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专题：奥修资料研讨专集 灵魂永生的奥秘(五)
九、知识的缺陷
我不是教导一种学说。教导学说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的头脑是反哲学的。哲学向来毫无结果，也可能会有任何结果。思考的、提问的头脑无法知道。
世界上有那么多种学说。然而学说就是杜撰、人的杜撰。它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一种发明。人的头脑能够创造无数个系统和学说，但是要通过理论知道真理是不可能的。一个塞满知识的头脑必然停留在无知上。
启示出现于知识停止的时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能够思考某样东西，要么我们能够存在地（existentially）进入它。一个人思考得越多，他就离此时此地越远。思考某样东西就等于丧失跟它的接触。
所以，我教的是一种反学说、反哲学、反思索的体验。怎样存在，只是存在。怎样处于此时此地。打开，不防卫，跟它合一。那就是我称之为静心的内容。知识只能导致杜撰、导致投射的东西。它无法充当达到真理的渡船。可是一旦你体悟了真理，知识就可以成为跟不知道的人进行交流、分享的工具。于是语言、学说、理论都可以变成一种手段。然而手段还是不够的。它必然会歪曲。
任何东西，只要它不是被存在地认识的，它就不能被完全地表达。你只能指示它。在我表达我所知道的东西时，我的语言传到你那里，但是它的意义却留在了后面。死的语言传到你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意义就是体验本身。
所以，知识能够成为表达的工具，但它不是达到了悟的手段。知道的头脑是一个障碍，因为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不谦卑。当你塞满知识的时候，你的里面没有空间来接受未知。头脑必须变得空无所有：一个子宫，一种全然的接受性。知识是你的过去。它是你已知的东西。它是你的记忆。你的累积、你的财产。这种累积成为一个障碍。它来到你和新的领域、你和未知的领域中间。
只有在谦卑的时候，你才能向未知打开。一个人必须不断地觉知他的无知：他仍然有未知的东酉。一个基于记忆、资料、经典、理论、学说、教条的头脑是自我中心的，不是谦卑的。知识不可能给你带来谦卑。只有广阔的无知才能使你谦卑。所以，记忆必须停止。这不是说你应该没有记忆，而是说，在知的一刻、在体验的、刻，记忆不能在那里。在这一刻，需要个打开的、不防卫的头脑。这个空无所有的时刻就是静心、就是禅那（dhyana）。
难道体验本身不会变成一种学说吗？体验只能被否定地传达给别人。我不能说它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语言可以作为一种表达它不是什么的工具。当我说语言无法表达它的时候，我依然在表达它。勇当我说它不可能有任何学说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学说。但这是否定的。我没有肯定什么；我在否定什么。不是可以说的；是不可以说。这个“是”必须被了悟。如果你老是信仰知识，它就会阻碍你达到空、达到静心。
一个人首先必须了解头脑的过去、已知、知识都是没有用的。就未知而言，就真理而言，那种知识是没有用的。你要么变得认同于你的已知，要么成为它的观照者。如果你变得认同于它，那么你就会跟你的记忆合而为一。但是，如果那里没有认同——如果你对记忆保持超然、分离的状态，并不认同它们——那么你就会觉知自己不同于你的记忆。这种觉知将成为通向未知的道路。
你越能够观照你的知识，你就越不会把自己认同为知者，你的自我就越不可能占有这种知识。如果你不同于你的记忆，那么记忆就只是一堆垃圾。它们通过体验产生，然后变成你的头脑的主要部分，但你的觉知是不同的。记忆者和被记忆者是不同的；知道者和被知道者是不同的。如果你对这个区别很清楚，你就会越来越接近于空。你可以没有认同地打开；你可以没有记忆插足在你和未知的中间。
空可以被达到，但是它不能被创造。如果你创造它，那么必然是你的旧头脑、你的知识创造了它。所以，不存在任何达到它的方法。方法只能从你积累的资料里面产生，所以，无论你试图使用什么方法，它都必然是你的旧头脑的延续。但是未知不可能作为一种延续来到你的身上。它只能作为一个不连续的间隙出现。只有这样，它才超越于已知、超越于你的知识。
所以，不可能有那样的方法和方法论识有一种理解——我跟我的累积是分离的a如果你理解这一点，你就不需要去培养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是空！你现在没有必要去创造它。
人无法创造空。创造出来的空不是空；它只是你的创造。你的创造永远不可能是无、空，因为它有边界。是你创造了它，所以它不可能大于你；它不可能大于创造名的头脑。你无法创造空；它必须进入你。你只能是它的接收器。而且，你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准备接收它。这种准备的意思是：你不可以认同你的知识；你已经了解你的所有已知的无用和无意义。
只有觉知思想的过程才能把你抛人一个间隙，在那里“那个存在的”将淹没你、“那个存在的”一直都在。现在你和它之间没有障碍。你跟当下、用永恒、跟无限成为一体。
人一旦把此刻变成知识。它就再次变成记忆的一部分。然后它就消失了。所以一个人永远都不能说：“我已经知道了。”未知依然是未知。一个人不管体验了多少，来知依然是未知。它的想力、它的美、它的吸引依然如故。
知的过程是无休止的，所以，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有机会说“我已经达到了”。假使有人这么说，他就重新落入了记忆的模式、知识的模式。然后他就变得死气沉沉。生命停止了。
生命总是来自未知、又走向未知。它来自超越又走向超越。所以在我看来，一个虔诚的人不是一个自称博学多识的人。一个自称博学多识的人或许是一个神学家、一个哲学家，但他永远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一个虔诚的头脑接受终极的奥秘、终极的不可知、终极的无知的狂喜、终极的无知的喜乐。
静心的、空的一刻无法被创造；它无法被预设。你可以让你的头脑静止。如果你这么做，你不是把它弄醉了，就是把它催眠了，但这并不是空。空会来临。它永远不可能被创造；它永远不可能被带来。所以，我不是在教导任何方法。在有方法、有技术、有教条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老师。
你已经说服我了。我怎样才能把这种说服变成一种体验呢？
没有怎样，因为怎样暗指一种方法。只有觉醒。如果你在听我说话，同时你的里面有觉醒的东西，那么体验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井没有试图说服你。理智的说服根本不是什么说眼。我只是在向你转述一个事实。
你为什么被我的话说服了？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你被我的论述说服了，要么你在我的话里面看到了真理，它跟你内在的事实一样。如果我的论证成为一种说法，那么你就会问怎样，但是，如果我所说的被你体验了，如果你在你的里面认识到它的真实，那种知识就会跟我分离。我没有向你提供任何知识。相反，在我说话的同时，体验本身正在发生。当理智被说服的时候，它会问：怎样？方法是什么？它想知道。但是我没有给你任何教条。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的体验。如果我说记忆是一种累积——它是死的，它只是过去的后遗症——我的意思是；它是过去粘在你身上的一部分，但你跟它是分离的。如果我的这种意思的感觉传到你那里，而你又瞥见了你和你的记忆之间的距离——你的觉知和你的记忆之间的距离一那么就不会有怎样的问题。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这些事情能够继续一刻接着一刻地穿透你一一不是通过任何方法，而是通过你的觉知、你的不断的回想。
现在，你知道觉知不同于觉知的内容。如果这种觉知成为一刻接着一刻的觉知——在你走路、说话、吃饭、睡觉的时候——那么某些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你不断地觉知头脑只是一个电脑化的、固有的、积累记忆的过程，并非你的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单单这个觉知、单单这个没有方法就会促使这个某些事情在你的里面发生。
没有人能够说出它将什么时候发生、怎样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但是，如果觉知继续不断，它就会自动变得越来越深。那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它从理智走向心灵；从聪慧走向直觉的头脑；从意识慢慢地移向无意识。总有一天，你将完全觉醒。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作为一种培养，而是作为一件回想的副产品。不是通过任何学说的培养，而是因为你已经认识到内在的事实、内在的视野。某些东西已经深深地进人了你。
在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它的来临完全是空前的、未知的，就像爆炸一样。在爆炸的那一刻，你完全是空的。你不存在了；你停止存在了。没有理智，没有原因，没有记忆。只有觉知：觉知无，觉知空。在那个空里面的就是知识。不过这种知识的意义完全不同。现在没有知者和被知者。只有知。它属于存在。
空里面有什么、空是什么是无法传达的。只有它的通道。它的过程可以传达。但是这个过程无法被想象成一种方法；它不是被练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练习的。你要么回想起来，要么没有回想起来。
你是否推荐什么特殊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准备？你一开始觉知，你的整个生活、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将来到你的身上；它们不应该被你练习。你一练习某种东西，它就会失去它的意义。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应该自动地发生。
不存在要练习什么的问题。问题只是：要理解你无法欲望空。这不仅是词语的矛盾，也是存在性的矛盾。你之所以不能欲望它，是因为这种欲望本身就来自于你的旧头脑、你的知识。你所能做的只是觉知你是什么。你一旦觉知自己的本然，一种分离、一种分隔、一种区分就发生了。你的一部分开始不认同你余下来的一部分。这样就有了两个我：主我和宾我（andme）。“宾我”是记忆、头脑；“主我”是觉知、atman（我）。你必须听我说话，而同时听你内在的头脑说话。这个过程应该一直进行下去。我所说的正在变成你的“宾我”的一部分、你的累积的一部分、你的知识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将要求更多的知识——关于怎样、关于方法。如果我展示什么方法，它也会变成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你的“宾我”将被增强；它将变得更加博学多识。
我的重点不在你的“宾我”上面；我不是在对你的“宾我”说话。如果你的“宾我”进来了，那么这种交流就不会成为交融。于是它只是一种讨论，而不是一种对话。只有在没有“宾我”的情况下，它才会成为一种对话。如果你在这里而你面”宾我”不在这里，那么就不会有怎样的问题。我所说的将不是被看作真理，就是被看作非真理，不是被看作事实，就是被看作故弄玄虚的教条。
我所关心的只是创造一个境遇一或者通过谈话，或者通过沉默，或者通过扰乱你。我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境遇，使你的“主我”可以从你里面出来，使你的“主我”可以越过你的“宾我”。我千方百计创造各种各样的境遇。
这也是一种境遇。我对你说一些荒唐的事情。我谈论达到什么，同时否定任何方法。这是荒唐的！我怎么可能既说什么又说它是不能说的？然而正是荒唐本身能够创造这种境遇。如果我说服你，它就不会创造这种境遇。它会成为你的“宾我”的一部分、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你的“宾我”继续问。怎样？方法是什么？我将否定方法，同时照样谈论转化。于是这种境遇变得十分不合理，你的头脑没有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某些超越的东西才能取而代之。
我一直在创造各种各样的境遇。对理智的人来说。荒唐就是他的境遇。只有在那种延续被打破的时候，创造出一种境遇，觉知才会出现。这种荒唐和不讲情理必然会创造一个间隙，动摇、扰乱个体，使他达到觉知点。
我想起佛陀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一天早晨、他来到一个村庄。当他走进村庄的时候，有人对他说：“我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请你告诉我上帝是否存在。”
佛陀决然否定上帝的存在。他说：“没有上帝。以前从来没有，以后永远没有。你在胡说些什么？”那个人十分震惊，但是境遇被创造了。
下午，另一个人来到佛陀这里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上帝。真有上帝吗？你对此怎么看？”佛陀说：“只有上帝存在。除了他，什么也没有。”那个人被摔碎了。
然后到了晚上，第三个人来到佛陀这里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既不相信，也不不相信。你对此怎么看？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佛陀沉默不语。那个人被摔碎了。
然而有一个和尚，阿难，他一直跟着佛陀，他被摔得更惨。早晨佛陀说：“没有上帝。”下午佛陀说：“只有上帝存在。”到了晚上他又一言不发。那天夜里，阿难对佛陀说：“在你睡觉以前，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破坏了我的安宁【我理不清头绪了！你作这些荒唐的、矛盾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佛陀说：“它们没有一个是给你的。你听它们于什么？那些回答是分别给每一个提问者的。如果它们扰乱你了，很好。那就是给你的回答。”
所以我们能够创造各种各样的境遇。一个禅僧会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很多境遇。他或许把你推出他的房间，或许打你一个耳光。这看上去很荒唐。你问一件事情，他回答另一件事情。有人问：“方法是什么？”但是禅僧的回答跟方法毫无关系。他或许会说：“看那条河！”或者“看那棵树！它有多高啊！”这是很荒唐的。
头脑寻求连续。它害怕荒唐。它害怕不合理、害怕未知。但真理不是理性推究的副产品。它既不是演绎法，也不是归纳法。它不是逻辑的；它不是一个结论。
我不是在向你们传递任何东西。我只是在创造境和。如果境遇创造好了，那么某些无法传递的东西就可以被传达。所以，不要问怎样。只是存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觉知，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就觉知你的不觉知。要注意存在的——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就注意你的不注意。事情将会发生。事情会发生的。
你说：“创造一个荒唐的境遇”的意思是不是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扰乱？这样做的结果去是什么？人已经被扰乱得够多了。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扰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认同于这些扰乱。他们对此已经变得很自在了。这些扰乱已经变成了习惯性的。我们早就被扰乱了。没有被扰乱又不知道真理是不可能的。
扰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境遇，所以当我扰乱你的时候，你的扰乱被扰乱了。这样扰乱就被消解了。你生平第一次变得平静。当我谈论创造荒唐的境遇时，那并不是要达到任何结果，那只是作为、种传递信息的手段，传递那些本质上无法传递的东西。
你问：-‘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能够对此说点什么规定了。无论说点什么都不能被当做真理。它应该只被当做象征的、诗意的、神话的表述。在我看来，每一部宗教经典都是一个神话，一个已经经过那种发生的人所说的每一句断言，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真实的。它并不是真理，它只是一个标志。在你能够知道真理以前，标志必须被忘记。
有三个词语，它们标志一条边界，在这条边界之外只有沉默。这三个词语就是。sat－chit－anand：存在、觉知、喜乐。体验只是一个，但是当我们把它概念化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三种相。它的体验始终是一个，而它的概念却有这三个。
在这种全然的存在——sat——在这种全然的在（is—ness）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你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你不认同任何东西。只有在。
第二个词语是觉知，chit。它指的不是有意识的头脑。有意识的头脑只是一个更大的无意识头脑的片断。一般说来，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某些东酉。意识是客观的；它总是关于什么。chit是纯粹的觉知，不觉知任何东西。没有客体。觉知不指向任何东西；它没有目标。它是无限的、纯粹的。
最后一个词语是anand，喜乐。不是快乐，不是高兴，而是喜乐。快乐包含一种不快乐的状态——对它的回想，跟它的对比。高兴也有一种紧张，它有某些东西必须释放、必须平息。喜乐是没有任何不快乐痕迹的快乐；它是周围没有任何深渊的高兴。它是没有任何紧张的快乐。
喜乐是高兴和悲伤两极之间的中点。它是中点、超越的点。它同时具有悲伤的深度和快乐的高度。快乐有高度而没有深度，悲伤有深度、无底的深度，而没有顶峰。音乐同时具有快乐的高度和悲伤的深度，所以它超越于两者。只有中点才能完全超越两极。
这三个词语：sat—chit—anand就是那条边界：最多能够说到这里，最少能够体验到这里。它是最后一个能够被表达的事物，从这条边界。你可以跃入不可表达的领域。它不是终点。它只是。
satchitanand只是一种表达，它不是实在。如果你记住这一点，它就不会造成危害。但是头脑总是要忘记，这样satchitanand的表达就变成了一种实在。我们围绕着它构建理论、学说，头脑开始封闭起来。于是你不再可能发生跳跃。
这正是印度的情况。整个传统一直都在围绕这三个词语作茧自缚；然而实在并不是satchitanand——它是超越于它的。这只是它可以被纳入语言的部分。你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比喻。所有的宗教文献都是一种寓言；它是象征性的。它是对本质上不可表达的一种表达。
我甚至不喜欢用satchitanand这个词，因为头脑一旦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它就开始提问、开始要求。于是它要求得到satchitanand，紧接着就出现一群为这个要求提供咒语、提供技术、提供方法的老师。每一个要求都能够得到供应，所以荒唐的要求就能够得到荒唐的供应。一切神学和一切古鲁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一个人必须分分秒秒地觉知不要把终极变成欲望的目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期盼，或者一个被达到的对象，或者一个前进的目标。它就在此时此地！如果我们能够变得觉知，爆炸就可以发生。它已经靠近了，它是我们最近的邻居，我们却一直在欲望遥远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走上了漫长的征途。它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但是我们从来看不见它，因为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远方。
生命必须在存在中。老子有一句话：“寻找，你就会迷失。不寻找，你就会发现。”
十、上帝之窗
在印度哲学中，终极真理的本性被描述为真善美，它们是上帝的特性吗？
这些不是上帝的品质。相反，它们是我们对上帝的体验。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属于上帝；它们是我们的认识。上帝本身是不可知的。它要么具有每一种品质，要么什么品质也没有。但是按照人类头脑的构成，它能够通过三个窗户来体验上帝：你可以通过真或者善或者美瞥见上帝。这三个向度都属于人的头脑。它们是我们的限度。这个框架是我们赋予的；上帝本身并没有框架。这就好比，我们可以通过窗户看见天空。窗户看上去就像天空的框架一样，而天空本身并没有框架。它是无限的。只不过窗户给了它一个框架而已。
同样，真、善和美也就是我们能够瞥见上帝的窗户。人的人格分为三个层面。如果理智占主导地位，那么上帝就会呈现出真理的形象。理智的接近产生真的窗户、真的框架。如果头脑是感情的，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头脑、而是通过心灵来感受实在——那么上帝就会变成美。你赋予它诗的品质。那只是框架而已。理智赋予它真的框架；感情赋予它美的框架。如果你的人格既不是感情的、也不是理智的——如果行动占主导地位——那么框架就会变成善。
所以这里，在印度，我们用这三个词来描述上帝。虔敬瑜伽（bhaktitta）指的是奉献之道，它适合于感情型的人。上帝被视为美。知识瑜伽（jnanayoga）是知识之道。上帝被视为真。行动瑜伽（karmayoga）是行动之道。上帝就是善。“上帝（god）”这个词来源于“好（gdri）”这个词。这个词所产生的影响很大，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行动为主导的，而不是以理智或者感情为主导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理智或者感情，而是理智或者感情不是他们的主导因素。理智的成分很少，感情的成分也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行动为主导的。通过行动，上帝就变成了“好的”。
但是相反的一极也必须存在，所以，如果上帝被认为是好的，那么魔鬼就会被认为是坏的。行动的头脑认为魔鬼是坏的；感情的头脑认为魔鬼是丑的；理智的头脑认为魔鬼是不真实的、错觉的、虚假的。
这三个特性，真、善和美，都是人的范畴，它们把上帝界定下来，而上帝本身没有框架。它们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上帝的品质。如果人的头脑能够通过任何第四个向度认识上帝的话，那么，这第四个向度也会变成上帝的品质。我并不是说上帝不是好的。我只是说这种善是我们所选择的、我们所看见的品质。如果世界上没有人，那么上帝就不会是好的，上帝就不会是美的，上帝就不会是真的。神性始终如一，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品质不会在那里。这些只是人的感觉。我们也可以认为上帝具有其他品质。
我们不知道动物是否也意识到上帝的存在，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怎样看待事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不会用人的术语来看待上帝。就算它n］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它们感觉它、看待它的方式也跟我们完全不同。它们所感觉的品质不会用我们所感觉的一样。当一个人的理智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他无法想象你怎么可能说上帝是美的。这个概念对他的头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一个诗人则无法想象除了美，真还能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他不可能意味着任何别的东西。真就是美；其他一切都是理智的。对于一个诗人，对于一个画家，对于一个以心灵来解释世界的人，真是一个没有美的光秃秃的东百。它只是一个理智的范畴。
所以，如果有一个头脑以理智为主导，它就无法理解感情的头脑，反之亦然。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误解和这么多的定义。没有一个定义能够为全人类所接受。你必然以你自己的术语想到上帝。在你定义上帝的时候，你将是那个定义的一部分。定义来自于你；上帝是无法定义的。所以；那些通过这三个窗户看上帝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定义硬塞给了上帝。
也有可能通过第四条途径，把上帝看成是一个人格已经超越了前三个向度的人。在印度，我们没有表示第四条途径的词。我们只把它叫做turiya，第四个。有一种类型的觉知，你在其中既不是理智的，也不是感情的，也不是行动的，你只是觉知的。这样你就不是通过窗户看天空了。你已经走出房间，你已经认识了没有窗户的天空。没有形式，没有框架。只有实现了第四种类型的觉知才能理解另外三种的局限。它能够理解另外三种在理解上的困难，也能够理解真、善、美在根本上的相似。只有第四种类型才能理解和尊重。另外三种类型始终都在吵架。
所有的宗教都属于这三个范畴之一。它们一直不停地吵架。佛陀不可能参与这场纠纷。他属于第四种类型。他说：“这全是胡说。你们不是在争论上帝的品质；你们是在争论你们自己的窗户。天空始终如一，它跟任何窗户都不相干。”
所以，这些并不是上帝的品质。这些是我们所认为的上帝的品质！如果我们能够打破我们的窗户，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上帝是没有品质的——niguna，然后我们就会超越品质。只有这样，人的投射才不会介入进来。
可是这样一来，就变得很难说话了。任何能够说出的关于上帝的话都只能通过窗户来说，因为任何能够说出的话实际上都在说窗户，而不是说天空本身。当我们跳出窗户来看的时候，天空是如此广大、如此无限。它不能被界定。所有的语言都用不上；所有的理论都不充分。
所以一个处于第四种类型的人对此总是保持沉默，定义都出自前三种类型。即使一个处于第四种类型的人说话了，他的话听起来也似乎是荒唐的、不合逻辑的、没有道理的。他前后矛盾。通过矛盾，他试着显示些什么。不是说出些什么；而是显示些什么。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对此下过一个定义。他说有些真理能够说，而有些真理只能显示，不能说。一样东西之所以能够定义，是因为它存在于别的事物中间。它可以跟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进行比较。例如，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说一张桌子不是一把椅子。我们能够参照别的事物来定义它。它的延伸有一条边界，超出这条边界，别的事物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们所定义的只是这条边界而已。一个定义就意味着一条边界，从这条边界起，别的事物就开始了。
但是关于上帝，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上帝就是全体，所以它没有边界；没有别的事物开始的边界。没有“别的事物”，上帝没有边界，所以它不能被定义。
第四种类型只能显示；它只能指示。所以第四种类型依然是奥秘的。而第四种类型也是最真实的，因为它没有受到人的投射的影响。一切伟大的圣人都在指示；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过。不管他是耶稣、佛陀、摩河毗罗还是克里希纳，这没有关系。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仅仅在指示——仅仅是一个指着月亮的手指。
但是困难在于：你老是被手指迷住。手指没有意义；它指着别的东西。你的眼睛不能盯着它看。如果你想看见月亮，你就必须彻底忘记手指。就上帝而言，这一直是最大的困难。你看见指示，然后你感觉这个指示，它本身，就是真理。于是整个目的都被破坏了。那个手指并不是月亮；它们是完全不同。手指能够指示月亮，但是一个人不能执着于手指。如果一个基督教徒忘不了《圣经》，如果一个印度教徒忘不了《吉踏经》，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被破坏了。整个事情变得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非宗教的、反宗教的。
每当一个人接近上帝的时候。他都必须觉知自己的头脑。如果一个人通过头脑接近上帝，上帝就会被它染上颜色。如果你不以头脑、不以你、不以人的介入接近上帝；如果你以空、以无接近上帝，没有任何投射，没有任何以特殊方式看待事物的倾向——那么你就会了解上帝的无品质性（quality-lessness），否则不行。否则我们赋予上帝的一切品质都属于我们人的窗户。我们把它们硬塞给了上帝。
你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窗户看天空？
是的。从窗户看天空比根本不着要好，但是通过窗户看天空和没有窗户的天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一个在房间里的人没有窗户怎么看得到天空呢？你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天空，但是你不能停在窗户边上。否则窗户永远都在那里。窗户必须被留在后面。你必须穿过它、超越它。
人一旦站在天空下面就没有语言了——直到他重新回到房间为止。然后故事就开始了，是的。人可以回来。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他已经认识了没有形式的、无边无际的天空。这样，哪怕从窗户看，他也知道天空没有形式、没有窗户。哪怕从窗户后面看，他也不会上当受骗。即使窗户关上，房间暗下来，他也知道无边无际的天空在那里。现在他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
一旦你认识了无限的，你就变成了无限的。我们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感觉的。一旦你认识了无限的、无边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变成了无限的。认识什么就是什么。认识爱就是爱；认识祈祷就是祈祷；认识上帝就是上帝、认识就是实现；认识就是“是”。
三个窗户会合而为一吗？
不。每一种窗户都跟从前一样。窗户没有改变；你改变了。如果这个人是感情的，他就会从这扇窗户出去和进来，但是现在他不会否定其他窗户；他不会反对它们。现在他理解其他窗户。他知道其他窗户一样把人领到相同的天空下。一旦你站在天空下，你就会知道其他窗户也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现在你或许会走到其他窗户旁边，或许不会。这都取决于你。你不需要这么做；一个窗户足够了。如果一个人像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那样，他就会跑到别的窗户旁边，看看这里看到的是不是相同的天空。这取决于个人。
一个人或许会从别的窗户看，或许不会。而实际上没有必要。认识天空就足够了。但是一个人或许会打探一下；很好奇。于是他就从其他窗户往外看。有看的人，也有不看的人。但是人一旦认识了开阔的天空，他就不会否定别的窗户；他不会否定其他途径。他将确认他们的窗户开向同一个天空。所以，一个已经认识天空的人会变得虔诚，而不是偏执。偏执的头脑停在窗户后面；虔诚的头脑则超越于它。一个看见天空的人或许会到处走走；他或许也会到别的窗户那里去。房间里有无数个窗户。这些是主要类型，但它们不是仅有的窗户。各种组合的可能太多了。
每一个意识、每一个人都有一扇窗户吗？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窗户来到上帝身边的。而且每一个窗户在根本上都跟别的窗户不同。有无数个窗户，也有无数个派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派别。两个基督教徒不一样。基督教徒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像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差别一样。
一旦你们来到天空下面。你们就会知道所有的差别都属于房子。它们从来不属于你们。它们属于你们所住的房子，你们通过它们看，你们通过它们感觉，但是它们并不属于你们。当你来到天空下面的时候，你知道你也是天空的一部分——只是生活在围墙里面。房间里面的天空和房间外面的天空没有什么两样。一旦我们出来了，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屏障并不是真的。甚至墙也不是无空的障碍；它丝毫没有分割过天空。它使天空看起来好像被分割了一样——这是我的房间，那是你的房间；在我的房间里面的天空属于我，在你的房间里面的天空属于你——然而一旦你认识了天空本身，你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差别。因此，不存在我们所认为的个体。于是波浪消失而只剩下海洋。你将重新回来，但是现在你跟天空没有什么两样。
似乎很少有基督教徒认识过天空，然后又带着这个概念回来。有几个——圣弗朗西斯、埃克哈特（eckbart）、伯麦（bodrie）——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那是同一个天空，是吗？他们不可能这么说。虽然天空永远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来表述天空。对天空的表述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被表述的东西是一样的。对那些不了解被表述事物本身的人来说，表述就是一切。因此，各种差异就变得十分鲜明。而所有被表述的方面都只是一种选择、一种挑选。整体是无法表述的；只能表述整体的一个部分。当它被表述的时候，它就死了。
圣弗朗西斯只能按照圣弗朗西斯所能表述的表述。他不可能像穆罕默德那样表述，因为这个表述不是来自天空的。这个表述来自于模式、个性。它来自于头脑：记忆、教育、体验；来自于文字、语言、宗派；来自于生活方式。这个表述来自于所有这一切。这种交流不可能只来自于圣弗朗西斯，因为表述从来不会是个体的。它必须是共享的，否则它就会彻底失败。
如果我用自己个体的语言来表述，没有人会理解我。当我体验天空的时候，我的体验没有共享。在知的那一刻，我是完全单独的。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是当我表述的时候，我是向那些没有体验的人表述。我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我不得不尽量使用过去熟悉的语言，而不是我的知。圣弗朗西斯使用基督教的语言。就我来说，各种宗教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依我看，基督教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种特殊的语言。印度教则是另外一种语言；佛教又是另外一种语言。差别向来是语言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语言而不知道体验本身的话，那么差别必然会很大。
耶稣之所以说“上帝的王国”，是因为他在使用听众能够理解的措辞。有些人听懂了“王国”这个词，有些人则误会了。然后是十字架——然后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理解耶稣的人知道“上帝的王国”是什么意思，而那些听不懂的人还以为他在说地球上的王国呢。
但是耶稣不可能使用佛陀的语言。佛陀从来不会用“王国”这个词。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大多了。耶稣诞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的语言是穷人的语言。对一个穷人来说，“王国”这个词非常昂贵，但是对佛陀来说，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佛院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王子。这个词对佛陀没有意义，对耶稣却很有意义。
后来，佛陀变成了一个乞丐而耶稣变成了一个国王。那是必然的。另外一极总是变得很有意义。未知的一极变成了未知的表现。对佛陀来说，乞讨是他最不了解的事情，所以他采取了未知的形式、乞丐的形式。对他来说，比丘——乞士——是最有意义的同。印度从来不用“比丘”这个词，因为这里的乞丐太多了。
作为代替。我们用“斯瓦米”——“师傅”这个词。如果有人出家，如果他放弃世俗生活，他就成为一个斯瓦米、一个师傅。但是，当佛陀放弃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却成为一个比丘、一个乞丐、对佛陀来说，这个词具有某种意义。而对耶稣来说，它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耶稣只能借用犹太教文化的词汇。他可能随处改变一些东西，但是他不可能把整个语言都改变了，否则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的话。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到了圣弗朗西斯出现的时候，一种基督教的文化才随着自己的语言发展起来。所以跟基督本人相比，圣弗朗西济这睦胆个基督教徒。基督仍然是一个犹太教徒；他的整个一生费是信犹太教的。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基督教对于你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它或许没有触动你。你越了解它，它就变得越没有意义。神秘感丧失了。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说，印度赶的态度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它是未知的，它能够表现未知。
依我看，一个人最好不要一直信仰他生来就属于的宗教。他必须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生来就得到的那些态度和信仰，否则冒险永远不会开始。一个人不应该停留在出生的地方。一个人应该到未知的角落去，感受它所带来的振奋和鼓舞。有时候我们无法了解我们自以为最了解的东西。一个基督教徒以为他了解基督教。那种想法就变成了他的障碍。一个佛教徒以为他了解佛教，因为他熟悉它，然而正是这种熟悉的感觉变成了一种障碍。只有未知的才能成为有魁力的、深奥的、秘密的。
一个人必须超越他的出生环境。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是偶然的z一个人生来就是印度教徒也是偶然的、就宗教而言，一个人必须再生。一个人必须进入未知的角落。然后，惊喜在那里，探索开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必须为其他宗教服务；它们必须接受其他宗教。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一个印度教徒或者一个犹太教徒必须知道转变的惊喜。转变的惊喜产生转化的基础。每当有人从西方来到东方，他都会遇上新的东西。东方的态度是那么不同，你无法把它归人任何势悉的范畴。它的整个态度跟你所熟悉的截然相反，因此，如男你想要了解它，你自己就必须改变。
从东方到西方去的人也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应该打开，然后它才能发生。它是未知的、陌生的，它将引起一次变化。在印度，我们不可能创造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我们不可能创造神学。我们不可能创造梵蒂冈、教会。这里有寺院，但是没有教会。东方的头脑在根本上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它必然会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它必然是个体的；它不可能是有组织的。
一个基督教的神父就完全不同了。他被训练成组织的一部分。他属于宗教等级组织的某一个阶层。这个组织在工作。一个机构、一个等级组织是逻辑的，所以基督教能够传遍全世界。
印度教从来不试图转变任何人。即使有人自己转变了，印度教也不会赞赏他。它是非转变、非组织的宗教。它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神职组织。印度教的僧侣只是一个到处云游的人——没有任何等级组织，不属于任何机构。他完全没有根。就外在的世界而言，这种方式注定要失败，但是就个体而言，就内在的深度而言，它必然会成功。
维韦卡南达（vvekanawh）很受基督教的吸引。他所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制度就基于基督教的神职体系。对东方人来说，这是非常陌生、非常异己的。它纯粹是西方人的东西。维韦卡南达的头脑根本不是东方人的头脑。就像我说维韦卡南达是西方人一样，我也说埃克哈特和圣弗朗西斯是东方人。从根本上看，他们属于东方。
耶稣本人是属于东方的、但是基督教不属于东方；它属于西方。耶稣基本上是东方人；他反对教会、反对组织——这就是当时的冲突。西方的头脑习惯以逻辑、道理、系统、论证来思考问题，它不可能走得很深；它会停留在表面上。它会很全面，但是永远不会很深入。
这么说，有组织的宗教对于我们就是一过窗帘。我们必须去掉这些窗帘才能看见天空？
是的。它们把窗户遮住了。它们是障碍。西方人的头脑必须像东方人的头脑那样展开吗？就科学而言，西方人的头脑可以成功，但是它无法在宗教的觉醒上成功。每当有一个宗教的头脑诞生了，即使它诞生在西方，它也是东方的。埃克哈特、伯麦，他们的头脑品质都是东方的。每当东方诞生了一个科学的头脑，它一定是西方的。东方和西方不是地理上的。西方意味着逻辑。而东方意味着非逻辑。西方意味着均衡，而东方意味着非均衡。西方意味着理性，而东方意味着非理性。
德尔图良（tertullha）是西方最东方的人之一。他说：“我相信上帝，因为它是难以置信的。我相信上帝，因为它是荒唐的。”这是基本的东方态度：因为它是荒唐的。在西方，没有人说得出这样的话。在西方，他们说你应该只相信合理的东西。要不然它就只是一种信仰、一种迷信。埃克哈特也是一个东方人。他说：“如果你相信可能，它就不是信仰。如果你相信论证，它就不是宗教。这些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你只有相信荒唐的，你才能获得超越头脑的。”这种观念不是西方的。它属于东方。
从另一方面来说。孔夫子是一个东方人。西方人能够理解孔夫子，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老子。老子说：“你是一个傻瓜，因为你只是合理的。仅仅合理、公道还不够。不合理必须有它自己的存在位置。一个人只有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他才是公道的。”
一个完全合理的人永远不能是公道的。道理有它自己的不合理的黑暗角落。孩子诞生于黑暗的子备花诞生于黑暗、诞生于地下的根。黑暗不能被抛弃；它是基础。它是最有意义的、最能赋予生命的东西。西方的头脑可以向世界奉献某些东西。那就是科学，而不是宗教。东方的头脑只能奉献宗教，而不能奉献技术或者科学。科学和宗教是互补的。如果我们能够同时了解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互补性，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世界文明。如果一个人需要科学，他就应该到西方去。但是，如果西方创造任何宗教。那么它永远也无法超出神学的范围。在西方，你总是给自己提供论据以证实上帝的存在。竟然有证实上帝存在的论据！这在东方是不可想象的。你无法证实上帝的存在。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个能被证实的永远都不会是上帝，它是一个科学的推论。在东方，我们说神是不可证实的、当你对自己的论据感到厌倦了，你就会投入体验本身；投入神本身。
东方的头脑只能是拟科学的，就像西方的头脑只能是拟宗教的一样。你们在西方创造了庞大的神学，而不是宗教传统。同样，在东方，每当我们企图发展科学的时候，我们只创造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只创造那些知道怎么操作的人，而不是创始者、创建者。
所以，不要带着一个西方的头脑来东方，否则你只能产生误解。然后你会把你的误解当做理解。东方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对立才能互补——就像男性和女性一样。东方的头脑是女性的；西方的头脑是男性的。西方的头脑是主动的。逻辑必然是主动的、暴力的。宗教是接受性的，就像一个女人一样。上帝只能被接收；他永远不可能被发现或者发明。一个人必须变得像一个女人：全然接受的，只是打开并且等待。这正是静心的意思：打开并且等待。
罗摩克里希纳说虔敬的方法最适合当今的时代。是这样的吗？
不是。罗摩克里希纳之所以说虔敬瑜伽是最适合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最适合于他。那是一扇基本的窗户，他通过它来到天空下面。这并不是一种方法是否适合某一特定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时代来思考这件事情。
各个世纪同时存在。我们看上去似乎是同时代的人；我们可能并不是。我可能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过去。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未来。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现在。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过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就是未来。所以，不能对时代下任何这样的断言。
罗摩克里希纳是一个奉爱者。他通过祈祷和爱、通过感情达到上帝。他靠这种方法觉悟，所以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他搞不懂他的方法怎么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困难的。不管我们如何体谅别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体验看待别人。所以对罗摩克里希纳来说，那种方法似乎就是虔敬瑜伽：奉爱之道。如果我们根据时代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最理智的、最科学的、最讲技术的，是最缺乏奉献的、最缺乏感情的。罗摩克里希纳所说的话适合于他，或许也适合当时跟他在一起的人，但是罗摩克里希纳从来没有影响过更大的世界。他基本上就属于他的乡村，属于没有技术、没有科学的头脑。他是一个村民——没有受过教育，不了解更大的世界——所以，他的话应该按照他的乡下话来理解。他无法想象现在的日子。他根本就是农民世界的一分子，在那里理智不算什么而感情就是一切。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他的话完全适合他所进入的世界、但是不适合现在的世界。
这三种类型始终存在：理智的、行动的、感情的。它们之间始终都有一种平衡，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始终都有一种平衡一样。失去平衡的时间不会很长。如果失去平行了，它很快就会恢复。
在西方，你们已经失去这种平衡了。理智成了主导因素。你或许很喜欢罗摩克里希纳说”奉爱是这个时代的途径”，因为你已经失去平衡了。但是维韦卡南达说的正好相反。因为当时东方也已经失去平衡了，所以他是一个理智占主导地位的人。这只是为了平衡存在的极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补充。
罗摩克里希纳是感情型的，而他的首席门徒则是理智型的。必然如此。那就是偶合：男性和女性。罗摩克里希纳纯粹是女性的：不主动的，接受的。不仅生物界有性；到处都有性。在每一片领域里，只要有权就有性，而且两性相吸。维韦卡南这永远不可能吸引任何理智型的人。他无法吸引他们；他不是跟他们相反的一极。当时的孟加拉有一些理智型的伟人。他会去拜访他们。然后再两手空空地离开。他不会被他们吸引住。罗摩克里希纳可能是最少理智的人了。
他是维韦卡南达所没有的一切，也是他所寻求的一切。维韦卡南达是罗摩克里希纳的反面，所以，他以罗摩克里希纳的名义所教导的东西跟罗摩克里希纳的教导本身不属于同一个灵魂。所以，任何通过维韦卡南达而达到罗摩克里希纳的人根本达不到罗摩克里希纳。任何理解维韦卡南达所阐释的罗摩克里希纳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罗摩克里希纳本人。这种阐释来自相反的一极。
如果有人说：“没有维韦卡南达，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摩克里希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没有维韦卡南达，整个世界永远也不会听说罗摩克里希纳这个名字。但是有了维韦卡南达，不管我们对罗摩克里希纳了解多少，从本质上看，都是虚假的。那是一种误解。因为他的类型跟罗摩克里希纳的类型完全相反。罗摩克里希纳从来不争论；维韦卡南达则善于争论。罗摩克里希纳没有知识；维韦卡南达则是一个渊博的人。维韦卡南达谈论罗摩克里希纳都是藉着维韦卡南达的镜子来谈论的。那从来都不是真实的。那不可能是真实的。
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它将继续发生下去。佛陀吸引了跟他完全相反的人，耶稣吸引了精神异性的人。后来这些异性创造了组织、制度。他们将阐释他们。这些门徒将成为篡改者，不过这是已然如此，没有办法。
十一、适当地提问
不要问理论的问题。对于理论的问题，理论解决得少，胡乱得多。如果没有理论，难题就会少很多。不是理论在解决难题或者问题。恰恰相反，理论的问题就是由理论产生的。也不要问哲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只是看上去似乎是问题，而实际上并不是问题。所以它们一直不可能有答案。如果一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的话，它就可以回答，但是，如果它是假的，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混乱，那么它就无法回答。多少世纪以来，哲学在不断地回答，然而问题却依然如故。无论你怎样去回答一个哲学的问题，你都没有回答它，因为问题本身是假的。它根本不应该被回答。这种问题天生就不可能有答案。
也不要问形而上学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你问：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那是无法回答的。那是很荒唐的。并非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它们无法被回答。它们可以被解决，但是它们无法被回答。要问那些个人的、私人的、存在性的问题。一个人必须觉知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它对你有意义吗？如果它被回答了，会有一个新的向度对你打开吗？你的存在会增加些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存在会通过它被转化吗？只有这样的峋题才是宗教性的问题。宗教跟难题（problem）有关，与问题（question）无关。问题或许仅仅来自于好奇心，而难题却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卷在里面；它就是你。问题跟你是分离的；难题就是你。所以，在提问之前，要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在，要问那些私人的、个人的事情，那些使你混乱不清的事情，那些跟你直接有关的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被帮助。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预先注定的？
这不是个人的难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的生活既是预先注定的，也不是预先注定的。既是也不是。这两个答案对于所有关于生命的问题都是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件事情都是预先注定的。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活动都是预先注定的。但是，你有一种东西始终都是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那种东西就是你的觉知。如果你认同你的肉体、你的物质存在，那么你受因果确定的程度也一样。那么你就是一架机器。但是，如果你不认同你的物质存在，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如果你能够感觉自己跟肉体一精神是分离的、不同的，如果你能够感觉自己超越于肉体一精神——那么这种超越的觉知就不是预先注定的。它是自然的、自由的。觉知意味着自由；物质意味着奴役。所以。这取决于你怎么界定自己。如果你说“我只是肉体”，那么你的一切完全都是预先注定的。
一个说人只是肉体的人无法说人不是预先注定的。一般情况下，不相信觉知这么回事的人也不相信预先注定。那些有宗教信仰并且相信觉知的人通常都相信预先注定。所以我所说的话可能显得十分矛盾。不过，情况确实如此。一个认识觉知的人也认识自由。所以，只有一个灵性的人才能说根本没有预先注定。只有当你完全不认同肉体的时候，这种了悟才会出现。如果你感觉你就是物质的存在，那么自由是不可能的。有了物质，自由是不可能的。物质意味着那不可能自由的。它必然流于因果相续。
一旦有人达到党知、达到开悟，他就彻底出离了因果的领域。他变得完全不可预知。关于他你什么也说不出。他开始生活在每一个当下；他的存在变成了极精微的。
你的存在像一条连续的河流，它的每一步都被过去确定好了。你的未来并不是真正的未来；它只是过去的一个副产品。它只是过去在确定、在塑造、在配制、在规限你的未来。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未来是可以预知的原因。
斯金纳（skinner）说人跟任何其他东西一样，都是可以预知的。唯一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尚未想出什么方法可以了解他的全部过去。我们一旦能够了解他的过去，我们就能够预知他的每一件事情。基于他所研究过的人，斯金纳是对的，因为他们最终都是可以预知的。他曾经对好几百个人做过实验，他发现他们全都是生物机器，他们里面没有丝毫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东西。
但他的研究是局限的。没有觉悟的人到过他的实验室，做他的研究对象。只要有一个自由的人。只要有一个不机试的、不可预知的人，斯金纳的整个理论就会被推翻。如果整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不可预知的，那么人就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和不可预知的。
整个自由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你是强调你的肉体还是强调你的觉知。如果你只是一股向外的生命流，那么一切都是确定的。或者你也是某种内在的东西？不要用任何事先想好的答案。不要说：“我是灵魂。”如果你感觉你的里面什么也没有，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承认它。这种老实将成为走向内在的觉知自由的第一步。
如果你深深地进入内在，你就会感觉每一件事物都只是外在的一部分。你的肉体来自于外在，你的思想来自于外在，甚至你的“我”也是别人给你的。所以，我们总是那么害怕别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完全控制着你的“我”。他们随时可以改变对你的看法。你的“我”、你的肉体、你的思想都是别人给你的，那么里面是什么呢？你是一层一层的外在的累积。如果你认同你这种来自于别人的人格，那么一切都是确定的。要觉知一切来自外在的东西，不要认同它们。这样总有一天外在会全面失势。你将沉浸在空里面。这种空就是外在和内在之间的通道、门。我们非常害怕空，非常害怕空无所有，所以我们就执着于外在的累积。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不认同这种累积、有足够的勇气保持在空里面。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你就会跑到外面去执着什么，然后被它填满。
然而，那沉浸在空里面的一刻就是静心。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如果你能够停留在这一刻，很快你的整个存在就会自动向内转。
一旦外在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你的存在就会向内转。然后，你生平第一次知道你超越于你所认同过的每一样东西。现在，你跟“成为”（becoming）不同；你是“是”（being）。这个“是”是自由的；没有东西能够确定它。它是绝对的自由。不可能有因果相续。
你的行为跟你过去的行为有关。a为b创造了它可能成为的状态；b又将为c创造它要
成为的状态。你的行为连接着过去的行为，这个连接向后可以追溯到无始之始、向前可以发展到无终之终。不仅你自己的行为会确定你，而且你父亲和母亲的行为跟你的行为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你们的社会、你们的历史、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跟你现在的行为有着某种关系。整个历史都开花在你的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连接着你的行为，所以你的行为显然是确定的。它在整幅画面上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历史是一股充满生命的力量，而你的个体行为只是它的极小的一部分。
马克思说：“并非意识决定社会环境。而是社会和它的环境决定意识。并非伟大的人创造伟大的社会。而是伟大的社会创造伟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因为你不是你的行为的发起人。整个历史已经把它们确定了。你只是在完成它们。
整个演化的进程早已影响了你的生理细胞的构造。不久这些细胞在你的里面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一部分。你或许认为你是他的父亲，而你只是充当了整个生物演化表演并且迫使你表演的舞台。生育行为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因为它不受你的控制；那是整个演化的进程在通过你实现。
这是一种方式：行为的发生跟过去的行为有关。但是，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一种新的现象开始发生了。行为不再连接着过去的行为。任何行为，现在，都只跟他的觉知有关。它来自他的觉知，而不是来自他的过去。所以，一个开悟的人是无法预知的。斯金纳说：“如果我们了解你过去的行为，我们就能确定你将要做什么。”他说那句古老的谚语“你可以把马季到水边，但是你无法让它喝水”是错的。你可以迫使它喝。你可以创造一种环境使它不得不喝。马可以被强迫，你也可以被强迫，因为你的行力是由形势、由环境造成的。但是，即使你能够把一个觉悟的人带到河边，你也无法迫使他喝水。你越强迫他。你就越达不到目的。任何炎热也不会使他喝水。哪怕有一干个太阳照在他的头上也不顶用。一个觉知者的行为起源是不同的。它跟别的行为没有关系；它跟觉知有关。
所以我老是强调你们的行为要有觉知。这样，每当你有所行动的时候，它都不是其他行为的延续。你是自由的。现在，你开始行动，而且没有人说得出你将要怎么做。习惯是机械的；它们自我重复。你重复得越多，你就变得越有效率。效率意味着现在再也不需要觉知了。如果某人是一个有效率的打字员，那就说明他不需要努力；打字能够毫无觉知地进行。哪怕他在想着别的事情，打字也会继续下去。
身体在打字；不需要人。效率意味着这件事情万无一失，不需要任何努力。有了自由，努力总是可能的。机器无法出错。要出错，一个人就必须是觉知的。
所以你的行为跟你以前的行为有一种相续的关系。它们是确定的。你的童年决定你的青年；你的青年决定你的老年。你的生决定你的死；一切都是确定的。佛陀经常说：“有因即有果。”这就是因果的世界，它里面一切都是确定的。
如果你以完全的觉知行动，形势就会完全不同。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刻接着一刻的。觉知是一股洪流；它不是静止的。它就是生命本身，所以它会发生变化。它是活的。它不断地扩展；它不断地更新，变得新鲜而年青。然后，你的行为将是很自然的。
我记得一个样的故事…有一个样师向门徒提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后来问题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回答。第二天，师傅又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门徒说；“可是我昨天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师傅说：“现在我再问你一遍。”门徒重复了相同的答案。师傅说：“你不知道。”门徒说：“可是昨天我也是这么回答，你点头了。所以我以为这个答案是对的。为什么您现在又改主意了呢？”
师傅说：“任何能够重复的事情都不是从你那里来的。这个答案来自于你的记忆。而不是来自于你的觉知。如果你真的知道了，答案就会不一样，因为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我不是昨天那个问你问题的人。整个环境都不同了。你也是不同的，可答案却是相同的。我必须再问你一次，就想看看你是不是会重复这个答案。没有什么是可以重复的。”
你越有活力，就越少重复。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不变。生活是无常；生命是自由。自由不可能一致。跟谁一致呢？你只可能跟过去一致。一个开悟的人只跟他的觉知一致；他从来不跟他的过去一致。他全然地在行为中。毫无保留；毫无遗漏。下一刻，行为结束了，他的觉知又焕然一新。无论何时、何种境况出现，觉知都会在那里，而每一次行为都会处在完全的自由中，好像这个人第一次碰到这样特殊的境遇似的。
所以，对你们的问题，我同时回答“是”和“不是”。这取决于你——你是觉知，还是累积、是肉体的存在。宗教之所以带来自由，是因为宗教带来觉知。科学对物质了解得越多，世界就会受到更多的奴役。全部物质现象都是因果的：如果你已知这个条件，那个就会发生——于是一切都可以被确定。
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将看到人类以各种方式被确定的全部经过。可能发生的最大的灾难并非核战争。它只能破坏。真正的灾难将产生于各种心理科学。它们将学会一个人怎样才能被完全控制。因为我们不觉知，所以别人可以使我们按照既定的路线行动。像我们这样，跟我们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确定的。某人是印度教徒；某人是伊斯兰教徒。这就是预先确定，而不是自由。父母亲决定了他；社会正在决定他。某人是医生，某人是工程师。现在他的行为是确定的。
我们一直都被控制着，而我们的方法依然十分原始。较新的技术将能够确定我们的行为，直到没有人能说那里有一个灵魂的地步。如果你的每一次反应都是确定的，那么灵魂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的反应可以由肉体的化学组成来确定。如果给你增加酒精，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不一样了，所以你的行为也不一样。曾经有一个时期，最高的坦陀罗技术就是吃致醉药物而能保持清醒。如果一个人在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应该失去知觉的时候保持清醒，只有这样，坦陀罗才会说这个人开悟了，否则不行。
如果肉体的化学组成能够改变你的意识，那么意识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一管注射液就能让你失去知觉，那么意识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针剂里的化学药物就比你自己的意识还有力量。坦陀罗说超越一切致醉药物而保持清醒是可能的。刺激有了，但是反应没有。
性是一种化学现象。一定数量的特殊的荷尔蒙就会导致性欲。你变成了那个欲望。可能当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回到正常水准的时候，你会后悔，然而这种后悔是没有意义的。当荷尔蒙再次来临的时候，你又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所以坦陀罗也用性来做实验。如果在充满性感的情境里面你感觉没有性歌，那么你就自由了。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被远远地丢在后面。肉体在那里，但是你不在肉体里面。
愤怒也只是化学现象。生化学家很快就能使你免于愤怒、或者免于性欲、但是你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不是没有生气的能力。他可以生气，但愤怒感的影响没有了。
如果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被人控制了，你就会失去生气的能力。化学状态使你感觉没有愤怒，所以愤怒的影响也没有了。或者，如果把你的性荷尔蒙从你的肉体排除掉，你就会失去性欲。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有性欲、是否会生气。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在导致你不觉知的情境里保持觉知，怎样在只能发生昏沉的情境里保持清醒。
每当碰到这种情境，你都要静心。你获得一次重大的机会。如果你感觉嫉妒，你就静心。这正是静心的好时候。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在你里面发生作用。它将使你失去知觉；它将使你的行为跟疯子一样。现在，要保持觉知。让它继续在那里，不要压制它，但是要保持觉知；要观照它。如果你生气了，观照它；如果你有性欲，观照它。让一切在你里面发生的事情发生，并开始对整个情境静心。渐渐地，你的觉知越深人，你的行为被确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你变得自由了。解脱、自由并不是别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一种觉知，相当自由，现在没有什么能够确定它。
什么是神圣的爱？一个开悟的人怎样体验受？
首先让我们看看问题本身。你肯定一直等着问这个问题。它不可能是刚刚产生的；你肯定事先已经选定这个问题了。它一直等着你去问；它在强迫你去问。是你的记忆确定了这次提问，而不是你的觉知。如果你当时马上觉知，如果你处在当下，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说话，你就不可能产生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就不可能听到我所说的任何话。头脑里面老是有一个问题会造成一种紧张，而因为这种紧张，所以你无法在这里。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意识不能自由行动的原因。如果你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你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本身是好的，而头脑一直想着它是不健康的。觉知必须每时每刻都在那里，不仅在行为里面，而且在问题里面、在每一个姿势里面。如果我举起我的手指，那或许只是一个习惯。假使这样的话，我就不是我的肉体的主人。但是，如果它是自然地表达了当下意识中的某些东西，那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基督教传道士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预先确定的。他学过这一套。我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神学院里待过。在这所学校学习五年，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神学博士。荒唐！一个神学博士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他们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接受训练：
怎么站在讲坛上，怎么开始礼拜，怎么唱赞美诗，怎么看观众，在什么地方停止，在什么地方留一个空隙或者间隔。每一件事情！这种愚蠢的准备活动不应该发生。那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所以要处在当下。不要预先确定任何事情。要觉知你里面的问题，它在不停敲你头脑的门。你一点也没有听到我的话——就因为这个问题！而当我开始谈论你的问题时，你的头脑又会造出另一个问题。你又错过了。我的话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它适用于每一个人。
现在来看看这个问题。
每当爱存在的时候，它都是神圣的，所以说“神圣的爱”没有意义。爱永远都是神圣的。一但是头脑十分狡猾。它说：“我知道爱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神圣的爱是什么。”可我们实际上连爱也不知道。它是最不为人知的事物之一。关于它的谈论太多了；它从来没有被经验过。这是头脑的把戏。我们总是谈论我们无法经验的事物。
文学、音乐、诗歌、舞蹈——一切都围着它转动。如果爱真的在那里，我们就不会这么大肆地谈论它。我们过度地谈论爱表明爱并不存在。谈论并不存在的事物是一种替代。通过谈论，通过语言，通过象征，通过艺术，我们营造出一种幻觉，好像东西在那里一样。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爱的人可能会写出一首比一个经验过爱的人更好的爱情诗，因为伊赞修缺很深。它必须被填补。必须有某种东西来代替受伤。
最好先了解爱是什么，因为在你询问神圣的爱的时仅，你以为你知道爱。但是你并不知道爱。你所知道的爱是别的东西。在你能够起步走向真正的、真实的爱以前，你必须认清应假的爱。
你所知道的爱情只是迷恋。你爱上某个人。如果那个人完全成为你的，爱情很快就会死亡；但是，如果有许多障碍，如果你得不到你所爱的人，爱情就会强烈起来。障碍越多，你所感觉的爱情就越强烈。如果你不可能得到心爱的人或者情人，你的爱情就会变成永恒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轻易地赢得你的爱人，那么你的爱情也会轻易地死亡。
当你企图得到什么却无法得到的时候。你就拼命想要得到它。障碍越多，你的自我就越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它变成了自我的难题。你越遭到拒绝，你就越紧张——你就越迷恋。你把这种紧张称之为爱情。所以，蜜月一结束，爱情就老了。
甚至在此之前已经老了。你所知道的爱情并不是爱情。那只是自我的迷恋、自我的紧张：是一场战斗、一场战争。古代的人类社会非常狡猾。它们发明各种各样方法使爱情长久。如果一个男人不能长时间地看他的妻子，迷恋就被激发了；紧张就被激发了。这样，一个男人就可以跟他的妻子厮守一生。
然而现在的西方，婚姻再也无法维持了。并非西方人的头脑更有性欲，而是没有条件允许这种迷恋积累。要发生性行为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婚姻无法存在。在这样的自由下，爱情也无法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是完全性自由的，那么就只有性能够存在。
厌倦是迷恋的另一面。如果你爱某个人而得不到被买者，迷恋就会加深，但是，如果你赢得了他或者她，你就开始感到厌倦、感到以味。有很多两重性：迷恋，厌倦，爱／恨，吸引／排斥。因为迷恋，你感觉吸引、感觉爱，因为厌倦。你感觉排斥、感觉很坏。
没有什么吸引能够真正成为爱情，因为排斥必然会出现。物极必反是事物的本性。如果你不想出现反面，你就必须制造障碍，好让那种迷恋永无止境；你必须每天制造紧张。这样迷恋就会继续下去。这就是整个原始系统都为爱情制造障碍的原因。
但是不久以后，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再发生了。那时候婚姻会死亡，爱情也会死亡。它将深深地进人意识的背景。只有性会保留下来。但是性也无法独自延续；它也会变得很机械。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本世纪真正要死的是性。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将变得没有性欲。他们有性欲，但是对于性的过分的强调没有了。性将变成一种普通的行为，就像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就像小便或者吃饭或者任何事情一样。那将是没有意义的。它之所以变得有意义，只是因为我们在它周围制造了那些障碍。
你称之为爱情的东西并不是爱情。它只是延迟的性。真正的爱不是爱某个特殊的人。它可能会发生在某个特殊的人身上，但那是另一回事情。你开始爱。这种爱成为你的存在方式。它永远不会转入排斥，因为它并不是吸引。
你必须搞清楚这个区别。一般情况下，当你爱上某个人的时候，真正的感觉是怎样去获得他的爱。不是你把爱情给他。相反，是期待着他把爱情给你。那就是为什么爱憎总是成为占有的原因。你占有某个人，这样你就能够从他那里弄到点什么。但是我所说的爱既不是占有，也没有任何规行。
它就是你的行为。你已经变得如此宁静、如此慈爱，以至于你的宁静开始扩散到别人那里。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生气扩散到别人那里。当你恨的时候，你的恨扩散到别人那里。当你爱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爱正在流向别人，但你并不是可以信赖的。你一会儿爱，一会儿又恨。根并不是爱的反面；它是爱的组成部分，爱的延续。如果你爱过某个人，那么你就会很他。你可能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一点，但是你会恨他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没完没了地打仗。当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或许互相唱着情歌，但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侯，他们总是在争斗。他们无法独自生活，他们也无法一起生活。当另一个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迷恋被激发了；他们又感到彼此相爱。但是当另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迷恋消失了，恨又出现了。
我所说的爱的意思是：你已经变得十分宁静，现在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吸引、也没有排斥。实际上，现在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你根本不是指向别人的。别人已经消失了；你独自一人，跟自已在一起。在这种单独的感觉里，爱像芬芳一样出现在你的身上。
向别人索取爱总是丑陋的。依赖别人、向别人索取什么总是产生束缚、折磨、争斗。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充足的。我说静心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一个人对自己是充足的。你独自变成了一个圆。你的曼陀罗1（mandala）完成了。你试图跟别人一起完成这个曼陀罗：男人跟女人，女人跟男人。有些时候两条线会相遇，但是，几乎在它们相遇之前，分离就已经开始了。你只有变成一个完美的圆——完整的，对自己是充足的——爱才会在你里面开花。那时候，无论什么接近你，你都爱。这根本不是一种行为；这不是你在做什么。你的存在、你的在（presence）就是爱。爱在你的心中流淌。
如果你问一个已经达到这种状态的人：“你爱我吗？”他很难回答你。他不能说：“我爱你。”因为那不是他的行为；那不是“做”。他也不能说：“我不爱你。”因为他爱。他就是爱。这种爱只能跟我前面所说的自由一起产生。自由是你的感觉，爱是别人对你的感觉。当静心在内在发生的时候，你感觉你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它不可能被别人感觉到。
有时候你的行为可能让别人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在你里面发生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将是他们的麻烦、不便，因为他们无法预知你。现在他们对你一无所知。接下来你将做什么？你将说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某种不方便。他们永远无法舒舒服服地跟你在一起，因为现在你有可能做任何事情；你不是死人。
他们无法感觉你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寻找过它；他们没有追求过它。他们的束缚太多了，他们甚至想象不出自由是什么。他们持在各种各样的笼子里，他们没有认识过敞开的天空，所以，即使你跟他们谈论敞开的天空，你也无法把你的感觉传递给他们。不过他们能够感觉你的爱，因为他们一直在索取爱。甚至在他们的笼子里、在他们的束缚里，他们也一直在寻求爱。他们之所以创造了全部的束缚——被人束缚，被物束缚——只是因为他们寻求爱。
所以，一旦有人自由了，他的爱就会被人感觉到。可是，你会感觉这种爱是慈悲，而不是爱，因为它里面没有激情。它是弥散的——没有热度，甚至没有温暖。它的里面没有激情。它在那里，就这样。激情来了又去了，它不可能持久，所以，如果佛陀的爱卫面有激情的话，那么佛陀就必须再次进人恨。所以那里没有激情。那里没有顶峰，那里也没有低谷。爱只是在那里。你会觉得它就是karuna－一慈悲。
你从外面无法感觉到他的自由；你只能感觉到他的爱。而且那也只是慈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麻烦的现象之一。一个开悟者的自由会带来不便，而他们的爱就是慈悲。所以社会对这些人的态度总是分裂的。有些人觉得一个基督只会带来麻烦。这些人的社会地位稳固。他们不需要慈悲。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爱情、健康、财富、尊荣、一切。基督一出现，那些“拥有者一们就会反对他，因为他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同时那些“无有者”们就会支持他，因为他们会感觉到他的慈悲。他们需要爱。没有人爱他们，而这个人却爱他们。他们不会觉得基督麻烦，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当一个基督死了，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他的慈悲，因为现在没有麻烦了。甚至那些有地位的人也会感到舒服；他们会膜拜他。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叛逆。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他是一个叛逆。
他不是一个叛逆，因为社会有问题。这种叛逆只是政治上的。如果社会改变了，那个原来叛逆的就会变成正统的。但是一个基督永远是叛逆的。没有什么环境会压制他的叛逆。因为他的叛逆并不反对任何人。那是因为他的觉知是自由的。他在任何地方感觉到障碍，他就会感觉到叛逆。这种叛逆是他的灵魂。所以，如果耶稣今天来到这里，基督教徒们就不会对他感到舒服。他们现在是当局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安定下来了。如果耶稣再次来到集市上，他就会破坏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了耶稣，就不可能有梵蒂冈、教会。只有在耶稣不在的时候，才可能有。
每一个达到开情的导师都是叛逆的，而用他们有关的传统却从来不是叛逆的。传统一向用他的叛逆、跟他的自由无关，传统只眼他的慈悲、跟他的爱有关。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变得非常无力。没有自由、没有叛逆，爱无法存在。你不可能像佛陀一样慈爱，除非你像他一样自由。一个佛教僧侣只是在试着成为慈悲的。他的慈悲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自由。自由是慈悲的根源。摩河毗罗是慈悲的，但一个耆那教僧侣完全不是慈悲的。他只是在无暴力地、慈悲地表瞩；他并非真的慈悲。他十分狡猾。甚至在他的慈悲、在他对慈悲的表现里，他都是狡猾的。他没有慈悲，因为他没有自由。
每当自由发生在人的意识里，他会从内在感觉到自由，而别人会从外在感觉到受。这种爱，这种慈悲，就是爱和恨都不在。所以，如果你跟一个自由而慈爱的人在一起，就取决与你是否能够拿走他的爱。那并不取决于他能用给你多少爱：那取决于你能够拿走多少爱。一般情况下，爱取决于给予的人。他或许给你爱；他或许不给。但是我所说的爱并不取决于给予者。他是完全打开的，他每时每刻都在给于。阿伯激有人在他身边，他的爱也在流淌。
它就像沙漠里的一朵花。或许没有人知道它开放了，并且在散发它的芳香，但它还是会散发它的芳香。它不是在出发给任何人；它只是在散发。花开了，于是芳香四溢。是否有人经过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经过而且十分敏感，他或许会闻到它。但是，如果他完全是死的、迟钝的，他甚至可能不会发觉那里有一朵花。
当爱在那里的时候，它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接收它。只有当爱不在那里的时候，别人才能给你或者不给你。有爱，有趣悲，就没有神圣和不神圣的区别。爱就是神圣的。上帝就是爱。
注：
1曼陀罗（mandala）：佛教和印度教的坛、坛场、轮圆具足、聚集。也译作曼荼罗。
十二、平衡理性和非理性
头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它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我们思维的逻辑方式却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否认另一部分。所以，逻辑以不矛盾的方式前进，而头脑以矛盾的方式工作。头脑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逻辑的工作是直线的。
比如，头脑有两种可能性：生气或者宁静。如果你能够生气，那并不说明你在另一个极端也无法不生气。如果你能够被打扰，那并不说明你就无法宁静。头脑不断地以两种方式工作。如果你能够爱，你也能够充满恨。一种方式不会否认另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你在爱，你开始认为自已没有恨的能力，那么恨就会在你里面积累起来，当你达到爱的顶峰时，一切都会垮掉。你陷入恨。不仅理性的头脑是这么工作的；社会也是这么工作的。西方已经达到理性思维的顶峰了。现在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将开始报复。非理性部分一直是被拒绝的体现，在过去50年里，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报复：通过艺术、诗取、戏剧、文学、哲学。而现在，甚至通过生活方式。所以青年的反叛实际上就是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在反叛过多的理性。东方可以帮助那些西方人，因为东方是以头脑的另一部分一一非理性部分生活的。它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非理性的顶峰。现在，东方的青年对共产主义比对宗教更感兴趣，对理性思维比对非理性的生活更感兴趣。依我看，整个摇摆不定的局面现在将会扭转过来。东方将会变得像西方，而西方将会变得像东方。
每当头脑的某一部分达到顶峰的时候，你都会走向对立面。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这种事增。所以现在在西方，静心将会变得更有意义。诗歌将会取得新的地位，而科学将会衰退下来。现时代的西方青年将是反技术、反科学的。这是自然的过程，是极端的自动平衡。
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同时包容两极，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我们总是只选择头脑的一个部分而让对立的部分挨饿。这样一来。反叛就是必然的。我们所发展的每一样东西都将被粉碎，头脑将走向另一极。这种事情遍布整个历史；它已经成为历史的辩证法。
对于现在的西方，静心将比思维更有意义，因为静心意味着不思维。禅将变得更有吸引力，佛教将变得更有吸引力，瑜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些都是对生命的非理性的态度。它们不强调概念、理论、神学。它们强调的是一种深深地进入存在的热情，而不是进人思维。依我看，技术对头脑的控制越大，另一极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青年的反叛是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整个意识的转折。现在西方无法依然故我了。一场深深的危机已经来到。现在西方将不得不转入另一个方向。
整个西方社会现在都很富裕。过去有一部分个人是富裕的，但是从来没有整个社会都富裕的时侯。当一个社会变富裕了，财富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只有在贫穷的社会里，它们才有意义。而且即使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如果有人真的富起来了，他也会感到厌用。一个人越过感，他感到厌倦的速度就越快。佛陀就这么厌倦了。他离开了一切。
当代青年的整个态度就是对空洞的财富的一种厌倦。青年在离开社会，他们将继续离开，除非整个社会重新变得贫穷。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力点开了。这种离开、这种抛弃只能在富裕的社会里存在。如果这种行为走到极消，社会就会衰退。于是技术得不到发展，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西方或会变得匾今天的东方一样。
在东方，他们正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将创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社会。东方在转向西方，西方在转向东方，但它们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变。依我看，毛病就是不平衡，就是接受这个而否认那个。
我们从未允许过人的头脑完全开花。我们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以另一部分为代价来选择一部分。这问是我们的烦恼。所以，我既不赞成东方的方式，也不赞成西方的方式。我两个都反对，因为它们都是部分的态度。一个人应该既不选择东方，也不选择西方；它们两个都失败了。东方因为选择宗教而失败，西方因为选择科学而失败。除非发挥两个，否则无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可以变化——从一极变到另一极。如果你在日本谈论佛教，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愿意听。他们对技术感兴趣，而你们对禅的佛教感兴趣。在印度。新的一代至少对宗教不感兴趣。他们对经济、对政治、工程、科学感兴趣——对宗教以外的一切事物感兴趣。西方青年对宗教感兴趣，而东方青年对科学感兴趣。这只是把担子从一头换到另一头来挑。过去的谬误依然存在。
我对完全的头脑、对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头脑感兴趣，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地球头脑。用头脑的一部分来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用两个部分生活，你就不得不生活得非常不一致——表面上当然是不一致的。在较深的层面上你将有一种和谐、一种灵性的和谐。
人在灵性上依然是贫穷的，除非相反的一板也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变得富有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艺术家而没有科学的头脑，你的艺术就必然是贫穷的。只有当对立面存在的时候，你才会富起来。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只有男人，房间就会缺少点什么。女人一进来，房间在灵性上就变得丰富了。现在，对立的两极都在这里。整体扩大了。头脑不能固定。如果一个数学家能够进人艺术的天地，他就会更加富有。如果他的头脑能够自由离开他的主要固着，然后再回过去，他就是一个比较富有的数学家。通过对立面，一种交互繁育发生了。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的全部洞察力都将变得更加富有。
一个人应该同时拥有宗教的头脑和科学的训练，或者科学的头脑和宗教的训练。我看这里面没有什么天然的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如果头脑能够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它就会变得更有活力。对我来说，静心意味着一种深入所有方向的能力、一种解脱所有固着的自由。
比方说，如果我变得太逻辑了，那么我就会变得罚措践即诗歌。逻辑成为一种固着。然后当我听诗歌的时候，我的固执在那里，诗歌就显得十分荒唐。并非因为诗歌是荒唐的，而是因为我对逻辑有一种固着。从逻辑的立场来看，诗歌是荒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变得团着于诗歌，那么我就会开始认为逻辑只是功利主义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我开始对它封闭起来。
这种一部分被另一部分否认的事情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族、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一个部分，然后以它为中心塑造出一种人格。这种人格是贫乏的，缺少很多东酉。在灵性上，东方没有富有过，酉方也没有富有过。它付］不可能富有。富有来自于对立、来自于内在的辩证。对我来说，东方不足取，西方也不足取。
我们必须选择一种不同的头脑品质。我说这种品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歇下来了，没有选择。一棵树在生长。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枝条都砍掉，只留下一根，让树只往一个方向生长。它将是一棵非常可怜的树，非常难看，而且最终它必然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一根枝条无法独自生长；它只能在一群枝条中生长。总有一天，这根枝条将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它不能再生长下去了。对一棵树来说，真正的生长必须让它往各个方向生长。只有这样，树才是富有的、强壮的。
人的灵魂必须像树一样地生长：往各个方向生长。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我们不能往对立的方向生长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只有往对立的方向生长，我们才能生长。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一个人必须专业化，一个人必须只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发生了那些丑陋的事情。一个人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然后他开始缺少什么。他成了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棵树。甚至这根枝条也是弱不禁风的。
我们不仅在砍伐头脑的枝条，我们还在砍伐头脑的根。我们只允许有一条根须和一条树枝，所以全世界都充满了饥饿万分的人：在东方，在西方，在每一个地方a于是那些东方人被吸引到西方，西方人又被吸引到东方，因为人总是对他没有的东西产生兴趣。因为肉体的需要。东方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因为灵魂的需要，西方开始对东方产生兴趣。然而，即使我们改变位置、改变态度，这种毛病还是老样子。那不是一个改变位量的问题；那是一个改变整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完整的人。有些地方不接受性。有些地方不接受世俗。有些地方不接受感情。我们从来没有强壮到足以接受人的每一个方面，没有谴责，允许人往各个方向发展。你越往对立的方向生长，你的植株就越大，你的财富、你的内在的财富就越多。我们的观念必须全部改变。
我们必须从过去走到未来——而不是从东方走到西方，也不是从一种存在走到另一种存在。问题十分艰巨，因为我们的分裂已经很深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愤怒，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性，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肉体，我不能完全接受自己一有些东西必须被否认、被抛弃。这是邪恶的、这是坏的、这是有罪的…——我必须继续砍伐多余的枝条。很快我就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活物了。而且我整天都在担心那些被我锯掉的枝条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冒出来。
一个人必须接受人的全部可能性，把他内在的每一样东西都带上一个顶峰，同时r有任何不一致的、矛盾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真实地生气，你就不能受。然而直到现在，这始终都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生气，那么他的爱就比别人更多。
可是，假设这棵树长在墙脚下，它的枝条就不能发育了，因为墙在那里。如果树的旁边有一堵地，它怎么才能生长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墙。但是那些墙都是由树造成的，不是由别人造成的。这些树一直都在支撑这些场。这些激的存在完全依靠它们的合作：这些树一旦不再愿意支撑这些墙了，它们就会倒下来、瓦解掉。
我们周围的这些墙都是我们的创造。因为人类头脑的这些态度，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治。比如，你教育你的孩子不要发火。你告诉他如果他发火了，他就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于是你在他周围创造出那些旧，它们告诉他他必须回以他的愤怒，而你却不知道如果他压制他的愤怒，那么他的爱的能力也将同时遭到毁灭。愤怒和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如果你砍掉一根，另一根就会在日下来，因为每一根枝条里面流的都是同样的元气。
如果你真想训练你的孩子，让他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你就会教育他要真的生气。你不会说：“不要生气。”你会说：“当感到生气的时候，要真的生气；要彻彻底底地生气。不要为生气感到内疚。”与其告诉他不要生气，还不如训练他正确地生气。该生气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生气。爱也一样。该爱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爱；不该爱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爱。
这不是一个在生气和爱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问题在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愤怒必须被表达出来。一个孩子，当他真的生气的时候，他是很美的——一阵突发的能量和生命的激流。如果你扼杀愤怒，你就是在扼杀生命。他将变得软弱无力。就他的整个生命来说，他无法活泼起来；他将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们不断地创造各种概念来创造各种围墙。我们发展各种态度、意识形态来创造各种围墙。这些围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是我们的创造。我们一旦觉知起来，这些围墙就会消失。它cite存在是因为我们。可是，假设这棵树、这个人在根本上有障碍呢？这样他就无法改变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无法改变。障碍不是问题。如果整个社会是活的。我们就能医治他们。我们可以分析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他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比如，一个妓女的儿子之所以是有障碍的，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他对某些他完全没有责任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怎么可能阻止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妓女呢？他对此又能怎么样呢？然而社会对这个孩子始终另眼相看。他将继续悔恨自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直到我们对性产生一个不内疚的态度为止。因为我们把婚姻弄得很神圣，所以卖淫必然被视为一种罪恶。然而卖淫的存在是因为婚姻的存在。它是整个婚后系统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头脑那样，永久的关系是不自然的。一个人将无限期地跟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只因为法律要求他这么做。这不应该是法律。它不应该强迫我：如果我今天爱这个人，我明天也得爱这个人。这不是自然对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说明天这种爱情还会在那里。它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你越强迫它在那里，它就越不可能在那里。然后卖淫就从后门溜进来了。除非我们有一个社会允许自由的关系，否则我们不可能结束卖淫的现象。
如果一种关系在继续，你对它的感觉就会很好；你的自我的感觉就会很好。为了实现你的自我——你是一个忠诚的丈夫或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妓女必须受到谴责。于是妓女的儿子也必须受到谴责，然后它就变成一种疾病。他的里面形成了一种病态。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如果某个人在医疗上或者心理上有病，我们就必须帮助他、治疗他。然而整个社会并不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障碍都是我们创造的；百分之一是例外。
这百分之一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社会的百分之九十九改变了，那么百分之一也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还无法确定你的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头脑的制约。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吃不准这一点。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头脑。除非一个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不能说他的病因一定在肉体上。
所以，有很多疾病都只是人类的现象。动物不生这些病。跟人类相比，动物更加健康。疾病更少，也没有那么丑陋。实在搞不但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更有活力、更加美丽、更加健康。我们经过了一万年的训练，这种长期的头脑的训练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当你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时，你连想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有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都是因为头脑的缺陷。而且我们还在损坏每一个人的头脑！在孩子的一生中，前七年的意义最为深远。如果你损坏他的头脑，以后你就很难再去改变它。可是我们还在继续损坏。而且是好心好意地。心理学越是深入人心，似乎就有越多的家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就有越多的老师和教育系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曾经受到老一辈的折磨。他们只是在传递这种疾病。
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方，人第一次从日用需求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头脑试验一些新的可能性。以前不可能做这些试验，因为肉体的需求是一到很沉的担子。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现在有可能了。我们生活在一次深刻的革命的上，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革命。现在，意识的革命是可能的。依靠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工具，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可能性对于我nj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敢这么做，如果我们有勇气，它就可以变成现实。
整个人类都处于生死攸关的当头。我们不是回到过去，就是走向新的未来。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也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过时了。
危机就在身边。要么我们不得不决定我们希望拥有一种荷的意识，并且为此修行，要么我们不得不倒退，回到旧的模式里去。倒退也是可能的。每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头脑总是倾向于倒退。每当你面对无法面对的事情时，你总是倒退。比方说，如果这所房子突然失火了，你马上就变得像孩子一样。当房子失火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成熟、更多的理智，你的行为需要更多的觉知，你反而倒退成五岁的孩子，然后开始到处乱跑，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可能是；如果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新人类，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可能会倒退。甚至还有一些预言家在宣扬倒退。他们希望过去回来：“黄金时代在过去。回去吧l”但是在我看来，那就是自杀。不管可能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必须进入未来。
生命必须走向未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我希望它能够发生。而西方必须成为它发生的土壤，因为现在的东方只是300年前的西方而已。生计和存活的问题沉重地压在东方人的肩上，但是西方已经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当西方青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总是发觉他们既可以进步也可以倒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直都在倒退，他们的行为跟孩子、阳原始人一样。这不好。他们的反叛是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而不是像原始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在为一种新的意识创造各种可能性。
他们却只是一味地麻醉自己。原始人的头脑总是救药物迷住、被药物催眠。如果那些抛弃西方社会的人开始表对得像原始人一样，那就不是一种反叛，而是一种反应、一种倒退。
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他们必须向着一种新的、全然的。全面的意识前进，接受人的所有不一致的可能性。动物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可能性是固定的，而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它们只是可能性而已、人可以成长，但是这种成长必须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开设这种能够帮助成长的中心。
头脑必须接受逻辑的。理性的训练，但它同时也必须接受非理性的、无理性的训练。理性必须接受训练，同时感情也必须接受训练。理性的训练不应该以感情为代价。怀疑必须在那里，信任也必须在那里。没有任何怀疑的信任是容易的，没有任何信任的怀疑也是容易的。但是这些简单的套路现在不管用了。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健康的怀疑、一种持久的怀疑，怀疑的头脑和信任的头脑必须同时并存。我们的内存在（innerbeing）必须能够从一端移到另一端：从怀疑移到信任，然后再移回去。在客体的研究上，一个人必须是怀疑的、小心的、谨慎的。但是在与此相连的另一个向度上，信任却提示你不要怀疑。两者都是需要的。
问题在于怎样同时创造相反的两极。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我会不断地创造怀疑，又会不断地创造信任。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天生的矛盾，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运动，从一极移到另一极。我们越是固定在一个极端上，它就变得越困难。比如，在西方，你养成了剧烈活动的习惯。然而你总是睡不好。当你开始睡觉的时候，头脑需要从活跃的状态进入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做不到。你在床上翻来复去；头脑继续兴奋不已。为了睡觉，你不得不吃安眠药。但是强制性的睡眠不可这让你得到很好的休息；它只是表面的休息。在深处，这些骚乱还在继续。你的睡眠变成了一场噩梦。
东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东方人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他们活跃不起来。即使在早晨，东方人的头脑也觉得懒洋洋的，想睡觉。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睡得很好，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于过，而你们于得很多，但是你们产生了不安、不自在。因为这种不自在，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们连觉也睡不着！
所以我强调既要训练头脑活跃、也要训练头脑不活跃。最重要的是，要让头脑学会运动——这样你就能够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你可以训练头脑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在任何活跃的状态中，我都能马上进人不活跃的状态。我可以跟你们谈上几个小时，我也可以马上停止谈话，进入深深的、内在的宁静。除非你的内在也产生这种可能性，否则你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
未来必须允许内在的两极之间存在一种深深的和谐。除非两极之间产生这种运动，否则人的探索就结束了。你无法继续前进。东方已经疲惫不堪了，西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们可以交换两者的观念，但是以后，两百年之内，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果你们只是彼此交换态度，那么你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被接受的话，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他应该追求的正确目标呢？
追求目标本身就是理性过程的一部分。未来因为理性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既没有未来也没有目标的原因。它们生活，但是没有目标。理性创造理想；它创造目标；它创造未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有目标。
新一代人在询问是否要有目标。你一有目标，你就开始脱离生命。你开始根据你的目标来塑造生命。眼未来相比，现在没有很大的意义。它必须被塑造、必须跟未来协调。一个指向目标的头脑是理性的。而一个指向生命的头脑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怎样拥有正确目标的问题。问题在于怎么才能使理性不再是头脑的唯一现象。
理性必须有目标；没有它们，它就无法存在。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独裁的；它不应该是唯一生长的枝条。理性必须存在，它是必须的，但是人的头脑还有一个空的部分，它不能有目标，它只能像动物、像孩子一样存在。它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这个空的部分，这个非理性的部分，会体验到生命的、受的、艺术的深层领域。它不需要进人未来。所以它能够深深地进人此时此地。理性必须得到发展，但是这一部分也必须同时得到发展。
曾经有不少科学家有很深的宗教人格。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它也许是一种深深的和谐，也许只是关闭一个缺口、再打开另一个缺口，没有一点和谐。我可以是、个科学家，然后我可以离开我的科学世界，到教堂里去祈祷。假使这一样的话，这个科学家就不是在祈祷。这不是真正的和谐；这是。深深的分裂。科学家和祈祷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对话。科学家根本没有到教堂里去。当这个人回到实验室的时候，祈祷者就没有了。两者之间有一种深深的分裂；他们没有搭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你发现的是分裂，而不是和谐。他会说出让自己感到内疚的话。他会发表一个科学家的声明，完全违背他作为祈祷者的头脑。所以，有很多科学家都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他们的一部分是这种东西，另一部分又是另一种东西。这不是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是：你能够从一权移到另一极，同时任何一极都不关闭。这样科学家就会去祈祷，而宗教的人就会去实验室。没有分裂，没有间隙。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两个人。通常增况下，我们是很多人；我们有很多人格。我们认同某一个，然后我们又改换装备，变成了另一个。这种装备的改换不是和谐。它会在你的存在中引起很深的紧张。你用这么多特征在一起不可能感到自在。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观念，认为人天生就是一个整体——不再拒绝对立面，我们才会拥有不分裂的意识，才有能力移到相反的一极。
怀疑是科学家的工作的一部分。信任也是它的一部分。它们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向度。所以，一个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祈祷；这没有什么不对。怀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信任也一样。不存在天然的分裂。当一个人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一极滑向另一极了，他甚至感觉不到这种运动。你在运动，但是你感觉不到这种运动。只有在碰到什么障碍的时俟，你才会感觉到运动。如果那里有一种深深的和谐，你就不会感觉到任何运动。
还有一点：当我说“东方”和“西方”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从来没有东方的头脑，或者东方从来没有西方的头脑。
我谈论的是主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写一部世界史，不从地理上划分世界，而从心理上划分世界。在它里面，东方将会拥有很多来自西方的面孔，西方也会拥有很多来自东方的面孔。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不是两种倾向都有。我的意思是说西方主要倾向于理性成长，甚至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曾经那么占据优势的原因。
耶稣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但是圣保罗却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头脑，一个非常理性的头脑。基督教属于圣保罗，而不属于耶稣。在这么一个没有规矩的人的身边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是东方人，而圣保罗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纷。两者都是理性的。两者都试图把宗教现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因为宗教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没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而科学必然会胜利。在东方，科学和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因为宗教不需要理性世界的任何东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宗教怎么会变成理性的呢？这是因为宗教本身，每当宗教必须系统化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佛陀或者一个耶稣并不追求任何理想。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长得像野生的树一样，然后这些野生的树就成了追随者们的理想。这些追随者开始创造各种模式；偏爱、真理和谴责。宗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们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根据理想创造宗教信条、教义、规范的追随者。然后佛教徒就有了一个理想——“一个人必须像你陀一样”——压制也就产生了。你必须以种种方式破坏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那个理想。你必须变成一个仿制品。
在我看来，这就是犯罪。一个宗教的人格是美丽的，但是一个宗教的信条只是理性的产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时所发生的现象。
难道佛陀没有理性的头脑吗？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间隙。他对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们关于佛陀的概念并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们只是在佛陀以后出现的传统。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佛教来达到佛陀。他们已经创造了两千年的传统，他们已经把佛陀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深人存在的话，你就无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这样！但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整个传统放在一边，直接迎向佛陀。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发生。
如果我现在对一个理性的人说话，他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弃所有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现在对一个诗人说话，同样的句子、同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一个理性的人无法看到这些话的诗意。他只能看逻辑、看论证。诗人以另一种方式看到这些话。这些话有一种色彩、一种诗意，它跟论证毫无关系。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异的。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整个国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经典、《奥义书），整个神秘主义——都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尔邦。佛陀是极有往力的、催眠的。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佛陀的解释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个年代，在世界上一个不反对神秘主义的地方，他就会被人看作一个伟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人们所认识的形象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依我看，佛陀并非主要是理性的。整个涅磐的概念就是奥秘的。他甚至比（奥义书）还要奥秘，因为（奥义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奥秘，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们谈论灵魂的转世。佛陀则谈论没有灵魂的转世。这比前者更加奥秘。（奥义书）谈论解放，但是你还在那里。要不然。整个事情就会当你谈论倒退的人时，你说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跟社会创造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某个形象进行比较？
不是一个形象，是不同的东西。当我说他们的行为象孩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在成长。他们在倒退。我没有任何形象说他们应该向它看齐。我有成长的概念，没有被追随的形象。我一点也不希望人们都按一个特定的形象改变自己。我只是在说：他们在往过去倒退，他们没有向未来成长。它必须成长；它不能倒退。这是一个是成长还是倒退的问题，不是任何形象的问题。
其次，当我说他们正在倒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还在对一个过分理性的社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它的错误是相同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政委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胜，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进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两者都不在成长。除非完全的成长，否则你不可能成长。我在谈论成长。关于一个人必须长成什么，我没有任何形象。
西方头脑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基督教的“罪与悔”的结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围产生极为不同的意识。东方人的头脑没有个概念。相反，它以无知的概念来代替它。在东方人的意识里面，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无知，而不是罪。邪恶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无知。所以，问题不在于内疚，而在于训练。你必须变得更加觉知、更有洞察力。在东方，知识就是转化——而静心就是那种转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里，罪变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类的原罪。你背着一个罪的概念。这就会引起内疚和紧张。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发展起静心的方法。它只发展了祈祷。你能怎么讨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并且经常祈祷！东方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内疚是他的问题。他们感到深深的内疚。甚至那些已经反叛的人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它跟头脑的关系比较大，跟他的存在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首先必须释放他们的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发展精神分析和仟悔的原因。东方没有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们。在百方你必须仟悔。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或者你必须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内疚扔出去。但是它从来不会被长久地扔出去，因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内疚还会重新积累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和忏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帮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忏悔。它们只能暂时帮助你抵挡某些已经被你接受的东西。疾病的根源——罪的概念——已经被你接受了。
在东方，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问题。相反，它是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必须在灵性上成长，必须对事物更加觉知。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必须改变你的意识。然后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基督教更关心你的行为。而行为只是外围的。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问题在于你是什么。即使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所做所为，你也没有真正改变过任何东西。你还是老样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你的内在还是老样子。
那些西方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不得不跟他们作斗争，只是为了让他们觉知到他们的更深的问题——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佛教和蓄那教也造成内疚。不是这种内疚，而是另外一种内疚。管那教徒没有基督教徒所感觉到的内疚，因为他们没有罪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一个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则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没有设计过任何静心的方法。他们只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规矩：要做那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一整个概念都围绕着行为这个中心，但是就他的内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怜的。
佛教不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它的着重点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只是静心部分的延续。如果行为必须改变，它也只是为了帮助静心。在基督教和管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对于佛教则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从内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帮助你，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但静心是中心。
我不是教导一种学说。教导学说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的头脑是反哲学的。哲学向来毫无结果，也可能会有任何结果。思考的、提问的头脑无法知道。
世界上有那么多种学说。然而学说就是杜撰、人的杜撰。它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一种发明。人的头脑能够创造无数个系统和学说，但是要通过理论知道真理是不可能的。一个塞满知识的头脑必然停留在无知上。
启示出现于知识停止的时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能够思考某样东西，要么我们能够存在地（existentially）进入它。一个人思考得越多，他就离此时此地越远。思考某样东西就等于丧失跟它的接触。
所以，我教的是一种反学说、反哲学、反思索的体验。怎样存在，只是存在。怎样处于此时此地。打开，不防卫，跟它合一。那就是我称之为静心的内容。知识只能导致杜撰、导致投射的东西。它无法充当达到真理的渡船。可是一旦你体悟了真理，知识就可以成为跟不知道的人进行交流、分享的工具。于是语言、学说、理论都可以变成一种手段。然而手段还是不够的。它必然会歪曲。
任何东西，只要它不是被存在地认识的，它就不能被完全地表达。你只能指示它。在我表达我所知道的东西时，我的语言传到你那里，但是它的意义却留在了后面。死的语言传到你那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意义就是体验本身。
所以，知识能够成为表达的工具，但它不是达到了悟的手段。知道的头脑是一个障碍，因为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不谦卑。当你塞满知识的时候，你的里面没有空间来接受未知。头脑必须变得空无所有：一个子宫，一种全然的接受性。知识是你的过去。它是你已知的东西。它是你的记忆。你的累积、你的财产。这种累积成为一个障碍。它来到你和新的领域、你和未知的领域中间。
只有在谦卑的时候，你才能向未知打开。一个人必须不断地觉知他的无知：他仍然有未知的东酉。一个基于记忆、资料、经典、理论、学说、教条的头脑是自我中心的，不是谦卑的。知识不可能给你带来谦卑。只有广阔的无知才能使你谦卑。所以，记忆必须停止。这不是说你应该没有记忆，而是说，在知的一刻、在体验的、刻，记忆不能在那里。在这一刻，需要个打开的、不防卫的头脑。这个空无所有的时刻就是静心、就是禅那（dhyana）。
难道体验本身不会变成一种学说吗？体验只能被否定地传达给别人。我不能说它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语言可以作为一种表达它不是什么的工具。当我说语言无法表达它的时候，我依然在表达它。勇当我说它不可能有任何学说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学说。但这是否定的。我没有肯定什么；我在否定什么。不是可以说的；是不可以说。这个“是”必须被了悟。如果你老是信仰知识，它就会阻碍你达到空、达到静心。
一个人首先必须了解头脑的过去、已知、知识都是没有用的。就未知而言，就真理而言，那种知识是没有用的。你要么变得认同于你的已知，要么成为它的观照者。如果你变得认同于它，那么你就会跟你的记忆合而为一。但是，如果那里没有认同——如果你对记忆保持超然、分离的状态，并不认同它们——那么你就会觉知自己不同于你的记忆。这种觉知将成为通向未知的道路。
你越能够观照你的知识，你就越不会把自己认同为知者，你的自我就越不可能占有这种知识。如果你不同于你的记忆，那么记忆就只是一堆垃圾。它们通过体验产生，然后变成你的头脑的主要部分，但你的觉知是不同的。记忆者和被记忆者是不同的；知道者和被知道者是不同的。如果你对这个区别很清楚，你就会越来越接近于空。你可以没有认同地打开；你可以没有记忆插足在你和未知的中间。
空可以被达到，但是它不能被创造。如果你创造它，那么必然是你的旧头脑、你的知识创造了它。所以，不存在任何达到它的方法。方法只能从你积累的资料里面产生，所以，无论你试图使用什么方法，它都必然是你的旧头脑的延续。但是未知不可能作为一种延续来到你的身上。它只能作为一个不连续的间隙出现。只有这样，它才超越于已知、超越于你的知识。
所以，不可能有那样的方法和方法论识有一种理解——我跟我的累积是分离的a如果你理解这一点，你就不需要去培养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是空！你现在没有必要去创造它。
人无法创造空。创造出来的空不是空；它只是你的创造。你的创造永远不可能是无、空，因为它有边界。是你创造了它，所以它不可能大于你；它不可能大于创造名的头脑。你无法创造空；它必须进入你。你只能是它的接收器。而且，你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准备接收它。这种准备的意思是：你不可以认同你的知识；你已经了解你的所有已知的无用和无意义。
只有觉知思想的过程才能把你抛人一个间隙，在那里“那个存在的”将淹没你、“那个存在的”一直都在。现在你和它之间没有障碍。你跟当下、用永恒、跟无限成为一体。
人一旦把此刻变成知识。它就再次变成记忆的一部分。然后它就消失了。所以一个人永远都不能说：“我已经知道了。”未知依然是未知。一个人不管体验了多少，来知依然是未知。它的想力、它的美、它的吸引依然如故。
知的过程是无休止的，所以，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有机会说“我已经达到了”。假使有人这么说，他就重新落入了记忆的模式、知识的模式。然后他就变得死气沉沉。生命停止了。
生命总是来自未知、又走向未知。它来自超越又走向超越。所以在我看来，一个虔诚的人不是一个自称博学多识的人。一个自称博学多识的人或许是一个神学家、一个哲学家，但他永远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一个虔诚的头脑接受终极的奥秘、终极的不可知、终极的无知的狂喜、终极的无知的喜乐。
静心的、空的一刻无法被创造；它无法被预设。你可以让你的头脑静止。如果你这么做，你不是把它弄醉了，就是把它催眠了，但这并不是空。空会来临。它永远不可能被创造；它永远不可能被带来。所以，我不是在教导任何方法。在有方法、有技术、有教条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老师。
你已经说服我了。我怎样才能把这种说服变成一种体验呢？
没有怎样，因为怎样暗指一种方法。只有觉醒。如果你在听我说话，同时你的里面有觉醒的东西，那么体验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井没有试图说服你。理智的说服根本不是什么说眼。我只是在向你转述一个事实。
你为什么被我的话说服了？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你被我的论述说服了，要么你在我的话里面看到了真理，它跟你内在的事实一样。如果我的论证成为一种说法，那么你就会问怎样，但是，如果我所说的被你体验了，如果你在你的里面认识到它的真实，那种知识就会跟我分离。我没有向你提供任何知识。相反，在我说话的同时，体验本身正在发生。当理智被说服的时候，它会问：怎样？方法是什么？它想知道。但是我没有给你任何教条。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的体验。如果我说记忆是一种累积——它是死的，它只是过去的后遗症——我的意思是；它是过去粘在你身上的一部分，但你跟它是分离的。如果我的这种意思的感觉传到你那里，而你又瞥见了你和你的记忆之间的距离——你的觉知和你的记忆之间的距离一那么就不会有怎样的问题。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这些事情能够继续一刻接着一刻地穿透你一一不是通过任何方法，而是通过你的觉知、你的不断的回想。
现在，你知道觉知不同于觉知的内容。如果这种觉知成为一刻接着一刻的觉知——在你走路、说话、吃饭、睡觉的时候——那么某些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你不断地觉知头脑只是一个电脑化的、固有的、积累记忆的过程，并非你的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单单这个觉知、单单这个没有方法就会促使这个某些事情在你的里面发生。
没有人能够说出它将什么时候发生、怎样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但是，如果觉知继续不断，它就会自动变得越来越深。那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它从理智走向心灵；从聪慧走向直觉的头脑；从意识慢慢地移向无意识。总有一天，你将完全觉醒。某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作为一种培养，而是作为一件回想的副产品。不是通过任何学说的培养，而是因为你已经认识到内在的事实、内在的视野。某些东西已经深深地进人了你。
在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它的来临完全是空前的、未知的，就像爆炸一样。在爆炸的那一刻，你完全是空的。你不存在了；你停止存在了。没有理智，没有原因，没有记忆。只有觉知：觉知无，觉知空。在那个空里面的就是知识。不过这种知识的意义完全不同。现在没有知者和被知者。只有知。它属于存在。
空里面有什么、空是什么是无法传达的。只有它的通道。它的过程可以传达。但是这个过程无法被想象成一种方法；它不是被练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练习的。你要么回想起来，要么没有回想起来。
你是否推荐什么特殊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准备？你一开始觉知，你的整个生活、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将来到你的身上；它们不应该被你练习。你一练习某种东西，它就会失去它的意义。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应该自动地发生。
不存在要练习什么的问题。问题只是：要理解你无法欲望空。这不仅是词语的矛盾，也是存在性的矛盾。你之所以不能欲望它，是因为这种欲望本身就来自于你的旧头脑、你的知识。你所能做的只是觉知你是什么。你一旦觉知自己的本然，一种分离、一种分隔、一种区分就发生了。你的一部分开始不认同你余下来的一部分。这样就有了两个我：主我和宾我（andme）。“宾我”是记忆、头脑；“主我”是觉知、atman（我）。你必须听我说话，而同时听你内在的头脑说话。这个过程应该一直进行下去。我所说的正在变成你的“宾我”的一部分、你的累积的一部分、你的知识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将要求更多的知识——关于怎样、关于方法。如果我展示什么方法，它也会变成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你的“宾我”将被增强；它将变得更加博学多识。
我的重点不在你的“宾我”上面；我不是在对你的“宾我”说话。如果你的“宾我”进来了，那么这种交流就不会成为交融。于是它只是一种讨论，而不是一种对话。只有在没有“宾我”的情况下，它才会成为一种对话。如果你在这里而你面”宾我”不在这里，那么就不会有怎样的问题。我所说的将不是被看作真理，就是被看作非真理，不是被看作事实，就是被看作故弄玄虚的教条。
我所关心的只是创造一个境遇一或者通过谈话，或者通过沉默，或者通过扰乱你。我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境遇，使你的“主我”可以从你里面出来，使你的“主我”可以越过你的“宾我”。我千方百计创造各种各样的境遇。
这也是一种境遇。我对你说一些荒唐的事情。我谈论达到什么，同时否定任何方法。这是荒唐的！我怎么可能既说什么又说它是不能说的？然而正是荒唐本身能够创造这种境遇。如果我说服你，它就不会创造这种境遇。它会成为你的“宾我”的一部分、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你的“宾我”继续问。怎样？方法是什么？我将否定方法，同时照样谈论转化。于是这种境遇变得十分不合理，你的头脑没有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某些超越的东西才能取而代之。
我一直在创造各种各样的境遇。对理智的人来说。荒唐就是他的境遇。只有在那种延续被打破的时候，创造出一种境遇，觉知才会出现。这种荒唐和不讲情理必然会创造一个间隙，动摇、扰乱个体，使他达到觉知点。
我想起佛陀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一天早晨、他来到一个村庄。当他走进村庄的时候，有人对他说：“我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请你告诉我上帝是否存在。”
佛陀决然否定上帝的存在。他说：“没有上帝。以前从来没有，以后永远没有。你在胡说些什么？”那个人十分震惊，但是境遇被创造了。
下午，另一个人来到佛陀这里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上帝。真有上帝吗？你对此怎么看？”佛陀说：“只有上帝存在。除了他，什么也没有。”那个人被摔碎了。
然后到了晚上，第三个人来到佛陀这里说：“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既不相信，也不不相信。你对此怎么看？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佛陀沉默不语。那个人被摔碎了。
然而有一个和尚，阿难，他一直跟着佛陀，他被摔得更惨。早晨佛陀说：“没有上帝。”下午佛陀说：“只有上帝存在。”到了晚上他又一言不发。那天夜里，阿难对佛陀说：“在你睡觉以前，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破坏了我的安宁【我理不清头绪了！你作这些荒唐的、矛盾的回答是什么意思？”
佛陀说：“它们没有一个是给你的。你听它们于什么？那些回答是分别给每一个提问者的。如果它们扰乱你了，很好。那就是给你的回答。”
所以我们能够创造各种各样的境遇。一个禅僧会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很多境遇。他或许把你推出他的房间，或许打你一个耳光。这看上去很荒唐。你问一件事情，他回答另一件事情。有人问：“方法是什么？”但是禅僧的回答跟方法毫无关系。他或许会说：“看那条河！”或者“看那棵树！它有多高啊！”这是很荒唐的。
头脑寻求连续。它害怕荒唐。它害怕不合理、害怕未知。但真理不是理性推究的副产品。它既不是演绎法，也不是归纳法。它不是逻辑的；它不是一个结论。
我不是在向你们传递任何东西。我只是在创造境和。如果境遇创造好了，那么某些无法传递的东西就可以被传达。所以，不要问怎样。只是存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觉知，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就觉知你的不觉知。要注意存在的——如果你做不到，那么就注意你的不注意。事情将会发生。事情会发生的。
你说：“创造一个荒唐的境遇”的意思是不是一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扰乱？这样做的结果去是什么？人已经被扰乱得够多了。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扰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认同于这些扰乱。他们对此已经变得很自在了。这些扰乱已经变成了习惯性的。我们早就被扰乱了。没有被扰乱又不知道真理是不可能的。
扰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境遇，所以当我扰乱你的时候，你的扰乱被扰乱了。这样扰乱就被消解了。你生平第一次变得平静。当我谈论创造荒唐的境遇时，那并不是要达到任何结果，那只是作为、种传递信息的手段，传递那些本质上无法传递的东西。
你问：-‘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能够对此说点什么规定了。无论说点什么都不能被当做真理。它应该只被当做象征的、诗意的、神话的表述。在我看来，每一部宗教经典都是一个神话，一个已经经过那种发生的人所说的每一句断言，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真实的。它并不是真理，它只是一个标志。在你能够知道真理以前，标志必须被忘记。
有三个词语，它们标志一条边界，在这条边界之外只有沉默。这三个词语就是。sat－chit－anand：存在、觉知、喜乐。体验只是一个，但是当我们把它概念化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三种相。它的体验始终是一个，而它的概念却有这三个。
在这种全然的存在——sat——在这种全然的在（is—ness）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你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你不认同任何东西。只有在。
第二个词语是觉知，chit。它指的不是有意识的头脑。有意识的头脑只是一个更大的无意识头脑的片断。一般说来，当我们有意识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某些东酉。意识是客观的；它总是关于什么。chit是纯粹的觉知，不觉知任何东西。没有客体。觉知不指向任何东西；它没有目标。它是无限的、纯粹的。
最后一个词语是anand，喜乐。不是快乐，不是高兴，而是喜乐。快乐包含一种不快乐的状态——对它的回想，跟它的对比。高兴也有一种紧张，它有某些东西必须释放、必须平息。喜乐是没有任何不快乐痕迹的快乐；它是周围没有任何深渊的高兴。它是没有任何紧张的快乐。
喜乐是高兴和悲伤两极之间的中点。它是中点、超越的点。它同时具有悲伤的深度和快乐的高度。快乐有高度而没有深度，悲伤有深度、无底的深度，而没有顶峰。音乐同时具有快乐的高度和悲伤的深度，所以它超越于两者。只有中点才能完全超越两极。
这三个词语：sat—chit—anand就是那条边界：最多能够说到这里，最少能够体验到这里。它是最后一个能够被表达的事物，从这条边界。你可以跃入不可表达的领域。它不是终点。它只是。
satchitanand只是一种表达，它不是实在。如果你记住这一点，它就不会造成危害。但是头脑总是要忘记，这样satchitanand的表达就变成了一种实在。我们围绕着它构建理论、学说，头脑开始封闭起来。于是你不再可能发生跳跃。
这正是印度的情况。整个传统一直都在围绕这三个词语作茧自缚；然而实在并不是satchitanand——它是超越于它的。这只是它可以被纳入语言的部分。你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比喻。所有的宗教文献都是一种寓言；它是象征性的。它是对本质上不可表达的一种表达。
我甚至不喜欢用satchitanand这个词，因为头脑一旦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它就开始提问、开始要求。于是它要求得到satchitanand，紧接着就出现一群为这个要求提供咒语、提供技术、提供方法的老师。每一个要求都能够得到供应，所以荒唐的要求就能够得到荒唐的供应。一切神学和一切古鲁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一个人必须分分秒秒地觉知不要把终极变成欲望的目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期盼，或者一个被达到的对象，或者一个前进的目标。它就在此时此地！如果我们能够变得觉知，爆炸就可以发生。它已经靠近了，它是我们最近的邻居，我们却一直在欲望遥远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却走上了漫长的征途。它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但是我们从来看不见它，因为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远方。
生命必须在存在中。老子有一句话：“寻找，你就会迷失。不寻找，你就会发现。”
十、上帝之窗
在印度哲学中，终极真理的本性被描述为真善美，它们是上帝的特性吗？
这些不是上帝的品质。相反，它们是我们对上帝的体验。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属于上帝；它们是我们的认识。上帝本身是不可知的。它要么具有每一种品质，要么什么品质也没有。但是按照人类头脑的构成，它能够通过三个窗户来体验上帝：你可以通过真或者善或者美瞥见上帝。这三个向度都属于人的头脑。它们是我们的限度。这个框架是我们赋予的；上帝本身并没有框架。这就好比，我们可以通过窗户看见天空。窗户看上去就像天空的框架一样，而天空本身并没有框架。它是无限的。只不过窗户给了它一个框架而已。
同样，真、善和美也就是我们能够瞥见上帝的窗户。人的人格分为三个层面。如果理智占主导地位，那么上帝就会呈现出真理的形象。理智的接近产生真的窗户、真的框架。如果头脑是感情的，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头脑、而是通过心灵来感受实在——那么上帝就会变成美。你赋予它诗的品质。那只是框架而已。理智赋予它真的框架；感情赋予它美的框架。如果你的人格既不是感情的、也不是理智的——如果行动占主导地位——那么框架就会变成善。
所以这里，在印度，我们用这三个词来描述上帝。虔敬瑜伽（bhaktitta）指的是奉献之道，它适合于感情型的人。上帝被视为美。知识瑜伽（jnanayoga）是知识之道。上帝被视为真。行动瑜伽（karmayoga）是行动之道。上帝就是善。“上帝（god）”这个词来源于“好（gdri）”这个词。这个词所产生的影响很大，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行动为主导的，而不是以理智或者感情为主导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理智或者感情，而是理智或者感情不是他们的主导因素。理智的成分很少，感情的成分也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行动为主导的。通过行动，上帝就变成了“好的”。
但是相反的一极也必须存在，所以，如果上帝被认为是好的，那么魔鬼就会被认为是坏的。行动的头脑认为魔鬼是坏的；感情的头脑认为魔鬼是丑的；理智的头脑认为魔鬼是不真实的、错觉的、虚假的。
这三个特性，真、善和美，都是人的范畴，它们把上帝界定下来，而上帝本身没有框架。它们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上帝的品质。如果人的头脑能够通过任何第四个向度认识上帝的话，那么，这第四个向度也会变成上帝的品质。我并不是说上帝不是好的。我只是说这种善是我们所选择的、我们所看见的品质。如果世界上没有人，那么上帝就不会是好的，上帝就不会是美的，上帝就不会是真的。神性始终如一，但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些品质不会在那里。这些只是人的感觉。我们也可以认为上帝具有其他品质。
我们不知道动物是否也意识到上帝的存在，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怎样看待事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不会用人的术语来看待上帝。就算它n］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它们感觉它、看待它的方式也跟我们完全不同。它们所感觉的品质不会用我们所感觉的一样。当一个人的理智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他无法想象你怎么可能说上帝是美的。这个概念对他的头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而一个诗人则无法想象除了美，真还能意味着什么。它对于他不可能意味着任何别的东西。真就是美；其他一切都是理智的。对于一个诗人，对于一个画家，对于一个以心灵来解释世界的人，真是一个没有美的光秃秃的东百。它只是一个理智的范畴。
所以，如果有一个头脑以理智为主导，它就无法理解感情的头脑，反之亦然。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误解和这么多的定义。没有一个定义能够为全人类所接受。你必然以你自己的术语想到上帝。在你定义上帝的时候，你将是那个定义的一部分。定义来自于你；上帝是无法定义的。所以；那些通过这三个窗户看上帝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定义硬塞给了上帝。
也有可能通过第四条途径，把上帝看成是一个人格已经超越了前三个向度的人。在印度，我们没有表示第四条途径的词。我们只把它叫做turiya，第四个。有一种类型的觉知，你在其中既不是理智的，也不是感情的，也不是行动的，你只是觉知的。这样你就不是通过窗户看天空了。你已经走出房间，你已经认识了没有窗户的天空。没有形式，没有框架。只有实现了第四种类型的觉知才能理解另外三种的局限。它能够理解另外三种在理解上的困难，也能够理解真、善、美在根本上的相似。只有第四种类型才能理解和尊重。另外三种类型始终都在吵架。
所有的宗教都属于这三个范畴之一。它们一直不停地吵架。佛陀不可能参与这场纠纷。他属于第四种类型。他说：“这全是胡说。你们不是在争论上帝的品质；你们是在争论你们自己的窗户。天空始终如一，它跟任何窗户都不相干。”
所以，这些并不是上帝的品质。这些是我们所认为的上帝的品质！如果我们能够打破我们的窗户，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上帝是没有品质的——niguna，然后我们就会超越品质。只有这样，人的投射才不会介入进来。
可是这样一来，就变得很难说话了。任何能够说出的关于上帝的话都只能通过窗户来说，因为任何能够说出的话实际上都在说窗户，而不是说天空本身。当我们跳出窗户来看的时候，天空是如此广大、如此无限。它不能被界定。所有的语言都用不上；所有的理论都不充分。
所以一个处于第四种类型的人对此总是保持沉默，定义都出自前三种类型。即使一个处于第四种类型的人说话了，他的话听起来也似乎是荒唐的、不合逻辑的、没有道理的。他前后矛盾。通过矛盾，他试着显示些什么。不是说出些什么；而是显示些什么。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对此下过一个定义。他说有些真理能够说，而有些真理只能显示，不能说。一样东西之所以能够定义，是因为它存在于别的事物中间。它可以跟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进行比较。例如，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说一张桌子不是一把椅子。我们能够参照别的事物来定义它。它的延伸有一条边界，超出这条边界，别的事物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们所定义的只是这条边界而已。一个定义就意味着一条边界，从这条边界起，别的事物就开始了。
但是关于上帝，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上帝就是全体，所以它没有边界；没有别的事物开始的边界。没有“别的事物”，上帝没有边界，所以它不能被定义。
第四种类型只能显示；它只能指示。所以第四种类型依然是奥秘的。而第四种类型也是最真实的，因为它没有受到人的投射的影响。一切伟大的圣人都在指示；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过。不管他是耶稣、佛陀、摩河毗罗还是克里希纳，这没有关系。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仅仅在指示——仅仅是一个指着月亮的手指。
但是困难在于：你老是被手指迷住。手指没有意义；它指着别的东西。你的眼睛不能盯着它看。如果你想看见月亮，你就必须彻底忘记手指。就上帝而言，这一直是最大的困难。你看见指示，然后你感觉这个指示，它本身，就是真理。于是整个目的都被破坏了。那个手指并不是月亮；它们是完全不同。手指能够指示月亮，但是一个人不能执着于手指。如果一个基督教徒忘不了《圣经》，如果一个印度教徒忘不了《吉踏经》，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被破坏了。整个事情变得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非宗教的、反宗教的。
每当一个人接近上帝的时候。他都必须觉知自己的头脑。如果一个人通过头脑接近上帝，上帝就会被它染上颜色。如果你不以头脑、不以你、不以人的介入接近上帝；如果你以空、以无接近上帝，没有任何投射，没有任何以特殊方式看待事物的倾向——那么你就会了解上帝的无品质性（quality-lessness），否则不行。否则我们赋予上帝的一切品质都属于我们人的窗户。我们把它们硬塞给了上帝。
你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窗户看天空？
是的。从窗户看天空比根本不着要好，但是通过窗户看天空和没有窗户的天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一个在房间里的人没有窗户怎么看得到天空呢？你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天空，但是你不能停在窗户边上。否则窗户永远都在那里。窗户必须被留在后面。你必须穿过它、超越它。
人一旦站在天空下面就没有语言了——直到他重新回到房间为止。然后故事就开始了，是的。人可以回来。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他已经认识了没有形式的、无边无际的天空。这样，哪怕从窗户看，他也知道天空没有形式、没有窗户。哪怕从窗户后面看，他也不会上当受骗。即使窗户关上，房间暗下来，他也知道无边无际的天空在那里。现在他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
一旦你认识了无限的，你就变成了无限的。我们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感觉的。一旦你认识了无限的、无边的，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变成了无限的。认识什么就是什么。认识爱就是爱；认识祈祷就是祈祷；认识上帝就是上帝、认识就是实现；认识就是“是”。
三个窗户会合而为一吗？
不。每一种窗户都跟从前一样。窗户没有改变；你改变了。如果这个人是感情的，他就会从这扇窗户出去和进来，但是现在他不会否定其他窗户；他不会反对它们。现在他理解其他窗户。他知道其他窗户一样把人领到相同的天空下。一旦你站在天空下，你就会知道其他窗户也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现在你或许会走到其他窗户旁边，或许不会。这都取决于你。你不需要这么做；一个窗户足够了。如果一个人像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那样，他就会跑到别的窗户旁边，看看这里看到的是不是相同的天空。这取决于个人。
一个人或许会从别的窗户看，或许不会。而实际上没有必要。认识天空就足够了。但是一个人或许会打探一下；很好奇。于是他就从其他窗户往外看。有看的人，也有不看的人。但是人一旦认识了开阔的天空，他就不会否定别的窗户；他不会否定其他途径。他将确认他们的窗户开向同一个天空。所以，一个已经认识天空的人会变得虔诚，而不是偏执。偏执的头脑停在窗户后面；虔诚的头脑则超越于它。一个看见天空的人或许会到处走走；他或许也会到别的窗户那里去。房间里有无数个窗户。这些是主要类型，但它们不是仅有的窗户。各种组合的可能太多了。
每一个意识、每一个人都有一扇窗户吗？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窗户来到上帝身边的。而且每一个窗户在根本上都跟别的窗户不同。有无数个窗户，也有无数个派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派别。两个基督教徒不一样。基督教徒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像基督教和印度教的差别一样。
一旦你们来到天空下面。你们就会知道所有的差别都属于房子。它们从来不属于你们。它们属于你们所住的房子，你们通过它们看，你们通过它们感觉，但是它们并不属于你们。当你来到天空下面的时候，你知道你也是天空的一部分——只是生活在围墙里面。房间里面的天空和房间外面的天空没有什么两样。一旦我们出来了，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屏障并不是真的。甚至墙也不是无空的障碍；它丝毫没有分割过天空。它使天空看起来好像被分割了一样——这是我的房间，那是你的房间；在我的房间里面的天空属于我，在你的房间里面的天空属于你——然而一旦你认识了天空本身，你就会发现它并没有差别。因此，不存在我们所认为的个体。于是波浪消失而只剩下海洋。你将重新回来，但是现在你跟天空没有什么两样。
似乎很少有基督教徒认识过天空，然后又带着这个概念回来。有几个——圣弗朗西斯、埃克哈特（eckbart）、伯麦（bodrie）——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那是同一个天空，是吗？他们不可能这么说。虽然天空永远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来表述天空。对天空的表述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被表述的东西是一样的。对那些不了解被表述事物本身的人来说，表述就是一切。因此，各种差异就变得十分鲜明。而所有被表述的方面都只是一种选择、一种挑选。整体是无法表述的；只能表述整体的一个部分。当它被表述的时候，它就死了。
圣弗朗西斯只能按照圣弗朗西斯所能表述的表述。他不可能像穆罕默德那样表述，因为这个表述不是来自天空的。这个表述来自于模式、个性。它来自于头脑：记忆、教育、体验；来自于文字、语言、宗派；来自于生活方式。这个表述来自于所有这一切。这种交流不可能只来自于圣弗朗西斯，因为表述从来不会是个体的。它必须是共享的，否则它就会彻底失败。
如果我用自己个体的语言来表述，没有人会理解我。当我体验天空的时候，我的体验没有共享。在知的那一刻，我是完全单独的。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但是当我表述的时候，我是向那些没有体验的人表述。我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说话。我不得不尽量使用过去熟悉的语言，而不是我的知。圣弗朗西斯使用基督教的语言。就我来说，各种宗教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依我看，基督教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种特殊的语言。印度教则是另外一种语言；佛教又是另外一种语言。差别向来是语言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语言而不知道体验本身的话，那么差别必然会很大。
耶稣之所以说“上帝的王国”，是因为他在使用听众能够理解的措辞。有些人听懂了“王国”这个词，有些人则误会了。然后是十字架——然后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些理解耶稣的人知道“上帝的王国”是什么意思，而那些听不懂的人还以为他在说地球上的王国呢。
但是耶稣不可能使用佛陀的语言。佛陀从来不会用“王国”这个词。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大多了。耶稣诞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的语言是穷人的语言。对一个穷人来说，“王国”这个词非常昂贵，但是对佛陀来说，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佛院自己就曾经是一个王子。这个词对佛陀没有意义，对耶稣却很有意义。
后来，佛陀变成了一个乞丐而耶稣变成了一个国王。那是必然的。另外一极总是变得很有意义。未知的一极变成了未知的表现。对佛陀来说，乞讨是他最不了解的事情，所以他采取了未知的形式、乞丐的形式。对他来说，比丘——乞士——是最有意义的同。印度从来不用“比丘”这个词，因为这里的乞丐太多了。
作为代替。我们用“斯瓦米”——“师傅”这个词。如果有人出家，如果他放弃世俗生活，他就成为一个斯瓦米、一个师傅。但是，当佛陀放弃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却成为一个比丘、一个乞丐、对佛陀来说，这个词具有某种意义。而对耶稣来说，它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耶稣只能借用犹太教文化的词汇。他可能随处改变一些东西，但是他不可能把整个语言都改变了，否则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他的话。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到了圣弗朗西斯出现的时候，一种基督教的文化才随着自己的语言发展起来。所以跟基督本人相比，圣弗朗西济这睦胆个基督教徒。基督仍然是一个犹太教徒；他的整个一生费是信犹太教的。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基督教对于你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它或许没有触动你。你越了解它，它就变得越没有意义。神秘感丧失了。对一个基督教徒来说，印度赶的态度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它是未知的，它能够表现未知。
依我看，一个人最好不要一直信仰他生来就属于的宗教。他必须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生来就得到的那些态度和信仰，否则冒险永远不会开始。一个人不应该停留在出生的地方。一个人应该到未知的角落去，感受它所带来的振奋和鼓舞。有时候我们无法了解我们自以为最了解的东西。一个基督教徒以为他了解基督教。那种想法就变成了他的障碍。一个佛教徒以为他了解佛教，因为他熟悉它，然而正是这种熟悉的感觉变成了一种障碍。只有未知的才能成为有魁力的、深奥的、秘密的。
一个人必须超越他的出生环境。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是偶然的z一个人生来就是印度教徒也是偶然的、就宗教而言，一个人必须再生。一个人必须进入未知的角落。然后，惊喜在那里，探索开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必须为其他宗教服务；它们必须接受其他宗教。一个基督教徒或者一个印度教徒或者一个犹太教徒必须知道转变的惊喜。转变的惊喜产生转化的基础。每当有人从西方来到东方，他都会遇上新的东西。东方的态度是那么不同，你无法把它归人任何势悉的范畴。它的整个态度跟你所熟悉的截然相反，因此，如男你想要了解它，你自己就必须改变。
从东方到西方去的人也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一个人应该打开，然后它才能发生。它是未知的、陌生的，它将引起一次变化。在印度，我们不可能创造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我们不可能创造神学。我们不可能创造梵蒂冈、教会。这里有寺院，但是没有教会。东方的头脑在根本上是不合逻辑的、所以它必然会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它必然是个体的；它不可能是有组织的。
一个基督教的神父就完全不同了。他被训练成组织的一部分。他属于宗教等级组织的某一个阶层。这个组织在工作。一个机构、一个等级组织是逻辑的，所以基督教能够传遍全世界。
印度教从来不试图转变任何人。即使有人自己转变了，印度教也不会赞赏他。它是非转变、非组织的宗教。它没有基督教那样的神职组织。印度教的僧侣只是一个到处云游的人——没有任何等级组织，不属于任何机构。他完全没有根。就外在的世界而言，这种方式注定要失败，但是就个体而言，就内在的深度而言，它必然会成功。
维韦卡南达（vvekanawh）很受基督教的吸引。他所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制度就基于基督教的神职体系。对东方人来说，这是非常陌生、非常异己的。它纯粹是西方人的东西。维韦卡南达的头脑根本不是东方人的头脑。就像我说维韦卡南达是西方人一样，我也说埃克哈特和圣弗朗西斯是东方人。从根本上看，他们属于东方。
耶稣本人是属于东方的、但是基督教不属于东方；它属于西方。耶稣基本上是东方人；他反对教会、反对组织——这就是当时的冲突。西方的头脑习惯以逻辑、道理、系统、论证来思考问题，它不可能走得很深；它会停留在表面上。它会很全面，但是永远不会很深入。
这么说，有组织的宗教对于我们就是一过窗帘。我们必须去掉这些窗帘才能看见天空？
是的。它们把窗户遮住了。它们是障碍。西方人的头脑必须像东方人的头脑那样展开吗？就科学而言，西方人的头脑可以成功，但是它无法在宗教的觉醒上成功。每当有一个宗教的头脑诞生了，即使它诞生在西方，它也是东方的。埃克哈特、伯麦，他们的头脑品质都是东方的。每当东方诞生了一个科学的头脑，它一定是西方的。东方和西方不是地理上的。西方意味着逻辑。而东方意味着非逻辑。西方意味着均衡，而东方意味着非均衡。西方意味着理性，而东方意味着非理性。
德尔图良（tertullha）是西方最东方的人之一。他说：“我相信上帝，因为它是难以置信的。我相信上帝，因为它是荒唐的。”这是基本的东方态度：因为它是荒唐的。在西方，没有人说得出这样的话。在西方，他们说你应该只相信合理的东西。要不然它就只是一种信仰、一种迷信。埃克哈特也是一个东方人。他说：“如果你相信可能，它就不是信仰。如果你相信论证，它就不是宗教。这些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你只有相信荒唐的，你才能获得超越头脑的。”这种观念不是西方的。它属于东方。
从另一方面来说。孔夫子是一个东方人。西方人能够理解孔夫子，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老子。老子说：“你是一个傻瓜，因为你只是合理的。仅仅合理、公道还不够。不合理必须有它自己的存在位置。一个人只有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他才是公道的。”
一个完全合理的人永远不能是公道的。道理有它自己的不合理的黑暗角落。孩子诞生于黑暗的子备花诞生于黑暗、诞生于地下的根。黑暗不能被抛弃；它是基础。它是最有意义的、最能赋予生命的东西。西方的头脑可以向世界奉献某些东西。那就是科学，而不是宗教。东方的头脑只能奉献宗教，而不能奉献技术或者科学。科学和宗教是互补的。如果我们能够同时了解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互补性，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世界文明。如果一个人需要科学，他就应该到西方去。但是，如果西方创造任何宗教。那么它永远也无法超出神学的范围。在西方，你总是给自己提供论据以证实上帝的存在。竟然有证实上帝存在的论据！这在东方是不可想象的。你无法证实上帝的存在。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个能被证实的永远都不会是上帝，它是一个科学的推论。在东方，我们说神是不可证实的、当你对自己的论据感到厌倦了，你就会投入体验本身；投入神本身。
东方的头脑只能是拟科学的，就像西方的头脑只能是拟宗教的一样。你们在西方创造了庞大的神学，而不是宗教传统。同样，在东方，每当我们企图发展科学的时候，我们只创造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只创造那些知道怎么操作的人，而不是创始者、创建者。
所以，不要带着一个西方的头脑来东方，否则你只能产生误解。然后你会把你的误解当做理解。东方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对立才能互补——就像男性和女性一样。东方的头脑是女性的；西方的头脑是男性的。西方的头脑是主动的。逻辑必然是主动的、暴力的。宗教是接受性的，就像一个女人一样。上帝只能被接收；他永远不可能被发现或者发明。一个人必须变得像一个女人：全然接受的，只是打开并且等待。这正是静心的意思：打开并且等待。
罗摩克里希纳说虔敬的方法最适合当今的时代。是这样的吗？
不是。罗摩克里希纳之所以说虔敬瑜伽是最适合的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最适合于他。那是一扇基本的窗户，他通过它来到天空下面。这并不是一种方法是否适合某一特定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时代来思考这件事情。
各个世纪同时存在。我们看上去似乎是同时代的人；我们可能并不是。我可能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过去。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未来。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现在。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过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就是未来。所以，不能对时代下任何这样的断言。
罗摩克里希纳是一个奉爱者。他通过祈祷和爱、通过感情达到上帝。他靠这种方法觉悟，所以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他搞不懂他的方法怎么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困难的。不管我们如何体谅别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体验看待别人。所以对罗摩克里希纳来说，那种方法似乎就是虔敬瑜伽：奉爱之道。如果我们根据时代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最理智的、最科学的、最讲技术的，是最缺乏奉献的、最缺乏感情的。罗摩克里希纳所说的话适合于他，或许也适合当时跟他在一起的人，但是罗摩克里希纳从来没有影响过更大的世界。他基本上就属于他的乡村，属于没有技术、没有科学的头脑。他是一个村民——没有受过教育，不了解更大的世界——所以，他的话应该按照他的乡下话来理解。他无法想象现在的日子。他根本就是农民世界的一分子，在那里理智不算什么而感情就是一切。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他的话完全适合他所进入的世界、但是不适合现在的世界。
这三种类型始终存在：理智的、行动的、感情的。它们之间始终都有一种平衡，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始终都有一种平衡一样。失去平衡的时间不会很长。如果失去平行了，它很快就会恢复。
在西方，你们已经失去这种平衡了。理智成了主导因素。你或许很喜欢罗摩克里希纳说”奉爱是这个时代的途径”，因为你已经失去平衡了。但是维韦卡南达说的正好相反。因为当时东方也已经失去平衡了，所以他是一个理智占主导地位的人。这只是为了平衡存在的极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补充。
罗摩克里希纳是感情型的，而他的首席门徒则是理智型的。必然如此。那就是偶合：男性和女性。罗摩克里希纳纯粹是女性的：不主动的，接受的。不仅生物界有性；到处都有性。在每一片领域里，只要有权就有性，而且两性相吸。维韦卡南这永远不可能吸引任何理智型的人。他无法吸引他们；他不是跟他们相反的一极。当时的孟加拉有一些理智型的伟人。他会去拜访他们。然后再两手空空地离开。他不会被他们吸引住。罗摩克里希纳可能是最少理智的人了。
他是维韦卡南达所没有的一切，也是他所寻求的一切。维韦卡南达是罗摩克里希纳的反面，所以，他以罗摩克里希纳的名义所教导的东西跟罗摩克里希纳的教导本身不属于同一个灵魂。所以，任何通过维韦卡南达而达到罗摩克里希纳的人根本达不到罗摩克里希纳。任何理解维韦卡南达所阐释的罗摩克里希纳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罗摩克里希纳本人。这种阐释来自相反的一极。
如果有人说：“没有维韦卡南达，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摩克里希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没有维韦卡南达，整个世界永远也不会听说罗摩克里希纳这个名字。但是有了维韦卡南达，不管我们对罗摩克里希纳了解多少，从本质上看，都是虚假的。那是一种误解。因为他的类型跟罗摩克里希纳的类型完全相反。罗摩克里希纳从来不争论；维韦卡南达则善于争论。罗摩克里希纳没有知识；维韦卡南达则是一个渊博的人。维韦卡南达谈论罗摩克里希纳都是藉着维韦卡南达的镜子来谈论的。那从来都不是真实的。那不可能是真实的。
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它将继续发生下去。佛陀吸引了跟他完全相反的人，耶稣吸引了精神异性的人。后来这些异性创造了组织、制度。他们将阐释他们。这些门徒将成为篡改者，不过这是已然如此，没有办法。
十一、适当地提问
不要问理论的问题。对于理论的问题，理论解决得少，胡乱得多。如果没有理论，难题就会少很多。不是理论在解决难题或者问题。恰恰相反，理论的问题就是由理论产生的。也不要问哲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只是看上去似乎是问题，而实际上并不是问题。所以它们一直不可能有答案。如果一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的话，它就可以回答，但是，如果它是假的，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混乱，那么它就无法回答。多少世纪以来，哲学在不断地回答，然而问题却依然如故。无论你怎样去回答一个哲学的问题，你都没有回答它，因为问题本身是假的。它根本不应该被回答。这种问题天生就不可能有答案。
也不要问形而上学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你问：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那是无法回答的。那是很荒唐的。并非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它们无法被回答。它们可以被解决，但是它们无法被回答。要问那些个人的、私人的、存在性的问题。一个人必须觉知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它对你有意义吗？如果它被回答了，会有一个新的向度对你打开吗？你的存在会增加些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存在会通过它被转化吗？只有这样的峋题才是宗教性的问题。宗教跟难题（problem）有关，与问题（question）无关。问题或许仅仅来自于好奇心，而难题却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卷在里面；它就是你。问题跟你是分离的；难题就是你。所以，在提问之前，要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在，要问那些私人的、个人的事情，那些使你混乱不清的事情，那些跟你直接有关的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被帮助。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预先注定的？
这不是个人的难题，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的生活既是预先注定的，也不是预先注定的。既是也不是。这两个答案对于所有关于生命的问题都是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件事情都是预先注定的。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活动都是预先注定的。但是，你有一种东西始终都是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那种东西就是你的觉知。如果你认同你的肉体、你的物质存在，那么你受因果确定的程度也一样。那么你就是一架机器。但是，如果你不认同你的物质存在，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如果你能够感觉自己跟肉体一精神是分离的、不同的，如果你能够感觉自己超越于肉体一精神——那么这种超越的觉知就不是预先注定的。它是自然的、自由的。觉知意味着自由；物质意味着奴役。所以。这取决于你怎么界定自己。如果你说“我只是肉体”，那么你的一切完全都是预先注定的。
一个说人只是肉体的人无法说人不是预先注定的。一般情况下，不相信觉知这么回事的人也不相信预先注定。那些有宗教信仰并且相信觉知的人通常都相信预先注定。所以我所说的话可能显得十分矛盾。不过，情况确实如此。一个认识觉知的人也认识自由。所以，只有一个灵性的人才能说根本没有预先注定。只有当你完全不认同肉体的时候，这种了悟才会出现。如果你感觉你就是物质的存在，那么自由是不可能的。有了物质，自由是不可能的。物质意味着那不可能自由的。它必然流于因果相续。
一旦有人达到党知、达到开悟，他就彻底出离了因果的领域。他变得完全不可预知。关于他你什么也说不出。他开始生活在每一个当下；他的存在变成了极精微的。
你的存在像一条连续的河流，它的每一步都被过去确定好了。你的未来并不是真正的未来；它只是过去的一个副产品。它只是过去在确定、在塑造、在配制、在规限你的未来。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未来是可以预知的原因。
斯金纳（skinner）说人跟任何其他东西一样，都是可以预知的。唯一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尚未想出什么方法可以了解他的全部过去。我们一旦能够了解他的过去，我们就能够预知他的每一件事情。基于他所研究过的人，斯金纳是对的，因为他们最终都是可以预知的。他曾经对好几百个人做过实验，他发现他们全都是生物机器，他们里面没有丝毫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东西。
但他的研究是局限的。没有觉悟的人到过他的实验室，做他的研究对象。只要有一个自由的人。只要有一个不机试的、不可预知的人，斯金纳的整个理论就会被推翻。如果整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不可预知的，那么人就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和不可预知的。
整个自由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你是强调你的肉体还是强调你的觉知。如果你只是一股向外的生命流，那么一切都是确定的。或者你也是某种内在的东西？不要用任何事先想好的答案。不要说：“我是灵魂。”如果你感觉你的里面什么也没有，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承认它。这种老实将成为走向内在的觉知自由的第一步。
如果你深深地进入内在，你就会感觉每一件事物都只是外在的一部分。你的肉体来自于外在，你的思想来自于外在，甚至你的“我”也是别人给你的。所以，我们总是那么害怕别人的看法，因为他们完全控制着你的“我”。他们随时可以改变对你的看法。你的“我”、你的肉体、你的思想都是别人给你的，那么里面是什么呢？你是一层一层的外在的累积。如果你认同你这种来自于别人的人格，那么一切都是确定的。要觉知一切来自外在的东西，不要认同它们。这样总有一天外在会全面失势。你将沉浸在空里面。这种空就是外在和内在之间的通道、门。我们非常害怕空，非常害怕空无所有，所以我们就执着于外在的累积。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不认同这种累积、有足够的勇气保持在空里面。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勇气，你就会跑到外面去执着什么，然后被它填满。
然而，那沉浸在空里面的一刻就是静心。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如果你能够停留在这一刻，很快你的整个存在就会自动向内转。
一旦外在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你的存在就会向内转。然后，你生平第一次知道你超越于你所认同过的每一样东西。现在，你跟“成为”（becoming）不同；你是“是”（being）。这个“是”是自由的；没有东西能够确定它。它是绝对的自由。不可能有因果相续。
你的行为跟你过去的行为有关。a为b创造了它可能成为的状态；b又将为c创造它要
成为的状态。你的行为连接着过去的行为，这个连接向后可以追溯到无始之始、向前可以发展到无终之终。不仅你自己的行为会确定你，而且你父亲和母亲的行为跟你的行为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你们的社会、你们的历史、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跟你现在的行为有着某种关系。整个历史都开花在你的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连接着你的行为，所以你的行为显然是确定的。它在整幅画面上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历史是一股充满生命的力量，而你的个体行为只是它的极小的一部分。
马克思说：“并非意识决定社会环境。而是社会和它的环境决定意识。并非伟大的人创造伟大的社会。而是伟大的社会创造伟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因为你不是你的行为的发起人。整个历史已经把它们确定了。你只是在完成它们。
整个演化的进程早已影响了你的生理细胞的构造。不久这些细胞在你的里面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一部分。你或许认为你是他的父亲，而你只是充当了整个生物演化表演并且迫使你表演的舞台。生育行为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因为它不受你的控制；那是整个演化的进程在通过你实现。
这是一种方式：行为的发生跟过去的行为有关。但是，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一种新的现象开始发生了。行为不再连接着过去的行为。任何行为，现在，都只跟他的觉知有关。它来自他的觉知，而不是来自他的过去。所以，一个开悟的人是无法预知的。斯金纳说：“如果我们了解你过去的行为，我们就能确定你将要做什么。”他说那句古老的谚语“你可以把马季到水边，但是你无法让它喝水”是错的。你可以迫使它喝。你可以创造一种环境使它不得不喝。马可以被强迫，你也可以被强迫，因为你的行力是由形势、由环境造成的。但是，即使你能够把一个觉悟的人带到河边，你也无法迫使他喝水。你越强迫他。你就越达不到目的。任何炎热也不会使他喝水。哪怕有一干个太阳照在他的头上也不顶用。一个觉知者的行为起源是不同的。它跟别的行为没有关系；它跟觉知有关。
所以我老是强调你们的行为要有觉知。这样，每当你有所行动的时候，它都不是其他行为的延续。你是自由的。现在，你开始行动，而且没有人说得出你将要怎么做。习惯是机械的；它们自我重复。你重复得越多，你就变得越有效率。效率意味着现在再也不需要觉知了。如果某人是一个有效率的打字员，那就说明他不需要努力；打字能够毫无觉知地进行。哪怕他在想着别的事情，打字也会继续下去。
身体在打字；不需要人。效率意味着这件事情万无一失，不需要任何努力。有了自由，努力总是可能的。机器无法出错。要出错，一个人就必须是觉知的。
所以你的行为跟你以前的行为有一种相续的关系。它们是确定的。你的童年决定你的青年；你的青年决定你的老年。你的生决定你的死；一切都是确定的。佛陀经常说：“有因即有果。”这就是因果的世界，它里面一切都是确定的。
如果你以完全的觉知行动，形势就会完全不同。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刻接着一刻的。觉知是一股洪流；它不是静止的。它就是生命本身，所以它会发生变化。它是活的。它不断地扩展；它不断地更新，变得新鲜而年青。然后，你的行为将是很自然的。
我记得一个样的故事…有一个样师向门徒提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后来问题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回答。第二天，师傅又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门徒说；“可是我昨天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师傅说：“现在我再问你一遍。”门徒重复了相同的答案。师傅说：“你不知道。”门徒说：“可是昨天我也是这么回答，你点头了。所以我以为这个答案是对的。为什么您现在又改主意了呢？”
师傅说：“任何能够重复的事情都不是从你那里来的。这个答案来自于你的记忆。而不是来自于你的觉知。如果你真的知道了，答案就会不一样，因为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我不是昨天那个问你问题的人。整个环境都不同了。你也是不同的，可答案却是相同的。我必须再问你一次，就想看看你是不是会重复这个答案。没有什么是可以重复的。”
你越有活力，就越少重复。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不变。生活是无常；生命是自由。自由不可能一致。跟谁一致呢？你只可能跟过去一致。一个开悟的人只跟他的觉知一致；他从来不跟他的过去一致。他全然地在行为中。毫无保留；毫无遗漏。下一刻，行为结束了，他的觉知又焕然一新。无论何时、何种境况出现，觉知都会在那里，而每一次行为都会处在完全的自由中，好像这个人第一次碰到这样特殊的境遇似的。
所以，对你们的问题，我同时回答“是”和“不是”。这取决于你——你是觉知，还是累积、是肉体的存在。宗教之所以带来自由，是因为宗教带来觉知。科学对物质了解得越多，世界就会受到更多的奴役。全部物质现象都是因果的：如果你已知这个条件，那个就会发生——于是一切都可以被确定。
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将看到人类以各种方式被确定的全部经过。可能发生的最大的灾难并非核战争。它只能破坏。真正的灾难将产生于各种心理科学。它们将学会一个人怎样才能被完全控制。因为我们不觉知，所以别人可以使我们按照既定的路线行动。像我们这样，跟我们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确定的。某人是印度教徒；某人是伊斯兰教徒。这就是预先确定，而不是自由。父母亲决定了他；社会正在决定他。某人是医生，某人是工程师。现在他的行为是确定的。
我们一直都被控制着，而我们的方法依然十分原始。较新的技术将能够确定我们的行为，直到没有人能说那里有一个灵魂的地步。如果你的每一次反应都是确定的，那么灵魂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的反应可以由肉体的化学组成来确定。如果给你增加酒精，你的行为就会不一样。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不一样了，所以你的行为也不一样。曾经有一个时期，最高的坦陀罗技术就是吃致醉药物而能保持清醒。如果一个人在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应该失去知觉的时候保持清醒，只有这样，坦陀罗才会说这个人开悟了，否则不行。
如果肉体的化学组成能够改变你的意识，那么意识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一管注射液就能让你失去知觉，那么意识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针剂里的化学药物就比你自己的意识还有力量。坦陀罗说超越一切致醉药物而保持清醒是可能的。刺激有了，但是反应没有。
性是一种化学现象。一定数量的特殊的荷尔蒙就会导致性欲。你变成了那个欲望。可能当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回到正常水准的时候，你会后悔，然而这种后悔是没有意义的。当荷尔蒙再次来临的时候，你又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所以坦陀罗也用性来做实验。如果在充满性感的情境里面你感觉没有性歌，那么你就自由了。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被远远地丢在后面。肉体在那里，但是你不在肉体里面。
愤怒也只是化学现象。生化学家很快就能使你免于愤怒、或者免于性欲、但是你并不会因此成为一个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不是没有生气的能力。他可以生气，但愤怒感的影响没有了。
如果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被人控制了，你就会失去生气的能力。化学状态使你感觉没有愤怒，所以愤怒的影响也没有了。或者，如果把你的性荷尔蒙从你的肉体排除掉，你就会失去性欲。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有性欲、是否会生气。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在导致你不觉知的情境里保持觉知，怎样在只能发生昏沉的情境里保持清醒。
每当碰到这种情境，你都要静心。你获得一次重大的机会。如果你感觉嫉妒，你就静心。这正是静心的好时候。你的肉体的化学组成在你里面发生作用。它将使你失去知觉；它将使你的行为跟疯子一样。现在，要保持觉知。让它继续在那里，不要压制它，但是要保持觉知；要观照它。如果你生气了，观照它；如果你有性欲，观照它。让一切在你里面发生的事情发生，并开始对整个情境静心。渐渐地，你的觉知越深人，你的行为被确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你变得自由了。解脱、自由并不是别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一种觉知，相当自由，现在没有什么能够确定它。
什么是神圣的爱？一个开悟的人怎样体验受？
首先让我们看看问题本身。你肯定一直等着问这个问题。它不可能是刚刚产生的；你肯定事先已经选定这个问题了。它一直等着你去问；它在强迫你去问。是你的记忆确定了这次提问，而不是你的觉知。如果你当时马上觉知，如果你处在当下，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说话，你就不可能产生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就不可能听到我所说的任何话。头脑里面老是有一个问题会造成一种紧张，而因为这种紧张，所以你无法在这里。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意识不能自由行动的原因。如果你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你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本身是好的，而头脑一直想着它是不健康的。觉知必须每时每刻都在那里，不仅在行为里面，而且在问题里面、在每一个姿势里面。如果我举起我的手指，那或许只是一个习惯。假使这样的话，我就不是我的肉体的主人。但是，如果它是自然地表达了当下意识中的某些东西，那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基督教传道士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预先确定的。他学过这一套。我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神学院里待过。在这所学校学习五年，一个人就可以成为神学博士。荒唐！一个神学博士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他们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接受训练：
怎么站在讲坛上，怎么开始礼拜，怎么唱赞美诗，怎么看观众，在什么地方停止，在什么地方留一个空隙或者间隔。每一件事情！这种愚蠢的准备活动不应该发生。那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所以要处在当下。不要预先确定任何事情。要觉知你里面的问题，它在不停敲你头脑的门。你一点也没有听到我的话——就因为这个问题！而当我开始谈论你的问题时，你的头脑又会造出另一个问题。你又错过了。我的话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它适用于每一个人。
现在来看看这个问题。
每当爱存在的时候，它都是神圣的，所以说“神圣的爱”没有意义。爱永远都是神圣的。一但是头脑十分狡猾。它说：“我知道爱是什么。我只是不知道神圣的爱是什么。”可我们实际上连爱也不知道。它是最不为人知的事物之一。关于它的谈论太多了；它从来没有被经验过。这是头脑的把戏。我们总是谈论我们无法经验的事物。
文学、音乐、诗歌、舞蹈——一切都围着它转动。如果爱真的在那里，我们就不会这么大肆地谈论它。我们过度地谈论爱表明爱并不存在。谈论并不存在的事物是一种替代。通过谈论，通过语言，通过象征，通过艺术，我们营造出一种幻觉，好像东西在那里一样。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爱的人可能会写出一首比一个经验过爱的人更好的爱情诗，因为伊赞修缺很深。它必须被填补。必须有某种东西来代替受伤。
最好先了解爱是什么，因为在你询问神圣的爱的时仅，你以为你知道爱。但是你并不知道爱。你所知道的爱是别的东西。在你能够起步走向真正的、真实的爱以前，你必须认清应假的爱。
你所知道的爱情只是迷恋。你爱上某个人。如果那个人完全成为你的，爱情很快就会死亡；但是，如果有许多障碍，如果你得不到你所爱的人，爱情就会强烈起来。障碍越多，你所感觉的爱情就越强烈。如果你不可能得到心爱的人或者情人，你的爱情就会变成永恒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轻易地赢得你的爱人，那么你的爱情也会轻易地死亡。
当你企图得到什么却无法得到的时候。你就拼命想要得到它。障碍越多，你的自我就越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它变成了自我的难题。你越遭到拒绝，你就越紧张——你就越迷恋。你把这种紧张称之为爱情。所以，蜜月一结束，爱情就老了。
甚至在此之前已经老了。你所知道的爱情并不是爱情。那只是自我的迷恋、自我的紧张：是一场战斗、一场战争。古代的人类社会非常狡猾。它们发明各种各样方法使爱情长久。如果一个男人不能长时间地看他的妻子，迷恋就被激发了；紧张就被激发了。这样，一个男人就可以跟他的妻子厮守一生。
然而现在的西方，婚姻再也无法维持了。并非西方人的头脑更有性欲，而是没有条件允许这种迷恋积累。要发生性行为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婚姻无法存在。在这样的自由下，爱情也无法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是完全性自由的，那么就只有性能够存在。
厌倦是迷恋的另一面。如果你爱某个人而得不到被买者，迷恋就会加深，但是，如果你赢得了他或者她，你就开始感到厌倦、感到以味。有很多两重性：迷恋，厌倦，爱／恨，吸引／排斥。因为迷恋，你感觉吸引、感觉爱，因为厌倦。你感觉排斥、感觉很坏。
没有什么吸引能够真正成为爱情，因为排斥必然会出现。物极必反是事物的本性。如果你不想出现反面，你就必须制造障碍，好让那种迷恋永无止境；你必须每天制造紧张。这样迷恋就会继续下去。这就是整个原始系统都为爱情制造障碍的原因。
但是不久以后，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再发生了。那时候婚姻会死亡，爱情也会死亡。它将深深地进人意识的背景。只有性会保留下来。但是性也无法独自延续；它也会变得很机械。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本世纪真正要死的是性。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将变得没有性欲。他们有性欲，但是对于性的过分的强调没有了。性将变成一种普通的行为，就像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就像小便或者吃饭或者任何事情一样。那将是没有意义的。它之所以变得有意义，只是因为我们在它周围制造了那些障碍。
你称之为爱情的东西并不是爱情。它只是延迟的性。真正的爱不是爱某个特殊的人。它可能会发生在某个特殊的人身上，但那是另一回事情。你开始爱。这种爱成为你的存在方式。它永远不会转入排斥，因为它并不是吸引。
你必须搞清楚这个区别。一般情况下，当你爱上某个人的时候，真正的感觉是怎样去获得他的爱。不是你把爱情给他。相反，是期待着他把爱情给你。那就是为什么爱憎总是成为占有的原因。你占有某个人，这样你就能够从他那里弄到点什么。但是我所说的爱既不是占有，也没有任何规行。
它就是你的行为。你已经变得如此宁静、如此慈爱，以至于你的宁静开始扩散到别人那里。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生气扩散到别人那里。当你恨的时候，你的恨扩散到别人那里。当你爱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爱正在流向别人，但你并不是可以信赖的。你一会儿爱，一会儿又恨。根并不是爱的反面；它是爱的组成部分，爱的延续。如果你爱过某个人，那么你就会很他。你可能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一点，但是你会恨他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没完没了地打仗。当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或许互相唱着情歌，但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侯，他们总是在争斗。他们无法独自生活，他们也无法一起生活。当另一个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迷恋被激发了；他们又感到彼此相爱。但是当另一个人在身边的时候，迷恋消失了，恨又出现了。
我所说的爱的意思是：你已经变得十分宁静，现在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吸引、也没有排斥。实际上，现在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你根本不是指向别人的。别人已经消失了；你独自一人，跟自已在一起。在这种单独的感觉里，爱像芬芳一样出现在你的身上。
向别人索取爱总是丑陋的。依赖别人、向别人索取什么总是产生束缚、折磨、争斗。一个人对自己应该是充足的。我说静心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一个人对自己是充足的。你独自变成了一个圆。你的曼陀罗1（mandala）完成了。你试图跟别人一起完成这个曼陀罗：男人跟女人，女人跟男人。有些时候两条线会相遇，但是，几乎在它们相遇之前，分离就已经开始了。你只有变成一个完美的圆——完整的，对自己是充足的——爱才会在你里面开花。那时候，无论什么接近你，你都爱。这根本不是一种行为；这不是你在做什么。你的存在、你的在（presence）就是爱。爱在你的心中流淌。
如果你问一个已经达到这种状态的人：“你爱我吗？”他很难回答你。他不能说：“我爱你。”因为那不是他的行为；那不是“做”。他也不能说：“我不爱你。”因为他爱。他就是爱。这种爱只能跟我前面所说的自由一起产生。自由是你的感觉，爱是别人对你的感觉。当静心在内在发生的时候，你感觉你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它不可能被别人感觉到。
有时候你的行为可能让别人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在你里面发生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将是他们的麻烦、不便，因为他们无法预知你。现在他们对你一无所知。接下来你将做什么？你将说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某种不方便。他们永远无法舒舒服服地跟你在一起，因为现在你有可能做任何事情；你不是死人。
他们无法感觉你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寻找过它；他们没有追求过它。他们的束缚太多了，他们甚至想象不出自由是什么。他们持在各种各样的笼子里，他们没有认识过敞开的天空，所以，即使你跟他们谈论敞开的天空，你也无法把你的感觉传递给他们。不过他们能够感觉你的爱，因为他们一直在索取爱。甚至在他们的笼子里、在他们的束缚里，他们也一直在寻求爱。他们之所以创造了全部的束缚——被人束缚，被物束缚——只是因为他们寻求爱。
所以，一旦有人自由了，他的爱就会被人感觉到。可是，你会感觉这种爱是慈悲，而不是爱，因为它里面没有激情。它是弥散的——没有热度，甚至没有温暖。它的里面没有激情。它在那里，就这样。激情来了又去了，它不可能持久，所以，如果佛陀的爱卫面有激情的话，那么佛陀就必须再次进人恨。所以那里没有激情。那里没有顶峰，那里也没有低谷。爱只是在那里。你会觉得它就是karuna－一慈悲。
你从外面无法感觉到他的自由；你只能感觉到他的爱。而且那也只是慈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麻烦的现象之一。一个开悟者的自由会带来不便，而他们的爱就是慈悲。所以社会对这些人的态度总是分裂的。有些人觉得一个基督只会带来麻烦。这些人的社会地位稳固。他们不需要慈悲。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爱情、健康、财富、尊荣、一切。基督一出现，那些“拥有者一们就会反对他，因为他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同时那些“无有者”们就会支持他，因为他们会感觉到他的慈悲。他们需要爱。没有人爱他们，而这个人却爱他们。他们不会觉得基督麻烦，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当一个基督死了，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他的慈悲，因为现在没有麻烦了。甚至那些有地位的人也会感到舒服；他们会膜拜他。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叛逆。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他是一个叛逆。
他不是一个叛逆，因为社会有问题。这种叛逆只是政治上的。如果社会改变了，那个原来叛逆的就会变成正统的。但是一个基督永远是叛逆的。没有什么环境会压制他的叛逆。因为他的叛逆并不反对任何人。那是因为他的觉知是自由的。他在任何地方感觉到障碍，他就会感觉到叛逆。这种叛逆是他的灵魂。所以，如果耶稣今天来到这里，基督教徒们就不会对他感到舒服。他们现在是当局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安定下来了。如果耶稣再次来到集市上，他就会破坏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了耶稣，就不可能有梵蒂冈、教会。只有在耶稣不在的时候，才可能有。
每一个达到开情的导师都是叛逆的，而用他们有关的传统却从来不是叛逆的。传统一向用他的叛逆、跟他的自由无关，传统只眼他的慈悲、跟他的爱有关。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变得非常无力。没有自由、没有叛逆，爱无法存在。你不可能像佛陀一样慈爱，除非你像他一样自由。一个佛教僧侣只是在试着成为慈悲的。他的慈悲没有力量，因为他没有自由。自由是慈悲的根源。摩河毗罗是慈悲的，但一个耆那教僧侣完全不是慈悲的。他只是在无暴力地、慈悲地表瞩；他并非真的慈悲。他十分狡猾。甚至在他的慈悲、在他对慈悲的表现里，他都是狡猾的。他没有慈悲，因为他没有自由。
每当自由发生在人的意识里，他会从内在感觉到自由，而别人会从外在感觉到受。这种爱，这种慈悲，就是爱和恨都不在。所以，如果你跟一个自由而慈爱的人在一起，就取决与你是否能够拿走他的爱。那并不取决于他能用给你多少爱：那取决于你能够拿走多少爱。一般情况下，爱取决于给予的人。他或许给你爱；他或许不给。但是我所说的爱并不取决于给予者。他是完全打开的，他每时每刻都在给于。阿伯激有人在他身边，他的爱也在流淌。
它就像沙漠里的一朵花。或许没有人知道它开放了，并且在散发它的芳香，但它还是会散发它的芳香。它不是在出发给任何人；它只是在散发。花开了，于是芳香四溢。是否有人经过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经过而且十分敏感，他或许会闻到它。但是，如果他完全是死的、迟钝的，他甚至可能不会发觉那里有一朵花。
当爱在那里的时候，它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接收它。只有当爱不在那里的时候，别人才能给你或者不给你。有爱，有趣悲，就没有神圣和不神圣的区别。爱就是神圣的。上帝就是爱。
注：
1曼陀罗（mandala）：佛教和印度教的坛、坛场、轮圆具足、聚集。也译作曼荼罗。
十二、平衡理性和非理性
头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它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我们思维的逻辑方式却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否认另一部分。所以，逻辑以不矛盾的方式前进，而头脑以矛盾的方式工作。头脑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逻辑的工作是直线的。
比如，头脑有两种可能性：生气或者宁静。如果你能够生气，那并不说明你在另一个极端也无法不生气。如果你能够被打扰，那并不说明你就无法宁静。头脑不断地以两种方式工作。如果你能够爱，你也能够充满恨。一种方式不会否认另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你在爱，你开始认为自已没有恨的能力，那么恨就会在你里面积累起来，当你达到爱的顶峰时，一切都会垮掉。你陷入恨。不仅理性的头脑是这么工作的；社会也是这么工作的。西方已经达到理性思维的顶峰了。现在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将开始报复。非理性部分一直是被拒绝的体现，在过去50年里，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报复：通过艺术、诗取、戏剧、文学、哲学。而现在，甚至通过生活方式。所以青年的反叛实际上就是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在反叛过多的理性。东方可以帮助那些西方人，因为东方是以头脑的另一部分一一非理性部分生活的。它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非理性的顶峰。现在，东方的青年对共产主义比对宗教更感兴趣，对理性思维比对非理性的生活更感兴趣。依我看，整个摇摆不定的局面现在将会扭转过来。东方将会变得像西方，而西方将会变得像东方。
每当头脑的某一部分达到顶峰的时候，你都会走向对立面。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这种事增。所以现在在西方，静心将会变得更有意义。诗歌将会取得新的地位，而科学将会衰退下来。现时代的西方青年将是反技术、反科学的。这是自然的过程，是极端的自动平衡。
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同时包容两极，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我们总是只选择头脑的一个部分而让对立的部分挨饿。这样一来。反叛就是必然的。我们所发展的每一样东西都将被粉碎，头脑将走向另一极。这种事情遍布整个历史；它已经成为历史的辩证法。
对于现在的西方，静心将比思维更有意义，因为静心意味着不思维。禅将变得更有吸引力，佛教将变得更有吸引力，瑜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些都是对生命的非理性的态度。它们不强调概念、理论、神学。它们强调的是一种深深地进入存在的热情，而不是进人思维。依我看，技术对头脑的控制越大，另一极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青年的反叛是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整个意识的转折。现在西方无法依然故我了。一场深深的危机已经来到。现在西方将不得不转入另一个方向。
整个西方社会现在都很富裕。过去有一部分个人是富裕的，但是从来没有整个社会都富裕的时侯。当一个社会变富裕了，财富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只有在贫穷的社会里，它们才有意义。而且即使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如果有人真的富起来了，他也会感到厌用。一个人越过感，他感到厌倦的速度就越快。佛陀就这么厌倦了。他离开了一切。
当代青年的整个态度就是对空洞的财富的一种厌倦。青年在离开社会，他们将继续离开，除非整个社会重新变得贫穷。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力点开了。这种离开、这种抛弃只能在富裕的社会里存在。如果这种行为走到极消，社会就会衰退。于是技术得不到发展，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西方或会变得匾今天的东方一样。
在东方，他们正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将创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社会。东方在转向西方，西方在转向东方，但它们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变。依我看，毛病就是不平衡，就是接受这个而否认那个。
我们从未允许过人的头脑完全开花。我们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以另一部分为代价来选择一部分。这问是我们的烦恼。所以，我既不赞成东方的方式，也不赞成西方的方式。我两个都反对，因为它们都是部分的态度。一个人应该既不选择东方，也不选择西方；它们两个都失败了。东方因为选择宗教而失败，西方因为选择科学而失败。除非发挥两个，否则无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可以变化——从一极变到另一极。如果你在日本谈论佛教，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愿意听。他们对技术感兴趣，而你们对禅的佛教感兴趣。在印度。新的一代至少对宗教不感兴趣。他们对经济、对政治、工程、科学感兴趣——对宗教以外的一切事物感兴趣。西方青年对宗教感兴趣，而东方青年对科学感兴趣。这只是把担子从一头换到另一头来挑。过去的谬误依然存在。
我对完全的头脑、对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头脑感兴趣，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地球头脑。用头脑的一部分来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用两个部分生活，你就不得不生活得非常不一致——表面上当然是不一致的。在较深的层面上你将有一种和谐、一种灵性的和谐。
人在灵性上依然是贫穷的，除非相反的一板也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变得富有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艺术家而没有科学的头脑，你的艺术就必然是贫穷的。只有当对立面存在的时候，你才会富起来。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只有男人，房间就会缺少点什么。女人一进来，房间在灵性上就变得丰富了。现在，对立的两极都在这里。整体扩大了。头脑不能固定。如果一个数学家能够进人艺术的天地，他就会更加富有。如果他的头脑能够自由离开他的主要固着，然后再回过去，他就是一个比较富有的数学家。通过对立面，一种交互繁育发生了。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的全部洞察力都将变得更加富有。
一个人应该同时拥有宗教的头脑和科学的训练，或者科学的头脑和宗教的训练。我看这里面没有什么天然的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如果头脑能够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它就会变得更有活力。对我来说，静心意味着一种深入所有方向的能力、一种解脱所有固着的自由。
比方说，如果我变得太逻辑了，那么我就会变得罚措践即诗歌。逻辑成为一种固着。然后当我听诗歌的时候，我的固执在那里，诗歌就显得十分荒唐。并非因为诗歌是荒唐的，而是因为我对逻辑有一种固着。从逻辑的立场来看，诗歌是荒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变得团着于诗歌，那么我就会开始认为逻辑只是功利主义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我开始对它封闭起来。
这种一部分被另一部分否认的事情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族、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一个部分，然后以它为中心塑造出一种人格。这种人格是贫乏的，缺少很多东酉。在灵性上，东方没有富有过，酉方也没有富有过。它付］不可能富有。富有来自于对立、来自于内在的辩证。对我来说，东方不足取，西方也不足取。
我们必须选择一种不同的头脑品质。我说这种品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歇下来了，没有选择。一棵树在生长。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枝条都砍掉，只留下一根，让树只往一个方向生长。它将是一棵非常可怜的树，非常难看，而且最终它必然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一根枝条无法独自生长；它只能在一群枝条中生长。总有一天，这根枝条将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它不能再生长下去了。对一棵树来说，真正的生长必须让它往各个方向生长。只有这样，树才是富有的、强壮的。
人的灵魂必须像树一样地生长：往各个方向生长。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我们不能往对立的方向生长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只有往对立的方向生长，我们才能生长。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一个人必须专业化，一个人必须只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发生了那些丑陋的事情。一个人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然后他开始缺少什么。他成了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棵树。甚至这根枝条也是弱不禁风的。
我们不仅在砍伐头脑的枝条，我们还在砍伐头脑的根。我们只允许有一条根须和一条树枝，所以全世界都充满了饥饿万分的人：在东方，在西方，在每一个地方a于是那些东方人被吸引到西方，西方人又被吸引到东方，因为人总是对他没有的东西产生兴趣。因为肉体的需要。东方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因为灵魂的需要，西方开始对东方产生兴趣。然而，即使我们改变位置、改变态度，这种毛病还是老样子。那不是一个改变位量的问题；那是一个改变整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完整的人。有些地方不接受性。有些地方不接受世俗。有些地方不接受感情。我们从来没有强壮到足以接受人的每一个方面，没有谴责，允许人往各个方向发展。你越往对立的方向生长，你的植株就越大，你的财富、你的内在的财富就越多。我们的观念必须全部改变。
我们必须从过去走到未来——而不是从东方走到西方，也不是从一种存在走到另一种存在。问题十分艰巨，因为我们的分裂已经很深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愤怒，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性，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肉体，我不能完全接受自己一有些东西必须被否认、被抛弃。这是邪恶的、这是坏的、这是有罪的…——我必须继续砍伐多余的枝条。很快我就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活物了。而且我整天都在担心那些被我锯掉的枝条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冒出来。
一个人必须接受人的全部可能性，把他内在的每一样东西都带上一个顶峰，同时r有任何不一致的、矛盾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真实地生气，你就不能受。然而直到现在，这始终都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生气，那么他的爱就比别人更多。
可是，假设这棵树长在墙脚下，它的枝条就不能发育了，因为墙在那里。如果树的旁边有一堵地，它怎么才能生长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墙。但是那些墙都是由树造成的，不是由别人造成的。这些树一直都在支撑这些场。这些激的存在完全依靠它们的合作：这些树一旦不再愿意支撑这些墙了，它们就会倒下来、瓦解掉。
我们周围的这些墙都是我们的创造。因为人类头脑的这些态度，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治。比如，你教育你的孩子不要发火。你告诉他如果他发火了，他就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于是你在他周围创造出那些旧，它们告诉他他必须回以他的愤怒，而你却不知道如果他压制他的愤怒，那么他的爱的能力也将同时遭到毁灭。愤怒和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如果你砍掉一根，另一根就会在日下来，因为每一根枝条里面流的都是同样的元气。
如果你真想训练你的孩子，让他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你就会教育他要真的生气。你不会说：“不要生气。”你会说：“当感到生气的时候，要真的生气；要彻彻底底地生气。不要为生气感到内疚。”与其告诉他不要生气，还不如训练他正确地生气。该生气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生气。爱也一样。该爱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爱；不该爱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爱。
这不是一个在生气和爱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问题在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愤怒必须被表达出来。一个孩子，当他真的生气的时候，他是很美的——一阵突发的能量和生命的激流。如果你扼杀愤怒，你就是在扼杀生命。他将变得软弱无力。就他的整个生命来说，他无法活泼起来；他将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们不断地创造各种概念来创造各种围墙。我们发展各种态度、意识形态来创造各种围墙。这些围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是我们的创造。我们一旦觉知起来，这些围墙就会消失。它cite存在是因为我们。可是，假设这棵树、这个人在根本上有障碍呢？这样他就无法改变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无法改变。障碍不是问题。如果整个社会是活的。我们就能医治他们。我们可以分析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他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比如，一个妓女的儿子之所以是有障碍的，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他对某些他完全没有责任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怎么可能阻止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妓女呢？他对此又能怎么样呢？然而社会对这个孩子始终另眼相看。他将继续悔恨自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直到我们对性产生一个不内疚的态度为止。因为我们把婚姻弄得很神圣，所以卖淫必然被视为一种罪恶。然而卖淫的存在是因为婚姻的存在。它是整个婚后系统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头脑那样，永久的关系是不自然的。一个人将无限期地跟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只因为法律要求他这么做。这不应该是法律。它不应该强迫我：如果我今天爱这个人，我明天也得爱这个人。这不是自然对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说明天这种爱情还会在那里。它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你越强迫它在那里，它就越不可能在那里。然后卖淫就从后门溜进来了。除非我们有一个社会允许自由的关系，否则我们不可能结束卖淫的现象。
如果一种关系在继续，你对它的感觉就会很好；你的自我的感觉就会很好。为了实现你的自我——你是一个忠诚的丈夫或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妓女必须受到谴责。于是妓女的儿子也必须受到谴责，然后它就变成一种疾病。他的里面形成了一种病态。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如果某个人在医疗上或者心理上有病，我们就必须帮助他、治疗他。然而整个社会并不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障碍都是我们创造的；百分之一是例外。
这百分之一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社会的百分之九十九改变了，那么百分之一也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还无法确定你的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头脑的制约。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吃不准这一点。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头脑。除非一个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不能说他的病因一定在肉体上。
所以，有很多疾病都只是人类的现象。动物不生这些病。跟人类相比，动物更加健康。疾病更少，也没有那么丑陋。实在搞不但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更有活力、更加美丽、更加健康。我们经过了一万年的训练，这种长期的头脑的训练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当你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时，你连想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有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都是因为头脑的缺陷。而且我们还在损坏每一个人的头脑！在孩子的一生中，前七年的意义最为深远。如果你损坏他的头脑，以后你就很难再去改变它。可是我们还在继续损坏。而且是好心好意地。心理学越是深入人心，似乎就有越多的家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就有越多的老师和教育系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曾经受到老一辈的折磨。他们只是在传递这种疾病。
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方，人第一次从日用需求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头脑试验一些新的可能性。以前不可能做这些试验，因为肉体的需求是一到很沉的担子。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现在有可能了。我们生活在一次深刻的革命的上，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革命。现在，意识的革命是可能的。依靠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工具，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可能性对于我nj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敢这么做，如果我们有勇气，它就可以变成现实。
整个人类都处于生死攸关的当头。我们不是回到过去，就是走向新的未来。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也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过时了。
危机就在身边。要么我们不得不决定我们希望拥有一种荷的意识，并且为此修行，要么我们不得不倒退，回到旧的模式里去。倒退也是可能的。每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头脑总是倾向于倒退。每当你面对无法面对的事情时，你总是倒退。比方说，如果这所房子突然失火了，你马上就变得像孩子一样。当房子失火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成熟、更多的理智，你的行为需要更多的觉知，你反而倒退成五岁的孩子，然后开始到处乱跑，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可能是；如果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新人类，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可能会倒退。甚至还有一些预言家在宣扬倒退。他们希望过去回来：“黄金时代在过去。回去吧l”但是在我看来，那就是自杀。不管可能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必须进入未来。
生命必须走向未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我希望它能够发生。而西方必须成为它发生的土壤，因为现在的东方只是300年前的西方而已。生计和存活的问题沉重地压在东方人的肩上，但是西方已经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当西方青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总是发觉他们既可以进步也可以倒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直都在倒退，他们的行为跟孩子、阳原始人一样。这不好。他们的反叛是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而不是像原始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在为一种新的意识创造各种可能性。
他们却只是一味地麻醉自己。原始人的头脑总是救药物迷住、被药物催眠。如果那些抛弃西方社会的人开始表对得像原始人一样，那就不是一种反叛，而是一种反应、一种倒退。
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他们必须向着一种新的、全然的。全面的意识前进，接受人的所有不一致的可能性。动物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可能性是固定的，而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它们只是可能性而已、人可以成长，但是这种成长必须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开设这种能够帮助成长的中心。
头脑必须接受逻辑的。理性的训练，但它同时也必须接受非理性的、无理性的训练。理性必须接受训练，同时感情也必须接受训练。理性的训练不应该以感情为代价。怀疑必须在那里，信任也必须在那里。没有任何怀疑的信任是容易的，没有任何信任的怀疑也是容易的。但是这些简单的套路现在不管用了。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健康的怀疑、一种持久的怀疑，怀疑的头脑和信任的头脑必须同时并存。我们的内存在（innerbeing）必须能够从一端移到另一端：从怀疑移到信任，然后再移回去。在客体的研究上，一个人必须是怀疑的、小心的、谨慎的。但是在与此相连的另一个向度上，信任却提示你不要怀疑。两者都是需要的。
问题在于怎样同时创造相反的两极。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我会不断地创造怀疑，又会不断地创造信任。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天生的矛盾，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运动，从一极移到另一极。我们越是固定在一个极端上，它就变得越困难。比如，在西方，你养成了剧烈活动的习惯。然而你总是睡不好。当你开始睡觉的时候，头脑需要从活跃的状态进入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做不到。你在床上翻来复去；头脑继续兴奋不已。为了睡觉，你不得不吃安眠药。但是强制性的睡眠不可这让你得到很好的休息；它只是表面的休息。在深处，这些骚乱还在继续。你的睡眠变成了一场噩梦。
东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东方人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他们活跃不起来。即使在早晨，东方人的头脑也觉得懒洋洋的，想睡觉。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睡得很好，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于过，而你们于得很多，但是你们产生了不安、不自在。因为这种不自在，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们连觉也睡不着！
所以我强调既要训练头脑活跃、也要训练头脑不活跃。最重要的是，要让头脑学会运动——这样你就能够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你可以训练头脑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在任何活跃的状态中，我都能马上进人不活跃的状态。我可以跟你们谈上几个小时，我也可以马上停止谈话，进入深深的、内在的宁静。除非你的内在也产生这种可能性，否则你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
未来必须允许内在的两极之间存在一种深深的和谐。除非两极之间产生这种运动，否则人的探索就结束了。你无法继续前进。东方已经疲惫不堪了，西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们可以交换两者的观念，但是以后，两百年之内，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果你们只是彼此交换态度，那么你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被接受的话，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他应该追求的正确目标呢？
追求目标本身就是理性过程的一部分。未来因为理性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既没有未来也没有目标的原因。它们生活，但是没有目标。理性创造理想；它创造目标；它创造未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有目标。
新一代人在询问是否要有目标。你一有目标，你就开始脱离生命。你开始根据你的目标来塑造生命。眼未来相比，现在没有很大的意义。它必须被塑造、必须跟未来协调。一个指向目标的头脑是理性的。而一个指向生命的头脑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怎样拥有正确目标的问题。问题在于怎么才能使理性不再是头脑的唯一现象。
理性必须有目标；没有它们，它就无法存在。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独裁的；它不应该是唯一生长的枝条。理性必须存在，它是必须的，但是人的头脑还有一个空的部分，它不能有目标，它只能像动物、像孩子一样存在。它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这个空的部分，这个非理性的部分，会体验到生命的、受的、艺术的深层领域。它不需要进人未来。所以它能够深深地进人此时此地。理性必须得到发展，但是这一部分也必须同时得到发展。
曾经有不少科学家有很深的宗教人格。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它也许是一种深深的和谐，也许只是关闭一个缺口、再打开另一个缺口，没有一点和谐。我可以是、个科学家，然后我可以离开我的科学世界，到教堂里去祈祷。假使这一样的话，这个科学家就不是在祈祷。这不是真正的和谐；这是。深深的分裂。科学家和祈祷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对话。科学家根本没有到教堂里去。当这个人回到实验室的时候，祈祷者就没有了。两者之间有一种深深的分裂；他们没有搭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你发现的是分裂，而不是和谐。他会说出让自己感到内疚的话。他会发表一个科学家的声明，完全违背他作为祈祷者的头脑。所以，有很多科学家都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他们的一部分是这种东西，另一部分又是另一种东西。这不是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是：你能够从一权移到另一极，同时任何一极都不关闭。这样科学家就会去祈祷，而宗教的人就会去实验室。没有分裂，没有间隙。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两个人。通常增况下，我们是很多人；我们有很多人格。我们认同某一个，然后我们又改换装备，变成了另一个。这种装备的改换不是和谐。它会在你的存在中引起很深的紧张。你用这么多特征在一起不可能感到自在。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观念，认为人天生就是一个整体——不再拒绝对立面，我们才会拥有不分裂的意识，才有能力移到相反的一极。
怀疑是科学家的工作的一部分。信任也是它的一部分。它们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向度。所以，一个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祈祷；这没有什么不对。怀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信任也一样。不存在天然的分裂。当一个人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一极滑向另一极了，他甚至感觉不到这种运动。你在运动，但是你感觉不到这种运动。只有在碰到什么障碍的时俟，你才会感觉到运动。如果那里有一种深深的和谐，你就不会感觉到任何运动。
还有一点：当我说“东方”和“西方”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从来没有东方的头脑，或者东方从来没有西方的头脑。
我谈论的是主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写一部世界史，不从地理上划分世界，而从心理上划分世界。在它里面，东方将会拥有很多来自西方的面孔，西方也会拥有很多来自东方的面孔。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不是两种倾向都有。我的意思是说西方主要倾向于理性成长，甚至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曾经那么占据优势的原因。
耶稣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但是圣保罗却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头脑，一个非常理性的头脑。基督教属于圣保罗，而不属于耶稣。在这么一个没有规矩的人的身边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是东方人，而圣保罗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纷。两者都是理性的。两者都试图把宗教现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因为宗教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没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而科学必然会胜利。在东方，科学和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因为宗教不需要理性世界的任何东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宗教怎么会变成理性的呢？这是因为宗教本身，每当宗教必须系统化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佛陀或者一个耶稣并不追求任何理想。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长得像野生的树一样，然后这些野生的树就成了追随者们的理想。这些追随者开始创造各种模式；偏爱、真理和谴责。宗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们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根据理想创造宗教信条、教义、规范的追随者。然后佛教徒就有了一个理想——“一个人必须像你陀一样”——压制也就产生了。你必须以种种方式破坏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那个理想。你必须变成一个仿制品。
在我看来，这就是犯罪。一个宗教的人格是美丽的，但是一个宗教的信条只是理性的产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时所发生的现象。
难道佛陀没有理性的头脑吗？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间隙。他对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们关于佛陀的概念并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们只是在佛陀以后出现的传统。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佛教来达到佛陀。他们已经创造了两千年的传统，他们已经把佛陀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深人存在的话，你就无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这样！但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整个传统放在一边，直接迎向佛陀。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发生。
如果我现在对一个理性的人说话，他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弃所有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现在对一个诗人说话，同样的句子、同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一个理性的人无法看到这些话的诗意。他只能看逻辑、看论证。诗人以另一种方式看到这些话。这些话有一种色彩、一种诗意，它跟论证毫无关系。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异的。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整个国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经典、《奥义书），整个神秘主义——都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尔邦。佛陀是极有往力的、催眠的。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佛陀的解释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个年代，在世界上一个不反对神秘主义的地方，他就会被人看作一个伟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人们所认识的形象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依我看，佛陀并非主要是理性的。整个涅磐的概念就是奥秘的。他甚至比（奥义书）还要奥秘，因为（奥义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奥秘，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们谈论灵魂的转世。佛陀则谈论没有灵魂的转世。这比前者更加奥秘。（奥义书）谈论解放，但是你还在那里。要不然。整个事情就会当你谈论倒退的人时，你说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跟社会创造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某个形象进行比较？
不是一个形象，是不同的东西。当我说他们的行为象孩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在成长。他们在倒退。我没有任何形象说他们应该向它看齐。我有成长的概念，没有被追随的形象。我一点也不希望人们都按一个特定的形象改变自己。我只是在说：他们在往过去倒退，他们没有向未来成长。它必须成长；它不能倒退。这是一个是成长还是倒退的问题，不是任何形象的问题。
其次，当我说他们正在倒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还在对一个过分理性的社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它的错误是相同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政委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胜，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进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两者都不在成长。除非完全的成长，否则你不可能成长。我在谈论成长。关于一个人必须长成什么，我没有任何形象。
西方头脑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基督教的“罪与悔”的结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围产生极为不同的意识。东方人的头脑没有个概念。相反，它以无知的概念来代替它。在东方人的意识里面，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无知，而不是罪。邪恶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无知。所以，问题不在于内疚，而在于训练。你必须变得更加觉知、更有洞察力。在东方，知识就是转化——而静心就是那种转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里，罪变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类的原罪。你背着一个罪的概念。这就会引起内疚和紧张。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发展起静心的方法。它只发展了祈祷。你能怎么讨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并且经常祈祷！东方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内疚是他的问题。他们感到深深的内疚。甚至那些已经反叛的人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它跟头脑的关系比较大，跟他的存在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首先必须释放他们的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发展精神分析和仟悔的原因。东方没有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们。在百方你必须仟悔。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或者你必须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内疚扔出去。但是它从来不会被长久地扔出去，因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内疚还会重新积累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和忏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帮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忏悔。它们只能暂时帮助你抵挡某些已经被你接受的东西。疾病的根源——罪的概念——已经被你接受了。
在东方，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问题。相反，它是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必须在灵性上成长，必须对事物更加觉知。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必须改变你的意识。然后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基督教更关心你的行为。而行为只是外围的。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问题在于你是什么。即使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所做所为，你也没有真正改变过任何东西。你还是老样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你的内在还是老样子。
那些西方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不得不跟他们作斗争，只是为了让他们觉知到他们的更深的问题——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佛教和蓄那教也造成内疚。不是这种内疚，而是另外一种内疚。管那教徒没有基督教徒所感觉到的内疚，因为他们没有罪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一个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则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没有设计过任何静心的方法。他们只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规矩：要做那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一整个概念都围绕着行为这个中心，但是就他的内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怜的。
佛教不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它的着重点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只是静心部分的延续。如果行为必须改变，它也只是为了帮助静心。在基督教和管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对于佛教则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从内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帮助你，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但静心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