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灵魂空间探索卷 《无与有》奥秘启示录 图里亚瓦刹
在这本书里都是介绍怎样获得意识的。不过，意识也有很多种。比如在9岁时刚开始出现的意识是对于自己的，使小孩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形象。为了改变世界，我们首先需要改变自己，而为了改变自己所需要的意识不是那种让我们从主观的角度注意到自己形象的，而是一种客观的、好像从外面来看自己的。首先，我们的意识要离开我们内心假造的想象世界，要进入真实的外界，使我们忘掉自己。然后，我们自己需要是被我们在世界中的意识而观察的。
这，会使得我们对于自己命运、吃亏等的看法完全转变。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在生活中建立和办成的事、得到的东西和成果、我们在自己或者别人的想象中是什么人，还有我们的感受，在死后都会消失。唯一在精神上会继续的，是我们动机中被发挥的萌芽。
如果一个人走上了前面介绍的这种认识（直觉）的路，他就会发现：为世界发展有必要做的和根据精神规律有必要的事情，如何通过自己得到了实现。这不可能由个人来计划，因为个人有目的的计划只会排除精神的力量。不过，个人清醒的意识都会保持着。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人进入的就不是超出个人的精神范围（承受精神的任务），而是进入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身体内有感受，就像吸毒一样。
原始山区里的巫师也有点像吸毒那样。他们能“直觉”到精神力量（能与鬼说话，命令鬼做什么事）的状态，也是完全消失了个人独立意识的。他们的自我已经离开了身体，所以其他的力量就可以进入和借用和控制他的身体。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完全被动。只因为平常会排斥别人灵心和直觉能力的意识和个人想象世界在这种状态下消失了，这些非物质的力量就能进入他们、控制他们并从他们那里受到影响。不过，这种失去意识的手段非常不适合现代，也不利于个人精神的发展。为了获得独立的意识、为了能完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首先需要通过科学去消失这种原始的直觉能力，然后有意识地重新学会。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对精神范围力量有意识的直觉，他就能直觉到命运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做过的事情决定了今天的生活状况，我们并不是每天完全重新开始的。记忆力在心里让我们回忆自己的经验，使我们调整自己的做法。命运也就这样来提醒我们，使我们调整自己的做法。只不过，命运不是直接在当下的生活中让我们改正刚犯过的错误。命运更是一种从前辈遗传得来的因素，就像身体是从父母那里遗传得来一样。
人的才能都是从学习和经历的过程得到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忘掉，不过，才能会保留下来。命运带来的天赋也一样，前辈的献身精神和追求在这一辈变成了天赋，因为献身精神和追求使得他在精神的范围中也接触到了这方面的力量。
我们的才能和过去的经历也能引起别人对于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昨天的工作造就了今天的条件。灵心给我们安排的命运也是前辈的做法造成的事。像昨天做出的事情在今天又吸引了我们一样，自己在前辈做出的事情在这一辈也会吸引我们。这是因为前辈的灵心已经跟某些做法融为一体了，而精神从灵心的经历得到了它的才能。前辈做法的后果就会吸引从这种做法中得到的（精神）才能。像一个人只能在自己的文化造成的某个环境中很好地使用生活一样，自己的命运也会带我们到自己在前辈造成的、现在已经属于自己的熟悉的“家”（后果）。这样，我们在我碰到的命运中就能认出自己的精神。
当然，从前辈带来命运因素的，不是灵心、不是个人内心的世界，也不是自我。这些都像物质的身体一样在死后慢慢地消失掉，也就是与属于它们范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只有在发挥意志时造成的精神力量还会保留。只有这个本来不属于个人的，而属于精神部分会继续存在并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自我和身体。造成轮回和命运的也就是精神中的意志。
知道后怎么办？
过去，我的命运让我碰到比较多的阻碍，使我通过这些阻碍能很清楚地看到我要面对和做到的事。可是最近基本上没有人和事情在阻碍我的事，我得到了太多的权利，所以我越来越难看得出我生活的路。在命运不出现时，我容易迷路、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引诱。
在我的生活中重复地要出现的命运，是通过某些在我身边的个人出现的。这些人虽然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形成我命运的力量会让他们来破坏我的工作。而由于社会的影响，这又会破坏到他们的工作。这样，最后产生的就是意识。每次，只有我先承受这个命运，我才能改变命运造成的后果；只有我自己自由地去寻找对于自己的后果（自己来破坏自己的），通过别人来完成的、破坏更大的命运（后果）才不用产生，使别人也获得了自由（他已经不用完成自己并不想做出的事）。如果我不承受后果，命运就停止不了。不管是我自由地去寻找后果，还是别人以让自己难受的方式来完成我的命运，意识都会产生。
所以，每次在认出我命运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也为了对方的自由，我就要脱离我不想影响和破坏的名义，不管这些名义是不是我自己建立的，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就能保证我内心中需要发生的转变（学习）过程。而只有我从自己内心的和环境中的过程找到学生的课程，学生的内心中也才会有过程。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老师也能感觉或直觉到每个学生带来的命运和他根据这个命运要完成的任务。其实，人的命运不是完全固定的，它会随着人所完成的任务而改变。这样理想的老师也知道：每个人（学生）不可能都有同样的任务（需要学同样东西）。假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完成同样的任务，我们那么多人只能互相影响、互相阻碍。不过幸好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丰富多彩的不同的路和属于这条路的天赋会引起相互的启发。
学生自己也要承认，每个人不同的才能带来的是不同的生活任务。在与学生实现项目的过程中，命运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经历，而这些可能困难的经历，就是在帮助他们寻找自己的生活任务。如果学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任务，他们就非常容易迷路，非常容易进入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任务的，正是我们的教材，因为教材把任务和学习目的都定成了标准。哪里还能寻找世界中自己该做的事呢？
很多家长和学校还想避免学生碰到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往往只把不顺利的一部分看成是命运造成的。其实，这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才能给我们带来认识。如果只有所谓的“好事”，我们就什么都认识不到。
通过物质不断发生萎缩和死亡的过程、通过疾病，我们才会获得新意识的萌芽和才能。如果不发挥，世界上的生活也很难发展下去。
钱不是能解决很多问题吗？
我花钱比较乱。开展活动不用很多钱。我们去年的活动花了430元，我和我哥哥这一年的生活费是700元左右。开支较大的是医疗费：我为医疗费花了8,000元，其中5,000元是为3个村民花的。我另外给了村民1,900元，主要用于归还贷款。另外，我帮电视台买录像带花了1,760元。我给广西新华书店批发中心1,000元，请他们帮我买和批发我的书。出差做咨询工作花的有500元。我的钱每一年就这样花完了。
不能保密的是，我通过给杂志写文章也挣了一些钱，还有另一个电视台送给了我价值600元的空白录像带。别人给我捐的13,206元，我拿出7,206元转给了香港一个基金会，另一部分就退给了捐款人。我出版书所得的稿费，我让出版社直接给了我朋友办的一个学校。他们很需要。
有了办事处，我就可以在中国合法工作，可是我不能为以办事处的名义做的事收钱，也不能从我代表的那个协会得到钱。政府部门更不会（从经济上）管我的事。所花的钱都是我爸爸给我的。以前，我爸爸每年给我的钱有5,000多元，可是生病的这一年，我还需要另外请他送3,000元。现在，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我每年得到的钱已经达到了10,000元，同样被别人花完。如果再给多一点钱，我的研究工作也不会做得更好，只是别人利用我钱的现象会增加。
我喜欢把每年一次得的钱安排用在整个一年或者几年内，可是我身边的人不会这样。如果他们的手里有钱，他们不能不去马上请客把它花完，也不能理解我怎么不马上花。如果我要坚持我的方式，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就非常地自私。所以我只好承受，让他们花完。
在我坐拖拉机翻车后，我住的那家人以为现在什么都完了：“让‘雷锋’出事的责任可承担不了，可能要坐牢。”他们也很怕我父母知道，来找他们的责任。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责任呢？后来也没有政府的人或其他人来管这件事，使我住的那家人终于相信：我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有权利的人物。他们可能想：“怎么没人管，车主反而还能向他要钱？这样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去说服领导的作用。”
后来，我的朋友就不像以前那样以住院为借口客气地骗我，而是直接去偷我爸爸给我的整一年的经费。偷了之后，对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后果，没有任何人来找他们的麻烦。“其实可以很随便地对待他。”对他来说，我这个已经没有钱又不会引起领导关注的人现在就成了一个没用的东西。所以他们再也没有以担心的原因限制我。我终于得到了我的自由，从现在开始，我都是一个人在山里走我的路。
我不想打官司。吃亏没有那么可怕。如果我变成一个心里有仇恨的人，那才可怕。如果我想达到公正就去报复，我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这就是我自己的不好了。他们本来是好人，只是被我的钱给捣乱了，我不应该有这笔钱。那么，我后来离开了他们家，还在这里公开写下来所发生的事，是不是我也不应该这样？
以前，我哥哥送给他们全屯做项目（修路等）的钱对管理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引诱。在我去银行查的时候，这笔钱也已经不在了。结果不仅是全屯对这家的信任垮了，也是全屯以内都放弃合作，比如放弃了修自来水等项目，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团结的气氛。捐款的最后结果，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气氛和关系。再过了半年后，屯里物质的条件虽然越来越好，可是以前的快乐再也不回来。公路和拖拉机给他们也带来了车祸和死亡。留下的，是一种悲伤可是互相理解的气氛。
我又一次体会到：靠给钱去帮助穷人，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实际了。“其实，钱是那么容易来的”这种不实际的看法，可能就引起了他们心理的病，把他们对于钱的概念给弄乱了。一个人为了帮穷人的钱而去努力之后，还是要发现：帮助这里的人并不像挣钱和送钱那么容易。我花钱的方式有时不是我能控制的，而是别人控制的。所以不要给我钱。如果还是给我，这只会增加别人对于我的控制。只有我自己没有了钱、自己也接不到朋友的帮助，我才不是别人手里的“弄钱工具”。因为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跟钱无关（不需要钱），我在没有钱的时候能更自由地做。
许多不好的事情都要发生，不过他们也有发生的必要。只通过这些不好的经历，我们才能获得意识。村民和我，都被唤醒过来了。总是都是不好的事情引起了意识，而意识是改变创造好未来的一个基础需要。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不会主动反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只能承受。由于我这种被动的特点，别人就可以得到什么。他们得到的不是我主动给的，而只是由于我被动和承受的特点，它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自己不会放弃的只有我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并从人类精神的需要来接受我的任务。
只有别人破坏我个人的生活，世界需要发生的事才能通过我和我身上的破坏去发生。只有我个人的事情被破坏，别人才会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做法。如果不让别人破坏我个人的、其实也是多余的享受，我就无法让需要发生的事由我去发生。
如果我做社会的事，社会就会给我力量；如果我做精神的事，与精神变成一个的，放弃个人的目的去成为精神力量的一部分，我就已经没有了“自私”这个阻碍力，使精神能给我力量。或者说：如果我做的不是自己喜爱的，而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意愿所必须发生的事，这个意愿的力量就会保证我所做的事。这样，承受就会带来很大的力量。但，如果我做的是我个人的事，我只能靠我个人的力量。可是不要以为，做了精神的事后，属于精神的力量就也能帮助解决我个人的事。这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行为中存在的精神只能保证这个人能完成精神的事。
如果都没有做什么属于（永远的）精神的事，如果没有让精神进入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内心中就没有了能超出死亡的精神。反过来，如果我们让精神通过自己的行为进入物质的世界，我们的内心中就产生了永远属于精神的东西。如果消失个人自私的心，自己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光能照亮世界的火。
不过，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规律：如果一个人做事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兴趣、因为他想做得更好，这就会提高他做事的质量。为了更好质量的工作，人家自愿就会给更多的钱。所以不为钱，而是为了理想做事的人会得到很多的钱。但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些钱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别人今后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如果一个好人要继续起到好的作用，他就不能接受他该得的回报。如果接受，他自己的生活会变得美好，可是如果他不脱离出现的这种美好的生活，他也只能自己享受。
也许，这次碰到的经历要告诉我的，是唯一的帮助穷人的办法。在城市帮助农村是不可能的。能真正帮助农民的不是钱，也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人才和城市人的时间。唯一的能帮助的办法是：自己成为一个人才，去穷的山区生活并放弃与农村人不同的生活要求。虽然农民不会承认外地人与他们有同样的生活条件，可放弃还是需要的。不过，自己做出来的事和实践的生活方式则要跟农民完全不一样。只有在与他们同样的情况下实践他们想像不到的事情，他们才会相信，这是他们自己也能做到的，使他们才会学习。
如果靠给钱去改变生活，他们永远会说，这是城市的钱才能做到的。所以，我写书和做研究都是在农村、在酒鬼的身边来做。虽然农村人影响我的工作，虽然在这里的大人根据传统无意识的思维习惯还不能相信我来这里没有其他的对于他们保密的目的，使部分人对我有看法。不过，这样我的工作却能教育只从情感来思考的、喜欢我的小孩，而我的书又能接受一些实际的因素。
后来，我搬到了学生宿舍楼去住。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跟学生一起上他们的、没有隔墙的厕所。板烈小学里跟学生一起的生活节奏非常好、因为非常稳定：早上6：30跟学生起床、中午跟学生睡觉两个小时、晚上9：00跟学生睡觉。在他们上课时，我跟我的朋友蒙令华就修改书、偶尔也上五年级班的课。只有我朋友带来的手机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干扰和紧张。我真觉得，只要有电话，我的工作效率就低了。在这两个多月内，我天天在我们自己建的游泳池里面跟学生一起游泳。后来，我在这个小学生宿舍楼楼梯后边的小房间里还住了差不多一年。
帮我修改书的朋友走之后，我就每天翻译一本鲁道夫史代纳写的书《孩子成长的力量》。这时我真正得到了为了翻译所需要的安静：我们这里下了几天的大雨后，塌方很多，使我们乡几个星期都不通车。想访问我的人到了镇上之后，就放弃而返回了。
从这些书我慢慢知道了：人接受精神后要进入物质的世界做事，是为了把接受的精神带到物质中去（做创造工作）。人在世界上的任务就是根据精神的意愿改造物质的世界。只有人才有认识的能力又能在物质中做事。精神本身不能在物质中实现任何的事情，逼近精神不能乱造成奇迹。精神不能直接地以物质的方式出现，而只能被思考反射出来。所以它还是需要我们人来帮他做。同样，只有在物质的身体内，精神才能受到引诱和考验。只有在物质的世界上我们才有学习并实现精神的事。
我能承受吗？
我到城市的时间不会很长，不过前两个月（5月份）我去了几次，做咨询工作。我认为，农民需要看到我的生活，可是城市人才需要我的研究成果。因为谈自己太主观，对参与者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只谈他们的项目，让我帮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这样工作的效果非常好，我能说的都比较适合他们的工作需要。比如，跟民工小孩搞活动的参与者让我谈他们做杂技的需要，因为杂技可以让小孩欣赏自己身体的能力、能让他们合作、又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如果搞大型活动，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2004年8月时，我的去美国留学的朋友回中国了。所以我到城市帮他们做建设工作。全国来的志愿者大概有10个。这里的3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朋友才是中国大陆最权威的专家。他们做到的，我都做不到。他们让大家参与到他们的事情。如果要让大家参与我在农村的事，我确实做不到，因为我会觉得失去了属于我自己的事，好像占了别人的地方一样。所以，我很佩服城市的朋友们。
我就开始每晚给这里的两个固定参加的和几个偶然参加的志愿者和外来的人口头翻译鲁道夫史代纳的演讲《人类健康的发展》。我用了46天，每天备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口头翻译，再后一起来讨论。后来我还给他们口头翻译鲁道夫史代纳的书《精神科学》，有4个志愿者参加。本来我打算在城市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一到了就觉得，没有了胆量。当一个只适合被淘汰地方的人不敢见领导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更不敢见记者。
很多人觉得办这样一所学校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应该发展，所以他们就给学校带来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做推广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需要，他们需要与社会的交流。可是对做研究工作的我来说，这些机会也就是很多从外面进来的、带来引诱的事情。如果我也忙着跟这些机会跑，我就很难安静下来做好教育和研究工作。学校需要在这种矛盾中的平衡，可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城市的朋友们对我非常好，不过有时来了一些对我有期望或者某种想象的人。但我又无法满足他们对于我的期望或者想象。可能是媒体造成了他们对于我的愿望，所以我在这4年以来拒绝了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比如有的人一定要我给他在书上签名。在我说“我不是明星”时，他们就说：“可是每次在我看到时，你签的名字会给我力量。”我就说：“这种力量是假的。在幻想中你可以想象有这样的力量，可是这是骗自己的。真正的力量只能是直接从精神那里得到的，通过自己改变自己而得到的，不可能是人给的。”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想或者邪教。我们都只是普通人，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假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危险。
在满足不了他们的同时，我还是觉得必须为了他们成为一个我不是、也不想成为的理想的人，只是，如果长期不能做我自己，我的神经就痛了起来。痛是物质的，不过造成痛的原因是灵心的。当我靠思考来回答一些跟我的情感（感受）不一致的问题时，这种思考与情感之间的差别就破坏了我物质的身体，让我痛。紧张不安还支持这样的现象。有时我觉得，承受这种痛不如死。结果，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如果没有痛，那是最舒服的、最美好的一种生活。最后，我就想到为了做一个普通人去放弃我自己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大家对于理想人物的需要，不管我自己有多难受，就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去“承受”媒体的采访，并成为一个虚假的传说呢？
你就这样承受吗？
以前在板烈小学，学生在我们建的那个游泳池玩得和跳得很激烈。我担心过这样会出事的，可我还是没想到：有一天，3年级一个叫牙东云的非常活泼的女孩早上很早就到那边去游泳时，她的腿被水冲到最下面排水的那个小洞里去，使她无法上来。她的同学在上面哭，也不敢叫别人，被卡住在下面的牙东云就这样淹死了。
原来这几个排水洞应该是关闭的，可我为了跟学生修被大水破坏了一部分的水坝，把它给打开了，修好后马上又下雨涨大水，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把它们关好。我这样一个“小”错误就带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牙东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我和同学们的水坝项目。她给了她的全部，而我只给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一个巫师说过，因为水坝的结构是弧形的，它需要一个小孩的灵魂去顶它。另一个巫师根据倒下的一棵树曾预言过牙东云的家要受害。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发生的，我还是认为我有罪（责任）。
很多学生都在纪念他们淹死的同学，只有我不在。我在城市接了几个电话：校长告诉我，县教育局和乡政府要求我马上回东兰把游泳池改造。可在我问教育局时，他们又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牙东云的叔叔说：“……现在你又不承认发生这件事情。你以为他们家是文盲，给他们2,000元就可以逃避责任。这是你在笑他们的，太看不起一个小孩的生命。”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怎么，在他说要跟我打官司时，我只好说：“那我只能去坐牢”。
我只是怕，如果我被判刑可又不让我坐牢的话，会不会是让我离开中国，离开我在中国要做的事？我在城市的一些朋友就开始帮我想办法如何能把责任转给“该负责的人”，可是我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去对付受难人的事情。我的朋友怕我承受，可是我累了，我不想争，我只想承受，不管发生的事情会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会发生该发生的事。
回到了板烈小学时，我听到有学生说：“你是鬼，不，你是我的朋友”。拜访牙东云家之后，我去改造游泳池。我一边把大水带来的沙子挖到水深的地方去，一边想：这个家很困难，他们应该得到帮助，而且我有责任，我应该赔钱。只是我自己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多钱。如果我让我的朋友给钱、让他们替我来赔偿，这就等于我不承受我的责任，而把责任转给了别人。怎样才能自己来承受自己的责任？
我做改造游泳池的工作，做得越来越疯狂，我感觉到我必须以劳动来偿还我的罪。到了晚上，我完成了本来计划用3天的工作，使得我身体已经动不了了。
村里有人说：“他应该赔钱，他的钱那么多，是花不完的”，而另一些人对我说：“这个责任不应该是你的”，可是牙东云的爸爸都没有跟别人说任何话。后来，他、他们家里的爷爷、我和校长同意只让我赔我有的那么多钱（一共5,000元），不要多的。正好在我最对不起别人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以前在林广屯找过我的那个北京女的，并说，她要“帮”我对付牙东云的家。她受不了我“吃亏”。我告诉她：如果不放弃抓住好处和放弃好处所需要的不老实的自私的做法，我就永远不能脱离互相的伤害、永远不能改变世界。谈判也只是一种保证双方得到好处的做法，并不能创造代替矛盾的和平。如果我为了能做到更多的好事去利用不诚实的手段，所谓的好事永远只是个借口。为什么不能让我承受我的罪？
我最不希望她去对付需要安慰的人，所以我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牙东云的家。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着我，而因为她不愿意和学生交流，她在这时就不敢靠近我们。反而她以为我在这里不快乐，想让我离开这……。下一天，我和帮我修改书的朋友到靠近山顶的一个学生家去躲避她。
后来，我到县城把我留下的4,850元（还差150元）给了该得的人。我没有留下今年可用的钱不要紧，我可以不坐车，镇上和两个乡之间的小人行路我都熟悉了。重要的是，我还能走这些山路、还能留在这里做事。
我自己也要学习
我总是会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办的？我总是想，我要利用我的生命办尽可能多的事。没有办事的时候，如果不能做得比别人多，我就不安，好像怕别人说自己没有什么用。有时，在我忙着追求一个遥远的目标时，突然碰到了一件麻烦的、拖时间的事情，比如说路上的车祸。这时我往往会想如何不去理会它、不受它的影响。其实，在生活中关键的是我怎么做人，怎样去对待这个车祸。碰到的，就应该成为我最关键的事情。
我还越来越经常考虑怎样能把我的事情和项目做得更好，怎样能控制给别人看到的结果和留下的印象。可是这样，我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假，只是为了我对于自己的想象、为了制造一种形象而做，而不是为了大家去考虑。所有以某种目的做出的事情，只会使得我的做法变得假、变得不好。虽然目的是好的，可是目的本身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用权力（武力）来对付别人的权力（武力），那么我所做的，只是参与了他们不好的做法。
在我想“我必须做成这件事，否则我这个人没有用”的时候，不好的力量和做法得到了发挥。如果我为了做到“有用的事情”就去说服别人，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影响到别人的自由。我为了强迫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的做法，会使别人的生活变得很难受。只有我脱离评价办事结果的这种做法、只有我放弃要达到的目的、结果和效果，我才能实践好的做法、才能给别人带来自由。除了项目的形象之外，我还要放弃自己个人的形象。而如果放弃对于自己的想象，我做事的意义就会倒过来，会跟平常的思考是相反的。所以，我还需要放弃别人对于我的理解。我愿不愿意做呢？
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改变世界上的情况，他首先必须改变自己，然后，对于世界的改变只是一种副作用。直接地以目的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改变所用的陈旧手段总是会破坏好的结果。
如果现在停止我的项目，这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或者人让我失望，放弃这里的人是我不愿意的。让我考虑停止的是：我个人与项目的关系变得太注重自己的样子。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只为了自己的兴趣做事情。现在，我个人的兴趣、追求和力量慢慢地在消失。在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如果他不退出，事情不仅会变得不好，还会以不好的方式影响到别人要做的事。我做的6年的事情就像教育一个小孩那样：在给他的教育已经完成、在孩子已经成熟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他自由。他再也不能是属于老师的。否则的话，我们只会影响他的发挥或者成为一个被他控制的木偶。不过，别人还可以与他合作或者聘用他。
现在事情已经结束时，原来推动我的力量也已经消失了。因为以前已经知道了形象给思想带来的危险，我就尝试把我隐藏起来（逃避）。为了彻底让这种危险消失、为了以不自私的方式（想法）面对媒体和“崇拜”者、也为了不影响别人的工作，我需要脱离我个人能控制的项目。这样，在将来也没有必要再谈自己——这种自私的形象工作。在我完成最后一次的实验之后，我就要脱离我所做的事情，把它交给别人，也就是给它自由。只有放弃占有任何个人的项目和目的，然后重新开始做人，我才能脱离为了自己形象的考虑、才能很纯洁地为了世界的事情而做。
放弃所有联系到自己的想法是获得超出个人力量的秘密。我的命运特别不让我脱掉这个问题。如果能放弃联系到自己的想法，我就能同情地与所有的事物融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为了保持自己而具有自私心的个人就停止存在，个人的事情也停止存在。还没有到的时候，我需要用自私的反感来维持一种不同于社会的自己特点的事情，但放弃时，我也不用像社会中的人那样跟着机会跑，而放弃一切就会给我自由。
我既然创造了一些项目，可是如果我不脱离它们，它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假造的。创造项目是第一步，可是现在我要学会第二步，就是让它们消失，要放弃一切的目的。只有我个人没有了目的（留下空间），精神的力量才会进入我留给它的空间。这样，我才能发现与造出来的项目不同的真实的情况。创造项目比较容易，不过在自己的想象中又让它消失是非常难的。可是通过这两步，我们才能让精神的真理进入我们的思维。
在自由的状态下，我们就没有以某种方式去反应或想象的必要。不管有没有受到什么刺激来形成动机，自由的人都能自由的行动或者不反应。如果获得了这样的自由，自己就要负责所有的行为；没有了自然（自动）发生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就没有了不负责的借口。这样的，思考、情感和意志之间的自然连接（自然反映）已经被断开，只有自己才能把它们联系的自由就已经会引起对思考、情感和意志有意识的直觉能力并允许我们完全的控制它们。在这种没有了自然调整的情况下自己也要负责可能单一极端的发挥。在这个时候为了健康的自由需要的是和谐，不是紧张、刺激和动来动去的心情。
这，会使得我们对于自己命运、吃亏等的看法完全转变。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发现：我们在生活中建立和办成的事、得到的东西和成果、我们在自己或者别人的想象中是什么人，还有我们的感受，在死后都会消失。唯一在精神上会继续的，是我们动机中被发挥的萌芽。
如果一个人走上了前面介绍的这种认识（直觉）的路，他就会发现：为世界发展有必要做的和根据精神规律有必要的事情，如何通过自己得到了实现。这不可能由个人来计划，因为个人有目的的计划只会排除精神的力量。不过，个人清醒的意识都会保持着。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人进入的就不是超出个人的精神范围（承受精神的任务），而是进入自己的身体，在自己的身体内有感受，就像吸毒一样。
原始山区里的巫师也有点像吸毒那样。他们能“直觉”到精神力量（能与鬼说话，命令鬼做什么事）的状态，也是完全消失了个人独立意识的。他们的自我已经离开了身体，所以其他的力量就可以进入和借用和控制他的身体。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完全被动。只因为平常会排斥别人灵心和直觉能力的意识和个人想象世界在这种状态下消失了，这些非物质的力量就能进入他们、控制他们并从他们那里受到影响。不过，这种失去意识的手段非常不适合现代，也不利于个人精神的发展。为了获得独立的意识、为了能完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首先需要通过科学去消失这种原始的直觉能力，然后有意识地重新学会。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对精神范围力量有意识的直觉，他就能直觉到命运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做过的事情决定了今天的生活状况，我们并不是每天完全重新开始的。记忆力在心里让我们回忆自己的经验，使我们调整自己的做法。命运也就这样来提醒我们，使我们调整自己的做法。只不过，命运不是直接在当下的生活中让我们改正刚犯过的错误。命运更是一种从前辈遗传得来的因素，就像身体是从父母那里遗传得来一样。
人的才能都是从学习和经历的过程得到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忘掉，不过，才能会保留下来。命运带来的天赋也一样，前辈的献身精神和追求在这一辈变成了天赋，因为献身精神和追求使得他在精神的范围中也接触到了这方面的力量。
我们的才能和过去的经历也能引起别人对于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昨天的工作造就了今天的条件。灵心给我们安排的命运也是前辈的做法造成的事。像昨天做出的事情在今天又吸引了我们一样，自己在前辈做出的事情在这一辈也会吸引我们。这是因为前辈的灵心已经跟某些做法融为一体了，而精神从灵心的经历得到了它的才能。前辈做法的后果就会吸引从这种做法中得到的（精神）才能。像一个人只能在自己的文化造成的某个环境中很好地使用生活一样，自己的命运也会带我们到自己在前辈造成的、现在已经属于自己的熟悉的“家”（后果）。这样，我们在我碰到的命运中就能认出自己的精神。
当然，从前辈带来命运因素的，不是灵心、不是个人内心的世界，也不是自我。这些都像物质的身体一样在死后慢慢地消失掉，也就是与属于它们范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只有在发挥意志时造成的精神力量还会保留。只有这个本来不属于个人的，而属于精神部分会继续存在并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自我和身体。造成轮回和命运的也就是精神中的意志。
知道后怎么办？
过去，我的命运让我碰到比较多的阻碍，使我通过这些阻碍能很清楚地看到我要面对和做到的事。可是最近基本上没有人和事情在阻碍我的事，我得到了太多的权利，所以我越来越难看得出我生活的路。在命运不出现时，我容易迷路、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引诱。
在我的生活中重复地要出现的命运，是通过某些在我身边的个人出现的。这些人虽然不愿意这样做，可是形成我命运的力量会让他们来破坏我的工作。而由于社会的影响，这又会破坏到他们的工作。这样，最后产生的就是意识。每次，只有我先承受这个命运，我才能改变命运造成的后果；只有我自己自由地去寻找对于自己的后果（自己来破坏自己的），通过别人来完成的、破坏更大的命运（后果）才不用产生，使别人也获得了自由（他已经不用完成自己并不想做出的事）。如果我不承受后果，命运就停止不了。不管是我自由地去寻找后果，还是别人以让自己难受的方式来完成我的命运，意识都会产生。
所以，每次在认出我命运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也为了对方的自由，我就要脱离我不想影响和破坏的名义，不管这些名义是不是我自己建立的，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就能保证我内心中需要发生的转变（学习）过程。而只有我从自己内心的和环境中的过程找到学生的课程，学生的内心中也才会有过程。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老师也能感觉或直觉到每个学生带来的命运和他根据这个命运要完成的任务。其实，人的命运不是完全固定的，它会随着人所完成的任务而改变。这样理想的老师也知道：每个人（学生）不可能都有同样的任务（需要学同样东西）。假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完成同样的任务，我们那么多人只能互相影响、互相阻碍。不过幸好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丰富多彩的不同的路和属于这条路的天赋会引起相互的启发。
学生自己也要承认，每个人不同的才能带来的是不同的生活任务。在与学生实现项目的过程中，命运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经历，而这些可能困难的经历，就是在帮助他们寻找自己的生活任务。如果学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任务，他们就非常容易迷路，非常容易进入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任务的，正是我们的教材，因为教材把任务和学习目的都定成了标准。哪里还能寻找世界中自己该做的事呢？
很多家长和学校还想避免学生碰到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往往只把不顺利的一部分看成是命运造成的。其实，这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才能给我们带来认识。如果只有所谓的“好事”，我们就什么都认识不到。
通过物质不断发生萎缩和死亡的过程、通过疾病，我们才会获得新意识的萌芽和才能。如果不发挥，世界上的生活也很难发展下去。
钱不是能解决很多问题吗？
我花钱比较乱。开展活动不用很多钱。我们去年的活动花了430元，我和我哥哥这一年的生活费是700元左右。开支较大的是医疗费：我为医疗费花了8,000元，其中5,000元是为3个村民花的。我另外给了村民1,900元，主要用于归还贷款。另外，我帮电视台买录像带花了1,760元。我给广西新华书店批发中心1,000元，请他们帮我买和批发我的书。出差做咨询工作花的有500元。我的钱每一年就这样花完了。
不能保密的是，我通过给杂志写文章也挣了一些钱，还有另一个电视台送给了我价值600元的空白录像带。别人给我捐的13,206元，我拿出7,206元转给了香港一个基金会，另一部分就退给了捐款人。我出版书所得的稿费，我让出版社直接给了我朋友办的一个学校。他们很需要。
有了办事处，我就可以在中国合法工作，可是我不能为以办事处的名义做的事收钱，也不能从我代表的那个协会得到钱。政府部门更不会（从经济上）管我的事。所花的钱都是我爸爸给我的。以前，我爸爸每年给我的钱有5,000多元，可是生病的这一年，我还需要另外请他送3,000元。现在，由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我每年得到的钱已经达到了10,000元，同样被别人花完。如果再给多一点钱，我的研究工作也不会做得更好，只是别人利用我钱的现象会增加。
我喜欢把每年一次得的钱安排用在整个一年或者几年内，可是我身边的人不会这样。如果他们的手里有钱，他们不能不去马上请客把它花完，也不能理解我怎么不马上花。如果我要坚持我的方式，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就非常地自私。所以我只好承受，让他们花完。
在我坐拖拉机翻车后，我住的那家人以为现在什么都完了：“让‘雷锋’出事的责任可承担不了，可能要坐牢。”他们也很怕我父母知道，来找他们的责任。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责任呢？后来也没有政府的人或其他人来管这件事，使我住的那家人终于相信：我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有权利的人物。他们可能想：“怎么没人管，车主反而还能向他要钱？这样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去说服领导的作用。”
后来，我的朋友就不像以前那样以住院为借口客气地骗我，而是直接去偷我爸爸给我的整一年的经费。偷了之后，对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后果，没有任何人来找他们的麻烦。“其实可以很随便地对待他。”对他来说，我这个已经没有钱又不会引起领导关注的人现在就成了一个没用的东西。所以他们再也没有以担心的原因限制我。我终于得到了我的自由，从现在开始，我都是一个人在山里走我的路。
我不想打官司。吃亏没有那么可怕。如果我变成一个心里有仇恨的人，那才可怕。如果我想达到公正就去报复，我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这就是我自己的不好了。他们本来是好人，只是被我的钱给捣乱了，我不应该有这笔钱。那么，我后来离开了他们家，还在这里公开写下来所发生的事，是不是我也不应该这样？
以前，我哥哥送给他们全屯做项目（修路等）的钱对管理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太大的引诱。在我去银行查的时候，这笔钱也已经不在了。结果不仅是全屯对这家的信任垮了，也是全屯以内都放弃合作，比如放弃了修自来水等项目，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团结的气氛。捐款的最后结果，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气氛和关系。再过了半年后，屯里物质的条件虽然越来越好，可是以前的快乐再也不回来。公路和拖拉机给他们也带来了车祸和死亡。留下的，是一种悲伤可是互相理解的气氛。
我又一次体会到：靠给钱去帮助穷人，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实际了。“其实，钱是那么容易来的”这种不实际的看法，可能就引起了他们心理的病，把他们对于钱的概念给弄乱了。一个人为了帮穷人的钱而去努力之后，还是要发现：帮助这里的人并不像挣钱和送钱那么容易。我花钱的方式有时不是我能控制的，而是别人控制的。所以不要给我钱。如果还是给我，这只会增加别人对于我的控制。只有我自己没有了钱、自己也接不到朋友的帮助，我才不是别人手里的“弄钱工具”。因为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跟钱无关（不需要钱），我在没有钱的时候能更自由地做。
许多不好的事情都要发生，不过他们也有发生的必要。只通过这些不好的经历，我们才能获得意识。村民和我，都被唤醒过来了。总是都是不好的事情引起了意识，而意识是改变创造好未来的一个基础需要。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不会主动反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只能承受。由于我这种被动的特点，别人就可以得到什么。他们得到的不是我主动给的，而只是由于我被动和承受的特点，它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自己不会放弃的只有我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并从人类精神的需要来接受我的任务。
只有别人破坏我个人的生活，世界需要发生的事才能通过我和我身上的破坏去发生。只有我个人的事情被破坏，别人才会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做法。如果不让别人破坏我个人的、其实也是多余的享受，我就无法让需要发生的事由我去发生。
如果我做社会的事，社会就会给我力量；如果我做精神的事，与精神变成一个的，放弃个人的目的去成为精神力量的一部分，我就已经没有了“自私”这个阻碍力，使精神能给我力量。或者说：如果我做的不是自己喜爱的，而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意愿所必须发生的事，这个意愿的力量就会保证我所做的事。这样，承受就会带来很大的力量。但，如果我做的是我个人的事，我只能靠我个人的力量。可是不要以为，做了精神的事后，属于精神的力量就也能帮助解决我个人的事。这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行为中存在的精神只能保证这个人能完成精神的事。
如果都没有做什么属于（永远的）精神的事，如果没有让精神进入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内心中就没有了能超出死亡的精神。反过来，如果我们让精神通过自己的行为进入物质的世界，我们的内心中就产生了永远属于精神的东西。如果消失个人自私的心，自己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光能照亮世界的火。
不过，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规律：如果一个人做事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兴趣、因为他想做得更好，这就会提高他做事的质量。为了更好质量的工作，人家自愿就会给更多的钱。所以不为钱，而是为了理想做事的人会得到很多的钱。但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些钱又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别人今后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如果一个好人要继续起到好的作用，他就不能接受他该得的回报。如果接受，他自己的生活会变得美好，可是如果他不脱离出现的这种美好的生活，他也只能自己享受。
也许，这次碰到的经历要告诉我的，是唯一的帮助穷人的办法。在城市帮助农村是不可能的。能真正帮助农民的不是钱，也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人才和城市人的时间。唯一的能帮助的办法是：自己成为一个人才，去穷的山区生活并放弃与农村人不同的生活要求。虽然农民不会承认外地人与他们有同样的生活条件，可放弃还是需要的。不过，自己做出来的事和实践的生活方式则要跟农民完全不一样。只有在与他们同样的情况下实践他们想像不到的事情，他们才会相信，这是他们自己也能做到的，使他们才会学习。
如果靠给钱去改变生活，他们永远会说，这是城市的钱才能做到的。所以，我写书和做研究都是在农村、在酒鬼的身边来做。虽然农村人影响我的工作，虽然在这里的大人根据传统无意识的思维习惯还不能相信我来这里没有其他的对于他们保密的目的，使部分人对我有看法。不过，这样我的工作却能教育只从情感来思考的、喜欢我的小孩，而我的书又能接受一些实际的因素。
后来，我搬到了学生宿舍楼去住。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跟学生一起上他们的、没有隔墙的厕所。板烈小学里跟学生一起的生活节奏非常好、因为非常稳定：早上6：30跟学生起床、中午跟学生睡觉两个小时、晚上9：00跟学生睡觉。在他们上课时，我跟我的朋友蒙令华就修改书、偶尔也上五年级班的课。只有我朋友带来的手机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干扰和紧张。我真觉得，只要有电话，我的工作效率就低了。在这两个多月内，我天天在我们自己建的游泳池里面跟学生一起游泳。后来，我在这个小学生宿舍楼楼梯后边的小房间里还住了差不多一年。
帮我修改书的朋友走之后，我就每天翻译一本鲁道夫史代纳写的书《孩子成长的力量》。这时我真正得到了为了翻译所需要的安静：我们这里下了几天的大雨后，塌方很多，使我们乡几个星期都不通车。想访问我的人到了镇上之后，就放弃而返回了。
从这些书我慢慢知道了：人接受精神后要进入物质的世界做事，是为了把接受的精神带到物质中去（做创造工作）。人在世界上的任务就是根据精神的意愿改造物质的世界。只有人才有认识的能力又能在物质中做事。精神本身不能在物质中实现任何的事情，逼近精神不能乱造成奇迹。精神不能直接地以物质的方式出现，而只能被思考反射出来。所以它还是需要我们人来帮他做。同样，只有在物质的身体内，精神才能受到引诱和考验。只有在物质的世界上我们才有学习并实现精神的事。
我能承受吗？
我到城市的时间不会很长，不过前两个月（5月份）我去了几次，做咨询工作。我认为，农民需要看到我的生活，可是城市人才需要我的研究成果。因为谈自己太主观，对参与者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只谈他们的项目，让我帮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这样工作的效果非常好，我能说的都比较适合他们的工作需要。比如，跟民工小孩搞活动的参与者让我谈他们做杂技的需要，因为杂技可以让小孩欣赏自己身体的能力、能让他们合作、又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能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如果搞大型活动，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2004年8月时，我的去美国留学的朋友回中国了。所以我到城市帮他们做建设工作。全国来的志愿者大概有10个。这里的3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朋友才是中国大陆最权威的专家。他们做到的，我都做不到。他们让大家参与到他们的事情。如果要让大家参与我在农村的事，我确实做不到，因为我会觉得失去了属于我自己的事，好像占了别人的地方一样。所以，我很佩服城市的朋友们。
我就开始每晚给这里的两个固定参加的和几个偶然参加的志愿者和外来的人口头翻译鲁道夫史代纳的演讲《人类健康的发展》。我用了46天，每天备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口头翻译，再后一起来讨论。后来我还给他们口头翻译鲁道夫史代纳的书《精神科学》，有4个志愿者参加。本来我打算在城市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可是一到了就觉得，没有了胆量。当一个只适合被淘汰地方的人不敢见领导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更不敢见记者。
很多人觉得办这样一所学校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应该发展，所以他们就给学校带来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做推广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需要，他们需要与社会的交流。可是对做研究工作的我来说，这些机会也就是很多从外面进来的、带来引诱的事情。如果我也忙着跟这些机会跑，我就很难安静下来做好教育和研究工作。学校需要在这种矛盾中的平衡，可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城市的朋友们对我非常好，不过有时来了一些对我有期望或者某种想象的人。但我又无法满足他们对于我的期望或者想象。可能是媒体造成了他们对于我的愿望，所以我在这4年以来拒绝了大多数的报纸和电视台。比如有的人一定要我给他在书上签名。在我说“我不是明星”时，他们就说：“可是每次在我看到时，你签的名字会给我力量。”我就说：“这种力量是假的。在幻想中你可以想象有这样的力量，可是这是骗自己的。真正的力量只能是直接从精神那里得到的，通过自己改变自己而得到的，不可能是人给的。”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想或者邪教。我们都只是普通人，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假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危险。
在满足不了他们的同时，我还是觉得必须为了他们成为一个我不是、也不想成为的理想的人，只是，如果长期不能做我自己，我的神经就痛了起来。痛是物质的，不过造成痛的原因是灵心的。当我靠思考来回答一些跟我的情感（感受）不一致的问题时，这种思考与情感之间的差别就破坏了我物质的身体，让我痛。紧张不安还支持这样的现象。有时我觉得，承受这种痛不如死。结果，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如果没有痛，那是最舒服的、最美好的一种生活。最后，我就想到为了做一个普通人去放弃我自己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大家对于理想人物的需要，不管我自己有多难受，就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去“承受”媒体的采访，并成为一个虚假的传说呢？
你就这样承受吗？
以前在板烈小学，学生在我们建的那个游泳池玩得和跳得很激烈。我担心过这样会出事的，可我还是没想到：有一天，3年级一个叫牙东云的非常活泼的女孩早上很早就到那边去游泳时，她的腿被水冲到最下面排水的那个小洞里去，使她无法上来。她的同学在上面哭，也不敢叫别人，被卡住在下面的牙东云就这样淹死了。
原来这几个排水洞应该是关闭的，可我为了跟学生修被大水破坏了一部分的水坝，把它给打开了，修好后马上又下雨涨大水，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把它们关好。我这样一个“小”错误就带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牙东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我和同学们的水坝项目。她给了她的全部，而我只给了这么一点点时间。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一个巫师说过，因为水坝的结构是弧形的，它需要一个小孩的灵魂去顶它。另一个巫师根据倒下的一棵树曾预言过牙东云的家要受害。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发生的，我还是认为我有罪（责任）。
很多学生都在纪念他们淹死的同学，只有我不在。我在城市接了几个电话：校长告诉我，县教育局和乡政府要求我马上回东兰把游泳池改造。可在我问教育局时，他们又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牙东云的叔叔说：“……现在你又不承认发生这件事情。你以为他们家是文盲，给他们2,000元就可以逃避责任。这是你在笑他们的，太看不起一个小孩的生命。”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怎么，在他说要跟我打官司时，我只好说：“那我只能去坐牢”。
我只是怕，如果我被判刑可又不让我坐牢的话，会不会是让我离开中国，离开我在中国要做的事？我在城市的一些朋友就开始帮我想办法如何能把责任转给“该负责的人”，可是我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去对付受难人的事情。我的朋友怕我承受，可是我累了，我不想争，我只想承受，不管发生的事情会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会发生该发生的事。
回到了板烈小学时，我听到有学生说：“你是鬼，不，你是我的朋友”。拜访牙东云家之后，我去改造游泳池。我一边把大水带来的沙子挖到水深的地方去，一边想：这个家很困难，他们应该得到帮助，而且我有责任，我应该赔钱。只是我自己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多钱。如果我让我的朋友给钱、让他们替我来赔偿，这就等于我不承受我的责任，而把责任转给了别人。怎样才能自己来承受自己的责任？
我做改造游泳池的工作，做得越来越疯狂，我感觉到我必须以劳动来偿还我的罪。到了晚上，我完成了本来计划用3天的工作，使得我身体已经动不了了。
村里有人说：“他应该赔钱，他的钱那么多，是花不完的”，而另一些人对我说：“这个责任不应该是你的”，可是牙东云的爸爸都没有跟别人说任何话。后来，他、他们家里的爷爷、我和校长同意只让我赔我有的那么多钱（一共5,000元），不要多的。正好在我最对不起别人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以前在林广屯找过我的那个北京女的，并说，她要“帮”我对付牙东云的家。她受不了我“吃亏”。我告诉她：如果不放弃抓住好处和放弃好处所需要的不老实的自私的做法，我就永远不能脱离互相的伤害、永远不能改变世界。谈判也只是一种保证双方得到好处的做法，并不能创造代替矛盾的和平。如果我为了能做到更多的好事去利用不诚实的手段，所谓的好事永远只是个借口。为什么不能让我承受我的罪？
我最不希望她去对付需要安慰的人，所以我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牙东云的家。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着我，而因为她不愿意和学生交流，她在这时就不敢靠近我们。反而她以为我在这里不快乐，想让我离开这……。下一天，我和帮我修改书的朋友到靠近山顶的一个学生家去躲避她。
后来，我到县城把我留下的4,850元（还差150元）给了该得的人。我没有留下今年可用的钱不要紧，我可以不坐车，镇上和两个乡之间的小人行路我都熟悉了。重要的是，我还能走这些山路、还能留在这里做事。
我自己也要学习
我总是会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办的？我总是想，我要利用我的生命办尽可能多的事。没有办事的时候，如果不能做得比别人多，我就不安，好像怕别人说自己没有什么用。有时，在我忙着追求一个遥远的目标时，突然碰到了一件麻烦的、拖时间的事情，比如说路上的车祸。这时我往往会想如何不去理会它、不受它的影响。其实，在生活中关键的是我怎么做人，怎样去对待这个车祸。碰到的，就应该成为我最关键的事情。
我还越来越经常考虑怎样能把我的事情和项目做得更好，怎样能控制给别人看到的结果和留下的印象。可是这样，我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假，只是为了我对于自己的想象、为了制造一种形象而做，而不是为了大家去考虑。所有以某种目的做出的事情，只会使得我的做法变得假、变得不好。虽然目的是好的，可是目的本身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用权力（武力）来对付别人的权力（武力），那么我所做的，只是参与了他们不好的做法。
在我想“我必须做成这件事，否则我这个人没有用”的时候，不好的力量和做法得到了发挥。如果我为了做到“有用的事情”就去说服别人，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影响到别人的自由。我为了强迫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的做法，会使别人的生活变得很难受。只有我脱离评价办事结果的这种做法、只有我放弃要达到的目的、结果和效果，我才能实践好的做法、才能给别人带来自由。除了项目的形象之外，我还要放弃自己个人的形象。而如果放弃对于自己的想象，我做事的意义就会倒过来，会跟平常的思考是相反的。所以，我还需要放弃别人对于我的理解。我愿不愿意做呢？
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改变世界上的情况，他首先必须改变自己，然后，对于世界的改变只是一种副作用。直接地以目的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改变所用的陈旧手段总是会破坏好的结果。
如果现在停止我的项目，这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或者人让我失望，放弃这里的人是我不愿意的。让我考虑停止的是：我个人与项目的关系变得太注重自己的样子。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只为了自己的兴趣做事情。现在，我个人的兴趣、追求和力量慢慢地在消失。在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如果他不退出，事情不仅会变得不好，还会以不好的方式影响到别人要做的事。我做的6年的事情就像教育一个小孩那样：在给他的教育已经完成、在孩子已经成熟的时候，我们必须给他自由。他再也不能是属于老师的。否则的话，我们只会影响他的发挥或者成为一个被他控制的木偶。不过，别人还可以与他合作或者聘用他。
现在事情已经结束时，原来推动我的力量也已经消失了。因为以前已经知道了形象给思想带来的危险，我就尝试把我隐藏起来（逃避）。为了彻底让这种危险消失、为了以不自私的方式（想法）面对媒体和“崇拜”者、也为了不影响别人的工作，我需要脱离我个人能控制的项目。这样，在将来也没有必要再谈自己——这种自私的形象工作。在我完成最后一次的实验之后，我就要脱离我所做的事情，把它交给别人，也就是给它自由。只有放弃占有任何个人的项目和目的，然后重新开始做人，我才能脱离为了自己形象的考虑、才能很纯洁地为了世界的事情而做。
放弃所有联系到自己的想法是获得超出个人力量的秘密。我的命运特别不让我脱掉这个问题。如果能放弃联系到自己的想法，我就能同情地与所有的事物融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为了保持自己而具有自私心的个人就停止存在，个人的事情也停止存在。还没有到的时候，我需要用自私的反感来维持一种不同于社会的自己特点的事情，但放弃时，我也不用像社会中的人那样跟着机会跑，而放弃一切就会给我自由。
我既然创造了一些项目，可是如果我不脱离它们，它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假造的。创造项目是第一步，可是现在我要学会第二步，就是让它们消失，要放弃一切的目的。只有我个人没有了目的（留下空间），精神的力量才会进入我留给它的空间。这样，我才能发现与造出来的项目不同的真实的情况。创造项目比较容易，不过在自己的想象中又让它消失是非常难的。可是通过这两步，我们才能让精神的真理进入我们的思维。
在自由的状态下，我们就没有以某种方式去反应或想象的必要。不管有没有受到什么刺激来形成动机，自由的人都能自由的行动或者不反应。如果获得了这样的自由，自己就要负责所有的行为；没有了自然（自动）发生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就没有了不负责的借口。这样的，思考、情感和意志之间的自然连接（自然反映）已经被断开，只有自己才能把它们联系的自由就已经会引起对思考、情感和意志有意识的直觉能力并允许我们完全的控制它们。在这种没有了自然调整的情况下自己也要负责可能单一极端的发挥。在这个时候为了健康的自由需要的是和谐，不是紧张、刺激和动来动去的心情。