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心灵小说：《我能承受吗？》 4.2 老师的感觉与精神研究
我不敢表现自我
我原来的学生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学会了跟大人喝酒、自己有了摩托车，也已经结婚。只有我还是没有这些。我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我觉得，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们，哪里还有改变的希望？所以我就开始寻找越来越小年纪的朋友和学生。2003年3月至7月，我走访了林广屯附近的3所小学，经常在这些学校里呆上几天。有一天，由于我神经的病越来越严重，我去找一个懂得用草药的医生。为了找到他，我走了4个半小时的路，翻越了一座石头山脉。我发现，在这个山脉的后面原来还存在着这么一个与坡拉乡不同的世界，这里气候都不一样（更冷），人也不一样，没那么狡猾，而是更野蛮。那边的医生给我开的2元钱的药虽然没有帮我治好病，可是却有另一种帮助：在这个医生所在的板烈村，我发现了一个6年制的小学（每班40多个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勇敢的样子马上就吸引了我。
后来我经常走这条路，经过一片比较原始的树林从河边走上来，并需要淌水过河12次。虽然车也能到，可是因为车不能翻越我走过去的那座山脉，所以从我们村到学校坐车的路程超过12个小时。其实，我喜欢走路去，河边的那条路对我来说是一种感受。
学生最喜欢玩的是表现功夫和打架，来想象自己很厉害的样子。这里五年级的学生告诉我：这个学校的有四年级学生在上课时用凳子互相把头打伤，原因比如是一个学生不愿意捡他扔的同学的铅笔。有的学生把墨水瓶扔到老师的头上去，而且教室里的电线都已经被偷去了。有的学生多次留级，所以他们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一些同学的年龄。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年龄大的同学只好当老大，而“老大”这种现象已经成了整个班级小社会的主要问题。
老师们告诉我：这个四年级班的写作能力比三年级还要差，很少写得出能读懂的句子。因为放弃了这个班，过去的老师每一年都在更换。这个班的学生在尝试给我讲故事时，后来都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用普通话来表达。这都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
他们学校有10个老师，其中5个是代课老师（工资150元），放假时他们要去打工挣在学校里要花的钱。学校没有一个上副科的老师。学生虽然买了英语课本，可英语老师上了两个星期课后就走了，学校在今年再也没有找到能上英语课的老师。
有一次我去听这个学校的音乐课。老师把音乐当成了一种要把握的外在的技术。这个老师说：能唱一首歌没有用，只有学生把握歌谱、能唱任何一首看到的歌，才有用。难道，音乐也该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吗？每次在学生很想进入一种团结的气氛，好像被感动着继续唱歌并去欣赏的时候，老师都打断了他们并且说，他们要有学习的方法，不能想唱就唱。
以前我不知道这就是音乐。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通过去唱和感受就会帮我们团结起来、又完善我们灵心（调整内心世界）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的说明或方法。每次在我听某些老师的课时，我都会变得又急又“渴”。老师先给学生讲的介绍好像都不停止，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去做？在终于开始的时候，我早就失去了信心。
另外，我在教室里看见了这样的学生试卷，题目是：用线把上一横跟下一横有关系的图画连接起来。上一横的图画有笔、鱼和花。下一横有蜜蜂、书和猫。听说，这份试卷以一种最直接的逻辑的方式去教育智力，但是我认为，这个做法不可能成效。智力是不能直接教育出来的，智力像意识一样是从精神世界反射得来的，而精神是不能被教育的。能做的只是，以不直接的手段叫醒精神，把精神接到有意识的头脑里去。那种试卷的作用只是在考白痴和检查一个学生能不能根据标准的方式去思考。我想，孩子本来是万能的，不管寻找什么想法、他们的想象力都能发挥出来。可是接受了这种试卷的标准后，却把本来根据天性存在的天赋减少到了最起码的几个标准的概念。
经过这样一种教育，我们先为了标准的思考方式就把根据天性存在、可能超过上一代人才能的天赋给毁掉，然后再慢慢地把它重建，这是多么的浪费。我又不想进行根据标准计划的教育，又不想进行根据我对学生想象而计划的教育，所以我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观察学生的特点和成长需要。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活动中发挥出学生在心里已经具有的东西。
我发现，不是老师们不想做好，他们也在以认真的心尝试做得尽可能地好，只是根据他们已经进入并固定下来的思想，他们无法知道怎么做得更好。进入了这个社会的思想，他们就无法感觉到自己的教育在学生的灵心中起到的作用。只有先解放他们的感觉（知觉），他们才可能发现。只是，能帮我们解放思想、能帮我们理解小孩天性的资料，比如说我翻译的《全面的人类学》，他们哪里有机会看到？
有了客人就没有了安静
有一天，一个客人刚走了，屯里的人突然都走到了他们刚建好的路上去。他们都没有见过小汽车来过我们屯，就好奇地去看是谁。原来，是教育局给我送来了一个从北京过来的、带小孩的另一个客人。我确实说过，如果有人在东兰（某一个村）搞教育活动，我愿意帮咨询，可是我当时没有想清楚的是，她们都想住我们家。我没有成自己的家，都是住别人的家，我怎么好意思欢迎他们来住。她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一个女的进一个男人的家，她就必须跟那个男的结婚。所以这样的客人引起了很多的误会。过了半个小时，我们住的那家的儿子“也”带来了一个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女的进家，可他是真要结婚的。所以那天晚上，全屯的人都在我们家喝酒，使来看我的客人和她的女儿又不方便。每次有带小孩又不想找村民的女客人来，双方都很为难。
在我和我哥哥搞活动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从外省来的人（主要是女人）要求跟我一起住。她们都要求住我们家，使得村民对我说：“既然她来到这里找你，那你就应该跟她结婚”。同时，这些客人既不愿意向我们说清楚自己的身份、住址等，也看不起这里的农民，使得我们家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否该接受她们。如果我跟她们好，这又会隔断我跟农民的关系。因为我要农民的朋友，那就不能理会这些外来客人。她们大部分人对我的研究工作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我是做研究的，她们感兴趣的我又不理解。由于没有共同兴趣，我们也无话可谈。我经常搞不清楚她们来找我的目的。我跟屯里人虽然也没有共同兴趣，可起码我们有着共同的感受。
当然也有人想帮助我，可是我自己接受不了那么多的帮助。一个女的给我带来了一份报纸，整个封面都有我的头像。而里面写的都是我个人的故事，没有我的研究工作。看到这些，使我心里很生气。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看起来好像我在吹嘘自己的样子，这使我感到羞愧，对不起这里义务劳动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只因为我有外国国籍吗？这又不是经过努力得来的。关键的是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由于家庭压力我的朋友要付出的都比我多，他们才了不起，才需要帮助。我没有碰到多少阻碍，我是最容易的。媒体给我造成的越来越假的名气真对不起比我困难的朋友们。
本来我还考虑过在城市开展一些教育活动，可是现在出了这种照片，我就不敢上街，更不敢公开搞活动，不如躲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为了避免客人对于我的、可我无法满足的愿望，为了避免变得越来越假的，我都反应得很直接、很不客气。几乎没有一个访问者的感情没有被我伤害。
也许，爱上我并希望我只属于她一个人的这些人会说：“不管我为了他付出多少，他都拒绝我。他这样做真是太过分。”可是我认为，这种爱是自私的，为了自己就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为什么要为了不伤害一个人的感情（愿望）就去满足她、并放弃自己认为为了人类需要做的事？如果世界上这种爱很多，哪里还会有人去做世界需要有人做的事？
为了安静地准备活动，我经常去我最喜欢去的高山上。在石山里的一个屯，有时碰到一个也很喜欢在高山上走的男孩。他就经常带着我，有时一天就走了几十公里、多次翻山的人行小路。晚上，在山底睡的茅草房里黑黑地，白天，山顶上则是空空地。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感到，这个山脉是地球的一个伤口，一个从地球本身形成的、从地球的力量形成的伤口。
在重复地走这些已经形成习惯的路时，我的身体就会进入一种从我意识中消失、与自然融在一起的状态。身体自然地继续走，而我的感受和思考则完全脱离正在走山路的身体。在这时，自由的思考已经不依靠身体了。如果不是在身体走动的时候思考，比如在电脑的面前，这种思考就不能脱离对于物质的意识，不能自由。思考的、在电脑中的想象虽然在物质上不存在，不过它脱离不了对于物质的依靠（意识）。反而在事实上存在的、身体走山路的动作，让我的意识完全脱离了身体和环境的物质。
我和带着我的这个男孩很少谈话，只是喜欢山上的孤单。可是在山顶上，这个男孩也愿意说一些在山下不敢说的话。他小学3年级时就辍学了，现在希望跟我继续学习，比如一起来研究怎样解决他们村缺水的问题。过了几天，因为家里没钱，他妈妈也生病死了。
在群山之间我们还经常路过一个叫英西的被高山“围困”的村子，四周就像是牢房的墙。在这里碰到的孩子是最容易、最直接、最没有疑问就接受一切新事物的。他们最愿意跟一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里的人虽然因为非常怕闷就会搞那种大吃大喝，可在山上我觉得：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好像在世界（社会）之外的、一个脱离了人的愿望和追求的地方。在这里终于可以不堵塞肚子，可以不堵塞思维，而能够轻轻地走和自由地思考。
对我来说，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是一种“心理毒品”。有的人吸食毒品也是为了得到一种社会之外的更深的感受。只是我“吸毒”的手段不一样。我找的是认识，不是幻想。对我来说，找这个地方是一种手段，它不仅会提高我的感觉能力，还能让我保持有意识的状态。而回到社会的时候，很多平常被隐藏的事情突然就会自动地表露出来。
有的人因为很怕闷，就追求尽可能大的刺激。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他们什么累都愿意，但就是不知道行动干什么。山区的农民感到最快乐和高兴的颜色是红色。红色也是让人紧张和容易发火的颜色。农民在这种紧张热闹、容易发火的气氛中感到最快乐。安静反而是他们感到最难过的。影响山村农民做法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闷，他们一切不好的做法都是为了解闷。怕闷、怕比不上、怕别人不把他看成属于他们的一个引起了很多的破坏。有的还说，不骗人的生活太无聊，太笨。其实，他们这么怕闷和安静只是因为他们缺少创造的活动、不爱创造，也不爱思考。
影响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做法最严重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太紧张（着急）。在学生不能注意听课时，我们往往尝试用尽可能大的刺激去吸引他们，可是这种靠刺激的办法只是让学生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在给他们带来的刺激哪怕停下来一分钟，学生马上就有一种“戒毒”时出现的现象，马上吵起来。如果没有了新的能给他们的刺激，我们就必须用压制的办法，把刺激所造成的紧张不安的气氛再压下去。我认为，缺少的不是刺激，而是安静的气氛。
通过电子技术能达到的刺激让人越来越脱离自己和现实的生活。那就很像幼儿玩的时候不断地在提高玩耍的刺激，越来越兴奋，最后都会有人承受不了就哭。特别那种香港录像专门破坏人的真实感和什么有意义的感觉，还破坏人自然的对于暴力的抑制和障碍，使得所有的事情，包括杀人，都变成娱乐。学生看录像后的内心那么乱，学校里怎么会不乱呢？我觉得，城市和社会里的、通过电子媒体满足刺激的各种各样的追求只会让我们的感觉能力麻木起来并引起幻想。用电子媒体或酒来麻醉自己之后的行为怎么还能是为感觉不清的世界服务的呢？别人最怕的可能是清醒和闷，可是我找的是清醒和真实感。
对一个研究家来说，最宝贵、最难得的不是什么设备，而是我在山上找的、能清醒思考的安静。但我们的技术越发达，干扰就越多。另外，一个研究家最需要的，是让自己的思考适应事实。为了避免进入无根据的幻想，我需要做一些在物质上才能做到的、尽可能具体又实用的事。除了去这些偏僻的地方或者做农活之外，我也可以修理一台电脑或者做其他不能脱离物质事实的事。
媒体不利与研究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观察、研究和翻译书之外我就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活动。我都没有了好的想法，在心里一直带着一种好像又失败一次的感觉。通过上网我让别人知道：“现在我没有自己的项目，我愿意和别人谈他们研究的问题。”可是别人也没有什么想研究的问题，而是都在等着我来安排一些他们可以参加的大型活动。也有一些人想来屯里帮助我。他们虽然很有理想、很好，可是需要帮助的不是我，而是村里的人。然后他们就希望我给他们安排能帮助村民的事情，可是我又没有做安排工作的能力。其实，我在这段时间也不懂怎样安排自己能做的事情。
不仅有人希望来看我怎么做活动，有的也请我到大城市给他们表演怎么做。可是我不敢，在观众面前做活动是我做不到的。很多和学生之间需要发挥的交流，在大人面前我就不敢发挥。另一些人说，我追求我自己的一个中心、精神或个性，所以我受不到社会的影响。我自己只是觉得，社会中的追求太无聊，我根本没有追求它的力量。我没有一个表现自我的中心，只是我承受我的命运——我碰到后越来越熟悉的命运。我不会想办法避免这些，只能去承受命运给我带来的任务，而别人则不断地想办法逃避。我这种状态是被动的，所出现的事情根本不是我去主动，而是别人和命运对待我后，事情就通过我的不反抗（承受）而发生。
假如有一个主动的自我，我就会很强壮并强化自己的作用，也会喜欢表现自己，可实际上，我没有能力（不敢）做这些、没有能力从我自己就去发挥我的事。所有在我的身上发生的事情，只由于我被动地承受才发生。如果说，能承受是我强的地方，那是有可能的。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我都会难受，都替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就像我也不敢表现感情一样。我没有给电视台我头像的录像，只给了他们我哥哥拍的资料，可是我听说，他们从其他人那里找到了一些我头像的录像和在别的地方拍的资料，然后把它加了进去。
别人让我在媒体上出现越多，我就越不敢表现自己。我一切做出的事情，都是从我这种反应产生的。在别人要求我自我表现时，我感到对不起大家就退，什么都不要，就跑到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去工作。我不会竞争，所以只能在没有竞争的地方做我的事。我只能这样。我在偏僻的地方工作不是因为我自我表现强，而是因为我怕别人看到，就感到羞愧，所以躲在这。
我的一个老师发现了我最大的问题：也许我的自我强，可是它根本没有进入我的身体（没有表现出来）。我就不敢有意识地“抓住”我的身体，不敢让自我进入（物质的）世界，因为我怕利用它做出有罪的事。而且，因为我的自我不能起作用，别人才经常觉得，不能从我的表现搞清楚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见面时，他们不能发现我的自我，好象我根本不在一样。有的人对我说“你不敢面对自己”，说得很对。
这时北京又有一个电视台请我做节目，谈谈教育的一些问题。再过了两个月，我就坐火车（硬座票）到了北京。过几天就要拍节目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电视台的方案：
“主题：
通过讲述德国人卢安克在中国广西农村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故事，从其到中国从事教育的主观阅历和林广屯人们给予其的客观评价两方面加以阐述；总结这种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为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辍学孩子们“开启了生活之门，开拓了成才之路”。
主要线索：
上半场：话题切入：介绍卢安克背景，引出卢安克其人。卢安克来到中国……教孩子们学习普通话的故事。
转入下半场：带孩子们设计桥，设计并修小路的故事；教学生作曲，唱歌的故事……
主持人总结：西部辍学孩子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类似于这样的教学方式，呼吁更多志愿者参与到这种教育中来，为西部教育出力。“林广屯的星星之火，在中国西部可成燎原之势。”
嘉宾设定：
教育部及中央教科所有关专家、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官员、广西河池教育局的局长、广西东兰县的县长……”
他们还安排我在节目过程中像明星一样唱歌。我觉得，做这种节目的效果只是把我变成名人，提高我的影响力。不过名气和影响力只会影响和危险我的自由、我的工作。我知道，可以很容易做事。只要接受采访，就可以变成名人。然后可以用这个知名度去搞一种名牌教育（商标）。有了名牌教育，就会有人想利用它去挣钱，让我卖这个名牌。这样，我研究的教育就会变成是一个空的、假的东西。这样做的话，就是最快地在把我的工作给破坏。可是我不想搞得那么容易，我想研究一些真正的内容。
我原来希望在节目中帮嘉宾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不敢想象一个教育节目只让我讲自己的“感动人的”故事。可是我没有“感人的故事”，我只是想：老师应该当榜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不过我没有必要在电视上讲我是怎么当榜样的。我想讲的是科学研究。还有，我给那些领导人看什么能看见的成果？能看见的都没有。只有我的研究成果，可是电视台又不让说我研究的内容，也不让跟我一起研究的朋友说话。如果坚持拍这样的节目，将来在他们发现实际上没有节目中说的那种成果时，我不就成了一个骗子吗？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带来很多压力，它只会破坏我的工作。当时我不敢拍（敢不合作），就对节目主任说：“你们想报道的成果都是假的”，使他也放弃拍。
然后，我收到了出版社对我第一本书做的修改。由于他们不愿意用上我觉得最关键、可是很难翻译好的《全面的人类学》部分，我也很想放弃出书，觉得不如全部在网上发表。可是出版社又不同意放弃。为什么不让放弃？
我想了：如果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因为适应不了社会、不懂得利用机会，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承认，二是为了得到理解和承认就放弃我认为需要有人做的事、成为一个做真实事的人，哪一种失败更要紧？而且，如果没有经过失败，我能有进步吗？
同时，有一个我原来希望她参加节目的、研究人智学的朋友在北京安排了一个要开展两天的免费培训活动。我都怕答应不能保证的事，也怕搞得太大。所以我原来只说“我愿意交流”，不过后来，我们4个朋友还是能够做这一次的活动。在这里很好的是，我可以不讲仅仅为了感动别人而说出来的自己的故事。我专门给他们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全面的人类学》。
在我们思考和想象时，物质的神经里会发生一些电子变化，使得思考和想象有了物质上的载体。在我们发挥某种情感的时候，呼吸节奏中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情感在物质上的载体是呼吸的节奏。在我们发挥意志时，新陈代谢中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新陈代谢是意志在物质上的载体。但只有思考想象是有意识的过程，呼吸节奏的变化是梦状态中的，而新陈代谢的变化完全是睡眠中发生的。为了表达得清楚一些，我当时把《全面的人类学》写成一个表格：
从身体来看： 从灵心来看： 从精神来看：
神经、感官 思考、反映 有意识
节奏系统 情感 做梦状态
新陈代谢、肌肉 意志、行动 睡眠状态
我这样写虽然把整个人写成了一个由概念组成的“模式”、容易脱离有活力的生活，可是对一个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个表格会使得他的理解活跃起来。但是对于不能去观察的人来说，又确实是太抽象和死板的。我还介绍了这与健康有关的内容：
四肢中的累是通过身体内的热量不断地想消灭物质而发生的。这种消灭物质的过程依赖四肢在环境中的活动和新陈代谢从环境接受的营养。
头中发挥的（灵心精神）力量（无形的思考）在最早的时期去塑造形成身体器官的结构。这些力量是小孩从精神的范围中通过出生这个过程带来的。假如封闭特点的头不（通过四肢）跟外界接触，它就对于它所塑造的物质结构完全满意，它就永远追求不到精神，并在它所造的封闭的世界内变得越来越假（仅仅在思考中存在）。假如我们没有通过四肢在外界中的活动、和新陈代谢从外界接受的营养联系到外界，那么，头里造的、定型的、和完整而又假的，就永远不会得到活力的力量。
这就是两个对比的因素：头会把我们从精神的世界分出去并塑造形成我们物质身体的结构。这是因为，头和头能塑造的结构在出生之前已经是完整的。人的头想把一切都定型成为物质的结构，可是与头对比的四肢一直都想让定型的物质消灭，把它变得非物质的、活力的。这样就平衡了。两种因素之间的，就是形成个人内心世界的节奏系统。
如果头对于节奏系统的作用太大，人就会得肺病，就是肺想重新形成的一种现象。医学中，我们也需要跟头对比的、有消灭作用的四肢的力量。头（思考）都有定型的作用，四肢（活动）都有消灭的作用。头以它单一的特点所造成的病，是四肢以它对比的特点能治疗的。人就是一个需要两方面的整体。
头使得什么都变得固定、变成定型的物质。四肢和新陈代谢则使得什么物质都被消灭、变得精神化。因为这一点，四肢以它们消灭的特点，能治疗头以单一固定的特点引起的病情。
我们需要让小孩以两种方式去参与学习。如果一个老师没有这样的理解，而仅仅是被小孩特别能发挥的这种活泼有生命力的特点吸引，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一种对于小孩的欲望——从小孩得到生命力的欲望。这样的话，老师就会把小孩给消费掉。
我尝试让我们培训活动的参与者理解这一点，不过结果是，有一半的参与者第二天就不来了。他们真的只愿意听我个人的故事和具体的做法吗？我想当一个研究家是不是一个太过分的愿望？我知道，中国人怕思考，觉得不如感受，可是对大人来说，仅仅感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在不理解的时候就很难判断所接受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孩子是可以只去感受的，因为孩子还不用判断，可是大人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不清楚的东西，以免依赖。我只好放弃，将来再也不做演讲。
我觉得自己很弱，经常想到放弃我的做法、想法和自己。我不知道做什么才对。可是对别人来说，我这样的特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力量，一种能承受一切情况（包括失败）的力量。对我来说，自己的做法和未来从来没有肯定和保障的状态是让我感到弱的。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世界上需要有人来做、但是没人做的事。可是这是什么呢？我现在对于这种事的具体想法只能是乱想象的，只能是后边需要放弃的幻想。我怎么会不弱呢？
我原来的学生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学会了跟大人喝酒、自己有了摩托车，也已经结婚。只有我还是没有这些。我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我觉得，如果所有人都像他们，哪里还有改变的希望？所以我就开始寻找越来越小年纪的朋友和学生。2003年3月至7月，我走访了林广屯附近的3所小学，经常在这些学校里呆上几天。有一天，由于我神经的病越来越严重，我去找一个懂得用草药的医生。为了找到他，我走了4个半小时的路，翻越了一座石头山脉。我发现，在这个山脉的后面原来还存在着这么一个与坡拉乡不同的世界，这里气候都不一样（更冷），人也不一样，没那么狡猾，而是更野蛮。那边的医生给我开的2元钱的药虽然没有帮我治好病，可是却有另一种帮助：在这个医生所在的板烈村，我发现了一个6年制的小学（每班40多个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勇敢的样子马上就吸引了我。
后来我经常走这条路，经过一片比较原始的树林从河边走上来，并需要淌水过河12次。虽然车也能到，可是因为车不能翻越我走过去的那座山脉，所以从我们村到学校坐车的路程超过12个小时。其实，我喜欢走路去，河边的那条路对我来说是一种感受。
学生最喜欢玩的是表现功夫和打架，来想象自己很厉害的样子。这里五年级的学生告诉我：这个学校的有四年级学生在上课时用凳子互相把头打伤，原因比如是一个学生不愿意捡他扔的同学的铅笔。有的学生把墨水瓶扔到老师的头上去，而且教室里的电线都已经被偷去了。有的学生多次留级，所以他们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一些同学的年龄。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年龄大的同学只好当老大，而“老大”这种现象已经成了整个班级小社会的主要问题。
老师们告诉我：这个四年级班的写作能力比三年级还要差，很少写得出能读懂的句子。因为放弃了这个班，过去的老师每一年都在更换。这个班的学生在尝试给我讲故事时，后来都放弃了，因为他们无法用普通话来表达。这都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
他们学校有10个老师，其中5个是代课老师（工资150元），放假时他们要去打工挣在学校里要花的钱。学校没有一个上副科的老师。学生虽然买了英语课本，可英语老师上了两个星期课后就走了，学校在今年再也没有找到能上英语课的老师。
有一次我去听这个学校的音乐课。老师把音乐当成了一种要把握的外在的技术。这个老师说：能唱一首歌没有用，只有学生把握歌谱、能唱任何一首看到的歌，才有用。难道，音乐也该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吗？每次在学生很想进入一种团结的气氛，好像被感动着继续唱歌并去欣赏的时候，老师都打断了他们并且说，他们要有学习的方法，不能想唱就唱。
以前我不知道这就是音乐。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通过去唱和感受就会帮我们团结起来、又完善我们灵心（调整内心世界）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的说明或方法。每次在我听某些老师的课时，我都会变得又急又“渴”。老师先给学生讲的介绍好像都不停止，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去做？在终于开始的时候，我早就失去了信心。
另外，我在教室里看见了这样的学生试卷，题目是：用线把上一横跟下一横有关系的图画连接起来。上一横的图画有笔、鱼和花。下一横有蜜蜂、书和猫。听说，这份试卷以一种最直接的逻辑的方式去教育智力，但是我认为，这个做法不可能成效。智力是不能直接教育出来的，智力像意识一样是从精神世界反射得来的，而精神是不能被教育的。能做的只是，以不直接的手段叫醒精神，把精神接到有意识的头脑里去。那种试卷的作用只是在考白痴和检查一个学生能不能根据标准的方式去思考。我想，孩子本来是万能的，不管寻找什么想法、他们的想象力都能发挥出来。可是接受了这种试卷的标准后，却把本来根据天性存在的天赋减少到了最起码的几个标准的概念。
经过这样一种教育，我们先为了标准的思考方式就把根据天性存在、可能超过上一代人才能的天赋给毁掉，然后再慢慢地把它重建，这是多么的浪费。我又不想进行根据标准计划的教育，又不想进行根据我对学生想象而计划的教育，所以我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观察学生的特点和成长需要。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活动中发挥出学生在心里已经具有的东西。
我发现，不是老师们不想做好，他们也在以认真的心尝试做得尽可能地好，只是根据他们已经进入并固定下来的思想，他们无法知道怎么做得更好。进入了这个社会的思想，他们就无法感觉到自己的教育在学生的灵心中起到的作用。只有先解放他们的感觉（知觉），他们才可能发现。只是，能帮我们解放思想、能帮我们理解小孩天性的资料，比如说我翻译的《全面的人类学》，他们哪里有机会看到？
有了客人就没有了安静
有一天，一个客人刚走了，屯里的人突然都走到了他们刚建好的路上去。他们都没有见过小汽车来过我们屯，就好奇地去看是谁。原来，是教育局给我送来了一个从北京过来的、带小孩的另一个客人。我确实说过，如果有人在东兰（某一个村）搞教育活动，我愿意帮咨询，可是我当时没有想清楚的是，她们都想住我们家。我没有成自己的家，都是住别人的家，我怎么好意思欢迎他们来住。她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一个女的进一个男人的家，她就必须跟那个男的结婚。所以这样的客人引起了很多的误会。过了半个小时，我们住的那家的儿子“也”带来了一个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女的进家，可他是真要结婚的。所以那天晚上，全屯的人都在我们家喝酒，使来看我的客人和她的女儿又不方便。每次有带小孩又不想找村民的女客人来，双方都很为难。
在我和我哥哥搞活动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从外省来的人（主要是女人）要求跟我一起住。她们都要求住我们家，使得村民对我说：“既然她来到这里找你，那你就应该跟她结婚”。同时，这些客人既不愿意向我们说清楚自己的身份、住址等，也看不起这里的农民，使得我们家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否该接受她们。如果我跟她们好，这又会隔断我跟农民的关系。因为我要农民的朋友，那就不能理会这些外来客人。她们大部分人对我的研究工作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我是做研究的，她们感兴趣的我又不理解。由于没有共同兴趣，我们也无话可谈。我经常搞不清楚她们来找我的目的。我跟屯里人虽然也没有共同兴趣，可起码我们有着共同的感受。
当然也有人想帮助我，可是我自己接受不了那么多的帮助。一个女的给我带来了一份报纸，整个封面都有我的头像。而里面写的都是我个人的故事，没有我的研究工作。看到这些，使我心里很生气。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看起来好像我在吹嘘自己的样子，这使我感到羞愧，对不起这里义务劳动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只因为我有外国国籍吗？这又不是经过努力得来的。关键的是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由于家庭压力我的朋友要付出的都比我多，他们才了不起，才需要帮助。我没有碰到多少阻碍，我是最容易的。媒体给我造成的越来越假的名气真对不起比我困难的朋友们。
本来我还考虑过在城市开展一些教育活动，可是现在出了这种照片，我就不敢上街，更不敢公开搞活动，不如躲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为了避免客人对于我的、可我无法满足的愿望，为了避免变得越来越假的，我都反应得很直接、很不客气。几乎没有一个访问者的感情没有被我伤害。
也许，爱上我并希望我只属于她一个人的这些人会说：“不管我为了他付出多少，他都拒绝我。他这样做真是太过分。”可是我认为，这种爱是自私的，为了自己就影响到别人的自由。为什么要为了不伤害一个人的感情（愿望）就去满足她、并放弃自己认为为了人类需要做的事？如果世界上这种爱很多，哪里还会有人去做世界需要有人做的事？
为了安静地准备活动，我经常去我最喜欢去的高山上。在石山里的一个屯，有时碰到一个也很喜欢在高山上走的男孩。他就经常带着我，有时一天就走了几十公里、多次翻山的人行小路。晚上，在山底睡的茅草房里黑黑地，白天，山顶上则是空空地。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感到，这个山脉是地球的一个伤口，一个从地球本身形成的、从地球的力量形成的伤口。
在重复地走这些已经形成习惯的路时，我的身体就会进入一种从我意识中消失、与自然融在一起的状态。身体自然地继续走，而我的感受和思考则完全脱离正在走山路的身体。在这时，自由的思考已经不依靠身体了。如果不是在身体走动的时候思考，比如在电脑的面前，这种思考就不能脱离对于物质的意识，不能自由。思考的、在电脑中的想象虽然在物质上不存在，不过它脱离不了对于物质的依靠（意识）。反而在事实上存在的、身体走山路的动作，让我的意识完全脱离了身体和环境的物质。
我和带着我的这个男孩很少谈话，只是喜欢山上的孤单。可是在山顶上，这个男孩也愿意说一些在山下不敢说的话。他小学3年级时就辍学了，现在希望跟我继续学习，比如一起来研究怎样解决他们村缺水的问题。过了几天，因为家里没钱，他妈妈也生病死了。
在群山之间我们还经常路过一个叫英西的被高山“围困”的村子，四周就像是牢房的墙。在这里碰到的孩子是最容易、最直接、最没有疑问就接受一切新事物的。他们最愿意跟一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里的人虽然因为非常怕闷就会搞那种大吃大喝，可在山上我觉得：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好像在世界（社会）之外的、一个脱离了人的愿望和追求的地方。在这里终于可以不堵塞肚子，可以不堵塞思维，而能够轻轻地走和自由地思考。
对我来说，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是一种“心理毒品”。有的人吸食毒品也是为了得到一种社会之外的更深的感受。只是我“吸毒”的手段不一样。我找的是认识，不是幻想。对我来说，找这个地方是一种手段，它不仅会提高我的感觉能力，还能让我保持有意识的状态。而回到社会的时候，很多平常被隐藏的事情突然就会自动地表露出来。
有的人因为很怕闷，就追求尽可能大的刺激。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他们什么累都愿意，但就是不知道行动干什么。山区的农民感到最快乐和高兴的颜色是红色。红色也是让人紧张和容易发火的颜色。农民在这种紧张热闹、容易发火的气氛中感到最快乐。安静反而是他们感到最难过的。影响山村农民做法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闷，他们一切不好的做法都是为了解闷。怕闷、怕比不上、怕别人不把他看成属于他们的一个引起了很多的破坏。有的还说，不骗人的生活太无聊，太笨。其实，他们这么怕闷和安静只是因为他们缺少创造的活动、不爱创造，也不爱思考。
影响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做法最严重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太紧张（着急）。在学生不能注意听课时，我们往往尝试用尽可能大的刺激去吸引他们，可是这种靠刺激的办法只是让学生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在给他们带来的刺激哪怕停下来一分钟，学生马上就有一种“戒毒”时出现的现象，马上吵起来。如果没有了新的能给他们的刺激，我们就必须用压制的办法，把刺激所造成的紧张不安的气氛再压下去。我认为，缺少的不是刺激，而是安静的气氛。
通过电子技术能达到的刺激让人越来越脱离自己和现实的生活。那就很像幼儿玩的时候不断地在提高玩耍的刺激，越来越兴奋，最后都会有人承受不了就哭。特别那种香港录像专门破坏人的真实感和什么有意义的感觉，还破坏人自然的对于暴力的抑制和障碍，使得所有的事情，包括杀人，都变成娱乐。学生看录像后的内心那么乱，学校里怎么会不乱呢？我觉得，城市和社会里的、通过电子媒体满足刺激的各种各样的追求只会让我们的感觉能力麻木起来并引起幻想。用电子媒体或酒来麻醉自己之后的行为怎么还能是为感觉不清的世界服务的呢？别人最怕的可能是清醒和闷，可是我找的是清醒和真实感。
对一个研究家来说，最宝贵、最难得的不是什么设备，而是我在山上找的、能清醒思考的安静。但我们的技术越发达，干扰就越多。另外，一个研究家最需要的，是让自己的思考适应事实。为了避免进入无根据的幻想，我需要做一些在物质上才能做到的、尽可能具体又实用的事。除了去这些偏僻的地方或者做农活之外，我也可以修理一台电脑或者做其他不能脱离物质事实的事。
媒体不利与研究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观察、研究和翻译书之外我就不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活动。我都没有了好的想法，在心里一直带着一种好像又失败一次的感觉。通过上网我让别人知道：“现在我没有自己的项目，我愿意和别人谈他们研究的问题。”可是别人也没有什么想研究的问题，而是都在等着我来安排一些他们可以参加的大型活动。也有一些人想来屯里帮助我。他们虽然很有理想、很好，可是需要帮助的不是我，而是村里的人。然后他们就希望我给他们安排能帮助村民的事情，可是我又没有做安排工作的能力。其实，我在这段时间也不懂怎样安排自己能做的事情。
不仅有人希望来看我怎么做活动，有的也请我到大城市给他们表演怎么做。可是我不敢，在观众面前做活动是我做不到的。很多和学生之间需要发挥的交流，在大人面前我就不敢发挥。另一些人说，我追求我自己的一个中心、精神或个性，所以我受不到社会的影响。我自己只是觉得，社会中的追求太无聊，我根本没有追求它的力量。我没有一个表现自我的中心，只是我承受我的命运——我碰到后越来越熟悉的命运。我不会想办法避免这些，只能去承受命运给我带来的任务，而别人则不断地想办法逃避。我这种状态是被动的，所出现的事情根本不是我去主动，而是别人和命运对待我后，事情就通过我的不反抗（承受）而发生。
假如有一个主动的自我，我就会很强壮并强化自己的作用，也会喜欢表现自己，可实际上，我没有能力（不敢）做这些、没有能力从我自己就去发挥我的事。所有在我的身上发生的事情，只由于我被动地承受才发生。如果说，能承受是我强的地方，那是有可能的。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我都会难受，都替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就像我也不敢表现感情一样。我没有给电视台我头像的录像，只给了他们我哥哥拍的资料，可是我听说，他们从其他人那里找到了一些我头像的录像和在别的地方拍的资料，然后把它加了进去。
别人让我在媒体上出现越多，我就越不敢表现自己。我一切做出的事情，都是从我这种反应产生的。在别人要求我自我表现时，我感到对不起大家就退，什么都不要，就跑到别人看不见我的地方去工作。我不会竞争，所以只能在没有竞争的地方做我的事。我只能这样。我在偏僻的地方工作不是因为我自我表现强，而是因为我怕别人看到，就感到羞愧，所以躲在这。
我的一个老师发现了我最大的问题：也许我的自我强，可是它根本没有进入我的身体（没有表现出来）。我就不敢有意识地“抓住”我的身体，不敢让自我进入（物质的）世界，因为我怕利用它做出有罪的事。而且，因为我的自我不能起作用，别人才经常觉得，不能从我的表现搞清楚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见面时，他们不能发现我的自我，好象我根本不在一样。有的人对我说“你不敢面对自己”，说得很对。
这时北京又有一个电视台请我做节目，谈谈教育的一些问题。再过了两个月，我就坐火车（硬座票）到了北京。过几天就要拍节目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电视台的方案：
“主题：
通过讲述德国人卢安克在中国广西农村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故事，从其到中国从事教育的主观阅历和林广屯人们给予其的客观评价两方面加以阐述；总结这种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为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辍学孩子们“开启了生活之门，开拓了成才之路”。
主要线索：
上半场：话题切入：介绍卢安克背景，引出卢安克其人。卢安克来到中国……教孩子们学习普通话的故事。
转入下半场：带孩子们设计桥，设计并修小路的故事；教学生作曲，唱歌的故事……
主持人总结：西部辍学孩子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类似于这样的教学方式，呼吁更多志愿者参与到这种教育中来，为西部教育出力。“林广屯的星星之火，在中国西部可成燎原之势。”
嘉宾设定：
教育部及中央教科所有关专家、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教育官员、广西河池教育局的局长、广西东兰县的县长……”
他们还安排我在节目过程中像明星一样唱歌。我觉得，做这种节目的效果只是把我变成名人，提高我的影响力。不过名气和影响力只会影响和危险我的自由、我的工作。我知道，可以很容易做事。只要接受采访，就可以变成名人。然后可以用这个知名度去搞一种名牌教育（商标）。有了名牌教育，就会有人想利用它去挣钱，让我卖这个名牌。这样，我研究的教育就会变成是一个空的、假的东西。这样做的话，就是最快地在把我的工作给破坏。可是我不想搞得那么容易，我想研究一些真正的内容。
我原来希望在节目中帮嘉宾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不敢想象一个教育节目只让我讲自己的“感动人的”故事。可是我没有“感人的故事”，我只是想：老师应该当榜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不过我没有必要在电视上讲我是怎么当榜样的。我想讲的是科学研究。还有，我给那些领导人看什么能看见的成果？能看见的都没有。只有我的研究成果，可是电视台又不让说我研究的内容，也不让跟我一起研究的朋友说话。如果坚持拍这样的节目，将来在他们发现实际上没有节目中说的那种成果时，我不就成了一个骗子吗？我觉得，这个节目给我带来很多压力，它只会破坏我的工作。当时我不敢拍（敢不合作），就对节目主任说：“你们想报道的成果都是假的”，使他也放弃拍。
然后，我收到了出版社对我第一本书做的修改。由于他们不愿意用上我觉得最关键、可是很难翻译好的《全面的人类学》部分，我也很想放弃出书，觉得不如全部在网上发表。可是出版社又不同意放弃。为什么不让放弃？
我想了：如果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因为适应不了社会、不懂得利用机会，所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承认，二是为了得到理解和承认就放弃我认为需要有人做的事、成为一个做真实事的人，哪一种失败更要紧？而且，如果没有经过失败，我能有进步吗？
同时，有一个我原来希望她参加节目的、研究人智学的朋友在北京安排了一个要开展两天的免费培训活动。我都怕答应不能保证的事，也怕搞得太大。所以我原来只说“我愿意交流”，不过后来，我们4个朋友还是能够做这一次的活动。在这里很好的是，我可以不讲仅仅为了感动别人而说出来的自己的故事。我专门给他们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全面的人类学》。
在我们思考和想象时，物质的神经里会发生一些电子变化，使得思考和想象有了物质上的载体。在我们发挥某种情感的时候，呼吸节奏中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情感在物质上的载体是呼吸的节奏。在我们发挥意志时，新陈代谢中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新陈代谢是意志在物质上的载体。但只有思考想象是有意识的过程，呼吸节奏的变化是梦状态中的，而新陈代谢的变化完全是睡眠中发生的。为了表达得清楚一些，我当时把《全面的人类学》写成一个表格：
从身体来看： 从灵心来看： 从精神来看：
神经、感官 思考、反映 有意识
节奏系统 情感 做梦状态
新陈代谢、肌肉 意志、行动 睡眠状态
我这样写虽然把整个人写成了一个由概念组成的“模式”、容易脱离有活力的生活，可是对一个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个表格会使得他的理解活跃起来。但是对于不能去观察的人来说，又确实是太抽象和死板的。我还介绍了这与健康有关的内容：
四肢中的累是通过身体内的热量不断地想消灭物质而发生的。这种消灭物质的过程依赖四肢在环境中的活动和新陈代谢从环境接受的营养。
头中发挥的（灵心精神）力量（无形的思考）在最早的时期去塑造形成身体器官的结构。这些力量是小孩从精神的范围中通过出生这个过程带来的。假如封闭特点的头不（通过四肢）跟外界接触，它就对于它所塑造的物质结构完全满意，它就永远追求不到精神，并在它所造的封闭的世界内变得越来越假（仅仅在思考中存在）。假如我们没有通过四肢在外界中的活动、和新陈代谢从外界接受的营养联系到外界，那么，头里造的、定型的、和完整而又假的，就永远不会得到活力的力量。
这就是两个对比的因素：头会把我们从精神的世界分出去并塑造形成我们物质身体的结构。这是因为，头和头能塑造的结构在出生之前已经是完整的。人的头想把一切都定型成为物质的结构，可是与头对比的四肢一直都想让定型的物质消灭，把它变得非物质的、活力的。这样就平衡了。两种因素之间的，就是形成个人内心世界的节奏系统。
如果头对于节奏系统的作用太大，人就会得肺病，就是肺想重新形成的一种现象。医学中，我们也需要跟头对比的、有消灭作用的四肢的力量。头（思考）都有定型的作用，四肢（活动）都有消灭的作用。头以它单一的特点所造成的病，是四肢以它对比的特点能治疗的。人就是一个需要两方面的整体。
头使得什么都变得固定、变成定型的物质。四肢和新陈代谢则使得什么物质都被消灭、变得精神化。因为这一点，四肢以它们消灭的特点，能治疗头以单一固定的特点引起的病情。
我们需要让小孩以两种方式去参与学习。如果一个老师没有这样的理解，而仅仅是被小孩特别能发挥的这种活泼有生命力的特点吸引，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一种对于小孩的欲望——从小孩得到生命力的欲望。这样的话，老师就会把小孩给消费掉。
我尝试让我们培训活动的参与者理解这一点，不过结果是，有一半的参与者第二天就不来了。他们真的只愿意听我个人的故事和具体的做法吗？我想当一个研究家是不是一个太过分的愿望？我知道，中国人怕思考，觉得不如感受，可是对大人来说，仅仅感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在不理解的时候就很难判断所接受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孩子是可以只去感受的，因为孩子还不用判断，可是大人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不清楚的东西，以免依赖。我只好放弃，将来再也不做演讲。
我觉得自己很弱，经常想到放弃我的做法、想法和自己。我不知道做什么才对。可是对别人来说，我这样的特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力量，一种能承受一切情况（包括失败）的力量。对我来说，自己的做法和未来从来没有肯定和保障的状态是让我感到弱的。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世界上需要有人来做、但是没人做的事。可是这是什么呢？我现在对于这种事的具体想法只能是乱想象的，只能是后边需要放弃的幻想。我怎么会不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