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景观 曲阜
邹逸麟曲阜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生息的地方。它以丰富的地下文物和雄伟的地面古建筑而蜚声中外。从建城开始，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平原的东北边缘，泰沂山脉的西南麓。坐落在洙河和沂河之间，洙河绕于城的西、北两面，小沂河流经城的南面。城东南面是丘陵地带，西北和西南则是一片干敞的原野。土地肥沃，雨量适中，是一个宣于衣桑的地区。近年来，在泗河和沂何两岸，陆续发现西夏侯、东魏庄等二三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四五千年前人们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自陈徙都曲阜。黄帝自穷桑徙都曲阜，少昊登帝位后亦迁都曲阜。古称曲阜为“少吴之墟”，今存少昊陵。曲阜鲁城东门北有寿丘，为黄帝的出生地。这些诚然都是无可稽考的传说，不过从中也反映了曲阜在所谓三皇五帝时代，是华夏和东夷频繁交往的地方。
曲阜在商代是奄国的所在地，这是有吏可证的。奄是商王朝在东方的盟国。商代第十八王南庚曾迁都于此。至第二十个王盘庚才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周武王灭商，封周公旦于曲阜，建为鲁国。周公旦留佐武王未就。后来奄国随同商朝的残余势力和东夷族反抗周朝，被周朝消灭。成王即位，周公派其子伯禽就封于鲁，成为鲁国的始祖。
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自伯禽开始，至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历三十四君，延续八百余年。这一时期是曲阜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伯禽就封鲁国时，带去了大量周朝的礼乐典箱。周公死后，被许在曲阜立庙，从天子礼乐进行祭祀。鲁国因为是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为周文化向东传播的据点，所以曲阜成了周王朝镐京以外另一个礼乐文化发达的城市。春秋时代，孔子出生于此。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即今孔庙的前身。孔子聚徒讲学于洙泗之间，后世即以洙泗来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子的学说。鲁国为当时的礼义之邦，而曲阜则是春秋战国时代教育、文化的中心。
“曲阜”二字始见于《礼记·明堂位》。《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盖指令曲阜故城东部隆起的地方，是城东防山向西延续的余脉。在1977-1978年间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了试掘。故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三公里，城墙周长约十二公里，总面积约为一万五千亩，合二十平方公里。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墙各三座，南墙两座，并有干道与城门相连。城区中部为宫殿区，地下夯土基址的范围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宫殿区前面有干道通向南门，构成了鲁城的一条中轴线。宫殿区的东、西、北三面分布着炼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西北面是几片大面积的墓葬区。整个城市布局井然有序，说明当时是经过巧匠精心设计的。今天的曲阜县城，位于鲁国故城内西南角，约占鲁国故城的七分之一。
曲阜鲁国故城是我国已发掘的第一座西周城遗址。始筑于伯禽就封鲁国时代，经过春秋战国多次整修，规制基本不变，而且一直没有迁都。这在周王朝和主要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今天还有不少段古城垣仍耸立在地面上，是先秦故城保存较好的一座。
战国末年，楚灭鲁，改鲁国都城曲阜为鲁县。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一作二十四年）置为薛郡治所。秦末，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楚汉相争，楚地尽归汉，只有鲁县最后投降刘邦。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封子刘余为鲁王，史称恭王，都鲁县。鲁恭王好宫室，在曲阜城中建筑规模宏大的宫殿，今周公庙附近有当时所建灵光殿遗址。两汉四百多年，鲁县均为诸侯王鲁国的首府。汉代鲁城，现也经考古发现，位于春秋鲁城的南部和西南部，呈长方形，东西约二点五公里，南北约，一点五公里，周长约八点五公里。其西、南两墙分别利用了鲁城的西、南垣，东、北两墙新筑。后者宽约十米，已全部埋没于地下，地面上毫无踪迹，但地下墙基保存基本完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两汉时代的鲁城规模远不如春秋战国时代。
西周至两汉时代的曲阜，还是冶炼、纺织手工业中心。春秋以前以铸铜业为主。今天在鲁国故城的北部和西北部都发现炼铜遗址。战国以后冶铁业兴起。西汉时置有铁官。当地人曹邴氏以冶铣起家，“富至巨万”。今天在鲁国故城内发现了两处冶铁遗址。其中一处较大的在曲阜县城北关一带，东西约四百五十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其他还有制陶、制骨工场遗址的发现。古代曲阜还生产一种白色轻薄的纺织品，称为“鲁缟”，名冠全国。《汉书·韩安国传》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正是形容它的细薄。颜师古注曰：“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唐代诗人李白说：“鲁缟如白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可见直至唐代，一种洁白细轻的鲁缟，仍是曲阜的名产。
魏晋时代鲁县仍为鲁郡治所。刘宋时鲁县曾一度迁治邹山县。北魏复还旧治。北齐时为任城郡治。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一级政区，以州领县。鲁县只是兖州辖下的一个属县，四年改名汶阳，十六年改名曲阜。这是曲阜作为县名的开始。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曲阜县，八年复置。唐时曲阜县治在今周公庙附近，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曲阜为仙源，并迁县治于今曲阜东的旧县。金天会七年（1129年）复名曲阜，一直沿袭至今。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起义军攻占曲阜县城，焚毁县衙，同时进驻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明朝统治者惊恐万状，决定移县诚卫庙，以孔庙为中心改筑新城。嘉靖元年（1522年）竣工，即今曲阜县城，距今己有四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了。
魏晋以后，曲阜作为一方的政治中心的地位显著下降。南北朝时虽然先后仍作过鲁郡、任城郡的治所，但远不能与春秋战国时的曲阜甚至两汉的鲁县相比了。隋代废郡，曲阜改属兖州。自唐以后，至于明清，始终只是兖州或兖州府属丁的一个普通的县，再也没有恢复到二级政区治所的地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路线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代，曲阜处在中原诸国通向鲁南、苏北的泗上诸国和淮夷地区的交通大道上。无论从发展商业贸易而言，或是中原华夏族控制东夷的据点而言，都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当时曲阜周围平原狭小，人口众多，“又无林泽之饶”，使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当地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的学生子赣即从事商业，“鬻财于曹、鲁之间”。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到两汉时代。至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荀羡开凿了引汶会洙的水，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开凿了沟通济、泗等水的桓公沟，先后发展了汶、洙、泗诸水的水运交通，从而使曲阜西面濒临洙水的瑕丘（今兖州）的地位渐显重要。刘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将一级政区兖州的治所迁到了瑕丘，替代了曲阜，成为洙泗流域的政治中心。到了元朝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又兴起为洙泗流域一个重要商业城市。近代铁路兴起，兖州是津浦线上大站。廉价的水运和便捷的铁路，都替代了原来通过曲阜的陆路干道。因此曲阜没有条件继续保持商业都会的地位了。
曲阜虽然在魏晋以后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在地方行政区划上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县，但在政治上、文化上都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举世瞩目的地位，绝非其他的县所能比拟的。这是因为曲阜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息的地方，至今还保存不少有关的文物和古迹。秦末陈涉起义，曲阜诸儒抱持儒家的礼器投奔陈涉，反抗秦朝。孔子的八世孙孔甲还做过陈涉的博士。这时的曲阜无疑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路过曲阜，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祀孔子的风气。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竞相效仿。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过阙里，命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刘庄、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刘、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安帝刘祜，都曾到曲阜祭祀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以后的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都曾亲临曲阜拜祭孔庙和孔子墓。清康熙帝在孔庙祭祀时竟行三跪九叩礼。乾隆帝八次过曲阜，都在孔庙、孔林祭孔。至于帝王派官致祭孔子的就更多了。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历代相沿，初步统计有一百九十余次之多。这些活动无形中大大抬高了曲阜的政治地位。
今天曲阜城内外有孔庙、孔林和孔府三大建筑群，是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名驰中外，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书法演变等有很高的价值，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
孔庙是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在孔子生前故宅阙里基础上改建的。初期建筑比较简陋。后经历代王朝不断扩建和整修。唐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一次增建殿堂廊庑三百十六间。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次重修，耗银十五万二千两，历时五年。清代修建的次数和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据统计先后共大修十五次，中修三十一次，小修数百次。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庙遭受雷电失火而重修，竟花了六年的时间。现在的孔庙就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占地三百多亩，气势雄伟，蔚为壮观，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孔子死后，其弟子将他葬在城北泗水之上。起初还是“墓而不坟”。秦汉时代虽将坟土垒起，但坟地狭小，亦无重要建筑。东汉以后，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明永乐时扩展孔林为十八顷。清康熙年间将孔林扩展为三千亩，因历代帝王都至此谒陵，修建了驻骅亭等建筑。相传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从四方带奇木异树来此种植，两千年来不断增植，至今孔林内有树十万多株，是我国最大的人工园林。
孔府即“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居住的府第。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宣尼公，封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魏晋、南北朝、隋到初唐，先后赐予孔子后裔的有宗圣侯、慕圣侯、邹国公、绍圣侯等封号。唐开元年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将其后裔封为文宣公。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世袭衍圣公。历代相沿，直至近代。近千年来，不论国内政治局势如何动荡，王朝如何更迭，衍圣公后嗣均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保护，是享有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特权的大贵族。从整个的历史长河来看，孔府的地位可以说超过一朝一姓的皇族，被称为“天下第一家”。今天的孔府是经过历代不断扩建而成，规模宏大，占地二百四十亩。前为官衙，后为内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官衙和内宅合一的建筑。
以上种种，均使曲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成为历代帝王和士大夫阶级朝拜的圣地，传统封建礼教文化的渊薮和象征。据清代方志记载，每年春秋二季，各地不远千里来朝拜、瞻仰的达万数人，自县城至孔林，车毂击，人肩摩，城关客店皆满，曲阜在行政区划上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县，而实际却是封建礼教思想文化的中心。
建国以前，曲阜县城内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残垣断壁，满目荒凉，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城内只有一些分散的手工业。建国后，人民政府不仅连年拔款，修复文物古迹，进行市政建设，还大力发展近郊农业。工业从无到有，陆续兴办了电力、农机、水泥、面粉、酿造、榨油、化肥、纺织等工业。传统的手工艺术楷雕、碑拓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多建树。1956年建立了本县第一所高校——曲阜师范学院。近年来又将孔府档案整理出版，成为中外学术界瞩目的历史文献。
今天的曲阜，完全以一个社会主义新城市的面貌出现在封建的废墟上。每年来参观旅游的中外旅客络绎不绝。曲阜在世界上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也是一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百科全书”。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平原的东北边缘，泰沂山脉的西南麓。坐落在洙河和沂河之间，洙河绕于城的西、北两面，小沂河流经城的南面。城东南面是丘陵地带，西北和西南则是一片干敞的原野。土地肥沃，雨量适中，是一个宣于衣桑的地区。近年来，在泗河和沂何两岸，陆续发现西夏侯、东魏庄等二三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四五千年前人们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自陈徙都曲阜。黄帝自穷桑徙都曲阜，少昊登帝位后亦迁都曲阜。古称曲阜为“少吴之墟”，今存少昊陵。曲阜鲁城东门北有寿丘，为黄帝的出生地。这些诚然都是无可稽考的传说，不过从中也反映了曲阜在所谓三皇五帝时代，是华夏和东夷频繁交往的地方。
曲阜在商代是奄国的所在地，这是有吏可证的。奄是商王朝在东方的盟国。商代第十八王南庚曾迁都于此。至第二十个王盘庚才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周武王灭商，封周公旦于曲阜，建为鲁国。周公旦留佐武王未就。后来奄国随同商朝的残余势力和东夷族反抗周朝，被周朝消灭。成王即位，周公派其子伯禽就封于鲁，成为鲁国的始祖。
曲阜作为鲁国的都城自伯禽开始，至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历三十四君，延续八百余年。这一时期是曲阜历史上的鼎盛时代。
伯禽就封鲁国时，带去了大量周朝的礼乐典箱。周公死后，被许在曲阜立庙，从天子礼乐进行祭祀。鲁国因为是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为周文化向东传播的据点，所以曲阜成了周王朝镐京以外另一个礼乐文化发达的城市。春秋时代，孔子出生于此。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即今孔庙的前身。孔子聚徒讲学于洙泗之间，后世即以洙泗来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子的学说。鲁国为当时的礼义之邦，而曲阜则是春秋战国时代教育、文化的中心。
“曲阜”二字始见于《礼记·明堂位》。《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盖指令曲阜故城东部隆起的地方，是城东防山向西延续的余脉。在1977-1978年间对曲阜鲁国故城进行了试掘。故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约四公里，南北约三公里，城墙周长约十二公里，总面积约为一万五千亩，合二十平方公里。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墙各三座，南墙两座，并有干道与城门相连。城区中部为宫殿区，地下夯土基址的范围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宫殿区前面有干道通向南门，构成了鲁城的一条中轴线。宫殿区的东、西、北三面分布着炼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西北面是几片大面积的墓葬区。整个城市布局井然有序，说明当时是经过巧匠精心设计的。今天的曲阜县城，位于鲁国故城内西南角，约占鲁国故城的七分之一。
曲阜鲁国故城是我国已发掘的第一座西周城遗址。始筑于伯禽就封鲁国时代，经过春秋战国多次整修，规制基本不变，而且一直没有迁都。这在周王朝和主要诸侯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今天还有不少段古城垣仍耸立在地面上，是先秦故城保存较好的一座。
战国末年，楚灭鲁，改鲁国都城曲阜为鲁县。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一作二十四年）置为薛郡治所。秦末，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楚汉相争，楚地尽归汉，只有鲁县最后投降刘邦。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封子刘余为鲁王，史称恭王，都鲁县。鲁恭王好宫室，在曲阜城中建筑规模宏大的宫殿，今周公庙附近有当时所建灵光殿遗址。两汉四百多年，鲁县均为诸侯王鲁国的首府。汉代鲁城，现也经考古发现，位于春秋鲁城的南部和西南部，呈长方形，东西约二点五公里，南北约，一点五公里，周长约八点五公里。其西、南两墙分别利用了鲁城的西、南垣，东、北两墙新筑。后者宽约十米，已全部埋没于地下，地面上毫无踪迹，但地下墙基保存基本完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两汉时代的鲁城规模远不如春秋战国时代。
西周至两汉时代的曲阜，还是冶炼、纺织手工业中心。春秋以前以铸铜业为主。今天在鲁国故城的北部和西北部都发现炼铜遗址。战国以后冶铁业兴起。西汉时置有铁官。当地人曹邴氏以冶铣起家，“富至巨万”。今天在鲁国故城内发现了两处冶铁遗址。其中一处较大的在曲阜县城北关一带，东西约四百五十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其他还有制陶、制骨工场遗址的发现。古代曲阜还生产一种白色轻薄的纺织品，称为“鲁缟”，名冠全国。《汉书·韩安国传》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正是形容它的细薄。颜师古注曰：“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唐代诗人李白说：“鲁缟如白烟，五缣不成束，临行赠贫交，一尺重山岳。”可见直至唐代，一种洁白细轻的鲁缟，仍是曲阜的名产。
魏晋时代鲁县仍为鲁郡治所。刘宋时鲁县曾一度迁治邹山县。北魏复还旧治。北齐时为任城郡治。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一级政区，以州领县。鲁县只是兖州辖下的一个属县，四年改名汶阳，十六年改名曲阜。这是曲阜作为县名的开始。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曲阜县，八年复置。唐时曲阜县治在今周公庙附近，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曲阜为仙源，并迁县治于今曲阜东的旧县。金天会七年（1129年）复名曲阜，一直沿袭至今。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起义军攻占曲阜县城，焚毁县衙，同时进驻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明朝统治者惊恐万状，决定移县诚卫庙，以孔庙为中心改筑新城。嘉靖元年（1522年）竣工，即今曲阜县城，距今己有四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了。
魏晋以后，曲阜作为一方的政治中心的地位显著下降。南北朝时虽然先后仍作过鲁郡、任城郡的治所，但远不能与春秋战国时的曲阜甚至两汉的鲁县相比了。隋代废郡，曲阜改属兖州。自唐以后，至于明清，始终只是兖州或兖州府属丁的一个普通的县，再也没有恢复到二级政区治所的地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路线的变迁。
春秋战国时代，曲阜处在中原诸国通向鲁南、苏北的泗上诸国和淮夷地区的交通大道上。无论从发展商业贸易而言，或是中原华夏族控制东夷的据点而言，都具备优越的地理条件。当时曲阜周围平原狭小，人口众多，“又无林泽之饶”，使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当地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的学生子赣即从事商业，“鬻财于曹、鲁之间”。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到两汉时代。至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荀羡开凿了引汶会洙的水，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开凿了沟通济、泗等水的桓公沟，先后发展了汶、洙、泗诸水的水运交通，从而使曲阜西面濒临洙水的瑕丘（今兖州）的地位渐显重要。刘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将一级政区兖州的治所迁到了瑕丘，替代了曲阜，成为洙泗流域的政治中心。到了元朝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又兴起为洙泗流域一个重要商业城市。近代铁路兴起，兖州是津浦线上大站。廉价的水运和便捷的铁路，都替代了原来通过曲阜的陆路干道。因此曲阜没有条件继续保持商业都会的地位了。
曲阜虽然在魏晋以后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在地方行政区划上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县，但在政治上、文化上都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举世瞩目的地位，绝非其他的县所能比拟的。这是因为曲阜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息的地方，至今还保存不少有关的文物和古迹。秦末陈涉起义，曲阜诸儒抱持儒家的礼器投奔陈涉，反抗秦朝。孔子的八世孙孔甲还做过陈涉的博士。这时的曲阜无疑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路过曲阜，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祀孔子的风气。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竞相效仿。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过阙里，命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刘庄、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刘、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安帝刘祜，都曾到曲阜祭祀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以后的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都曾亲临曲阜拜祭孔庙和孔子墓。清康熙帝在孔庙祭祀时竟行三跪九叩礼。乾隆帝八次过曲阜，都在孔庙、孔林祭孔。至于帝王派官致祭孔子的就更多了。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历代相沿，初步统计有一百九十余次之多。这些活动无形中大大抬高了曲阜的政治地位。
今天曲阜城内外有孔庙、孔林和孔府三大建筑群，是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名驰中外，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书法演变等有很高的价值，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
孔庙是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在孔子生前故宅阙里基础上改建的。初期建筑比较简陋。后经历代王朝不断扩建和整修。唐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一次增建殿堂廊庑三百十六间。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次重修，耗银十五万二千两，历时五年。清代修建的次数和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据统计先后共大修十五次，中修三十一次，小修数百次。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庙遭受雷电失火而重修，竟花了六年的时间。现在的孔庙就是明清两代完成的。占地三百多亩，气势雄伟，蔚为壮观，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孔子死后，其弟子将他葬在城北泗水之上。起初还是“墓而不坟”。秦汉时代虽将坟土垒起，但坟地狭小，亦无重要建筑。东汉以后，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明永乐时扩展孔林为十八顷。清康熙年间将孔林扩展为三千亩，因历代帝王都至此谒陵，修建了驻骅亭等建筑。相传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从四方带奇木异树来此种植，两千年来不断增植，至今孔林内有树十万多株，是我国最大的人工园林。
孔府即“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居住的府第。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宣尼公，封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魏晋、南北朝、隋到初唐，先后赐予孔子后裔的有宗圣侯、慕圣侯、邹国公、绍圣侯等封号。唐开元年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将其后裔封为文宣公。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世袭衍圣公。历代相沿，直至近代。近千年来，不论国内政治局势如何动荡，王朝如何更迭，衍圣公后嗣均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保护，是享有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特权的大贵族。从整个的历史长河来看，孔府的地位可以说超过一朝一姓的皇族，被称为“天下第一家”。今天的孔府是经过历代不断扩建而成，规模宏大，占地二百四十亩。前为官衙，后为内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官衙和内宅合一的建筑。
以上种种，均使曲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成为历代帝王和士大夫阶级朝拜的圣地，传统封建礼教文化的渊薮和象征。据清代方志记载，每年春秋二季，各地不远千里来朝拜、瞻仰的达万数人，自县城至孔林，车毂击，人肩摩，城关客店皆满，曲阜在行政区划上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县，而实际却是封建礼教思想文化的中心。
建国以前，曲阜县城内文物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残垣断壁，满目荒凉，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城内只有一些分散的手工业。建国后，人民政府不仅连年拔款，修复文物古迹，进行市政建设，还大力发展近郊农业。工业从无到有，陆续兴办了电力、农机、水泥、面粉、酿造、榨油、化肥、纺织等工业。传统的手工艺术楷雕、碑拓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多建树。1956年建立了本县第一所高校——曲阜师范学院。近年来又将孔府档案整理出版，成为中外学术界瞩目的历史文献。
今天的曲阜，完全以一个社会主义新城市的面貌出现在封建的废墟上。每年来参观旅游的中外旅客络绎不绝。曲阜在世界上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也是一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