使太湖平原逐渐向碟形洼地发展，最终形成了大型湖泊。即为先秦地理著作里的震泽（具区）。这种湖区下沉、湖面扩大的趋势直至宋代还未结束。在宋人郏亶《水利书》中明确记载苏州一带湖荡水下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单锷亦说：“昔为民田，今为太湖”，“太湖宽度，逾于昔时。”明清时期曾在太湖平原中部地下发现宋代以前的遗址和文物。
战国以前太湖之水由松江、娄江、东江等3江分流入海。《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即指对太湖流域几条主要泄水道的整治。松江（今吴淞江）、娄江（今浏河）与今流路大致相同，东江则经今澄湖、白蚬湖，东南入海。随太湖周围地区的不断下沉和沿海边缘因泥沙堆积而抬高，遂使太湖周围形成碟形洼地，向东排水发生困难，“欲东导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海潮倒灌至苏州城东一二十华里处，从而促使三江水系的淤浅，积水在太湖平原上潴蓄成大小零星的湖沼。
与太湖平原进一步湖沼化同时进行并互为因果的是三江的逐步堙废。公元5世纪时松江下游已“壅噎不利”，排水不畅。约在8世纪时东江、娄江相继堙废。9世纪开始为排泄壅积在松江上游的积潦，先后在太湖以东开浚了不少塘浦，重要的有荻塘（今吴兴运河）、元和塘（今常熟塘）、昆山塘（又名至和塘，今浏河）等，形成了“五里为一纵浦、七里为一横塘”的水网系统。但至北宋初年又多淤浅，苏、常、湖3州连年遭受水灾。11世纪中叶先后对吴淞江进行几次整治，主要是截弯取直，水流有所畅通。但自1042、1048年在苏州、平望间修了吴江长堤和吴江石桥后，吴淞江流受阻，水势转于东北，迤逦流入昆山塘，经不断冲刷，至13世纪末终于形成今之浏河。1403年夏原吉“掣淞入浏”，于是浏河水势更盛，成为太湖通海大道，“水阔二三里”。而吴淞江则“自夏驾浦至上海县南跄口130余里，潮汐壅障，菱芦丛生，已成平陆”。同时夏原吉又疏浚上海范家浜，上接黄浦引淀泖之水入海，形成今日黄浦江。明代多次开浚吴淞江、浏河、白泖港，但均时浚时塞，河道窄狭。至嘉靖年间，黄浦江逐渐开阔，终于成为太湖下游最大泄水道，而吴淞江反成其支流。清初亦曾多次疏浚吴淞江。乾隆二十八年（1763）开凿黄渡越河后，吴淞江全同今道，但因受潮汐影响，旋浚旋淤，又疏浚了白茆、七浦、茜泾、浏河各河道，同时分泄太湖下游积水的作用，但均不能与黄浦江的作用相比。
海河由北运河（见京杭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见京杭运河）五大河流会合而成。五大河流支流众多。历史时期迁徙无常。今择其中几条主要河流的变迁，简述于下。
海河形成以前的河北平原水系。在黄河有关内容中已经提到。从西周以来至春秋战国时代，流经河北平原的主要河流是黄河。其时黄河下游分成多股，纵贯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最西的一股是《山海经·北山经》中的大河，流经今太行山东麓，折东走汉代滱水至今天津市区入海；《山经》大河在冀中平原分出一股，即《禹贡》记载的大河，在今青县一带入海；最东的一股后来成为西汉时大河干流，在今黄骅县附近入海。西汉以前河北平原上的河流都属于黄河水系。今河北在雄县、霸县至天津一线，即汉代滱河、宋代的界河一线。地质构造是属于凹陷地带，因而黄河北流即以此为极限。在凹陷地带以北，是永定河水系和潮白河水系，各自独流入海。
西汉时代黄河干流东移，至今黄骅县附近入海。原来流入黄河的各河流，都脱离黄河而分流入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黄河以北有滹沱河、泒河（上游今沙河，下游约今大清河）、滱水（今唐河）、治水（今永定河）、沽水（今白河、北运河）等均各自流入渤海，互不交会，其时海河水系尚未形成。
东汉时代黄河更南移经山东北部，至今滨州市、利津一带入海。原注入黄河的漳水亦脱离黄河独流入海。据谭其骧研究，到3世纪初曹操开白沟、平虏渠后，清河、滹沱河、泒水、滱水、水（永定河）、拒马河、沽水等均会于天津入海，海河水系始告形成。
海河水系形成之初，西南止于淇水，东北止于沽水。《水经注》时代淇水以西的清水、丹水已有部分被引入海河。隋炀帝开永济渠，引沁水入清水、是海河水系向西南扩展到最远的时期。但不久即废。唐代永济渠、宋元御河、明清卫河，仍以清、淇为源。宋代黄河北流，黄河又加入了海河水系。金以后黄河南徙，海河平原上的河流始与黄河无涉（20世纪50年代后修建人民胜利渠方引部分黄河水流接济卫河）。元开会通河，引汶至临清会御河，海河水系又向东南扩展，会通河至清末淤废。东北方面，海河水系形成之初，仅包括沽水（白河）干流，不包括潮河。曹操在开平虏渠的同年又开凿了泉州渠，鲍丘水的一部分即由渠入海河，但主流仍循蓟运河东南入海。《水经注》以前沽水自武清至天津一段又枯断，改东注鲍丘水入海。故《水经注》时代、沽、鲍丘3水合流，循今蓟运河入海。海河水系东北界大大内缩，仅以圣水（上游今琉璃河，下游为今固安、永清界内永定河）为限。隋开永济渠前，水、沽水已与南来诸水相合，海河水系东北界再度扩展。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大大改善了河北平原的水运条件。
海河水系形成后，可以宋代界河（《水经注》巨马河）为界分为南北2系。南系包括清、淇、漳、滹沱、滱、涞、易等水；北系包括、沽、潞、涞、易、鲍丘、泃、庚等水。历史时期南北两系各水下游河道均曾发生较大变迁。今列举其中几条主要河道的变迁，以窥海河水系变迁的概貌。
1永定河。据钻探资料，永定河出石景山后，在今北京城北、中、南面分为5条古河道，流经今北京城北小清河一道时间最早，c14测定约距今18000～7000年。这些都是永定河早期流经的河道。西汉时代治水（水）经北京城南，东南至泉州县（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入海。东汉以后，下游与潮白河会合，经笥沟与南面的清河在天津相合，威为海河水系北派的主要河流。《水经注》时代笥沟淤断，水东流与沽河、鲍丘河会合东循今蓟运河下游入海。隋开永济渠“北通涿郡”，即利用水（桑干河）下游河道通达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部）。
唐代桑干河石景山以下分为两支：一支经蓟城南，东南与高粱河合，下会潞河；一支南流经永清县北。辽金以后，桑干河含沙量增多，“水性浑浊”，故有卢沟之称。下游河道干流已离开蓟城之南，改折南经卢沟桥（桥筑于金明昌三年）南入安次县境，下达武清县境入北运河。筑堤亦始于此。元代桑干河下游又称浑河、小黄河，自石景山南东麻峪始分二支：一支即入安次、武清旧道，一支自涿县南流经固安，南至霸县入拒马河（即白沟河）。明代因记载详细，知其下游河道自卢沟桥分为东、南二派：东派走今凉水河至张家湾、漷县入北运河；南派分成几股，先后走过今忙牛河、琉璃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或入三角淀，或入北运河，数股并存，迭为主次，来回摆动，变迁频繁，故有“无定”之称。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全面筑堤，固定河道，赐名永定河，惟下游入三角淀为尾闾段，隔数年即改道一次。20世纪40年代方形成现今河道。
2大清河。上游分南、中、北3股来水。北股为南北拒马河、易水，中股为唐河（滱水）和徐、漕等河，南股为潴龙河，上游为磁河、大沙河。海河水系形成之初，各自东流至今天津会合，并未成为同一水系。北宋时期与北方的辽（契丹）界河以南有一带状的湖泊洼地，即包括今白洋淀、文安洼凹陷地带。北宋初年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下，将南面的滱水、滹沱河等大小河流均引入这一洼地，形成了西起保定，东近海的屈曲900华里的潴泽国防线，称为塘泺。北连拒马河下游的白沟河（即界河）。其时之永定河亦从北面流入界河，故界河包括了永定河和滹沱河及其间大小诸水的一大水系。宋朝南渡，界河失去限制南北的作用。南面河流如滹沱河又脱离了界河，而北面永定河大量泥沙填于界河各段中。明中叶以后，界河渐被淤平，水体南移于今大清河。清康熙三十七年修筑永定河大堤，由下游入三角淀处与大清河分开，同时大清河两岸先后修筑堤防，今大清河水系基本形成。
3滹沱河。《禹贡》、《山经》时期原属黄河水系。黄河东徙至黄骅县境入海后，滹沱河独流入海。西汉时下游分为数股，除干流外，尚有滹沱别河、滹沱别水等，在今青县附近会流入海。三国以后自饶阳以下夺泒水经河间、任丘、文安、大城，与拒马河合会，同归于海，成为海河水系南派一大支流。直至唐代仍沿此道。宋代导滹沱河入边吴泊，注于塘泺，乃为人工改为北流一支，另有东流一般经深州，至乾宁军（今青县）与御河合流；南流一股自鼓城注入葫芦河（今滏阳河）。金元时北流一股已不见记载，多走东、南2道。明时滹沱河主流已脱高大清河，自藁城县分成3股：一支北流入淀泊，一支东南经束鹿县注入滏阳河，一支南流经宁晋县注入宁晋泊（今宁晋、新河间滏阳河），每逢洪水泛滥，以南走入宁晋泊一道为常。晚清将滹沱河引入子牙河，两岸筑堤，固定河道，形成今日之格局。总之，历史时期滹沱河南北摆动很大，其范围大致以藁城为，北至淀泊洼地，南至滏阳河，宋以前以北流为主。属大清河水系，元明以后以南流为主，属滏阳河水系。晚清以后与滏阳河并为子牙河一大支流。
4南运河。上游为漳、卫2大河流。卫河前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白沟。白沟原为《禹贡》、《山经》时代的黄河故道。黄河改走西汉大河后断流，东汉后期出现“白沟”，应出自人工疏导。3世纪初，曹操筑枋头遏淇水入白沟，下连清河成为河北平原上纵贯南北的运河。《水经注》时代清河自大名至东光段在今南运河之西。隋大业开永济渠后，今德州以下走令南运河道，德州以上仍在今道之西。元明以后方逐渐演变成今卫河。
5漳河。历史时期变迁尤大。原亦为黄河一大支流。《禹贡》时代河、漳会合于今河北肥乡县境。黄河改走西汉大河后，肥乡以下《禹贡》大河故道即成为漳水下游。但在反映西汉后期情况的《汉书·地理志》里，自今新河以下，漳水已不夏北流，改道东流经南宫、枣强、景县、东光注入大河。到东汉时代漳水下游恢复自今新河经大河故道入海。三国时曹操开利漕渠，引漳水于馆陶南入白沟。自后漳水下游变迁无常。唐代漳水至少有2支：一支北流，与《水经注》时代大致相同，经今临漳、成安、肥乡、曲周、平乡，以下走今滏阳河，汇入大陆泽，出泽后又走今滏阳河，衡水以下经武邑东北流，截永济渠，东北入海。一支经魏县于馆陶入永济渠，南北二道之间亦有零星漳水记载，亦为分支，然首尾不明。北宋时黄河北流，漳水又为大河支流。明代南北二支均存，前期以北流为主，后期以南流为主。清康熙时分为三支：南支在馆陶入卫，中支为老漳河至青县入卫，北支至宁晋与滏阳河合称新漳河。后又分成4支，变迁频繁。康熙末年南流入卫一支竟成唯一主流。乾隆以后始成今状。
综上所述，海河水系因含沙量高，进入平原后，河床摆功不定。在历史时期的变迁甚大，仅次于黄河。宋以后变迁日趋频繁。变迁特点一是下游河道往往从单股发展到多股，最后又逐渐演变成单股。反映了早期河道含沙量不多，而长期稳定后，泥沙增多，河道在扇形平原上分成多股，因堤防未修，变化无定，迭为主次。明清以后全面修堤，河道方始固定，又渐为悬河。二是河道主流摆动总的趋势为永定河由东向南，明以后又东移；滹沱河、漳河由北向南；乃与河北平原之新构造运动有关，同时也有人为因素。
（邹逸麟谭其骧）
郡县制的萌芽和确立为春秋中期至秦汉时期。中国商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即采取“封建邦国”的办法进行统治。商王及周天子除王畿附近的土地由自己直接统治外，其他土地和人民都分封给大小各级领主，作为他们的采邑。各领主在自己封地内独自为政，在整个王朝疆域内无所谓地方行政区划。春秋中叶后，有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就将新开拓的疆土，或从私家剥夺来的土地，不再进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统治，于是开始出现了地方行政区划。
最早的地方行政区划是县。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最早设县的是楚国和秦国。例如楚文王时（公元前689～前677）灭申（今河南南阳）、息（今息县西南）2国为县。秦武公时（公元前697～前678）灭邦戎、冀戎地置邽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谷县东）。以后晋、齐、吴等国都有设置。不过那时的县已不仅设在边区，还有设在经济发达、交通冲要的地方。如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在汾水流域一次就置了10个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其中平阳和杨在战国时为重要商业都会。吴国在今江苏镇江市置朱方县，也是地处交通冲要。春秋后期各国县数骤增，到战国时成为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区划。不过早期的县和战国以后的县有所不同：一是保留着分封制的残余，如可以分赐给臣子，县尹可以世袭，食县邑可以互换等；二是县的大小差别很大，大至如楚灭陈、蔡那样中等国家后以一国为一县，小至齐国的县约等于一乡，而以相当于一邑之地为最多。
郡的出现也在春秋而较晚于县。初期皆设于边远荒僻之处，经济开发程度低于县。故春秋末赵简子誓师，有“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说法。战国时各国所置郡亦多在边区。一郡之长称守，由将军充任，可征发一郡兵力，进行征伐。一县之长称尹、公、大夫，后又称令。以后边郡地大，遂分置数县；内地事多，数县上置郡以统之。以郡统县的制度才逐渐确立，郡县大小也渐趋一致。这种制度可能始于三晋。如魏上郡领15县，赵上党郡领24县、韩上党郡领17县。以后秦、楚、燕皆相继效法，不过整个战国时代郡县制和采邑制始终同时存在。至秦统一六国后，郡县制才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地方行政区划。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初并天下时为36郡，以后在南北新开拓的疆土上增置和原有郡的分置，至秦末约有近50郡。楚汉之际又有分析，至汉初约有60郡，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异姓七国”。汉高祖在消灭异姓七国过程中，又建立了“同姓九国”。至末年同姓九国和异姓中剩下的长沙国共占有40余郡，汉天子所自领者仅15郡。以后经文帝、景帝、武帝时多次中央镇压诸侯叛乱的战争，并推行了一系列削弱诸侯王国封土和特权的政策，至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汉尽收诸侯支郡；一国便只领一郡，王国与郡自此在行政区划上处于同一级别。武帝以后，由于推行“王子封侯别属郡”的政策，王国封域不断缩小，汉郡不断扩大，至西汉末年大郡领县至三、五十，大国最多领十余县，小国仅三、四县，级别虽同，实际上则郡大国小。
武帝时一方面开疆拓土增置了许多郡，一方面将内地的郡分小。至公元前108年时达110郡（国），以后逐步省并，至公元前46年弃海南岛上的珠崖郡后为103郡，一直维持到公元2年不变，即《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103郡国制度。王莽时又增至125郡。东汉初大施省并，公元140年时为105郡（国），成为东汉一代较稳定的制度。40余年后至灵帝中平后及献帝时代，皆有所增析。西汉时还曾在西域地区设置军政合一的西域都护府进行统治，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东汉也曾两度复置西域都护。
秦代一郡置守（主民政）、尉（主军事）、监（主监察）三员。西汉省监，监察事务由中央派员直接主持，每郡仅守（后称太守）、尉（后称都尉）二员。边郡因军事需要一郡有二个以上都尉，管理少数民族的又称属国都尉。东汉内地郡省都尉，军事由太守兼管。边区仍保留都尉，并将属国都尉权力扩大，分辖一部分县，“冶民比郡”。故东汉时郡一级政区有郡、王国、属国都尉三类。
秦县约近千个。《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公元2年制度有县1587个，东汉初省并400余，至《后汉书·郡国志》所载140年时制度为1180县。西汉时县级区分4类：县、侯国、邑、道。列侯所封食邑为侯国、皇太后公主所封食邑称邑，境内有少数民族的称道。侯国的长官称相，县、邑、道均称令（万户以上）、长（万户以下）。东汉时县一级的还有公国，其余同西汉。
州郡时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战国时代人们把所知的地域范围划分为9个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大禹九州。九州的名称，说法不一（见表）。汉后经学家认为《禹贡》九州是夏制，《周礼》是周制，《尔雅》是殷制。《吕氏春秋》是杂家就不加理会，其实夏商周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制度。
汉初中央直辖仅15郡，故省去秦制郡监，吏治由中央直接派丞相视察。武帝时增至110郡，于是在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将京畿附近7郡以外全国的郡国分成13个区域。这个区域称部，每部派一刺史（刺即监察之意），巡视吏治，故称刺史部。为了给每个刺史部取个名称，即借用了《禹贡》九州加上《职方》的2个州名，共为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幽、并11州，不过将雍州改称凉州，梁州改称益州。另有2个不在《禹贡》范围内的刺史部，即最北的朔方（河套）和最南的交趾（岭南），共为13个刺史部，俗称十三州。其后又将京畿附近7郡置司隶校尉监察，称司隶校尉部。故西汉有14个监察区。东汉初年，匈奴南侵，省朔方入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加上司隶校尉部，共13个监察区，俗称十三州。同时加重刺史的职权，不限于监察，并有黜陟之权，然仍未干预地方行政。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为了加强地方权力，以便镇压起义军，于公元188年（灵帝中平五年）以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掌一州军民，不仅有省察、举劾、黜陟权，同时还有兵权和治民之权。于是州逐渐形成为郡县以上一级行政区划，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
三国魏据黄河流域有司、豫、冀、兖、徐、青、雍、凉、并、幽、荆（西汉荆州北部）、扬（西汉扬州北部）12州。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有荆、扬、交3州。蜀汉占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置益州1州。故三国共有16州。孙吴末年分交州为广州（今广东、广西），曹魏灭蜀，分益州为梁州（今四川东部）。西晋初年分雍州为秦州，分益州为宁州，分幽州为平州。至280年平吴统一，将南北荆、扬合一，全国共为19州。以后又从荆、扬2州分出今闽、赣地置江州，分荆、广2州今湘东和粤东北置湘州，至西晋末年共21州。
西晋末永嘉之乱后，北方在十六国统治之下，往往在各自统治所及的较小区域分设许多州，于是州的设置开始发生混乱。东晋时有十几个州，南朝宋、齐有20余州，到梁朝后期竟增至107州。陈朝疆土狭小，仅长江中下游南岸和珠江流域，却有42州（一说64州）。北魏统一北方后，初年有一二十州，至孝文帝太和中有38州，太和后增置益滥，末年竟达80余州，东西魏时乃至有110余州。所谓“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至580年（北周大象二年）有州211个。南北朝前期共有州五六十，末年竟达300余。州制之滥，至此已极。州既如此，郡亦相同。郡置之滥，北朝胜于南朝。南朝前期约有郡270余，后期增至350余郡。北朝前期有郡500左右，至后期约有六七百郡。
东汉末年初行州郡县三级制时，一州往往辖有十来个或七八个郡，每郡领十几个县不等。可是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二三个或一二个县。有的州竟无县可领，有的仅存名目。南朝齐在汉中地区有45个郡，“荒或无民户”。有的两个州、郡合治一地，称“双头州郡”，故实际上州直辖县，郡同虚设。实行了400多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已完全丧失了原意。
东晋南朝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即侨州郡县。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也有一小部分迁往辽东和河西地区。当地政府为了招抚流民，安置世家大族，即就地按原来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称为侨州郡县。因为南徙至长江流域的人口最多，故侨州郡县多集中在中游的政治中心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和下游的政治中心扬州（今南京市）附近，其次是3条南北交通线上，长江上游的汉中至成都，中游的襄阳至江陵，下游沿岸的今当涂、扬州至常州一带。
道路时代为隋唐五代两宋时期。上文提到州郡县三级制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混乱到了极点，郡一级形同虚设，地方行政制度已至非改不可的地步。隋朝建立后，于583年（开皇三年）罢天下郡，以州领县。589年平陈，统一南北，将州县两级制推行至全境。607年（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从此州即是郡，郡即是州。《隋书·地理志》称是大业五年的制度，故以郡领县。共有郡190，县1255。县的基本数字无大变化，而县级以上机构却大大精简。隋朝实行州县制共24年（583～607），而实行郡县制共11年（607～618）。然而大家都以为隋朝推行郡县制，这是受了《隋志》的影响。唐初又改郡为州，恢复了州县制。以后在742～758年（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间又曾一度改州为郡。唐一代近300年中实行郡县制仅16年，基本上是州县制。唐代州一级行政区划中还有府。先是713年（开元元年）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又陆续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过的州为府。如升并州为太原府，升岐州为凤翔府，升益州为成都府，升蒲州为河中府，升荆州为江陵府，升梁州为兴元府，升华州为兴德府，升陕州为兴唐府等。五代十国时期各国首都和陪都均升为府。
宋代升州为府的情况更多了，除了首都、陪都外，凡是皇帝诞生、居住、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升为府。北宋宣和末全境有38府，南宋境内有20余府。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略高于州。当时黄河、长江流域一些重要城市所在地几乎都置了府，到了明清时代大部分二级政区都置为府。
五代两宋时地方行政区划中还出现军和监，军在唐时是军镇，原属军事系统，只管军队，将领称使，多设在边区。五代时军事行动频繁，军不仅管兵马，也辖土地民政，宋代沿袭五代制度，演变成地方行政单位，在今山西、河北、陕西沿边多设军。小的由知县兼军使，大的则由京官带原衔知军。监是由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管理机构，对国家财政收入关系很大，地方官无法兼管，故划出一定区域由监官管辖，变成地方行政单位。军监有领县不领县两种，领县的与府州同级，不领县的与县同级。领县的军监虽与府州同级，但一般地位低于府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类。
唐代有300多个府州，1600余县。宋代疆域远较唐代为小，但府州军监总数也有300余，1200多个县级政区。面对这样庞大的府州，中央无法进行直接的统治，但又不愿在府州以上再增加一级行政机构，怕扩大了地方权与中央抗衡。于是就设计了一种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司机构，即所谓道路制度。
唐代初年根据自然山川形势将疆土分为关内（潼关以西、秦岭以北，包括河套）、河南（当时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河北（当时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河东（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陇右（陇山以西）、山南（秦岭以南、长江以北）、淮南（江淮之间地）、江南（长江以南）、岭南（五岭以南）、剑南（剑阁以南）10个区域，称为十道。神龙二年（706）开始曾设过“十道巡察使”、“十道存抚使”、“十道按察使”，皆由中央临时派遣，不常置。开元二十一年（733）分为15道，即将关内道分出首都长安附近地区为京畿道，河南道分出陪都洛阳附近地区为都畿道，又分山南为东西2道，江南为东西2道，另增设黔中道（今贵州一带），共15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专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就成了15个监察区。安史乱后，监察权为节度使所兼，独立的监察区就不存在了。
中唐以后又出现了节度使区域。唐初沿袭北朝以来的制度，在军事要地设置总管，旋改称都督，管辖几个州的军事。以后为加强防务，给边境诸州的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加其权力，称为节度使。开元时有沿边八节度使。天宝时有沿边九节度使（即范阳、平卢、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剑南、安西、北庭），一经略使（岭南）。安史乱后，内地也遍设节度使，大者领州十余，小者也有三、四。节度使职权也由原来只管军事，发展为总揽一区的军、政、财、监大权，位尊权重。节度使所辖地区称镇、方镇、节镇、藩镇或道，比较不重要的地区则置观察使或防御使、经略使统辖一道，从而形成了道（镇）、州（府）、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唐朝后期全国有四、五十个镇，除首都京兆府和附近几个州和陪都河南府外，其余府州均属方镇。
唐代前期国势强盛，先后灭了东突厥、高昌、薛延陀、西突厥、高丽，其余边疆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为了加强这些地区的统治，唐朝政府仿效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制，采取了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的制度。羁縻府州是由唐朝政府任命当地少数族首领为都督刺史，颁发印信，可以世袭。各边地共设置了800余羁縻府州，分别由若干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统辖。开元、天宝年间有六都护府分布四边，安东都护府管辖东北地区，安北都护府管辖漠北，单于都护府管辖漠南，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区，安南都护府管辖越南北部地区及滇东南、桂西。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上述各都护府辖区也屡有变迁。
宋代初年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革除了藩镇的实权，诸州皆直属中央，节度使仅存空名而已。并将全国分成若干个称为路的区域，每路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的财赋。以后转运使职权远渐扩大，兼及“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控制了一切地方行政事务，形成了分路而治的局面。真宗时（998～1022）考虑到转运使权力太重，于是设置了提点刑狱使，总揽一路司法和监察，安抚使主持一路军事，而转运使专理一路财赋和民政。所以宋代一路有三种长官：转运使（简称漕司）、提点刑狱使（简称宪司）、安抚司（简称帅司），总称监司。
北宋分路以转运使为主，初分时极不稳定。至道三年（997）始定为15路，天禧四年（1020）又分为18路。元丰八年（1085）定为23路。这23路是京东东、京东西、京西南、京西北、河北东、河北西、永兴军、秦凤、河东、淮南东、淮南西、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路。崇宁四年（1105）将首都开封一府置为京畿路。宣和四年（1122）宋金盟约，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地。于是北宋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不料金灭辽后未能践约，仅归还六州。所以北宋末年号称26路，实际上只有24路。
北宋所谓18路、23路，均指转运使分路而言。宪司、帅司分路则不同。如河北转运使分东西2路，帅司因防御契丹需要分为大名府、高阳关、真定府、定州四路。宪司则合为一路。
南宋时因军事防御需要，分路以安抚使为主。在其秦岭、淮河以南全境内所分的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等16路，是指安抚使路而言、漕司、宪司分路则不同。如两浙安抚使分为东西路，漕司则合为一路。
宋代的路有三种监司，各司其职，没有集权于一人一司，府州有事仍可直达中央。因而与魏晋的州和元以后的行省不同，不构成地方上一级行政机构，仍实行州（府）县二级制。
辽代沿袭唐制，将全国分为5道。每道有一政治中心称府，建有京号。并以京号为道名，合称五京道。上京道辖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契丹本土，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东南波罗城）。中京道辖奚族本土，约今内蒙古老哈河上游和英金河、锡伯河流域、辽宁的大小凌河流域和河北省长城以外的滦河流域，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东京道辖原东丹国地，约今辽河、嫩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道和西京道大致即五代后唐割让给契丹的幽蓟十六州地。南京道辖约今海河、大清河以北、内长城以南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地，治析津府（今北京市西南）；西京道辖约今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分地，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辽代在形式上沿袭了唐代的道制，但具体统治方法上却采用了宋代的路制，即每道设都总管府（帅司）、处置使司（宪司）和转运使司（漕司，各道名称不一），也是三权分立。道下分府州军城4类，另有隶属于州的州、军、城，实与县同级，这种制度为前所未有，为明清时代直隶州、散州的先声。
辽代还有3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一是头下军州，又作投下军州。这是贵族、功臣将在战争中掠夺来的人口，作为他们的私奴所建立的州县。按人口的多少，分成头下州、军、县、城、堡级次。一是斡鲁朵制。斡鲁朵是皇帝、皇后的宫殿、行帐所在。辽代共有12宫1府。以皇帝的私奴俘所建立的州县，属该皇帝的某宫（斡鲁朵）所辖，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头下军州。一是边防城。主要设置在西北边线上的州、军、城，总名边防城，为国防需要所置，不承担赋税。
辽代对北边原游牧部族不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州县制，设立部族节度使、属国等进行统治。《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朝有五京、六府、156州军城、309县、52部族、60属国。
金代政区杂糅辽、宋之制，分路而治。前后有17路、20路、19路之分。每路置一都总管府，掌一路军事兼及民政。所谓17路、20路、19路，即以总管府分路。金代在并辽后，除以其发祥地为京师（后称上京会宁府）外，又沿用了辽代上、中、东、西、南五京之制。侵宋占有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后，不久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以宋故都为南京开封府，以辽中京为北京大定府，上、东、西三京如旧，此一都五京各领一路。此外改北京路（辽上京道）为临潢府路，分东京路为咸平路，河北东、西路因宋旧，并分其南部为大名府路，分宋河东路为南北2路，山东东、西路因宋之旧，分宋陕西二路为京洮府、凤翔、鄜延、庆原、临洮五路。至大定中为以上20路。泰和五年（1206）并临潢府路入北京路，即为《金史地理志》19路之制。另外还有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提刑使司（后改为按察使司），掌一路司法，统军司，掌一路兵马。三者与都总管府分路不同，如总管府为19路时，转运司为13，提刑司为9，统军司为3。此与宋制相仿。东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设有曷懒路、婆速府路、蒲与路、速频路、胡里改路等，为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不领府州县，只辖猛安、谋克（300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是军政合一的部落联盟组织），不在20路、19路之列，金总管府路下辖府、州、军（后尽升为州）、县。据《金史地理志》载，金时有京、府、州179，县683。
行省时代为元明清时期。自元代开始，中国又实行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区划。最高一级为行省，故称行省时代。行省制度实起源于魏晋以来的行台，原为中央（台、省）的派出机构。凡地方有事，临时代中央执行任务，事毕即罢。东魏北齐时曾分道设置过行台省。金代初年也出现过行台省制度，为时短暂。至末年外遭蒙古、西夏、南宋三方面进攻，境内到处发生农民起义，所设行省渐多。蒙古入主中原，仿金实行行省制度。金代称行尚书省。元世祖时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故称行中书省。起初也是临时措置，后因军事征代的时间很长（从伐金到灭宋共70年），逐渐被固定下来。其职能也由只管军事演变为兼及民政，其长官也由中央官演变为地方官。这种演变大约完成于平宋以后。
元至元年间行省的设置和辖区都很不稳定。到12世纪末的大德年间才开始稳定下来，全国分成11个区域。其首为中书省，即中央机构中书省直辖地区，故又称都省、腹里。辖区相当今京、津2市、晋、鲁、冀3省及豫河北部分和内蒙古部分地。另有10个行省：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甘肃、岭北。辖区都很大。另以高丽国置征东行省，行省丞相由高丽王兼任。其性质与内地行省不同。
元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维持地方治安的需要，又分出许多行省。如中书省分出山东行省，江浙行省分出福建行省等等。以后又成立了许多分省，如福建行省分出了建宁、汀州、泉州分省。总之，到了元末，行省制度已十分混乱。
明洪武初改革元代行省制度，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设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另有主一省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因名称和辖区未改，故而习惯上仍称省。但元代的行省官制与中央的中书省相同，军民诸政由行省统辖，至明时遂改用地方官名称，且将一省之权分而为都、布、按三司。洪武十三年（1380）为加强皇权，罢中书省，六部直属皇帝。原属中书省的辖区也直属六部，名为直隶。明初建都应天府（治今南京市），即以中央直辖的相当今江苏、安徽2省和上海1市的地区为直隶，也称京师。永乐时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市），即以相当今北京、天津2市和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为直隶（京师）。原直隶改称南直隶，也称南京。自宣德以后，全国一直分为两京（或称两直隶）13布政使司，即京师、南京、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合称15省。
一般省分都是一都指挥使司辖一省军户。但边区军户多民户少，甚至只有军户没有民户。一个都司鞭长莫及，于是增设了几个都司和行都司。明一代共有21个都司和行都司，除了13个与布政使司同名同治的都司外，还有5个行都司：陕西（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四川西昌）、湖广（治郧阳府，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山西（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以及北直隶境内的万全、大宁都司和属于山东的辽东都司。另外还有统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的奴儿干和统辖青藏地区的乌思藏、朵甘三都司，均属于羁縻性质。因而明代所谓一省并非仅指布政使司辖区，还要包括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辖区。如山东省不仅包括山东布政使辖区、山东都司辖区，还包括辽东都司辖区。因辽东都司的监察由山东按察使司管辖。
明初实行一省布、都、按三权分立，原为避免地方权重。不久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内忧外患，三权分立的局面不能应变。于是宣德年间开始将原来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巡抚地方的临时措施在关中、江南等处固定下来，作为常制。景泰以后又增设两广总督。嘉靖以后，全国普遍设有节制布、都、按三司的总督和巡抚。总督主理军务，比较固定的有蓟辽保定、宣大山西、陕西三边、两广四总督，而巡抚主民政、兼理军务，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有几个。故而总督、巡抚的辖区、驻地与三司并不一致。在明代督抚始终是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与三司之间名义上仍是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地方上日常事务仍由三司管理。
总督、巡抚成为地方官实始于清。顺治年间曾实行一省一督制。康熙初年改为一省一巡抚，二三省一总督。乾隆中叶以后，确定全国8总督（直隶、两江、闽浙、湖广、四川、陕甘、两广、云贵）、15巡抚（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成为定制。直隶、四川、甘肃三省由总督兼巡抚事，省区与督抚辖区趋于一致。至光绪时始有所增裁，如光绪十年（1884）置新疆巡抚。十一年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1895年因中日战争后割让日本而裁）。三十年裁湖北、云南2巡抚。三十一年载广东巡抚。三十三年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3巡抚和东三省总督。至是为9总督15巡抚。明代一省之长为布政使，而清代一省之长为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位次于巡抚。通例一省置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各一，惟江苏省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分江苏（治苏州府、管苏、松、镇、常、太4府1州）、江宁（治江宁府、管江宁及长江以北诸府州）2布政使司，但仍为一省。
清代边疆地区施行与内地不同地方行政制度，由中央委派重臣，授以将军、都统、大臣等官职，推行军政合一的统治。如东北地区设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新疆设伊犁5个将军辖区。西藏、西宁设办事大臣辖区（办事大臣驻甘肃西宁府，辖青海地方）以及由中央理藩院直接管辖的内蒙古盟旗，加上内地18省，共26个政区。清末为加强防务，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十一年建台湾省，二十一年马关条约后，台湾割让日本。三十三年（1907）改原奉天、吉林、黑龙江3将军辖区为省。全国共22省。辛亥革命后，撤销督抚。各省设都督、民政长分理军政、民政，都督旋改称将军，又改督军、督办。民政长旋改称巡按使，又改省长。国民党政府时期各省设主席为一省之长。并改直隶为河北省，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又于边区增设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宁夏、西康6省，共28省。抗战胜利后，台湾省归还祖国。并将战前东北3省地（伪满时分划为18省）分置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全国共35省。
元代在行省以下有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单位，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明代省以下行政单位有2项改革：一是撤销路一级，由省直辖府州县；二是州分属省的直隶州和属府的属州，均省去附郭县。本县事由知州管辖。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清代省以下各级行政单位基本沿袭明制，但也有改变：1废除以卫所管辖部分土地和军户的制度。2增加厅一级。厅原为府的分支机构，为了某种需要，由知府委派同知或通判一员驻扎在本府内较偏僻或新开发地区，其所辖区域即称厅。厅有2种，属省的称直隶厅（绝大多数不领县），属府的称散厅。3明代不论直隶州、属州均领县，而清代直隶州领县，属府的称散州，不领县，由于直隶厅的长官同知、通判的地位高于知州，故清代省以下政区习惯称为府厅州县。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至于边区将军和大臣辖区下除了部分农业地区设置府州县外，还在内外蒙古、东北、青海、新疆等地建立盟旗制度。盟相当于府，旗相当于县。此外新疆还有回庄制度，以各级伯克治民，西藏则设营进行统治。
元明清时期还在西北、西南地区推行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土司制度，即设置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和土府、土州、土县的土司进行统治。土司除对中央政府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伐外，在其辖区内保持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权力。明清两代曾在部分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国民党政府时期部分地区土司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司制度才彻底废除。
元明清时代除了上述地方行政区划外，还有一种介于省与路府州之间的“道”，实际上是省的派出机构。元代道分2种：一是宣慰司道，是协助行中书省治理部分路府州县的行政机构，一是肃政廉访司道，是主刑名监察事务的机构，都有各自的辖区。明代一省由布政使分出治理部分府州县的钱谷，称分守道；由按察使分出主管部分府州县的刑名，称分巡道。清代沿袭明制，长官通称道员。北洋政府时，曾分一省为数道，取消分守、分巡等名称，设置道尹。1928年取消道制。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围剿苏区，曾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在江西省推行，即将江西划分为几个区，置行政督察专员管理，辖区即称专区。以后推行至全国，大致相当明清时期的道。
民国初年撤废了府厅州制度，全改为县。由省直辖县。另有设治局（性质近似清代的厅）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政府时期又增设市一级政区，分院辖市（初称特别市，后改，如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等）、省辖市（如杭州市、南昌市、福州市等）两种。据1947年建制，其统隶关系如下表：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人民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不断地改造周围的自然界，使中国的地理环境在全新世以来约1万年的时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这种变化幅度不甚显著。在中国各族人民相继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及由此引起社会制度的种种变革和人们对自然界愈来愈多的索取，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对以下3方面，影响更为显著：
1自然环境。在中国历史时期中，自然环境各要素的变化及其在变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极其复杂，如气候、植被、河流、海岸、沙漠等方面均历经变迁（见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和植被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东部平原的水系变迁、中国历史时期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沙漠的变迁）。
2疆域和政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历史时期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和政区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现今的疆域和政区是4000多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政权与周围各族的部落、部族和政权长期融合中逐渐形成的（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3社会经济环境。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就有了原始农业。以后随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分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及因自然社会条件不同而造成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差异，剩余农牧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就成为社会的需要，商业活动也由此兴起并渐趋繁荣，于是相应地出现沟通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商业聚落和城市，并不断地演变、发展（见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主要农业区的变迁、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中国历史时期人口的分布和迁徙、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在中国，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进入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不同族别根据自身所处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影响，各有不同的侧重。后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域上分离，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分工明显。这种地理上的界线，在历史时期由于民族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过较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又为中国地理形势（东、南临海，西部为青藏高原）所决定，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
历史上中国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大体上应从战国时代说起。战国以前，从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之间，杂居着许多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有的从事狩猎，有的从事畜牧，与中原“诸夏”各国经营的农业区错杂而处。同时列国之间还存在不少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既非农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难说当时已存在着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说：“铁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作耕地成片扩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戎、狄、蛮、夷也多被华夏族同化，进入农耕社会。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仍然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将全国分成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4个经济区。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农耕区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河上游，西至黄河均在其内。但关中盆地自周秦以来的经营，已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只是其北面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及其迤西一带，即西汉时代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区，春秋以来为戎狄所居，至汉初仍是一片以“畜牧为天下饶”著称的畜牧区。战国秦昭王所筑长城一线，当即当时农牧分界线。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比较落后的种植兼渔猎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畜牧区。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龙门山。其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晋北高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时赵武灵王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而林胡、楼烦故地仍以畜牧为主。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拒东胡。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致即燕北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农耕区。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东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分界线。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新疆天山南北绿洲中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为荒沙所隔，姑置不论。
秦汉时期上述农牧界线，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大量迁入边区到秦汉开始发生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派蒙恬逐匈奴，取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二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始皇死，蒙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余万。如果不是开辟出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维持其生存的（20世纪60年代在今套西乌兰布和沙区内就发现过汉代垦区的遗址）。在河西走廊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浑邪王以后，设置了4郡35县，从今豫、鲁、冀、陕等地迁丢大批人口，兴修水利，开辟农田。西面拓疆至羌中，令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开垦屯田。总之，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线大大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抵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东汉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弃了从河套至晋北的沿边诸郡。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并向内地进犯。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汉人都从陕北、陇西一带迁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包括乌桓、鲜卑等杂胡入居泾、渭、北洛河和山陕峡谷流域的沿边8郡，其结果必然突破了秦汉时代形成的农牧界线。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缘边诸郡的少数民族总数约在百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新的农牧界线内缩的情况虽不甚明了，但沿边8郡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区该是无疑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对边区的统治已无法维持，终于放弃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7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了桑干河上游代郡、雁门2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些地区几乎全为羌胡所居。三国时南匈奴5部3万余落，散居在汾水流域。西晋太康年间又有匈奴10余万人居雍州。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约百余万，而“戎狄居半”。大量北方民族的入居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予眉随之加剧，最后导致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农业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荒芜，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北方各游牧部族入居黄河流域后，其中一部分已逐渐汉化，从事农耕，上党羯人石勒即为人耕奴。如匈奴后裔稽胡分布在“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亦知种田《周书·异域传上》”。但大多数匈奴、鲜卑、氐、羌还保持着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其聚居地区，当仍从事畜牧业。即使由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所居河西走廊地区，也由于境内散居着大量鲜卑、氐、羌等族，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地位。晋末洛阳匮乏，前凉以“马五百匹，布三万匹”为献。前赵兵锋逼临境下，前凉遣使称藩，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口。《西河旧事》说：“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俘获牛羊为数。可见当时黄河流域北部地区，畜牧业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农耕地和牧地错居杂处，很难划出一条农牧界线了。
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魏时期再度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河套地区。拓跋氏自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以后，就在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和稒阳（今固阳）塞外进行屯田。4世纪末迁都平城，又在今山西大同市周围“劝课农耕”，“为畿内之田”。在银川平原上引黄灌溉，兴办农业，大获其利，并有余粮支援河套以北的沃野等镇。以后西魏、北周在河套、陕北地区不断增置郡县。隋代也设置了丰、胜等州，都反映了农耕区域的扩展。但这时期农牧转化的特点与西汉时期不同：1不是将少数民族赶走，迁入大批汉人，而主要是原住此地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当然也还有少数汉人迁入。这种转化是极其缓慢的，在地域上也是逐渐扩展的。2鄂尔多斯草原经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造成了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在当地特殊条件下，已出现了沙漠化的迹象，业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再已无法恢复。如5世纪时，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不少“沙丘”、“沙陵”和“沙溪”。在这些地区已无法再恢复农耕。例如北魏平定了赫连夏，并占有了秦陇以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隋朝在河套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其南的今鄜县、合川、泾川以南一带，却是“勤于稼穑，多畜饮”的农牧兼营区。由此可见，自北魏以来，在新恢复的河套农耕区以南与传统农耕区关中平原之间，存在着一片半农牧或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在陇右、陕北地区设了许多牧监，发展国营畜牧业。麟德时（664～665）有马70.6万匹，开元时（713～741）有马44万匹。以原州（令甘肃固原）为中心包括秦、渭、会、兰4州之地监牧地范围至广，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在晋北岚州（今山西岚县北）置内外厩都使，管辖楼烦等3监，其中楼烦监最为著名。唐时鄂尔多斯地区先后为突厥，党项所居。以内附突厥部落所置的六胡州（后改置宥州，治今鄂托克旗南城川古城）地，以产马著称。在党项族所居的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境内，人烟稀少，“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这时鄂尔多斯地区北部今库布其沙漠区内已经出现“库结沙”、“普纳沙”等沙地（《新唐书·地理志》、《贾耽四夷道里记》）。其南部今毛乌素沙地的夏、宥一带，更有“广长几千里”的流沙（全唐文737沈亚之《平夏》），夏州城外积沙，“高及城堞”（《新唐书·五行志二》）。上述已经沙漠化了的自然环境当然不可能再发展种植业，况且原来留居的就是游牧民族，必然继续进行传统的畜牧业。而与夏、宥2州相邻的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地甚良沃”（《元和志》）、“人至殷繁”（《会昌一品集》卷14），已辟为农耕区，此两州正当今窟野河一线。夏、宥2州南界包有今横山、白于山地区，则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至于阴山以南黄河北岸，自唐中宗景龙时（707～709）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后，也进行过屯田，首尾数百里，开田数千顷。不过与中原农耕区未能连成一片。
辽金以后自7世纪末移居夏州一带的党项族，至10世纪才建立西夏政权，11世纪拓地东有鄂尔多斯高原，西有河西走廊，北抵大漠，南以横山与北宋接界。党项族原是从事畜牧业的，以其统治境内自然环境而言，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其境内汉人则多从事农耕，在银川平原利用汉唐旧渠、在河西走廊甘、凉等州利用祁连山雪水进行灌溉，开辟农田，具有一定的规模。契丹和女真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北中国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流域。10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掠来的汉人和灭渤海国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种植业，以后又向北推向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收区。金代继承了这种局面，并将种植业发展到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
元代蒙古族入居中原，将所占北方不少农田返耕还牧。不过也有新辟的农耕地，如将屯田推进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一带。但与牧区交错，分布零星。明初开疆拓土，在大同、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开置屯田，设立卫所。永乐、宣德以后，鞑靼、瓦刺、兀良哈逐渐占领了今长城以外地区，明朝卫所或废或撤，随即修筑了边墙。边墙以外，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均已十分发育，无法进行农耕。明代沿边各卫所官员招引边民于边墙外开垦营利，农耕线逐北推至界外，但远者不过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所以边墙实际上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清代统一长城内外，初年规定边墙外25公里为禁留地，是汉、蒙古两族的分界线。康熙年间准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蒙古境内开始发展种植业。后来去口外垦地的汉民日众，引起清政府忧虑，遂每年由户部发放准垦凭证，以便控制汉民进入蒙古草原。雍正年间募民于边外垦种，规定春往冬归，不许移家占籍，但所耕范围有限，不出边外25公里地。乾隆以后内地贫民出边墙垦种者日众，难以控制。此外，山东贫民往往出山海关或渡海至辽东，然后奔向松花江、嫩江流域。河北人从长城要隘奔向口外东蒙古地区，山西人出杀虎口走河套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陇右农民往往去银川平原。总之，清中叶以来，由于汉人的进入，农耕区向四周扩展。但毕竟还是插花地，尚未改变整个草原地区的景观。顺治年间在东北地区所修筑的柳条边（老边）和康熙年间所修筑的新边，除了保护长白山区“龙兴之地”外，老边的西段和新边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实际上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此线以西为蒙古游牧区，受蒙古王公管辖；此线以东是受盛京、宁古塔将军管理的农业区。
清末光绪年间开始，进入后套地区的晋、冀、察、绥及陕北饥民日增。清政府也在河套一带推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政策，兴办垦务。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垦务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对伊盟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垦，后套一带的可耕地也全被开垦。总的说来，清代北部的农牧界线可以说有两条：一条是陕西省北界和晋、冀长城至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线以南为衣耕区；一条是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察布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此线以南有部分是半农半牧区。内蒙古东4盟中昭乌达、哲里木2盟和1950年分划给热河、辽宁、内蒙古3省前的卓索图盟都有不少耕地，但大多比较分散，仍属农牧交错地区。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蚕桑、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分布和变迁蚕桑业和丝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业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以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有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事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蚕桑事业，在《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今陕、晋、冀、豫、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越都有蚕桑、丝织业。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几个主要产区：1齐鲁地区。齐鲁盛产蚕桑，《禹贡》青州贡有蚕丝或丝织品。战国时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文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二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产品以刺绣为主。2河南地区。其一产地中心在襄邑（今杞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西汉置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论衡·程材》），产品专供宫庭皇室享用。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商品进行贸易。《禹贡》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3楚国旧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中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缛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可见战国以来楚地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了惊人的水平。4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宫城以贮锦。城内锦江即以濯锦而得名。
两汉时代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晋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晋开始，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促使桑树种植地域扩大。晋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东晋求桑种，于是辽河流域也开始种植桑树。不过那时种植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椹为军粮。但主要还是为了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了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东汉末年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对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区“户出绢三匹，绵二斤”。后历魏晋至唐代均实行户调制，可知丝织业已成为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了。
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缣、总（绢的一种），房子（今高邑）的锦、纩（丝绵）均为上品（左思《魏都赋》）。其他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当时黄河流域丝织业较长江流域更为发达，长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锦。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也不及蜀锦，故魏、吴二国都从蜀汉输入蜀锦。
唐代丝织品主要产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即今冀、豫、鲁3省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著名的产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产绫为主，赵州临城（今县）以产纩为主，扬州的锦被、锦袍为贡品，越州（今浙江绍兴）以产绫、纱等织丽之物著称，成都的蜀锦仍名闻于世。先秦以来蚕桑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关中、河东地区，唐代开始渐趋衰落。
宋代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事业逐渐走下坡路，虽河北、山东地区的蚕桑业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史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辽史·兵卫志上》）。女真入居黄河流域，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金史·食货志二》）。桑树被大量砍伐，必然影响育蚕事业。二是靖康战祸，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三是可能由于12世纪开始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寒，不宜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四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织工业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的桑蚕、丝织业则空前繁荣。建康（今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等为南方丝织业中心。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元代灭南宋以前，赋税中科差丝料大都以丝计两，少见丝织品。灭南宋后，江南地区仍旧制夏税折输绵、绢等杂物。可见黄河流域织造和原料生产已经分化，农家多以育蚕缫丝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蚕和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和工具都比北方先进。明洪武年间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况。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种桑育蚕几为家家农户的副业。育蚕缫丝以浙江湖州为全国之首。王土性《广志绎》说：“湖州所产、丝绵之多之精，甲于天下。”各地均来此收丝，获利甚高，以致当地农村出现以蚕桑为主，以稻收为副的现象。丝织业则以苏、杭、嘉、湖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为最。城镇居民皆习机业，并出现了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集镇，如吴江震泽镇、盛泽镇、桐乡濮院镇、嘉兴王江泾镇等等。长江上游成都的蜀锦的地位已渐被三吴之产所替代，后经明末兵燹，成都的“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更为衰落。四川唯保宁府（治今阆中）所产丝，“精细光润，不减湖丝”，世称“阆茧”，远销山西（《农政全书》）。福建沿海漳泉所织倭缎，丝质也来自川北保宁（《天工开物》）。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而言远不及长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长治）所产潞绸，名闻宇内。其他如河北饶阳的饶绸、山东的鲁绸、青州的罗纱、关中的秦缎、秦绫、秦缣、河南的汴绸、汴绫，均曾名噪一时。
明清以后对蚕桑、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植棉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丝织业产品向高档发展，供应面当有所缩小。
植棉业和棉织业中国古代人民穿著的植物纤维主要是葛和麻。故古无“棉”字。以后棉布传入内地，为区别于蚕丝的“绵”，遂加“木”字称“木绵”。宋以前中原人没有看到过草棉、树棉的原物，以为就是用中国南方乔木攀枝花的纤维组成的。所以对草棉、树棉、木棉不能区别，统称之为“木绵树”。古文献中还有梧桐木、桐木、橦木、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或指树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还有吉贝、古贝、织贝、劫贝、白叠等名称，据云都是梵语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译。宋代以后，棉种传入内地，人们开始对草棉和攀枝花的区别有所认识，“棉”字才正式出现（南宋袁文《甕牖闲评》）。
棉种自印度传入中国，大致分南北二道：
1南道。大致从缅甸、越南传入滇、桂、闽、广诸省。又可分为西南和南方二路。西南一路由滇入境，然后再传至四川。《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时，今云南西部哀牢夷所居的永昌郡，“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李贤注引晋郭义恭《广志》云：“剽国（缅甸）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华阳国志》称这种布为“桐华布”。晋张勃《吴录》载永昌郡的木绵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本草纲目引》）。这种梧桐木、桐木、木绵树无疑就是多年生型树棉。《史记·西南夷传》载张骞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左思《蜀都赋》：“布有橦华。”刘渊林注：“橦，木名，其华可绩为布。”蜀郡与永昌郡（东汉置）为邻，蜀布可能就是滇西所产之桐华布。这一带在张骞通西域前已与印、缅有交通往来，可见树棉传入中国西南边境至迟在汉武帝以前。南方一路大约从东南亚或越南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后汉书·南蛮传》载，汉武帝时已向海南岛征调广幅布，“蛮不堪役”。东汉杨孚《异物志》说“木绵树高大，其实如酒杯，……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吴都赋》注引）。可知两广地区在前2世纪前已有树棉栽培和棉布生产。魏晋时两广、福建等地普遍有树棉或草棉的种植，有吉贝、古贝、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南朝时棉织品已传至长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帐”。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身居显要，门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说：“吾所衣著，止者麻布蒲练，此物与吾无用。”可见棉织品在当时还是稀贵的衣料。
2北道。从中亚传入新疆。近二三十年来，在新疆民丰、吐鲁番、于田发现过东汉至唐代各时期的棉织品。《梁书·西北诸戎传》最早记载到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草棉在新疆种植的最早记载。当时已作为商品来交换，产量不应很少。《新唐书地理志》西州（治高昌）贡物有叠布，今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残存文书中，看出西州农户有种植小块棉田作为副业，市场上还有棉布作为商品买卖。
大约公元前2世纪棉花在传入中国西北、西南、南方诸地后，传播十分缓慢。北道长期停留在新疆一带，南道长期停留在滇、桂、川、广、闽一带。迟迟没有进入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两宋人的文集、笔记大多只记闽广有木棉。南宋诗人谢枋得（1226～1289）有《谢刘纯文惠木绵布》诗云：“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所以木绵利，不畀江东人”。清赵翼《陔余丛考》也说：“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江东无此种也。”
宋元之际是中国植棉业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期。无论在地域的推广、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10万匹。反映13世纪中叶南方的植棉业和棉织业已经传布到了长江流域。北方的植棉和棉织业已传至陕西。修于至元十年（1273）的《农桑辑要》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祯农书》（作于1313年）中也指出江东、陕右多种木棉，并强调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书中对木棉的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详细叙述，反映了14世纪初中国棉纺织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代以后传入内地的棉种，由于气候和栽培条件的不同而引起变异，多年生型树棉逐渐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种植逐渐扩大。明以后所谓木棉大多专指草棉。元时植棉和棉织业产地除传统的闽广地区外，还有太湖流域、江西、两淮、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以太湖流域的松江府最为发达。著名纺织技术家黄道婆即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华泾镇）人。年轻时曾流落到海南岛，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故乡，向当地人民传授“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织造各种彩色鲜艳、花纹斑烂棉织品的技术。“人既受教，竟相作为，转货他郡。”不久乌泥泾镇的产品名闻天下，成为长江下游棉纺织业中心。元代植棉业和棉织业推广如此之快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南方人口骤增，尤其是江南富有阶级人口增加，而蚕丝生产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促使闽、广、滇、川的植棉业向北传播。二是种植棉花虽较育蚕为易，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织造技术比较复杂，12世纪以前工具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故很难推广。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传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改进了捍、弹、纺、织等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促进了棉织业的推广。三是棉织品的优点是质地柔和，穿着舒服，价格又比丝质品低廉。“人无贫富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所以当技术问题解决后，很快就发展起来。
明清时棉花种植和棉织业普遍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地域上的扩展，植棉业“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棉织业已进入河北平原，同时在各地农村成为主要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二是应用上逐渐取丝、麻而代之，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
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广棉花种植，凡民田5亩至10亩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亩。10亩以上加倍。并规定棉花为农业税征收对象。于是在洪武、永乐年间，棉花“遂遍于天下，其利殆百倍于丝、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务蚕者日渐以少”（《乾隆湖州府志》）。
明清时期植棉业主要分布在三大区域：1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明代山东、河南2省产棉量最丰富，冠于全国。而清代则北直隶有很大发展。山西、陕西次之。2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数省。其中以南直隶松江府产棉最富。湖广、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长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苏、常3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门、如皋都是重要产棉区。3华南、西南地区。包括两广、闽、川、滇，这里是最早植棉区，但在明清时产量不高。
明清时棉织业产地主要分布在10个省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明制为准）。太湖流域的苏、常、松3府是全国棉织业中心。尤以松江府所产最为精良，不仅销行全国，还远销日本，号称“衣被天下”。苏州府7县均产棉布，嘉定、常熟最盛。嘉定布远销蓟、辽、山、陕，常熟所产售于齐、鲁地区。常州府五县以无锡所产为他邑所不及。境内机杼之声遍及村落。浙江湖州、嘉兴的棉织业规模也相当可观。北方诸省中河北的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府州的棉织业也很发达。明时肃宁之布在产量上相当松江的1/10，质量上“几同松之中品”（明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时河北棉织品之精良，“亦遂与松、娄匹”（清方观承《棉花图》）。陕西中部葭川、宜君、鄜州、耀州等地农村棉织业也有可观，然产质量均不高，无竞争能力，只能在附近销售。其他如福建建宁府、广东的广、惠、琼、廉、雷等府州虽也有棉织业，但不很发达。
明清时黄河流域植棉业比较发达，而棉织业则不如长江流域。明王象晋《群芳谱》说：“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徐光启《农政全书》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这是因为北方气候干燥，日照长，雨量少，适宜于棉花的生长。同时也因为气候干燥，湿度不够，给纺纱带来困难。故而所织棉布质量上无法与江南竞争。另外，早期棉织业产地川、闽、粤一带，在明清时已趋衰落。广东的棉布多来自吴、楚（《广东新语》）。福建的棉布“悉自他郡至”（《闽大记》）。泉州的丝缕棉絮，皆仰吴、浙（嘉靖《泉州府志》）。四川人民甚至不谙纺织，由江楚成布，运川销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年十月）。总之，由于东南地区棉织品质量深受各地欢迎，其他产地包括有悠久历史的棉织业区均因无力竞争，纷纷衰落。
近代外棉、棉织品的输入，对中国植棉业和棉织业产生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外棉的输入，仅次于鸦片占第2位，织棉品占第3位）。这是对中国民族棉织业的重大打击。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洲棉种包括陆地棉、海岛棉的传入，对中国棉种的改良上起过一定的作用。由于美洲棉是细绒棉，纤维长质量高，不过百年很快地几遍全国，代替了传统的粗绒棉。20世纪20年代前，北至直隶，南延两粤，东则浙、苏，西及甘、陕皆试种洋棉。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城市分布和交通路线的变迁国内交通路线和城市分布的演变中国境内各地区之间交通道路的开辟和城市的兴起为时很早。商代几次所迁的都城和周代天子和各诸侯所建的都城，都是各地区的重要城市。为了政治控制和经济交流的需要，各城市之间有了相当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甲骨文中已出现了“车”、“舟”二字，说明已具备了一定规模的水陆交通。《诗经》中所称颂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道倭迟”，反映了周朝境内已经有了坦直而绵长的陆路大道。
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之间战争频仍，商业交换也比较发达，各国都大力发展交通。到了战国后期，不仅华夏诸国之间有了发达的水陆交通路线，例如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陆路大道，史称“午道”。就是进入边徼地区也新辟了道路，如金牛道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后，将战国以来零乱错杂的交通道路进行统一和改建，如大修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兴起，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主要有下列几条干线：
1西北干线。由长安往西，沿渭水河谷或泾水河谷，踰陇山、六盘山，贯通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各地。
2北路干线。有2条：一条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所开的直道。自咸阳北面淳化为，北由子午岭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至今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今尚有断续遗迹可寻。汉时仍被利用。一条是从长安（或咸阳）东出，沿着渭水至蒲津渡河，沿汾水河谷而上，经平阳、太原，以至云中、代郡。战国时秦晋交通多由此道。
3西南干线。由渭水流域向南穿秦岭间河谷，由故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进入汉中盆地，再由战国时秦国所开石牛（金牛）道入蜀。秦灭蜀即由此。自此再循秦汉所开五尺道或称西南夷道入滇。
4南路干线。由长安东南出武关，经南阳盆地出襄阳，下汉水至江陵，由荆江溯湘水经灵渠下漓水、郁水至番禺（今广州）。由此入海，再往南海诸国。另外还有从长江溯湘、赣等水而上，从五岭上几条山道如横浦关（今梅岭关）、阳山关、湟溪关等，进入岭南地区。
5东路干线。从长安东出函各关至洛阳，东经成皋、荥阳，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东方大都会临淄。这条路线是战国以来中原东西交通的干线，也是秦汉帝国的动脉。
6东北干线。从长安至洛阳，再自洛阳渡河，沿着太行山东麓，经邺、邯郸，以通涿、蓟，复向东北至辽东地区。
7东南干线。由洛阳东经成皋、荥阳至陈留，沿战国时魏国开凿的鸿沟南下，由颍入淮，逾淮由肥水、巢湖以抵长江，渡江由胥溪运河进入太湖地区。另一条支线，由济渎经定陶出荷水，由泗入淮，复沿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抵达江干，渡江而至太湖流域。
8长江干线。这是唯一一条不是由首都出发的水运干线。公元前308年秦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船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前210年秦始皇自云梦一带浮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唐（今杭州）。这些说明长江干流是长江流域水运的主要干线。
以上是秦汉帝国境内以首都为中心通向四方的主要交通干线，其间还有许多支线相连，难以备述。这一全国性水陆交通网是先秦以来长期形成，而又由秦汉帝国统一经营的结果，不仅在当时起着加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统一帝国的积极作用。并且为后代长期沿用。直至近代铁路出现以前，仍然是我国境内主要交通干线。
随着各地区间经济交流的加强，在这些主要交通干线上先后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横贯东西干线上有咸阳、长安、洛阳、荥阳、濮阳、定陶、临淄等，通往北方干线上的温、轵（今河南济源西）、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今临汾西南）、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邯郸、涿、蓟（今北京城西南隅）等，通往东南干线上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睢阳（今商丘县南）、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等，通往南方干线上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宛（今南阳市）、以至南海的门户番禺（今广州市）。还有长江干线上代表上中下游的3个大城市——成都、江陵、吴。以上这些城市都是两汉时代一方的经济都会。
东汉明帝时王景修治了从荥阳至徐州彭城入泗水的汴渠以后，逐渐替代了鸿沟成为中原地区南北水运的干线。建安年间曹操主持兴修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以后，河北平原上又增添了一条贯通南北、直达今天津并东抵滦河的水运路线。特别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的利漕渠的开凿，使从白沟上游来的漕运，可由此渠析入漳水，西溯邺城。使原来已处在南北陆路交通要道上的邺城，更添了水运的方便，遂使其地位日显重要，终于替代了邯郸，成为河北平原上的第一都会。曹操称魏公都此，以后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在此建都。在长江流域，成都作为蜀汉的都城仍居长江上游的首位，江陵和建业成为长江中下游的两大政治经济中心。
西晋以后，南北分裂，战争频仍，在交通事业上无多大建树。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又为全国水陆交通的重新布局提供了条件。隋代开凿的广通渠、通济渠（汴河）、永济渠、邗沟（山阳渎）、江南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淮、海、江、钱塘五大流域，形成了长安、洛阳一线为主轴，向东北、东南辐射的南北大运河。唐代继承了隋大运河而稍有改建。宋代又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开凿了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运河，与汴河合称漕运四河。唐宋二代在运河河道整治工程和航运管理上均较前有较大进步，隋唐以后造船工业又特别发达，水运费用低廉，所以唐宋时代黄河流域水运交通十分发达，而长江流域几乎“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国史补》）。当时一些重要工商业城市无一不在永运的沿线或枢纽处。如扬州地处长江下游，位于运河和长江的交会点上，为唐代全国第一工商业大都会。其次是长江上游的成都。再次有永济渠沿岸的魏州（今河北大名）、贝州（今清河）、通济渠（汴河）沿岸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宋州（今商丘），古汴河和泗水交会的徐州，邗沟和淮河交会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江南河沿线的润州（今镇江）、苏州、杭州，以及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荆州（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武昌）、潭州（今湖南长沙）、岳州（今岳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洪州（今南昌）等等。陆路交通方面，唐代略有扩建，如开元年间开大庾岭，贞元年间开蓝田至内乡新道七百里等，但对整个陆路交通的布局影响不大。
元明清时代从大都（北京）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完成于13世纪末元世祖时，但因水源问题没有解决好，不胜重载，终元一代漕粮以海运为主。至15世纪初明永乐时在元代旧道基础上予以改建，自此南北水运畅通。这条举世闻名的京杭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沟通南北最近直的水运路线，在河道工程设计和航运管理上都达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大运河形成后的400多年里，一直起着沟通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作用。当时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大多在大运河沿岸，如通州、直沽（天津）、沧州、德州、临清、东昌（今聊城）、济宁、徐州（明万历以后已不在运河航线上）、淮安、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一批由于交通地位重要而形成的商业城镇，如河西务、南阳镇、清江浦（今淮阴市）、王营等等。20世纪初南北漕运停办，运河失修，渐趋湮废。近代铁路随之兴起成为全国主要交通干线后，有的城市因非铁路所经，渐趋衰落，如临清、聊城、济宁、扬州、淮阴等。有的则因新修铁路所经由一个村镇很快发展成为重要工商业城市，如东北的长春、哈尔滨，河北的石家庄、唐山，安徽的蚌埠等等。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入侵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开埠通商，先后新涌现出了一批半殖民性质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域外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国与域外周边各国的交通，开始也很早。大致可分为陆上和海上两路。陆上的交通路线，最著名就是从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多由此西运，故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自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后，使者、商人相望于道，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很大作用。两汉时期这条道路自河西走廊西出，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分为南北2道，北道沿着天山山脉南麓，南道沿着昆仑山脉北麓，均越过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各地，最远至地中海东岸。
魏晋以后至隋唐时期又发展为南北中3条干道。中道即两汉的北道，南道仍旧。在天山山脉北麓又开辟了一条新道，称为北道。这三道越过帕米尔高原后，与两汉有所不同。南道折西南至印度洋，中道至波斯湾，而北道西抵地中海。近年来这几条道路上都发现了古代丝绸织物，反映了东西方丝绸贸易的盛况。
此外，中国还有几条通往域外的陆路交通线。一条是由西南通往印度的陆道，即川滇缅印道。大致从四川成都为，经西昌，渡金沙江，至云南大理一带，再西南至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至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至印度平原；或由伊洛瓦底江航行出海至印度。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在大夏（阿富汗）看到蜀布和邛竹杖以及印度孔雀王朝（前321～前185）的著作《政事论》、《摩奴法典》中已有支那帕塔（chinapatta，意即支那成捆的丝）一词的出现的事实来推测，这条西南丝路开创实早于西北丝绸之路。东汉开哀牢夷，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西南域外交通的重要孔道。唐时川滇通缅印的交通更为发达，据贾耽《边州入四夷路》和樊绰《蛮书》的记载，基本上沿袭了这条道路。宋元时大理、云南与缅甸的交往更多。元时曾6次派使者到缅甸。明清时八莫为中缅陆路交通上的重要商埠。这条路线与近代滇缅公路基本吻合。抗战期间曾为中国唯一对外交通线。
一条是从青海西宁一带湟中地区，经过柴达木盆地南缘，越过阿尔金山脉去新疆的于阗，从于阗经传统的丝绸之路南道通往西域这条青海道开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不过有明确记载则始于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魏书·吐谷浑传、西域传》记载，在魏军追击下，慕利延从青海湖走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驱其部落渡流沙，进入于阗。自后由青海道往来于西域的记载不少，这是因为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河西走廊被阻时，往往取青海道。北魏神龟元年（518）宋云西行，即由青海道至阿富汗、印度。西魏时印度僧阇那崛多经帕米尔及于阗，达吐谷浑，至鄯州，走的也是青海道。南朝政府与西域的交通，因北朝的阻隔，也多自敦煌以西经吐谷浑境进入益州。隋唐统一，河西走廊畅通，青海道逐渐袁落。另一条是从上条分出的，自青海经西藏、尼泊尔，至印度道。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和吐蕃松赞干布联姻后，三四十年间，唐蕃交通十分频繁。当时从中原去印度多舍中亚道，而走吐谷浑、吐蕃、尼波罗至天竺道。唐玄奘、道生、道方等法师均由此去印度求法。
中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提供了海上交通的方便。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东部沿海齐、吴、越等国都有在海上航行的记载。两汉时代发展为国际交往的重要路线。
中国北部的海上交通，如由山东半岛渡渤海、趋辽东，沿朝鲜半岛西、南岸抵日本，是中、朝、日之间海上交通最早航路。但当时日本、朝鲜经济比较落后，这条航路张骞通西域行程图（前139—前126年、前115—前114年）的经济意义不大。南部海上航路在西汉时已远至孟加拉湾西岸。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今越南顺化）或徐闻、合浦出海，经马六甲海峡，沿途停泊各港口，最终到达黄支国。黄支国一说今苏门答腊西北部，一说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东汉时中印海上交通畅通不衰。罗马帝国东部也有商人远洋来华通商。三国时魏、吴二国东临大海，都注意发展海上交通，曹魏时曾二次遣使渡海前往日本。孙吴政权也曾遣使航海往林邑（今越南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以及南洋群岛中若干岛屿。这条航路在两晋南北朝时是中、印高僧往来的必由之路。那时的广州为中国海外交通的第一大港。
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更注意发展海上交通。除继续发展大陆沿海的航运外，北方至新罗，日本，南方至西域南海的海上交通十分频繁。隋唐时去日本的航路有2条：一条从山东半岛北部登州起航，越过渤海海峡，沿着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西海岸，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至日本。一条从扬州出海，横渡中国海，抵达日本。日本遣唐使前期多走北道，后期多走南道。南方的航行大多从广州出发，西南经今越南中南部的林邑、真腊沿海地区，至今新加坡海峡，东航可至诃陵（今爪哇岛），西航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伽芝洲（今尼科巴群岛）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岸，经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口登陆，趋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今巴格达）。这是东西方两大帝国的海上交通航路。阿拉伯商人亦多经此航路来华贸易。
隋唐时期随着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港口城市。在北方的有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掖县），南方的有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和苏州的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等。
宋代因西北有西夏的阻隔，中西陆路交通衰微，再加上指南针的应用，海上交通较前更为发展。宋元时不仅发展了与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印尼群岛、菲律滨群岛、印度半岛和巴基斯坦各地港口的交往，还远至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的索马里、马达加斯加一带和地中海区域的西班牙南部。元代大陆沿海的航运也很发达，当时的南北漕运多走海路，其路线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放洋北上，绕成山角以达天津。宋元时与日本、高丽上间官方和民间贸易十分繁盛。1976～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载有大批金属器皿和铜钱的中国沉船，时间大约为元代后期，是当时海上贸易的物证。
宋代在沿海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置市舶司（务）等机构，管理通商事务。北宋设立市舶司的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等。南宋增设温州、江阴军（今江阴）、秀州海盐、澉浦数处。其他如通州（今南通市）、楚州、海州（今东海县）、越州（今绍兴）、台州（今临海）、福州、漳州、潮州、雷州（今广东海康）、琼州（今琼山）等，都是海上贸易港口。元代设市舶司的有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即明州）、杭州、澉浦和上海。其中最主要的是广州、泉州和明州。
明清时代海上交通更为发展，海舶所至遍及欧亚非一些主要港口。明初永乐、宣德年间（1405～1433）郑和领导的远航船队7次下西洋，经37国，向南到了爪哇岛，向西到波斯湾、红海，最远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在世界航海史上是一件伟大的壮举。
16世纪以后，西欧殖民主义者开辟了通向印度、远东、美洲的新航路。从此远洋航路遂为其所垄断。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沿海航线亦被控制，港口被迫开放，甚至丧失了内河航行权。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航海事业才开始了新的篇章。
（邹逸麟谭其骧）
中国历史时期东部平原的水系变迁中国东部平原河流大都发源于西部山区，因而一般含沙量都较高，历史上经常泛滥决口，加之人工整治不当，河道变迁极其复杂。
黄河黄河自远古以来即为多泥沙河流。公元前4世纪黄河下游因河水混浊即有“浊河”之称。公元1世纪初，有人指出“河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这些泥沙中的一部分堆积在下游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淤高，全靠堤防约束，时久形成悬河。每逢伏秋大汛，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据粗略统计，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见于20世纪50年代前历史记载的约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对中国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
就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而言，大致可为下列7个时期：
1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总之，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2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捻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成灾20余年。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3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间有决溢，亦未酿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返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道。这条新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线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积淤缓慢；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着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稳定。
4公元10世纪～1127年（唐末至北宋末）。经近千年的堆积，至唐末开始黄河下游河口段已渐淤高，公元893年（唐景福二年）河口段就发生过改道。至11世纪初，今山东商河、惠民、滨州市县境内河道又“高民屋殆逾丈”。此后决口上移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滑州（今滑县东旧城）一带。据统计，从10世纪至12世纪20年代，这一地区的决口次数占下游地区总决口的1/3。著名的决口地点有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滑州天台山、1034年（景祐元年）澶州横陇埽、1048年（庆历八年）澶州商胡埽、1060年（嘉祐五年）、魏县（今河北大名东）第六埽、1077年（熙宁十年）澶州曹村、1081年（元丰四年）澶州小吴埽、1099年（元符二年）内黄口等处。决口后改道频繁。总的趋势是河道逐渐向北摆动。五代末年、北宋前期决出的赤河、横陇河，都在唐代大河之北。1048年商胡埽决口后，河道北流经今河北平原中部，会合御河（今南运河）至今天津入海，史称黄河北派。1060年从魏县第六埽决出一股河道，东流经冀鲁交界一带入海，史称黄河东派。此后，北宋统治阶级内部在黄河河道应维持北派抑或东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直至北宋亡国。在这80年内，黄河时而北派（共49年），时而东流（共16历代黄河下游变迁略图年），时而两股并行（共15年），时而东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黄河下游开始进入变迁紊乱的时代。
51128年～16世纪中叶（金元至明嘉靖万历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为阻止金兵南下，宋王朝竟于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经豫东北、鲁西南地区，汇入泗水，夺泗入淮（见泗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滑一带的故道，不再进入河北平原，在此后的700多年中以东南流入淮为常。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本时期变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决口地点西移。起初决口多在今山东竟内（12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移至今河南汲县、阳武（今原阳东部）、延津一带（12世纪80、9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14世纪40年代，决口已移至新乡、原武（今原阳西部）、荥泽（今郑州市西古荥镇）一带，几至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顶端。第二，河道干流逐渐南摆。12世纪中期以后河道经豫东北、鲁西南，至今山东梁山县境流入泗水。以后逐渐南摆进入豫东开封、商丘地区，经安徽砀山、萧县至江苏徐州夺泗入淮。金元之际两次人为决河，先后由濉夺泗或由涡入淮（见涡河）。13世纪后期有一段河道夺颍河入淮，达到黄河下游扇形平原的西南极限。至此，黄河下游河道已自太行山东麓至黄淮平原的西端的整个华北平原上扫射了一周。第三，下游河道除干流外，同时分出几股岔流，迭为主次，变迁无定。自12世纪下半叶（金大定年间）开始，即出现“两河分流”的局面。以后又分成3股，大致均流经今废黄河一线以北汇入泗水，夺泗入淮。到13世纪下半叶（元初），下游又出现了夺濉、涡、颍入淮的几股。嗣后，或东流入泗，或南流入淮，时而又东北决入马颊河、徒骇河、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经常数股并行，迭为主次，变迁极为混乱。元末贾鲁治河时曾整治一条从河南封丘东至徐州夺泗入淮的河道，史称贾鲁河。不久即告废坏。明初河道多北决毁运。永乐以后治河以保运为主。故中叶以后开始形成较固定的汴、涡、颍3道，以汴道（约当今废黄河，因古代汴水所经而名）为干流。1495年（弘治八年）在黄河干流北岸从河南武陟至江苏沛县筑成一道太行堤后，北决的次数相对减少，多由南岸分流由滩、涡、颍、浍等河入淮。
616世纪中叶～186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叶）基本结束，“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后经万历初年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河道方始基本固定，即今图上的废黄河。其后虽有决溢，但旋即恢复故道。清前期经大筑堤防，河南境内河道出现过一段相对安流时期，而山东、江苏境内河段决口次数增多。江苏徐州至淮阴河段兼作运河，是“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潘季驯治河重点即在这一河段上，如大修两岸遥堤、缕堤，重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蓄清刷黄等工程。到清初河患的重心下移淮阴至河口段，这是因为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加速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故18世纪以后徐州以下河患最为集中。19世纪以后，河道淤废不堪，决口连年发生，更兼国内政治动荡，治河不力，发生新的改道已不可避免。
71855年（清咸丰五年）～20世纪50年代以前。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分成3股，会合后穿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其后的20年内，洪水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洲冲积扇上自由漫流，才势分散，正溜无定。直至1876年全线河堤告成，现今黄河下游河道始基本形成。此后下游河道中自武陟至铜瓦厢一段，因决口后口门附近水面有局部跌落，上游河道冲刷下切，滩槽高差增加，洪水时一般均不上滩，故河道较稳定。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堤内原有串沟和堤河交错，一遇洪水，便顶冲大堤，形成险工。1913～1935年决口多集中在本段，故有“豆腐腰”之称。自陶城埠至利津海口段，原系小盐河和大清河，河床窄深多曲。铜瓦厢决口之初，黄河泥沙大部沉积在河南境内，故陶城埠以下淤积不严重。光绪初年河南省内修筑大堤，约束河道，大量泥沙被带至下游沉积在大清河内，河床迅速抬高。故光绪年间决口大多集中于本河段。此外1855～1938年，黄河尾闾南北摆动改道即达11次之多。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人为扒开花园口大堤，全河南泛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成灾严重，史所罕见。1947年河复故道。
历史时期黄河不断地决口、泛滥和改道，对下游平原的地理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每一次决口后，先是洪水吞没了大片土地，夺去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洪水过后，留下了大片流沙，经风力作用，形成了许多断续的沙丘和沙垅，吞噬了农田、房屋以至城市，阻塞了交通道路。现今河南东北和东部分布的许多沙丘、沙垅和大片盐碱地，即为历史上黄河泛滥的结果。黄河不断地决口和改道也直接改变了黄淮海平原上的水系面貌。战国以来的文献资料记载，反映出古代黄淮海平原为河网交错、湖泊群立的自然地理景观。仅据《水经注》记载，黄河下游就有180多个大小湖泊，这些河流和湖泊大多有通航和灌溉之利。同时在调节黄河及其支流的流量、农田灌溉和润湿当地小气候等方面都有一定作用。但经黄河一次又一次的泛滥、袭夺和灌淤，河流多渐趋淤浅，甚至完全断流；许多湖泊被黄河泥沙淤浅后，不久均垦为农田，故现今黄淮海平原上主要河流亦仅能季节性通航，湖泊更形稀少（见华北平原）。这些情况无疑是造成当地气候干燥、水源缺乏的原因之一。黄河的泥沙广泛漫淤，使黄淮海平原的地面普遍淤高。今河北巨鹿县在地下六七米深处发现宋代瓷器和屋基，宋代的巨鹿城是1108年一次黄河决口被淹没了的。明代以前的开封城全被埋入地下。据考古资料估计，宋代以来开封城地面约抬高10米左右。这仅是两个典型例子，其他在历史时期地面抬高的现象，在黄淮海平原上到处可见。
长江湖北宜昌以上，历史时期河床摆动幅度极小。宜昌以下长江进入中下游平原地区，河床的摆幅及沿岸的湖泊水系均曾发生很大变化。现简述古今变化较大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区、荆江河段、鄱阳湖区及太湖水系。
1江汉平原上云梦泽的演变。江汉平原地势低平，地质构造上属第四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沿江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先秦时代这一地区是楚国名为云梦的将猎区。狩猎区包括山林、川泽、原隰多种地貌形态，而云梦则是其中的一个湖泊。据文献记载，春秋时代的云梦泽主体在今江陵以东、江汉之间，部分则在汉江北岸的天门、应城一带。至战国时代，由于汉江所挟带泥沙的充填，汉江北岸的一片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仅余江汉之间的主体部分。随江陵以东荆江三角洲向东向南发展，并和来自今潜江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汉江三角洲合并为江汉陆上三角洲，故西汉时代云梦泽的主体被迫退缩至华容县（今潜江县西南）南境。其东其北虽仍属云梦泽，但均以沼泽形态为主。后因江汉地区新构造运动呈现为自北向南倾掀下降的性质，荆江分流分沙量均有逐渐南移汇集之势。至东汉三国时代云梦泽水体逐渐东移，以至萎缩。6世纪的云梦泽已被分割成许多小湖沼，主体位置东移至沔阳（今仙桃市）、监利一线以东，东端达今汉阳县南古沌阳县境。有大潟湖（今仙桃市西境）、马骨湖（约今洪湖）、太白湖（今汉阳县南）等名，云梦泽名称已消亡。唐宋时代这些湖泊也为葭苇弥望的沼泽所替代，大面积的水体不复存在。
宋以前荆江河段排水沙口均位于北岸，故云梦泽变迁的主要趋势是水体缩减、陆地扩展。元明以后北岸诸口尽塞，南岸出现了太平、调弦、藕池、松滋四口，荆江水沙主要排向南岸，江汉平原上来沙不多，下沉速度超过堆积。故明清时太白湖又扩大为江汉间众水所归的巨浸。19世纪后期，太白湖因长期淤填而基本消失，江汉平原排水不畅，至清末洪湖又再度扩展。
2荆江河床的演变。荆江是长江在中游冲积平原上的一段河道。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中藕池口以上称上荆江，以下称下荆江。两段荆江历史时期河床演变各异。
第一，上荆江河床的演变。据《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的记载，长江流至枝江县形成分汊河道，南支为主泓道称江，北支为汉道称沱。江沱之间有很多沙洲，其中以百里洲为最大。江沱会合以后又东流至江陵南，接纳了自北而南、折而东流的沮水（今沮漳水）。魏晋时代江沱分流渐趋平衡。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外江，沱又称内江。内江流量逐渐增大，结果使沮水东折的流路被江水所袭夺，于是江水紧逼江陵城下。原来江、沮之间滩地被水流冲断，形成了许多沙洲；出现了《水经注》里记载的江陵城南的北江分汊河道。沮水遂改在今江陵西南李家埠附近入江，后又逐渐西摆，至明万历时西移至今枝江县江口一带入江。
明嘉靖年间，内江流量不断增大，终于在今江口附近，冲断百里洲，东南与外江相会，使江沱会合点上移至今松滋新闸附近，百里洲被分割为上下2个百里洲、原来的主泓道外江，由于沙洲密布，水流壅塞，逐渐演变为大江的汊流。江沱易位是上荆江河道的一大变迁。以后下百里洲以北以东的内江故道逐渐湮废，与之相关的江陵北江也随之浅狭。明万历年间，沮水下游泛滥，江口一带水流壅塞，遂东流袭夺了下百里洲北的内江故道和江陵城南的北江故道，至江陵东南注入长江。至此，今江陵以西的荆江河势大致形成。
江陵以下的上荆江河段流经古云梦泽地区。从以上云梦泽演变来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荆江漫流阶段。史前时期，长江出江陵进入云梦泽地区，荆江河槽淹没于湖沼之中，河床形态不甚显著，大量水体以漫流形式向东南汇注。同时因该地区现代构造运动具有向南倾掀的特性，江陵以东的漫流，有逐渐向南推移、汇集之势。二是荆江三角洲的分流阶段。秦汉时期，由于长江泥沙长期在云梦泽地区堆积的结果，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早在云梦泽西部地区形成。荆江在云梦泽陆上三角洲上形成扇状分流水系向东扩散，如历史上著名的涌水和夏水，而主泓道则受南向倾掀运动的制约，偏在三角洲西南边缘，穿过湖沼地区至城陵矶与四水会合。三是荆江统一河床的塑造阶段。魏晋开始荆江三角洲向东向南推移，云梦泽被向东迫挤。于是自江陵以南石首境内的荆江开始摆脱湖沼地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己的河床，但往下监利境内河床仍处于湖沼之中，固定河床尚未形成。唐宋以后，江汉平原上云梦泽完全消失，其主体部分已被零星的小湖沼所替代，监利境内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
其次，藕池口以下的下荆江河床在魏晋时代形成后，至北魏河床两岸形成许多穴口和汊流，分泄荆江水流。同时河床中沙洲发育，特别是在分汊穴口，沙洲之多超过现今数倍。故当时的下荆江河床属于分汊型河床。唐宋时代下荆江统一河床塑造完成后，河床不断淤积。宋元以后下荆江地区垦殖频繁，筑堤围垸之风大盛，两岸穴口汊流，尽归淤塞。下荆江河床被束缚在大堤之内，代之而起的人工穴口，如元代所开的小岳、宋、调弦、赤剥4穴，不久亦废。明隆庆时惟濬石首以东大江北岸的调弦一口，江水溢则由此入监利县境，汇于潜江、沔阳（今仙桃市）一带，江中也不见有沙洲记载，与《水经注》时迥然不同。由原分汊型河床演变为单一型河床，是下荆江河形态的一大变化。
在下荆江单一河床形成后，由于下游壅水和洞庭湖的顶托，河曲活动亦随之发展。明中叶时，监利东南典型的河曲弯道已发育形成。以后又有自下游向上游推移的明显趋势。清一代下荆江河床曲流活动全面发展，监利境内河床有八曲之多，清后期以来，由于藕池、松滋分流形成，大量水流进入洞庭湖，顶托作用不断加强，河曲活动更趋频繁。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下荆江河曲即经几次重大演变后，大致形成现今之形势。
3洞庭湖的演变。洞庭湖的演变与下荆江河床演变有密切关系。自全新世初期以来，洞庭湖区呈现为河网切割的平原地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现今在湖区内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湖区中心大通湖农场发现的遗址埋藏于地表下7米左右。这7米厚度的沉积物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沉降、堆积的产物。
新石器时代以后至汉晋时期，洞庭地区仍有沉降的趋势，在君山西南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小湖泊。即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洞庭波”，为一浅平的湖沼，就整个洞庭地区而言，河网切割的平原地貌基本未变。还可从《山海经·中山经》、《汉书·地理志》和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铭文中了解到当时湘、资、沅、澧四水在洞庭平原上交汇分别流入长江。不存在后世所见的洞庭湖。但其时随湖盆地区的缓慢下沉，开始向沼泽化方向发展。故虽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已有人类频繁活动的痕迹，而秦汉时代却未在此基础上设置郡县，无疑是受了沼泽化的影响。
4世纪～19世纪中叶是洞庭湖的扩展时期。东晋南朝之际，随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修筑，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萎缩，荆江南岸出现了景口、沦口二股长江分流，将大量洪水排入洞庭平原，使缓慢下沉的洞庭地区由逐渐沼泽化而演变为浩渺的大湖。最先出现在岳阳西南的青草湖，至6世纪，湘、资、沅、澧四水（见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入湖的局面已经奠定。青草湖已扩展为包括有北边的洞庭湖区，青草、洞庭二名通称。而在今南县附近又出现由长江分流汇潴的赤沙湖。当时洞庭湖的主体在今东洞庭地区，南洞庭湖区尚未包括在洞庭湖内，但河湖港汊已很发育。西洞庭湖区除赤山湖外，尚有一些小湖，均未与东部洞庭湖主体连成一片。
唐宋时代洞庭湖进一步扩大，东部洞庭湖主体已西吞赤沙，南连青草，周围七八百里。故有“八百里洞庭”之称。元明以后，荆江统一河床形成，迅速淤高。明中叶以后，北岸穴口尽塞，南岸调弦、虎渡两口的大量水沙排入洞庭湖区，湖域扩大至周围八九百里。清道光年间洞庭湖扩展至顶点，跨四府一州九邑之境，估计约达6000平方公里，为今湖面积两倍以上。华容、安乡、汉寿、沅江、湘阴、岳阳等县城均矗立湖岸。但由于泥沙大量沉积，湖底抬高，洲渚裸露，湖水极浅。自湖西北部虎渡、调弦2口带入的泥沙形成三角洲迅速发展，枯水季节分为东西两大湖区。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的百年中，洞庭湖迅速萎缩到现今不足3000平方公里，其主要原因是藕池、松滋两口的出现，荆江四口分流的结果。1852年藕池口和藕池河形成，1870年松滋口和松滋河形成。此后四口将荆江45％的泥沙排入洞庭地区。19世纪后期，西洞庭湖面大部被壅塞，东洞庭湖面也淤出大片沙洲，而南洞庭地区因北面水体南侵，原有小湖群合并为今日南洞庭湖。20世纪初至50年代前的50年中，四口继续将大量泥沙排入洞庭湖，出现大片沙洲，又兼人工堤垸迅速增筑，旧日洞庭湖已被分割成今东、西、南3大部分及从东洞庭湖分离出来的大通湖。
4彭蠡泽和鄱阳湖的演变。鄱阳湖在地质时代湖盆地区的地质地貌几经沧桑，变化很大。全新世开始湖盆虽逐渐下沉，由于泥沙沉积量和湖盆下沉量基本均衡，故仍呈现为河网割切的景观。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201（汉高祖六年）～公元421年（刘宋永初二年）在令鄱阳湖中心设置了鄡阳县，古城已经考古发现在今鄱阳湖中心的四山。其周围有彭泽、鄱阳、海昏等县，所辖土地也有部分在鄱阳湖中。可见在公元5世纪20年代以前，鄱阳南湖地区并不存在庞大水体，而为地势低平、河网割切的湖积平原，而鄡阳县为河网支汇的中心。
过去有人因鄱阳湖在古代曾有彭蠡泽之称，因而认为古代彭蠡泽即今鄱阳湖。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彭蠡古泽的形成与古长江在九江盆地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更新世中期，长江出武穴（今广济县）后，主泓经太白湖、龙感湖、下仓浦至望江县与从武穴南流入九江盆地南缘的长江汊道会合。更新世后期，长江主泓南移至今长江道上，而原来被废弃古河道因全新世以来倾掀下陷作用，逐渐扩展并与九江盆地南缘的宽阔的长江水面合并，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湖泊，即先秦《禹贡》中所载的彭蠡泽。当时长江出武穴摆脱两岸山地的约束，形成了以武穴为顶点，北至黄梅，南至九江，东至鄂皖边界的冲积扇，江水在冲积扇上分为多支，即《禹贡》中所谓“九江”，东至扇前洼地汇入彭蠡泽，可见古彭蠡泽主体部分在江北，相当今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沼地区。江南仅为今鄱阳湖的颈部。
由于古彭蠡泽是长江新老河段在下沉中受九江潴汇而成的湖泊，水下新老河段之间脊线分明。以后由于长江泥沙经九江段时，受到赣江的顶托在主泓北侧堆积起来，日久新老主泓道之间自然堤逐渐高出水面，九江主泓道和江北彭蠡泽即被分割开来。时间约在西汉后期，距今2000年。以后，每逢长江泛滥泥沙溢出，彭蠡古泽逐渐缩小，形成了几个由水流连通的湖泊，史称雷水和雷池，即今龙感湖、大官湖的前身。江北彭蠡泽之名逐渐消失。
自全新世开始本区第四次断块差异运动，在南昌一湖口一线有较大的相对下陷，尤以湖口断陷为强烈。西汉后期，湖口断陷的古赣江区已扩展成较大的水域，即今鄱阳北湖的前身。因为江北彭蠡泽之名出于经典《禹贡》，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就附会江南的鄱阳湖为古彭蠡泽。但在记载到湖汉水和豫章水（均指令赣江）时，却又说注入长江，而不是注入彭蠡泽。估计当时江南新彭蠡泽枯洪水位变率大，枯水时束狭如江之故。
汉晋时代的新彭蠡泽（晋时又称宫亭湖）南界不超过今星子县南婴子口一线，而婴子口则是赣水入湖口，也称彭蠡湖口。江南彭蠡泽形成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比较稳定。其后随南昌—湖口断层下陷自北而南的发展，河网交错的平原逐渐向沼泽化发展。刘宋永初二年（421）鄡阳县的撤销当与此有关。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宋初彭蠡湖区已超过婴子口、松门山，迫近鄱阳（今波阳）县城，彭蠡湖开始有鄱阳湖之称。这种扩大的结果使原在湖边上的山峰先后沦为湖中小岛，附近的小湖也相继和鄱阳湖连成一片，古鄡阳县周围平原几平沦没殆尽。但其时鄱阳南湖仍为吞吐型湖，洪水时茫茫一片，枯水期水束如带。
明清时期鄱阳湖演变的特点是汊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鄱阳湖南部地区，如今军山湖、青岚湖都形成于此时。而清代以来，吴城以北鄱阳湖逐渐淤浅，由于赣江、抚河、信江的口外沙洲向东北延伸，鄱阳南湖西南部湖面逐渐缩小。
5太湖平原水系变迁。在太湖湖底普遍分布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说明五六千年前，太湖地区仍为湖陆相间低洼平原。后随太湖周围地区不断下沉和沿海地区泥沙的堆积，使太湖平原逐渐向碟形洼地发展，最终形成了大型湖泊。即为先秦地理著作里的震泽（具区）。这种湖区下沉、湖面扩大的趋势直至宋代还未结束。在宋人郏亶《水利书》中明确记载苏州一带湖荡水下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单锷亦说：“昔为民田，今为太湖”，“太湖宽度，逾于昔时。”明清时期曾在太湖平原中部地下发现宋代以前的遗址和文物。
战国以前太湖之水由松江、娄江、东江等3江分流入海。《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即指对太湖流域几条主要泄水道的整治。松江（今吴淞江）、娄江（今浏河）与今流路大致相同，东江则经今澄湖、白蚬湖，东南入海。随太湖周围地区的不断下沉和沿海边缘因泥沙堆积而抬高，遂使太湖周围形成碟形洼地，向东排水发生困难，“欲东导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海潮倒灌至苏州城东一二十华里处，从而促使三江水系的淤浅，积水在太湖平原上潴蓄成大小零星的湖沼。
与太湖平原进一步湖沼化同时进行并互为因果的是三江的逐步堙废。公元5世纪时松江下游已“壅噎不利”，排水不畅。约在8世纪时东江、娄江相继堙废。9世纪开始为排泄壅积在松江上游的积潦，先后在太湖以东开浚了不少塘浦，重要的有荻塘（今吴兴运河）、元和塘（今常熟塘）、昆山塘（又名至和塘，今浏河）等，形成了“五里为一纵浦、七里为一横塘”的水网系统。但至北宋初年又多淤浅，苏、常、湖3州连年遭受水灾。11世纪中叶先后对吴淞江进行几次整治，主要是截弯取直，水流有所畅通。但自1042、1048年在苏州、平望间修了吴江长堤和吴江石桥后，吴淞江流受阻，水势转于东北，迤逦流入昆山塘，经不断冲刷，至13世纪末终于形成今之浏河。1403年夏原吉“掣淞入浏”，于是浏河水势更盛，成为太湖通海大道，“水阔二三里”。而吴淞江则“自夏驾浦至上海县南跄口130余里，潮汐壅障，菱芦丛生，已成平陆”。同时夏原吉又疏浚上海范家浜，上接黄浦引淀泖之水入海，形成今日黄浦江。明代多次开浚吴淞江、浏河、白泖港，但均时浚时塞，河道窄狭。至嘉靖年间，黄浦江逐渐开阔，终于成为太湖下游最大泄水道，而吴淞江反成其支流。清初亦曾多次疏浚吴淞江。乾隆二十八年（1763）开凿黄渡越河后，吴淞江全同今道，但因受潮汐影响，旋浚旋淤，又疏浚了白茆、七浦、茜泾、浏河各河道，同时分泄太湖下游积水的作用，但均不能与黄浦江的作用相比。
海河由北运河（见京杭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见京杭运河）五大河流会合而成。五大河流支流众多。历史时期迁徙无常。今择其中几条主要河流的变迁，简述于下。
海河形成以前的河北平原水系。在黄河有关内容中已经提到。从西周以来至春秋战国时代，流经河北平原的主要河流是黄河。其时黄河下游分成多股，纵贯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最西的一股是《山海经·北山经》中的大河，流经今太行山东麓，折东走汉代滱水至今天津市区入海；《山经》大河在冀中平原分出一股，即《禹贡》记载的大河，在今青县一带入海；最东的一股后来成为西汉时大河干流，在今黄骅县附近入海。西汉以前河北平原上的河流都属于黄河水系。今河北在雄县、霸县至天津一线，即汉代滱河、宋代的界河一线。地质构造是属于凹陷地带，因而黄河北流即以此为极限。在凹陷地带以北，是永定河水系和潮白河水系，各自独流入海。
西汉时代黄河干流东移，至今黄骅县附近入海。原来流入黄河的各河流，都脱离黄河而分流入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黄河以北有滹沱河、泒河（上游今沙河，下游约今大清河）、滱水（今唐河）、治水（今永定河）、沽水（今白河、北运河）等均各自流入渤海，互不交会，其时海河水系尚未形成。
东汉时代黄河更南移经山东北部，至今滨州市、利津一带入海。原注入黄河的漳水亦脱离黄河独流入海。据谭其骧研究，到3世纪初曹操开白沟、平虏渠后，清河、滹沱河、泒水、滱水、水（永定河）、拒马河、沽水等均会于天津入海，海河水系始告形成。
海河水系形成之初，西南止于淇水，东北止于沽水。《水经注》时代淇水以西的清水、丹水已有部分被引入海河。隋炀帝开永济渠，引沁水入清水、是海河水系向西南扩展到最远的时期。但不久即废。唐代永济渠、宋元御河、明清卫河，仍以清、淇为源。宋代黄河北流，黄河又加入了海河水系。金以后黄河南徙，海河平原上的河流始与黄河无涉（20世纪50年代后修建人民胜利渠方引部分黄河水流接济卫河）。元开会通河，引汶至临清会御河，海河水系又向东南扩展，会通河至清末淤废。东北方面，海河水系形成之初，仅包括沽水（白河）干流，不包括潮河。曹操在开平虏渠的同年又开凿了泉州渠，鲍丘水的一部分即由渠入海河，但主流仍循蓟运河东南入海。《水经注》以前沽水自武清至天津一段又枯断，改东注鲍丘水入海。故《水经注》时代、沽、鲍丘3水合流，循今蓟运河入海。海河水系东北界大大内缩，仅以圣水（上游今琉璃河，下游为今固安、永清界内永定河）为限。隋开永济渠前，水、沽水已与南来诸水相合，海河水系东北界再度扩展。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大大改善了河北平原的水运条件。
海河水系形成后，可以宋代界河（《水经注》巨马河）为界分为南北2系。南系包括清、淇、漳、滹沱、滱、涞、易等水；北系包括、沽、潞、涞、易、鲍丘、泃、庚等水。历史时期南北两系各水下游河道均曾发生较大变迁。今列举其中几条主要河道的变迁，以窥海河水系变迁的概貌。
1永定河。据钻探资料，永定河出石景山后，在今北京城北、中、南面分为5条古河道，流经今北京城北小清河一道时间最早，c14测定约距今18000～7000年。这些都是永定河早期流经的河道。西汉时代治水（水）经北京城南，东南至泉州县（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入海。东汉以后，下游与潮白河会合，经笥沟与南面的清河在天津相合，威为海河水系北派的主要河流。《水经注》时代笥沟淤断，水东流与沽河、鲍丘河会合东循今蓟运河下游入海。隋开永济渠“北通涿郡”，即利用水（桑干河）下游河道通达蓟城（今北京城西南部）。
唐代桑干河石景山以下分为两支：一支经蓟城南，东南与高粱河合，下会潞河；一支南流经永清县北。辽金以后，桑干河含沙量增多，“水性浑浊”，故有卢沟之称。下游河道干流已离开蓟城之南，改折南经卢沟桥（桥筑于金明昌三年）南入安次县境，下达武清县境入北运河。筑堤亦始于此。元代桑干河下游又称浑河、小黄河，自石景山南东麻峪始分二支：一支即入安次、武清旧道，一支自涿县南流经固安，南至霸县入拒马河（即白沟河）。明代因记载详细，知其下游河道自卢沟桥分为东、南二派：东派走今凉水河至张家湾、漷县入北运河；南派分成几股，先后走过今忙牛河、琉璃河、大清河、永定河等，或入三角淀，或入北运河，数股并存，迭为主次，来回摆动，变迁频繁，故有“无定”之称。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全面筑堤，固定河道，赐名永定河，惟下游入三角淀为尾闾段，隔数年即改道一次。20世纪40年代方形成现今河道。
2大清河。上游分南、中、北3股来水。北股为南北拒马河、易水，中股为唐河（滱水）和徐、漕等河，南股为潴龙河，上游为磁河、大沙河。海河水系形成之初，各自东流至今天津会合，并未成为同一水系。北宋时期与北方的辽（契丹）界河以南有一带状的湖泊洼地，即包括今白洋淀、文安洼凹陷地带。北宋初年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下，将南面的滱水、滹沱河等大小河流均引入这一洼地，形成了西起保定，东近海的屈曲900华里的潴泽国防线，称为塘泺。北连拒马河下游的白沟河（即界河）。其时之永定河亦从北面流入界河，故界河包括了永定河和滹沱河及其间大小诸水的一大水系。宋朝南渡，界河失去限制南北的作用。南面河流如滹沱河又脱离了界河，而北面永定河大量泥沙填于界河各段中。明中叶以后，界河渐被淤平，水体南移于今大清河。清康熙三十七年修筑永定河大堤，由下游入三角淀处与大清河分开，同时大清河两岸先后修筑堤防，今大清河水系基本形成。
3滹沱河。《禹贡》、《山经》时期原属黄河水系。黄河东徙至黄骅县境入海后，滹沱河独流入海。西汉时下游分为数股，除干流外，尚有滹沱别河、滹沱别水等，在今青县附近会流入海。三国以后自饶阳以下夺泒水经河间、任丘、文安、大城，与拒马河合会，同归于海，成为海河水系南派一大支流。直至唐代仍沿此道。宋代导滹沱河入边吴泊，注于塘泺，乃为人工改为北流一支，另有东流一般经深州，至乾宁军（今青县）与御河合流；南流一股自鼓城注入葫芦河（今滏阳河）。金元时北流一股已不见记载，多走东、南2道。明时滹沱河主流已脱高大清河，自藁城县分成3股：一支北流入淀泊，一支东南经束鹿县注入滏阳河，一支南流经宁晋县注入宁晋泊（今宁晋、新河间滏阳河），每逢洪水泛滥，以南走入宁晋泊一道为常。晚清将滹沱河引入子牙河，两岸筑堤，固定河道，形成今日之格局。总之，历史时期滹沱河南北摆动很大，其范围大致以藁城为，北至淀泊洼地，南至滏阳河，宋以前以北流为主。属大清河水系，元明以后以南流为主，属滏阳河水系。晚清以后与滏阳河并为子牙河一大支流。
4南运河。上游为漳、卫2大河流。卫河前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白沟。白沟原为《禹贡》、《山经》时代的黄河故道。黄河改走西汉大河后断流，东汉后期出现“白沟”，应出自人工疏导。3世纪初，曹操筑枋头遏淇水入白沟，下连清河成为河北平原上纵贯南北的运河。《水经注》时代清河自大名至东光段在今南运河之西。隋大业开永济渠后，今德州以下走令南运河道，德州以上仍在今道之西。元明以后方逐渐演变成今卫河。
5漳河。历史时期变迁尤大。原亦为黄河一大支流。《禹贡》时代河、漳会合于今河北肥乡县境。黄河改走西汉大河后，肥乡以下《禹贡》大河故道即成为漳水下游。但在反映西汉后期情况的《汉书·地理志》里，自今新河以下，漳水已不夏北流，改道东流经南宫、枣强、景县、东光注入大河。到东汉时代漳水下游恢复自今新河经大河故道入海。三国时曹操开利漕渠，引漳水于馆陶南入白沟。自后漳水下游变迁无常。唐代漳水至少有2支：一支北流，与《水经注》时代大致相同，经今临漳、成安、肥乡、曲周、平乡，以下走今滏阳河，汇入大陆泽，出泽后又走今滏阳河，衡水以下经武邑东北流，截永济渠，东北入海。一支经魏县于馆陶入永济渠，南北二道之间亦有零星漳水记载，亦为分支，然首尾不明。北宋时黄河北流，漳水又为大河支流。明代南北二支均存，前期以北流为主，后期以南流为主。清康熙时分为三支：南支在馆陶入卫，中支为老漳河至青县入卫，北支至宁晋与滏阳河合称新漳河。后又分成4支，变迁频繁。康熙末年南流入卫一支竟成唯一主流。乾隆以后始成今状。
综上所述，海河水系因含沙量高，进入平原后，河床摆功不定。在历史时期的变迁甚大，仅次于黄河。宋以后变迁日趋频繁。变迁特点一是下游河道往往从单股发展到多股，最后又逐渐演变成单股。反映了早期河道含沙量不多，而长期稳定后，泥沙增多，河道在扇形平原上分成多股，因堤防未修，变化无定，迭为主次。明清以后全面修堤，河道方始固定，又渐为悬河。二是河道主流摆动总的趋势为永定河由东向南，明以后又东移；滹沱河、漳河由北向南；乃与河北平原之新构造运动有关，同时也有人为因素。
（邹逸麟谭其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