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济宁
邹逸麟济宁地处鲁中丘陵山地西麓和黄河下游冲积扇两个相向倾斜面的交接地带。府河、泗河在其东侧，赵王河、洙水河、蔡河在其西侧，京杭运河南北纵贯其间。西北有蜀山湖，南面有南阳湖，西南距城不远的马场湖为季节性湖泊。济宁就处在这片河湖交错地区的中心。这里气候适中，年平均气温十三点八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六百七十一毫米，自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济宁也是一座古城。建国后在济宁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这里已有人类居住。在商代，济宁是任国地。任，一作仍，相传为东夷太之后，风姓，春秋时臣服华夏。战国时为齐国附庸。秦时置任城县。西汉属东平国。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分东平国南部置任城国，治所设在任城县。一般志书都认为两汉任城县治即今济宁市。其实不然。据袁宏《后汉纪》记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庞萌围桃城（今济宁市北），刘秀从蒙县（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率兵至亢父（今济宁市南二十五公里处），百官请留宿，刘秀不从，“复行十里”至任城。可见任城县故址应在今济宁市南二十公里左右的仲家浅附近。
任城国辖境狭小，从东汉至西晋仅领任城、亢父、樊三县，相当今济宁市和兖州县的部分地区。境内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的“亢父之险”，当非交通大道。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任城国被撤销。刘宋永初以后，任城县也不见记载。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荀羡为了征伐盘踞在汶水上游的慕容兰，引汶水开水（今河）通渠，至今济宁市与洙水会合，由洙会泗，发展了汶泗水运。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东晋桓温北伐，开凿了沟通泗水和济水的桓公沟，贯穿今嘉祥皇，东距济宁市仅二十公里。济宁市地处两条南北水运路线的中间，具备了作为一个水运交通枢纽的条件。因此到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复置任城郡时，郡治的任城县就迁到了今天的济宁市，可见济宁市作为一个城市，是从六世纪开始的。
北齐时改鲁郡（治今曲阜）为任成郡，移高平郡治任城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高平郡，县属兖州。隋末唐初徐圆朗曾据此，自称鲁王。
唐代的任城县是鲁西南地区的一个不小的经济都邑。诗人李白曾长期寓居任城，写过一篇《任城县厅壁记》。他说：“鲁境（指兖州）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其冲要。”又说：任城“城池爽垲，邑屋丰润。”“故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实泉货之橐龠，英髦之咽喉。”有户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如果按每户五口计，约有六七万人口，在当时是中等以上的县份了。今济宁旧城南城墙上有太白楼，相传为李白饮酒处。其实大白楼原在任城县城内，明洪武时改建今址。
五代以后任城县改属济州。金天德二年（1150年）因济州治所钜野县为河水所淹，遂将州治移治任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济宁府，治任城县。这是今天济宁市名称的起源。不久，济宁府还治钜野，任城仍为济州治所。此后济宁市地位变化的转折点，是元至元年间济州河和会通河的开凿。
元初，黄河向东南流至徐州，夺泗入淮，东南漕粮由江淮溯黄河西上，至河南封丘县西南中滦镇上岸，陆运至御河（今卫河）南岸淇门镇，再折由御河水运至直沽（今天津市），转达大都。这是一条绕远道的水陆联运线，既费工又费时。于是考虑在黄河和卫河之间开凿一条直通的运河。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二十年先完成济州河。工程是在汶河南岸城作坝，引汶水南流，走水至济州（今济宁），与泗水会合，再由济州引水北流，开渠接通安山附近的济水，次年又在兖州城（今兖州）东门外遏泗水，走府河（洙水故道）至济州城南，与水会合入运，丰满了济州河的水源。济州以南，即利用原泗水作为运道。此后，江淮漕船北上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泗水、济州河、济水（即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渡海趋直沽；一条从大清河北岸的东阿上岸。陆运至临清入卫河。但这两条路线均不方便。于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增开了一条运河，起自安山西南的济州河，北经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卫，名会通河。三年后，又开凿了大都至通县间的通惠河。于是，京杭大运河全线告成。
济州河和会通河的开凿，使济州城一跃而为南北水运的咽喉。汶泗二源在济州城南门外文汇，置有会源闸以控制运河的水量。南来的漕船由泗水北上，至济州城南门会源闸集结，然后放闸通行。“南北舟车，云集辐辏”，促进了济州城的商业繁荣。元至正八年（1348年）济宁路由钜野县迁至任城县。十一年分中书省部分地置济宁分省，治所也设在任城县，其地位已提高到相当于一级政区的中心。这在济宁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过，终元一代由于会通河的水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多数漕运还是走海道，济宁的城市经济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议重修全通河。除了个别河段与元代有所不同外，最大的改建部分，就是由原来于城坝引汶水至济宁分水，改于戴村作坝，引汶水至比济宁地势更高的南旺高地分水，大大改善了会通河的水源条件。同时又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四大水柜，作为调节流量的水库。为了解决河床南北高差悬殊的问题，在运河上置闸五十座，分段堰水通航。航运条件明显改善，于是漕运大兴。每年从江淮有四百万石漕粮、一万一千余艘漕船，通过济宁北上。济宁的城市经济因而得到空前的发展。
明初改元济宁路为府。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降府为州，省州治任城县，属兖州府。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升济宁州为直隶州，直属山东省。以经济地位而言，明清两朝是济宁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首先，它地当川运孔道，转漕要地，是漕粮运输的中继站。清代山东运河沿线以济宁、东昌、德州三处为粮船卸货处。济宁城南门外的天井（会源）、在城二闸又是控制南北水量的关键，因此被称为“南运门口，最关紧要”。明时曾在此置都水司，管理运河事务。清时济宁以北的运河常患乏水，因而规定南来的漕船要集结到一定数量，才启闸放行，禁止随到随放。致使济宁城南门外常常聚集数百艘，甚至千余艘的漕船。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济宁城商业、服务行业的繁荣。其次，除了来往商船外，明清两代还准许漕卒附带土产进行贸易，但限制一定的数量，可以免税。明成化年间规定每艘不得超过十石。以后不断增加，到清嘉庆年间提高到一百五十石。当时有漕船六千二百四十二艘，这样就有九十三万多石的货物在运河沿线流通，无疑大大促进了沿运河城市的发展。再次，明代在济宁设都水司，清雍正年间以后，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济宁。此外，还曾在济宁设立过征收商税的钞关。这些都是肥缺，故而城内聚居了大批贪婪的官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济宁城市的畸形繁荣。
据文献记载，清代的济宁城内“五方杂厝，合货殷赡，自商贾负贩，以至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驵侩之属，阗城溢郭，辐辏鳞萃，无虑数百十万。”城南门外，濒临运河，是繁华的商业区。这里百货聚处，贸易不分昼夜。有诗云：“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闻。”城内达官显宦、富商大贾的私人宅邸中，园亭池馆之胜，甲于鲁西南诸地。明清时城内地主园林有四五十座。其中拙园的一石抬运费，糜粟八石。可见当时侈糜之风气。
由于商业的繁荣，原有的城区内外商业街衢也不断扩展。清康熙年间，城内旧有街衢四十五条，城外四十三条。经百年左右，至道光年间，城内新增街衢六十二条，城外新增一百四十条。据清末亲身从事过漕运贸易的济宁老人回忆：当时每年农历十月，粮船由苏杭二州兑米起运，船只因运粮免征关税，船主、舵工、水手多自南方随船带货，有木材、竹柴、瓷器、铁器、红白冰糖、绫罗绸缎、桐油、绍兴酒、纸张杂物等，沿途售卖。钱多的带细货，钱少的带粗货。所带货物在济宁销售一半，至东昌、临清售完。船只由通州坝空回，再沿途收购土产。每年农历八月到济宁，收购枣、梨、柿、山楂、核桃、椿芽、花生、辣椒酱、皮货、毛货等等。船只如果空归算民船，带货征税。就是这种常年商业贸易，使济宁成为南北土特产的集散地，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都会。
综上所述，济宁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水运交通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东汉、北魏以来，济宁虽然长期作为二级政区的治所，但其辖境不过方圆两三县之地，无论就其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北魏以后，由于水运条件的改善，它也只能算一个交通枢纽城市。金元以后，黄河屡屡泛滥于鲁西南地区，济宁周围的金乡、鱼台、嘉祥等地，水灾连年，土地碱化严重，农业生产落后。因此济宁城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差的。它之所以能在明清两代成为鲁西南地区的一个商业都市，全靠了京杭运河的畅通。本世纪初，漕运停止，运河淤废，济宁的经济地位显著衰落。津浦铁路修成，济宁虽有支线相通，毕竟不在铁路干线上，商贩贸易渐移向济南、兖州，“市况顿见停滞”。辛亥革命后，降为济宁县。建国以前，济宁地区水利失修，河湖泛滥，屡遭水患。运河在济宁市区河道极不规则。市区房屋紧临河边，河中满布破砖碎瓦，河面束狭，一般宽约三十米，水面宽仅十到二十米，且多河心浅滩，缺乏航运之利。城内仅有一些规模狭小的发电厂和面粉厂，商业也很凋敝。
建国以后，改置济宁市。发展了农机、农药、化工、榨油、食品、酿酒、皮革等工业部门，也有竹、铁、木器等手工业品和酱菜、烟草、酒类等土特产，近年来已成为鲁西南比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如果能恢复南北大运河的航运，济宁城市的经济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济宁也是一座古城。建国后在济宁附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这里已有人类居住。在商代，济宁是任国地。任，一作仍，相传为东夷太之后，风姓，春秋时臣服华夏。战国时为齐国附庸。秦时置任城县。西汉属东平国。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分东平国南部置任城国，治所设在任城县。一般志书都认为两汉任城县治即今济宁市。其实不然。据袁宏《后汉纪》记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庞萌围桃城（今济宁市北），刘秀从蒙县（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率兵至亢父（今济宁市南二十五公里处），百官请留宿，刘秀不从，“复行十里”至任城。可见任城县故址应在今济宁市南二十公里左右的仲家浅附近。
任城国辖境狭小，从东汉至西晋仅领任城、亢父、樊三县，相当今济宁市和兖州县的部分地区。境内有“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的“亢父之险”，当非交通大道。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任城国被撤销。刘宋永初以后，任城县也不见记载。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荀羡为了征伐盘踞在汶水上游的慕容兰，引汶水开水（今河）通渠，至今济宁市与洙水会合，由洙会泗，发展了汶泗水运。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东晋桓温北伐，开凿了沟通泗水和济水的桓公沟，贯穿今嘉祥皇，东距济宁市仅二十公里。济宁市地处两条南北水运路线的中间，具备了作为一个水运交通枢纽的条件。因此到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复置任城郡时，郡治的任城县就迁到了今天的济宁市，可见济宁市作为一个城市，是从六世纪开始的。
北齐时改鲁郡（治今曲阜）为任成郡，移高平郡治任城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高平郡，县属兖州。隋末唐初徐圆朗曾据此，自称鲁王。
唐代的任城县是鲁西南地区的一个不小的经济都邑。诗人李白曾长期寓居任城，写过一篇《任城县厅壁记》。他说：“鲁境（指兖州）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其冲要。”又说：任城“城池爽垲，邑屋丰润。”“故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实泉货之橐龠，英髦之咽喉。”有户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如果按每户五口计，约有六七万人口，在当时是中等以上的县份了。今济宁旧城南城墙上有太白楼，相传为李白饮酒处。其实大白楼原在任城县城内，明洪武时改建今址。
五代以后任城县改属济州。金天德二年（1150年）因济州治所钜野县为河水所淹，遂将州治移治任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济宁府，治任城县。这是今天济宁市名称的起源。不久，济宁府还治钜野，任城仍为济州治所。此后济宁市地位变化的转折点，是元至元年间济州河和会通河的开凿。
元初，黄河向东南流至徐州，夺泗入淮，东南漕粮由江淮溯黄河西上，至河南封丘县西南中滦镇上岸，陆运至御河（今卫河）南岸淇门镇，再折由御河水运至直沽（今天津市），转达大都。这是一条绕远道的水陆联运线，既费工又费时。于是考虑在黄河和卫河之间开凿一条直通的运河。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二十年先完成济州河。工程是在汶河南岸城作坝，引汶水南流，走水至济州（今济宁），与泗水会合，再由济州引水北流，开渠接通安山附近的济水，次年又在兖州城（今兖州）东门外遏泗水，走府河（洙水故道）至济州城南，与水会合入运，丰满了济州河的水源。济州以南，即利用原泗水作为运道。此后，江淮漕船北上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泗水、济州河、济水（即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渡海趋直沽；一条从大清河北岸的东阿上岸。陆运至临清入卫河。但这两条路线均不方便。于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增开了一条运河，起自安山西南的济州河，北经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卫，名会通河。三年后，又开凿了大都至通县间的通惠河。于是，京杭大运河全线告成。
济州河和会通河的开凿，使济州城一跃而为南北水运的咽喉。汶泗二源在济州城南门外文汇，置有会源闸以控制运河的水量。南来的漕船由泗水北上，至济州城南门会源闸集结，然后放闸通行。“南北舟车，云集辐辏”，促进了济州城的商业繁荣。元至正八年（1348年）济宁路由钜野县迁至任城县。十一年分中书省部分地置济宁分省，治所也设在任城县，其地位已提高到相当于一级政区的中心。这在济宁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不过，终元一代由于会通河的水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多数漕运还是走海道，济宁的城市经济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议重修全通河。除了个别河段与元代有所不同外，最大的改建部分，就是由原来于城坝引汶水至济宁分水，改于戴村作坝，引汶水至比济宁地势更高的南旺高地分水，大大改善了会通河的水源条件。同时又在运河沿线设置了四大水柜，作为调节流量的水库。为了解决河床南北高差悬殊的问题，在运河上置闸五十座，分段堰水通航。航运条件明显改善，于是漕运大兴。每年从江淮有四百万石漕粮、一万一千余艘漕船，通过济宁北上。济宁的城市经济因而得到空前的发展。
明初改元济宁路为府。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降府为州，省州治任城县，属兖州府。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升济宁州为直隶州，直属山东省。以经济地位而言，明清两朝是济宁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首先，它地当川运孔道，转漕要地，是漕粮运输的中继站。清代山东运河沿线以济宁、东昌、德州三处为粮船卸货处。济宁城南门外的天井（会源）、在城二闸又是控制南北水量的关键，因此被称为“南运门口，最关紧要”。明时曾在此置都水司，管理运河事务。清时济宁以北的运河常患乏水，因而规定南来的漕船要集结到一定数量，才启闸放行，禁止随到随放。致使济宁城南门外常常聚集数百艘，甚至千余艘的漕船。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济宁城商业、服务行业的繁荣。其次，除了来往商船外，明清两代还准许漕卒附带土产进行贸易，但限制一定的数量，可以免税。明成化年间规定每艘不得超过十石。以后不断增加，到清嘉庆年间提高到一百五十石。当时有漕船六千二百四十二艘，这样就有九十三万多石的货物在运河沿线流通，无疑大大促进了沿运河城市的发展。再次，明代在济宁设都水司，清雍正年间以后，山东河南河道总督驻济宁。此外，还曾在济宁设立过征收商税的钞关。这些都是肥缺，故而城内聚居了大批贪婪的官吏，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济宁城市的畸形繁荣。
据文献记载，清代的济宁城内“五方杂厝，合货殷赡，自商贾负贩，以至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驵侩之属，阗城溢郭，辐辏鳞萃，无虑数百十万。”城南门外，濒临运河，是繁华的商业区。这里百货聚处，贸易不分昼夜。有诗云：“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闻。”城内达官显宦、富商大贾的私人宅邸中，园亭池馆之胜，甲于鲁西南诸地。明清时城内地主园林有四五十座。其中拙园的一石抬运费，糜粟八石。可见当时侈糜之风气。
由于商业的繁荣，原有的城区内外商业街衢也不断扩展。清康熙年间，城内旧有街衢四十五条，城外四十三条。经百年左右，至道光年间，城内新增街衢六十二条，城外新增一百四十条。据清末亲身从事过漕运贸易的济宁老人回忆：当时每年农历十月，粮船由苏杭二州兑米起运，船只因运粮免征关税，船主、舵工、水手多自南方随船带货，有木材、竹柴、瓷器、铁器、红白冰糖、绫罗绸缎、桐油、绍兴酒、纸张杂物等，沿途售卖。钱多的带细货，钱少的带粗货。所带货物在济宁销售一半，至东昌、临清售完。船只由通州坝空回，再沿途收购土产。每年农历八月到济宁，收购枣、梨、柿、山楂、核桃、椿芽、花生、辣椒酱、皮货、毛货等等。船只如果空归算民船，带货征税。就是这种常年商业贸易，使济宁成为南北土特产的集散地，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都会。
综上所述，济宁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水运交通的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东汉、北魏以来，济宁虽然长期作为二级政区的治所，但其辖境不过方圆两三县之地，无论就其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北魏以后，由于水运条件的改善，它也只能算一个交通枢纽城市。金元以后，黄河屡屡泛滥于鲁西南地区，济宁周围的金乡、鱼台、嘉祥等地，水灾连年，土地碱化严重，农业生产落后。因此济宁城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差的。它之所以能在明清两代成为鲁西南地区的一个商业都市，全靠了京杭运河的畅通。本世纪初，漕运停止，运河淤废，济宁的经济地位显著衰落。津浦铁路修成，济宁虽有支线相通，毕竟不在铁路干线上，商贩贸易渐移向济南、兖州，“市况顿见停滞”。辛亥革命后，降为济宁县。建国以前，济宁地区水利失修，河湖泛滥，屡遭水患。运河在济宁市区河道极不规则。市区房屋紧临河边，河中满布破砖碎瓦，河面束狭，一般宽约三十米，水面宽仅十到二十米，且多河心浅滩，缺乏航运之利。城内仅有一些规模狭小的发电厂和面粉厂，商业也很凋敝。
建国以后，改置济宁市。发展了农机、农药、化工、榨油、食品、酿酒、皮革等工业部门，也有竹、铁、木器等手工业品和酱菜、烟草、酒类等土特产，近年来已成为鲁西南比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如果能恢复南北大运河的航运，济宁城市的经济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